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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素法庭”说起
据某晚报发表法新社消息：
“哲学家罗素倡导组织审讯美国越南战犯的法庭，预定明年三月在巴黎开审，原定担任法庭委员的，已有几个人因受某种压力辞了职。
数学家史瓦兹说，法庭的判决比纽伦堡审讯具有‘更大的道德意义’，因为纽伦堡审讯是‘征服者裁判失败者’。他又说，计划中的法庭将为‘一切国家元首树立一个先例，并有助于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良心。”
罗素是一个澈底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根本不赞成共产主义，因此他出来为越战的一方主持“正义”，斥责战争中的“不人道手段”，为被压迫者呼吁，作出“道德的制裁”，决不会使人怀疑“幕后有人一手策划指挥”（史坦培克语），我们——凡是能站在民族独立立场的——都应举起双手赞成。
明年三月开审的巴黎法庭，将在全人类面前，下一个最最公平的判决，由于它的判决，由于它的判决是属于道德方面的，对于人类发展的未来会有巨大的贡献。
我个人可是因此想起哲学家罗素曾经参加过的一次同样审判法庭，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与杜威博士一同发起的，对于托洛次基的审判法庭。
一九三六年——三七年，斯大林导演的，几乎杀光了十月革命诸领袖的党案，无一不与托洛次基的名字相连。由罗素杜威等著名人士发起的审判法庭，当时曾受到全世界共产党无所不至的破坏与诬蔑。但这个法庭终于判决“托洛次基无罪”，虽然它并不能救助苏联党案中无数被杀的革命者，不能使托洛次基最后免于被斯大林买凶暗杀，但这种道德的裁判总是写进人类的历史中去的。
至于说到巴黎审判的法庭委员，因为受到外国压力的影响，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塞内加尔总统塞富尔两人辞去法庭委员职，那么当年托洛次基审判案中的“外国压力影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据当时美国保托委员会公报所述：“从开始，共产党，它的机关报，它的外国组织，以及它的正式非正式的发言人，都攻击这委员会。它们的攻击，在苏联驻美大使加入呼喊以后，范围上与紧张程度上都大大增加。”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纽约泰晤士报记载：“破坏美国保托委员会的阴谋行动，昨天被约翰·杜威教授及其它许多参加该会的著名自由主义者所揭穿，破坏者的目的在反对这委员会之公正地研究最近莫斯科审判的纲领，为答复这些破坏企图，杜威教授及其它会员已发表了一个说明书，重新说明他们之参加这会，并不是为了托洛次基个人的公道问题才作公正研究的，而是为了一般的公道。”
这说明书道：“上星期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曾接到许多电话，许多朋友来访问，并许多信件，都恳劝我们退出美国保托委员会。这种加给我们的压迫，虽然在意思上是虔诚的，在动机上是无私的，但对于我们加入保托委员会的理由却有一层深深的误解，因此我们认为一劳永逸地把这种理由公开说明一下是必要的。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毫未计较到托洛次基的政治意见如何，我们对于控告他的问题是真是假，也没有预存成见。我们唯一开心的，是在公共意见的法庭前面及本国的法律之下，为他取得最平淡的人的权利，这权利，依照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是一切遭遇相似的人都应当享受的。如果斯大林陷于同样的不幸地位，我们也愿意于他被判为有罪或无罪之前，保护他的受审权。这里的根本问题较之关于托氏个人者要重要得多，因为如果拒绝他有在世界面前表白他的理由的权利，那么所有的人的这种权利都要受毁坏了。在过去，我们美国人中有许多人，曾为保护共产主义者的权利而耗费过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便他们在法律之前获得公道，至于他们之有罪或无罪则并不注意。自己所要求的权利而却拒绝给别人，这种人应是最卑下的人。无疑地，凡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会不同意于我们的立场的。
在我们看来，俄国已使托洛次基遭受危险的事件，太使自由主义世界的常识觉得奇突与骇怪了，为俄国政府和托氏的利益计，应该由无可疵议的权威的著名人物所组成之公正团体，把事件的各方面加以公开的考察。这种考察，应该是尽可能地科学的与公开的。托洛次基已经声明他把他自己及其所有的凭据都置放于这种考察之前。我们完全公正地相信，这样的自献决不应拒绝，因此，我们从事于组织这种考察团体，并不论党派不论宗教地，邀请一切思想公正的人们协力合作，以期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坚实的团体，而完成它的工作。
签名者:克伦；杜威”
对于正义工作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结果只能使这种工作进行得更广泛，更得人拥护，更引起人们注意。二月九日，托洛次基由墨西哥向纽约播音演讲，届时墨美电线被偷割，讲演词在纽约跑马场对六千多听众宣读。类似美国保托委员会的组织，在英，法，波兰，捷克，奥国、丹麦、以及别的国家普遍成立，而且相互建立联系。英国的保托委员会由布莱尔士佛，胡拉宾，罗素等主持。
世界电讯报主笔曾要求托洛次基对党案发表意见，托氏作文回答，最后几句话是：“这审判的政治目的在于要杀死反对派，除去一切用反对派名字说话的人，并一次而永久地从根本上毒毁一切批评思想的踪迹。官僚们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吗？没有。斯大林大大错了。他的恐怖行为的后果将成为他独裁的致命伤，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见到这点。”
托氏的预言，今天不就一一证实了吗？
如果当年共产党人反对罗素杜威等人的那种正义的工作，那么今天便没有资格去拥护罗素发起的巴黎审判法庭；如果今天共产党人欢呼罗素这种正义的工作，认为比之纽伦堡审讯具有更大的道德意义，那么一定要同样肯定斯大林导演的党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动行为，其罪过决不下于今天在越南进行流血战争的被审判者。
在纽伦堡公开进行纳粹战犯的审判时，托洛次基遗妻曾致电法庭，要求公布史大林所指控的托洛次基勾结纳粹的任何文件。法庭置之不答。有苏联法官参加的这个法庭，用沉默证明了罗素杜威的判决——“托洛次基无罪”，用事实核准了这种道德的制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运用执政党的一切政权机器，诬陷和残杀反对派的；用优势的军事势力，进行侵略战争的，都将在人类面前，受到历史的道德的制裁。为哲学家罗素的正义工作而欢呼的人，一定要具有他一样的勇气，来正视历史发展的法则。那种自称为信奉马列主义，却匐伏在个人崇拜之下，出主入奴，以高呼万岁为能事，连精神上的独立（他们却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都谈不上的，那是连罗素杜威的脚跟也企不及的，更不必说有什么资格去反对实验主义的老祖宗——杜威哲学或唯心论者罗素哲学了。
美国暗施压力图破坏罗素法庭
新晚报
（法新社巴黎二十二日电）哲学家罗素审讯美国越南战犯的法庭，其法国委员今天在这里说；“有人对某些人物实施压力。阻止参加此项法庭。”
法庭预定于明年三月在巴黎开审。
罗素和平基金法国朋友协会的秘书凯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塞内加尔总统塞富尔两人辞去法庭的委员职是受了外国压力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兼作家让·保罗·萨特原定参加今天的会议，但他并未露面，亦未说明缺席的原因。
数学家史瓦兹说，法庭的判决比纽伦堡审讯具有“更大的道德意义”，因为纽伦堡审讯是“征服者裁判失败者”。他又说，计划中的法庭将为“一切国家元首树立一个先例”，并有助于唤醒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良心。
凯达说，法国政府曾抗拒美国的压力。
法庭法国方面委员的发言人证实意大利社会运动家丹尼罗·多尔西和德国的剧作家彼得·威斯已决定不参加法庭。
（一九六六，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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