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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乔·威尔斯


  本文是作者为一九三〇年土地和工厂出版社刊行的六卷《威尔斯幻想小说集》第一卷所写序言。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


  在今天欧洲文学的背景上,赫伯特·威尔斯是个极有创辟和异常光辉的人物。当他发表他的第一批长篇小说,显出博大精深的科学知识和最丰富的幻想的时候,他被看成是新的儒勒·凡尔纳[1]——一个当然也能吸引成人、可是特别指望以其作品去影响青少年的作家。
  《星际战争》、《时间机器》[2]等类型的小说曾经轰动一时。
  然而不久便弄清了:威尔斯这位作家,比根据他的初期作品所能推断的要严肃得多。他的基本的新特点是对资产阶级制度持否定态度,愈往后,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也愈强烈。
  威尔斯很快就明白资产阶级制度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文化道德和技术上,完全有必要尽快清除这一社会体制的一切丑恶方面。
  这时在威尔斯看来,他的同时代人,首先是英国大,已经急剧地分化为几种互有联系的类型。
  第一种是保守派,即是说,他们都自满,固执,不愿知道有关进步的事情,残暴而自私,或者只是懵懵懂懂,一天天混下去,几乎不使用人的思维器官。威尔斯对这帮人感到憎恶和鄙薄,常常善于用最精妙的幽默或摧毁性的讽刺去刻划他们,有时干脆拿今天官方的大不列颠那些为大家熟悉的头目当作靶子。
  第二类是受苦受难者,他们对当代现实深感不满,但是找不到任何摆脱现实的出路,往往完全成了萧索时代的牺牲品。
  第三类是寻求出路并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出路的人们。
  威尔斯象与他平行却没有这种雄健飞腾的幻想而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另一作家高尔斯华绥一样,对于英国的独特的换毛脱壳,对于它那貌似坚不可摧的大石块的社会积冰的逐渐融化,对于春到英国,具有准确的敏感。[3]
  大战直接对准威尔斯的心窝给了一记打击。这段时期他动摇得很厉害。他对某种隐隐约约的神秘主义的爱好比任何时候表现得更多,不过神秘主义没有在威尔斯整个创作面貌上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还传来了颇为绝望的音调,虽然威尔斯通常坚决主张对进步要有牢固的信心。
  但是大战在作者意识中也引起了良好的结果: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恨更加激化,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保存资产阶级政权有可能给人类带来进一步的更严重的灾难。
  这一切使威尔斯成了一个公认的社会主义作家。他对统治阶级的仇视态度当然给他树敌不少。可是同时,那些有点缺乏主见的、中间状态的、摇摆于各阶级之间的知识分子,却逐渐认为威尔斯是自己最大的领袖之一,足以同罗曼·罗兰相并列。
  另一项重大的进步——威尔斯的创作风格本身的进步——则在于,原先大致处在儒勒·凡尔纳的水平的人物心理开始复杂化,于是威尔斯逐步成为复杂的人类典型的内心生活最有才能的描写者之一,他真实地叙说了各种带有很精细的心理性质的错综的矛盾,这些矛盾形形色色而又甚为奇异,有时远远超出了意识状态的常规的范围。
  这就使得威尔斯有可能在他的晚期小说里写出一大批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令人难忘,各具特色,应该属于人类艺术彩笔的经久不衰的创造之列。
  威尔斯既然为他的幻想作品占取了这个分外的领域,便甚至不再重视幻想的因素,而干脆写起现实主义小说来了。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们全然是(例如他最近的小说之一,专写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在期待中》[4])他观察英国社会各界思想变化的结果,尤其是威尔斯一向最接近的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先进分子的变化。
  虽然如此,威尔斯却完全没有丧失他那杰出创辟能力。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独具一格的精巧的技艺、不同寻常的手法、出乎意表的观点,来赋予他的小说以完美的独特性,并且往往让人能够从料想不到的和很叫人信服的方面去看事物。我仍然要引用他最近一部小说作为例子,那就是《兰帕岛上的勃莱茨华绥先生》。
  威尔斯所有这些优点可能使我们得出一条结论:他是我们极端需要的,他应该成为我国青年喜爱的作家之一,我们应该欢迎我们自己人中间出现这类作家,以填补我国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空白。
  不过这样的结论只有局部正确。是的,威尔斯当然能变成一位意义重大的作家,如果不是他的一项实质性的缺点妨碍了这个的话。
  是的,假定我们中间出了个俄国的威尔斯,又假定他没有这项缺点,那他当然能在我国广义的社会教育文学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但是只有假定他没有这一缺点才行。
  威尔斯这个实质性的缺点究竟何在呢?在于威尔斯完全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革命者。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至少在某种条件下称他为革命者。
  当然,他要革命,即是要彻底改变社会关系的整个体系、现代社会的整个面貌。可是他要用进化的方法达到这场“革命”。他对于进步本身、对于可以说是由社会决定的进步抱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信心,相信社会在自然而然地拖着人们走,所以人们决不应该往前飞跑,把工作承担得比时代所提示的更多,成为促进转化的积极的组织家,并且——上帝保佑,可不要这样!——担负起破旧立新的基本任务。
  这种企图使威尔斯大为恐惧。因而他对我们的革命、对我们的建设无疑是反感的。他惟恐列宁的办法成功以后会葬送他自己的那套办法,他的办法便是静观、期望,为进步助一臂之力,不过只限于平平常常的支援,而且一定得具有合法的、循规蹈矩的、和平的性质。
  总之,如果威尔斯再给他的社会主义加上少许马克思主义词句,他就是典型的孟什维克,也许甚至是一个右派孟什维克。然而他没有马克思主义词句。因此他连孟什维克也说不上,只好把他归入在我国不那样出名、可是同样不容易消灭的一类人,即所谓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大家知道,他们选定了“康克推多”费边作自己的守护神。“康克推多”意为“拖延者”,费边的主要特性是,他也许并不逃避任务,但是也不去寻求它。[5]
  在我们这个热气腾腾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力争赶上和超过对手的赛跑和竞赛的时代(整个地讲,这不仅是指在经济和技术上同西方竞赛的我国,就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来说又是指全体无产阶级;我国从十月革命中取得的进步本身,确实是全体无产阶级的事业,从而也是未来的全人类的事业),——必须认为这“康克推多”主义是个确定无疑的可耻的东西,非但可耻,抑且有害;说它有害,主要是因为威尔斯能用他那有时“几乎令人信服的”论据,诱使人们这样平平稳稳地走向进步,乘上一部带弹簧座的古老的轿式马车去作时间的旅行。这原是十分舒服、十分愉快的事情,可以卸除一项责任——把自己套上时代的战车,死命拉着它走,弄得你血管爆裂,骨头咯咯直响。如果能拒绝做战士的工作甚至——象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爱用的说法——刽子手的工作,那多愉快!
  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示出来,隐藏在威尔斯背后的是一个什么社会集团。
  威尔斯无疑是代表着技术人员、广大的工程师阶层——大抵是其中比较先进的阶层。工程师中间还有许多人是死心塌地的资产阶级奴仆。不过也有很多工程师怀着某种认为自己可以卓然独立的幻觉。他们觉得,他们既掌握着科学和技术,同时又是国家的精华。他们当然怕资产阶级,怕同它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们衷心指望它消亡,把权柄移交到科学家和工程师手里,这些人将以一个“科学家政府”为依托,领导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这个未来恐怕还相当遥远。
  工程师更怕工人。他们完全不希望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的结果将使旧世界的知识分子受新主人的节制,——有时候是颇为严格的节制——然后甚而使知识分子这一范畴归于消失,并且这一切將以疾风骤雨的速度进展,还难免要付出足够数量的生命。历史要求赎罪的祭品,这是无可奈何的。谁若不愿看到这场祭祀,历史就把他从那批推动历史前进的有效的积极因素中勾销掉。
  在读威尔斯的时候,心里必须牢牢记住上述一切,才能知道你在同什么人打交道。然而这并不是说从威尔斯那里得不到大量各种各样的知识:关于现代英国的日常生活,关于在那儿碰见的一些心理学典型,关于各类英国公民的意识深处所产生的过程,关于科学及其在形形色色的领域内的前途——在技术方面,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天体物理学和天体生物学方面,以及现代科学的其他几十个最有趣的支脉。
  还可以向他学习引人入胜的讲故事的艺术,而且这引人入胜决不是由拙劣的卖弄、由廉价的东西造成的。可以向他学到一项本事,即是把他所需要的飞腾的想象——往往不单纯是雄放的想象,而是发挥某些论题时所必需的想象,——同对科学的诚实态度结合起来。
  我既然说我们迫切期待着我们自己的威尔斯的出现,那末,这个我们自己的威尔斯便会有许多类似英国的威尔斯的特点。不过他一定是一个革命者,一定沁透着共产主义的倾向,而这自然要在他和威尔斯之间挖下一道鸿沟。“俄国的威尔斯”的小说出现时愈能掌握大不列颠的威尔斯最先进和最精妙的特点,愈是明显地清除了他那有点平淡乏味的社会激进主义,以至能凌驾于它之上而在文学艺术中阐明我们这个战斗时代的前景,那末它们也许就愈是同英国的威尔斯南辕北辙。




[1]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

[2] 威尔斯的早期幻想作品。

[3] 一九三〇年卢那察尔斯基在英国参加牛津哲学代表会议时,曾应邀去威尔斯家中访问,事后写成《同赫伯特·威尔斯谈话》一文,发表于次年《探照灯》杂志第十三-十四期,文章记述了宾主间有关高尔斯华绥的一番议论:
  “‘请说说’,我问威尔斯,‘您是怎样看待您那位著名的同行高尔斯华绥的?我们那里有人认为他乏味,可是他也有他的读者。我个人挺高兴读他的作品,因为他向我非常清楚地揭露了你们今天的资产阶级英国这个对我格格不入的世界。’
  “威尔斯笑道:‘高尔斯华绥这人岂有此理,他自己就是个十足的上流社会迷,他安排他的生活,完完全全象那些在他的小说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保守派主角一样。’
  “我辩驳说:‘照我看,高尔斯华绥对他的人物中这个保守的部分作了许多讽刺。总之,他也跟您一样,认为英国已经开始朝着新岸航行,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文化上的换毛脱壳。’
  “威尔斯回答道:‘当然是的。高尔斯华绥是个很聪明、很善于观察的人,但他只有作为一个作家才是这样。当他写作的时候,他站得比他的环境高些,这是没有疑问的,比方说,我就永远不可能以那种惊人的知识写出《福尔赛世家》。为了做到这一步,必须让自己多多少少变成一个福尔赛,高尔斯华绥就是这样。他在生活上是个保守的英国人,不过他用智慧和才力克制住了他自己,而且虽然他在日常生活习惯上墨守成规,他却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这种日常生活的基础并不牢固,一个不知是美好的还是危险的春天必将到来。’”

[4] 原名《这期间》(一九二七年)。

[5] 费边,一译非比阿斯,纪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釆用缓进待机的拖延战术与汉尼拔相周旋,被称为“康克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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