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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9.5.2)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好。总起来说，不外是这么几个问题：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我这次不能多谈，以后黄敬市长可以多谈。
政府的方针很明确。现在整个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很清楚的了。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做到，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到，也可以做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虽然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还不能完全独立，还有许多原料零件等等，需要依靠外国，但是因为钥匙在手，只要有十几年时间，国内经济就可以逐渐独立。其次，封建势力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军事发展下，也可以解决。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是指工业农业。一方面是生产，一方面要有分配。因此，商业，进出口贸易，内地贸易，运输业等，都要和生产配合。
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至于农业，则全部是私人的。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私营的。将来还可以组织一部分合作社经济。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
前次我和几位先生谈话，谈到怎样使公私营企业结合起来的问题。有位先生说，你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的忙。这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
上次谈话，有些先生说怕我们的贸易公司，说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这也未可厚非。
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么？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遍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上回李烛尘先生谈到他去山东临清销盐，说临清贸易公司降低盐价挤他。我已告诉临清贸易公司不要这样做，并且要李先生再去。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我们的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顾到国家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便不会照顾你。又有人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我们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说限制等于不限制。
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来和国营的竞争。将来限制恐怕要多一点，如工厂愈办愈多，中国已不是产业落后，而已达到进步、饱和了；生产不是太少，而是过剩了，那时就必须限制。不然，中国就要变成帝国主义，到国际上去抢市场，一抢就要打仗。要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政策便是失败的。
不变成工业国不得了，一变成那样的工业国更不得了。这些事情还远得很，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有计划地避免，这一点政府可以做。比如办多少纱厂以后，不要了，可以限制国家和私人再办。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像李烛尘先生所提的，临清贸易公司应提高盐价，这就是要限制贸易自由，限制临清国营贸易公司有减低盐价的自由。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又比如税收问题，你们提议将税率由百分之三减少到百分之一点五，是说税收限制了你们发展，因此你们提议要我们把税收限制一下，这也是相互的。在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你们提的意见很好，可以由对外贸易处与有关方面商量，想办法解决。统销如果妨碍出口，可以修改。修改方法不一定是取消已颁布的统销法令。你们经营出口，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政府商量获得适当解决。
贷款方面也要互相商量。恢复工业需要一大批资金，光是公营厂房修补一下，就需要十五亿人民券。但是贷款仍需要办，应该统一筹划，公私兼顾，大家分一点。要全部够用，我想是不可能的。加发票子，如果不致影响生产，可以发。贷款的章程可以具体研究一下，如临时贷几批，立即生产见效，就应立即做。
税收问题。天津税收现仍用旧税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石家庄解放后半年多不收税，反而引起工商业家恐慌，以为要清算他们，不但不感谢，而且还不放心。所以在天津解放前，我们就打电报通知，天津一解放就照国民党的办法收税（苛捐杂税除外），收几个月后再慢慢改。收的结果不坏，出我意外。据你们说税收得多了。你们既然可以照数交给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同样交我们呢？你们拥护人民政府么！我们以后可以在财政上公开，采取老实态度，收多了告诉你们，有困难要求你们解决。同样，你们也应该采取老实态度，调皮捣蛋，尔虞我诈，大家反对。过去在国民党下面，老实吃不开，现在人民政府下面，只有采取老实态度才吃得开。国民党收税贪污很厉害，你们用的是两本帐，所以实际收得少。这次税收得多，我们有一半功劳，因为我们不贪污；你们也有一半功劳，因为两本帐变为一本帐。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
税收多了，要做点事。要把工厂玻璃安起来，用两个月的盈余来开支就够了。其次，还有很多事业要办，如医院等的建设。
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但大家应该负责任地提意见，要公私兼顾。职工所得税也得和他们商量。
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天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过了长江，有二百一十万战士同时在前线作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兵力。但是在全世界我们的兵的费用还是最便宜的（美国兵每人每年要用一万七千元美金，而我们的兵一年仅用一百多不到二百白洋）。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负担多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不过，这样的时期是不会很长的。大家咬紧牙关，过一年或者两年，炮弹不打了，兵不养这么多了，有的兵参加生产事业了，情况就会改变，现在需要你们多负担一点，税收恐怕还要增加一些，当然，如果多到妨碍生产的程度则应当减少点。处在今天困难的情形下，工厂能够不断生产，不赔本，就算是胜利了。公营企业中甚至有的还蚀本，也要继续开下去，用赚钱的厂贴赔钱的厂。今天工业的利润不可能很多，但工业的前途很光明。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钱的时候在后头。
你们有些困难，像原料不足等问题，可以向政府声明，政府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比如你们想到山东，河南去收买牛皮，政府给予帮助，完全没有困难，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就希望你们提意见，和我们合作。上次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很好。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但是目前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还不宜于建立。
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如税收、原料、贷款等等，看需要来设立；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一切问题和意见，可以向这个委员会集中。
对外通邮电的问题，可以商量。和外国通邮电，只要在不丧失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经过外商与外国建立关系，这是临时办法，不是永久的。和帝国主义来往，只要不丧失主权，不致束缚我们的手脚是可以的，和外国人做生意有好处就做（他也愿意，两利）。这是讲生意。政治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诸位可以不谈。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今天帝国主义来找我们，这口气我们不能忘记，就是说，不要忘记民族立场，但是有好生意还是照做。
商标假冒，是不好的。
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是临时的）。
是不是要限制股息呢？李烛尘先生主张要限制，以利润的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作公积金，三分之一作股息。
我觉得顶好现在不加限制，股息的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1]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据说现在投机利润最多，其次是商业利润，最低的是工业利润。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投机家破产最好），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私人房产问题。听说现在有的房主不修房子，怕分。我们的方针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房子必须没收外，其他一律不没收，而且保证私人产权，鼓励出租。政府不号召搞减租运动，而号召交租。房租由双方议定，有纠纷时再由政府调解。有钱可投资于房产。至于地皮问题是另一件事，现在不作宣布，恐怕将来要归国有。地皮是国有，房产是私有。将来要盖房子、盖工厂，可以向国家领地皮，不必花钱买，只由国家收一点地皮税、房产税。好的地段多收点，差的少收点。房子垮了，地皮仍归国有。不过将来建筑房子要有规格，不能随便盖。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的，是要真正做到两利的。在执行的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不至于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规律，不是谁可以制造的。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的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哪一条路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它好得很，其实是苦得很，它在闹生产过剩，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就要打仗。[2]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走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做，非打不可！好像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个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提了，于是就非打不可，所以他们苦得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你们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在向你们作斗争，你们很难办，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了的，如要求工资增加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是两个阶级在斗争，现在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地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号召工人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起来。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同意后，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
但光靠那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玩花头是不行的，如果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和工会、政府、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结果使工人对你们印象很不好。这样做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是会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的。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3]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股息应该提高，如果工人工资过高，你们自己可以提出来。
李烛尘先生提到办合作工厂问题，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雇请工人和辞退工人，你们有权，但必须是为了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是挟嫌借故裁撤工人，只留下你的亲戚朋友，而他在生产中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就要斗你。听说私营工厂也有官僚化，也需要和公营工厂一样整顿一下。工厂办得好，才能说服工人，才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与工人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
工人起来了，话说得不好听是有的，于是你们便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自然，工人不守厂规是不对的，我们已告诉他们要遵守，你们也可以接厂规处罚。同时，你们又需要在劳资两利和尊重工人人格的原则下，修改一下旧厂规，交给工会和工人讨论，他们同意后交政府批准。如果有的条文工人不同意，双方无法妥协，就交总工会、政府加以判断。条文成立以后，双方便都要遵守。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工人对厂长职员轻视他们不满意。一般知识分子常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身份，工农没有身份。这和民主精神是不合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对敌人而言，但在中国人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常自高自大，耍架子，凭架子吓人。现在，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和工人一样。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高低，除了在职权上可以指挥工人外，其他问题上，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去建议。在美国工厂里职员和工人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这很好，这就是放下架子。高人一等的等级思想是贵族思想、封建思想，不是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就是人格平等。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在汽车上，我就听汽车伕指挥”。又像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经理陈荫堂的表现，便都是尊重工人人格。这样做，可以使劳资关系更好一些，矛盾、斗争更少些。我们的军队里官与兵分不出来，大家共甘苦。我们在这里的上下干部之间为什么不闹事呢？也是因为能共甘苦。
以前的社会风气，是有身份、有架子的人才能吃得开，这是社会罪恶。如果说剥削是罪恶，也怪不了哪一个人。过去你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一方面又剥削了别人，这是剥削社会的罪恶。我们现在要改的是社会制度，并不是对哪一个人有仇恨，说放下架子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
以下据“1967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的《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1957.12）》（简称“批本”）校对。
[1] 《批本》此处尚有：“固然，股息高了就叫人浪费，但我赞成穿绸缎，抹胭脂水粉，大吃大喝……”
[2] 《批本》此处尚有：“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国内外人民都在反对它。美国不得了！但你们这些资本家，还在年青时代，资产阶级在年青时代是有很大的积极性的，年青时候不发财，总想发财，一旦发了财，就会觉得这个家很难当。生产过剩就要到外国去抢市场，就要打仗。”
[3] 《批本》此处尚有：“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