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巴·契诃夫在我们今天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第二七期《火花》杂志。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一卷。

　　谁也不会想到要怀疑契诃夫对他那个时代的重大意义。
　　在契诃夫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几乎是俄国最著名的作家，其声望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同高尔基和柯罗连科不相上下。
　　同时，受他影响特别大的正是占了他那么多笔墨的知识分子，他通常所写的一切，也都是为他们写的。人数众多的全体知识分子对契诃夫的爱重，甚至超过了对高尔基、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的爱重：高尔基的某些倾向吓跑了他们，托尔斯泰过于特殊，同样使非托尔斯泰派的知识分子对他有点疏远，柯罗连科当时主要被看作一位体现绝无仅有的社会良心的人物、一位深刻的政论家，可是就他在文艺领域内的生产率和感应力而论，已经不能同契诃夫相比了。
　　但是如果我们问问自己，契诃夫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好处，这就可能碰到疑问了；不管怎样，任何过于笼统的论断都是不正确的。契诃夫起初是个不问政治的作家，而他作为一个公民的淡泊态度，却又掺杂着一种对六十年代的人、对自由派等等的过度愤激的情绪。契诃夫所以愤恨这些进步政治思想的代表，大概因为他自己也并不相信他这“庸人”立场是正确的立场。后来他的政治方向有所改变，他本人转入了进步分子的队伍，而且不但
　　在政治方面是如此：他还足够鲜明地表示反对一切宗教，包括托尔斯泰的宗教，表示拥护进步、科学，以及用唯物主义去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在契诃夫生命快终结的时候，他甚至开始显出某些表明他对革命的预感和同情的迹象，虽然他心目中的革命与其说是十月革命式的，恐怕不如说是二月革命式的。
　　假如契诃夫活到我们今天，他采取的政治立场很可能近似柯罗连科的立场。
　　由此可见，不能认为契诃夫给予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左派或者甚而至中间派以什么政治教育。不过一个作家为社会服务的事当然决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在真正的能产生丰硕果实的政治还在地下萌动，而在地面上开花放苞的政治论内容又十分贫乏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了。
　　契诃夫异常细心地考察了他周围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不但敏锐，并且广阔。固然，他对工人注意得最少，他对他们估计不足，也不了解他们；可是地主、资产阶级、小官吏、僧侣、手工业者和农民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非常细腻而真实的描绘。
　　作为一个社会艺术家，契诃夫有三种基本创作手法，此外还要加上一种形式方面的手法，它也颇有意思。
　　生活引起契诃夫的兴趣，契诃夫爱生活，爱大自然，也希望爱人们，但他是在阴暗时期展开活动的，他碰见的人是残缺不全的人，他为此感到深切的悲痛。最初这残缺不全只是惹他发笑，——和果戈理的情况大致相同——然而他的笑逐渐地越来越发人深思，在耳朵灵敏的人听来，这笑正象果戈理的笑一样，是含泪的笑。
　　契诃夫的三种主要艺术手法，实际上都是向现实报复、总结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求得某种平衡的方法。
　　第一种手法是现实主义、描写上的异常真实。艺术家契诃夫当然从来不对个别现象作照相式的描摹；他把它们加以概括和典型化，但又极力设法使这些综合典型充满生命而不是流于虚浮，使它们为真正说明他那时代的芸芸众生而服务。
　　这样的真实性是同契诃夫总的精神气质吻合一致的，他直到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医生，带有科学工作者的深刻印记。阿那托尔·法朗士有一次写过，生活很可悲，假如没有强烈的好奇心推动人去观察这悲苦却又五光十色的生活，也许就不值得活下去了。契诃夫也有这样的研究家风度。他认为，用艺术方法评判、清理和使自己认识周围的畸形世界，那是一大乐事。
　　契诃夫的第二种手法，便是我们已经略微提过的笑。契诃夫的笑难得是谢德林式的鞭挞的笑，甚而至于也难得是果戈理式的带刺的笑。他的笑多半属于幽默的领域，即是用宽容态度去缓和道义上的愤怒，他所以宽容，或者是由于他了解引起我们反感的事实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了解那些事实的内在的猥琐性。
　　契诃夫的笑一方面谴责和唾弃可怕的猥琐，因为意识到本身的优越性而想要超拔于它们之上，另一方面又仿佛在使人同它们和解。他的公式是：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这些牢牢缠住整个日常生活的猥琐事物嘲笑一番。
　　契诃夫的第三种手法是他的悲伤。这也不是安德烈夫式的绝望的叫喊，不是连我们提起过的阿那托尔·法朗士身上也有很多的厌世或悲观主义情绪，而是一个人的真正深沉的悲伤，他认识到生活可以变得光华灿烂，并且希望美好生活总有一天在大地上取得胜利，同时他却感到自己距离这幸福的未来还有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感到自己和类似自己的人们在萧索时期迷失了道路。
　　这项手法仍然可以表现为一个公式：有什么办法呢？斗争么又没有力量，痛哭流涕、拿脑袋往墙上硬撞，——何必呢？这一切当然很可悲。那末我们就来唱一支咏叹我们的悲苦的小曲吧。
　　契诃夫笔下的悲天悯人的男女形象写得很美，个别优秀篇章充满着悲歌情调。这一切仿佛是一阕安抚自己的激动心情的摇篮曲。
　　因此，契诃夫对他那时代来说是个独特的和解人，虽然他道出了生活真相，嘲笑了它，为它苦闷过。这一切都是他用辉煌的才能做出来的。
　　我们提起过的那种形式方面的手法是印象主义，它能够用异常简炼准确的文字，在读者意识中产生必要的效果。
　　契诃夫的创作当然是对现实抗议的一个方式，不过他的抗议是调和性的，既不促使人走向绝望，也不推动人走向斗争。
　　但是早在契诃夫时代，就已经有一些最年轻而坚强的人、最年轻而坚强的阶级对于契诃夫描绘的阴暗图景表示愤慨了。他们的笑是轻蔑的狂笑，他们的悲伤为愤怒所抵消，——不仅对反面典型愤怒，对正面典型也是，因为他软弱。
　　不久便出现另一个时代，正是这批年轻的分子开始主宰生活，摧毁了契诃夫所描叙的世界的全部基础，开拓了一个新兴国家的远大前程。
　　现在又怎么样呢？怎样才能把这位独特的作家引导到我们今天来呢？他对我们有用吗？
　　作为一个巨匠看，他是有用的，我想谁也不会争辩。契诃夫创造了种种十分独特的、现实主义的印象主义手法，无产阶级革命对它们不能忽视。它们当然不会是主要的手法，但无疑将在武装我国新文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即使就内容来说，契诃夫也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精神。这是因为，虽然象我说过的那样，契诃夫的世界的基础已经崩溃，可是这个世界本身还残存着。我们国内布满着旧事物的废墟；新事物的建设也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周围还有不少旧的尘土、霉块、旧的毒菌。必须经过一番极大的复杂的社会消毒，才能从我们周围和我们自己身上，将那些使契诃夫发笑和悲伤的萧索时期的痕迹、失败和柔弱的痕迹、渺小的庸俗生活和各种畸形现象的痕迹消灭掉。
　　契诃夫的敌人还活着。很遗憾，我们还得同他们斗争，因此契诃夫也还活着，——不但作为一个大作家、并且正是作为一名战士而活着。
　　我们当然要鄙弃他的调和主义，我们不会对这类敌人露出哀伤的微笑。契诃夫这样做是由于他当时软弱，没有武装起来，而我们则是刚强的、武装得很好的。在我们这里，他的微笑变成了讽刺的纵声大笑，他的悲伤变成了勃然大怒。可是契诃夫至今还能清楚地指出城乡庸俗作风的一切变种，我国很少有什么其他作家能够在腐朽陈迹的王国中充当一个如此精神饱满、目光敏锐、毫无差错的向导，那些陈迹正是我们必须彻底破坏，从生活中予以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