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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伯纳《黑女寻神记》〕序


  本文初次刊印于一九三三年《黑女寻神记》俄译本。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


1


  我们的亲密的好朋友、伟大作家肖伯纳,有时竟弄得我们毫无办法。
  这位大概算得目前欧洲最富机智的作家曾经来莫斯科庆祝他的七十五岁寿辰,以证明他对于我国进行的建设的极大敬仰,并且利用这一访问,在我们这里和回国之后,多次以最尖锐的革命的方式,将列宁的新世界去对照不可救药的旧世界,——对此,难道我们能够不给予高度的好评吗?
  我们不能不推重他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无法压抑的,带刺的和辛辣的批判,他给资产阶级报刊的大胆的、鞭挞性的回答,他的不屈不挠的毅力,他那些充满轻快情调而又往往使维护黑暗的人们难于忍受的喜剧。
  然而肖伯纳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他对每件事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正是这独立不羁的精神将他引入了反资产阶级的阵营,但也是它,妨碍着他去深刻领会比较严谨的思想体系、比较彻底的信念、比较坚定的世界观。在他那里,尖锐得惊人的思想同相当空洞的颠倒之言[1],大胆的飞翔同出人意外的下降,杂然并列。由于这一点,不管他多么可爱,我们很难替他担保,很难对他负责,而出自他的手笔的作品,难得有一篇是我们可以全盘接受,不作大量保留便推荐给读者的。
  在这些事情上,他有点象另一位最伟大的说俏皮话的能手亨利希·海涅。马克思和恩格斯爱重并赞赏海涅,却又常常不得不对他摇头,碰到大惑莫解的不愉快的时刻,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摊。
  可是他们能够原谅他的狂悖,甚至是我们的朋友肖伯纳决不容许自己表现的那种狂悖;马克思这么一个要求严格的人,居然以他所不常有的温厚态度,谈到不能动辄惟诗人们是问,象对待平常人那样。[2]
  就在不久以前,我不得不写文章论述肖伯纳最近一篇喜剧《真相毕露》。除了这个剧本的许多强有力的方面之外,我还指出它对无神论的完全不适当的批评,——批评虽然轻微,却削弱了同一剧本中对有神论的批评;我又指出,肖伯纳用黑颜色描绘周围整个世界的时候,竟不认为有必要略略提及它的对立面,提及肖所了解和看重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斗争。
  为了这部喜剧,西方有些先进刊物甚至表示怀疑:这位老迈而好动的爱尔兰喜剧作家是否不再同情十月革命了呢?
  但是随后就出现肖伯纳一篇最卓越的宣言,再度以七十五岁的老青年的全部热情,肯定了他对我们的事业的信心。[3]
  是的,我们道,肖伯纳是我们的忠实盟友。我们应该学会如实地表述他。我们是怀着爱心和同情来做这件事的,不过……
  不过决不可要求我们在以这种友好的同情态度对待肖的新作、称赞其优点的时候,由于友谊和感激便隐讳其中那些根据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良心而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矢忠于振奋人心、摧枯拉朽的笑的可爱骑士,是无论如何不会因此对我们见怪的。

2


  此刻我们要向我们苏联读者介绍肖最近一本极其生动诱人的小书,《黑女寻神记》。
  这部作品(特别是,如果撇开那篇附加的相当长的后记[4]的话)可以说是纯伏尔泰式的。
  就它的形式本身说,就它的闪闪发光的灵脱轻快说,就它的“啮咬力”说,就它的突兀奇崛说,就它那逗笑而又温雅的挤眉弄眼说,它都是伏尔泰式的。
  伏尔泰是这种风格的伟大宗匠。
  伟大而且无与伦比。
  在掌握这种风格的技艺上,无论他的同时代人或后继者,恐怕没有一个能同他并肩媲美。
  我们所谈的这部肖的作品,可以在伟大的费尔奈长老[5]那一组轻灵辛辣的讽刺佳作中光荣地占有一席地位。
  形式上写得象伏尔泰,无论如何是很好的。
  但肖伯纳这本新的小书就内容而言也是伏尔泰式的。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好的。
  眼前,资产阶级世界的上空凝聚着一片黑暗。猫头鹰和大蝙蝠笨重地飞来飞去,“viri obscuri”[6],蒙昧顽劣的头面人物,又装出一副做戏的姿势,开始用鼻音瓮声瓮气地作讨厌的说教了。我们发现有许多人,自己虽不干那扩大黑暗扑灭光明的勾当,却在不折不扣地纵容这个勾当,他们把它看得了不起,或者——这几乎是同样糟糕——并不把它看得了不起,即是漠然视之,既不愤慨,也不斗争。
  在这样的时候,不能不欢迎伏尔泰重新出现。他会突然出现,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正如乌东所塑造的,[7]是个爱嘲笑的老人,肖伯纳在我们介绍的小书里这样描写他道:“一个干瘪的老绅士,他的眼睛那么引人注目,仿佛他满脸都是眼睛,他的鼻子那么与众不同,仿佛他满脸都是鼻子,而他的嘴巴又那么富于表情,透着一种恶狠得叫人好笑的神气,仿佛他满脸都是嘴巴,最后,黑女把这三样各不相让的东西凑合在一起,终于断定:他满脸都是聪明智慧。”[8]——他会突然出现,用戏谑的、敏锐的眼睛张望着,于是看到了这一切死灰复燃的虔信主义、花样翻新的神秘主义的妖怪,看到了这一切假魔法师,并且向其中的每一个射出穿心刺骨的语言的利箭、蘸满有摧毁力的笑的毒汁的利箭。怪不得那些怪物朝四面八方逃窜!发生了一个类似果戈理在《地鬼》中描写的场面:所有从黑夜里产生的丑类吓得连忙逃散,可是仍然有几个卡在教堂的狭窄的窗口。但是因为老伏尔泰自己已无法复活,如果他能附在跟他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老肖身上还魂再世,那也不坏。存在于十八世纪的那个形态的伏尔泰主义是一种自由思想,它没有达到彻底的无神论,在批判中有时又相当肤浅,如此等等,但它毕竟清新、大胆,以轻蔑口吻声讨了整个迷信世界,因此,它是一项至今还大可感激的文化要素。
  我们将为此感谢肖伯纳,可是我们仍然要说,伏尔泰主义在我们现代只能算个极不彻底的东西,因为它甚至在它当时也是不彻底的。从肖的手中接过他这本伏尔泰式的新作时,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微笑着,以感激的心情紧握着这位大师的手,对他说道:“嗯,这是好的。不过还可以更好得多!”
  我们不想在这里对小书本身多加评注了。

3


  这本小书写得生动而明白。要读懂并不难。任何人都要对书中的形象发笑。那要求奉献祭品的《圣经》上的神和喜欢辩论的《圣经》上的神难道不可笑吗?对那个预卜未来的神灵的批驳难道不是别出心裁吗?讽示基督教义不可理解的趣谈谐语难道不精练吗?黑女对穆罕默德的胜利难道不辉煌吗?而且,——我们说这话时仍然对我们的杰出同胞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怀着莫大的敬意——“寻神者”同狗的唾液反射的伟大研究家之间那场风波难道不是有趣极了吗?(虽然确实有点失礼;啊,肖先生!)
  当肖描写现代文化观光团时他所表现的充满憎恶的、极其坚定的态度将获得普遍赞许,尽管有一些蜘蛛丝把这批文化观光者同某些最新式的自由思想联结起来。
  我们已经说过,肖本人给他的小书附了一篇诠释性的后记。我们正要就一点同他稍微详细地谈一谈。在这里,他摘下了灵智的喜剧演员的面具,用文雅的手擦掉他那高高的前额上的汗水,前额上头覆盖着一绺浓密的银发,然后他往长凳上一坐,两个指头碰碰读者的膝盖,好象说:让我们正正经经谈一谈吧!
  我们就来谈一谈。
  可是我首先想就这本小书的正文本身随便提一条意见。
  伏尔泰式的小书有个伏尔泰式的结尾,结尾的主要情节是从伏尔泰的《老实人》中撷取来的。[9]
  伏尔泰说服那黑女满足于不可知论和栽种白菜。此外她又嫁给一个很象年轻时的肖伯纳的爱尔兰人,他们一起给世界生了一大群“绝妙的咖啡色”的孩子。
  莫非肖本人没有想到,在坚决“寻神”之后以此“作为安慰”,小市民味道未免过于浓重?
  看来大概没有想到,因为肖在这本小书的最后一节里写道:
  “只有到那些黑娃娃长大成人,能离开她独立,而那个爱尔兰人成了她的一种不知不觉的习惯,就象他是她身上的一部分,只有到那一天,他们才不再叫她分心,叫她顾不上自己,她才会再有空暇和寂寥,让她回头去想这样的问题。可是到那时候,她的长了见识的头脑早已远远地把她领出那个阶段、那个感到用短木棍砸烂偶像多少是个乐子的阶段了。”[10]
  对了……
  不过我们认为这段话相当费解。它使我们感到困惑。“后记”也没有将我们从这困惑状态中引拔出来。

4


  我不知道,给自己的艺术作品附加一篇比较长的说明性的评注是不是一个好作法。
  无论如何,这是肖伯纳的作法。
  应该说,就我记忆所及,这样的自我评注,对于这位喜剧作家的任何一部加了此种评注的作品从未有过用处。但在肖的这篇后记里,无论如何是有很多有意思的见解的。本身有意思,在对作者的关系上也有意思。
  肖把主要的见解之一表述如下:
  “它忘了那句谨慎持重的老话:‘没有打进清水来,先别泼你的脏水,’而麻烦正出在这里,除非添上一句话把它补足:‘我还要告诉你:你弄到新鲜水以后,一定得把脏水泼掉,还要特别小心,千万别把两种水混在一起。'”
  肖又继续写道:
  “现在问题是我们偏偏决不这样干。我们死命要把清水倒在脏水里;结果弄得我们的头脑老是胡里胡涂。今天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只能比作这样一家舖子,那里面,一些刚到手的最时新的珍品,扔在臭气扑鼻的一堆烂布头、空瓶子之类的废品以及从博物馆杂物间捡来的一钱不值的老古董上。”[11]
  这说得很有力。不过这也是指——但愿能原谅我们——肖伯纳本人说的。
  当然,谁也不会说肖的头脑好似“一家舖子,那里面是臭气扑鼻的一堆”,如此等等。但他的头脑有时确实颇象一所博物馆,其中收集着形形色色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主要的是,如果说他对于“还没确信手边已经有了清水就先把脏水泼掉”这一点有时候很犹豫不决的话,那末,他确是常常在弄到清水之后又偏偏将它倒进脏水里,使两者混在一起。
  比方说吧,肖大概已完全确信,《圣经》教育的脏水是该泼掉的。可是他泼得很不坚决。就在这里,在这篇后记中,他并没有忘记给《圣经》说很多好听的话:说到《圣经》的历史作用(克伦威尔部队的革命士兵及其他),说到在没有更好的教育的时候,《圣经》教育还是相对可取的,等等。由此可见肖对《圣经》有一种情不自禁的眷恋。
  肖似乎至今还不愿泼掉这份脏水。
  然而任何象这样为《圣经》辩护、哪怕是相对地辩护的说法,事实上都是——即使肖真的要泼掉他那一小桶脏水——在桶底保留一定分量的脏水,不能不把清水弄浑。
  顺便说说,肖似乎要将威尔斯那部流传甚广而在许多方面确实写得出色的文化史教科书[12]当作清水了。但是我们应该说,照我们看,这部教科书本身也仍然是一种相当浑浊的水。此书实质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货色,它的才识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裨益,——因为威尔斯的书中有许多地方排斥《圣经》——可也带来不少害处,因为它叫千百万人(威尔斯的教科书单是在美国就销了二百万部)安于不彻底的立场。
  很抱歉,使我非常遗憾甚至有点惭愧的是,我不能在这里说:“请不要读威尔斯这部不彻底的书,最好另读一本优秀、简要、同时又足够完备明晰并在各方面都正确无误的文化史,那是苏联学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集体写作的,他们通过多种文字的译本,把它献给了人类。”
  可惜我不能这样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的水平。但是我们一定要完成它,而且很快地完成它,因为我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经为此创造了一切必要的前提。
  而目前我们只能借着我们的光辉、我们的无可争议的和确实使人心里亮堂的光辉,略微阐明一下《圣经》的相对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仍然在烦扰着肖,也许还烦扰着其他许多人。因此,我在本书里作为附录加上了恩格斯的小册子《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最令人惊叹的几页(这本小册子是一八九二年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版。该文原来包括在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译本序言中)。[13]

5


  我们再稍微走得远些。我们还在继续同肖交谈,不戴面具地交谈。我们碰到了……神。
  是的,是的。肖在他最近那篇喜剧里试图把无神论当作“狭隘观念”的一种形态而加以讥笑,是有其用意的。
  自然,肖有一个很高雅的神。那就是生命的冲动,élan vital[14]。然而那毕竟是一个神。
  我们另一位敬爱的朋友,罗曼·罗兰,在他的辉煌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里一个地方,以惊人的激情和光华谈到他假想中的神。[15]罗兰的这位神不是全能,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不过刚刚在征服世界。他是一切光明、进步、合理和美好的东西的魁首、总和或化身,经过艰苦的斗争,一片混沌逐渐变成一个宇宙。从而,地球上或人类中的革命便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对化身、对象征、对感人肺腑的现象、对高昂的情绪具有某种艺术家的癖好的人们,很容易热中于这类神话,而不一定能认识到最高雅的神也同样荒谬无用,同样有害,正如最粗暴的神,正如莽巴蛇为黑女引见的那个“贵族仪表的身材优美的白人”,他竟然要求她当面杀死她的孩子或父亲。
  如果本文作者同肖坐在门外护墙台基上心平气和地谈下去,象前文记述的那样,那末他就可以对肖讲讲pro domo sua[16]的事。我也患过同样的“神话”癖,也打算与其说是寻找不如说是用集体力量去建造一个很招人喜欢的神。
  可是我的伟大导师列宁和我所隶属的伟大的党很快就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放弃了把脏水灌进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清泉中这种知识分子的尝试。
  是的,在肖伯纳的精雅形态的“自然神论”里,他仍旧将清水和脏水混淆起来了。
  “后记”结尾说到必须“用短木棍扫清道路”,即必须无情地砸烂形形色色的偶像。
  肖伯纳的短木棍有点象老派意大利喜剧中用来互相厮打的纸板做成的短棍:它敲得啪啪直响,但是不仅揍不死人,甚至打不出大包来。
  当然,它的打击仍会引起“魔王”们的极大愤恨。
  嗯,请你真的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魔王、一位大主教吧。他大模大样地踱了过来,在他的前头,有一名天使般的副辅祭扛着牧杖;他头戴法冠,肩加披肩。两个位高权重的主教从左右搀扶着他,低音和童高音组成的合唱队引吭齐呼:“大主教大人万寿无疆!”
  突然之间,白发苍苍、动作敏捷的肖从后面赶上来,抡起纸板做的短棍,对准魔王的脑袋噼噼啪啪打去,打得他法冠掉落,露出圆锥形的秃顶,嘴里发出又惊慌又愤恨的嚎叫。这怎么能不使“全体信士”气恼呢?
  然而我已经说过,“这是好的,不过还可以更好得多。”
  肖让你瞧了他的金桶。你可以看到其中装着多么清净的泉水。但他突然把小桶倾斜过来,于是你看到桶底还保留着相当多叫人大倒胃口的渣滓。
  肖在你跟前摘掉他那灵活善变、制作精巧、令人发噱的伏尔泰式的聪明的面具,那伟大职业演员的面具,神的嘲笑者的面具,靡非斯特匪勒司的面具,你便看见了一个决不是十分勇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梳得体体面面”的头。
  以上种种就是我们在论及肖的新书时认为自己有责任说一说的,这本小书使我们着实乐了一阵,在许多方面我们很喜欢它。
  是啊,它还可以更好得多……但它毕竟还是好的。




[1] 肖伯纳常有的那种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言论。

[2] 大概指马克思的女儿的一段回忆:“他(马克思)说:‘诗人是特种怪人,必须让他们能够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用平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去衡量他们。’”(见豪奔《海涅对话录》第四八九至四九〇页,波茨坦,一九四八年。)梅林的《海涅评传》也引用过马克思这段话。参看本书第四〇六页注②

[3] 《宣言》俄译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消息报》。

[4] 据《企鹅丛书》本《〈黑女寻神记〉和一些小故事》一九五二年版,是“序言”而非“后记”。

[5] 费尔奈在法国边境,靠近瑞士,为伏尔泰晚年居住地。

[6] 拉丁语:蒙昧人。

[7] 乌东(1741—1828),法国雕塑家。这里是指他一七八一年用大理石制作的伏尔泰全身雕像。

[8] 引文据《企鹅丛书》版第六四页校订。

[9] “老实人”历尽坎坷忧患,最后在一处田庄上定居,同妻子,朋友一起,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全书煞尾一句是:“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园地。

[10] 《企盤丛书》版第六九页。

[11] 《企鹅丛书》版第八页。

[12] 指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九二二年)。

[13] 《新时代》杂志以德文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摘要时,标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

[14] 法语:生命的冲动。

[15] 见《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九《燃烧的荆棘》第二部末尾。

[16] 拉丁语:关于自己,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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