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　总评

司汤达

总评

　　本文是作者为一九二八年版《红与黑》俄译本所写序言。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五卷。

　　用笔名司汤达写作的亨利·贝尔，是欧洲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家之一，是在全世界得到无条件的公认的天才；他完全应该被列入我们这套丛书^[1]。
　　当人们力求给司汤达下定义，把他归入这个或那个流派的时候，通常总要感到混乱和困惑。他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他身上仿佛有一道革命意识、革命激情的回光；另一方面，他又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个人主义者和某种程度上的势利小人。他那几乎是渊博的自然科学研究家式的方法往往令人惊叹，他显然崇尚理性，同时，他仿佛对任何东西都不如对不假思索的情欲那么欣赏，他歌颂和提倡强烈的感情、冒险的行为和轻率的勇敢。在有些方面，他似乎是在艺术性范围内所能设想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先驱，而另一方面，人们却把他归入浪漫派。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司汤达叫人感兴趣，正由于他能非常和谐地将这一切兼容并蓄。总之，司汤达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性格都真正完全符合逻辑，并且是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最新奇而又最合规律的类型之一。
　　使司汤达饶有兴趣的第一点正好在于，滋养着他的天才的一条最强大的根子，就是法国经历社会风暴的那伟大的几十年间的革命意识。
　　在革命以前和大部分的革命时期内，法国社会意识的全盛阶段之一，表现为辉煌的现实主义，相信理性，渴望用理性的匀调的白光照亮周围一切，渴望在理性的光芒下，通过内在分析的途径，把现存事物拆散为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分析好象一名机械师的工作，他细心地拆开一台极其复杂的机器，然后又将这些部件找来，装配成一个整体，他拆拆装装都带着好奇、热忱、机智，——法国革命的伟大思想家们的情绪也是如此。他们这样做决不是单单出于好奇，虽然科学的好奇心一直象明亮的火焰一样在这些思想家的头脑里熊熊燃烧着；不，他们从事分析和综合，是为了尽快理解人周围的事物同人的机体本身之间合乎规律的联系，然后依据这些知识以建立合理的生活。他们想要净化个人，更进而净化社会，从那里清除一切神秘的浪漫主义的污垢，使生活变得更清洁整齐，使世界这台机器恢复它的完整性，照当时唯物主义者的意见，完整性是占百分之九十的、不曾被偏见损坏的天性所固有的，而对于其余百分之十的人，当然也可以通过得到正确安排的、最广义的教育的途径来匡救其天性。狄德罗、爱尔维修、孔多塞^[2]的精神、孔狄亚克^[3]的精神，可以说司汤达身上都有，我想，他的独特的吸引力多半是由这个精神构成的。
　　司汤达是艺术家，然而有时他甚至把他的艺术工具放在一边，十分接近于科学分析，例如他在他那本佳作《论爱情》中就是这样做法，他虽则穿着艺术家的外衣，却仍然不失为人的天性的研究家。司汤达用他的冷静机灵的灰色眼睛，探究地、锐利地注视着周围，从中挑出最新奇的东西，再用他所挑出的配制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使我们对于人有更深的了解。他在做试验，经常把他的主角摆在各种各样可以说是实验室的境况中，力求以最大的诚挚、极端的真实性（有时近乎厌世和冷嘲）去描绘，某类典型的人物在这一特殊环境里将如何行事。
　　但如果说司汤达是从百科全书派、从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直接脱化而来的一位最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也应该讲，当他生活的时代，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结束，在人们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绝望情绪。
　　紧接着巨人的一代，紧接着司汤达直接地、英勇地参与过的拿破仑执政后那段历史中的种种重大事件，是一个独特的平静时期：中庸的一代产生了。
　　大资本倚仗一群小业主，牢牢树立了自己的势力。知识分子刚刚展望到一幅壮丽的远景，随即大为扫兴，深感自己受了挫折。往何处去？继续发动革命是没有把握的，人人都厌倦了。革命原来竟是一件虚妄的、徒劳无功的事情。陷于悲观失望吗？有许多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夏多布里昂也好，维尼^[4]也好，波拿巴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的一切重大表现也好，全是形形色色的失望的结果；连我国的多余的人、我国的奥涅金和皮却林们身上，都多少反映了在法国大革命一起一落之后，各式各样知识分子最灵活的头脑里这种严正的绝望情绪。
　　还有一条出路——走捞钱牟利的道路，在重新稳定下来的、获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制度、小业主制度的基础上安排本身的生活。许多人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用利禄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欧洲文学中最丰富的天才奥诺莱·巴尔扎克对这段时期，特别是对稍晚的三十至四十年代，作了惊人的描叙。但是巴尔扎克固然写得深刻，对事物的本质具有独到的洞察力，以至使马克思承认他是自己的老师之一^[5]，与此并列，他却有很多狂放的幻想，有些绝顶粗糙的东西，因而最伟大的瑰宝和糟粕废品堆到一起来了。除了闪电似的光芒以外，我们还在巴尔扎克作品里看到他如何陷入朦胧缥缈的境界，看到他心灵上的神秘主义迷雾和某些叫人感觉茫然的幻景，在幻景中，对象时而显出这样一副面貌，时而又显出那样一副；因为巴尔扎克的头脑本来没有什么原则，而是一个猛烈促进万物孳生化育的、天地初辟时的混沌世界。
　　可是在司汤达那里，我们往往能找到一些典型，其性格的个别方面非常类似司汤达本人。司汤达属于不迁就小业主利益、不愿用生命去换取禄位的人之列。他那一类人有时也发出苦笑，但是没有成为绘声绘色的夏多布里昂式或者甚至拜伦式的绝望的牺牲品。司汤达也不抱革命的空想，在他生活的时代，那确实只不过是空想而已。由于看不到值得爱重的社会纽带，不曾发现前头有符合心愿的社会目标，时代的儿子司汤达，在社会支离破碎和分裂成为个体时，正是把个人当他心目中一项基本价值的。他深入个人，加以研究，并且象我已经说过的，给这研究带来了他从高贵的革命力量里面获得的极端诚实的精神，以及自然科学家特有的那种生物机构学、分析法和综合法。
　　司汤达虽然十分客观地、平静地、可以说从容不迫地观察着周围的生活，惟恐发抒自己的情怀，竭力抹去他个人，犹如生活展开在大自然中那样来展开他的小说，但是他爱得强烈，恨得也强烈。他憎恨资产阶级的猥琐，他憎恨商人和官吏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憎恨逐步加强的、把人类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互相勾结的各统治阶层的大多数。他憎恨怯懦、萎靡、冷酷的利害打算，他憎恨足以代表小市民特性的一切，当时小市民早已战胜那个充分暴露出其精神贫乏的贵族阶级了。
　　相反地，司汤达极爱动物式的人，这种动物由欲念支配着，对明朗的生活，对丰功伟绩、也许更多地是对爱情的幸福，满怀着冲动。爱情在司汤达笔下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他那里，爱情总是非常纯净，没有任何太虚仙境、任何献媚卖俏、任何神秘的虚构。在他那里，爱情是生理的、肉欲的，它是肉体的痛苦和欢乐。然而同时，它又象火一样纯净，它可以烧伤人的心，它引导人去干轻率的、但是又大胆得可爱的行为。它有时会造成重伤，可是绝不使人腐败，甚至在引起悲痛，甚至在毁灭人的时候，也能让他净化和崇高起来。
　　深受时代精神影响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司汤达，他对爱情也许颂扬过分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成为一个异常深刻和情趣高尚的爱情诗人，而且使爱情从下流虚伪的诗歌中，从各种虚构的幻想、从一切基督教教义和自以为美妙的温存体贴中净化出来，有人俨然要用这些来装饰象“性”这类有伤大雅的东西，实际上却更贬低和玷污了它。因此，那种向往来世的浪漫主义于司汤达毫不相干。司汤达是无以复加的现实主义者。不论照他的写
　　作方法或他的世界观说，他都很少顾及社会，而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他却是饶有兴趣的，因为他对于个人在他当时的社会中争取自由的斗争，作了非常精确的、尖锐的、清晰的反映，那个社会的纽带向来很薄弱，在那里，象“民主是为能干人开辟宦途”或者“发财致富”之类的话，成了主要的口号。
　　司汤达觉得，在革命以后的时期，取得胜利的小业主象一群苍蝇似的大大污染了法国，他在意大利找到较多的自由去观察人这个出色的动物，甚至嘱咐给他的墓碑刻上“米兰人”的字样。他觉得在那里，在意大利，个人比较自由，比较单纯，比较明朗。
　　因此，司汤达又是能量^[6]浪漫主义的表现者，是十足的早期唯能论者（当然不是就这个词的一般哲学意义却是就其道德意义而言）。这一点，再结合着他那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结合着他那锤炼出异常简洁、紧凑、精确的文体的能力，便成了一束值得惊叹的、从某个角度看竟是独一无二的奇花。这里一切都整齐，这里一切都和谐，这里一切都清醒，这里一切都诚实，同时又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现实及其色彩的喜悦、对所有缩小和败坏生活的事物的轻蔑。
　　司汤达时代的文学可不同。我们已经提到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拜伦，他们喜欢各种花腔、响亮的宣言、花花绿绿的布景、戏剧性的姿态。固然，这些表面浮夸的形式里有时也装进了威力强大的内容，但浮夸的形式毕竟被认为是取得成功的一项条件。司汤达和他们不相干。他追求典重的浑朴，他把白昼的光芒倾注在他的文学画面上，他向大的求知欲和精神的努力提出严肃的要求，那是在小说之类轻松读物领域里他的时代所不能适应的。这就是他一直很少引人注意的原因。
　　直到后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兴起一股科学性的新浪潮，出现了力求从科学和艺术上去认识环境的自然主义，出现了福搂拜及其《包法利夫人》和追随其后的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那时候，人们才想起司汤达，对他形成真正的崇拜，公认他是艺术研究的鼻祖、好钻研的和清醒的心理小说家，公认他具有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和真正散文巨匠的坚定的诚实态度，这种散文不掺杂诗歌的浮词艳彩，而是叙述外在和内在生活方式的最完善的工具。
　　因为我们的伟大托尔斯泰的天才中的几个重大方面正在于他极其诚实地揭示了生活，所以他喜欢司汤达，向他学习。^[7]司汤达感到兴趣的许多事情，对于我们已变得平淡乏味，我们的世界全然不同。但这位伟大现实主义者是从法国革命的精神中脱化而来，他以独特而高尚的态度，对革命后资产阶级生活的第一阶段作了反应，我们的作家还是可以向他学到许多东西的。
　　我们的读者也会由于认识司汤达而获得一种严正却又浓烈的乐趣，无论是从想象、同情和思考中，都同样可以分享到这一乐趣。

^[1] 指《俄国和世界古典作家丛书》。

^[2]、^[3] 让·孔多塞（1743—1794）和埃·孔狄亚克（1715—1780）都是法国启蒙学家。

^[4] 阿·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派作家。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推崇巴尔扎克，但并未使用“老师”字样。

^[6] “能量”，一译“力”。

^[7] 高尔基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八日给文艺学家利翻译家阿·柯·维诺格拉多夫（1888—1946）的信上谈起托尔斯泰时，写道：“随后他又说，如果他没有读过司汤达的《电尔马修道院》中对滑铁卢之役的描叙，他大概不会那样顺利地写成《战争与和平》的战争场曲。然后他想了一想，‘是的，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