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章龙 -> 《椿园载记》 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劳动音》《工人周刊》的创办要溯源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的刊物《劳动音》。 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组成后，会员—面研究和译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与实践。部分会员分赴铁路、矿山和工厂进行调查、访问，获得了有关工人劳动、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体察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在工人中传播阶级革命的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等。其中一些调查报告曾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但为数有限，影响也不够深远，大家感到有必要自办一个刊物，专门研讨和报导有关工人方面的问题和消息，以唤起社会的广泛注视。随后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这种想法就更趋迫切，为创办一个旨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刊物，已是势在必行了。于是，与上海小组的《劳动界》、广东小组的《劳动者》创刊的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也应运而生了。它于一九二〇年的十月革命节出版了创刊号。我参加了编辑工作，但主要编辑者是北大学生陈德荣。陈是湖南浏阳人，北大旁听生，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劳动音》的宗旨，在它的创刊号上《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中，曾表示为“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 这时的《劳动音》，还不能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多少带有学院式的气息和无政府主义色彩。 不久，发生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事件，这对于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无疑是好事。此后，《劳动音》的出刊工作就由我承担了。 《劳动音》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区发行后，颇受工人欢迎，每期可销售二千份左右，办到五、六期时，因言论杵及当政者，而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查禁。有人说，后又改名为《仁声》[1]继续出版，我已记不清了。那时我正忙于在长辛店筹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组织俱乐部工作事宜。刊物没有能维持多久，就停刊了。 《工人周刊》的创办次年的四、五月份，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次会上，讨论到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教育问题。这一时期，我们在长辛店、南口等地的局面已经打开，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已是遐迩皆闻，外地工人纷纷来信询问，工人俱乐部也在组织酝酿中，工人运动的经验急需交流推广。于是，有人建议恢复《劳动音》的出版。我建议新办一个刊物，作为宣传品，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动工人运动。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工人自己的言论机关。对此，大家不谋而同，一致主张立即办起来。有人还提议办成一个《工人日报》，大家随即考虑到人力物力不济，一时不易成功，最后决定先办一个《工人周刊》，并推定我来主持筹办工作。开创的经费由同志们筹措，各人当场认捐，集资八十多元，已够办创刊号的费用。守常说：“最近可再拿出五十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开始了筹办工作。当时新闻纸是从日本或瑞典进口，价格昂贵。幸得北大印刷厂工人大力赞助，设法弄来一些廉价纸张，并承担印刷任务。经费方面还得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各地工会、俱乐部及工人的多方支援。 《工人周刊》从刊头到版面设计都是自己动手，甚至捡字、排印，我们也和工人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缩短时间。创刊号的版面是由子青设计的，宋天放亲题刊头，由于刊头一时不易制备，他又亲自用木头雕刻出《工人周刊》四字，制成印版。这样，《工人周刊》终于按原定计划出版了。 创刊号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六、七月[2]间出版。 印刷与发行《工人周刊》是党在北方的主要党报，它始终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鼓吹工人运动，因而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所深恶嫉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尽管秘密印刷出版，但仍屡遭查禁，报刊工作人员横遭缉捕、关监。加之，刊物经费主要仰仗党员自筹，经费十分拮据，以致经常脱期，停而复出不知几多次。其艰难困苦程度可以想见。但报社同志屡败屡战使刊物得以继续出版，坚持下来。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二六年止，前后有五年之久，累计期数约在一百五十期以上，成为大革命时期持续最久的党刊之一。可惜这份刊物留传下来的期数很少，不到十分之一。最早的一期为一九二一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第十二号，最晚的为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一三七号，现已经中国革命博物馆汇集整理，准备重印。 《工人周刊》在长期出版过程中，印刷地点几经更易，最早是在北大讲义课所属印刷厂印行的，曾得到当时任讲义课主任李辛白先生的协助。李系安徽人，一九一九年八月自办《新生活》周刊，常因拉稿关系与我认识，我曾为《新生活》写文和荐稿，往还较熟。因请他协助承印《工人周刊》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些文件书刊，李欣然同意。双方并言定印刷费用只算成本。印刷《工人周刊》事对外严守秘密。时北大印刷厂领班工人郝克勤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借助于他，我们得到许多便利，每遇经费困难，一时难于筹措时，即可通融记帐。《工人周刊》的印刷多挤工余时间进行，工人亦多方赞助，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工会或党组织。 郝克勤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工人周刊》被京师军警督察机关查封时，被牵连入狱，禁锢二年。中共北方区委设法营救，得释后，介绍郝到河南工作。在工作中郝取得中共党籍。后于赴洛阳途中为当地驻军所捕，解往开封。某军阀见郝佯示优容，郝向他侃侃而谈革命道理，冀以感动他，该军阀断定必为中共重要分子立判死刑，杀郝于开封南关外。 “二七”后北大印刷厂不能再承印《工人周刊》了，便改在虎坊桥商务印刷厂秘密印行。当时，那里已有一个工人党支部，后来又改在大栅栏里一个小印刷厂印行，直至一九二六年被军阀政府查封止。 《工人周刊》第一期试印一千五百份，逐期增加至二千份，后来发行激增，由三千份最高升到六千份，以后长期稳定在五千份左右。该刊发行范围不仅限于北方，遍及全国，远至东南亚、远东赤塔、海参崴和法国等地华工中间，影响很大。 每逢《工人周刊》出版时，大家都齐集参加义务劳动。其中有的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党小组同志等。大家齐心协力，包扎付邮，如遇所需邮票不足，即由参加人员自动捐贈，务期当天将全部《工人周刊》发出，才算完毕。 如遇星期天或假日，往往是我和宋天放、李梅羹、缪伯英、席咏怀、王复生等，分途乘车亲自将《工人周刊》带到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口各工厂送发，并就地征求工人对报刊的意见，和邀约通讯稿件。 当时，我们在各地都聘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开始《工人周刊》是作为非卖品，由当地经理人员负责发送到工厂工人俱乐部或工人读者手中。凡索要者都可向当地经理人员联系。后来，随着读户的稳定，为减少同志们的负担，约在一九二二年后，改为销售，每份一枚铜元，基本作到独立维持。此后，仍由当地经理人员销售，他们既是经理者又是通讯联络员，成为《工人周刊》社的派出代表，他们还肩负调查工作，经常将当地工厂中工人劳动状况、工人的要求和困难反映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来。 随着发行量的增大，读者分布亦愈广阔，运送刊物的工作交由史文彬、孙云鹏、张清泰等负责。他们通过各条铁路机车与各路车务工会负责人进行运送，采用此种方法，迅速可靠，避免反动政府的检查，尚可节约邮资、简化手续。 声援罢工斗争在《工人周刊》创刊号上，宋天放就手书有“为工人阶级的喉舌，为工人阶级呼吁”及“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等语。此刊在其漫长的发行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一方针。 我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其中大意是：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历史上新兴的阶级，他赋有改造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重任，是革命的力量，但在历史舞台上，他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没有政治、经济的自由，本报是广大工人阶级的喉舌，将为保卫自身的权利而说活。 《工人周刊》从创刊起，就积极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困状，刊载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如对南口工人的调查报告。如介绍长辛店工人斗工贼、建立工人俱乐部的情况，特别着重报道工人反抗压迫、要求改善经济现状的罢工斗争。每有大罢工发生时，除积极宣传介绍外，并号召各地工人团结起来，声援罢工斗争的工友。如对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陇海路第一次大罢工，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路八月罢工，京绥、正太、津浦、道清、粤汉、京奉等各条铁路的罢工斗争，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二七”大罢工、焦作大罢工等，无不作了详尽的报导和声援，并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往领导罢工的人员亲自撰文报导。 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期间，《工人周刊》从第十八号直到第三十号，连续报导罢工情况，并发表评论号召各路工友急起援助，直到取得胜利。我代表北方区委和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参加领导陇海路大罢工，曾以记者名义发表了《陇海路劳动考察记》，详记这次罢工情景与工人组织情况，后又以笔名慕敢写了《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的评论文章，着重号召各路工友以实际行动从经济上予以声援，现分别援引如下，以窥一斑。 调査：陇海路劳动考察记（记者）我此次因陇海路罢工，特专程前往考察，此行有几层重要意思：（一）调查风潮真象及援助。（二）调查劳动组合实况。（三）说明工人对于社会改造的重大责任。（四）宣传劳动组合的意旨。（五）介绍世界劳动运动潮流。现在漫游归京，特将重要各点简单记出，以供热心劳动人士参考。 查陇海路此次罢工前后经过十日，参加罢工工人计两千余人，路局损失约七十余万。真可谓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桩极可惊异的事了。但是问他们为什么能做这般巨大的事业，必须先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要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必须看他们组织的情形。该路工人半年前，可谓毫无动静，数月以来，内受洋人的虐待，外感宣传的影响，沿路四大站（开封、徐州、郑州、洛阳）均已先后于一月内成立工人团体。现将他们组织的内容略述于下， （一）开封 开封工人组合机关现名“老君会”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一日成立的。地址原在车站南庙拈梅寺，十一月十七日移至鼎济亨第一号。计房屋十三间，每月房金十五元，内分账房，招待室，老君堂，演讲堂，教室等。……会员一百八十人，会长林芝荣，副会长张良彦，熊福海，会计方立荣，凌必应，正干事魏荣山，文牍任子湘。行车升火的工人有五十人，小工六十人，大工三十人，木工二十人，铁工二十人。行车工人的工资，自二十六元至四十六元，小工的工资自七元五角至九元，升火工人的工资，自十三至二十一元，大工的工资自十九元半至三十元，木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二十元，铁工自十八元至二十七元，各种工人都有家眷，家眷概居工厂附近。工人子弟，多半在私塾念书。会员每月捐一工工资，会中每月共收一百八十元。每星期集会一次，每晚八人值日。会中设备了许多报纸乐器，每星期集大会一次，每年阴历二月十五全体宴会一次。 （二）徐州 “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是该处工人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成立的。地址在北关外北站观音庙，计房十一间，每月房金十元，内分讲室，会客室，寝室等。……会员三百人，行车升火工人五十人，大工一百五十人，小工百人。他们的工资：升火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廿一元，行车工的工资自十八元至四十元，大工工资自十八元至五十元，小工自六元至十元半。会中的正会长是宋桂森、副会长宋启勋，朱明勋。总干事代表陈仲山，副干事代表陈风，王汉卿，杜玉田，王思义，酆明喜，傅阳春，朱占魁，王琏魁，张云峰，谭金玉，黄金才。评议员六人。调査刘吉祥。招待三人。干事员二十六人。文书王哲堂。庶务员二人。会员每月捐一天工资，会中每月共收百三十六元。开支相同，内中设有阅报室。藏书很多。集会的期间不定，遇着相当的时候随时召集。 《工人周刊》第22号 1921.12.18. 评论：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慕敢）这次陇海全路工友罢工的举动，是为铁路工人争人格，争生存的最大关头。本来无论何处工友都应该向他们表十二分的同情，然最当急起援助的便是铁路工友。因为他们这次的起因是受总管虐待，生活不安，等等。这些事既可在陇海路发生，也可在京津、京奉、京汉等处发生。外路工人如果今天袖手旁观，往后这些虐待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无人帮助你们了。所以现在表面上虽是援救他人，实际却是为将来援救自己。也许因这次各路互助的声势，可以増加铁路工界的威权，使资本家畏惧，可以无形中消灭将来的虐待。那么，援助陇海罢工，更是各路工人应该做的事了。 至于援助的办法，各地工人也有已行的（参看本号劳动新潮栏陇海路罢工续志），大家自然可以仿效，但是最要紧的便是援助经费，因为罢工中工友们的生活费和其余的活动费，在在需钱，如果经费不够马上便难支持，支持不住便要失败了。如果失败那就不独陇海工人的不幸了，恐怕凡是铁路工人都永会变成了奴隶牛马。工友们！这是大家的生死关头，大家努力捐输罢！攻破这个关头，以后的好处正多着呢！ 《工人周刊》第19号 1921.11.27. 一九二二年一月爆发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闻讯后，即在《工人周刊》上广为介绍，发表综合文章《香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香港海员罢工快要得胜利了》、《海员罢工之最后五分钟》，一面鼓舞罢工斗争的海员工友，一面教导各地工人从声援中吸取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如平日要多集“准备金”、要注意加强与各工人团体间的联合、只有组织强大才能与资本家斗争而取得胜利，从罢工中学会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爆发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工人周刊》对此不遗余力，派遣记者及其所属“劳动通讯社”人员，分赴天津、唐山进行采访报导，并向全国各大报刊发稿。可惜这一期间的《工人周刊》荡然无存，不能引述以飨读者。 —九二三年举世闻名的“二七”斗争，《工人周刊》更是站在前列。从一九二二年底就不断报导京汉路总工会各地分会筹建和活动情况，著文《为什么要组织总工会》号召进行“行业”的大联合，还积极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对此进行讨论，借以提高广大工人对总工会的认识和觉悟。由于《工人周刊》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政府的坚决斗争态度，号召工人逐步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深为反动军阀政府所嫉视，京汉路大罢工伊始，《工人周刊》就迅即遭到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无端加以“实含过激主义、关系地方治安颇大”的罪名予以查禁，工友遭逮捕，编辑人员遭追缉，致使本该一月底出版的第六十三期无法付印，刊物濒临绝境。 《工人周刊》全体同志，经历“二七”惨杀后，部分同志遭监禁，余下同志不顾军警缉捕，仍然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一面进行大量善后救济工作，一面冒着危险迅速编辑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揭露敌人的狡猾凶残。经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此书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奋力赶排出版。该书成为我党全面报导“二七”斗争最早和最翔实的一本历史文献。 接着，于是年五月一日，又使延误已久的第六十三期作为“五一特刊号”和读者见面了。该刊转载了我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的自序，君宇、树彝、先瑞和我都在刊内写文抨击吴佩孚军阀政府的罪恶行径，并总结了“二七”大罢工的教训，指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目标。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年年五月一日》一文，痛斥了大小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罪恶。从该文可以看到当时的宣传情况。该文的内容如下： “自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起，这个五一劳动节来了又去，真不知有几番岁月了。我们对于平常的节日，总不免带有许多伤感过去的情绪，只有对于五月一日这一天，却是一年一年的翻新，很含有未来的意义。因为自一八九〇年到现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一天盛似一天勃兴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占据世界最广大的疆土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已经在苏维埃俄罗斯之前后发抖了。所以我们以过去的五一推测未来的五一，是可以预卜资本主义的灭亡的。
“五一特刊号”在《五月一日》的简介中，说明“五一”节的来由，并号召市民起来争取六件事：我看看桌上的赤色工人日历，知道几年来的今日，真有许多壮伟的举动，是很可感念的。单就德国说，当一九一六年德国的军国主义疯狂的时候，全欧洲被战云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拿爱国主义的招牌鞭策成千成万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到战壕中去死。这些被骗的人如饮狂药一般，视死如归去替资本家军阀拚命，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独有柏林的共产党和工人等，看明白了这个骗局，乘着‘五一’这一天，结队千万人，举行要求和平的大示威运动，要给资本家军阀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次运动死伤很多，我们劳动界领袖最可钦佩的加尔•李卜克内西特就在这天被捕了，后来更被杀害了。从此德国百年来的霍亨坐伦皇朝也随着倒了，德国的共和国出现了。 一九二〇年今日，正当苏维埃俄罗斯内忧外患交乘的时候，欧洲各国正竭力图谋扑灭劳农俄国的基础，不断的明抢暗劫向苏维埃俄国进攻，那天就有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党在柏林举行赞助苏俄的大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的结果，唤醒许多欧洲的工人和资本家隔绝，使劳农俄国明白变成世界工人的袓国，使许多不成材的国际主义者受了一场很大的教训。 到了去年今日，德国全部，无论是乡村也好，小市镇也好，到处均有三个社会党人的大队伍游行示威，罢工巷战，弥漫全国，也是给了全世界资本家军阀一个很大的威胁。 劳动界的兄弟们啊！五月一日四字真是启示我们向仇人进攻的符咒啊！你们有未了的心事么？有不两立的仇家么？封闭我们五十多个工会的是谁呢？杀我们开滦煤矿的十数个劳动弟兄的是谁呢？枪毙我们的指导者施洋的是谁呢？杀我们江岸、辛店工友四十余人的是谁呢？驱火车头轧毙粤汉工友的是谁呢？囚辱我们的兄弟在保定军法处和其他监狱的是谁呢？开除我们无数的工友，使我们全家冻饿的是谁呢？伙同仇人们压迫我们的又是谁呢？兄弟们！我们的仇家谁也知道是现在到处的大小军阀和军阀的走狗，洋资本主义者更是我们仇敌中的最厉害最可恨的呵！ 五月一日告诉我们向仇敌进攻了，我们快挽着手前进罢！” （1）农工集会结社自由！ （2）打倒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 〈3）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 （4）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 （5）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该月出版的《工人周刊》第六十四期上，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本号发刊的话》，讲述了刊物发行的困难，准备改为出版有关劳动的书籍，当时已出版的有《京汉工人流血记》和《五月一日》两种。现将该文录后： “亲爱的阅者诸君！大家想必都知道，‘二月七日’惨杀以来，我们劳动界的形势是怎样的情形了。一方面，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看清了敌人的真面目，无情的向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洋资本主义进攻，一方面仇敌方面的反动也是很厉害的：囚辱我们的同志，断绝我们的交通，禁止我们的言论，甚至要将我们的工会全数摧残。在这样情景之下，我们发表言论的刊物自然更困难了。本刊是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我们相信曾经对于我们劳动界有不少的贡献，我们的阅者至少在五千人以上。但是这几期来，因为印制的监视，邮局的检查，及本社所受万恶政府军阀种种摧残和压迫，竟使我们不能如期出版，想读者诸君早已明白这些原因了。所以本刊在此期内，便改变计划，刊行有关劳动的书籍，现已出版的有了两种。我们的意思便是要有系统的宣传我们的主义，想尽点较大的义务。
我们还看到，在第六十四期的杂感《忘不了》中说：“我们相信无论处在何种轻视和压迫底下的工人，对待自己的权利一定忘不了。……现在潜伏不动的工人，对于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定忘不了。为反抗和支配而结合的营垒——工会，被摧残了，封闭了，这是工人的第二生命，我们相信除一时都死掉，绝了种，不然，图谋恢复和发展的思想，一定忘不了。”又在《慰勉京汉工人几句话》中说“各路团体都坚如铁石，且都能表示他的精神所在。我们京汉路工人遭了这次惨杀后，受了种种困苦，团体进行，势不得不暂取守势，然亦事在人为，他们各路都能干，难道京汉路就永远除外？干！干！干！恢宏前业，慰死的灵，吐活的气。起！起！起！大家联合起来，干事要干到底。”《去年“五一”的回顾谈到今年“五一”》中说“想要自己解放自己，就要自己得着支配权力。人类自从有史以来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阶级征服一阶级。现在无产阶级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惟一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勇敢的精神，自己跑到权利路上去，掌握政权，毫不容讲客气就算举起铁腕权力，屈服一班被支配阶级，到那时无产阶级方可仰首扬眉吐气了。”但是就最近时候看来，外界要求的十分迫切，使我们这个周刊再不能不按期出版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精力大部分既用在编书上面，所以本刊的篇幅更不能不改订一下。故自本期改成现在的新篇样。我们一方面竭力图谋对劳动界尽本社原来应尽的义务，一方面还请读者原谅和指教。” 在这两期的《工人周刊》，集中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惨案后的风貌，他们并没有被压服，而是对反动军阀怀着满腔的义愤和切齿的仇恨，并且正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同时也认识到“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唯一的方法就是夺取政权。表明我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之役更加觉悟、更加勇敢和更为自觉了，工人阶级已成为我国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容忽视的伟大力量了，我们党也经受了锻炼而且成熟了。回顾所走的历程，也不过三年时间，这一进步是何等巨大！ 坚持阶级教育《工人周刊》始终把阶级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报导和声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自然属于其中内容之一。另外，在报导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的同时，揭露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本集团和军阀们的伪善面目，也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方面。在每期的《劳动新潮》和《调查》、《特载》等栏内，都载有各地工人的组织情况和活动。在《评论》栏中，编辑以评论方式对该期某些内容加以引申，如之君的《敬吿陇海路工人》（第二十号），《读了〈本社旅行记者的来信〉以后》（第二十一号）等，我在第十二号中以景云的笔名写了《我们工人所感觉的“双十节”》一篇评论，揭露军阀官僚的虚伪性，工人不应首从附和，振奋起来求自身的解放，涤荡“双十节”的污痕，重新估定其价值，其全文如下： “我写下这个题目，心中说不出有无限的感叹，我们如果在这个庆祝声中，昧着良心，追陪大家闹嚷一回，倒也没有甚么可说；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无意识的举动，我们是不甘附和的。简单一句话：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工友至少应该认识他一下才对。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以为奇怪，定会问到：‘国庆日岂不是已过了十次，难道现在才去认识他？’这却不然，听我细说。 大凡一个纪念，必有他自身的真正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所纪念的日子，必定他实在值得纪念。如果他本身的价值于我们无甚重要，甚至于有害，我们反去纪念他，这不是很愚的举动吗？我们是工人，试想当年十月十日所谓‘革命’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流士绅阶级个个存着功名利禄的心事，摇着革命的旗子，干他们自己的把戏，除却少数死事的外，一旦高官厚禄便什么都抛却了。他们的事业不过写了一块共和招牌，连清室皇帝的名号都没有动弹着；他们的伙伴大部分厚拥资财在租界内堕落，八九年刀兵水旱尽交给无辜的柔懦的同胞去承受。——然而这还不过就普通的情形说说，论到我们工界的事那更不消说得了：我们的罢工权，他们的法律承认了么？我们生活卑陷，他们行政上看到了么？大多数国家工人的参政权他们容纳了么？我们颠连困苦的境遇，是不是做了他们的牺牲？……不必细表，大家一想，便知道这流士绅阶级对我们的冷酷了。那么，他们的举动在我们看来，根本上已无甚价值，还值得去纪念吗？ 回想今日以前，年年今日，我们每次都要加百十倍的痛苦，但是每次总有些虚伪盲从的庆祝，甚至全国烽火，军阀官僚私斗最厉害，人民被戮辱最残酷的时候，偏偏北京的长街马路还是满目‘普天同庆’，‘共享升平’的许多彩楼，这样无耻的行为，难道不是无聊的吗？是工人应该盲从的吗？ 工友们呵！这不值得庆祝的纪念日，我们再也不要无意识的附和他了。我们倒要借着这个机会，唤醒同阶级朋友的觉悟，示威！反对！求我们的自身幸福，扑灭士绅阶级，解放全人类，才是我们正当的态度！所以我们希望全国工界同胞自此以后振奋，团结，发一个大誓愿，到明年今日至少要做到我们的事业一部分，要扫荡廓清十月十日的几条污痕，要重新估定十月十日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的伟大的责任。 进一步说：我们要将这类的纪念节的精神，完全改造（如法、美共和成立纪念日，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务使部落的化为国际的，阶级的化为平民的，暗淡的化为光明的，简单一句话：我们有一天要联合世界的工人，一脚踢翻现代恶社会的种种坏制度，建设劳动者理想社会，这便是我们理想中的大可纪念的日子了。” 《工人周刊》以通俗易解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如江囚（何孟雄）的《无产阶级战术》（第三十号），在分折了资本主义“营寨”赖以统治的基础，是“组织得很精密的”以后，接着肯定了工人阶级是人类多数，必胜无疑，但要战胜资本家只有联合起来，组织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对工人进行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思想教育，成为《工人周刊》的经常内容之一。又如江囚在第二十九号的《谁是工人之友？》一文中，教育工人在为自身解放斗争中，如何识别真假朋友，不致上那种打着工人之友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资本家的走狗和暗探的当，只有象马克思、列宁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工人求解放的真正朋友。 《工人周刊》在积极宣传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建的必要性时，还翔实地教导工人如何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组成全国铁路总工会。 此外，《工人周刊》还辟有专栏《工人常识》，向工人教授文化、技术知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专栏则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工人周刊》当时已成为工人不可缺少的读物。 工人心目中的《工人周刊》《工人周刊》自发行以来，倍受工人的爱戴和欢迎。各地工人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机关，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代称。如在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胜利后，陇海路工会致《工人周刊》社的函中称： “……同人饮水思源，知道此次罢工的所以致胜，是由于各地的联络；但是联络的指导，则赖贵社的功劳，同人深感大惠，没世不忘！但是同人知识浅乏，以后究竟应怎样进行？千祈贵社不弃，时常指导！则同人更感激无量，此致大安——洛阳陇海路同人俱乐部启”。类似的函件，不遑悉举。 工人和《工人周刊》关系十分亲密，工人对《工人周刊》爱护备至，各地工人生活尽管十分穷苦，为了使刊物得以维持，不时捐赠款项，集腋成裘，三元、五元不等，补助刊物邮费纸费，一般我们都在《工人周刊》上予以刊载、鸣谢。《工人周刊》也不负工人愿望，如给郑州京汉工人俱乐部的复信（十九号）中重申“敝社当不畏强御，申张公理，拥护工人，特此奉闻。”它以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工人周刊》篇幅适度，文风最讲实际，体裁自成一格，长短不拘，其长文如江河，波涛滚滚，短文似剑光火花，笔触犀利，词旨明白畅晓，言简意赅，最能指导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工人周刊》每遇重要文章均经编委会成员集体讨论，然后才发稿。因此该刊文章在工人中极有威望，并受到各方赞誉，认为她“办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是“为全国铁路工人谋利益的”。这些誉称，对于《工人周刊》是当之无愧的。 《工人周刊》社与劳动通讯社一如前述，《工人周刊》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但是以《工人周刊》社的名义对外发行。一九二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也在这前后建立。一次区委会议上，决定扩大《工人周刊》的发行，扩大《工人周刊》社，凡是各地工会或工人愿意加入的，都可以成为社员，作为社的通讯联络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同时在《工人周刊》上发表启事如下： “本社现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内容愈加扩充，并于介绍各地劳动界消息尤其注意，国内外同志如有以各该地劳动界新闻投稿的，毋任欢迎。”（第十二号）
这时的《工人周刊》已成为中共北方区委的党报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了。不过对外则仍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出版。而“工人周刊社”也就成了北方劳动组合书部的别称。《工人周刊》设有编委会，一九二三年前曾任过编委常委的有李守常、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和我，我担任主编。除上述诸人外，还有编委杨明斋、缪伯英、陈为人、吴汝铭、王忠秀、李梅羹等。发行部负责人刘伯青，成员有郝克勤、陈楚梗、舒大桢、李启元等。 在《工人周刊》编委会下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劳动通讯社在各地招聘有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他们采集了大量的新闻报导，除部分供《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国内各大报刊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等发稿。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有王有德、高君宇、韩麟符、吴容沧、王儒廷、于方舟、黄璧成、缪伯英、李梅羹、黄绍谷、邓仲懈、梁鹏万、阮章、黄日葵，杨明斋、马素英、王立刚、王懋廷等。发稿负责人为刘铭勋。各地特约通讯员和记者有王英谐（台湾人）、李凤池、高步安、金太瑺、许兴凯、阮啸仙、赵醒侬、孟冰、李书渠、李树夷、席咏怀、唐橵等。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大”会后，我调往中央局常委工作，《工人周刊》交由吴汝铭负责。一九二四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工人周刊》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归属中共中央铁路职工委员会宣传部。时我兼任铁委宣传部长，曾兼管过一段时间，编辑发行地点，亦由北京迁往当时铁总所在地郑州。后来，《工人周刊》于一九二六年改由李菩元任主编，编辑发行地点迁往天津。一九二六年北方局势益趋严重，大部分北方干部南下，《工人周刊》在一九二六年底停刊。 “劳动通讯社”后与《京报》合作采访，邵飘萍亲加指导，业务蒸蒸日上，邵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被北京政府所杀，其“罪状”云：“邵振青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故邵实为“劳动通讯社”而致死。邵既被杀，劳动通讯社被迫停止发稿。 《劳动界》与《劳动周刊》《劳动界》周报创刊于一九二〇年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主编为陈独秀，编辑有：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吴芳、李少穆、李震瀛、陈为人、袁笃实等。该报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停刊，共出二十三期。因独秀于一九二〇年底已离沪去粤，所以未能继续出版。 《劳动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廿日，由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编辑主任张国焘，编辑李震瀛、李启汉、李新旦、刘荩人、董锄平、汪洋、韦素兰、杨慧贞等。先是李震瀛为主编，一九二二年春李震瀛调来北方，改由李启汉主编。一九二二年六月李启汉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该刊亦于六月被勒令停刊。 有人说，《劳动周刊》被封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至北京，《工人周刊》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刊物。实际上，《工人周刊》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前，即发表启事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远在《劳动周刊》查封以前，二者并无关联。另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各地分部并无垂直领导关系，从未发号施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管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人运动，各地分部则受当地中共区委和中央领导。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已属名存实亡，以后只作为一种名义，用来对全国性工人活动发布文告而已。 《工人周刊》建刊时的主要编辑人员高君宇——高君宇原名尚德，一八九六年生，山西静乐县人，山西第一中学学生，一九一八年进入北京大学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学会英文翻译组长，任《工人周刊》编辑。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出席莫斯科远东大会，返回后担任北京《政治生活》周报主编，并加入书记部工作，自强不息，闻过必改，对工人革命有卓识，尝云：革命基本问题是怎样善于运用政权使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幸福，物质平等与生活自由。他说：“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正确发挥政权作用更为重要，善于运用政权主要是珍惜人民权利。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谋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否则彼此以诈伪相尚，革命便失去诚心，人民痛苦亦将原封不动。这样，以革命始必以反革命终，如此陈陈相因，实属出尔反尔，此与过去朝代更迭何异？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君宇痛恶一切偶像与专制。君宇在工作中废寝忘餐，为工人运动打头阵，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二七”斗争，曾为我著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写后序一篇，强调革命性的党的作用。后因积劳体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以肠炎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君宇自题像云：“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为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即此可以想见其为人。君宇去世后，其未婚妻石评梅（山西人，女师大学生）经理其丧事，葬于北京南郊陶然亭锦秋塾畔。一九二八年石亦病殁于京师，骈葬君宇墓傍。我于一九三一年过北京时往谒其墓，憩慈悲院，悼以诗云：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清代秀才，家贫，少时出国至海参崴作华工，俄国十月革命后，参加革命，徒步西行经黑河、赤塔至莫斯科参加工作，为苏俄党员。他曾向守常道及经历，守常大加赞赏，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一九二〇年返国，初任国际代表翻译，继留北方，在济南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旋到北方区委工作，亦在《工人周刊》工作。杨时年已四十许，独身无家室，朴实好学，具工人本色，住北京地安门大街鼓楼福祐寺偏院，翻译著述所有收入除少数自维生活外，余数均作为党费交出，暇时为书记部同志讲解俄文语法课程，炕头中西书籍散乱。他无嗜好，所著《评中西文化》一书，蜚声国内，其书内容分四卷十六章，一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二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评“农国辨”，四总解释。全书主要在解析中西文化之由来及其社会进化史之结果，并说明中西政治、经济民族性格不同之所由然。 明斋平日自甘韬晦，埋首革命，后来不知所终。 云南三王：王复生——字儒廷，原留学越南中学，后来返国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深邃于法国文学，主持法文翻译事。其弟懋廷亦在北大法文系。一九二六年任黄埔政治教官，后改名王德三，任云南省委书记。又一九二一年王有德亦为《工人周刊》工作，自称：“拙有余而巧不足”，主持德文翻译组，对一切新要求有从头来的勇气，初进北大时欲习德国文学，但德文无根底，他遂从头学习德文。以上三王均云南人，即所谓夜郎三王，擅长文字，醉心民主，均长期在北方党报工作。 [1]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文中提到此事，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件》。 [2] 据现保存的稍早一期第12号，按日推算，若不脱期，约在七月下旬，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脱期是经常的。据《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报导：《工人周刊》已出六期，按此推算，当在五月中旬，但该刊本身已是延期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