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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1936.4.10)
立三路线在各种基本的重要问题上被克服过来了。但立三路线之中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残留在党内，还没有被完全克服过来，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因为这个错误长期残留在党内的缘故，因为在党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如果从今天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来看，那末，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
今天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过去若干年来所给予党的损害之具体事实，差不多每一个党龄较长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和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同志，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如果简单地说，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当我们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积蓄了一些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当我们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时，它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这种组织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们戴“和平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六大”的决议[1]说：“准备武装起义”；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说：“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与这些决议相反。当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做好了，就要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决斗，要这些工厂学校单独举行政治的罢工、示威游行，给予超过他们当时力量所能胜任的斗争任务。党内许多同志跑到这些工厂学校去，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等，结果就没有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开始有了一点基础和力量，就这样被消耗和浪费掉，这就自然不能积蓄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所以每到一个重大事变（如“九一八”、“一二八”来临，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因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执行当时所提出的任务感觉痛苦。我们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知道只有将那些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保存与巩固起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去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我们同志常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结果不能不使得我们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在红军中，要保存与爱惜我们的力量，要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作战，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较弱的一点，以取得胜利，那末，我们在白区城市中指导群众斗争，却完全是违反这种战略战术原则的。对已有的力量，尤其是对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与爱惜，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纪念节就同敌人作战，不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而盲目地进行斗争。结果，我们在红军的斗争中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而在白区中心城市的斗争中则与此相反。
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为什么在形势与条件不好的时候，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还不停止这些事呢？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不承认形势与条件也可能对示威有不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总是要作“礼拜”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而是常常要群众去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是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甚至不经过群众的同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同党一样的、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允许的宣言、传单和文件。对于任何一次群众斗争，不管条件怎样，都要机械地“坚持到底”，即坚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费尽了才止。在形势极不利于战斗继续延长的情况下，他们还认为“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提议是机会主义。这样，就使得群众斗争不能发动；或者在斗争发动后，群众离开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放弃了某些胜利的条件、机会，使斗争受到打击，直到最后的失败。他们领导群众的方式与领导党组织的方式一样，使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结果在侦探严密监视下，就没有法子不使群众团体的组织也缩小到和党的组织一样。
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党一样，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积极去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的要求。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忙于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反对他们的领袖。结果，把这些群众和同盟者完全关在门外。群众或某些人要起来抵制日货，我们同志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不去参加、赞助这些人抵制日货，使之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群众与某些人提出口号要枪毙王正廷[3]，我们同志忙于批评这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口号；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我们同志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抗日，我们同志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装占领了满洲，我们同志却强调地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这样，怎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着我们在某种部分的纲领和口号之下，团结了比较多的群众和各种派别的人在我们周围，建立了真正的群众组织时，我们同志是一个纲领之后再加上一个纲领，一次冒险斗争之后再加上一次冒险斗争，使这些组织中的群众和同盟者完全离开，直到剩下我们同志几个人。上海工联[4]、反帝同盟[5]、民众抗日会[6]、左联、社联[7]以至许多工会，开始时都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志总是不会把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而只会把它缩小到完全没有群众。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总不能容许其他派别有一个人和我们共事，而必须是“清一色”。我们夺取了黄色工会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总是忙于把它“转变”成赤色工会，以至弄到塌台。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似乎是不许党外再有群众组织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而我们同志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同志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地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但我们同志所做的恰与此相反，许多可以公开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许多可以公开发表的主张、论文，要拿到秘密刊物上来发表，或是发行秘密的传单、宣言等。我们同志忽视与放弃公开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机关无限制地扩大起来，秘密的刊物、文件特别多，特别长，一般文件“机械化”、“八股化”，这样就使群众工作极端缩小，而使秘密机关到处膨胀，结果是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错杂起来，这样就破坏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开工作。我们同志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群众行动、某些群众团体、某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在某些地方开了某些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某些事项，便利了敌人来监视我们。在某些地方或工厂，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活动还可以避开敌人的耳目，但我们同志在这些地方却完全无必要地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写出党的口号，使敌人能从这些地方来找我们。对公开的群众团体，不是设法让它更公开些，范围更广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开的范围都逐渐缩小，直到完全不能公开，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开的附属组织[8]都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说是什么“赤色工会的中心作用”。结果就是取消一切公开工作，使一切附属组织都秘密起来。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轻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要机械地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而我们硬是一成不变地提出这么多纲领、这么多口号，少了一条也不行，结果是拒绝了这些同盟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地表现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党内斗争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那些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的错误，关门主义者硬要依照直线的理论，说这是“系统的机会主义”，替他造出系统来。下层同志的自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害怕说话，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负责者是谁呢？自然我们不能怪那些下层的同志，而是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不采取同志式的、诚恳的态度爱惜同志和教育干部，往往是过分地打击同志与干部，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错误斗争方式，认为是“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推动下级和干部的工作。我们没有在党内造成同志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欢迎批评和放手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发展下层同志自动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这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产生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而在另外一方面，就为取消派、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资料，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对党进行破坏。过去我们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天津、北京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在这些中心城市，我们现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哪里？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
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还常常对目前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竟可以估计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所以他们敢于冒险，认为不必要做长期艰苦工作，不必要聚积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和敌人决斗。对于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什么什么的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对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也是不愿意看见的。似乎这不算什么，不要紧，明天革命胜利，这些损失马上就可以弥补起来。对于形势的这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没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现在有九年了，为什么上海、汉口、天津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苏维埃区域？倘若他们早想到这一点，以九年的艰苦工作来聚积革命所需要的力量，那末，他们也许不会那样浪费革命的力量，而认识到积蓄力量和保存干部的必要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立三路线时代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四中全会以后虽有改正[9]，但基本上没有转变过来，而这些错误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党内还是残留着。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给予党的损害有这样严重。在以前，我们没有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应有的打击，更说不上致命的打击。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组织弄塌台，但是我们没有拿这些事实来研究，开展斗争，给这些同志以应有的必要的处罚，以教育同志。因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就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留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和干部在这里可能犯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我们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党，有无数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干部与同志，只要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至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到天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为了贯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写了许多文章。本文原载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五期，题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文中“立三路线的残余”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1] “六大”的决议，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7月9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
[2] 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3] 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1928年6月起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1981年“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学生到外交部请愿，激于义愤，将他痛打。同年9月30日王被迫辞职。
[4] 上海工联，即上海工会联合会，是上海各赤色工会的联合组织。1929年6月成立，1936年结束。
[5] 反帝同盟，指1928年8月成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
[6] 民众抗日会，即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1931年12月6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抗日组织。
[7] 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1930年在上海成立，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其成员大部分参加各界救国会，社联即停止活动。
[8] 灰色团体，指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或由与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组织的，但不以革命面目出现因而可能避免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的群众团体。
[9] 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比李立三更左的指导思想批判李立三的错误，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作者在此文中对四中全会的看法，是当时党内对四中全会的一般认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四中全会的错误作出了正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