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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
创作四十周年纪念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消息报》。全文共九节，这里只摘译了其中有关托尔斯泰后期创作和高尔基早期创作的五节。译自《卢那察尔新基八卷集》第二卷。
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是、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或社会大灾难的结果。文学杰作就标志着这些变动和灾难。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几篇天才著作，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或评论家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忽视的，在那里，列宁把托尔斯泰出现的基本的、象自然威力似的不可排除的社会原因，把整个列甫·托尔斯泰（他的磅礴的才气，他在全俄国和全世界的广大声誉，他的不朽的艺术成就，他的贫乏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都单刀直入地归结为一个主要的东西——当时俄国发生的那场大灾难。那时，农民和绅士的旧罗斯正在致命的痛苦中、在残酷进攻的资本的压力下奄奄待毙。
这出可怕的、渗透着血泪的悲剧的主角——可惜是消极的主角——是俄国的农民。
眼泪、悲愁、叹息、破产、绝望与愤怒的号叫、令人苦恼的强烈的疑惑以及出路的探求等等遍及世界的乌云聚拢起来，一个血红的问号如同吓人的恶梦一样出现在全国：真理究竟在哪里呢？
这场危机使劲揪住农村，猛烈地打击着庄园。庄园也穿了个窟窿，沉底了。一切旧基础好象万物遇着地震，开始动摇了。
这时冒出一个人来，由于他的出身、教养、文化水平、敏锐的感受性和文字才具，他能够把农民的悲怆和农民的疑惑化为艺术形象。他，托尔斯泰，是绅士，因此，虽然农夫的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占着主要地位，虽然农夫的苦难的问题完全支配着这位伯爵的整个内心世界，但是他的作品也含有不少贵族性的因素。不过这个情况并没有使列宁的山鹰似的眼光迷失在托尔斯泰的表面特征中，而将他看成贵族作家。[1]不，扫荡了宝座、祭坛和贵族本身的托尔斯泰，他的火热的革命精神不是来源于贵族；千百年来农民心里那种助长了一切刽子手气焰的温顺、忍耐和不抗恶的精神——实际上是腐蚀性的和最有害的精神，也并不是出自贵族。
马克西姆·高尔基正好同样标志着后来我国历史上的一场大变动。
资产阶级来到了，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阶级而确立下来，固然它是同贵族死硬派分享政权的。但那已经是资本主义化的贵族，托尔斯泰早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就用轻蔑态度谈到过他们的最初的典型。
总之，大财主在国内完全坐稳了。不过他们仅仅在某个局部完成了他们那种甚至是相对的文化和经济作用。他们贪婪而粗笨。他们当然创造过一些东西，可是他们破坏得更多。
其他各国的历史经验和自身的本能提示他们：代议制这件时髦的欧洲外衣，披在当时外国大资产阶级肩上倒非常合适，但是对他们的身材并不相宜。吃得饱饱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时也缠夹不清地叫嚷什么宪法，它抓得最紧的还是警察和牧师。
这个既以它自己的发展、又以它的发育不全来压制我国的资本主义，毕竟是有重病在身。它苦恼。它被可怕的预感折磨着。它充满恐惧和两重性。它有它的刁棍、暴徒和颓废分子，然而他们脸上都带着判罪的烙印。这名披挂得金光闪闪、却有着一颗软弱的心的武士，不是生来享受快乐和做长寿星的。
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还在继续对农村施加沉重的压力。不过，荡漾在新的发音洪亮的艺术器官，即青年高尔基的各种音调优美的喇叭中的，并不是从这农村方面传来的呻吟声。
照他的社会地位说，他更接近停滞的、泥沼似的、受到疯狂的折磨、充满着陈陈相因的遗风、到处是难以形容的怪物的小市民层。
高尔基就从它入手。他后来把它的一个最奇怪的变种——流浪汉——当作自己的对象，终于走向了无产阶级。
可是，从一开头便在听赏高尔基的乐曲的我们，对于认为高尔基是小市民作家的那种肤浅的、我敢说是胡涂的论调，只能带着笑声予以批驳。
我们也可以追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巨人的脚印，在这里说道：从高尔基作品的开头几行中象火焰一样冒出来的那份无法抑制的、暴风雨般的、色彩鲜明的生之欢乐，不是来自小市民。
对于居统治地位的邪恶势力的愤怒的、严厉无情的态度，不是来自小市民；对于人和他的强有力的文化、他的未来胜利的坚强信心，不是来自小市民；雄鹰激发勇气的号召和海燕预告革命即将到临的呼唤，也不是来自小市民。这一切并非来自小市民，——这一切都来自无产阶级。
产生了托尔斯泰的社会变动，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工业的急速进攻所引起的旧罗斯之破坏这一社会变动，可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和没有出路的变动。
托尔斯泰在思想意识上脱离被历史判了罪的本阶级，投奔农民。但是农民也毫无出路。直到很久以后，贫农才有了出路，而能够给他们指明这条出路的则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
在托尔斯泰看来，无产阶级本身可以说并不存在。托尔斯泰觉得，先进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代表及其伟大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仅仅象一片模糊而又极端讨厌的黑影，出现在烟雾弥漫的远方某处。他认为他们也是恶魔的城市的儿女，是一群疯子，他们以暴力回答暴力，希望更加扩大进攻中的假文明所造成的地狱般的骚乱，竭力用掠夺、瓜分和虚假的肉体幸福等粗野的诺言，来诱惑普通人民。
相反地，产生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那场变动，却是双方面的，它随身带来了出路。
虽然资本还在以钢铁的重量压榨着全国，但同时，我们已经说过，它那巨大的整块却产生了证明它寿命不长的裂缝。甚至在文学中，作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之反映的，也主要不是凯歌，而是某种哀叹和嗟怨，直接描写资本家生活的作家，如象颇有才能和相当敏锐的包包雷金[2]，当他们记述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时，也是这样单刀直入地从缺点、恐惧和内心的疑虑着手的。
我们在俄国文学中简直很难找到一个稍有名气的作家，是可以叫做资本主义歌手的，这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吗？彼烈威尔泽夫企图把冈察洛夫摆在这个位置上面，[3]我觉得非常不妥。
但是资本主义有一块无产阶级的衬里，以后历史翻改人类社会，就该用这块衬里当衣面了。
固然，那个时代在文学上的主要表现者马克西姆·高尔基，他首先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反面。资本主义大马车驶过小市民的尸骨，正如驶过农民的尸骨一样，我们已经说过，小市民的杂乱可怜的痛苦的哀号，便是高尔基那愤怒而威严的和音所由产生的第一个疯狂的、自发的不谐和音。
是的，高尔基首先穿着长筒靴子和偏领衬衫[4]走进了文学界，有肺病，同时又强健；饱经忧患，同时又渴望幸福。他走进来，是为了在这里，在二层楼上，在那些比起他自己的地下室来几乎就象沙龙似的高贵的杂志上，毫不掩饰地讲出“鼹鼠“及其盲目的、龌龊的艰苦生活的可怕的真相。这是作为辩护士的高尔基的伟大活动，是作为检察官的他的控诉词。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带刺的、辛辣的、无情的现实主义。
可是高尔基犹如托尔斯泰，在描写农村的悲苦命运的时候，还希望做农村的导师，希望在农村找到一个真理并且将它宣示出来，希望指点一条生路。
高尔基谴责他的鲁卡（《在底层》），因为鲁卡要安慰受苦的人们，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把这种或那种麻醉性的、谎言的橡皮奶头塞进他们的嘴里。高尔基不愿对他视同兄弟的穷人撒谎，象“撒谎的黄雀”[5]那样。有时他也很想写写虚假的安慰、“给自己抬高身价的骗局”，但是由于他抱着严肃诚实的态度，终于把它们抛开了。这个诚实的态度、这份勇敢的精神，已经显示着一种新的音乐，即进攻中的无产阶级队伍的进行曲，正在临近，虽然高尔基本人在其活动初期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
如果不是恰恰由于工人的数量增加和觉悟提高，当时的空气中已经发出春天和革命的气味，谁知道高尔基会不会变成最阴暗的悲观主义的牺牲品？因为我们知道，失去了原来的声誉的民粹派理想主义，没有使他得到满足。而他所选择的笔名“高尔基”，听起来不是象悲观主义说教的朕兆吗？
只有一件事是高尔基不可能发生的……在他度过一部分生命的小市民地下室中，形形色色的神灯的烟炱和稀奇古怪的宗教性臆测无论积累得怎样多，他却相当迅速地对一切种类和分量的“好上帝”取得了几分免疫力。
与其把高尔基想象成一个在毛发蓬蓬的头顶上闪耀着圣洁的光轮、有着一只为人祝福的手掌的托尔斯泰式的圣徒，远不如把他想象成一个诅咒命运多乖的人类的、悲观失望的预言家。
不过关键在于，尽管高尔基用他的闷闷的低音，对俄国广大读者讲起了有关穷人真实生活的可怕的事情，有时简直使他的故事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紧张程度，但这些读者并不觉得他是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高尔基有满满几衣袋金色的和红蓝相间的图片，以及一些弥漫着几分天真的浪漫情调和无可怀疑的英雄气概的童话。甚至在他那出色的、使作者一举成名的、如此现实主义的《切尔卡什》中，男主角的留着额发的山鹰脑袋、古铜色的袒露的胸脯和褴褛的衣裳，都被高度的人的尊严，被充满着动人的英勇精神的、喇叭般洪亮的抗议这些金色、深红色和浅蓝色所照亮了。
高尔基很快抛弃了童话的美丽的羽毛，但是英勇的抗议却日益同生活的真实相融合，于是产生了高尔基的和音、高尔基的和声、高尔基的交响乐。
列甫·托尔斯泰不可能从他周围的绅士淑女那里，或者从雅斯纳雅·波良纳村庄的农夫农妇那里，汲取到英勇的抗议、被希望照耀着的斗争的号召。
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黑暗可怕的俄国的任何地方、任何俄国艺术家都不可能向任何地方汲取到它们。围绕在伟大的《怎么办？》四周的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只是对未来的一个微弱的期许，与其说是真正的号召，无宁说是标志着预感的纪念碑。
几乎占了三十大卷、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著作集》里的那些作品的作者，当然就是我们亲爱的、我们熟识的朋友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柯夫。
然而他用来写成这些篇章中的许许多多东西的那种烈火似的墨水，他却甚至不可能从他自己内心里去获得。他是用“复活神水”写作的。他从冲击过来的革命浪潮中汲取了它，尽管他本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认为，在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柯夫的高大、坚强、于我们珍贵的形象后面，还耸立着一个和他共同创作的人——无产者的巨人形象，它已经把它的茁壮的手，亲热地搭在这个成为无产者喉舌的人物肩上了。
托尔斯泰无疑是爱自然的。而且甚至爱得厉害，比普通人强烈得多，——难怪他那么善于理解动物的心理，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了。他用他的身心的全部内蕴、用全部感官、用皮肤上的全部毛孔来感受自然。不知疲劳的步行者，坚持到八十高龄的骑手，长期热中的猎人，多半住在农村的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的人。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创造出耶罗什卡[6]的完美形象。我们又怎么能忘记高尔基给我们描写的那个在海滨施展巫术的、身材矮小的伟大老人[7]的形象呢？
此外还必须加上他对城市的憎恨。在他一部长篇小说[8]的著名开头处，就大量地灌注了这种鄙薄的憎恨，那里叙说着人们如何用鹅卵石铺满生机旺盛的大地，而大地还是穿过石头夹缝长出了绿芽。
不过作家托尔斯泰、思想家托尔斯泰毕竟是不爱自然的：他不仅与众不同地对它漠然视之，他还怕它，几乎是恨它。
在万不得已时，他只愿承认万物之母的大地，因为人可以耕种它，然后收割谷穗，当作菲薄的起码的生活资料，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自然究竟是什么？是这白天的光辉和黑夜的魅力？是这色彩焕发、香气醉人的花朵？是这号召生活、斗争、享乐和繁殖的天然力量的表现（正如整个动物界在生活、享乐、斗争和繁殖一样，只是更奥妙，也就是更有力、更有意识些）？这个自然是什么呢？这是诱惑！这是幻景！很难相信这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只是根据不可知的原因，象撒下一片数不尽的火星似的，把我们的灵魂的种子撒在这个华丽而邪恶的世界上，并且交给这些灵魂一项任务：不受诱惑，保持纯洁，清除掉从接触自然中染来的一切污垢，再回到上帝——燃起精神之火的那座原灶——身边去。
这种对自然的态度与其说是农民的态度，倒不如说是亚洲式的、从亚洲强加于农民的，托尔斯泰不顾自己的火样的肉欲和敏感的天才，还是极力去迎合这样的态度，并号召所有其他的人迎合它。
正因此，风景画家托尔斯泰才那样吝惜笔墨。即使你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几幅自然图景，那也仿佛是无意中勉强画出来的。
少数例外只能证实我们确定的规律。
现在请想一想高尔基笔下的自然吧！
虽然它有时也哭泣、发怒、咬人，但你首先想起的不是这个，而是他的景色的非凡的绚丽，和他在写景方面的无比的、我以为甚至超过了屠格涅夫的、我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丰富多样性。
高尔基是真正伟大的风景画家，而主要的是，他热爱风景。不仰视天空，不看看日月星辰和布满魔术似的、变幻莫测的云彩的苍穹——这整块无法形容的调色板——的动静，他就几乎不能着手刻划一个人物，开始写一个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一章。
高尔基笔下有多少大海，有多少山林草原，有多少小型花园、自然界的冷街僻巷！他为自然想出了多少不平凡的词句！他作为态度客观的画家研究自然，有时他是个莫内[9]，用他那擅长剖析的惊人眼力和恐怕是我国文学中最丰富的词汇，向你分解自然的色彩，有时却相反，他是个综合家，只描绘总的轮廓，并且用一个千锤百炼的句子，给你制定一幅完整的全景图。但是他不仅作为画家来研究自然。他还作为诗人研究它。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简直不相信一仿佛黄昏可以忧愁，仿佛树林可以若有所思地喃喃絮语，仿佛大海可以发笑！它们毕竟是可能这样的；只有当一个人变得完全冷漠（其实他永远不会变成那样）的时候，他才不再从华严阔大的自然现象中看到他自身的感情表现。
于是高尔基以圆熟的技巧，利用人的情绪和自然现象的极其微妙的类似之处，利用两者之间有时几乎难以捉摸的类音或对比，为他的人间戏剧创造了一支雄壮而雅致的伴奏曲——由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的乐队演出的伴奏曲。
谁要是不完全相信这一点，认为我对自然画家和诗人高尔基推许过分，就让他随便拿起任何一卷《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重读一下其中为了衬托人物的心情而写出自然背景的那些篇章吧。
但是高尔基究竟为什么要分给自然这样多的地位呢？这便足以证明他是无产阶级作家吗？工人能看到许多自然景物吗？他们同自然不是被工厂的石墙隔开了吗？自然不是从工人集体宿舍里、从工人新村里被驱逐出境了吗？
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爱自然，和旧农民作家托尔斯泰不爱自然、怕爱自然，正好出于同一个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自然号召生活、斗争、享乐、繁殖，只是比动物做得更奥妙，也就是更有力、更有意识罢了。
照托尔斯泰主义、照基督教的讲法，这是诱惑，是魔鬼的圈套。全世界的封建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同样证明了：这条生活和斗争的原则，无论它展开过什么创造，无论它用什么科学来武装自己，用什么艺术来文饰自己，它确实只会造成罪恶和卑劣，造成作为强暴者的一群人和作为受苦者的另一群人在道义上的毁灭。
然而就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同意全部历史，就是在这里，它要改造人类的整个生活道路。
无产阶级说：是的，万物之母的自然，我们的伟大、美丽、无情而盲目的母亲，你是对的：你的世界、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它们会变成一种具有充分价值的、超过任何期望的福利，只要它们是掌握在明智的联合一致的人类手中，掌握在我们将争取到的、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去建立的全人类的公社手中。而且我们都知道怎样去争取，怎样去建立。到那时候，自然啊，你对于新的、应该是完美的入将成为一个多么伟大的天堂啊！正因此，我们才爱你，自然。
“正因此，我也爱它。”高尔基说。
高尔基和托尔斯泰在对人的态度上也有同样的差异。托尔斯泰当然是爱人的。对人的爱甚至是他的全部教义的主要戒律。不过这是一种牵强的爱。不应当爱人的一切，而只应爱那蕴藏在他心里的“天禀的萌芽”就是对自己，也应当只爱这个“萌芽”：只爱自己的信仰和仁爱的能力。就这方面说，托尔斯泰完全是立足在某些亚洲式的诺斯替派[10]、波果米尔派[11]之类的教义的基础上面。
托尔斯泰认为每人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来自上帝，另一个来自恶魔。一个也许生有或往往生有一具能入雕塑从而名声远播的美丽的肉体，心胸中勃发出一股见之于音乐的温柔的情感和奔放的热忱，头颅里有一架创造科学奇迹的最惊人的大脑机器，他想为自己和别人谋取幸福，而这幸福又意味着完全满足丰富的机体和人类集体之日益增长的需要，那末，这个人便是来自恶魔，托尔斯泰不爱他，怕他。托尔斯泰抛弃他，因为他把他看作恶劣的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是造成这套制度的罪魁；因为他看不出这个人将来会干什么好事，他只会使资本主义，国家和教会的出于贪心的压迫变本加厉，引起无益的流血革命。
因此托尔斯泰喜欢另一个人：安详温顺，象个小天使，没有情欲，没有性别，心地善良，总是眼泪汪汪地感激好上帝。
在尘世上，这种人，这个（就这么说吧）亚伯，可以舍弃该隐所追求的一切华美和全部文化，[12]在彼此之间把土地分成小块小块的菜园，在那里种上白菜，吃完后给菜地施肥，重新栽种，他照这样生活下去，在各方面安适愉快地自己伺候自己，甚至根本不需要邻人，除非为了进行指迷劝善的谈话，或者一同祈祷神明。照托尔斯泰的看法，在这些傻子（他认真而亲切地这么称呼他们，请参看他有关他们的王国的故事[13]）中间，结婚的事将逐渐终止；人类既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便将在极乐至福中死绝，然后以除净了一切可怕的物欲的清白之身，返回精神的本源[14]。
对人的这样的爱，当然比任何的恨更为可怕，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托尔斯泰主义是戕害人的意志的、古老的亚洲式毒药的变种之一。
歌德曾经承认他憎恨十字架的符号。[15]年轻的资产阶级的许多优秀代表都有这个想法。我们更强烈彻底地憎恨和否定基督教、为基督教作准备的一切学说，以及基督教所产生的各种蒸馏物，——形形色色的颓废派至今还在从事这项蒸馏工作。
高尔基却是全盘地爱人的。高尔基借着沙金的嘴说明了这一点：“人——这个字听起来真使人感到自豪！”
高尔基知道世上有着多么恶毒，多么卑劣的人，他恨他们。不过他知道他们是蠢才，是畸形人，是人类生活这棵美丽的树上的黑星病。
不但如此，他也知道真正的、伟大的、纯粹的、勇敢而贤明的人还很少，十全十美的人几乎没有。
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用强烈的爱心去爱人，用坚定的信心、得自知识的信心去相信人。
现在我们再掉转笔锋，谈谈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进步采取的态度问题。
这里有许多东西使两位作家接近起来。托尔斯泰对“爱国主义”、君王、显贵、整个封建的过去及其残余，痛切地感到厌恶。
高尔基可以说也是生来便具有这种强烈的厌恶感的。
托尔斯泰对资本怀着极大的憎恨，不让自己被欧洲文化的光华所引诱，他访问欧洲时，清楚地看出了藏在用大理石装璜着、用花毯掩饰着的外表底下的全部恶毒的谎言，[16]然后怒气冲冲地回国了。
高尔基也从年轻时候起就成了资本的死敌。他同样没有被美国的“黄色恶魔”所欺骗，并且对准资产阶级的“美丽的法兰西”脸上，愤怒地狠狠地啐了一口。
托尔斯泰敏锐地看到了各种猥琐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农村的猥琐人物在内）的一切怯懦、酗酒、渺小的诡计和蜘蛛似的残忍。
高尔基也喜欢带着惴惴不安的好奇心，去挖掘奥古罗夫的洞穴[17]，指出其中藏纳的污垢。
但是托尔斯泰恰恰就在这里停下了；他从旧农民的脸上洗掉他觉得是淤积的尘土的东西，给父辈和祖辈、给满口“这个这个”然而能言善辩的虔诚的阿吉姆[18]们、给那些祝贺可怜的人类获得“鸡蛋大小的谷粒”的半童话式的耆老[19]，恢复了令人起敬的仪表。
托尔斯泰根据关于严守戒律的农民的神话，根据每个农民心里都有一位老是想蹦到外面来的严守戒律者的神话，为人类建立了一个神秘的、遍地白菜的天堂。
高尔基也曾停留在卑猥的人物上面，可是他好比沙里淘金，在其中寻找高大狷傲的代表。他觉得他恰恰在貌似无用的东西被生活之水冲积下来的地方，在底层的弃民中间，在孤狼似的人、落拓不羁的抗议者、不受财产和道德之束缚的人物、反社会的勇士、本能的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找到了这样的代表。
但是，髙尔基在这个最激烈地反托尔斯泰的发展阶段上逗留得不久。
他象他的探索者马特威[20]一样，看见了引起希望的工厂的火光，他走向了喷着火焰的工厂烟囱这座灯塔。
高尔基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了。
在文学里面，这个重大的事实已由许多辉煌的作品标志出来，其中的高峰是《敌人》、《母亲》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从这里当然也就产生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待人类基本文化珍宝的完全不同的态度。
在托尔斯泰对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艺术的猛烈抨击中，当然含有许多真理，但他真正是把小孩同污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而这个小孩，无论统治阶级给他的教育多么恶劣，毕竟是强壮和富于生命力的。
如果说，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旧式人物对科学和艺术抱着怀疑态度，轻视技术，那末无产阶级却热烈欢迎它们，将它们收为义子。无产阶级知道，惟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才能充分发展，艺术才能充分繁荣。
高尔基也知道这一点；我想，世界上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对已经取得的科学和艺术成就感到这种如狂的喜悦，而且怀着这样一颗怦怦直跳的心来期待科学和艺术的新奇迹。
[1] 普列汉诺夫和老布尔什维克、文学评论家奥里明斯基（1863—1933）都持这样的看法。
[2] 彼·德·包包雷金（1836—1921），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主要是描写商人和工厂主的生活。
[3] 瓦·费·彼烈威尔泽夫在《对冈察洛夫创作之一元论理解的问题》一文中阐述过这一观点。
[4] 当时的平民装束。
[5] 出自高尔基的早期短篇小说《撒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
[6] 《哥萨克》中的人物。
[7] 指托尔斯泰。见高尔基的回忆录《列甫·托尔斯泰》。
[8] 《复活》。
[9] 克洛德·莫内（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
[10] 诺斯替派，二至三世纪之间流行于希腊和近东各地的神秘宗教教派，认为掌握“真知”的人能克服物质或肉体的罪恶而使灵魂得救。
[11] 波果米尔派，十世纪初保加利亚波果米尔神甫创立的教派，在保加利亚十世纪时的反封建农民运动中起过很大作用。这一派认为，世界上和人的本身有两种互相斗争的因素，即善的、精神的因素和恶的、物质的因素，物质世界是罪恶的，所以他们对财产持否定态度。
[12] 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牧羊为业，被其兄该隐所杀。后来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市，正文中所说的华美和文化，当指这件事而言。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
[13] 大概指《傻子伊凡、他的两个兄弟战士谢苗和大肚子塔拉斯、哑巴姊妹玛拉尼娅，以及老恶魔招三个小鬼的故事》（一八八六年）。
[14] 即回到上帝身边。
[15] 见歌德的《嘲讽短诗》（威尼斯，一七九〇年）。
[16] 见短篇小说《琉森》（一八五七年）等作品。
[17] 指中篇小说《奥古罗夫镇》〈一九〇九年）。
[18] 阿吉姆，剧本《黑暗的势力》（一八八六年）中一个口吃的老农。
[19] 见寓言故事《一个鸡蛋大小的谷粒》（一八八五年）。
[20] 小说《忏悔》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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