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1]

卢那察尔斯基

1931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马克思主义批评界正在环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大力展开活动，尖锐地提出了他究竞是哪个阶级的表现者的问题。一方面，有人发表意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贵族作家相反，是第一个伟大的小市民作家，主要是描写城市不幸者及其痛苦和探求的诗人。另一方面，又有人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各种特征和言论，企图断定他是没落贵族的代表。如果对事情采取这样的看法，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便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亲兄弟，因为普希金也是贵族的代表，当时贵族已趋于没落，虽然还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心的那些阶层和那个时代的贵族一样贫穷潦倒；屠格涅夫反映了贵族如何被资产阶级新贵所代替；托尔斯泰经历过本来很安定的地主的俄国农村里爆发的暴风雨——反对进攻中的资本主义的暴风雨，等等。可是，假如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必须承认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大意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初期作品，无疑是专写彼得堡的小人物的，贵族在那里绝对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在他的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里倒是可以找出不少的暗示，暗示这类哲理性诗篇的某些主角或人物本来多么显贵，然而我们每次碰见的却总是脱离了自己的根基，变成城市流浪人、公务员或者一般的城市贫民，有时甚至变成冒险家的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多么深刻地看到这种贵族已经加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是由原有的小市民阶层、破产的大商人、平民知识分子、不成其为贵族的贵族所构成的新的小市民阶级，这从下面一点可以看出来：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上，说他笔下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市民，^[2]而在小说里，他却屡次相当明确地说这人是从前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

　　托尔斯泰反映了地主和农村的旧基础的崩溃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反映了城市的同样的过程，这是他的主要意义。在这反映里面，像当时所应有的情形那样，占居首要地位的自然不是无产者和资本家，而是同一般的知识分子最接近的阶层——一方面是城市贫民，另一方面是有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小市民阶层，虽然其中有些人论家系是地主的后裔，或者还在心里保留着若干地主的特点。

　　这些城市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都是资本主义（最初是商业资本的增长，后来是工业的发展）的产物，他们在资本主义秩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资本主义混乱迅速逼近的情势中受苦，至少是大为不安。大作家通常产生在大危机之中；一方面，他们充分反映了危机的多样性和波浪起伏的演变，另一方面，他们所以要创作，主要正是因为他渴望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寻找一个令人欣慰的解答。

　　这次辩论还涉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小市民是怎样的小市民的问题；如果是没落的小市民，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没有任何前途的阶级，那么它的表现者必定是严重的悲观主义者。可以预言，如果这个没落阶级的代表要从他的悲观主义中寻求解脱，那么他一定不是走上最卑鄙无耻的道路，就是走上神秘主义的道路。

　　我们能够把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小市民叫做没落的小市民吗？难道他们中间不是经常产生资本家，难道这些小市民不是充满着牟利的渴望、强烈的功名欲、养尊处优的热烈的心愿、但求成功无所不为的决心，总之是，他们不是充满着生活的欲望马？这样的阶级的代表可不能叫做没落人物，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决不是没落阶级：我们可以不赞成它的愿望、它的道路，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它的活动初期，它确实是一个强大的、甚至拥有特别的创造力的阶级。

　　其次，谁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小市民（平民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批民粹主义者，一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样的巨人为止。就是皮沙烈夫，我们也决不能说他是没落人物。

　　问题就在于：这三种不同的小市民毕竟并存在一个阶级里面，有时候，这三类人的情绪甚至可能存在同一个心胸中、同一个人身上。功成名遂的小市民替自己建立了无耻的世界观，大发其百事可为的议论，他们成了办事的好手、刻薄的牟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一点，他描写过这般人，而且憎恨他们。不但如此，连盘据在他心头的对幸福的一般的憧憬，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常常极力加以咒骂和玷污，他指责它正是这些他所鄙视的、现有的或成长中的资产者的自私残酷的内心本质的一部分。但是，根据人们对完满的幸福的渴望，根据新兴阶级、即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生活的渴望，也可以不走上个人牟利的道路，而走上用社会主义手段向普遍的混乱现象作斗争的道路，其方法是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对进攻中的资本主义予以反击。于是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越来越同情，其中才智最高、意志最强的人物更变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型的革命家，我们愿意把他们奉为我国大革命的直接的、有功的先驱。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知道这一点，这种类型的人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生活的初期，他加入过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不仅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傅利叶主义），并且屡次主张用暴力推翻当时的残酷的制度，表现出了纯粹革命的狂热。可是，如果逃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时也不免悲痛地说，那个时代人们在这条道路上只能遭到失败，在他的晚年，在服完苦役以后，又讲过一个绵羊想变山羊的凄惨故事，暗示当时革命家生不逢辰的悲剧，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着黑暗势力的猖狂进攻，就更是完全不能以我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或涅恰耶夫的范例上所看到的那种无比尊严的态度，^[3]来守护这些前进阵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死刑，虽然在行刑时当场获得赦免，却饱受了苦役和流刑的折磨，他挫败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他屈服了。在剧烈的内心活动中，他仍然保持着对资产阶级精神的憎恨，同时却又在自己心中激起了对革命精神的憎恨。他极力把这两者揉合在一块，他极力要在革命家形象的后面看出来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明智人物的傲慢态度，只是淫乱、以犯罪方法获取成功的抱负，总之，只是他的术语学中的“无神论”、没有天良和爱心。这样大动手术之后，革命家果然变成了魔鬼：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把资产阶级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混在一堆，一律加以沉痛的指责，以证明他所走的第三条道路的正确，他原是这条道路的最大的体现者。

　　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呢？

　　这真是一条没落的小市民的道路。千千万万沉入底层的受难者失去了一切斗争手段，完全不敢希望自己的境况有什么改善：他们的结局只有自杀，或者继续过昏天黑地的、也许是成天酗酒胡闹的生活，或者通过宗教跟世界妥协，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来世，使他们在人间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得到补偿。

　　正是在这样的阶级中间，才会盛行逆来顺受的说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企图建立一个类似的世界观，他所依据的是宣布俄国正在为了替世人赎罪而承受特别的苦难这一爱国主义自豪心，是当初也产生在类似的社会环境中的基督教，是像“人皆有罪”、“爱是对付万恶的唯一良策”、“忏悔才能赎罪”等等的原则。从这个观点看，人们大可以中止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承认专制制度是神的合法体现者，宣布正在消亡的旧事物是宝贝，同时却把资本主义、尤其是把革命和社会主义当作魔鬼的诱惑，对它们宣布无情的斗争。

　　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做过；可是在心底里，他根本不相信他的基督教顺从的理论和精神会获得胜利，相反地，革命家仍旧暗藏在他的心中，虽然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赶进了地窖，却从那儿用抗议来摇撼他的神殿的墙壁。因此，拥护“恶魔”的伊凡·卡拉马卓夫、斯塔夫罗京、拉斯柯尔尼科夫，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给他们破相，怎样费尽心机诽谤他们，结果还是那么有意思，那么耐人寻味，说起话来也总是理直气壮（例如伊凡·卡拉马卓夫同他兄弟阿列克塞的谈话，^[4]以及著名的宗教法官稗史）；恰恰相反，爱的宣扬者索尼娅、^[5]阿略沙、梅思金们，^[6]不管作者怎样努力使他们显得又圣洁又深刻，却总像是颇为乏味的单薄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堂传也没有任何新鲜有力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卡拉马卓夫兄弟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极力消除他自己的疑惑、他自己对周围整个环境和全“世界”的反抗精神，但是他写信给朋友们说，他没有征服他招来的这些敌人。不仅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苏沃林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他想写《卡拉马卓夫兄弟》的最后一部，他说他这小说决没有完成：在这最后一部中，阿略沙“自然而然”要变成革命家。

　　小市民道德的基本问题——走顺从的道路还是利己主义的道路，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足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生。对于一个兼有三种倾向的阶级的代表来说，这是很有特征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非凡的技巧，描写了这个阶级的人由于旧基础崩溃、前途茫茫和目前处境艰苦而产生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极度紧张的心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个别人物的心理，写出了他当时的全部社会变动，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在寻找某个真理、某种解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以为找到了这样的真理，并且在他的主角身上显示了这个真理，因为他宣传了实质上是颂扬反动派的人才会颂扬的谦卑精神。其实他只是用无比的手腕描写了社会祸害的本身，而作为医治这种祸害的医生看，他却是一个疑虑重重、内心分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整个的人和全部创作教训了我们：只有革命和社会主义，才能从当时的混乱状态中打开一条出路。固然，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始忠实于他年轻时走上的道路，专制政府多半会彻底毁灭他，好像对付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主要是自卫的本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脱离了小市民中的农民先锋队和（这是间接的）未来无产者的先锋队的阵营，而投奔到在信仰上接近黑帮派的没落小市民的阵营中去。

　　不过政府一直在用怀疑态度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和世界观的错综复杂性。直到我们今天，社会也同样了解：在这遁世的使徒和正教与国家权力的宣扬者的阴郁外貌下，隐藏着一个受难者和被环境所窒息的反抗者，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着沸腾似的革命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为作者所仇视，还是冒到外面来了。

　　我们今天，只有一部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自己的作家来敬爱，他们不赞成革命，他们在进攻中的社会主义面前惶惑不安，正像早先在资本主义面前感到不安一样。至于在我们社会中的健全分子、首先是无产阶级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只是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的大纪念碑，作为一位文辞激切、分析犀利的独特而又伟大的宗匠，最后，作为没落和怀疑情绪的表现者，才是饶有兴趣的，健全分子对这种情绪不应该熟视无睹，因为就在今天，他们也还不得不跟他们的社会同路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朝夕共处。我们要记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欧享过盛名；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他的声名更煊赫了，这是由于西欧小市民也在经历一个极其剧烈的瓦解过程的缘故。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和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因为它仍然是在各中间阶级的意识里发展着的一个活的因素、活的力量。

^[1] 本文初次发表在1931年第4期《成长》杂志上。

^[2] 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的男主角。

^[3] 涅恰耶夫（С.Г.Нечаев，1847-1882），主张用恐怖手段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家。1872年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后病死狱中。

^[4] 即阿略沙

^[5] 索尼娅，《罪与罚》中的人物。

^[6] 梅思金，《白痴》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