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政治家

　　木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消息报》。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二卷。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我们知道，艺术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反映着各别阶级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是各阶级用以组织自己、组织其他从属阶级或它们希望使之从属于自己的阶级，以及瓦解敌对阶级的一个工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有些作家，你即便用放大镜观察他们的作品，乍见之下也发现不出什么政治来，而实际上连他们都是政治家。有时他们本人也清清楚楚地认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必须用无聊的东西、形形色色的糟粕和荒唐可笑的游戏供读者消遣，这正是为了吸引读者脱离严肃的政治，使他们不致提出生活本身推动他们去思索的严肃问题。
　　消遣的艺术、引人离开正道的艺术向来是一件巨大的政治武器，其功用是象狂欢节似的给群众宽宽心，而群众却也许正在那里忍饥挨饿。或者拿另一种否定一切政治的作家-政治家来说吧。我们就拿浪漫主义派来说吧。浪漫主义派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鄙视现实，鄙视变革现实的斗争。在这个现象的深处，却含有一篇著名寓言里记载的对葡萄的看法：你说葡萄酸，只是因为你反正吃不到它。普列汉诺夫早已讲过，浪漫主义者知道自己不可能积极。^[1]于是他们就宣称消极是无上的智慧和精神贵族的最崇高的特点。他们号召放弃斗争和建设，把人引入幻境，同他们一起玩赏人类的无限想象力。
　　然而这难道不是政治吗？这种多半由软弱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施行的政治，难道不能从紧紧抓住现实的统治阶级方面得到宽大的赏识吗？
　　是的，有些人干政治，口头上又否定它，因为这样更巧妙，更容易达到他们的目的。还有些人也干政治，可是自己没有料想到这个，真心诚意地自以为远离着一切政治。
　　任何阶级都要保卫本身的利益，但承认这一点并非对任何阶级都是有好处的。其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显然相对立的阶级，总是竭力使用各种掩蔽物以自卫，对于它们，艺术能成为一件多么良好的政治武器，正是要看它能把自己的凶恶意图掩饰得如何而定。
　　有的阶级所处的境况完全不同，它用不着隐瞒本身的利益，因为它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类的利益相一致。
　　当资产阶级向它上头的阶级、向封建的“旧制度”作斗争的时候，它喜欢把自己描写成为全体劳动人类的先锋队，那时它的艺术也公开地具有思想性和战斗性。当时艺术家引以自豪的，便是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启蒙精神、激发公民勇气的响亮的号召。自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领导群众，而需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束缚他们和阻止他们前进以来，情况就变了。
　　但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新领袖，即不可能不彻底忠实于自己的使命——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无产阶级，却大胆地打起它的火红的旗帜，丝毫不怕承认它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性的、公开的党性的。如果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惯于躲在纯艺术这块俨然是白净如雪的帆篷底下，鬼鬼祟祟地偷运资产阶级倾向，反而嘲笑无产阶级作家，指着他叫嚷道：“政治家，政治家，你算什么艺术家！你的艺术有倾向性！”那末无产阶级作家便要纵声大笑，作为回敬，这笑声中包含的鄙薄口气，立刻压倒了敌人的嘲弄。“你想责备我什么呢？是责备我要在它烛照之下来改造世界的那片热情的熊熊大火，也在我的艺术中有所表现吗？”
　　我们的艺术家不用害怕在写艺术作品时变成政论家，这意思就是说，怕他们笔下的形象本身充满一定的思想内涵，或者他们不把他们的思想纳入形象里面，而是，同形象性的故事的内容相并列，他们还向读者发表热烈的鼓动人心的演说，或者是，一个作家平常都用艺术家的身分出来发言，有时却以政论家、人民代言人的身分给社会写信。
　　我们不用害怕这个，因为我们的艺术家决不会由于太接近生活，洋溢着生活的力量而感到自己卑下。相反地，他们觉得卑下的倒是那种远离生活、没有一股生机旺盛的生活津液在他身上象饱满的脉搏一样跳动着的、恶病质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有时自以为凌驾于生活之上，出没于精粹的意识形态的玫瑰色云彩之间，其实他只不过是在生活的阴沟中爬行，那里汇集着各种生活的垃圾，那里的一切虚有其表的金箔和虹霓，并不比我们在污水坑中看到的乱七八糟的废物更值钱。
　　高尔基注视着新的工人文学，他说，突击队员的作品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比文学更高大的东西。^[2]对啊，看来是更高大的东西，即是，实在说，这当然也是文学，但这种文学比任何其他文学更高大，第一，因为以它同生活的联系而论，它将不亚于各个最好的文学时代，甚至会超过它们，第二，因为它所联系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是这样一个飞跃，这样一个人类空前未有的时代，把它反映到文学的镜子里来，就会立刻使这面镜子变得无限深刻、明亮、光彩焕发、跟太阳一般。
　　高尔基从小自食其力，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见过这座地狱的全部灾难。他主要是研究小手工业劳动者、无政府主义的流浪汉典型，研究被蹂躋、受磨难、又在怨恨中互相折磨的人们。他敏锐地倾听他们的愿望，为了他们具有摆脱这种黑暗生活的豪情壮志而感到由衷的喜悦，观察造成他们的痛苦的环境。他见过愚蠢的、饱食终日的市侩，见过黑暗的农村中的有产者，也见过高踞在这堵厚墙之上的所谓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一直到资本大王、高级官僚和显赫的贵族。这整个环境，这整座压在社会下层群众身上的金字塔，在他心里引起极大的愤慨。通过现实给他的这一切印象，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造成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同时，高尔基越来越充分地领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当然，高尔基也犯过错误。但是这一切早就解决，早就象尘土似的被抛到一边去了。当高尔基在久居国外之后，在我们的建设已经相当成熟的期间回到祖国来，——那时候，所有的烟雾都消散了，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同我们的无产阶级组织、同苏联工厂的工人、同国营农庄和集体农庄的劳动者举行了非常亲切的会见。从此高尔基便同我们缔结了最亲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从此高尔基在国外所站的岗位，便是宣扬苏联真相的一名勇猛的、公开的、坚定不移的战士的岗位。从此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恨比先前增加了好几百倍。
　　高尔基正在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3]中总结他的丰富经验，同时又以他的政论性书信，对一切最重大的事件作出反应。可是除了这些公开信以外，他还同大批的人私下通讯。写给他的和从他那里发出的函件，好比一群群鸟儿，飞来飞去。他经常同朋友们交往。飞到他那里的也有充满着恶意的黑信。于是他有时就象雷劈电击一样，把这类来信人烧灼一下。高尔基用不可磨灭的文字，将自己的姓名记入了人类的庄严史册。是的，他记入了。是不可磨灭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活到了工人阶级取得重大胜利的时代，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已同这个阶级融为一体。当然，我们还要翻过一些高山大岭。但是我们已经沿着这条通往最伟大的目标的路线，攀登得很高很高了。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回顾着走过的道路，并且展望着前面的道路。他竭力保持平静。可是从他那粗硬的唇髭底下看得出激动的微笑，他的浅蓝色眼睛也已经涌出泪水，这眼泪表明他有过深刻的内心激荡的时刻。他估量着我们的成绩，低声说：“大体上是好的。”
　　“大体上是好的，”千百万人齐声高呼，虽然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的生活里还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不过我们本来是在半路上。我们本来是在斗争中。我们本来是在建设中。而人人都知道，无论是在半路上、在斗争和建设中，高尔基总是同我们一起的。
　　高尔基是一个作家兼政治家。他是迄今世界上有过的最大的作家兼政治家。这是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政治的缘故。所以这种政治一定也会产生伟大的文学。这伟大的文学已开始繁荣了。……
　　凡是珍视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文化的人，无不敬爱高尔基。而在那些不珍视它们的人中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还没有进步到能够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另一类则是敌人。关于后者，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说得好：“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4]

^[1] 例如，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过，法国浪漫主义者和帕那斯派诗人“并不期待也不希望在他们当时的法国发生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他们和周围社会之间的不协调是完全无法解决的。”（《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第二一四页）德国浪漫主义者也是如此。

^[2] 见高尔基的短文《工人通讯员古陀克-叶烈美耶夫的一本书》（一九三一年）。

^[3]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4] 这两句话是一九三〇年高尔基所写的一篇政论的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