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加·柯罗连科　总评

符·加·柯罗连科

总评

　　本文原名《正人君子》，发表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期《红色园地》杂志上，后经作者修改，作为土地与工厂出版社一九三〇年刊行的《柯罗连科文集》的序言。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剪影集》，一九六五年。

　　以人品和创作而论，很难想象还有谁能比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更为高贵了。可是我们共产党人同他有过非常严重的分歧。^[1]固然，就是在当时对待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上，他也表现了他平素的耿直精神。白匪统治波尔塔瓦^[2]期间，他没有卑躬屈节，对他们进过许多逆耳的忠言，并在红军进驻波尔塔瓦时断然拒绝离开那里，却眼拉科夫斯基^[3]同志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我自己也曾在一次内容极其丰富的深谈中同他度过几个钟头，^[4]我从谈话里确信，虽说他忧深思远地表示了一系列的异议，但对于居领导地位的我们的党大致还是友好的。^[5]不过，柯罗连科在政治上仍旧同我们的口号和我们的纲领有着非常严重的分歧。
　　这样一个异常高贵的性格，这样一位大才大智，这样一颗向往革命的心灵，居然可以从左向右，来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转弯，也就是说，居然可以几乎象他对待沙皇政府似的，对无产阶级政府采取激烈反对的立场，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来我们曾多次谈论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
　　其实我们早已预见到，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十分习惯于资产阶级民主，看来他们将情愿停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预见到，甚而完全正确地预言过，就连知识界最左和政治觉悟最高的一部分人（自然，如果不把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计算在内的话），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必不可免地要变成拥护某种折衷性宪法的保守派。不过我们也预见到，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最后总是能够转向、甚至迫转向无产阶级方面来的。
　　当然，广大知识分子极力想多少起些领导作用，无论如何要在社会上占一席光荣的地位。但知识分子是各色各样的，因为他们的上屋接触到，高级官僚、博学的显宦之类，下层则同无产阶级有往来，所以知识分子在情绪上，在对待包括俄国沙皇制这种形态在内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态度上，当然也各有不同。可是整个说来，知识分子对于象俄国沙皇制这种粗野落后形态的资产阶级制度，是抱否定态度的。然而资产阶级制度经过改革，接近了民主，并且竭力在利用知识分子时对他们多多少少保持一点表面的尊重，付给优厚的报酬，于是那条将保守知识分子同自由派和急进派知识分子区分开来的界线，也相应地开始往下移动，只有在所谓“知识界的无产阶级”这一阶层中才能真正使人感觉出来。许多人接受了资产阶级三月革命^[6]，——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它——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会出现一次危机，使这场革命转变成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从未见过的可怕的事件，即无产阶级革命，它把一度欢欣鼓舞过的、其全部骨干都已成为政权支柱的知识分子重又投入了反对派——有时简直是激烈的、血腥的反对派。不过无产阶级制度巩固下来了。它不仅把自己“强加”给这些知识分子，——光靠强迫并不能叫人家喜欢你——而且向他们证明了自己治理国家的才能，证明了它在不算太好的条件下如何真诚地极力关怀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但如此，后来在知识分子——直到他们的社会上层——同无产阶级之间还逐渐建立起其他的联系。知识分子开始倾听无产阶级的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和它的未来的乐章，由于除掉俄国的经验以外，这里还发扬了同样有益的世界的经验，他们倾听时就更加细心了。于是知识分子转换路标，重新定形了。
　　然而知识分子是那样一个阶层，它比任何其他阶层更善于在一套异常复杂的哲学或道德思想遮掩下审察自己的行为和感受。知识分子把这套思想看得十分认真。可是我们以为，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出面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时，顽强地用什么法律的或高尚道德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立场正确，那末他只是稍微骗骗自己，却大大地骗了别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然说得对：他认为，知识分子抵制无产阶级革命是企图保住对知识的专利权，^[7]在二月革命带来的社会制度下，这专利权显然给予了他们非常有利的地位，而在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制度下却大成问题了。
　　假如事情只涉及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那末，他怎样从思想上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归根到底，它得取决于他的经济利益，——辩解，那倒完全不关紧要。如果我们碰到的是一个思想方面的大专家，事情可不同了。
　　当然，个人是由社会生活造成的，可是生理条件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原料，最后的社会产品——即个人——的完善程度，要以这项原料的质地为转移。思想方面的高级专家在社会生活中，在成千上万人、有时甚至在千百万人中经受锻炼，成为他们的思想代表和领袖，他的代表性和领导地位如何，正就要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精良的特殊原料。
　　结果，作为他的创造的产物，出现了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珍品。伟大的思想家能够高于本集团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他可以轻易达到什么全人类的论点，可以脱离他从中出身和他所体现的那些阶级与集团，而是说当他整理和在表面上体现该集团的思想时所拥有的那种力量、广度与深度，在或好或坏的意义上也反映出了其余的各个集团，成为加入世界交响乐的一个强音。
　　柯罗连科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他完全是俄国知识界的代表。柯罗连科的民粹主义同他那一代人的民粹主义是一致的，他信奉民粹主义，是因为知识界在反对专制的杰席莫尔达^[8]时极其需要从某个真正的社会力量中寻求支持，而当时只有农民才是这样的社会力量。柯罗连科对自由的深厚的爱、他那属于最美好的类型的自由主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事。他对于美满的个人幸福的梦想，他那“人生来为了幸福，正如鸟生来为了飞翔一样”^[9]的著名口号出自批判地思考的人物即知识分子嘴里，是再容易理解不过了，他们在柯罗连科以前，就已在许多世纪中通过自己的优秀代表，宣扬过这种标准的乐观主义，同时他们又经常绘出一幅幅阴暗的图画，来反映同个人幸福的思想相对立的现实。要求团结、要求仁爱——特别是爱弱者——的号召同知识界情绪中的民粹主义基本核心，同知识分子的下述认识也都是完完全全一致的：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在于用崇高的态度从某个方面为社会精心服务，他所得到的内在的和外在的报酬，则是皮萨烈夫所说的“合理的幸福”。
　　柯罗连科是俄国知识界的亲骨肉。这个知识界产生过一些更复杂和——我简直要说——更深沉得多的典型。即使不提那批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表现了地主特点的俄国文学代表，在其余的部分中我们也能碰到很复杂的人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斯宾斯基和列斯柯夫，就某个角度说还有契诃夫和列昂尼德·安德烈夫。这样的人可以举出不少。我再说一遍：他们比柯罗连科更复杂，同时也更晦暗。
　　柯罗连科是一个美丽的、绝对端正的、非常透明的结晶体，其中包含着旧时知识分子身上一切典型的、良好的东西，虽有极少的个人杂质，却并无任何怪诞的变态，要解释这一点，必须探索一下他在生活中受到的某种相当“偶然的”悲剧性影响。
　　柯罗连科经历过很多苦难，怀有很强烈的恻隐心。虽然如此，苦难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记。这个结晶体还是那么光洁。柯罗连科有一颗最温柔的心。但是这份最深厚的热忱的冲动没有把柯罗连科的灵魂畸形化，它在本质上始终保持着明朗和―种古典式的方正。
　　柯罗连科的非凡的写作才能和艺术禀赋，使他能够在俄国生活的考验中维持着优美的内心的平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歌唱，而是号叫。柯罗连科却在歌唱。压在某些沉郁的俄国作家心头的负担，客观上要比柯罗连科所承受的更重些，可是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的负担也不轻。只是他的灵魂好象一架风神琴，就连卤莽的触摸也能叫它发出谐调的和音。这个有才华的人非常容易达到美，我们从他的短篇小说里，经常看见这种由一个令人痛苦的复杂现象——有时甚至是罪行——衍化为美的过程。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的这项特点，使他似乎成了一个装纳细致入微的人道精神的精美容器。
　　这样，如果我们总括一下柯罗连科这些同俄国中等知识分子拥有的一切优点——而且只是优点——完全一致的地方，总括一下他那立刻用自己的创作形式本身来给予处在生活忧患中的人以崇高慰藉的惊人能力，以及——这也同样重要——他不但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批判地思考的人物、不应当看见社会的邪恶而一声不响、并且他实在具有一颗异常敏感的良心等事实，——如果我们总括一下这一切，便能琢磨出这个衣冠楚楚的知识界的祭司、这个清白的正人君子的面貌了。
　　这个正人君子当然不会虚伪。他或多或少地能了解全部人类的东西。他没有把共产主义革命当作罪恶。虽然他有不满和苦恼，他还是能够保持他的看法，认为共产党人是一支为人民造福的伟大部队，只不过——照他的意见——走的道路不对罢了。但是，尽管柯罗连科的君子之风同虚伪无缘，这君子之风本身、白净的衣冠本身，却包含着一种显然为革命时代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
　　的确，一个正人君子能够怎么样对待真正的革命呢？显而易见，真正的革命一定是毛毛糙糙的，它一定要矫枉过正，一定要引起混乱。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清楚地预见到了这一点。普希金也深切地感觉到而且告诉过我们这一点。知识界伟大的宗教祭司们只要想象一下革命力量的怒吼声，没有一个不预先发抖的。符合美学标准的道德观不适用于革命。我们可以设想从艺术的角度去看革命，但这种看法应该完全建立在动力学上面，换句话说，一个能够在革命中发现美的人，他应该喜爱的不是完善的形式，而是运动本身、各种力量彼此间的搏斗本身，他应该认为矫枉过正和“疯狂”行为不是负数，而是正数。
　　可是，如果说柯罗连科当然无法从美学上理解革命，——这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只有第一流天才方能胜任，而且要在对他们的发展有利的条件下才行，——那末，柯罗连科在道德上也不能接受革命，这仍然是由于他那些优良的道德特点的缘故。难道我们否定兄弟之爱的道德吗？决不。我们这一代人所负的使命，是做一番充满着必要的仇恨的事业，每逢我们看到沾染着甜腻腻的基督教味道的温情主义的形象，当然总有点不舒服。而在托尔斯泰诵经礼拜时的面容上，以及柯罗连科经常行善时的面容上，正好有这类甜腻腻的东西。柯罗连科在道德方面是一个基督徒，我再说一遍：这还不算太糟。糟只糟在所有这些假基督徒（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和类似的人）都把仁爱的准则当作一种能马上就建立起来的、仅仅取决于人的善良心愿的事物。当然，托尔斯泰也好，同样，柯罗连科也好，他们都了解，要一下子使人们变成白鸽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们却觉得，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强烈的愿望，人人都可以变成白鸽，这些白鸽满口博爱，喃喃絮语一通，便算圆满完成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则认为，第一，在我们今天，讲求君子之道非常困难，第二，在我们的条件下也用不着羡慕正人君子，因为在我们今天，正人君子喃喃絮语根本不是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恰恰相反，在以劳动和明天为一方、以剥削和昨天为另一方的最后斗争激化的年代，甚至任何调和、任何挥动橄榄枝的做法都会使敌对的双方感到恼火，而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暂时还比较弱小的我们这一方，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和有害的。
　　正人君子由于我们双手染上鲜血而大为恐惧。正人君子因为我们态度严酷而陷于绝望。正人君子想要说，不管怎么样，冷峻的毅力和铁面无情对白狼^[10]倒还相称，他们本来就几乎是公然打起人剥削人的旗帜的，但对于归根到底是为仁爱而战的我们来讲，却简直太引人注目，完全不协调了。正人君子任何时候都不能了解，仁爱“要求用牺牲来抵偿”^[11]，并且不仅自己方面要牺牲（这一点，正人君子倒是会了解），还要让人家牺牲，正如一切激战中常有的情形那样。
　　必须在相互关系中保持平静和分寸，那末也许还可以交谈交谈，那末正人君子才会了解，如同柯罗连科了解的一样：在他觉得是一大堆错误的那些东西背后，有一颗高贵的心跳动着。柯罗连科了解这个。我们也同样力求了解，并终于了解到：柯罗连科在俄国烽火遍地，在无产阶级手劲变弱、它所高举的大旗已经动摇起来的时期^[12]发表的自由主义清谈，仍然是从他那优良的道德特点而来的。不过柯罗连科把到后天、到胜利以后的日子才必须实行的那种道德，移到严酷的准备时期来了。
　　柯罗连科既然采取这个否定的美学和道德立场，他在政治上也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们的革命了。从他的和谐论与君子之风中可以引出一个结论：得到解放的人民应该穿起节日服装，涂上发油，一同聚集在全俄大会上，用绝对自由投票的方法，选出他们爱戴的首长，由众首长来正确地、和谐一致地为他们指引前途。在柯罗连科的机会主义中有大量的乌托邦成分。我们之所以觉得他是机会主义者，是因为他希望获得我们所希求的民主，在那种民主之下，照伊里奇^[13]的说法，每个厨娘都可以参预治国大事，但是柯罗连科无论如何不能了解，为了达到这样的民主，完全消灭阶级，使一切专政和一切国家归于消亡，必须具备许多由人血灌溉得来的先决条件。
　　在沙皇制度下的黑暗时期，柯罗连科的意义当然是难以估量的。他确实是这个阴暗帝国最光明磊落的人物之一，不仅对真正的知识界，而且对一般居民、对农村中稍有觉悟的一部分人、甚至对无产阶级，都有过难以估量的重大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因为他坚决抗议官府一切最卑鄙的迫害如穆尔坦祭祀案^[14]、别依里斯案^[15]、官方对于饥荒所引起的社会运动的态度^[16]，等等。
　　但是，如果说柯罗连科的政论活动、他直接以公民身分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有过巨大教育意义的话，那末，他的小说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具有同样的意义。
　　谁都知道，以内容而论，他的全部中短篇小说经常写一个基本主题：对人的爱，对人的恻隐心，对那些作践人的势力的愤恨。总之，他的小说用另一种笔法表达了美好的人道主义思想。
　　柯罗连科本人象蹲监狱一样蹲在广大的、蛮横的、寒碜的沙皇俄国，他对周围很少产生愉快的印象。别的作家成了辛辣的讽刺家、悲观论者，有时抗议，有时甚至陷于绝望。某些人，例如契诃夫，在有几分做作的、带着艺术上表现得很精巧的冷淡神情的微笑之下，在温婉的幽默之下，隐藏着自己的愤怒和绝望。托尔斯泰越来越爱专门通过他的宗教和道德学说去解决生活矛盾，他决没有用这个方法达到内心的平静，而仍然在激动和战栗。
　　说也奇怪，柯罗连科，这个有着优美开朗的面貌和富于音乐性的、水晶似的奇妙文体的人物，居然能够在这座地狱里保持这样平静的态度。他丝毫也不冷淡。他甚至没有契诃夫那种做作出来的冷淡。他是一个热情蓬勃的人。他发怒的时候，你会感到他确实充满着愤怒。他满怀着激荡人心的真正的爱、强烈的恻隐之情。但是他竟保持了这种同他的外貌十分谐调的心灵的开朗，而主要的是，保持了文笔上的非凡的和谐。
　　请你拿他同时间相近的其他伟大作家比较一下。托尔斯泰想出一个他特有的处理方法：他首先希望叫人相信他所说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相信他的确在洞察隐微，复制真正的生活事实，甚至让你能够看清人物“心灵中”发生的一切，他故意不管可以叫做“文笔”的那个东西。他不愿意作为艺术家的作家变成读者同生活中间的一面三棱镜^[17]。托尔斯泰用他那有点拙劣的，仿佛根本未加修饰的文体，使你产生一个错觉，觉得自己看见了真正在发生的事实，而且你能用你平时绝对没有的敏锐眼光，从里里外外全面认识它们。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也看到类似的情形，虽然他的文体决不是象透明的空气一样，使对象似乎能够独立地、如实地在其中生存和历历可见。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气氛是火热的，它由于温度的变化而闪烁不定，常常明显地歪曲了来到你面前的事实和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故事叙述人或者干脆用作为登场人物的“我”的名义说话，或者是一个痉挛的、哆嗦的、时而嘲讽时而痛苦的编年史家。
　　这样的编年史家自然不可能注意文词，即注意文词的优美和精确。
　　契诃夫在文笔上力求达到最大限度的朴素，这颇有点托尔斯泰的风味，区别只在于他对语言的艺术表现力更重视得多。
　　托尔斯泰不注意雕章琢句，他的目的是给人造成这么一种观感，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造成这么一种无法抗拒的错觉，使人认为他的叙述是真实的。
　　契诃夫却是一个印象主义者。他也好，他的读者也好，都有点急急忙忙，他们需要迅速抓住一切要害，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抓住在那个场合可能成为要害的一切，然后正是在这讲故事的时刻，从意义最突出的那一方面来描述现象或对象。
　　从这里便产生了契诃夫词句的非凡的、内在的精练，他的词句很少追求音乐节奏的目标，而多半是注重生动的刻划，并且特别爱化为这个或那个人物的一针见血的对白。
　　柯罗连科则似乎是屠格涅夫派的继承者。贵族和爱美者屠格涅夫大都采用令人相当痛苦或忧伤的主题，他自己就是一个大悲观主义者，在艺术创作中，除了其他途径以外，他还通过非凡的文字美来解决自己的忧愁和问题。每个形象和总的结构的明朗与精雅、言词的节奏、每个句子的富于音乐性的构造，——这对于屠格涅夫，几乎象对于他的朋友、也许是最大的语言崇拜者的福楼拜那样神圣。恐怕只能说，福楼拜的语言更能抓住人、更有力、泼辣，屠格涅夫的语言则更优美、华丽、铿锵。
　　柯罗连科在他达到的文笔的高度优美方面正是屠格涅夫的效法者，这种美使他的作品几乎完全成了散文诗，它所产生的出色的形象能同时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又通过它们而作用于整个的感性。对柯罗连科来说，作品正是帮他摆脱那横在阴暗现实同他的光明理想之间的矛盾的一条出路。
　　柯罗连科总是从内容上引导他的小说去超越这道鸿沟，他想安慰人们，使他们惟愿光明获胜的强烈希望在心理上得到巩固，同时，他还用那么悦耳、那么鲜明的语言叙述了与此有关的生活实例，以至阅读本身就几乎是一种生理的快乐，而且能帮助我们不致被他涉及的各个现象的有时是令人很难受、很痛苦的本质所压倒。
　　由于这一点，托尔斯泰除了对于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柯罗连科抱着很大的好感之外，还非常看重他的文笔，正如看重屠格涅夫的文笔那样，不过他觉得柯罗连科行文过于秾丽。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指出柯罗连科的巨大成就，——我们能够给俄罗斯语言巨匠们建立的整座文字武库作出估价——这些成就决定于他对世界的态度本身、他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本身。
　　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如果拥有强大的才能，正是多半要把自己的文笔变成又一个论据，来证明一切都会对付过去，证明理想的因素可以战胜混乱，善可以战胜恶，光明可以战胜黑暗。
　　假如说，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最大代表之一，维克托·雨果，在他那些诗体和散文体的、声如洪钟的雄辩中找到了这项论据，那末，柯罗连科也在他笔下的清朗的、悠扬宛妙的歌声中找到了它。
　　这种非凡的美分布在柯罗连科的作品中，甚至仿佛用一层迷人的烟雾掩盖了黑暗和痛苦的尖锐轮廓，柯罗连科当然没有否认黑暗和痛苦的存在，他还努力去战胜它们，——就是这非凡的美，使我在两年前写下这样一段话：“目前，在我们今天，当我们的心肠变硬了一点，我们的青年成了一群小狼的时候，倒不妨听一听这些同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相近的、奇妙而高贵的旋律。”^[18]
　　现在我可不敢重复这段话而不加某些保留了。
　　我们在经历一场伟大的攻击战，目的是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我们各色各样的敌人，包括用理想主义作掩护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正在加紧顽抗。美妙的辞句、温情主义和人道主义，都可能变成敌人的工具，对我们是很有害的。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在反对进攻着的社会主义——第一批社会主义城市、真正的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城市已在我们国土上兴建起来，——的斗争中，在负隅顽抗的最后痉挛中，成为旧世界奴仆的自由派和急进派、冒牌社会主义者以及同他们沆瀣一气的人正在死死地抱住西方，抱住西方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等等。这种西欧主义目前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犹如它在文明欧洲的这一切迷惑人的东西同沙皇监狱相对立时期曾经大有益处一样，而柯罗连科就是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了。
　　因此，虽然我们决不赞成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随便宣布柯罗连科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应当予以査禁的作家，或者是必须特别加以揭露和抨击的作家，——然而我们要很明确地强调说，在接受我们从柯罗连科那里发现的一切美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极大的保留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为了稍稍有助于批判地吸收柯罗连科的作品，我们在他的文集前面加上了这篇导言。

^[1]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柯罗连科在莫斯科《俄国新闻》上发表《胜利者的庆祝会（给卢那察尔斯基的公开信）》一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次年八月，卢那察尔斯基在《火焰》杂志和《彼得格勒真理报》上著文加以辩驳。一九二〇年夏秋，柯罗连科又给卢那察尔斯基写了六封私信，仍旧坚持己见。因当时邮递困难，卢那察尔斯基只收到其中的三封。柯罗连科逝世（一九二一年）后三年，有人在巴黎将这六封信汇编出版，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2] 波尔塔瓦在乌克兰，为柯罗连科晚年居住的地点，也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家乡。

^[3] 赫·拉科夫斯基（1873—1941），一九一八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蜕化为托派分子。

^[4] 一九二〇年卢那察尔斯基去波尔塔瓦时，同柯罗连科会晤过几次，竭力劝说和争取他。

^[5] 柯罗连科病逝后两天，当时正在举行的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曾为他志哀。

^[6] 即二月革命。这次革命爆发之日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相当子俄历二月二十七日。

^[7]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具有旧资产阶级文化的最有教养的人们实行怠工是怎样一回事呢？怠工……清楚地说明，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见《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六九页。

^[8] 杰席莫尔达是果戈理《钦差大臣》中一个警察。

^[9] 柯罗连科的特写《奇谈怪论》（一八九四年）中人物杨·扎路斯基的话。

^[10] 指白匪。

^[11] 引自涅克拉索夫《在医院中》一诗（一八五五年）。

^[12] 指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时期。

^[13] 列宁。

^[14] 一八九二年，维亚特卡省老穆尔坦村有七个乌德穆尔族农民被指控杀人祭神，由法院判处长期苦役。柯罗连科以记者身分列席审判，认为这是诬告，于是发表许多尖锐的文章，要求重审。一八九六年，被告终于被宣告无罪。

^[15] 明·别依里斯是基辅一家砖厂的售货员，犹太人，一九一一年被黑帮分子诬告杀害一个基督教男孩祭神。一九一三年，柯罗连科在报刊上公开揭露这次审讯的策划者，引起强烈的反应。在舆论的压力下，法院只好宣告别依里斯无罪。

^[16] 一八九一年，伏尔加河流域严重歉收，引起一次赈济饥民的社会运动。贵族和黑帮报刊把饥荒归咎于农民的“懒惰”和“酗酒"，并唆使农民去反对支援他们的医生和大学生。柯罗连科写了一组特写《饥荒的年代》（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予以驳斥。

^[17] 意谓不愿让读者用作者的眼光去看生活。

^[18] 引自作者的《符·加·柯罗连科（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莫斯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