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那托尔·法朗士

　　本篇大概作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作者生前未发表。现存的打字稿上有手写的标注，“为《共青团真理报》作”。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五卷。

1

　　当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逝世的时候，整个苏联报刊界都作出反应，发表了悼文。^[1]这些文章写得慎重，有分析，符合辩证法。谁也没有全盘接受阿那托尔·法朗士，没有宣吿他是我们的导师，是共产主义作家，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俄国的共产主义报刊界又深深懂得，阿那托尔·法朗士是我们的政治盟友，他背弃了资产阶级阵营，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不少对我们极为可贵的因素，——既有艺术形式的，也有实质性的因素。

2

　　相反地，共产主义杂志《光明》^[2]为阿那托尔·法朗士逝世而出的专号，却完全是存心反对他，搞臭他，它证明说，他既是一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对我们毫无用处的蹩脚作家，又是一个极为可疑的公民。《光明》的作家们甚至断言，俄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如此这般行事，对阿那托尔·法朗士其人怀有热烈的同情，乃是因为不熟悉法国文化情况的缘故。^[3]
　　不过应当说，我们的法国同志们对阿那托尔·法朗士的这种态度，后来发现只是他们有关东西方文化的一套类似完整学说的主张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一批所谓“超现实主义者”的加入编辑部，这个学说已经在《光明》杂志上完全确立下来，成为指导性的东西了。
　　这个学说的基本特点是厌恶欧洲文化；他们不仅否定今天文化中的资产阶级因素，即老朽的资本主义对这一文化的糟踏，并且否定整个欧洲文化，不但如此，甚至还否定它的基础。他们否定纯理性主义的文化体系本身，即对于明达的思想和精密科学的倚重，——这一切都被宣布是资产阶级的。除此以外，不管这有多么奇怪，连欧洲无产阶级、特别是法国无产阶级本身，也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阶级。这些同志干脆宣称，对法国无产阶级只能置之不理，在多多少少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不会成为一支革命力量。
　　《光明》的同志们很忠于联共（布）和苏联，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我们是“亚洲人”，固然那是就这个词的最好的涵义来说的。他们藏得我们是某种浪漫主义革命家、命里注定的“破坏者”、遭到践踏的欧洲人道主义报仇雪恨的人。他们觉得我们随身带来了一个新世界观的基础，而这个世界观却植根于我们的深刻的亚洲人的直觉之中，如此等等。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十分近似不久以前在德国得势的德国表现主义。当知识分子处于逆境的时候，几乎总是想要抛弃理性而钻进直觉的领域，抛弃斗争而一味抱怨和诅咒。
　　例如，新的《光明》编辑部干脆明确地断言，法国根本没有从事创作活动的余地，说是法国已经完全烂掉，一班有才气的青年（聚集在《光明》周围的那班青年倒是很有才气）所能够奋力执行的唯一任务，就是从伪装正经的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作家身上扯下假面具，并证明巴黎没有一个正人君子，是值得为了他而饶恕这座“所多玛”^[4]的。
　　对阿那托尔·法朗士的否定的评价也同这些错误认识有关。《光明》的同志们仿佛感到懊丧和不舒服：旧文化中居然有一个必须予以承认的人物，他在某些方面仿佛还能参加我们的新文化建设。
　　我们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我真想说：几乎是针锋相对。我们当然爱亚洲，我们当然关心亚洲的兴旺和前途。我们认为，亚洲各族人民当年既曾对人类文化有过极强大的影响，以后也将给它带来某些重要而独创的特点；不过整个说来，我们坚决忠实于欧洲文化，我们完全是在理性和逻辑（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辩证法）的基础上树立一种为欧洲文化所发扬起来的科学精神。我们认为欧洲艺术中也有许多东西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正因为这些东西充满着思想，它们对我们是宝贵的，并且决定着人类艺术今后的道路——也许是一条更为光辉的道路。
　　更不待说，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光明》的同志们和别尔嘉也夫（多么奇怪的联系！）的看法，似乎欧洲的全部纯理性主义文化都是错误的；^[5]如果我们能设想现今的资本主义象锈一样侵蚀了全部文化，象凶恶的梅毒一样已经完全腐蚀了我们欧洲文化的整个“骨骼”（要是可以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可太痛心了。《光明》的同志们已发展到认为连西欧无产阶级也不可救药地市侩化了。绝无此事。西方无产阶级当然受过资产阶级的有害影响。最好的证据就是：第二国际的首领在他们中间依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仍不失为一个健全的阶级，它会刷新我们的同志们那样轻率地加以排斥的欧洲文化。在这文化中也有很多茁壮的、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东西。
　　大战以及战后的情绪和状况，仿佛稍稍耽误了精密科学领域内人类天才的焕发，可是这个领域的人类思想毕竟没有一个月不曾作出新的成绩。我们照旧感到我们在这方面是站在理论和技术上的重大发现的边缘。当科学院举行庆祝会的期间，我们已明确地向科学伸出手来，^[6]我们知道，即使某些资产阶级习气太重的科学家不肯接住这只手，科学本身仍然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又知道，欧美科学的优秀代表们都懂得这一点。艺术也是如此。我们在欧洲很少看到什么共产主义艺术家是可以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这个称号的意思不仅是指他们的出身，还指他们的作品的精神，——然而我们在那里拥有一批为数可观的同路人。他们可以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重要的是，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许多因素，同我们自己对事物的观点极为相近。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例证，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当代生活的依据；我们又在其中看到，他们形成他们的爱憎时所遵循的准则，往往接近我们自己的感情的准则。这样的作家，我们要翻译和重视。每逢他们的作品里有正反两面的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予以批判和区分。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作品几乎是没有的。自然，资产阶级大大地败坏了创作界，一方面，文学（犹如整个艺术）也许从来没有这样空虚过，这是统治阶级的空虚在它身上的反映，另一方面，文学之故意歪曲真相，也从来没有这样厚颜无耻过。还有的作家更以散布各种庸俗的谎言为中心，竭力用法西斯的办法去组织一伙小资产阶级同盟者为大资本效劳。
　　但是不能说，这种收买已经蔓延到了西方的整个艺术界。也有不少作家在毅然决然抗议这一切乌七八糟的现象。他们也许没有找到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我们往往不得不为了他们的不彻底性和胆小怕事而指责他们，可是不能否认，跟资产阶级的走狗相比，这些作家应该受到我们截然不同的对待。

4

　　我们对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态度便由此而来。首先，我们是把他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的。阿那托尔·法朗士开始他的活动时是一个讲求精致高雅，带着强烈的悲观主义倾向的怀疑论者，只因他热爱艺术，这个倾向才有所缓和。
　　以后，基于对受压迫者的怜恤和对“上流社会”的洞察隐微的蔑视，阿那托尔·法朗士心中滋长了对饶勒斯^[7]型社会主义的深切同情。他按其本性决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但他丝毫不怕失去统治阶级的好感，可以说是投入了战斗，他撰写政论文章，发表长篇演说，这些演说固然没有超出饶勒斯主义的范围，却是革命的，并在许许多多方面同真正的革命真理相吻合。大战期间，他惊惶失措，退到了一边。有人派密探包围他，极力引他落入圈套，揭发他有国际主义言论和反军国主义思想。不管阿那托尔·法朗士多么小心翼翼，临末他可忍耐不住了。他的立场很接近罗曼·罗兰的立场，即是拥护统一的欧洲而反对沙文主义者，拥护“坏蛋们，结束战争！”的口号而反对“打到胜利结束”的口号。
　　不但如此，部分地由于有些法国共产党人接近了阿那托尔·法朗士，最主要的是受到俄国事件的影响，法朗士宣布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声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保证人类不致重开这样的大战。
　　在那个时候，他这种态度是非常大胆的，因此我们把他看作了我们的同志。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公认的全世界最伟大的宗匠，早在生前他就被公认为法国文学中无可争辩的经典作家了。
　　资产阶级冒火、嘀咕，却不敢硬说阿那托尔·法朗士不算个大人物。
　　固然，一部分要怪共产党人的本身，他们使得第二国际型的社会主义者们有可能去包围阿那托尔·法朗士，一部分也怪他年事过高，难以明了我国建设的真相，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法朗士又回到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的怀里去了。不过这只是使作家死后的名声稍稍显得黯淡一点而已，因为，我再讲一遍，这与其说是他的过错，无宁说是他的不幸。
　　在评价这个社会现象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阿那托尔·法朗士是资产阶级视为己有的旧文化的一个最光辉的代表，他带着生动的表情往资产阶级脸上啐了一口，宣称文化正在资产阶级的肮脏的怀抱中毁灭，宣称这种文化（科学、艺术等等）本身只能由无产阶级革命来拯救，宣称任何真正的文化之友所以能够生活下去，而没有彻底陷入漆黑一团的悲观主义，只因为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希望在前面熠熠闪耀。
　　这件事的本身难道不可贵吗？这样一个人走出资产阶级的污水坑，向我们伸出手来，我们却推着他的胸口说：“你不是完全跟我们在一起，你没有了解我们这里的一切，因此你还是回到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吧。”——这难道做得对吗？这种行动太不讲灵活性，太不明智，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国同志们怀有一种绝望情绪，那原是这批青年内心的基本情调。

5

　　我们有点牵强地把阿那托尔·法朗士分成文学内容的巨匠和文学形式的巨匠两个方面；先谈第一点。
　　阿那托尔·法朗士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充满着思想。人们甚至责备他，说他很少有出于自然、来自灵感的创作，说他的作品里充斥着对白和独白，以阐扬登场人物的各种信念，说其余一切仿佛只是为无穷无尽的辩论充当布景，辩论的进行时而在古代埃及，时而在中世纪的小酒馆里，时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时而又在虚构人物当中，例如在上界的圣徒当中。我们当然不会把这些算作阿那托尔·法朗士的缺点，虽然我们完全无意说：所有的作家都应该象法朗士那样做。由于他那看透事理的敏锐的艺术眼光，阿那托尔·法朗士早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以前，就已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了。他甚至忧郁地说过，他的眼睛有能力看到赤裸裸的真情实况，这往往使他感到悲伤。^[8]确实，他揭露资产阶级制度，揭露教会，揭露国家，指出它们的不引人注意的内在推动力。这里当然不仅不便评述法朗士的作品，甚而也不便一一列举它们。^[9]但我还是要说，难得有人象阿那托尔·法朗士在他的光辉的长篇小说《黛依丝》中一样，使基督教的全部神秘主义诗歌遭受过那么大的打击；讽刺文学难得象阿那托尔·法朗士的长篇小说《企鹅岛》一样，上升到了那种囊括万有的高度；从伏尔泰时代以来，难得有人象在《天使的叛变》里一样，能以那种翩然飞舞似的优雅姿态去触犯宗教。同样，我们能够否认阿那托尔·法朗士的长篇小说《诸神渴了》中所包含的大量辛酸的真理吗？他还有多少绝妙的中篇小说，使人能看一看文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他的政论作品也充满着崇高而明智的思想，尽管我们当然要稍稍剔除其中的若干糟粕。阿那托尔·法朗士创造的许多人物成了活人。法国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贝日莱^[10]是谁。短篇小说《克兰比尔》不但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而且还成了法国和国外最迫切需要的书之一。忠诚、科学的老实态度、对一切虚假的憎恶、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在描写未来时的奔放飞腾的思想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我们都能在阿那托尔·法朗士的艺术作品的内容本身中看到。我们又看见有两个因素如何在他身上互相斗争：一个是科学的悲观主义，它把宇宙和人生看作一出注定要发生的喜剧，而这喜剧却必定以普遍的灭亡告终；另一个则是对社会主义抱着希望的乐观主义，它激动地微微拉开了那比较光明的、也许能取得胜利的未来的帷幕。

6

　　把阿那托尔·法朗士当作一个讲求形式的艺术家的时候，必须说，他对法国人的意义格外重大。很少有人使法语达到这种不同寻常的文采。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散文很值得称颂，它总是带有音乐性，同时又妙趣盎然。它以出人意外的转折和乖僻的议论叫您吃惊，而在它以光采的外表几乎使您目眩眼花的同时，却能始终保持完美，并且充满着韵味和真正的优雅。在其他各国文学中，这样的结合恐怕简直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经过翻译，阿那托尔·法朗士的神韵失去不少，但艺术形式上的巨大优点就在译文中也存留下来了。他喜欢让他所同情的主角发表长篇的、可以讲是律师式的演说，这些演说的极其精密的、同典雅揉合在一起的逻辑性，非常自然地同时又是紧紧地扣住了对话的主题，他善于让他的每个典型说出最能显示其特征、足以说明其整个性格的词句，他还善于把重大的思想内容同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连典型的轻松文艺读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吞下他们所吃不惯的一份食物即严肃的思想。
　　目前正在共青团队伍里成长的青年作家中间，大概没有什么人想要全面模仿阿那托尔·法朗士。我们跟他在许多问题上想法不同，在许多问题上做法不同，可是，如果这样的作家用心从头至尾读读阿那托尔·法朗士的著作全集，他当然决不致白费时间。除了他在阅读中得到的莫大乐趣，除了有关现代法国（从那时以来法国很少变化）和好些其他时代的深刻知识之外，他一般地还会从他内心同这位愉快的、强大的、虽然有些地方并不正确的谈话对手的争论中获得某种独特的思想。最后，他又会在欣赏力方面获得很好的教益，不含贬义的野蛮时期和世代往往缺乏欣赏力，说是野蛮，是指它们充满着新鲜的活力，却不善于使所积累的全部丰富内容变成一种真正生动的文采，达到井然有序的完美境界。
　　有许多人说，青年当中对阿那托尔·法朗士的兴趣提高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只能感到高兴。
　　我在法国共产党人和超现实主义者中间看到的那种对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憎恨，是起因于他们内心贫困这个可悲的现象和他们的不可救药。我国青年对阿那托尔·法朗士的兴趣增长，则表明他们的雄厚宏博，他们掌握的天地比较广大，善于利用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无论它是哪里找来的。法国人企图从自己脚上掉掉旧文化的灰尘，而在我国，入们却牢记着伊里奇的遗教：不吸收旧文化，就不能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

^[1]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法朗士去世。十四日，卢那察尔斯基和柯冈分别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著文悼念，这是苏联文学评论界对此事的最早的反应。后来又出现了其他的纪念文章。

^[2] 《光明》（1921—1928），巴比塞及其领导下的“光明社”创办的一个杂志，曾与二十年代的反动势力作斗争，介绍苏联早期的文化建设成就，发表过列宁、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罗曼·罗兰等人的文章。后来因为一些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的分子在“光明社”内部掌权，巴比塞乃于一九二四年正式退出该刊编辑部。

^[3]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光明》第六八期的总标题叫《光明反对阿那托尔·法朗士》。在这个专号上，马·傅立叶、艾·贝尔特等人分别猛烈抨击了法朗士的政治观点和艺术创作。

^[4] 所多玛，意为罪恶渊薮。据《旧约·创世记》第十章，所多玛是古巴勒斯坦一城市，由于其居民罪孽深重，为天火与地震所毁灭。

^[5] 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八年为《法朗士全集》所写序言《阿那托尔·法朗士》中也提到反动的神秘主义者别尔嘉也夫，法国反动分子认为“……必须承认几乎全部人类文明都是错误的，要彻底恢复中世纪的原则。我国那些不要文明、被已经打败旧世界的俄国吓破了胆的人，那些革命的仇敌如别尔嘉也夫，正是堕落到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有代表性的事情吗！”见《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五卷，第五六九页。

^[6] 一九二五年九月，苏联隆重举行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庆祝大会，卢那察尔斯基以教育人民委员的身分，在会上先后用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拉丁语向与会的国内外著名科学家致开幕词，号召全世界科学家为科学的发展和昌明而共同奋斗，并着重说明科学可以为各种目标服务，要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而定。这篇演说在当时国外报刊上引起过广泛的反响。

^[7] 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著名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历史家和政论家。

^[8] 见赛玖尔：《阿那托尔·法朗士谈话录》第十五页，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艺术生活出版社。

^[9] 从一九二七年起，卢那察尔斯基为《法朗士全集》和全集中所收各长篇小说《企鹅岛》，《当代史话》、《黛依丝》、《白石上》、《戏剧史话》和《诸神渴了》、短篇小说集、《贞德传》以及《文学与生活》等分别写了序言。法朗士是他论述较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10] 《当代史话》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