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二章 学校教育
马克思在小时既受了一种善良的家庭教育，他入学校读书自然更容易长进，更容易显露他的天才。可惜他初时入学校的年月和在学校读书经过的一切情形，当时没有遗下一点材料，因此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艾琳娜所说的一点，就是：他在学校中极为一般同学所爱畏，他们所以爱他，是因他会作小孩子的游戏，他们所以畏他，是因他好作讽刺诗嘲笑他们。（参看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纪念册》英文译本一四至一五页。）他年才十七岁，即毕业于特里尔中学。他的中学文凭上所填的日期为一八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文凭上褒奖他的品行端正，说明他对于希腊文，拉丁文，德文以及历史等课，成绩甚好，对于数学也不错，惟法文一门所学无几。文凭上并且特别注明他时常知道从希腊和拉丁古文的杰作中翻译并解释其艰深的节段，凡文字本质不难而其中事物和思想的线索艰深之处，他尤知道去翻译和解释；他的拉丁文论说虽常是过于堆坳，然在实质方面，却表示这是富于思想的，并且是穷源竟委，深入内层的。
当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预毕业考试的时候，共分为口拭与笔试两种。他在口试中，将贺拉斯（Horaz罗马诗人）的一首短持，李维（Livius 罗马历史家）的一章书，伊利亚斯（Ilias荷马的名著之一）的几首诗，以及修昔底德（Thucydides雅典历史家）的一章书，由原文译成德文，都译得很好，可是在历史的口试中，他要对于塞维亚斯托里亚斯（Servins Tullēus罗马古传中第六王）的国家制度，以及第五十字军和君士坦丁罗堡（Konstantinopel）的克服等事加以说明，就十分对答得来。他的笔试是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关于宗教的，他没有完卷，所以也弄得不好；第二个题目是：《青年人对于选择职业的审察，（Betrachtung eines Junglings vor der Wabl eines Berufs）他对于这个题目作得出色。主试人的批语如下：“颇好。此文显出思想的丰富与结构的周密。但作者于此又犯了平常一种好用僻语丽词的毛病，因此许多节段中词句之间，常有欠明了之处。内中有一句话很有趣味，就是：‘我们相信自己可应命而往的职业，常是得不到手；在我们预备决定自己在社会中诸关系之前，此等关系已经有几分开始〔存在〕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九年度一卷第五页，梅林《马克思传的鳞爪》Splitter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马克思这句话不是本书第一章起首所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句话的影子么？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在试场中所发的议论，居然含有唯物史观的种子，这可以证明马克思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大思想家，而资产阶级的所谓学者如施班（Otto Spann维也纳大学有名的经济学教授）等动辄斥马氏非天才，非大思想家的话，（参看施氏《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学说》第十版一四一页——Die Haupttheori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和《真正的国家》一六四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 Wahre Staat．Leipaig）简直是违心之论了。
马克思自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即于是年秋季升入波恩大学，依照他父亲的意思习法律学。他在此校读书一年，关于他求学的详细情形，没有直接的报告可供给我们做材料，可是从他的父亲的信中看来，在一方面他对于学业上的长进，不能如老人所预期，在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似乎是流于狂纵，并且耗费金钱太多，殊出老人意料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于失望之余，心中大不高兴，动于他颇多责备之词。至一八三六年七月老马克思决定令卡尔转学柏林大学，使他因更换较好的环境，有所观感，得发愤上进。
柏林大学的学风为当时全德意志各大学之冠。费尔巴哈于一八二四年七月移居柏林，写信给他的父亲说：“纵饮，格斗，以及共同驰骋等事，在此处〔指柏林大学〕是想不到的；没有一个大学像此处这样一致勤学，这样不仅做学生事业，并还蓄有求更高深〔学问〕的意志，这样努力求知，并且这样安静。其他大学和此处的工作室对照，真正是些寄宿所。”（见梅林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八页。）然柏林大学的优点并不在他的学生能安安静静读死书，而在他们静悄悄的研究室中的工作能与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活泼泼的问题，密切结合，他们的教师在当时思想界争斗的运动中能站在领导的地位上。所以恩格斯在一八四二年的日记中说：“没有〔一个大学〕像柏林大学一样尽力站在现时思想运动的前面，成为精神争斗的战场，这是他的光荣。其他多少大学，如波恩，耶拿（Jenna），继盛，（Giessen）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甚至于莱比锡，（Leipzig）布列斯劳，（Breslau）和海德堡，（Heidenberg）都已退出此等争斗，而沉沦于一种学术的麻木状态中，这种状态是许久以来德国科学界不幸的现象！反之柏林学府的教师中有一切派别的代表，因此可以引起一种活泼泼的争论，使学生们对于现代的诸潮流获得一种简单明了的概观。”（见迈耶编的《恩格斯早年著作》一八○页。）
柏林大学既是全国学术争斗的战场，又为英才集荟之所，这种状况特别是有益于资质聪颖，有志上进的学子。马克思转学此间，在他的历史上是一大转换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自一八三六年暑假离开波恩大学，归家避暑后，即遵父命前往柏林，于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升入柏林大学，仍继续习法律等科。据柏林大学对于马克思修业证书所存的底稿，他在学校数年所修的功课如下：（原文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一五五至一五六页。）
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七年冬季（按阳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异年三月二十日为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萨维格尼（Savigny）的罗马法全典；甘斯（Gans）的刑法，（教员注明勤学字样。）斯特芬斯（Steffens）的人类学。
一八三七年夏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赫弗特尔（Heflter）的教会法和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八年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赫弗特尔的刑事诉讼。
一八三八年夏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加布勒（Gabler）的逻辑；李特尔（Ritter）的普通地理；甘斯的普鲁士普通法。（教员注明勤学字样。）
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三九年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鲁多夫（Rudorff）的相续权。
一八三九年夏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布鲁洛·鲍威尔（Bruno Bauer）的《以赛亚》。（Jesajas按以赛亚是《圣经》上一个预言家。）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年冬季一学期没有听课。
一八四○年夏季一学期没有听课。
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格佩特（Geppert）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按欧氏为希腊古代三大悲剧家之一。）
照上表看来，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肄业九学期，实行听讲，只有七学期，共课十二门，大部分是关于法律方面的。在这十二门课中只有甘斯的两门课注有勤学字样，可见他对这两门课很注意，其余十门课对他没有何种批语，因为他是格于学校成规，才选这些功课。未必时常去听讲的。此外，还有一点是要说明的，就是，他所听的课中有些是萨维格尼与甘斯所讲的。萨氏是柏林大学历史的法律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之主脑，这一派以为法律有了历史的根据就是对的，所以对于一切历史的法律都加以辩护。反之，甘斯则为哲学的法学者，他极端排斥历史的法律派，说这一派偏狭空疏，并且妨害立法和法律的进步。马克思听了这两个对头的功课，他赞成后者的学说，所以他在当时既用心听甘斯的功课，在后来复表现一种反对历史的法律派之论调；由此可见他受甘斯的影响是很大的。
照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所听的功课看来，实属寥寥无几，他到了这种竞业乐群的学海中仍旧和在波恩大学一样，不勇猛上进么？这却不然。他在大学所听的课大部分既是关于法律方面的，这便是依他父亲的意旨选定的必修科，至于他自己觉得有兴味的科目还在哲学与历史。他所以忽视学校功课而注重自修，是因此等功课无论如何完备，总是遂渐前进的，这种教法只有益于中材生，决不能适宜于他这样的天才。据梅林的计算，他“在两学期中自修所得的学术材料，倘若排在课程中从容讲下去，二十个学期还讲不了。”（见梅氏《马克思传》一四页。）这可以证明他自修的勤奋了。
马克思到柏林大学一年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详述一年中经过的情形，此信是一八三七年（按原信上没有年分，但他的女儿艾琳娜照信中所说的事件推算，当为这一年）十一月十日写就的。这不独是马克思少年时代遗下来的唯一家书，极可宝贵，而其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艾琳娜说得对：“此信向我们指出发达中的马克思，向我们指出少年时的未来成人的模样。我们于此已经看见马克思终身所表现的那种几乎超人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欲望。”（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第五页，艾琳娜校的《少年马克思的一封信》。（Ein Brief des Jungen Marx）
马克思回顾一年来的学校生活，先从离家时说起：“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发生一个新世界，即爱情的世界，这种爱情起首真正是如醉如痴的，是没有希望的。到柏林的行程本来可以使我极端欢悦，本来可以引起我对于自然的观察而油然发生乐生之心，然这种行程却使我觉得凄凉，使我不能自在，因为我所见的岩石，不比我的心灵的感觉更为奇峭，更为雄壮，广大的城市不比我的热血更为新鲜活泼，餐馆中的食品不比我所怀抱的幻想囊（Phantasiepakete）更加丰盛，更饶咀嚼滋味，终则一切美术不如燕妮的秀丽。”（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及早年其他著作》一六页—）——Karl Marx：Lohnarbeit und Kapital Zur Judenfrage und andere Schriften aus der Frühzeit，Leipzig）
马克思所谓爱情世界是指他和燕妮的爱情讲，关于此事，我们另有专章叙述，暂不提及。现在单就他所谓岩石不比他心灵的感觉更为奇峭与雄壮，城市不比他的热血更为新鲜与活泼，食品不比他的幻想更为丰盛与饶于咀嚼滋味等语看来，在一方面表示他气吞河岳，心雄万夫，在另一方面，表示他思潮蓬勃，万流竞发，还不是一个寻常未成年的学生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他虽十分豪壮，却不粗浮，他知道埋头窗下，锻炼身心，所以他在信中接着说道：“到柏林后，所有从前和他人的关系，我都断绝了，会客访友，偶而不常，且殊违本愿，我所孜孜汲汲的是投身于科学与美术之中。（见同书第一六页。）
马克思在家庭教育中因受了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影响。雅好诗文，当他初到柏林大学，兴致仍在此一道，并且因思潮涌发，精神上正陷入一种纷乱的状态中，没有找着一条出路，所以他说：“照当时的精神状况讲，抒情诗必为第一种功课，至少也是〔和我〕最合式的，最相近〔功课〕，可是依我所处的地位和向来的全部发达讲，则此项诗词是纯粹空幻的。我的天堂，我的美术，恰和我的爱情一样，远在彼岸。我送给燕妮收存的起首三卷诗所表现的是：一切真实的都是幻境，一切虚幻的竟茫无涯际，对于现在是攻击的，感情的显著是广泛而无定形的，没有一点是出乎自然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实际存在的事物与应当存在的事物两者间完全对抗，只有词令的反映，没有诗思，可是或尚有一点热烈的感情，飞跳纸上。”（见同书第一七页。）
然马克思的精神陷于纷乱的状态中为时并不久，因为他旋即减少他对于诗词的热度而另辟途径：“现在诗词一项只作为陪衬品，我必须研究法律，我尤心痒不过，要探讨哲学。这两项功课当结合起来，我一方和一个学生一样，把海列西阿士（Heineccius）笛保特（Thibaut）等的著作通读一遍，丝毫不加批评，例如将起首两本罗马法全典译成德文！一方力求使一种法律哲学从法律方面贯通起来。我预先提出些玄学的句子作为小引，并且使这种不幸的工作一直达到公法方面，这种作品差不多有三百个波根。（Bogen）”（见同书第一七页。）马克思对于法律的著作，已经不复存在；且他最后一句话尚有一个疑问，按德文所谓一“波根”通常计算为十六页，他在一学期之中，著书近三百波根，便有四千多页，这自然是办不到的，梅林疑这是一种笔误，他以为在一个学期之中不讲三百波根的著作做不成，即三十波根的书也不容易办到。（参看梅氏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一六页。）马氏这种作品到底有多少，固无从断定，然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书，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在上面看见马克思已经将他的注意力转入法律和哲学方面，他于是详述他研究法律与法律哲学的情形，并编成一表，以期明了。末了，他看出他研究法律学全部的错误处，从新觉悟到没有哲学是打不通的。“所以我又怡然投入哲学的怀中，作出一种新的玄学的根本系统，在这种系统的结局中我竟不能不承认他的和我的早前全部努力是本末倒置的。”（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及早年其他著作》二一至二二页。）
可是马克思于上述工作之外，尚旁及于他项工作，所以他说：“此外，我对于所读的一切书籍，作成笔记，习以为常，如对于莱辛（Lessing）的拉奥孔（Laokoon），梭儿格尔（Solger）的《欧文》（Erwin）,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美术史，卢登（Luden）的《德国史》，都作笔记，并在书旁随时书下感想。同时我并且翻译塔西佗（Tacitus）的《德意志》（Germania），阿卫德（Ovid）的《丧歌》（Libri tristium），我又开始习英意文文法，因我对于这两种文字的程度至今是不够用的，我并且读克莱恩（Klein）的刑法，及其编年记，和一切最新的文学，然关于这种文学只是附带的。当这个学期告终时，我再探讨苗生女神的跳舞（Musentanze【缪斯舞】）和讽刺音乐，在我送给你们最后这个册子中，一种唯心论借种种不自然的恢谐，借一种没有成功的幻想戏剧到处表现出来，一直到这种唯心论毕竟完全突然摇动，大半没有热烈的对象，没有活泼精壮的思路，走入纯粹形式的技术中。然最后这些诗独使我——和受魔术一击一样，唉！这一击开始摇动了——忽然觉得真正的诗的领域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仙宫殿一样对照着我，使我的一切创作打得粉碎。”（见同书二二页。）
马克思在第一学期中这样博览群书，夜以继日，犹自以为所得无几，于是身体精神，两受痛苦，遂生起病来了：“在第一学期中为着这些学业，有许多夜竟是通夜不能成眠。并且必须经过许多奋斗，受过许多内外两重的刺戟，到结局，我所获的并不甚多，而自然，美术，和世界竟因此疏远了，朋友也因此绝交了，每一念及，我的身体必须保全，一个医生劝我到乡下去养病，我于是第一次通过这很长的城市，出前门往斯特拉罗（Stralow）。我也没有预期在该处当由一个面黄的虚弱少年，而变成一个体格极强壮的人。（见同书二二至二三页。）
马克思在斯特拉罗那个渔村养病，不久即恢复康健。他于是继续研究法律学。可是旋因燕妮害病，他代为忧虑，又自以为他的精神工作是日趋日下，徒劳无功，而他对于学问上尚有烦闷的问题，于是他又病起来了，迨病愈后，他的精神生活复起了变化，因为他将一切诗词都焚去，不复措意于此了。
可是马克思在病后精神生活的变化还不及病中的重要。当他第一次养病时，他就说过：“我对于黑格尔的哲学，读过少许，我不中意这种哲学悬崖绝壁一般的奇异音调。我愿意再投身于这个大海中。……”（见同书二三页。）他在第二次病中。便实践前言：“当我在病中的时候，我对于黑格尔〔的哲学〕从头至尾，读过一遍，即他的最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我也读过了。我在斯特拉罗接交许多朋友，因此加入一个博士会（Doktorklub）几个〔大学〕讲师和我的最亲密的柏林朋友罗登堡（Rudenberg）都在其中。在此会的争论中表现些互相对抗的意见，我自己和现代的世界哲学愈加很坚固地结合在一起了。……”（见同书二五页。）
马克思写给他父亲的信甚长，我们在上面所引的，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段。然即此已可窥见他勤学的状况，及他的精神发达的程序：他起初是思潮涌发，清浊不分，及研究黑格尔的哲学，他才得着一个指南针，他的思想，才上轨道。关于这一点，布卢巴合（Fritz Brupbacher）发挥得极致，他说：黑格尔的“倾向是使生活中诸单个的现象取得自主权，（Autonomie）使之集中成为一种体系，这种倾向对于马克思的精神是完全相宜的，此外，黑氏又以他那进化的历史观之乐观主义予马克思以一种心理上的救援，这是马氏从康德（Kant）和费希特（Fichte）〔的哲学中〕找不到的。马克思一踏入黑格尔的思想轨道中，他〔精神上〕的粉乱即消灭了，而他在理论上以及实际上所走的道路是和他固有的个性相符合的。黑格尔予他以一种到实际生活门口——即到实际生活形态——的钥匙，这种实际生活只有抽象的思想家才能达到的；黑氏予他以一种工具，使他因此得见世界。黑氏使他在人类史上找着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他在自己个人的生存中不能发见的。黑氏因此又替他安下一种自觉信心的基础。〔初时〕在资产阶级中以及后来在无产阶级中推进这种自觉的信心，就成为他宣传的任务。……马克思遇着黑格尔的哲学使他得消灭自己孤立和散漫〔的状态〕，予他以一种有思想，有感觉，和有意志的全体结合，他附着在这个全体上，作为一个有用的分子。历史的发达指示他一种程序，（Ordnugn）这是他向自己去寻索，徒劳无功的，他在向前进的资产阶级所发达的自觉中，发见一种势力，而此势力会消灭他所憎恶的庸人俗物的旧世界。他现在对于这种势力的发达是贡献他的全人格的。纷乱有了头绪；因为个人生活的目的是找着了。”（见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一一至一二页，一九二二年出版。Marx und Bakunin Berlin-Wilmersdorf）
布卢巴合上面一段话将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的深远都描写出来了。马氏于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后，即变成“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他后来所倡的唯物史观虽与黑氏的唯心史观立于正反对的地位，他的辩证法虽与黑氏的辩证法“直接对抗”，（见考茨基注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四七页。）然他自己是欣然表示他十分服膺黑氏的。所以他在一八七三年犹说，德国人现在待黑格尔和死狗一般，“我却公然承认我是这个大思想家的弟子。”见同书序言四八页。）
我们刚才说及“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上面的信中也有所谓“博士会”，现在对于这两点须略加说明。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唯心哲学是风靡一时的，可是他死（死于一八三一年）后不到十年，他的信徒即分裂成为两派：一为反动的“正统派”，崇奉他的“绝对意象”（Die absolute Idee）一为“青年黑格尔派”，相信他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他的辩证法本来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就他的辩证法讲，世界是向前进步的，万事万物是变动不居的，如今天存在的东西是真实的，合理的，到了明天一失去其存在的必要，便不真实，不合理了，所以世间事物不能万古长存，总有变动与消灭的一天。可是他的“绝对意象”说恰与此相反，他以为在历史发达的进程后面站着一种万古不变的“绝对意象”，而进步的自身只是这种意象的发展，因此“绝对意象”成为进步的泉源，成为宇宙的根本。他的学说中既含有这两种对抗的元素，所以他的信徒中一般保守的，与进步的分子自然会各宗一说，分道扬镳了。柏林的“博士会”就是由“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组成的。他们大概是些青年的大学讲师，别项学校的教员和著作家等等，英才济济，集于一堂，马克思加入其中，自然收了不少切磋琢磨之益。至于他所谓最亲密的朋友罗登堡是一个军营中的教员，罗氏没有特别优长的才学，马氏与他的交谊后来也逐渐疏远了。“博士会”中使马克思获益最多的人要算布鲁洛·鲍威尔鲍威尔为柏林大学有名的神学讲师，也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又会员中的宽彭（K．P．Köppen）也是马氏的好友，并且使他获益不少。宽彭是一个中学教员，富于历史的学识，他于一八四○年著《大扶利德利系及其对敌》（Friedrich der C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一书，在题名篇上书敬献此书于卡尔·马克思字样，由此可见他是十分敬仰马氏了。马克思于一八六一年返德国，犹过访宽氏，他当时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在柏林又访宽彭。……他将所著的释迦牟尼两卷赠给我，这是一种重要的著作。（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八页。）马克思重视宽彭的学识于此也表见出来了。此外博士会中还不少当时知名的人物，然只有马克思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新进少年。
我们对于马克思家书的说明已经告竣，现在接着讲他父亲的复信。此信是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发出的。此信的原文甚长，而其内容不外对于卡尔责备，警戒，劝勉，与期望。马克思致他父亲的信，自我们看来，是表现他在学业上勇猛上进，何等可敬可爱，然他的父亲因为希望他成材的念头太切，对于他便不免有责备过分的地方。老马克思首先诘问卡尔怎样解决像他这样一个少年人的任务，于是代他回答道：“要怨天了！一点头绪也没有，对于一切知识部分到处乱撞，在黑暗的油灯下呆想，不在酒杯旁边发狂，但蓬着头发，裹在学者的睡袍里面发狂；露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忽略一切礼节，甚至于对父亲的一切敬礼都没有了，与世界交接的技术只限于污秽的书房内，燕妮的情书以及父亲善意的，甚至于和泪写就的劝告，在这个房内的纷乱状况中，或者和破纸屑混在一块，此等信件倘若因不负责任的乱放，落入第三者的手中，那就更好了！在这种无意识无目的的求知的工作场中，要获得结果去安慰你自己和你的爱人，要收集成绩去履行你的神圣的义务呀。”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二页。）
老马克思于痛责卡尔对于读书和处世不得方法后，又将卡尔和好些于照例上课外专门巴结师友的平庸的学生比较一下，他说：“此等可怜的青年除掉有时作半夜或全夜的游乐外，他们真是安然睡觉的，而我的有能力和才干的卡尔陷入苦境，通夜不能成眠，他的精神与身体都困顿于苦学之中，他为着获得抽象的真实学问，牺牲一切享乐，可是他今天造成的东西，明天又毁弃了，结果，他把自己固有的破坏了，对于外来的，却没有得到手。并且身体毕竟会弄坏，精神毕竟会错乱，而一般普通青年却平平安安，潜步前进，比那些抛弃少年快乐和破坏自己康健去捉摸学问影子的人。有时更容易达到目的，至少也是更便于达到目的，至于那些苦学的人和一般有能力的人接交一点钟，或者更容易获得这种学业，同时还得到社交的快乐！”（见同书二三页。）
卡尔求学与处世的方法，既为老马克思所痛心，而卡尔治生理财的手腕，也为他所反对；因为卡尔在波恩大学，用费浩繁，到了柏林大学仍不改前辙，所以老马克思除掉旧事重提外，接着说道：“好像我们是金人一样，儿子在一年中一切开支几乎达七百塔勒（Taler），同时既最富的〔学生每年也〕用不上五百塔勒。为什么呢？我替他说句公道话，他不是一个消费者，他不是一个放荡者。可是一个人于八天或十四天之中〔在学问上〕必须找出种种新的体系而毁弃从前种种疲精费神的工作，试问这种人如何能够经理琐务？这种人如何能够处置小事？大家的手都插入他的钱袋中，大家都欺骗他。”（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三页。）卡尔·马克思不善于治生，不独是在学生时代如此，即他的终身也无不如此，柏尔说他“在日常生活上完全不适宜”，（见柏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四○页。）这不算是很过当的话。
卡尔写信给父亲，本要求于年假时归家，然老马克思不肯允许，他说：此时回来，毫无意义！我固然知道你所听的功课很少，——学费也许是付出了——但至少我也愿意你保持一种体制。我确非舆论的奴隶，可是我也不愿费去金钱，反招物议。〔你可于〕复活节假期（Osterberein）——早十日也可以，我并不这样拘执——回来，我现时的书信虽如此严厉，然我可以保证，〔届时〕我当张开两臂欢迎你，并且以一个父亲的心肠待你，现在我的心中本来只是烦燥一点”（见同书二三至二四页。）
卡尔年假归家的请求既不得父亲的允许，反引起其忧念之心与愤怒之情，他于是更自奋励，冀获得父亲的欢心。他不独年假不归家，即到复活节（三四月间）也决定不回去，一则可以继续作工，不致间断，二则使他的父亲知道他是努力向上，心中稍为如意。老马克思得到这种消息，果然高兴，他于一八三八年二月十日写信给卡尔说：“你最近的决定极可嘉许，这是有思索的，这是聪明的，你如果履行预约，当能产生最好的结果。你要知道，不仅你一个人有这种大牺牲。我们都有这种牺牲，然理性是必须战胜的。（见同书二四页。”）
老马克思上面的信是他给卡尔最后的一信。他自一八三七年下半年起，即已患病，在写此信之前已经患病五星期，他写信时病势略有转机，但旋又转沉重了。他的妻子于二月二十六日写信告诉卡尔，说他的咳嗽虽止，但食欲锐减，不能复元，卡尔回信给他，当细心体贴父意，因为他对于卡尔的信总是反复诵读的。老马克思于是在此信上附入一句话：“亲爱的卡尔，我写这几个字祝你好，再多我还不能写。”（见同书二五页。）至五月十日老马克思即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六岁。卡尔是否于父亲逝世前赶回家中，无从查考，然观老马克思对于儿子的爱护与督促备至，卡尔的终身不忘父恩，他们要算是极人世间父子亲爱的能事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讲卡尔·马克思学生时代的生活，他在柏林大学肄业四年半，除掉第一年的情形我们已经详细写出外，还可从布鲁洛·鲍威尔给他的信中窥出他将近毕业时的状况，鲍威尔于一八三九年秋季由柏林大学转到波恩大学去当讲师。他想要马克思即刻预备毕业考拭，了结学生生活，然后往波恩大学当哲学讲师，并和他共同办一种批评的杂志。他于是年年底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对于这一方面〔指哲学〕的任务是容易的。你只要预备能于〔明年〕夏季讲课。你只要预备（涉及这些事你固然是不高兴，但不干又怎样成）能完成那可鄙的考试，于是丝毫无阻地做你的有统系的工作。”（见同书三一页。）至一八四○年三月一日鲍威尔再写信催马克思说：“考试是一种无意义的事，是一种滑稽剧，然你究竟应将这拖延的勾当作个结束。”（见同书同页。）鲍威尔虽催马克思早日从学校抽身出来，以便共同活动，但马氏在一八四○年却没有孜孜汲汲，预备考试，演那毕业的滑稽戏。
当一八四○年秋假时，鲍威尔住在柏林至数月之久，他和马克思对于将来的活动，当然有所筹划，但未几因政局的变动，使他们受一大打击。普鲁士王威廉第三（Friedrich Wilhelm III．）于是年六月逝世，新王威廉第四即位后，实行反动政策，于十月任命反动派中最顽固的埃系霍恩为文化大臣。于是全国各大学保守派的气焰大张，而维新派的人便不能自由行动了。鲍威尔在波恩大学因前任教育当局的关系，本有升为神学教授的希望，但此时埃氏出长教育，波恩大学神学科便不肯任鲍威尔为教授。同时柏林大学也日趋反动，一八四○年既聘极顽固的法学者施达尔（F．I．Stahl）为教授，一八四一年复聘守旧派著名的神学者谢林（Schelling）为教授，这都是对付青年黑格尔派的手腕，在这种局面之下，马克思如果要向柏林大学提出他的《德谟颉利图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异点》（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e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一文，作为毕业论文，便和梅林所说的一样，无异“以首撞壁”。（见同书五九页。）
然我们首先要问马克思此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说明这一点之前，我们须讲一讲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德氏为希腊最古的唯物论者之一，他的学说的中心点就是原子论（Atomistik），此说虽不是他创造的，然却是由他集大成的，他的玄学的根本原则如下：“一、无中不会生有；凡存在的事物是不能够使之归于乌有的。一切变化只是诸部分的离合。二、没有何种事物的出现是偶然的，一切事物的出现都有一种理由，并且是必然如此的。三、除掉原子和空间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其他一切东西都是见解。四、原子的数目是无限的，他的形态的种类是无穷的。在永久的下降运动中，〔形态〕大的下降迅速，撞击〔形态〕小的；因此引起的侧边运动和旋转是世界形成的开始。无数世界并肩接踵地形成并且消灭。五、一切事物的不同是由于他们的原子数目，大小，形态，和次序的不同，原子没有性质上的不同。原子没有‘内部的状况’，他们彼此的活动只是由于压迫与撞击。六、精神是由精致和圆滑的原子而成，和火的原子相似。此等原子是最活动的，生活现象是由此等贯彻全身的原子的运动产生的。”（见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第一卷三七至四六页。Priedrich Albert Lange：Geschichte der Materialismus．Leipzig）伊壁鸠鲁继承德氏的原子论而略加以改变，因此，他的结论完全和德氏的不同。马克思这篇论文就在探讨他们两人不同之点。
马克思的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泛论德伊两氏自然哲学的异点，第二部分是详论这种哲学的异点。他在第一部分中说：“两个哲学家以同一的方法而倡完全同一的学说，可是——何等不一致到底啊！——他们对于这种学说的真理，正确，和应用，以及思想与实际的关系，处处立于正反对的地位。”（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七五页。）
马克思于举例说明他们两人相异之点后，接着说道：“我们由此看见这两个人一步一步立于对抗的地位。一个〔德谟克利特〕是怀疑论者，一个〔伊壁鸠鲁〕是独断论者；一个〔德氏〕以为有感觉的世界是主观的表现，一个〔伊氏〕以为〔有感觉的世界〕是客观的现象。那个认有感觉的世界为主观表现的人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积极的认识，并且表现由经验而来的，随处学习的，和远游所得的观察是不止息的。那个承认现象世界为真实的人蔑视经验；而思想以自身为满足，安然自得，以及由内部的原则创造其知识，独立无阻，这两点都集中于他一人的身上。可是〔他们两人的〕对抗还要继续增高。认有感觉的宇宙为主观表现的怀疑论者和经验论者是在必然的观点上考察宇宙，并且力求解释和捉住事物真实的存在。反之，认现象为真实的哲学家和独断论者到处所见的都是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大概为不信任宇宙中一切客观的实体。”见同书八二至八三页。）
马克思在论文第二部分中举出德伊两氏主要的异点，他说：“伊壁鸠鲁假定原分子在空间中三重运动。一重运动是〔原分子〕坠于垂直线的运动；第二重运动则起于反分子略偏于垂直线；第三重运动是由许多原分子的撞击而定的，第一和第三重运动的假定，是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所共同的，至于原分子对垂直线上的倾斜便是伊氏与德氏相异之处。”（见同书八四页。）
末了，马克思将他们的异点总括起来，说道：“自伊壁鸠鲁看来，原分子及其一切对抗为自觉的自然哲学，这种自觉在抽象的个体形态之下，是绝对的原则，一直达到最高的结果，至于这种绝对的原则就是原分子对总体的解体及现意识的对抗。反之，自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分子只是经验的自然哲学普通客观的表现。因此他视原分子为纯粹的和抽象的范畴，为一种假定，这是经验的结果，不是经验有力的原则，因此，这种假定不能实现，恰和真实的自然科学不再由此假定决定一样。”（见同书一一一至一一二页。）
马克思这篇论文颇不完全，第一部的四，五章以及全部附录都已遗失，故我们不能窥得全豹。然就存在的部分讲，他具有左伊壁鸠鲁而右德谟克利特的倾向，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以为生活就是不断地作工，作工就是不断地奋斗。他所以和德谟克利特疏远，是因〔后者〕缺乏一种‘有力的原则’，像他后来所说的一样，这是‘向来一切唯物论主要的缺点’，于是对象，实际生活，物质生存只在观察上的物体形态中觉得的，这不是主观的，不认为实行，不认为人类官能的活动。他所以和伊壁鸠鲁接近，是〔因后者具有〕有力的原则。……”（见梅林《马克思传》三四页）
马克思《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只是他拟著的一大部书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说：“大家只能视此文为一种更大著作中的先驱，我将在此大部头著作中详细描写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k）和怀疑派的哲学，以及他们对于希腊全部空论哲学（Spekulation）的关系。”（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六七页。）可是马克思对于这种大著作，后来毕竟没有动手；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一文中说马氏晚年犹有著哲学史的计划，可惜终久未能实现。
马克思这篇论文既不敢提出于反动潮流正盛的柏林大学，乃送交耶拿大学，经此大学审查的结果，认为合格，遂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五日予以哲学博士学位。（马氏没有亲去受学位。）他的学校生活，至此可算是正式告终了。可是在此以前，马克思对于出学校后职业问题的决定，犹有足述的一点。当他的父亲在世之日，他虽决定终身从事于学业的生涯，讲学于任何大学，然他也没有完全抛弃从事实际事业的企图。迨他将近毕业之时，他的父亲既已逝世，他自己又行将有家室之累，所以他复想在社会上做一个事业家。鲍威尔极不赞成他这种计划，所以于是年三月三十一日写信给他道：“你要是打算从事于实际事业的生涯，便是无意义。现在理论是最强有力的实行，我们绝不能预先说出理论在实际上的重大意义将达到何种程度。（见同书六○页。）
可是马克思继续学业生涯的意志毕竟战胜了他做实际事业家的企图。他于毕业后移居波恩，初时仍希望在波恩大学谋得一讲席，并与鲍威尔共同进行创办杂志的计划。然鲍威尔在一八四一年夏季刊布他著的《新洛提克福音史的批评》（Kritik der evangeli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一书，惹起波恩大学当局的愤怒，他的讲师位置也保持不住了。鲍威尔的命运既是如此，马克思更没有讲学于波恩大学或任何大学的可能；而他们所拟办的杂志也因这种反动局面不能出现了。关于马克思此后的行止，我们当在下面各章随时叙出，现在再叙一事作为本章的结束。
马克思在家庭教育中既已安下很好的事业的基础，他在学校教育中复奋志上进，博览群书，当他在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真实学问的学者。关于这一点，当时极负时誉的社会主义先进赫斯（Moses Hess）已经看出来了。他于一八四一年九月二日从科隆写信给奥尔巴哈（Berthold Auerbarh）说：“你将在此认识一个人，引为幸事，此人虽住在波恩——他即刻在该处讲学——然现在是居于我们的朋友之列。……总之，你可以想像〔你将〕结识一个最大的哲学家，或者还是现今存在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他不久会公然出面，（在著作上和讲坛上，）将引起德意志〔人士〕的注目。依他的倾向和他的哲学上的精神教育讲，他不独是超过施居闹斯（Straunes），并且还超过费尔巴哈，然佛氏本来是很著名人物了！——我要是能够寄居波恩，那么，当他讲逻辑时，我当为他的最勤奋的听讲者。我对于哲学方面，总想找得这样的一个人做教师。我现在才觉得我对于真正的哲学是一个何等的拙工。但是忍耐着罢！我现在还可以学一点子！我所崇拜的人叫做马克思博士，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他对于中古时代的宗教和政治，将予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深沉的哲学的庄严和最锐利的诙谐，结合在一起；你只想卢梭，福禄特尔，霍尔巴赫（Hollbach），勒新，海涅，和黑格尔联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我说联合，不是说杂凑——哈，你晓得马克思博士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十卷四一二页，节洛西斯节：《赫黑斯给奥尔巴哈论马克思的一封信》——T．Zlocisti：Ein Brief von Moses Hess an Berthold Auerbach ueber Karl Mard）节洛西斯节说得对，赫斯此信是对于“马克思第一次的大评价”。〔马氏当时人物中〕几乎还末居于侪辈之列，还只是他们下面最年少的新进之一，然赫斯却已经认识马克思早年成熟的意义，并且预先见到马氏为“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了。（见同书四一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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