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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文学[1]

卢那察尔斯基

1924-1925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六十年代这个时期，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王朝的初期：实在说，它同特定的十年并不符合。尼古拉一世死于1855年，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溃败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新时代”。[2]但是过了八年，即是从1863年起；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开始打退堂鼓，在政府政策上和社会上，都开始反劲了。卡拉科左夫行刺以后，[3]即从1867年起，反动的统治已变得像尼古拉一世时代一样黑暗了。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伟大的精神昂扬、伟大的社会进步的年代，仿佛是政府的自由主义情绪造成的，它的情绪一变，时代的性质也会完全不同。自然不是这样。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改革的本身，便是由许多很深刻的原因产生的。正如常有的情形一样，战争明显地暴露了官厅方面一直对别人乃至对自己隐瞒着的东西。尼古拉一世个人大概相信他比他在欧洲的任何敌手更强，相信他可以战胜西欧。而实际上，他的军事行动却招来了惨重的失败。

　　究竟是些什么情况造成了这次的失败呢？首先，俄国完全没有战斗能力。俄国士兵打得很漂亮，引起了欧洲人极大的尊敬和惊讶，虽然我们似乎不必指望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因为他们多半是农奴士兵。但是将领们却糟透了。而主要的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拿不出战争所需要的力量。交通线又坏又少，工商业不能使后方保持充分的准备，财政状况一塌糊涂。政府完全脱离了人民：可以说，全体人民毫无例外地，都把政府看作一帮匪徒，尤其是军需官和其他一切官僚的行为，简直是道德的强盗。

　　俄国经不起考验。你们知道，俄国在断送了尼古拉二世政府的日俄战争以后，在最近的一九一四年战争中失败以后，[4]都有过革命运动高潮。问题倒不在战争必定会引起革命，甚至战败之后也不一定发生革命；然而战争中的失败常常也是政府内部的或大或小的失败。它常常能叫那些一向近视的人睁开眼睛来，看一看真情实况。

　　必须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中做出结论。稍微有点觉悟的地主，大官僚中间稍微有点头脑的人（知识界的代表更不在话下），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设法发展俄国工商业以及与此有关的交通业，如果不摆脱我国一直所处的落后状态，转到那种早已遍及全西欧的经济生活里去，俄国决不会成为一个欧洲标准的大国。正是由于纯粹的阶级感情，由于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愿望，连俄国的领导力量，连偏狭的官僚们（除了少数狂信者和死硬分子以外），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俄国资本主义化道路上横梗着一个农奴制度。从四十年代起，对农奴制度已经展开系统的攻击，到了六十年代，攻击更加深人和猛烈；这有许多原因。第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革命化，是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但是农奴制度甚至对地主阶级也越来越不利了。

　　整个地主俄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黑土地带，另一部分是农民无法靠自己的粮食过活、从而盛行做季节工的省份。农奴制的中心向来在俄国真正的农业区。[5]那里的地主骑在农民身上，尽量榨取他们。可是那里的农民人口恰恰最稠密，在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差不多没有什么剩余生产品。常有这样的现象：地主不连带农民出卖土地，反而比连带农民出卖同一块土地得的钱更多，土地买主明白，如果他在这块土地上使用自由劳动，土地的出息倒比住有农奴时多些，尽管农奴的工作不用付报酬。他们的工作效率低下，即使只吃个半饱，也能把土地吃光，留给地主的很少。地主努力获取更多的收入，想尽方法压榨这些少地的农民，让他们挨饿，农民只好用暴动和杀死地主来回答。于是政府派来军警，鞭打、枪杀农民。越往后，这类冲突发生得越频繁。

　　还有一批地主，所处的境况略微不同，他们直接从农民身上获得收入，因为他们向进城做季节工的农民收取了各种免役钱。但正是从这一点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农奴制度的真正精神完全给破坏了。在这里，土地不再是地主的主要财源，季节工的存在的本身，已经创造出了与国内的农业经济形态相并行的另一种生活、新的生活——资本主义市场的工业生活。为了适应工业生活，必须有另一种环境。实际情形是这样：例如乌拉尔领有企业中的工厂主拥有无偿的农奴劳动，[6]可是希望摆脱它——它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自由的雇佣工人产量更多，所付的工资事实上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

　　在工业界活动的一切类型的资本家，各式各样的商人，靠榨取进城做季节工的农民为生的地主，以及专门剥削从事耕种的农民的地主，——他们全体，除了与其说是根据实际的理由、不如说是由于成见才死抱住农奴制度不放的个别死硬分子以外，都对农奴制度失去了兴趣。由此可见，亚历山大二世要把反对农奴制度的大部分统治阶级领导起来，是并不费力的。

　　说亚历山大二世是“恩主”，自然与事实完全不合。首先，如果他的意志稍微坚强一些，不是要他成为彼得一世那样的人物，而是只要他的意志略微坚强一点，——他就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任务。实际上他却用最可耻的方式在那里推延拖拉，像受了惊的乌鸦看到树丛似的，看到贵族的每个反动行为都害怕。说亚历山大二世关心农民福利简直是笑话，因为随着1861年的改革的施行，农民遭到了空前的掠夺，改革的目的是要尽量剥削他们。虽然废除农奴制度对统治阶级有利，亚历山大二世却不敢亲自出面主持。他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参加的都是尼古拉一世的旧部长，差不多全是农奴制度拥护者。其中最“左”的是罗斯托夫采夫伯爵，[7]一个阿谀而愚蠢的人，他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必须花上好几年工夫，对于他所接受的工作才算摸出了头绪。这个俨然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直接领导下行动的委员会，当然丝毫也没有推进工作，只是让它停留在原处，可是有些省份的地主受够了农奴制度之苦，竟自动带起头来。

　　立陶宛的贵族首先向亚历山大二世呼吁，要求允许他们解放农民。沙皇下了一道特别诏书，宣布解放立陶宛的农民。此后沙皇又向其他几省的贵族让步，颁布过三道诏书，因为那里的地主感到农奴制度特别不可容忍。于是其余各省的农民也起了波动。他们听毕竟说某些省份的贵族自动解放了农民，居然得到沙皇的许可，他们当然也向他们的地主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时，各省地主也看出自己的生命开始受到威胁，看出自己害怕农民，在庄园里再也住不下去了。地主终于相信，必须尽快地进而解放全俄国的农民。

　　直到那时候，亚历山大二世才一面仍旧装出一付常态，仿佛全部改革都在由贵族自己进行，一面下令在各省设立特别会议，让贵族去讨论怎样解放农民对他们最有利。至于农民，当然谁也没有问过他们，怎样做对他们才比较有利。

　　应该说，虽然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过犹豫不决和可耻的拖延的态度，社会还是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象。欢欣鼓舞的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也不仅是具有革命情绪的赫尔岑（固然这时候他已上了年纪，也许有点儿衰弱了，他写过一篇颇为荒谬的文章《你胜利了，加黎利人》，[8]宣称专制政体由于废除农奴制度这一行动和政策的改变，足以证明它的历史能力）。连那实际上是俄国整个民主主义革命之始祖的伟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缓和了他一向对政府的强烈的敌对态度，他也许想用这个方法，间接推动政府把问题解决得更彻底、于农民更有利些。

　　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领导着在俄国社会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现代人》杂志。《现代人》是普希金创办的，后来一度停刊，一八四六年，别林斯基开始为它写作。一八五四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加入该刊，立刻给它添了蓬勃的生气。《现代人》对俄国社会有过任何其他杂志所不及的巨大影响；从它开始，我国社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所谓“巨型杂志”支配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现代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参加者的成分。主编是涅克拉索夫，批评家和政论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物罗留波夫，散文作家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格利戈罗维奇、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这里汇集了第一流的天才。这么一种杂志的销数自然会空前巨大。但是连这个杂志当时也对政府抱着近乎友好的态度，鼓励它继续改革。政府却把解放农民的工作全部文给了贵族。

　　那时候地主当然表现出极可恶的贪婪态度。最初他们企图霸占全部土地，不顾农民死话，企图将农民洗劫一空，让他们沦为乞丐，从而迫使他们廉价出卖劳动力。

　　可是不仅《现代人》和自由主义地主反对，政府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不能容许，因为它了解那会招来农民革命。不论农民多么无知，多么没有组织，这种露骨的暴行毕竟会引起他们反抗的。

　　地主退到“事先筑好的阵地”上，给了农民一点起码的份地。如果说他们没有能够把农民掠夺得精光的话，那末至少是在许可的范围内掠夺了他们，而这个范围应该说够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向做季节工的农民抽取免役钱，以此作为收入来源的地主，都希望农民来赎身：你是奴隶，现在你快自由了，所以你要付钱给我。但这是一种荒谬的想法：根据法律，农奴本来是正式的人，不能被当作奴隶。他只是被固定在某个地主的土地上面，不得转移他的劳力到别的土地上罢了。农奴制度在法律上并不是奴隶制度，因此不能容许农民赎身。虽然在某种程度内——用人头税的方式——也可以容许，但是无论如何，政府还不敢明目张胆这样做。

　　我提到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地主怎样把农民解放看作投机买卖，他们想借此大发横财，希望捞它一把。政府也稍稍制止过他们，因为害怕农民暴动。整个改革期间的标志，就是政府一直在提心吊胆地看农民对“改革”、对他们的生活的改变有什么反应，因为人人都知道农民对这大改革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人人都害怕那必不可免的失望。不过也有一群比政府左些的地主，例如以容科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著名的特维尔人。[9]他们表现了违反大多数地主的利益的自由主义精神。这件事大大激恼了政府，容科夫斯基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去了。俄国自由主义社会人士纷纷抗议，他们在大学里设立十二名容科夫斯基奖学金，表示自由主义地主和一部分官吏、“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仍旧坚持“最左的”路线。

　　这一切，当然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快清醒过来了。他终于明白：对政府存这么一点指望也不行。他看到地主匪帮虽然还没有把农民啃得只剩骨头，可是经过这次改革，农民已经被剥得精光，这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转向革命宣传工作，是一个极重要的推动力。当然，他不可能在合法报刊上直言不讳，但是人们也不用戴上特别精良的眼镜，才能看清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号召他们到哪里去，推动他们走向什么目标。

　　2月19日以后，[10]在著名的改革以后，不仅合法的政论刊物——《现代人》和比较次要的、可是仍然具有很大影响的杂志《俄国言论》——立刻批评了这次改革，还出现了非法报刊。人们印出很多传单，向农民和“有教养的人士”清清楚楚地证明：改革骗了大家，它对农民是一场无耻的欺诈。

　　这些事情，特别是关于农民将用革命来回答“2月19日”的传说，叫亚历山大二世大为惶恐。而且当时确实发生过许多次暴动：农民在同军队冲突中，被杀害的数以十计，甚至数以百计。农民说：“我们是自由的，土地也是我们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法律只给了他们每人一小块土地，而地主挑出这地土地的时候，还常常打着如意算盘：使农民单只由于自己的耕地、牧场和树林的位置的关系，就仍然要受地主剥削。[11]

　　这种普遍的失望给了自由主义一说致命的打击。自由主义者——地主和非地主——曾极力调整政府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这么一来，他们已经完全起不了作用。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的影响，左派急进主义者皮沙烈夫在俄国言论上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当时知识分子革命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主要是秘密印制传单，领导运动的是革命之父中间的一个——米海洛夫。[12]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用层出不穷的“学潮”响应这个运动，政府则用逮捕著名作家来回答它。

　　米海洛夫也遭到毒手。彼得堡大学被封闭。外国人认为这是政府同人民的冲突，他们说起他们本国的革命，断定亚历山大二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因而拒绝贷款给他。俄国卢布贬值了。亚历山大二世政府方面却断言俄国不会发生革命，也不会趋于反动，断言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合理的中庸”，那当然正合乎资产阶级欧洲对它的要求。

　　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皮沙烈夫也被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呆了些日子，然后被流放出去做苦工。皮沙烈夫被处四年单独监禁，这对他的身体起了严重的影响。

　　米海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沙烈夫这些人物的被捕，使进展中的革命运动失去了领导，其他一些相当杰出的组织家如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也被捕了；[13]政府稍稍占了优势。

　　革命民主派和急进派领袖们被捕的次年，即1863年，是波兰起义的年份。

　　波兰起义导因于俄国士兵在睡觉时被杀和拿破仑第三的横蛮无礼的照会，这个事实引起了颇为激昂的爱国情绪。许许多多立场不稳的人偏向反动方面去了。屠格涅夫的旧友、原先的西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当时思想界的最大权威之一、甚至被某些人看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继承者的卡特科夫（М.Н.Катков，1818-1887）正好选定这个时机来改变志节，成为专制制度和残酷的反动派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这位《莫斯科新闻》发行人的名字，从此同波别多诺斯采夫、[14]部长托尔斯泰之流的名字一起，[15]上了俄国社会的黑榜。可是，不管他的作品多么荒唐，不管他的文章叫人感到他是多么卑贱和无知，他却在当时震慑于革命行动、特别是震慑于波兰起义的社会上，得到过强大的反响。波兰起义的失败巩固了政府的地位，使舆论变得更加右倾了。

　　革命家当然并没有沉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便是对这一切问题的最坚决的回答。《怎么办？》是在监狱中写成的，但是终于发表了出来。这部小说至今仍然是俄罗斯最出色的社会主义著作之一。

　　这个时期，革命的民粹派开始转向（当时还不是有组织地）恐怖主义。1866年，卡拉科左夫谋刺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没有杀死他，却使他惊恐万状，完全变成历史上所曾有过的最可恶的暴君、一个窃据王位的十足的恶棍。沙皇彻底抛弃了他那偶然的和表面的自由主义，而他本来是想以自由主义相标榜，好显得他跟尼古拉一世不同的；于是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又受到严重的迫害。早在镇压波兰暴动期间，绞刑吏穆拉维约夫（М.Н.Муравьев，1796-1866）已经伸出俄国专制制度的魔爪，用种种军事恐怖手段对付过波兰人。现在全俄国又展开了几乎同样的战争。宪兵首脑舒瓦洛夫（П.А.Шувалов，1827-1889）和以毒害人民意识著名的、被谢德林称为愚民部长的德米特利·托尔斯泰，开始蠢动了。他们还在自己周围纠集了其他的反动分子。残留在亚历山大二世身边的稍微有点人道精神、稍微有点进步思想的人们，都从大臣和政府要员的岗位上，被无情地赶了下去。反对地方自治会的运动也已展开，自治会渐渐地完全成了政府机关的附庸。

　　应该说，社会也被卡拉科左夫行刺案吓住了。行刺等于对政府宣布真正的战争。许多人兢兢自危，或者担心社会太柔弱，不起这样的战斗；这些都有过影响。这方面的不光彩的事情，可以举出很多来。但是这里有一个真理：行刺不可能引起革命，必然会使反动势力更加嚣张。

　　所谓“六十年代”，情形就是如此，直到一八六七年，这个时期才告结束。

　　为了理解当时的文学，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这个时期的三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是当时思想界情绪的表现者和很大程度上的决定者。我说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

　　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中的领导权从贵族转到平民知识分子手里，是六十年代的主要现象。在十二月党人运动期间，反抗者的基本干部是少数比较先进的军职贵族和相当广大的地主（特别是，如果把最先进的斯拉夫主义者也计算在内的话）。在六十年代，基本干部却是广大的平民知识分子。

　　当时平民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希望成为人民力量的组织者，首先是农民的组织者。可是自由主义者脱离了农民，而且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是同劳动农民的利益针锋相对的。他们本身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在贵族中间，站在他们的旗帜下的只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当大部分贵族走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时候，贵族的行动还是极不坚决，自然更说不上革命。平民知识分子的情况可不同。平民知识分子几乎全体或大多数都走上了反对政府的甚至革命的道路。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得多，他们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毫无矛盾。

　　他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得不迁就资本主义，提倡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必须增加有教养的官员的人数，需要医生、工程师、律师等等大批专家，越来越多的专家。上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以前多半从贵族中间去找。但是在需要大增的情形下，只限于贵族是不行了，况且贵族也不大愿意担任“非贵族的”工作，所以得另外吸取力量，培养知识分子中的指挥人员，从非贵族当中去找知识分子。

　　当然，生活本身早已规定好，从什么人中间才可以找到新的学生来补贵族之不足。那便是原有的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子女，僧侣、富裕农民、助理医生等等的子女。于是政府只好从小市民、一小部分商人和各种公职人员当中，吸收成百成千的青年，对他们施以高等教育。它想用这个方法给自己培养一批奴仆。专制政府事先就害怕这批奴仆，是有道理的。他们很快变成了革命的力量。从他们的第一个伟大导师别林斯基的时代起，平民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专制制度是一大祸害，它摧残和奴役他们全体，压迫他们所亲近的人民。他们了解：要求得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为代价，因此他们要寻找一种杜会力量惜以实行政治革命。本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别林斯基和最先进的贵族赫尔岑、巴枯宁等人，是这些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常常怀着虔敬的心情提到的名宇。

　　平民知识分子本身不可能打倒专制制度。他们知道，就这一点说，他们是太脆弱了。所以他们应该比他们的前人（例如彼斯捷尔）[16]更明白地提出组织农民力量来帮助自己的问题。这就推动了他们在七十年代去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可是在六十年代，这种观点才刚刚产生。人们经过痛苦的过程，认识到俄国革命应该是农民革命，于是他们去寻求一个适当的纲领。聪明的、深谋远虑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具有伟大的胸怀、不计个人私利的人物，他们极力要制定一个纯粹的劳动人民的纲领，终于倾向了社会主义。

　　赫尔岑早已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俄国所面临的、同时他断定西欧也存在着的一切令人痛苦的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但是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带着纯空想的性质。我已经说过，赫尔岑在确信西欧革命失败之后，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他相信俄国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得多，因为俄国农民很少被资本主义所触动，还保存着公社土地使用制。人类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不仅要同地主——土地所有者——斗争，并且要同资本主义斗争，因为按照傅利叶、圣西蒙等人的学说，人可以建立一种十分合理而和谐的经济关系、一种循着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组织起来的公社。那末请看吧，我们多么方便：农民把公社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带到我们今天，他们还没有变成个体土地使用者，还不是无产者，可也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正是条件最完备的人，他们靠着大地母亲的乳汁、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哺养自己，又没有生产工具私有权。犁和耙是许多农民都有的；但是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土地属于公社，重新分配土地时很“公道”，即是说，人口多的，分地也多。总之，公社力求这么解决问题，使人人都能更好地靠这块土地持生活。

　　赫尔岑便是把问题想象成这样。现在我们知道，公社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在绝大多数场合，它只是沙皇政府所建立的一种收税的方式，它所以需要，是为了便于抽税，因为连环保是保证收齐捐税的最好方法。这说明了为什么政府不但扶持公社，而且正像现代科学指出的，在大多数场合还用人为的办法去建立它。在有些地方，它也许真是同原始农民家族、氏族等等的分化有关，即使在彼此无关的地方，政府也建立了公社，用鞭子从农民公社中勒索捐税。分配土地时，不仅要看怎样才能赢人人都可以维持生活，还要看怎样通过公社去缴纳捐税，使所有的人都无法豁免，一方面要从每个人身上榨取能够榨取的一切，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致死于官府和地主的横征暴敛。但是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因此当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石的时候，最初是走的赫尔岑的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相信农民是革命力量，相信说服农民转向社会主义非常容易。一转向社会主义，他们不仅成为他们的土地的主人，也成了他们的命运的全权主人。最初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认为，政府实行的农民解放，将造成农民组织公社的新纪元。此后还可以采取下一个步骤。可是当他看到公社在他那时代的社会制度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时，他写道：

　　“我为自己惭愧。我简直不好意思回想我怎样怀着为时过早的自信心，提出了公社所有制的问题。照我自己看来，我在这件事情上是轻率的，坦白地说，是愚蠢的……我很难解释我感到惭愧的原因，不过我要尽力做做看。”

　　“无论我觉得保存公社所有制的问题多么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它所从属的问题的一方面。这个原则是有关的人们的幸福的最高保障，它只有当幸福的其他保障即最低保障已经具备时，才有意义，为了使它能够实施，最低保障万不可少……”

　　车尔尼雪夫斯基抛弃了他对公社的渺茫的希望，但是他声明说：在顺利的条件下，公社仍然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政治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制定了这样一个纲领：政治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巩固公社制；社会主义。

　　1861年以后，农民虽然掀起过许多局部的暴动，却没有大闹革命，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用革命来威胁吗？谁能相信呢？谁不会失声大笑呢？而且，用你自己首先就最不相信的事情来威胁人，也未免有失忠厚。”

　　从这里已经听得出悲伤的调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确信被欺骗、被掠夺的农民不可能闹革命之后，他在这个问题面前止步了：往何处去？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他找到了什么新的答案，以及他是否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始终是一个革命家和民主主义者。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就被逮捕，不能回到积极的政治斗争中来了。

　　在六十年代的整个俄国社会中，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蜕化现象。你们记得二十年代吧？经过十二月的高潮，十二月党人被击败了，此后社会不再关心社会问题，却关心起个人问题来：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怎样求得灵魂的美丽，怎样修身养性，等等。六十年代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从1855到1862年，革命情结不断地增长，宣言发表以后，[17]人们甚至指望农民暴动。1862年，政府摧毁了革命首脑，一八六三年，又击败了波兰起义者。在具有进步情绪的知识分子中间，对革命可能性的深深的绝望心理逐渐蔓延开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人们怎样转向个人主义，转向“我该怎样合理地过生活？”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中遭到失败，变成一盘散沙，企图用皮沙烈夫的方法、用“虚无主义”、“依照理性和自然科学的指示”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开始在私生活的建立中，为社会寻求一条坚实的道路。

　　现在我要更详细地谈一谈对那个时代有决定作用的三位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自己是别林斯基的学生，实际上他是从别林斯基的终点接手工作的。别林斯基在哲学上达到了费尔巴哈学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以费尔巴哈为起点而又终生忠实于他。马克思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读过后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学习俄文，便是为了了解一般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著作，特别是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对他推崇备至。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差不多不知道马克思，因而没有能够走上他的道路，始终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

　　这一次讲课，我们感到兴趣的首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和伦理学，因为他通过它们对文学起了最直接的影响。

　　不但在革命前的我国文学中，甚至在我们现代文学中，你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肆意诋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不久以前我还识到过，我们今天的形式主义的一个强烈表现者，硬说别林斯基仿佛害了俄罗斯文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资产阶级文学家和某些没有从资产阶级科学的催眠中清醒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常常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说得那样坏，那样拼命贬低他们的思想，好像他们两个都是没有教养的、而且无涂如何是笨拙和头脑简单的人，他们来研究艺术之类的高雅的问题，简直是白费气力，他们对它不会比猴子对眼镜更有办法。[18]这纯然是一派胡说。我敢断定，任何俄罗斯作家都不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末接近我们的观点，接近无产阶级的现实的观点。列宁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到他们时总是抱着极大的敬意，普列汉诺夫也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恰恰指出六十年代的革命家和更早的别林斯基，都是我们的艺术科学的先驱。

　　通常人们责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由于他认为现实高于艺术。可是同时，他又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说中，掺进一些与他毫不相干的观念。现实当然高于艺术，因为现实是全体，艺术却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这个现实的反映，它也能影响现实，但是它却包括在现实中，正如部分包括在整体中一样。如果我们问：艺术高于现实，还是相反，现实高于艺术，那末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梦想、耽于美丽的幻想重要，还是工作、建设、改造周围的生活重要？后者当然重要得多；假定一个人除了幻想以外，对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艺术当然会变成无益的东西，带有精神上的自渎似的病态，无论这些幻想多么美丽，我们总能在这位完全醉心于空想的诗人身上，看出某种不健康的东西来。诗人越是向着现实，越是愿意为了斗争而认识现实，他就越伟大。也有这种情形：一个作家不可能斗争，他周围的一切全给堵死了，只剩下一个气门——纯艺术；于是他把他的全付精力贯注在这气门上，结果创造出了极其精炼而又充满极大的痛苦的艺术。不过这到底是病态，世界上也有优美的病态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俄国思想界，是为了说明：我们已经不再是罗亭，不再是列兹涅夫，我们愿意工作，而且我们能够工作。我们不愿意清谈，我们愿意在现实中去争取我们的幸福，因此我们认为工作高于幻想，现实高于艺术。

　　人们总喜欢在他的话里掺进这样的观念：艺术家怎么也不能超越现实，艺术只不过是现实的苍白的反映罢了。诚然是苍白的反映，还要它干什么？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清清楚楚地指出过。艺术是需要的，它是斗争形式的一种。那些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酷评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不能了解我们对艺术的看法——把艺术看作变革现实的斗争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照他们的意见，只能两者居其一：要么艺术是扯淡，要么艺术是圣物……

　　“艺术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不能同话生生的现实相提并论。”

　　“……无论我们对文学的意义估计多么高，”他后来又说，“还是估计不足的：文学几乎比一切高于它的东两更重要得多，在人类历史上，拜伦恐怕是比拿破仑更重要的人物，但是拜伦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还远不及其他许多作家的影响来得重大，世界上久已没有一个作家，对他本民族像果戈理对俄罗斯那样重要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举初期的果戈理为例，说明拜伦高于拿破仑。而在俄国范围内，果戈理又高于拜伦！而批评家们却把他的意见说成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只是生活的苍白的反映，所以不必从事艺术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得很清楚，在俄国，写作正是一件精良的斗争工具。“在民族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说，“文学是对社会有决定作用的力量之一。”这完全是我们常说的话，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任何人，连别林斯基在内，都没有说得如此明确。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说：“我们不需要使人陷入自我陶醉状态中、使人心里充满可爱的梦想的陈腐无聊的字句，而需要清新豪迈的学句，只有这种字句，方能让我们内心激起一个致全力于广阔的独立活动的公民的勇敢精神。”

　　这些话用不着补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尊重艺术的人了。

　　当时谢尔贡诺夫还很年轻，[19]下面是他就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艺术的学位论文所的话：“这完全是人道主义宣传，是关于人类爱的启示，艺术的使命便是为人类服务。”

　　一点也不错。艺术完全被宣布为伟大人类理想的奴仆，正因此，艺术才变得崇高了。

　　“人类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为人的利益服务，才不致成为空虚无聊的事情。艺术应该为某种重大的利益、而不应该为无益的娱乐服务！”

　　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公式。艺术带来的效果愈大，换句话说，它愈能提高社会生活，那末它的意义也愈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艺术应该成为人民的东西，[20]它应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使群众变得更强大。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直接继承者，一个身为战士和建设者的人，也不可能不是他的继承者。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永恒的真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听从颓废派知识分子的话，他们利用各种遁词和诡辩，极力证明六十年代的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的理想仿佛只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理想，同时以为我们会抛弃美学领域中的革命思想的成就。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抛弃。

　　我常常说，必须让艺术家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人。我们对每一篇作品，哪怕是共产主义作品，都可以而且应该批评，不过要做得妥善，因为如果艺术家感到自己不自由，不写在他内心孕育成熟了的东西，不写他看见的真实，却极力去损害真实，那对艺术是很有害的。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很容易犯错误，很容易粗暴地强迫艺术家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真理了解得很清楚。

　　“自主是艺术的最高法则。”他说，“目前他（诗人）的才能引导他怎样去写，就让他怎样写吧，即使那是一篇欢乐的诗、和解的诗。谁有权利要求诗人强制自己的才能呢？我们只能要求他努力提高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

　　“努力提高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这个公式不应该使我们大惑不解。我们也可以说：“努力提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他自己。”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得很清楚。一个经过提高的人应该是共产主义者。他所说的“提高”，指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小作家说：“在各方面做一个诚实的人，写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吧。但是要写出好作品，你非提高自己不可。你要用诚实的态度看待生活，跟人民过同样的生活，那样你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成为我们文化的顶点的东西。”

　　总之，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的本质和任务的见解非常深刻。

　　人们常常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了解普希金，他骂他，鄙视他。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以下便是他论到普希金时所写的。“他的每一页作品，都充满着有教养的思想家的才智和生命……普希金的每一句诗、每一行信手写来的短评，都激发和唤起了思想，如果读者能够被唤醒过来思索一下的话。普希金的这个意义，一直保持到了我们今天。[21]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也像在俄罗斯诗歌史上所占的那样……那些像普希金一样为缪司和理性服务过的人，也将永垂不朽。”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没有抱过这种观点：新的阶级即平民知识分子出现了，而普希金是贵族：打倒贵族文化，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决没有这样的事。（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当时害了“左倾”幼稚病的青年，正像我们今天的某些青年一样，贵族信了这套胡说，——不过我们以后再谈他们吧。）

　　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了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优秀代表们的观点。

　　这就是杜勃罗留波夫论普希金的话（同时请注意：对普希金的看法如何，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整个思想家或批评家的特点）：

　　“对普希金的追念，仿佛又一次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生命与活力，”他论及普希金作品的出版时，说道，“它好像在我们身上滴了一些起死回生水，使我们的由于长久不动而僵化了的四肢，从此活动起来了。”

　　杜勃罗留波夫不会不了解，普希金在某些场合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也对你们说过。可是他写道：“普希金即使在脱离了健全的思想的时候，[22]在他向成规惯例屈服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达到蒙昧主义的地步，可能时他甚至还打击别人的蒙昧主义。”

　　杜勃罗留波夫知道普希金犯过错误，然而他，普希金即使在犯错的时候，也仍然是当时最优秀的人物，同这些错误并列混淆，他还有许多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

　　杜勃罗留波夫能够如此深刻地了解艺术中最伟大的人物普希金，是由于他十分正确地懂得怎样的批评才合乎需要。在他以前也好，在他以后也好，人们都就这一点写过许多文章，但是我们觉得那些工具对我们并不适用；因为我们最近要在党的领导下讨论如何更好地组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23]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我们的伟大先驱们的意见。

　　“俄国的批评，”杜勃罗留波夫写道，“不应该像法国杂文里那种拘谨的、微妙的、转弯抹角而且空洞无物的批评……在许多场合，对于了解对象的重要性、不用冷淡态度看待文学问题的批评家来说，鲜明的调子是唯一适当的调子。”

　　“现实的批评（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称呼政论的方法）对待艺术家的作品，正如对待实际生活现象一样；它要研究它们，极力确定它们本身的准则，搜集它们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六十年代的优秀人物给我们留下的真正的美学遗嘱。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有生命力的东西才是美的。马克思也说：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发挥人身上所蕴含的全部潜力。美的事物应该唤起我们去扩大生活。一件艺术品深刻到什么程度，第一，要看它怎样给我们指出我们能够达到的理想，怎样抨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第二，要看它怎样反映现实，是否能让人深刻地理解现实。批评不应该把文学看作雕虫小技或供人消遣的东西，而应该看作一种社会力量，用明朗严肃的态度，把每一篇作品当作社会现象来估量。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观也同样有趣。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伦理的基本论点含有错误，但他的错误可以说是值得同情的。依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有的人都是利已主义者，所有的行为无例外地都出于利己主义。这在他揭破一切高雅的词句、一切美而响亮的空话的时候，对他大有帮助，因为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说。神圣的自我牺牲呀，崇高的理想呀，等等。这些非常含糊，非常抽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希望说得明明白白：因此他才把这种理想化的论调斥为胡说；归根结底，每个人总是追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

　　那末，对于“人人唯利是图”这一命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怎样解释呢？

　　人在任何情况下只做他觉得好处最多的事情。当您有所行动的时候，您自然会预先考虑到，或者您的感觉会直接暗示您：您最好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做。如果您由于失去了自由，不能够做某件事，如果您的双手被人捆了起来，那自然又当别论；可是，假定您还有选择的余地，您一定做您觉得好处最多的事情。这就表明您是利己主义者，表明您的行为是为了求得自己的最大快乐和满足！举例来说：您有一份只够一个人吃用的食物，但是您有一位同学，他也想吃。于是您把食物让给他。您这么做，据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便是利己主义者。为什么？因为让他吃饱比您自己吃下能给您带来更大的快乐。如果您自己吃饱能给您带来更大的快乐，您就不会让给您的同学吃了。

　　自我牺牲是胡说，是废话。但这是不是让人不可能献身于社会事业呢？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知道人能够这样做，他还相信应该这样做，并且号召人民这样做。但是他不能容忍一个人唉声叹气说：唉，我在牺牲自己，我本来渴望生活，宁愿干别的事情，可是义务，义务！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恨这一套。他自己曾经坐过牢，服过苦役，差点儿上了绞刑架，然而他说：我是作为利己主义者来做这一切的，因为这是我所能做的好处最多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庸庸碌碌地话下去，我一定非常痛苦。他坚持说，功绩并不等于自我牺牲：遇着自我牺牲精神建立不了功意，因为这无异剪掉自己的翅膀，用最坏的办法戕害自己。

　　人们即使献身于斗争，直到流完最后一滴血为止，所依据的仍然是利己主义或自我满足的法则。当然也可以设想一种没有深沉的痛苦的更好的生活，但是正像后来热里雅包夫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讲话时所说的：如果你们没有毁坏我们的生活，我们本来不会去流血；你们既然毁坏了生活，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放弃斗争比死在绞刑架上还要痛苦。[24]

　　为了崇高目标的战斗，能叫志行坚定的人产生幸福和自豪的强烈感觉，产生崇高的自尊心。正是这一点，使革命家自愿地走上他的道路，不说半句大言壮语。

　　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弗拉基来尔·伊里奇谈起过义务。如果有人对他说：您充分尽了您的义务，艰巨的义务！他就会大为不安。他恐怕要哈哈大笑起来。这等于对一棵梨树或苹果树说：你充分尽了你的义务，结了果实！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不可能有别的反应，这是他的天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像有些人，来到温暖的海滨，寻欢作乐，谈情说爱，同时想道：“唉，俄国还很贫弱，我应该紧记着它，为它做点儿什么……但是这些事太乏味了！”这种人确实需要用神圣的义务之类的空话鞭策自己，说不定还得叫基督也受点儿牵累，才能好歹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正派人，不光是吃饱肚子算数。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学说中有很多动人的、真正的英雄气概的东西，但实际上他是错了。为什么？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没有注意到所谓社会本能、所谓（这是发展的最高阶段）阶级感情。他忽略了这些东西。如果肯定说，自己吃而不给别人吃的是利己主义者，让给别人吃的也是利己主义者，那末问题不能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的行为更好呢？我们现在知道。谁的社会本能和阶级自觉更发达，谁就更高尚。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利己主义，只顾自己吃而不给别人，我们就要责备他。

　　一般地说，利己主义是很坏的东西。我们所理解的利己主义是那样的感情状态，它使人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快乐看得高于一切。同利己主义相反的感情状态，我们称之为利他主义。可是一提起“利他主义者”这个词儿，我们便会想到一个甜腻腻的圣徒形象，他愿献出一切，脱下他的衬衫送给别人，等等。当马克思听见人家叫嚣，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是这样的利他主义者的时候，他很愤慨，他说，无产阶级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使自己丰衣足食；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无产者应该宣布他的权利，而不是宣布他的义务。但是要实现这些权利，还得进行斗争。每个活人的正当要求——发挥个性——自然而然会变成一种渴望。团结起来，争取合理的生活方式，让每个人尽可能发挥他的力量。于是产生了社会意识、阶级意识。

　　在我们这里，阶级意识同时也是全社会的意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大地上实现正义，使人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去。可是连社会本能——无论我们是在哪里看到它——也应受到重视。如果一只母猫向老鹰扑过去夺回它的小猫，能不能说是出于利己主义呢？您永远不会说是出于利己主义，因为母猫显然是去送死。这是自我牺牲的感情。车尔尼雪夫斯基会说：这表明母猫把小猫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诚然如此，可见它选取的做法能给它带来更大的满足，它是利己主义者。然而我们知道，这是母性的本能，是高于利己主义的。如果在一群动物中，有一只动物前去袭击敌人，为其余的同类牺牲了自己，那末，这当然不是出于利已主义感情，而是出于群的本能。这种本能得到高度发展的动物，才能取得胜利。动物群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适应生活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希望在他那一群人的现实主义及其革命理想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车尔尼雪夫斯基问他自己：我，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希望享受合理的幸福，同时又情愿为社会献出我的生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吗？去它的吧！我要理想干什么！我觉得不是义务在命令我，而是我的内心产生了愤怒、热情、爱心。不错，我自己正是这么一种利己主义者，从利己主义出发，做出了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行为：可是我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仍然只是出于利己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表面上大公无私的行为或感情，我们就会看出，它们的基础仍然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快乐、个人的幸福等思想，仍然是那种叫做利己主义的感情。”

　　后来有些人逐渐夺得思想界的大权，便用比较粗鄙、比较庸俗、比被个人主义的态度来理解这个学说。他们居然可以说：诚然革命没有成功，社会生活有上轨道，还是让我们建立合理的私生活吧。例如谢列（米梅洛夫）之流的作家，[25]常常描写一个青年人怎样着手建立合理的生活，找到一条合理的道路，做了医生，解剖青蛙，怡然自得。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伦理学的退化了。

　　在伦理学方面，杜勃罗留波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进了一步。如果他不是死得那样早，如果生活没有摧残他的力量，他大概不会辜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各方面、包括政治方面对他所抱的希望的。虽然在对待农民公社的态度上，他也并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动摇得厉害，他对群众运动却怀着坚深的信心。他写道：“生气蓬勃的群众可不同：他们不喜欢夸夸其谈，不炫耀他们所经历的忧患，常常连自己也不大理解这些东西。可是如果这些明达能干的人理解了一件事情，如果他们说出他们的朴素的、从生活中产生的话来，那末他们的话一定很坚决，而且总是言出必行。”

　　这段话当然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当伊里奇把无产阶级群众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对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他笔下发现这样的词句（伊里奇在遣词造句上，本来很像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知道富于创造精神的普通劳动人民群众是什么，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宁愿将散漫的、无组织的农民，当作准备组织起来进行胜利的革命的人。

　　我当然不想否认，在所有虚无主义者的领袖皮沙烈夫手里，初期民粹派的伦理观和美学观是变得粗陋了。例如他说过，他读完普希金的作品以后得到的印象，觉得普希金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当然，这些话是他在激烈的论战中信口说出的，因为皮沙烈夫是一位热情的辩论家，他极力从“理性”的观点去考察一切，并用急躁态度维护他的观点）。他身上的许多特征，有时带着以懂得自然科学自负的讨厌的小市民的味道。他有一个朋友布拉果斯威特洛夫，[26]跟他合编过《俄国言论》，此人正教中学出身，却是萌芽期的资产者。布拉果斯威特洛夫不论碰到什么事，都要搬出乏味的斤斤计较的方法来，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是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特点。这一股资产阶级气味，有时也传染给了皮沙烈夫。

　　以皮沙烈夫及其虚无主义为起点，可以说伸展出了各式各样的道路。可以更进一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因为皮沙烈夫是始终不渝的唯物主义者、坚定的无神论者，就这方面说，他是真正的进步人物，他了解知识的价值、科学的意义。但是也可以走向另一种虚无主义，断言天地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世界是空虚的，人生于世，犯不着纷纷扰扰，作什么牺牲。有人果然做出了这种虚无主义的结论，以致贻笑于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欣欣然嘲骂革命家，仿佛后者说过：大地是一团污泥，世人只是霉菌，归根结底，任何追求都毫无意义，所有的原则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结果，人只好得过且过，像草木的生长一样，这当然纯粹是小市民的、资产阶级的结论。那些积蓄资产、希望后代受到教育的商人的子弟，有时也乐得倚仗皮沙烈夫。他们可以扬言：理智、数字、打算、利润就是一切，至于各种贵族理想，去它的吧！贵族文化中虽然有许多浮夸的空话（空话后面实际上隐藏着弱点），可是也有许多高贵的东西、许多美妙的东西，现在代替贵族文化，却出现了极其乏味的、没有吸引力的、使人无可向往的小市民虚无主义哲学和艺术。

　　有人宣称这种虚无主义哲学似乎是六十年代典型的和主要的哲学，那是一弥天大谎。我只要引用一段文字，立刻可以证明，不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但杜勃罗留波夫，连真正的皮沙烈夫，也比他的敌人给他乱涂出来的画像高超得多，而他的敌人差不多也总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谈到皮沙烈夫对艺术的态度时，恰恰说他在这方面最无能，说他完全不了解艺术的意义。

　　可是请看他写的：“一个真正的有用的诗人，对于他那民族和时代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教养的代表们目前所关心的一切，都应该知道和了解。诗人或者是伟大的思想战士、勇敢而卓越的‘精神骑士’，或者就是说小的寄生虫，只会像无用的丑角似的玩一套小把戏，让其他说小的寄生虫开开心。中间路线是没有的。诗人或者是能够震动百年积恶的大山的巨人，或者就是在花粉中刨来刨去的瓢虫。”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这些在花粉中刨来刨去的瓢虫，为什么、一定要憎恨这个心直口快的人了。

　　这便是他所写的。说皮沙烈夫否定了能够“震动……大山”的诗人，显然是荒唐。他显然认为这样的诗人是社会迫切需要的人。

　　不管批评家皮沙烈夫犯了什么错误，这一点是不能推翻的。

　　对于六十年代的各种冲突和这个时期社会思想的进化来说，伊·谢·屠格涅夫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位作家在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纯然是一个地主，同时他的使命却是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贵族阶级思想领导权的结果。

　　我上次讲课时对你们说过，《贵族之家》是这种领导权结束的证据。屠格涅夫认为贵族阶级能够提出的最好的正面典型，优良的实际工作者和清醒明智的人物的典型，高贵的性格，即拉夫列茨基，终于丧失了他的作用，只好向未来的青年呼吁。他是失败者的典型。感人至深的丽莎，实质上是表现着陷阱似的教会的可怕，具有保守贵族思想的人用这个陷阱陷害了灵魂美丽的姑娘们。

　　六十年代在屠格涅夫面前逐渐描绘出了正面的活动家典型，于是他极力去理解它。虽然屠格涅夫本人的爱幻想的、柔弱的性格预先决定了他不能成为活动家，而且他自己也很像罗亭、列兹涅夫之类的人，可是他非常希望看见一种有教养而又坚强的人物，能够动手摧毁现实中一切坏的东西，建设好的东西。从前的现实没有向他提供这种人物。正好在六十年代中期，他开始搜集材料，然后创作了《父与子》，这部小说成了整个俄国生活中的主要现象之一。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不像当时的人，父与子仍然是一部有生命的小说，环绕着它而发生的一切争论，还能在我们的内心得到某种反响。

　　首先，毫无疑问，屠格涅夫一开头就是抱着埋葬“父亲”们的意图来处理这整部作品，来刻划自由主义地主和急进派平民知识分子的。因此你们在这里找不出拉夫列茨基之类的典型，拉夫列茨基可以说还能够引起我们某种同情。当然，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父亲”们决不是坏蛋，不是绝对讨厌的人，他们身上还有好的方面。不过十分明显，他们都是软弱无用的人、清谈家，这一点却也无可怀疑。然而有些人，例如赫尔岑，却以为屠格涅夫的本意正是要反对“儿子”们。

　　虽然赫尔岑是“父亲”辈中最先进的人物，革命民主主义者似乎只有同他商谈才比较容易，可是毕竟没有谈成功。车尔尼雪夫斯基去看他的时候，[27]他们争论了很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耸耸肩膀离开了，他说：“一个老爷！怎么也跟他谈不通！”赫尔岑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时，则说人倒聪明，但是态度傲慢，是个烈性子。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互相了解，同时他们却是先后两代的最伟大的代表。诚然屠格涅夫比赫尔岑更保守，赫尔岑当然觉得他应该打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了。这明了为什么赫尔岑会误解屠格涅夫的意图，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评论他的小说道：“巴扎洛夫的偏激思想迷住了屠格涅夫，所以他本来想鞭打儿子，却打了父亲。”

　　屠格涅夫确实要打父亲，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错——但是也要鞭打儿子。他企图客观地分析和说明：新的一代人是坚强而踏实的，不过还有如此这般的缺点。可是当他进一步研究巴扎洛夫的典型时，他对巴扎洛夫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关于这个，他自己在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上说道：[28]

　　“如果他叫做虚无主义者，[29]那就应当作革命家来解释……我幻想着这样一个人：他阴沉、野蛮、高大，一半是从泥土里长大的，他刚强、凶狠、正直，但是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毕竟还站在‘未来’的门口。我幻想着一个奇怪的、跟普加乔夫等pendant。[30]”

　　然而他所幻想的是这样，结果却略有不同。结果是，屠格涅夫虽然向往强大的典型巴扎洛夫，却没有把自己对他的见解全部说出来。

　　屠格涅夫自己极力用清醒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他喜欢用科学方法提出问题。他自己是无神论者，他反对各种各样的欺骗；这一切都是他所特有的东西。但是，尽管这些特点在巴扎洛夫身上达到了极致，屠格涅夫却一部分由于审查上的原因，一部分由于材料还搜集得太少，并没有把他写成革命家。巴扎洛夫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涉及社会关系的话。并且，因为屠格涅夫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他能够真诚无私地热爱的某一阶级或集团的一员，他的无神论思想反而让他感到深深的痛苦，使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披了丧服，这种情绪也感染了他那个正直的思想家巴扎洛夫。巴扎洛夫谈到未来的地方不多，其中的一段简直不是巴扎洛夫的话，而是屠格涅夫的话。巴扎洛夫说：“将来农民会住什么样的房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候，我身上都要长起牛蒡来了。与我毫无关系！”[31]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阵地。这里可以听出屠格涅夫本人的怀疑论。这里所表现的虚无主义，正是它的敌人所描绘的样子。

　　当然，现实中也有过个别唾弃一切的小虚无主义者；然而他们跟拥有强大的智慧、强大的意志的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不是用同样的线条描绘出来的。巴扎洛夫是受人景仰的人物，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使大家肃然起敬的人物。将这样的人写得终于走投无路、看不出人生有什么意义、只看到一个简单的生存过程，不让他有社会理想，而把他闭锁在私人利益的小圈子里——那可太不真实了。

　　我已经说过，像巴扎洛夫这一类型的人可能变成资产者，也可能变成博学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多半会变成革命家。屠格涅夫向斯鲁切夫斯基吐露他的心事时，说他想创造一个革命家典型。可是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家当然不会发这样的议论，说未来的农民能不能过比较美好的生活，与我们有多大关系。他们认为个人生活毫无意义，关键全在共同的胜利，他们不在自己个人问题上兜圈子，而力求达到社会理想。巴扎洛夫却不然，这当然是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的弱点；在这里，从巴扎洛夫背后，已经露出无神论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作者本人的面貌来了。

　　《现代人》方面的著名批评家安东诺维奇，[32]曾在《现代的阿斯莫德》一文中说巴扎洛夫这个人物是对青年的卑鄙的诽谤，可是其他的人，因为更靠近屠格涅夫从中摄取形象的那一群人的缘故，却满口称赞巴扎洛夫。如果屠格涅夫摹写巴扎洛夫的时候可能说得什么人的观点的话，那当然是皮沙烈夫型的人们的观点；可不是吗？正是皮沙烈夫才把巴扎洛夫看得高不可及，认为那恰恰是他皮沙烈夫本人所追求的正面典型的十全十美的体现。固然，当时皮沙烈夫所用的字句，在我们听来有点儿模糊。他说：

　　“面前没有任何崇高的目标，心里没有任何崇高的意图，但是拥有巨大的力量。”[33]

　　我们可以问一句：拥有巨大的力量而缺乏目标，缺乏目的，这大概是皮却林之类的人物吧？皮却林也有巨大的力量，可是没有目的，所以他才是多余的人。或许巴扎洛夫也是这样的人吧？然而各种情况都使我们认为巴扎洛夫并不是这样的人。固然，屠格涅夫让他死得太早了。对屠格涅夫来说，这么做比叙述巴扎洛夫的前途更容易些。他只能或者让巴扎洛夫继续发展，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大学者的典型等等，或者将他写成革命家。别的结局是没有的。于是……屠格涅夫趁着他年富力强，干脆把他消灭了。

　　照巴扎洛夫脚踏实地的情形看来，照他对空谈和多余的人的轻蔑态度看来，你们可以感觉到：他不是多余的人，而是俄国迫切需要的人，无论他承担下什么任务，他都会实事求是，用他那双坚强灵巧的手去完成它。因此，当皮沙烈夫那样描述巴扎洛夫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重点在“崇高的目标”这几个字上面：他认为他面前没有所谓崇高的目标，他不承认一切被当作人生之意义来谈个不休的东西，但是他拥有巨大的实践力量。他不作玄虚的妄想，却直接去动手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这一点写道：“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人物及其最豪迈、同时又最沉着而坚决的话语，从这些话中听不到理论对生活的退让，只听到一种论证，证明理性能够支配生活，人能够使他的生活和信念协调一致起来。”[34]

　　十分明显，凡是把巴扎洛夫当作自己的写照、对他表示欢迎的人，都看出他是一个清醒有用的工作者的典型，杜勃罗留波夫谈到这个典型时，说道：“人们中间的另一种社会典型——有着坚强的神经和健康的想象的实际的典型，已经出现了。由于前辈的劳动，这些人获得信念的时候，[35]已不像他们的先驱那末困难。他们环顾周围的世界，再也看不到前辈所醉心的模糊的抽象概念和幻象，只看到由血肉构成的真正的人，连同他对整个外界的现实而非虚幻的关系。”[36]

　　皮沙烈夫特别坚持的现实主义，在这里仍然被提到了第一位。

　　我还要引证克鲁泡特金的一段剀切中肯的评论：“‘虚无主义’宣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否定伪善的态度，但它只是向新的一代人过渡的因素，新人同样重视个人自由，可是同时，他们活着也是为了伟大的事业。”[37]

　　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活着不是为了伟大的事业，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过渡的典型，他与其说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或者甚至皮沙烈夫本人，不如说更像后来的皮沙烈夫分子。要把巴扎洛夫真正写成六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非表现他活着是为了伟大的事业、非让他变成革命家不可；屠格涅夫没有这份魄力。

　　我还想给你们引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评论。谁都不会怀疑斯特拉霍夫有什么进步倾向，[38]但是他对这个人物也非常注意，他写道：“忧郁的阴影，一开头就笼罩着这个钢铁般的人物，到最后变得更加浓密了。他死了，可是直到最后一瞬间，他仍然同生活格格不入，他曾经莫名其妙地同生活冲突过，生活又曾经用那么些无聊的事情去烦扰他，逼着他做出许多傻事来，终于使他为了一个微小的原因毁灭了自己。”

　　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出，斯特拉霍夫是从另一方面去看巴扎洛夫的。左派批评家在屠格涅夫这部小说出版前和出版后，都断定其中有一个新的典型、适于生活的典型，而斯特拉霍夫却认为屠格涅夫不敢说巴扎洛夫适于生活。他的早死，据斯特拉霍夫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头上罩着一片乌云。为什么有乌云呢？因为俄国不需要巴扎洛夫！斯特拉霍夫暗示说这种人注定要灭亡，正如屠格涅夫本人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上所写的一样。我们也应该顺便提一提斯特拉霍夫的卓见：他认为巴扎洛夫是一个深刻的性格。例如，这样的见解是很精辟的：

　　“巴扎洛夫渴望爱别人。如果说这种渴望是表现为凶狠的话，那末，这凶狠只是爱的反面罢了。”

　　斯特拉霍夫的话有一部分正确。你们仔细想一想巴扎洛夫这个人物，便会感觉到，他凶狠是因为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斯特拉霍夫说，巴扎洛夫渴望活动，渴望执着于“事业”。

　　总之，人人都感到巴扎洛夫是文学中第一个正面的新人典型，不过仍然有些怀疑：为什么他那样古怪？为什么他的凶狠不下于皮却林？为什么一眼看不出他怎样抱了西瓜，丢了芝麻？为什么他要死？为什么他身上带着命该灭亡的烙印？于是人们用各种方法给自己找到了答案。他们多半说：他是一个正在前进、但是尚未达到目标的人。

　　我们也要指出另一个人物，他几乎产生在同一时期，我不知道，也无法说明，他是同巴扎洛夫无关的呢，还是可能受了他一些影响，那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面的人物拉赫美托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至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引起了同样的注意，它的中心是阐明利己主义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在这里表现出，有理智的新人是怎样在世界上安顿下来的。可是因为小说出版的时候图书审查十分严格，自然不能把他们描写成真正的革命家，登场人物只限于一些似乎很先进的平庸知识分子。故事梗概是叙述一个女子嫁人后另有所爱，但是这个局面完全依照我们已经说明过的那种对利己主义的看法来解决了。前夫为了叫人误认为他已去世，故意隐藏起来，于是他就脱离了原有的夫妻生活（当时没有别的办法能给与他的妻子完全自由，使她同她更中意的人呆在一起）。你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特别的利己主义行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别林斯基觉得对贵族型知识分子为害最大的那些纠葛，在一个真正清醒的人却可以迎刃而解，并不是因为他遵照什么义务的指示，建立了什么新的道德体系，而是因为从他对生活和别人的合理态度中，自然而然得出了答案，这答案是由新人这一社会典型的全部本质所决定了的。

　　小说《怎么办？》的另一主要方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面谈到了未来和社会主义，虽然他只在女主角的梦中谈到，有时出于譬喻的形式，不免稍嫌粗略。但是通过这些篇页，他毕竟让人了解到：他实际上是在讲社会主义英雄，讲革命家，只不过不能说得太露骨罢了。正是他们这批新人、新生活的建设者，才能终于使人获得社会主义胜利，即是使人人获得合理的幸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拉赫美托夫这个人物有很大的意义。拉赫美托夫跟巴扎洛夫一样大刀阔斧地处理所有的问题，跟他一样讨厌空谈，总之，他在气质上很像巴扎洛夫。他所举行的严格的禁欲主义，他借以磨砺自己的一切考验和艰苦的认历，使他比巴扎洛夫具有更多的自我锻炼的特点。如果不从这自我锻炼的气氛着眼去看拉赫美托夫，他就变得不可理解了。结果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明智的人物，他在掌握自然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极坚强的意志，人人都敬仰他，他有个小小的怪癖叫自己受一种奇怪的精神训练，他选择了各种奇怪的运动方式，为的是让自己能过尽量筒单的生活。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想用他说明极端的利已主义怎样会使人约束起自己来。据说拉赫美托夫这种人的利己主义能把一切化为意志，化为筋肉，把人锤炼成一架运用自如的机器，他对自己所负的全部任务，是自己变成最大的力量的源泉。

　　当然，如果不了解拉赫美托夫生活在怎样的气氛中，不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暗示的是什么，这个人物就变得近乎怪诞，毫无吸引力了。

　　但是，如果说，关于巴扎洛夫，人们已经证明过，屠格涅夫本人（不是在小说中，而是在书信中）也讲过应该把他理解为革命家，只是由于审查上的原因，作者没有道破而已，那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事情便更明显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探求新的生活制度的气氛，看到人们视为自己最高理想之体现的梦的气氛。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着：作者是在用这样的形式描写革命。

　　当时的读者无疑是知道拉赫美托夫式的人物的。拉赫美托夫是一个训练自己向专制制度作斗争、锻炼自己向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人。他要训练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和新生活方式创造者。如果我们这样看待他，才会对他充满热烈的同情。当然，屠格涅夫拥有更大的小说才能，所以巴扎洛夫是更生动的人物，可是拉赫美托夫却以无比的感情力量和明确的目的性吸引了我们，这些特点终于使他成为六十年代所创造的最高典型。

　　等我论及民粹派的时候，我要详细地谈到七十年代的特征，现在我只是大致说一说：革命的抗议并未被卡拉科左夫行刺后的反动局面所削弱，反而抓住了更广大的群众，演变成了后来的各种事件：到民间去和恐怖行为；革命的民粹派运动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打败。但是在思想上，这个运动早在它失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之后，就已转入低潮了。

　　屠格涅夫亲眼看见过这些过程，首先是亲眼看见过民粹主义的迷信怎样风靡一时。由赫尔岑播种、车尔尼雪夫斯基灌溉、杜勃罗留波夫培植的幼苗，到七十年代已经迅速地滋长成熟起来，成了只等收割的现成庄稼——民粹主义的神话，那就是：正因为俄国没有资本主义，才能希望它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革命。人们庆幸俄国没有无产阶级，却有公社农民，认为对公社农民只需要唤起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动精神，帮助他们“生下”农村所孕育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不是普加乔夫起义的重演，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据说我们俄国人瞧不起这一套——又决不会建立法兰西共和国之类，不：能够使农村幡然觉醒的革命，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只有加上无产阶级的因素，这个神话才会成为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是完全照另一种方式实现出来的，而且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间才实现，在第三个十年间的今天，也还在实现中，可是在当时，这个错误的农民式的神话却支配了所有的人心。

　　屠格涅夫对这种思想持否定态度，我们不应该责备他。这一次正确的是他，不是民粹派。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上说过：

　　“你们所崇拜的人民，是par excellence保守分子，[39]他们甚至包含着穿光板熟皮袄、住温暖而肮脏的小木屋的资产阶级的胚胎，对一切公民责任和主动精神抱着厌恶态度，这一切比你描写西方资产阶级时所列举的那些非常准确的特点，还要严重得多。不用往远处找，看看我们的商人就行了。”[40]

　　这段话当然颇有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意味。不过要知道这里所指的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农民，因此，不相信（至少是不完全相信）是应当的。一切聪明才智之士都到此止步了。你们说得，别林斯基不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敢相信，他曾经悲剧地思索一个问题：到底由谁来干革命呢？

　　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相信了这个神话。屠格涅夫清醒得很，他不相信。

　　我再说一遍：不相信群众的能力是屠格涅夫的特色，他离自由主义者比离革命家更近。可是问题不止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农村只有跟无产阶级走，才能踏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当时俄国差不多还没有无产阶级，谁也不大了解它的作用。如果无产阶级不领导农村，农村往那里走呢？只好跟富农走，跟商人走。因此，当赫尔岑和民粹派断言农村本身能决定它的社会主义面貌时，屠格涅夫正确地回答他们说：不对，农村有资产阶级，有未来的资产阶级制度。

　　但是屠格涅夫有个显著的特色：他并不怎么害怕资产阶级。他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欧主义者。当赫尔岑说西欧陷进了资本主义里面，西欧没有任何前途的时候，屠格涅夫却指出资产阶级正在文化和建设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就这方面说，他始终是站在别林斯基首先表明的那个立场上，因为别林斯基也说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之福。[41]

　　所有这些情况，必然会使屠格涅夫对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而同时，七十年代的人对于包括赫尔岑和屠格涅夫这本人在内的先进贵族及其策略，也完全失去了敬意。他们走着自己的道路。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沿着六十年代的道路继续前进。屠格涅夫这次碰到的革命家是粗犷、耿直而狂热的人。当然，他们并不像屠格涅夫所描写的那样。有人说：正好在那个时期，总的说来革命已失去领导，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等等，因而屠格涅夫针对七十年代的人写了类似诽谤书的东西，仿佛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不能拿这一点替屠格涅夫辩护。屠格涅夫根本就不相信民粹主义，他对这个时期的活动家了解不深（你们知道，他对革命民主主义者了解得更少）。

　　他在长篇小说《烟》里面嘲笑了民粹派的戆直和狂热。在这里，我们突然从巴扎洛夫倒退到拉夫列茨基之前的立场上去了，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角坡图堇说过：你们太冒进，你们想一下子解决关键问题；不行，还得再干几十年琐碎的工作，等等，坡图堇完全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有人会反驳我们，“难道我们不知道七十年代以后需要一点一滴的宣传、组织和文化工作，来替无产阶级打下基础吗？”

　　当然，坡图堇之类的人做过些零碎的工作，实行过零碎的改革，他们也有若干的贡献。可是一般说来，他们所做的小事，与其说加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准备工作，还不如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坡图堇所代表的人物当作我们的先驱，或者说不定还把这样的坡图堇当作我们的始祖。

　　屠格涅夫在小说《烟》里针对革命家描绘了一大套令人反感的讽刺画。[42]皮沙烈夫就这一点对他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

　　“我想请问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43]他写道，“您把巴扎洛夫弄到哪里去了？……难道您以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巴扎洛夫真的在1859年由于手指割破而死掉了吗？或者，难道他从1859年起蜕化成苹达索夫了吗？[44]如果他还健在，还是老样子（这是无可怀疑的），那末您怎么没有看到他呢？因为这等于参观博物馆却没有看到大象，[45]并且不是在第一、而是在第二次参观的时候没有看到它，这可太不合情理了。”[46]

　　这自然是所谓一针见血的话，一定会刺痛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的确，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第一次参观俄国这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看到巴扎洛夫，第二次参观竟没有看到七十年代革命斗争的整个主峰？

　　实在说，文学中根本没有真正的、完美的七十年代革命家典型。有些人——例如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47]和其他才力较差的人——曾经从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没有写出什么刻画入微的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来。屠格涅夫本来就对民粹派抱着否定态度。他不可能相信民粹主义理论，诚然不相信理论，他才能再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一运动及其参加者的缺陷和弱点，而他们所表现的优点，他又觉得很可疑，他只是通过妇女形象，表示了他对革命家的深深的敬意。

　　屠格涅夫本人对《烟》甚为不满，小说写成后不久，他便考虑要替自己恢复名誉，用别的方式提出革命家的问题。可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地》直到1876年才写成，1877年问世。我想，工作进行得如此缓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材料只能逐渐积累，而这本书又必须依靠活生生的材料的缘故。不过小说《处女地》出版以后，还是有许多人说它是一部取材于中国生活的小说，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则是因为屠格涅夫久居国外，只是间或回俄国稍作勾留。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他对许许多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屠格涅夫认为他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意义。例如，他在出书前一年写信给萨尔蒂科夫说：“我只能再说一遍：请等着看我的小说吧……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能把人们的心燃烧起来，谁知道呢”

　　1876年，他写道：“因此，不完成我的篇幅颇多的小说，我是不甘心离开人世的，照我看来，这部小说能解释许多疑惑，把我自己恰如其分地摆到我应得的位置上去。”[48]

　　这时候，屠格涅夫对于他创造了巴扎洛夫这个人物，开始懊悔了：“我国反动的坏蛋们抓住了我的‘虚无主义’这个词儿，可是滥用了它。”[49]

　　但是在一封信上，他却评论道：“我对不起巴扎洛夫，因为我写他的时候太客观，而任何新的典型都是需要几分理想化的。”[50]

　　这一切显然证明着：屠格涅夫希望迁就革命运动，可是没有能够完全迁就它。

　　1877年《处女地》出版，屠格涅夫又开始受人指责。他写道。“以前人家用棍子打我，现在是用树干来打了。”[51]

　　这部小说很不受欢迎。人们甚至说，它写得又乏味又不真实，证明了屠格涅夫的才力的衰退。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让我今天的读者念一念屠格涅夫的几部长篇小说，我相信他最喜欢《处女地》。这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引人入胜的小说。不过屠格涅夫对主角们和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很奇怪，一定会引起某种疑惑。

　　屠格涅夫针对反动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绘出了好几幅卓越的真实的讽刺画。他对革命家抱着极大的同情，他在他们中间寻找正面人物典型。他第一个动手描写七十年代革命家的生活。这一切必定会使反动阵营气得大哭大闹。但是革命家自己和社会上同情革命家的一部分人——在七十年代末期，他们是很大一部分人——却认为，屠格涅夫没有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不了解他们，因此他们也指责他。在这一点上，很难说谁是谁非。也许，在许多方面还是屠格涅夫做得对。

　　《处女地》中的主要革命家典型——例如涅兹达诺夫——跟从前那些罗亭式人物的相似，引起了人们的惊异。作者自己和批评界都曾先后指出涅兹达诺夫身上的所谓忧郁症，那正是屠格涅夫责备贵族知识分子的地方。屠格涅夫认为当时的革命家——说得更正确些。当时的民粹派，具有一种两重性，他们不能脚踏实地担任工作，他们的行为中其实有许多做作的、幼稚的东西，所以农民常常取笑他们，不了解他们。屠格涅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怨恨的意思。他没有用讽刺笔法刻画涅兹达诺夫，却把他写得自有其可爱之处，使读者不能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然而你们会感觉到：他还是个“多余的人”。这叫人产生了奇怪的、不愉快的印象，尤其因为大家所期待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烟》发表以后不久，屠格涅夫本来说过，他将在下一部长篇小说中写出正面的革命家典型来。而这位革命家却对什么都不满意，尽是怨天尤人，他并不觉得他所做的事是对的，因为他做的事毫无结果。

　　可是，难道屠格涅夫就完全不对吗？难道民粹派没有蜕化，难道到民间去的运动不是终于无可避免地失败了吗？甚至从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的回忆录和客观证据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涅兹达诺夫之类的典型到处都能碰见，虽然他们自己以及后来他们的模仿者描绘这种典型时，却用了最优美的线条。自然，我们决不能说，当时一切杰出的民粹派领袖，包括舍己为人、始终不渝的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在内，全是涅兹达诺夫一流的人。但是屠格涅夫并不是非写个别的优秀人物不可。他只想写出七十年代末期的民粹主义者的典型来。

　　像平常一样，屠格涅夫在《处女地》里写过一个恋爱故事，给这部小说添上了恋歌的味道，使他的主角们卷入了复杂的男女关系之中。小说女主角玛利安娜是《前夜》里面的叶琳娜典型的延长。玛利安娜充满着投身于斗争的大志，她为自己寻找对象，结果找到了……涅兹达诺夫。叶琳娜一再物色对象，可是在俄国人中间找不到，只好选上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但是七十年代来到了，出现了民粹主义者，可惜民粹主义者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适当的类雄，然而玛利安娜这人物本身，这个女性本身——她没有明确的思想，屠格涅夫写她的时候不用克制他对浅薄的、教条式的民粹主义理论的反感，而只能叙说她的英雄主义感情——却写得很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玛利安娜始是一个最好的女性典型，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上一颗最明亮的巨星。

　　后来，在屠格涅夫逝世以后，发表了他献给彼罗夫斯卡雅的《散文诗》，[52]在那里，他以特别虔敬的心情，谈到了踏上艰苦的革命斗争道路的俄国妇女。[53]

　　不过，在关于处女地的争论中最有趣的是：整个知识界，从开头起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不了解沙罗明的性格。看来沙罗明似乎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的实践家希托尔兹的延长。一个是俄国的理想主义者——极力想解决重大问题的涅兹达诺夫，一个是实践家——仿佛要求不高的、过于乏味的清醒人物。这显然是未来的资产者的原型，一个稳健谨严的公民，他以机械式的精确性估量他确实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如醉如痴的热情，也谈不上英雄气概。当时有许多人是这么理解他的，他们也许觉得惊奇，为什么屠格涅夫那样同情他，那样来写这部小说，竟使人感到沙罗明是胜利者。

　　不过应该承认，沙罗明这类典型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他可能成为坡图堇之类的机会主义者也可能变成善于牟利的人。他最初会当经理，后来会当工厂老板，但是他永远熟悉他所做的事情。他可能走上这条路，也可能完全走上另一条路。

　　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批人，马克思主义有时成了他们的托庇所，他们因为对民粹派的空想感到绝望，才躲到那里去；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他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类似沙罗明的人物。沙罗明不是空想家。

　　顺便说一句：他跟民粹派之间的另一区别，是他所抓的面并不太广。他只愿意抓取能够抓取到的东西，可是他期待着更多的东西。他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范围。屠格涅夫还不敢而且不能彻底说明，这个新的社会典型将在其中施展才力的活动范围究竞是什么情形。

　　属于沙罗明典型的人又可能蜕化为孟什维克。他在这方面的条件也许最充足。不过，他也可能把清明的头脑和随着工人阶段革命行动而产生的强大毅力集于一身，如果那样，他就可能变成真正的革命家。

　　但是，在我们从屠格涅夫作品里所知道的当时一切新人典型中间，沙罗明，由于他的实践精神，由于他的勇敢和干练，却无疑是一个最有头脑和最有意思的人物。

　　《处女地》狠狠地打击了旧世界，同时也沉静、忧伤然而无情地斥责了民粹派。这部小说企图说明；屠格涅夫几乎视为俄国之化身的那个寻求英雄的姑娘，一定能够找到她的英雄。他不会是坡图堇之类的舍本逐末的人，而是很清醒、很慎重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者，就这一点说，他是近似巴扎洛夫的。可是，如果说巴扎洛夫额角上有一些恶魔的烙印，有一些孤傲和行将灭亡的烙印，涅兹达诺夫脸上也有同样的烙印的话，那末，沙罗明却没有这种烙印。你们会感到，屠格涅夫谈起俄国生活的时候，总是用他整个心灵预言着：俄国拥有一批清醒的工作者，这些清醒的工作者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道路，它接近西欧的道路，也是俄国必然要走上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相当长，目前还不很明确。

　　概括起来可以说，屠格涅夫——不仅作为文体家，而且作为心理学家、精于小说结构的专家，出色的社会艺术家，不仅可以置身于俄罗斯作家的前列，并且应该被推到一个首要的地位上去。我们认为屠格涅夫是最明智的俄国人之一，因为他虽然出身于贵族，却明白贵族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消亡，他用敏锐的眼睛注视着萌芽中的新的典型，终于在巴扎洛夫身上确定了这新的典型是什么，引起了全俄国的热烈讨论，尽管他在构思和写法方面都有不够的地方。后来他又继续观察这新的典型，企图在沙罗明身上，写出一个比普通伪民粹派革命家典型更高得多的形象来。他没有写出七十年代人的正面典型，却跳到未来，跳到八十年代去了。虽然这里有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虽然屠格涅夫只是把西欧当作一个整体来了解，没有看到西欧的深刻的阶级对立，可是同时，屠格涅夫却否定了仅仅寄希望于农民的主张，肯定俄国所走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西欧文化，这两点，再加上他那出色的、天才的、正直的现实主义，便使他能够说出许多真理来了，因此，我们应该对屠格涅夫作一番非常精密的估计。

　　从前社会革命党型的革命家和整个俄国知识界常常慨叹道：“唉，屠格涅夫，如果他有什么令人赏叹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紫丁香花园、穿薄纱布衣裳的小姐、诗情画意的贵族庄园。当然，他一谈起社会问题，就只会讽刺，他对革命更是一无所知。”我们也不否认文学中有歌声美妙的夜莺。可是我们尤其尊重屠格涅夫的磅礴的才智、敏锐的眼光、预见的能力、以及社会观察家的正直态度。当我们对我们的新进作家提出口号，说他们必须向古典作家学习平易而又传神的语言，学习观察生活的敏锐眼光的时候，在这些古典作家中间，屠格涅夫是占着——并且是很正当地占着——一席光荣的位置的。



[1] 本文是1924至1925年间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初次发表在1937年第二期《文学批评》杂志上。

[2]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是俄国对英法土三国联军的战争，结果俄国大败。

[3] 卡拉科左夫（Д.В.Каракозов，1840——186），莫斯科大学学生，1866年在彼得堡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未果，当场被捕，同年被处绞刑。

[4]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5] 即黑土地带。

[6] “领有企业”是使用农奴劳动的企业。

[7] 罗斯托夫采夫（Я.И.Ростовцев，1803-1860）曾一度接近十二月党人，后叛变，历任政府要职，在他参加废除农奴制度的准备工作时，主张对农民稍作让步。

[8] 这篇文章题名《三年以后》，1858年作，“你胜利了，加黎利人”其实只是其中的两句话。

[9] 容科夫斯基（А.М.Унковский，1828-1893），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0]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是沙皇在废除农奴制的宣官与法令上签字的日子。

[11] 改革时，地主故意保留了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间的交错现象。地主的土地常以长条形插入农民的土地，把它弄得四分五裂。农民为了便于耕作等等，不得不出高租，向地主租下这些“插花地”。

[12] 米海洛夫（М.Л.Михайлов，1829-1865），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政论家，翻译家。因草拟和散布革命传单，于一八六一年被捕，死在流放地。

[13] 谢尔诺—索罗维耶维奇（Н.А.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1834-1866），六十年代的秘密革命团体“土地与意志社”的组织者之一，一八六二年被捕。

[14] 波别多诺斯采夫（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1907），极端反动的黑帮分子，曾长期组任宗教院院长，亚历山大三世政府影响甚大。

[15] 德米特利·托尔斯泰（Д.А.Толстой，1823-1889），反动政客，曾任宗教院院长、教育部长、内政部长等职。

[16] 彼斯捷尔（П.И.Пестель，1793-1826），十二月党领袖。

[17] 指一八六一年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

[18] 典出克雷洛夫的寓言猴子和眼镜：有一只猴子，年老的时候目力衰退，去配了几副眼镜，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结果把眼镜摔破了。

[19] 谢尔贡诺夫（Н.В.Шелгунов，1824-1891），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20] 即列宁。

[21] 从我的讲义中可以看出，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普希金也还保持着他的全部意义。——卢那察尔斯基注。

[22] 指爱自由的思想。——卢那察尔斯基注。

[23] 显然是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俄共（布）第十三大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出版问题。——原作者注。

[24] 热里雅包夫（А.И.Желябов，1850-1881），杰出的民粹派革命家，因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被处绞刑。

[25] 谢列（А.К.Шеллер，1838-1900），小说家。米海洛夫是他的笔名。

[26] 布拉果斯威特洛夫（Г.Е.Благосветлов，1824——1880），政论家。

[27] 1859年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去伦敦会见赫尔岑。

[28] 斯鲁切夫斯基（К.К.Случевский，1837-1904），诗人，屠格涅夫的朋友，这封信写于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四日。

[29] 指巴扎洛夫。——卢那察尔斯基注。

[30] 法语：相等的人。

[31] 卢那尔察斯基只引了个大意。屠格涅夫的原文说：“我却特别恨这个最后的农人，不管他叫费立卜或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本来他为什么要谢我呢？唔，就算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从我的身上要长起牛蒡来——以后又怎么样呢？”（见《父与子》第二十一章）

[32] 安东诺维奇（М.А.Антонович，1835-1918），民主主义启蒙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及自然科学家。

[33] 见巴扎洛夫。

[34] 见论尼·奥加辽夫的诗

[35] 指摆脱了保守传统之束缚的世界观。——卢那尔察斯基注。

[36] 见《去年文刊琐事》。

[37] 见《革命家手记》。

[38] 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政论家，批评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下面的引文出自他的论文集《论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

[39] 法语：天字号的。

[40] 见1862年10月8日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信。

[41] 按别林斯基一方面认为俄国必须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也着重指出过资产阶级进步的两面性，批判过资本主义制度。

[42] 据屠格涅夫自白，谷柏廖夫的原型是奥加辽夫。

[43] 即屠格涅夫。

[44] 苹达索夫，《烟》里的一个赌棍。

[45] 典出克雷洛夫的寓言《好奇的人》：有一个人去参观博物馆，看见了蝴蝶、甲虫等等小动物，却没有注意到一只大象。

[46] 见1867年5月31日皮沙烈夫给屠格涅夫的信。

[47] 克拉夫钦斯基（С.М.Кравчинский，1851-1895）著名的民粹派作家，斯捷普尼亚克是他的笔名。卢那察尔斯基这里所指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安德烈·柯茹霍夫》（1889年），其主角为一民意党人。

[48] 同上信。

[49] 同上信。卢那尔察斯基只引了个大意。

[50] 这段话并非出自屠格涅夫的书信，而是出自他的《关于<父与子>》一文（收在《文学回忆录》中）。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

[51] 见屠格涅夫给诗人波隆斯基（Я.П.Полонский。1819-1898）的信。

[52] 索菲亚·彼罗夫斯卡雅（С.Л.Перовская，1853-1881），著名的民粹派女革命家，因参加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被捕牺牲。

[53] 指1878年5月所写的散文诗《门槛》；屠格涅夫根据他对民粹涨女革命家薇拉·查苏里奇审判案的感想，写成了这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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