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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谢·格利包耶陀夫
〔说明〕本文是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格利包耶陀夫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记录，初次发表于同年第一期《苏联俄语教学》杂志。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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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格利包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至今还是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样，被看作我国文学中的优秀喜剧。我真不知道能不能至少把一篇任何其他的喜剧，包括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苏霍沃-柯贝林[1]和契诃夫的喜剧在内，同这两颗头号珍珠相并列。
然而这真是一篇喜剧吗？当格利包耶陀夫念到他那些以天才作家手笔展示在听众或读者面前的一针见血的文字，念到他那些非常突出而滑稽的形象的时候，他当然不止一次地听见过人们纵声大笑，——但是格利包耶陀夫本人却带着莫大的悲痛和莫大的苦恼，拒绝了快乐的作家的称号，尤其是快乐的人的称号。他问道：“我是一个快乐的作家吗？我创作过快乐的喜剧吗?”[2]他经常反复说：“这法穆索夫、斯卡洛茹布之流……”这表明他以多么憎恶的态度去看他的时代，他觉得生活在这种奴才中间是多么可怕。当生活迫使他浪迹于辽阔的祖国各地时，他又怀着无法形容的恐怖心情慨叹道：“什么国家！居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它的历史多荒唐！”[3]
这篇喜剧叫做《智慧的痛苦》。在喜剧里，痛苦属于智慧，——被宣布为疯狂[4]的智慧，人人嫌弃的智慧，被出场的姑娘中最好、最美、最明智、最富于独立精神的一个[5]认为还不如奴性的智慧。这一切当然不会给人造成喜剧的印象。固然，“来马车呀，马车！”[6]这句话听起来颇有那个时代的风调，有点象地主口吻，可是恰茨基要坐上这部马车“走遍全世界，去找”[7]一个安身之处。谁也不知道他能否找到它。即使他出人意外地被准许离国，那也很值得怀疑，究竟恰茨基对新的环境会习惯到什么程度，这个环境能满足他的理性和良心的要求到什么程度。
喜剧《智慧的痛苦》其实是一篇描述人的智慧在俄国遭受摧残、智慧在俄国毫无用处、智慧的代表在俄国感到痛心的悲剧。
难道普希金没有发过“谁叫我这个有智慧和才能的人生在俄国呢！”的感慨吗！[8]恰达耶夫写成那本当时文学中最明智的书以后，难道没有被宣布为疯子吗?[9]整个上层社会——身居高位的老朽的“涅斯托耳”[10]们、昏瞪的老太婆们，——都凑搭在一起，反复谈论过这一疯狂行为。
这篇喜剧是一份精确的、十分精确的报告书，叙说一个明智之士在罗斯[11]是如何生活，讲得更确切些，是如何毁灭、如何死亡的。我们仔细看看格利包耶陀夫的传记，就能清楚地了解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任何传记中都包含有重大的社会内幕。这种智慧是从哪里来到俄国的？它怎么出现的？这是什么样的智慧？虽然法穆索夫才智不足，可是法穆索夫周围还有一些不曾丧失智慧的高官显宦，一些间或“有出息"的机灵的商人、农民。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很好地判断任何事情，因为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无能的民族。
不过，被称为明智之士的人究竟有什么特色呢？这类人的特性在于批判，因为他比他的环境高明，比他周围的人来得明智。智者引人注目，正是由于他带来了新的东西，他不满意常人所满意的事物。
这种智慧是怎样出现在罗斯的？它是资本主义进入俄国这一深刻过程的结果。[12]原有的亚洲的封建生活方式，连同蓬勃发展的商业资本，在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让位给私人生产的新兴资本主义方式，既然我国当时是一个农业国，也就是让位给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农业的当然主要是贵族。农业贵族多半是亚洲因素的代表：他们极力想仍旧靠农奴制发财，实际上却仍旧在破产。属于这个类型的最大的官员们也只能通过国家机器，以俸禄的形式另外从农民中榨取钱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对欧洲的粮食贸易已经展开，提供了一幅很广阔的前景，这就使得更大一部分贵族不能不考虑如何逐渐接近西方，象彼得[13]时代以及叶卡捷琳娜[14]朝初期、亚历山大一世朝初期的专制政权为了自身利益而偶一为之的那样。政府本身有时也听从明智派的言论：“我们在军事方面也会被打垮，因为我们好比摆在铁罐旁边的一只瓦罐，今后在沿着历史大道摇摇晃晃地行进时，总要被铁罐碰得稀烂的。必须维新，必须欧化。”然而欧化是意味着给国家体制带来若干新的特点，意味着消灭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农奴制，使人能够相当自由地发挥主动性。
这便是那个以它所遵循的原则而论是外铄的、但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的西欧主义运动，它导致了当时的理智和自由运动，结果造成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的主张本身好象一条五颜六色的巨虹——从保守主义起，经过自由主义，一直到雅各宾主义。十二月党人的圈子自然不曾把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俄国人包罗无遗，留在圈外的还有普希金、格利包耶陀夫等大人物，他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运动触及过罢了。我们不应该被格利包耶陀夫身上表现的早期斯拉夫主义的特征所迷误。他所以有那些特征，是因为专制政权常常企图实行欧化，可又常常产生这样的局面：疯狂的反动势力露头，专制政权被本身的大胆所吓倒，认真的改革一概遭受压制，阿拉克切也夫式的统治时期以这个或那个形态出现。然而西方的表面的镀金如法语、家庭教师、假发、香水和来自巴黎的各种东西并没有被排斥，相反地，人人都认为这是良好风度的主要标志，是表明自己属于上等阶级的一个标志，是确定平民百姓同上层分子之间的正当的、真正的差距的一项方法。就是所谓的贵族、以西欧主义为时髦的上层分子的这种情况，引起了真正的进步人士的憎恨；他们产生了民族自豪心，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意向更接近人民中的基本群众。他们同那批用人为的办法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盲目崇拜西方、其实仍然又粗俗又野蛮的上层分子划清了界限。
因此，智慧表示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虽然是贵族出身）的第一支先锋队已经出现，资产阶级开始提出使全部俄国生活欧化的严肃要求了。但是智慧的体现者所碰到的俄国生活不愿在上层分子以外实行欧化，而愿意停留在舒适的亚洲泥坑里面。由此产生出两种基本感情：一方面是对于从格利包耶陀夫起到果戈理为止的俄国先进作家周围的“猪脸”[15]的强烈愤怒，另一方面，同愤怒并列着，是极其深沉的悲伤。在那些能够相信革命、能够相信这场变革会使一切立刻改观的人，这悲伤是减弱了。当十二月党人看见一道光明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狂热的时期；格利包耶陀夫看不出这道光明。
别林斯基不相信农民革命的可能，看不到任何出路，他对自己和别人表示的最大希望，只是：也许会产生资产阶级，为实现今后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方针创造某些前提。就拿作为别林斯基追随者的最成熟的阶层来说吧，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终生都带着悲剧性的印记，——不仅在他被流放的时候，而且在他从事革命的时候，他在他的名著《序幕的序幕》中重复过千百次；真能有所作为吗？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好提提抗议！
格利包耶陀夫是一个拥有绝大智慧和辉煌才能的人物。格利包耶陀夫是音乐家、数学家、外交家、文体家、心理学家。他独步一时，也许任何人都无法同他媲美。以他的禀赋的多样性而论，他是一个天才。格利包耶陀夫是光辉的巨人。正因为如此，他体验到两种强烈的感情。历久不息的天才的声音告诉他要揭露，同时，我们又看到他怀有极其深沉的悲伤——悲叹自己无法冲出这座地狱，而必须寻求一条途径来迁就它。格利包耶陀夫在自己的生活道路方面便是这样迁就的。恰茨基说过：“担任公职我高兴，阿谀逢迎太恶心。”[16]他惟恐进入这个可怕的官场。格利包耶陀夫深知官场的可怕。他从波斯写信说：“人们来回逃窜。波斯人跑到俄国。俄国人跑到波斯。两处的官吏同样丑恶。” [17]他所说的官吏是指政治制度。俄国和波斯的制度相同。可是他为这个制度服务过，还服务得很出色。虽然他青云直上，而作为一个天才，他内心是认识自己的悲剧的罪过的。
为商业资本推行殖民政策；强迫溃败的波斯人签订丧权辱国的殖民地和约[18]；留在波斯，用警察的、军国主义的俄国的压力从该国榨出最后一份脂膏，为了索取赔款而从波斯后妃的衣服上拆下纽扣，从国王宝座上剥下镀金；一个象格利包耶陀夫那样的人当然不能干这类勾当，于是随着职位的迁升，他的苦闷也增加了。例如，他最后一次赴波斯时，明明知道他去的是什么地方，他将遭遇到什么。他说那里是他的葬身之地。[19]是被刺客暗杀的，还是有一群人被故意唆使去发动反俄暴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愤怒，——这倒不太重要。这是正当的报复。持剑者要死于剑下。谁若对邻国肆行暴虐，他就该知道自己会受到普遍的仇恨。格利包耶陀夫知道这一点。这是他的双重失败——不仅败于那把使天才人物身首异处的弯刀，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失败，因为他作为最有才干的、精力充足的早期殖民主义者之一，很了解他的“皇上”[20]的本质：格利包耶陀夫通常都用怀疑的审慎的态度评论他，其中蕴藏着不少的愤懑和憎恨。
有人说，格利包耶陀夫在他的诗歌道路上好象是一个失败者，他创造了《智慧的痛苦》这部在世界文学史、尤其是俄国文学史上的惊人之作以后，才力完全衰竭，因此他异常苦恼；[21]我想，这样说是不大正确的。他在《智慧的痛苦》之后很难再写别的东西，所以他企图创造新作而没有成功正是自然的事。不过格利包耶陀夫去世时才三十四岁。难道可以认为一个创作过《智慧的痛苦》的人竟毫无希望了吗？我们不敢说，如果格利包耶陀夫不是在三十四岁上被那把弯刀断送了生命，他还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但是我们不谈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歌生活怎样照旧进行，看看他知不知道这是对于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深重灾难的一种报复吧。
格利包耶陀夫屡次提出，他的使命是干别的行业，他应该使用另一种语言，他原想把他的剧本写得更宏伟得多，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从这个高处拉了下来，一直拉到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水平，因为他希望它能够上舞台。我们知道格利包耶陀夫的一份预先取名为《一八一二年》的剧本纲要。我们知道该在剧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什么样的情节：在贵族中间，农民一向只是被当作物品，最多也不过充当配角，可是一个农奴居然成了基本人物。他不在贵族中寻找恰茨基型的强大人物，来直接向贵族宣布一定程度上的阶级斗争，而在农民中去寻找。这个能干的农民被一八一二年的风暴[22]唤醒过来，参加了政治生活，他全神贯注地保卫着祖国，立下丰功伟绩，从而受到贵族的奖赏，被尊为捍卫俄国的真正的战士。与此并列的则是对于地主的假爱国主义、“冒牌爱国主义”的描写，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列彼季洛夫式的饶舌、靠人民的灾难大发横财的欲望。
就是应该塑造这样的典型，就是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刻划统治阶级。战争完了。象那位农民英雄似的能够独立思考、具有英雄意志的人们，再也没有用处了；他回到正常的农奴生活环境中，为了不死在野蛮的老爷的棍子之下，他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我应该讲，假如我们今天——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作家中有人动手写这样的剧本，他可以写出一篇很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所谓符合现代精神，并不是说要批判俄国的现状，而是说能够深刻地批判过去。如果说，对于那个数千年来把俄国抓在自己魔爪中的、被我们埋葬了的巫师，我们有时还需要在他的坟墓上再钉一根白杨撅子，[23]那末，这根撅子一定是很坚实的撅子。
然而这一切却是贵族格利包耶陀夫想到的，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抗议中滋长起来的，这个抗议产生在要求全国欧化的经济根柢上面，它不断增长，终于象美丽的花朵似的在作家头脑里开放出来，成为一项人道的要求，正如席勒和歌德要求把污染生活的陈腐的秽物清除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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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格利包耶陀夫再也不能将他的憎恨和厌恶憋在自己心里，他要当着大家的面，公开地高声说出、喊出他的愤怒。从前，当高尔基初次认识到法国剥削者的荒淫腐朽时，他所描写的正是那样的感情：“我要把胆汁和血啐在你这美丽的脸上。”[24]格利包耶陀夫要“把胆汁和血啐在”当时官方俄国的脸上，啐在当时的统治阶级、掌权的官僚的脸上。可是为此必须想出一个形式。这不太容易。你来啐吧，不但啐胆汁和血，简直是吐一口大唾沫！我们知道，恰达耶夫这样吐了一口就死了，——尽管肉体没有死，但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公民看，他是死了。可见必须采取那么一种声调，找到那么一种方法，既能用来对沙皇、又能用来对他的臣僚讲真话。在这一点上面，丑角的形式是大家早已熟悉了的；可以通过这个形式把某些东西夹带进去；因而格利包耶陀夫虽然给他的检察官恰茨基保留了充分的严肃性（后面我还会说到他在恰茨基身上运用了什么样的技巧），而在其余各方面他却极力要写一篇快乐的喜剧。为此他还借用了西欧的新形式，——例如在丽莎身上，我们就特别清楚地感觉到欧洲的影响。[25]他的剧情结构并不十分精妙，剧情本身也不十分有趣；从这个观点看，可以很严厉地批评这篇作品，而且已经有人批评过它，但是他们一边批评，一边又加以称道和赞美。因为，格利包耶陀夫何必编写一部能够烘托每个事件、让结构突出到首要地位的精细的喜剧呢？他不需要这样做。他不是一个喜剧作家，而是走上广场、说出可怕的真话、表明自己如何热爱祖国和痛恨一切国耻的耶利米[26]型的伟大先知。因此照格利包耶陀夫看来，作为形式的喜剧完全是次要的，他自己也谈过这一点，他肯定说，当时的条件使他不得不降低他最初的构思。
他这种完全合法并且富于艺术性和鞭挞力的方法，恰恰既近乎丑角的打诨，又近乎愤怒。紧接着愤怒而来的则是厌恶。当然可以又愤怒而又对引起愤怒的事物感到尊敬，还可以置之不理，忘掉它。但是，假如不能忘掉和置之不理，那末紧接着厌恶和内心的愤怒的谴责，下一步便是轻蔑，轻蔑中已经含有嘲笑被轻蔑的事物的意向，因为笑表示某些内心矛盾得到了解决。你是一个可怕的怪物，然而我在你身上看不出任何可怕的或恐怖的因素，你只是一副可笑的假面具，你在道德和精神上早已被打败，你只配受嘲笑。每逢一个人感到自己的意志取得了完全胜利，那末面对着契诃夫笔下的古怪庸人，就会产生轻松的谐趣、活跃的戏谑的心情，甚至产生一种类似温和的笑的东西，那些庸人当然很丑恶，但是用得着认真对待他们吗？他们只配让人家撒撒达尔马提亚药粉[27]，因为归根结蒂，他们不过是一群臭虫罢了。
可是，当事情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胜利，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之流还统治着全国，他们的制度正在造成层出不穷的罪恶的时候，你可不要用随随便便的轻松的笑去作斗争。看来格利包耶陀夫是做得过分一点，en comique[28]描写得太多一点；应该写得更严肃些。不过没有别的出路，他所找到的出路实在是很好的。那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笑，任何东西都不能象笑那样制人死命，因为每逢你生气的时候，人家还不知道到底谁是谁非，不知道谁胜谁败。而当笑的利箭——类似普希金的阿波罗的利箭[29]——发射出去，当这支放光的利箭扎进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了。用这种武器去同丑恶现象作战比较容易。
最后，这个剧本毕竟出版和上演了，它成了我国文学中一部最完美的经典杰作，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道德上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列举一下，各种喜剧的人物姓名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为了道德和政治的目的被引用过多少次，那末我们无疑会看到，占据第一位的便是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我们至今——有时几乎是无意识地——还说“法穆索夫气质”或“莫尔恰林气质"，仿佛这两个名称是我们俄罗斯语言所固有的名词似的。就这方面说，格利包耶陀夫是完全获得成功了。经过动摇，经过延宕，他终于在喜剧掩护下，运来满满的一船炸药，把它交给了人民。这个剧本成了一件有效的武器，尽管它没有为每个人所理解。这篇喜剧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其中除了格利包耶陀夫创造的绝妙的假面具之外，还写出一个代表格利包耶陀夫本人的形象。恰茨基是格利包耶陀夫的代言人。普希金感到恰茨基不真实。[30] 格利包耶陀夫是明智的，——普希金肯定说——而恰茨基并不明智：他怎么可以把珍珠投在猪猡面前[31]，它终归要被猪猡踩得粉碎的！普希金认为，恰茨基以一个单枪匹马的先锋挺身而出，长篇大论地指责别人，只落得一个在上流社会丢脸的下场。可是，面对着斯卡洛茹布气质和法穆索夫气质这一庞然大物，这个顽皮孩子还能拿它怎么办呢？普希金虽然拥有作为评论家的天才洞察力，却不曾看到(这也许是因为时间离得太近的缘故)当时并没有别的出路。
疯子往往能道出真理，从瓦西里·布拉任内依[32]起到柳比姆·托尔卓夫[33]和离我们更近的一些典型为止，都是如此。一个人在醉醺醺的状态中有时会变得大胆起来。他会说出他在清醒时所不肯说的话。恰茨基的疯狂和如醉如痴的劲头，原因在于他很年轻。他还太年轻，他还不成熟。他的智慧是一个优秀的顽皮孩子的智慧。他落拓不羁，是由于他还没有长出白发，他还没有迁就过卑鄙的行为，没有碰过格利包耶陀夫本人和普希金所碰的钉子。因此他用不着小声小气地讲话。他不会达到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言论的水平，他不需要那样。当时格利包耶陀夫自己也不相信十二月党人的主张。可是格利包耶陀夫作了一次前卫战，以便用艺术和道德的武器打倒妖孽。为了做到这一步，他只要有一个落拓不羁、具备大学生气派、由于年轻而容易狂热、并且正在恋爱的青年人就足够了。而爱情比任何美酒更能使人陶醉，尤其是不幸的爱情。恰茨基被不幸的爱情所陶醉，早已把小心谨慎忘得一干二净。但是，虽然恰茨基年轻，又是在不幸的恋爱中陶醉，他却没有说蠢话；他谈吐聪明，因为不但格利包耶陀夫要他聪明，他本来也就聪明，正如顽皮孩子常常比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聪明一样。于是形成了一个极其真实的可取的情节。除了普希金，也许没有任何人特别怀疑过这一点，尤其是在审査机关批准剧本问世[34]之后。人们甚至没有注意恰茨基怎么敢于斗争的问题。
我希望，如果今后我们要上演《智慧的痛苦》，那末我们挑选来饰扮恰茨基一角的演员，最好能够表现出一个受到刺激的、由于年轻而“控制不住自己”的人的这种青年气概，这种良好的光明磊落的孟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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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必专门分析《智慧的痛苦》中描写的各个巨大的形象。
我只是详细地谈一谈，为什么一般地说能够产生《智慧的痛苦》或《钦差大臣》之类的创作，即是叙述日常生活、鞭挞当时的官吏和上流社会的喜剧创作，这种喜剧原不过是些有才气的宣传品，后来却发现它们是当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佳篇，因而比那个时代存在得更久。
你们知道，阿里斯托芬写过宣传品。阿里斯托芬丝毫也不以为他应该编写有权利永垂不朽的、重大的艺术喜剧。他写的是类似今天的“时事短剧”、类似《太太与白熊》[35]——你们中间大概有许多人看过的——的东西。那是一种机智的时事短剧，是一组充满俏皮话的即景剧，有时干脆指着观众厅说：某某人就坐在那里。一切都针对着当前的急务。可是阿里斯托芬还活着，并且大概还会活上很久，虽然我衷心希望所有的阿里斯托芬们和格利包耶陀夫们终有一死。我衷心希望，这些至今还想喝鲜血、靠鲜血活命的伟大亡魂有朝一日会说：“如今可以释放我了，”[36]于是躺进事先准备好的黄金陵墓，从此以后仅仅作为一份史料供我们这一代人利用。
然而很遗憾，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很遗憾，他们还是我们的同胞，很遗憾，他们都活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们愤恨的东西都活着。使人感到厌恶的东西还活着，应该受蔑视的东西也活着。必须对这些加以嘲笑。这是怎么回事呢？假如一个人预先就考虑要写一部必定永垂不朽的艺术作品，煞费苦心去设想百年至五百年后它的读者是谁，观众是些什么人，那时的爱好如何，怎样才能使作品到时候不致变得索然乏味，那末，这种作者通常只好仿照阿穆尔和赛克[37]的传说来创作：永恒的人物，永恒的天空，永恒的女性；他把这一切全运用到他的情节中去，而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很快就会趋于凋萎。有时它以木乃依的形态，装在有甲醛水[38]的历史罐子里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它只适于送进博物馆。从现实出发，笔锋所及，处处回答重大的迫切问题，你才是一个真正符合现代精神的人。如果你真正符合现代精神，你便会永垂不朽。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篇伟大的喜剧都是宣传品。其所以是宣传品，是因为它讥笑自己时代的罪恶，使出全力打击了它。假如你不使出全力去打击，假如你不讥笑当代的罪恶，那末，无论你的喜剧在形式上写得多么有趣或生动，它仍然是一件空虚的消遣品。即使是滑稽歌剧，也只有具备一定的刺激性，能够抓住时代的坏的一面，才会长久存在。看样子又快乐又甜蜜，可是你尝一尝，——就要苦得撇起嘴巴来。这种宣传品有时会成为伟大的作品，但自然，如果它能给人以狠狠的打击的话。
一个时代有各式各样的目标，这些目标取决于各项不同的条件。当你乘火车出行的时候，要是你瞧一瞧窗外，就会看到电线杆在你面前奔驰，枕木一闪而过。假如你把眼光移到更远的地方去，又可以看见高山，你经过高山时觉得腻烦：它仿佛老是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历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关系在更迭，事件在演变，帝王和整个整个的朝代在消失，但是在这一纵即逝的土层下面还有底土，还有一片伸展到异常遥远的历史前景去的基本的、坚实的硬地。例如仍旧拿文化，拿人们生活中那些与无法超越的特定发展阶段有关的畸形现象，畸形的反常现象来说吧。私有财产出现以前的“人的天堂生活"，无疑只是半饥饿的猴子的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以后各个时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我们所处的斗争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一样。我们刚刚才到达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从悬崖中，从火山内部发出的力量，正在使千年的广大岩层发生剧烈的变化，焕然一新。但是当一个巨人用批判的鹤嘴锄去挖那旧的有文化遗迹的地层时，他能把这块土地挖得非常之深。格利包耶陀夫通过尼古拉的官吏鞭打了一般的官吏。他打得更远，——他还鞭打了一般的自私自利之徒。于是人们发现，他这使人流血和疼痛的鞭打的对象，虽然正在衰微，可是它还活着。总之，在经过许许多多时间以前，在历史列车离开我们的视野而驶到最最遥远的地方以前，他的鞭打始终是能治病救人的。
十月革命给了旧世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打得它碎片纷飞。世界上曾经发生的任何一次革命，无论就它的急进程度说，就它的破坏力说，或者就它在大地上引起的熊熊烈火说，都不能同十月革命比较，哪怕是略微比较一下也罢。这场烈火还在燃烧，我们便在火光烛照之下，开始建设一幢新的壮丽的大厦、一座为人类苦苦企盼过那么多岁月的新城。目前它正在逐步升高。可是你环顾一下，准会看见你所熟识的爬虫怎样从各个穴洞和夹缝里爬出来。这些爬虫也在开始筑造它们的穴洞，编结它们的毒网。它们要爬行到什么时候呢？哪里才是止境呢？能不能画一个魔法圈，说道：在圈外，在那边，是庸俗的妖孽、“耐普曼”[39]和富农、新旧资产阶级、小市民，这边则是全体正直之士、一切投入我们阵营的人、用同一块钢铁打成的整个英勇的无产阶级、它的整个共产主义先锋队？如果你用敏锐的眼光仔细瞧一瞧，就能看出：并没有一个为这些爬虫所不应超越的圈子，它们爬进了目前兴修的临时建筑物的每一道夹缝，还极力想钻入新建的社会主义城市的大石块中间去。它们爬进各个窟窿的时候，到处散布灰尘和传染病菌。我们把它吸入体内，我们身上有时便会长出极其讨厌的脏东西。党原是我们的希望的依靠，连它有时也难免要受传染。
党所实行的定期清洗，表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有病菌的环境中。对于党来说是正确的，对于每个明智正直的人，对于每个进步分子，对于一切建设美好生活而又必须同传染病（尽管它曾经被认为是健康状态）患者相处的人来说，也是正确的。不过我们高兴的是，如今一切健康的因素都团结在红旗下面，一定会把这种疾病消灭掉。就这个意义讲，格利包耶陀夫在他的诗歌生涯中成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者。他比他的时代活得长久，而且他的年寿大概还不止他今天所达到的高龄，因为他在其中有过卓越表现的那场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虽然列宁和共产党的武器已经使我国生活里一切龌龊的东西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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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一种报纸上看到一幅题名《苏维埃官员》的漫画[40]：一个人身穿睡衣，睡在沙发上面，人家用榴霰弹向他射击，可是他正在打鼾，什么也听不见。“玩忽职守”[41]这个词同法穆索夫的形象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习气。他至今还活着，用鼾声回答生活的要求。生活使一个人登上高高的扶手椅，而他认为扶手椅很舒服，于是在那里打起瞌睡来。这类情况在各个办公室——有时甚至是主管着许多事务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碰到。愈是远离最光辉的中心而去到昏暗的地方，这种现象也见得愈多。
我在昨天的报上读到，一个不是姓斯卡洛茹布，而是姓斯卡洛茹卞科之类的调解法官，自认为有理由不喜欢一位市苏维埃委员，他挑出了对方的错处（虽然事后证明这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承认对方无罪），就想让他在全市面前大大丢脸。当时他的仇人正在病中，而他竟不惜下令把这个发烧发到四十度的病号捆起来，带进法院，迫使他坐上被告席。[42]这是发生在我们苏维埃俄罗斯的事情，这是一个苏维埃法官对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委员所干的事情。
你们会说：嗐，这个法官算得什么斯卡洛茹布呢？他没有任何肩章，任何奖章、缘饰、领章，[43]也没有任何武器。但是法官并非亲自动手，而是由苏维埃民警去把那个市苏维埃委员拉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民警起了斯卡洛茹布所起的作用。
斯卡洛茹布是作为一切国家之显著特征的军事权力的体现者。恩格斯说过：国家是以一批武装人员为依靠的一个组织，统治阶级就在他们帮助下进行治理，以维护本身的利益。[44]我们也依靠着一批武装人员——红军、民警，以便在他们帮助下进行治理，维护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在我们的军事机关或民警机关中，有任何人为了执行某个虚张声势的大官的命令而歪曲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他无疑就是一个罪加三等的斯卡洛茹布。
我们曾不得不任用旧的官僚。这些官僚中既有法穆索夫，又有斯卡洛茹布之流，我们听到他们的事，也在报上读到他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治好这类溃疡和毛病，而且往往得使用外科手术去医治它。
格利包耶陀夫笔下那些比较小的妖魔鬼怪也许不值一提，可是莫尔恰林、萨各列茨基、列彼季洛夫之流当然至今还活着。大家谈起有一种人的时候总是说：他有点卑鄙，不讲原则，不过还是可以起用他，因为他驯服、听话，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个办事的好手。这样的话是常常可以听见的。这时格利包耶陀夫的亡魂会悄悄地对你说：你想想莫尔恰林吧。同莫尔恰林走在一起的是些八面玲珑、善于出谋划策的人。格利包耶陀夫的亡魂又提示说：你想想萨各列茨基吧。还可以碰到某个综合典型，你简直分辨不出他更象谁，——更象莫尔恰林、萨各列茨基还是更象列彼季洛夫：他呶呶不休，爱提方案，鞠躬哈腰，甜言蜜语，而同时，他却是个小型的靡非斯特匪勒司[45]或者彼列多诺夫[46]型的小鬼。
格利包耶陀夫还活着。等到讽刺作家格利包耶陀夫再也不能同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可高兴了。
不过格利包耶陀夫又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创作导师，他在这方面还在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单只上演格利包耶陀夫的戏。必须善于用现代的方法，在另一种条件下从事创作。在格利包耶陀夫创造的一群典型中，有的已经褪色，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然而又出现了其他的典型；还有的典型则依然如故。我们需要新的苏维埃的讽刺喜剧。它不会使我们想起一个人如何重重地碰在铁的峭壁上，它只会使我们想起一个人如何拿着铁扫帚，为了未来而扫除垃圾。在格利包耶陀夫时代，投身战斗的人要比他所抗击的黑暗势力来得弱小。而现在，战士却变成一个为未来奋斗的强大力量了。讽刺喜剧是能把空气消毒的臭氧，是一种万不可缺的笑。俄国戏剧创作是俄国文学中落后的一翼，喜剧创作又是这一翼最落后的部分。我国的伟大喜剧虽然不太多，但确实是存在着的。连冯维辛也不十分安于他的坟墓，格利包耶陀夫、谢德林和离我们较近的作家更是如此。不能忽略奥斯特罗夫斯基和苏霍沃-柯贝林对我们的教益。必须向他们全体学习，而格利包耶陀夫比任何人更值得学习。必须向格利包耶陀夫学习怎样塑造个别的形象。他在一封信上写道：“我有种种肖像，我不把自己贬低到去画漫画。”[47]但这完全不是说，他的剧中人是丝毫不差地照着真人描摹下来的。研究一下法穆索夫、莫尔恰林和斯卡洛茹布，大概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些人物是用综合法写成的。格利包耶陀夫笔下的一切都符合现实，一切都是纯粹的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他拿出的货色不含杂质。只有当一幅肖像把整个人最突出的特点加以综合，使之成为广泛的典型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肖像。文学中真实的典型也就是肖像，肖像概括得越广泛，便越具有艺术性和社会意义。
格利包耶陀夫用这样的方式，并且借助于台词和情节，刻划了肖像，这正是喜剧作家的使命。不作漫画式的描绘，运用综合法，通过笑来表现形象的最必要的本质，而这形象又能把现代社会的整个时期、整整一类人加以典型化，——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在这一点上，也许任何人都不象格利包耶陀夫那么适于我们学习。我很难说，我们能不能在任何人（甚至包括果戈理在内，——也许只有赫列斯塔科夫[48]的形象除外）的作品里找到具有同等综合力的形象。
其次是格利包耶陀夫的极其惊人的语言。固然有人说，我们的语言正处在创造过程中，我们很难或者不可能用格利包耶陀夫的语言写作。但是格利包耶陀夫写作的时候，语言也还在形成中，它直到普希金以后才真正形成了。格利包耶陀夫却是在语文熔炉本身里面从事创作的，他是一个大实验家、资源的积蓄者，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做。古典语言是能够最充分地反映自己时代的语言。格利包耶陀夫在创造他那伟大喜剧的转折时期，善于利用他凭着社会的、音乐家的听觉所发现的惊人的语言材料，创造出一种充满着生命的东西，即真正的戏剧对白，它比活人之间进行的、活跃在人类生活的每一各别时刻的谈话更为生动，而且常常能表现参加这场对白的人们所属的社会阶级。剧中的独白本身，只不过是当时处于孤独状态的灵魂的战栗罢了。可是由于同这个灵魂不久以前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格利包耶陀夫笔下的对白中，几乎每个单独的句子都是一块十分端正纯全的结晶体，因此一百年来我们完全吸收了这一切，借以润饰我们的语言，并且今后大概还要吸收。
我今天的发言决不是一篇论述格利包耶陀夫的讲义，我不可能讲到格利包耶陀夫创造的每个形象，而只能谈谈这些小小的意见。
我很高兴，当代的一个光辉的人才，梅耶霍德，曾经试图在《钦差大臣》和《智慧的痛苦》中开创一项工作[49]：从笑的背后揭示出惨剧和愤怒，从剧本瞄准的目标——尼古拉的官吏——背后揭示出千年来的人世弊端。马克思说过，谁要是不了解古典文学（因而也包括格利包耶陀夫）对无产阶级具有多大的意义，他便是糊涂人，[50]因为假如一个人能够论述距今一百年前本省或本县的情形，那就表明他抓住了事件的历史原因，表明他在历史上发现了一些使人们终生蒙上可怕的暗影的东西，——例如必须予以变革的私有制的时期。所以我们不要从尊崇伟大的古人的角度，不要从按照我的革命所应当承认的功绩来行赏的角度，总之是，不要从某种礼俗的角度，去看待格利包耶陀夫；如果说我们应该致力于发掘有关格利包耶陀夫的作品及其为人的一切，如果说我们应该想起格利包耶陀夫，那末，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他的情绪的根源、他那些至今还很重要的结论的根源的缘故。
对于他的作品，我们也不应该把它看成过时的废物，而应该想一想要用什么去污粉擦干净它，将它摆在什么地位上，用什么探照灯照耀它，使它在我们今天依然能发出最灿烂的光辉，成为一件具有非凡力量的东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格利包耶陀夫还完全活着，我们对格利包耶陀夫的最好的崇敬，就是接受上演《智慧的痛苦》的任务，象初次演出它一样（有人说那一次演得不好，不符合格利包耶陀夫的原意），走梅耶霍德的道路，——它另有许多蹊径——试着这样来公演格利包耶陀夫的剧本，让他的天才的威力在当代全部技术的帮助下，变得更明显，更引起人们的兴趣。
让我们说格利包耶陀夫还活着，我们应该使他变得更好、更有生气吧。我们要利用他的工作尚未完成这一令人惋惜的情况，叫他加入我们的机构、我们的人民团体，我们将同它们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完。我们越过死亡，向格利包耶陀夫伸出我们无产阶级的手，对他说道：“你好，格利包耶陀夫同志！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吧。你为打扫‘肮脏的马厩’作了良好的开端。我们还没有打扫完毕。这件工作虽然值得痛心，可是现在已经叫人愉快得多了。是结束它的时候了。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51]，请到我们这里来吧！”
[1] 亚·瓦·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俄国剧作家。
[2] 卢那察尔斯基凭记忆引用了一八二五年九月九日格利包耶陀夫给友人斯·尼·别吉切夫（1785—1859）的信上一段话，原信说：“来了—批旅客，他们从杂志上知道我是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的塑造者，可见是一个快乐的人。呸，可恶！其实我并不快乐，我烦闷，厌恶，受不了！”
[3] 出自一八二五年一月四日格利包耶陀夫给别吉切夫的信，原信说：“什么世界！居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而且它的历史多荒谬！”
[4] 即失去智慧（理智）。
[5] 指恰茨基旧日的情人索菲亚。她后来爱上了阿谀奉承、奴性十足的莫尔洽林。
[6] 恰茨基语，见《智慧的痛苦》第四幕第十四场。
[7] 《智慧的痛苦》第四幕第十四场。
[8] 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普希金给妻子的信上说："谁叫我这个有灵魂和才能的人生在俄国呢！"
[9] 彼·雅·恰达耶夫（1794—1856），哲学家，普希金和格利包耶陀夫的朋友，所著《哲学书简》严厉批判了俄国社会制度，发表后作者被官方宣布为疯子，交给一个医生监视。
[10] 涅斯托耳，荷马《伊利亚特》中一员大将，恰茨基在《智慧的痛苦》第二幕第五场中提到他。此处系泛指。
[11] 俄国的古称。
[12] 原文“智慧”又作“理智”解。理智或理性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提出的主要口号，故云。
[13] 指彼得一世。
[14]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
[15] 《钦差大臣》中的市长的用词，见第五幕第八场。
[16] 引自《智慧的痛苦》第二幕第二场。
[17] 引自一八一九年十月六日格利包耶陀夫给俄国驻波斯代办马扎罗维奇的报告，但与原文略有出入。这份报告发自梯弗利斯。
[18] 指俄波战争（1826—1828）结束后缔结的土库曼彻条约。该约规定波斯须对俄国割地赔款，并容许俄国在军事和贸易方面享有许多特权。
[19] 格利包耶陀夫对作家法·威·布尔加林说过：“那里是我的葬身之地！我感觉到我再也看不见俄国了。”
[20] 指尼古拉一世。
[21] 指尼·基·皮克萨诺夫对格利包耶陀夫的看法，见所著《亚·谢·格利包耶陀夫传略》（一九一一年）和《格利包耶陀夫的内心悲剧》（一九一二年）。
[22] 指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
[23] “巫师”喻地主贵族。据说在巫师的坟墓上钉一根白杨橛子镇着他，他才不再为害。
[24] 出自高尔基的杂文《美丽的法兰西》（一九⚪六年），但与原话略有出入。
[25] 女仆丽莎有点象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费加罗，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和《有罪的母亲》的男主角。他是一个伯爵的仆人，后来凭着聪明才智战胜了他的主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
[26] 耶利米〈约纪元前650—585），希伯来先知和爱国者，见《旧约·耶利米书》。
[27] 达尔马提亚在南斯拉夫。这种药粉是杀臭虫用的。
[28] 法语：从滑稽可笑的方面。
[29] 普希金的《嘲讽短诗》（一八二七年）写到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射死妖蟒的故事。
[30] 见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普希金给诗人和评论家彼·安·维亚赛姆斯基（1792—1878）的信，以及同月底给作家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信。
[31] 意谓对牛弹琴。
[32] 瓦西里·布拉任内依（约1464—1552），莫斯科一个半疯半傻的“圣痴"，据说能预卜吉凶，直言无忌，连伊凡雷帝对他也很敬畏。
[33]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贫非罪》（一八五四年〉中的人物。
[34] 《智慧的痛苦》初次上演于一八三一年，初次刊印于一八三三年，原先仅以手抄本流传于少数人之间。在上演和刊印前都经过审查机关的删节和窜改。
[35] 一九二九年，莫斯科轻歌舞剧院上演了沃斯克列森斯基和季波特合编的一组时事短剧《到结冰的地方去》，其中的一个舞蹈节目叫《太太与白熊》。
[36] 据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耶路撒冷老人西面得圣灵启示，知道自己要等到看见基督（新时代诞生的象征）的时候，才会去世，一天，西面进入圣殿，遇见耶穌的父母抱着幼小的耶穌走来。西面就用手接过耶穌，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即西面〉安然去世了。”
[37] 出自希腊神话。阿穆尔，爱神；赛克，“灵魂”的化身，形状为一美貌少女。这两个形象体现了所谓“永恒的爱和人性”的观念。
[38] 一种杀菌剂和去臭剂。
[39] 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
[40] 这幅漫画登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的《莫斯科晚报》上。
[41] 原文“玩忽职守”一词是从“睡衣”变来的。
[42] 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真理报》法律栏一篇题名《特殊案件》的文章记述了这件事。
[43] 斯卡洛茹布在第三幕第十二场提到过“军服的缘饰、肩章、领章”。
[44] 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请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六七页。
[45] 《浮士德》中的魔鬼。
[46] 彼列多诺夫是费·库·索洛古勃（1863—1927）的长篇小说《小鬼》（一九⚪五年）的主角，一个庸俗、反动、胆小和喜欢告密的人。
[47] 引文不甚准确。格利包耶陀夫在一八二五年一月给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巴·亚·卡捷宁（1792—1853）的信上说，“肖像，而且只有肖像，才能构成喜剧和悲剧……我恨漫画，你在我的图卷中找不到一幅漫画。”
[48] 《钦差大臣》的主角。
[49] 符·艾·梅耶霍德（1874—1942），著名导演。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他在莫斯科先后上演了《钦差大臣》和《智慧的痛苦》。
[50] 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然后又谈到古希腊人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四页。
[51] 格利包耶陀夫的教名和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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