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章龙 -> 《椿园载记》 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规划和起步―九二一年底，在陇海路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北方书记部进而考虑下一步工作，为要贯彻党中央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指示精神，亟需对北方地区作全面规划，提出一个方案来。北方书记部一向把产业工人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摆在优先的地位，经过多次研究，除对几条主要铁路工会作了规划外，还着重讨论了在北京迤东的工业地区开展工作的问题。这里包括从山海关到天津、唐山一带，是北方最大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总计约五、六万工人，他们分布在京奉路各站和唐山铁路制造厂，以及开滦五矿、启新洋灰厂、华新纱厂等大型工矿企业中。 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它还是北方的交通枢纽。京奉路斜贯其中，经山海关直达东北三省，为去东北必经的咽喉要道，东面临海，有当时北方最大的吞吐海港秦皇岛，可通往南方各口岸和世界各地，为国际贸易的重镇。开滦的煤矿资源丰富、质地优良，生产我国唯一能用于出口的原煤，当年主要为英国所垄断。唐山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居重要地位，因而它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一定影响，曾是英、日等帝国主义争相角逐的场所。它的位置又密迩首都与天津，对国内政治也是敏感地区，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如能在这一地区，发动数万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这对全国的影响能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由于这一地区的重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北洋财团、交通系等等官僚政客集团都插手其间，也是他们利益的所在，因此控制也是十分严历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觊觎”。可以想见，在这里发动工人斗争，其阻力和将遇到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当时，书记部同人都很年青气盛，在认准其重要意义后，就不计成败，努力去做，务求有一结果。事后回顾，虽有考虑欠周的地方，但毕竟通过实践，收获是不小的。主要是锻炼了干部，增长了才干，扩大了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如邓培、梁鹏万、王麟书、阮章、只奎元、李兴昌、袁乃祥等和一些优秀干部如王尽美、吴先瑞、彭礼和等。 书记部的规划，是从京奉路入手，组织工会，逐步扩大影响，使开滦煤矿和唐山的一些城市工厂也组织起工会来。而京奉路则又以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为基点，建立一个全路的统一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在铁路、矿山和城市工厂工会的组织初具规模后，一伺条件成熟，就发动一场全区性的经济和政治的同盟罢工，以求改善工人的境遇为目的，从而使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日臻巩固，才能把所有的工人都团结在革命工会的旗帜之下。这一种设想和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虽然有限。但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动一场同盟罢工，真正把工人都组织在书记部领导下的工会中来，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京奉路的工作当时已有了一些基础。很早我们就到过唐山从事调查。我们和当地唐山大学（原北洋路矿学校）的同学有过联系。我记得第一次去找线索，是我和两个北京的学生到唐山大学的。我向那里的同学说明来意，想找唐山地区铁路、矿山及其他方面的工人聊聊。他们当即表示愿意一道来做，于是我们双方联合进行。首先调查唐山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调査之后，曾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登在《新青年》（七卷第六号）上。通过这次及其后多次调査，使我们对唐山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感性认识。当年，京奉路在唐山有一个广东会馆，在铁路、矿山工作的广东籍技术工人都集中于此，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着手。我们通过访问工人，慢慢地发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邓培的，是铁路车辆厂（南厂）的技工。于是我们就去见邓培，前后找了他好几次，他很健谈。我们对他也逐渐有了了解。 邓培是广东香山人，祖父、父亲都是产业工人，邓培进过技术学校，能看图纸操作，还懂得英文并能讲点英语。不会说普通话，有时他说广东话，我们听不懂时，他就用英语来表达。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班徒弟，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头领。他告诉我们，唐山在民国元年，就有人来组织过工党，让他去参加，他没有参加。当时参加的人，不少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受过英国工党的影响，想在中国组织工党，加入的都是技术工人。当时已有了个雏型的组织，但因中国没有建立工党的条件，人数又不多，还没有形成势力，就很快消失了。以后，陈翼龙在北京、天津组织社会党，公开活动，也派人到唐山组织社会党支部（当时宋教仁从日本回来，想在中国搞议会道路，陈翼龙原系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到唐山来组织社会党）。后来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北京社会党总部，并将陈翼龙下狱处死。自此以后，唐山工人中再没有人来组织政党活动。所以邓培说：“现在你们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我是赞成的，但鉴于前两次的失败，你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并表示他愿意参加此项工作。唐山地区的工作，邓培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南厂也通过邓的关系，工作慢慢发展起来了。 一九二一年，经我提出，最后经过北京区委的讨论研究，决定发展邓培为中共党员，他是北方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邓培入党后，唐山地区的工作进展更快了。这时，唐山工人俱乐部已经组织完善了，邓培是俱乐部的负责人，后来又办起了唐山铁路工人图书室，陈列有各种适于工人阅读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随后，唐山的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山海关与唐山罢工一九二二年初夏，尽美新从苏联东方民族大会回来，主动提出到山海关工作。山海关西靠燕山，东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为军事要塞，时为直系军阀所控制，对工人防御亦极严密。当地工人帮派分歧，相互嫉视，开展工作极为困难。但尽美深入基层，亲作苦工以接近群众，进行宣传说服，终于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博得工人群众的拥戴，约经三个多月，才建立起京奉路山海关工人俱乐部，同时又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是年秋天，京汉路八月罢工胜利后，一次我与邓培、尽美三人同登山海关，会见了山海关俱乐部和党的负责人佟惠庭，共同研究山海关的形势问题。时适山海关俱乐部发动撵走工头赵某后，其余党陈宏经怂恿路局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和景树庭二人，恣意破坏工会，工人十分义愤。在此情形下，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大家分析后，决定趁此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以求彻底解决增加工资的问题，并作好罢工斗争的准备。这一工作由王尽美会同俱乐部负责人佟惠庭主持。与此同时，唐山也开展经济斗争，准备必要时发动罢工，与山海关相策应。由邓培准备，我赞襄其事。 唐山制造厂有三千多人，因邓培是制造厂的工会负责人，又是中共唐山地区的负责人，他对唐山地区情况很熟悉。唐山罢工决定由邓培主持。长辛店八月罢工的胜利，对京奉路各站鼓舞很大，工人为改善工资待遇也跃跃欲试，九月十一日，我偕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须永德到唐山沿，见到邓培，了解当地佾况后，建议他立即组织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邓培、王麟书、刘玉堂、阎福堂、罗占先、李福庆、李显廷、梁鹏万等。罢委会组成后，讨论了向厂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并推我执笔，写了一个简短的宣言，提出所议的五项要求。宣言历数了工人的苦况。其文如下：“我们在黑暗地狱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的繁华富丽。到而今工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我们怀著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 接着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二）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加—成。 （三）以后每年应如薪一次。 （四）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包含下列各项，（1）三年须有二月例假。（2）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3）病假须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一次。 九月十三日，向厂方正式提出上述要求，并限三天答复，厂机务处未予理会。我与邓培商议，认为有必要召集全厂工人大会，讲清情况；同时进行宣传鼓动，要作立即罢工的准备。会上可请长辛店工人代表介绍八月罢工斗争胜利的经验，以壮士气；同时可联络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会派工人代表出席。于是，于十四日午后，全厂自动停工，举行群众大会。会前我们做了充分的组织动员，结果全厂三千工人都出席了大会。主席邓培宣布开会的意义后，首由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演讲，大意谓：唐山工人旧有南北界线，大家要明白这是旧社会的坏习气，工人应不分南北，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继续发言的是长辛店工友须永德，介绍长辛店八月罢工的经验。随后有山海关代表佟惠庭演说，唐山与山海关工人应密切联合，一致奋斗，互相支援，“打虎需要亲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才可以很快达到目的；并报告了山海关正在做罢工的准备。大会后，全体工人敌忾同仇，战斗精神大为提高。遂于次日再次派代表向机务处交涉，厂方仍一味拖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十月初，工人忍无可忍，乃举行大会示威。厂方才不得不商量退策，经路局同意，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工人坚持必须承应全部的条件，否则于十月十三日一律罢工。厂方未予答复，于是酝酿一月之久的罢工，遂于十三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开始以后，全厂各门派人把守，纠察队长刘玉堂带领近千人的纠察队伍，巡行维持秩序，工人个个精神焕发，与平日大异。厂方这时见工人组织纪律严明，非同小可，十分惊恐，请求警察厅出兵保护。保安队逮走了一些出外联络的工人代表。工人闻讯，积愤愈烈。罢委会随即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捕我工人，要求立刻释放被捕工友。 罢委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路局用大量金钱雇买工人来破坏罢工。纠察队就一面查获破坏事件，一面揭露敌人用金钱收买工人的阴谋，劝告受蒙蔽的工人，不要轻易上当，自相残害。路局吁请当地美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并致函美国兵菅，质问他们是否明白国际法，如无视驻在国主权，激起暴动，就应由兵营长官负责，所以美兵也不敢妄动。 罢工坚持近八日，当局无法制止，厂方怕殃及周围厂矿，扩大事态，不好收拾，乃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将所扣的工友放回，并与俱乐部商议办法，基本上答应了所提各项条件，于是在十月二十复工。 现在补叙一下山海关罢工事，先是，王尽美赴山海关与山海关俱乐部主席佟惠庭积极筹备，组织罢工。在唐山罢工正在酝酿时，尽美来到唐山找我，商谈山海关罢工斗争诸问题。尽美说：山海关俱乐部已于九月二十号左右向路局提出六项要求，条件如下： （一）速开革陈宏经，请我们的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并将二君停工期间工资完全发给。（二）每星期日及各种假日，均要休息，并须发给全薪。（三）凡工人一律加薪，按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四）以后每年加薪一次。（五）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极大，应照火车房例，同样发给奖佥。（六）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1）每年须有两星期假，假中发全薪。（之）每三年须有两月例假中发全薪。（3）病假必须发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必须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工人家眷来往乘车，须发给全免费票。（6）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 此外，尽美还谈到，廿五号召开露天大会事，当时，全体工人表示，如果路局不答应所提条件，决心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工人情绪十分激烈。我们对山海关斗争情况分析后，认为工人决心很大，罢工准备也已成熟，可以不等唐山，先进行罢工斗争。于九月三十日，我偕尽美同去山海关，正值路局发布一告示，宣谕工人，对工人所提条件几乎未作答复，工人对此愤懑已极。我和尽美见此情形，知道不采取罢工手段，当局是不会理睬工人的要求，遂决定次日下午召开露天大会，进行动员。开会时，满场白旗挥舞，口号声此起彼落，会场四周大幅标语，琳琅满目，气氛十分激昂、热烈。工人确已发动起来，罢工条件已趋成熟。主席佟惠庭宣布开会，并发言表示俱乐部决心奋斗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为止，工人报以热烈掌声。接着唐山工人代表和秦皇岛工友俱乐部代表相继发言，表示愿与山海关工友一致行动。王尽美也上台讲演，鼓动大家努力奋斗。群众情绪这时达到高潮，高呼“驱逐工贼陈宏经！”“打破奴隶制”等，观者极为动容，足见尽美平日工作之深入，他已深得工人的爱戴。最后主席宣布，限当局三号晚答复，否则举行罢工。 十月四日，山海关工人开始罢工，尽美起草宣言，吁请各地工友实力相援，一时京津各报纷载山海关罢工消息。这时唐山工人也正准备罢工事，决定加快步伐，提前罢工声援山海关工友。 罢工后，山海关路局见工人团结坚固，知不可轻侮，并风闻唐山工人要于近日罢工，若卷入唐山工潮漩涡之中，将益发不可收拾，路局即于十月十二日接受工人所提条件，并由该路局长明文批示：“陈宏经立即革除；佟惠庭、景树庭二人复职，补发全部工资。”于是，山海关罢工胜利结束，前后约历十天。 山海关罢工的胜利，曾给随即发生的唐山罢工以很大的鼓舞，唐山制造厂罢工从酝酿到胜利，历时较长，困难程度也比山海关要大，但山海关的胜利给唐山工人带来了斗争必胜的信念。而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的胜利对开滦五矿工人又是一种促进；对于即将进行的开滦五矿斗争也是一次小练兵，大家更觉有把握了。在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时，开滦五矿的斗争已在进行中。本来书记部准备同时进行，来一个北京迤东地区的大规模同盟罢工，但由于各处情况复杂，准备工作难易不同，发展形势变化不一，人手也告不足等等，遂造成相继罢工的形势，而又以开滦五矿同盟罢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艰巨。但干部、群众有前两次罢工的胜利，信心充沛，始终顽强战斗，不溃散、不分裂、不叛变，足以坚持到最后，使开滦罢工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开滦五矿沿革与斗争形势开滦煤矿创于一八七八年（在此以前属于手工业式经营），是最先采用近代技术经营的本国采煤企业。庚子条约以后，引进英国资本，变为中英合资公司。该矿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胥各庄五矿所组成，幅员几百里，年产煤平均为四百五十万吨，当时占中国新法开采煤产景的五分之一。开滦煤矿地跨开平、滦县地区，其中唐山煤矿产量最大，品质优良，靠近海港车站，水陆交通便利，中国北煤南运由此发生。自是以后，天津、上海、香港、新加坡、马尔他等地英国企业用煤、船只用煤与海军的大部分用煤均由此处供应。开滦公词名义上中英合办，但实际经营大权为英方所把持。中国方面以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股票最多。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股东居多。每年纯利平均二百五十万英镑，最高时达一千万英镑。 这次开滦五矿罢工，其矛头不仅是指向英国资本家，而且也指向由北洋政府和军阀官僚所控制的华北财团。 当时，华北财团辖有三个银行，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名义上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享有铸币、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和代募公债等特权。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的大权，由北洋政客王克敏、李士伟、徐恩元等长期把持。交通银行是北洋政府国营交通事业轮、路、邮、电四政的金融机构，该行大权归政府独揽。从一九一四年后，它也成为国家性质的银行。这个银行的领导权，开始由旧交通系梁士诒、周自新等所把持，后来又由新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等接手把持，一直是北洋政府新旧交通系官僚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地盘。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当时号称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 在华北财团各银行中，军阀官僚个人的投资和存款，占有很大比重。据估计，北洋政府主要军阀官僚七十二人，拥有私产总数达六万六千五百四十万银元之巨，其中拥有千万元以上私产的共有二十三人，曹锟和张作霖二人各五千万元。这些军阀官僚通过搜刮民脂民膏而积累的巨大财富，大量存入银行，成为大股东或总裁，把持着银行的大权。在开滦煤矿的投资中，北洋军阀银行的股票不少，毫无疑义，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是对他们的直接打击。因此，他们与英国资本家联合起来镇压工人运动，也是必然的。 英帝国主义在秦皇岛驻有重兵，中国军阀通过天津及当地驻军也对矿区十万中国居民进行统治与剥削，方式极为复杂，镇压与欺骗各显其用。开滦矿工在经济与政治高度的专制下面，生活非常贫困，工人每日平均工资二角，工作十二小时，下井一次常把两周的劳动在一周做完，劳动十分紧张。因工死亡仅得恤金四十元（死骡马一匹赔偿金约一百元）。长期以来由于技术设备逐淅陈旧，不断发生矿井淹水、瓦斯爆炸与井道陷塌等种种事故。如一九二〇年唐山九道巷煤矿瓦斯爆炸，造成死工人432名，伤122名的重大事故，数十里矿区哭声载道。工人自称备历水、火、刀、兵诸劫，并非虚语。因此，工人自发斗争如厝火积薪，时有所闻。据工人谈，开滦过去自发斗争层出不穷，如一八八二年矿上北方工人曾为要求工资平等（当时南方工人工资高于北方工人）而罢工一次；一八九一年工人为了反抗外国工程师虐待又发起斗争，结果有五位工人被捕。由于英国资本家势力雄厚，而且对付工人斗争有丰富经验，因而矿工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凶狡的敌人。 开滦罢工的准备北方书记部于一九二二年初，开始在矿山广人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会的工作。北方书记部负责人以身作则，动员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非宗教同盟会员，社青团员走出课堂、实验室，投身矿区从事艰苦工作。当时北方书记部的人来到矿并，带有《工人周刊》等各种革命书刊，向工友们介绍一些革命道理和工人进行斗争的事例，如陇海铁路、长辛店罢工斗争的经验。有些来自长辛店的工友向矿山工友进行现身说法，这对于后者启发特别深刻。由于北方书记部同志深入矿井，耐心刻苦工作，与广大工人群众取得联系，在唐山开始建立了地下工会。在组织工会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联合当地矿工各主要帮派，当时唐山工人主要分成南北两大帮派。南派以广东人为主，工程技术人员居多。他们在广东街设立广东会馆，用以团结本帮工人。北派工人人数最多，又分为河北与山东二帮，河北省又分为大名、保府与河间三帮（保府，河间二帮合称顺直帮），北方各帮大多为一般井下工人，其他地方工人数量较少，附属于附近地区帮派，矿区家漓、市民合计十余万人。各帮派彼此之间常因就业问题或语言隔阂发生争执，互不团结。书记部同志来后，晓以革命大义，使他们化除畛域，统一组织工会，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五矿工会领导机构大都是吸收南北各派中的革命意志坚强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所组成。当五矿分别成立革命工会后，又联合成立五矿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领导全矿的总的工会机构。俱乐部成立后，就为改善工人的境遇着想，前面提到一般工人生活的苦况，就是技术工人也因十几年未提过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生活亦很艰难。这是全矿工人最切身的大事。俱乐部为此准备了向矿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的要求，同时也作了必要的组织和各项准备。 十月十六日，开滦五矿工人正式向矿务当局提出改善待遇的起码要求，它是通过一封英文信向矿务局提出的，这封英文信由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英文组的同学执笔，采用外交词令，文宇风格力求“西洋化”，是几经推敲，三易其稿，然后打印发出的。 信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矿局对工人待遇不公，列举事实，使矿局感到无词推托。第二部分则明确提出六条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苛刻。六条内容如下： 1．按下列的标准增加工资：甲、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增加百分之三十；乙、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二十；丙、每月工资在五十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十； 2．每个年终发给奖金一个月。 3．星期和新年假日停止工作并发给工资。 4．廉价煤和慰劳金应和中级员司同等发给（凡支月薪十二元，应有享受这个利益的资格）。 5．凡服务年限超过二十五年者，应给予和工资相同数目的养老金，如无严重的过失不得撤职。 6．凡因公受伤者，应继续发给工资，而因公死亡者，应给予和五年相同数目的抚恤费作为慰劳金。 该信是指挥部第一个对外的英文文献，信中措词不卑不亢，颇为得体。另外还大量印发了中西文宣言和传单，向中外社会舆论呼吁，争取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英文信递交矿局时，并派八名代表前往交涉，代表态度坚决，限当局三日内答复，否则以罢工对待。这八名代表的情况，现查出的记载资料为： 张瑞峰 唐山井下看守人 五十岁 李新章 唐山铸工 三十八岁 刘 河 林西骡夫 三十五岁 刘宜美 林西骡夫 四十一岁 孙家辽 林西机器匠 三十二岁 刘忠 赵各庄机器匠 三十三岁 葛定东 赵各庄并下机器匠 四十五岁 廖洪祥 秦皇岛机器匠，秦皇岛矿务局工友俱乐部的委员长 二十五岁 矿局接信后，见内容清楚具体，无回旋余地。总矿师杜克茹（A.Dosgties）一贯傲视矿工。他对此十分恼火，蛮横地对代表说：你们的条件可以考虑，但劳资双方不能处在政治上平等的地位来谈判，工会不能成立，矿务局也不承认俱乐部是合法团体。代表据理驳斥，终使总矿师词穷，改称需与天津总公司经理商议后再作答复，借以拖延时日。谁料他返回唐山后，竟带来两个保安队约二百多人，驻扎矿区监督工人劳动，其态度复又如前，同时出布告晓谕工人：不要受人鼓动、利用，凡提出无理要求或作扰乱的举动，本局是一定不能答应的。他又假惺惺地说：“目下粮米高贵，各样花费又大。本局打算给赚小工钱的人加点工钱。从本月起所有每月赚三十块钱以下的工人，都照加一成。”这和工人提的起码要求相去甚远，尤不能容忍的是派保安队对工人实行监督，实属人格侮辱；且无视工会的存在。这时工会已把上万工人组织起来，岂能受此政治上的漠视，于是五矿俱乐部召集代表开会商讨对策。会议正在林西召开时，竟被矿局侦知，派保安队来驱散，并当场抓走表示抗议的六名代表。工人闻讯后，群情激愤。只奎元找到我和邓培商议，认为罢工势在必行，工人情绪高昂，特别在唐山、山海关、京奉路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干部都跃跃欲试，俱乐部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而巩固发展。这也是半年来书记部所预期的计划，几经考虑，认为应当机立断，否则敌人将更有准备，于是决定次日五矿全体罢工，当晚各代表分头通知各矿工会传达罢工命令。于是从十月二十三日起，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胥各庄同时举行罢工，井上，井下，机务各处总计三万多工人全部停止工作。一场震撼中外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就此开始了。 矿局方面，对罢工是早有准备的，其主要人物是比利时籍的总矿师杜克茹和英国籍总经理杨氏（Young），起决策作用的是英国董事会。英国是一个工矿业多，工人罢工也多的国家，英国统治者积有对付工人的丰富经验。平日，他们就和当地军阀政府相勾结，采用现代的侦缉手段，注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当唐山铁路制造厂的罢工还在进行时，矿局就和直隶警务处互通情报，对工人严加防范。这里摘录一段事后得悉的他们往返的函告，就可管窥他们所持的一般态度。警务处给矿局的信函中，通知矿局，京奉铁路职工已罢工，很可能也影响到矿区，并说： “现闻林西矿工人已被铁路职工所引诱，铁路职工答应给予他们数千元作为进行罢工的开销。据说该工人等对于他们的斗争表示热烈同情，并已决定与他们采取—致行动。此事现正在秘密进行，尚未泄露。当探知这种阴谋时，立即派出得力警察和便衣侦探到各处秘密调查，但是因为他们严密地进行阴谋活动，尚未能探出他们的机关所在以及其首领的踪迹，至于已探得的消息可以概括如下，他们拟借煤斛加价为名要求增工资。他们打算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一）在开滦矿务局服务二十五年或超过二十五年的工人每年绐予慰劳金。（二）因为生活高涨，全体工人应增一定数目的工资。（三）建立工人医院，工人病伤得在此医院治疗，由开滦矿务局负担花费。（四）工人死亡，开滦矿务局应给予埋葬费。另外，工人因公受伤，在医疗期间，应照付每日工资，不得扣减。（五）全体工人在星期日免于工作，如果需要工作，这天应给予他们双薪。以上五项要求将在他们罢工开始之前提出。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蒙允许，他们将以罢工相威胁以求接受他们的条件。这是我们所探来的全部消息，……。查唐山路工罢工风潮现时尚未平静，矿厂相距甚近，煽惑引诱亦势所不免，除饬该署长督饬官警，受姚队长指挥，严密防范，一面晓以大义，切实开导，俾知其各人切身利益关系以维公安外，相应函请査照。”
在另一封信中说：“制造厂罢工现已四天，连日局长（指公安局长）随同路局人员与工会代表讨论要求各条件。该代表等坚持甚力，一时恐难了结。”矿局给警务处的回函中说： “近来有煽感者到达矿上，他们为了政治缘故，正在试图制造工潮。这些人引导工人组织联合会，并向敝局提出许多要求。”这里的“联合会”就是指“五矿工人俱乐部”。他们之间互通情报，往还紧密，对俱乐部的活动也早有觉察。
后来在警务处长杨以德绐陆军部的呈文中提到：罢工中发现“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的传单，其首端标有（锤子镰刀）符号。此符号即系俄国过激派。并由此下结论云：“查此次罢工风潮，并非纯系工人生计问题，内中因有由京来唐过激主义杂手其间，前日在唐山罢工机关内查获函件，均属传布过激主义函件。”由此概见当年杨以德坚持施行铁血政策，是认为开滦罢工是一个政治事件，而对书记部的一些活动，又十分警觉，在其发布的布告则更露骨宣称：“查此次工潮，迹其种种行为，确系有奸人主动，图谋不轨，若不赶紧取缔，诚恐祸成燎原。”为了领导好这次罢工斗争，中共北方区委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以赴，组成强大的五矿罢工指挥机构。决定让邓培脱产，以全部力量投身于开滦罢工斗争，让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王尽美参加指挥部。这些都是北方区委所采取的重大步骤。同时我也参加了罢工委员会，任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兼指挥部主任。先后在五矿罢工指挥部工作的主要人员还有：梁鹏万、阮章、袁乃祥、彭礼和、李梅羹、吴先端、李星昌、只奎元、董鸿宾、阮永、王麟书、王德舟、贾纡青、王宝仁、金满等二十余人。 这次罢工组织是相当严密的，领导罢工的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仍用五矿俱乐部的名义，罢委会系由各矿工会的代表和北京区委（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王尽美）、唐山地方党（邓培）的代表组成。执行机构为罢工指挥部，以下是各矿基层组织，全体罢工工人都组织在“十人团”中，每十人组成一“十人团”，选团长一人，负责组织和召集团内活动。指挥部还设有调査部和纠察部。调查部从事调查内外奸细，查处破坏工会的事宜，如有情况立即报告调查部长，提到罢委会中讨论。纠察部下设纠察队，共有纠察队员近两千人，分设几个大队和支队，纠察队由张隐韬等同志训练，纠察队员中有不少人是经历过行伍生涯的。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由他们督导上阵，能做到见阵不惊，勇猛顽强，这种精神在和敌人多次枪击的激烈冲突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平日，他们巡行于街市，保卫厂矿，守护矿井，维持开会会场秩序。开滦矿工的纠察队在北方的各次大型罢工斗争中，是组织得最好的，远近闻名，当年报刊曾有过详细的报导。 罢工指挥部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有时设在铁路与工矿中心地区，有时改在唐山大学办公，均以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为条件。 罢工指挥部事前充分估计了敌人的反动本性和可能采取的手段，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指挥系统始终分散隐蔽，罢工指挥部设在南厂（即唐山铁路机车厂）附近。宣传机关则分设在各矿厂郊区工人住宅内。掌管工会基金的财务机关设在较安全的山海关铁路工会附近。在五矿罢工期间，还在天津租界设置罢工事务联络站，由宋天放、李梅羹等在联络站负责，所有关于罢工新闻公告文件等，均在天津秘密印刷发布，并开辟有内部交通接头处。同时，在开滦罢工期间，党集中了唐山地区的党员，其中包括铁路机车厂（即南厂）、开滦五矿：水泥厂、秦皇岛桥梁厂、唐山大学等处的党员，组成开滦罢工中共党团，成为罢工斗争的核心机构，一些重大决策都须经党团讨论。罢工党团设在市外，以备随时转移地址。当时唐山党的领导力量是很强的。在罢工期间，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并且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党组织面临繁剧任务，始终保持步伐整齐，临危不乱。这些都说明唐山党组织确实具有相当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 矿局对付罢工，诡计多端。归结起来，其第一个办法，就是武力镇压，以保护英人利益为名，四处求援，调动军警来镇压罢工。第二个办法就是从内部离间工人的团结，瓦解工人组织，派遣所谓“和平使者”向工会活动。第三是用经济围困方法，威胁工人生活，借以使工会就范。矿主既采用上述各种方略围困工会，工会亦针锋相对，组织反击，如此相激相盈，造成长期罢工局面。 罢工以后，矿局外籍员司感到非常恐慌，一面请天津英领事派兵增援，到矿场保护；同时又请曹锟加派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协防。当年开滦五矿虽是一个工矿企业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天津迤东、唐山、开平、滦州一带，军阀政府的军队计有开平镇守使殷本浩驻军一师；滦州第十五师（师长彭受莘）、十三混成旅董政国一旅驻军；天津直隶警务处杨以德所辖的保安队共五大队约三千人。此外，外国军队驻唐山者有英国、印度兵一中队约五百余人，由英国人斯莫莱（Smalley）上校统率：林西、赵各庄分驻英兵各一队，约三百人，由芬尼士（Finnes）上校统率；秦皇岛有英国兵一队约五百人，由詹姆士（Jams）统率。总计在这一地区约有兵力上万人，故英国矿业资本家在获悉罢工消息后，第一是给曹锟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曹锟政府尊重条约，保护英国人的利益。于是，曹锟就派了一个师到矿山来镇压工人罢工。第二是英国董事会在罢工期间，又前后送了一百二十万元给天津警务处处长杨以德，重贿杨以德。杨主张借武力解决，派了大量保安队进驻矿山，伺机镇压罢工。这样，罢工期间，矿上有帝国主义的军队、曹锟的军队，还有天津警务处杨以德的保安队等，构成了对付工人的强大军事镇压机器。 面对上述强大的敌人武装势力，罢委会曾作了详细分析，认为：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仅靠二千徒手的工人纠察队是无法对付上万的武装军队的。如果敌人的这些武装力量都联合一致，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那前途就非常可虑。罢委会研究决定，采取分化的策咯，争取能同情工人的部队，而孤立顽固的势力。于是指挥部通知各矿工会组织宣传队，分途向各驻军宣传罢工的起因，并指出罢工的举动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是民主国家工人的正当权利，不可用武力干涉，而这次罢工实出于争取生存权利，是被迫出来的。工会也向军队写信，说明工会态度，揭露英国资本家欺凌工人的罪行，希望驻军不要同工会对抗。我们不仅向兵士做宣传，也向驻军长官做宣传。士兵听后甚为感动。殷本浩、董政闻等平日对英国资本家及唐山的洋员横行本怀不满，又见保安队军纪败坏、鱼肉乡民的行为，亦大不以为然，群众对保安队更是人人切齿。殷、董在我们做了工作后，采取不干涉态度。某军官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钱，工人又都是我们的乡亲，我们没有义务来屠杀工人。”他们保证不开枪打工人。殷本浩还主动要矿局让步，提出调解方案，并愿意在必要时出面调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对付杨以德的保安队了。我们对保安队则针锋相对，保安队巡逻，工人纠察队也巡逻，互有冲突。工人纠察队并不示弱。遇到保安队抓人，纠察队就去把人抢回来。有时，保安队出来巡逻，我们纠察队巡逻的人也抢他们的人。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同保安队诸如此类的冲突为数不少。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杨以德的同时，对外籍军队也极力做争取工作。工会特地用英文书信、传单向英兵解释，英国既称民主政治，工会有罢工自由，更应尊重中国主权，和平相处。我们还招请外报记者，说明罢工要求条件及工会的态度。外籍军官詹姆士表示，英军保持中立，不介入罢工事件。经过一系列工作，在保安队中除一部分特别顽固者外，其他都对工人按兵不动，这样就减少了双方不必要的武装冲突。 当时，英矿局规定，自总矿师以下外国员司一律驻守厂内，守护发电厂、锅炉间、电机绞车、水泵及其他重要部门。但工人及市民平日对矿局的英、比籍高级员司的专横态度，深恶痛绝，因此罢工后，外籍工程人员时恐报复，不敢外出，好象当年义和团再临眼前似的。 一次，工人纠察队在赵各庄阻截比国工程师马孟达（Malmendier）外出求援兵，双方遂起冲突，指挥部闻讯前往解释，马已面无人色。有些外籍员司乘机请假避往天津或竟辞职回国。他们到外地和回国后，造舆论写文章，大肆污蔑说：“现在唐山又出现了新的义和团，是新的土匪。”以致引起英国朝野大为震动。《泰晤士报》曾著文报导此事。 矿局在调集军队对付工人的同时，还从外地招募工人（“夫役”）进矿工作，借以破坏罢工，约在罢工开始后的两三天内，就招来“夫役”约三百名，以后又陆续招来数百名，其中包括一些技术工人（机器匠和电机匠等），大多是在天津招募的，分派到各矿企图代替罢工工人的工作。我们闻讯后，就派工人纠察队设法赶走他们。杨以德则出动保安队保护他们所招募的工人下井劳动，纠察队就把住井口，不让他们下井。总之，敌人施出计谋进行破坏，我们就和他们斗。尽管敌人力量很强大，但我们除注意策略外还广泛动员群众，他们亦不敢小视。在双方搏斗中，情况也十分惊险，十分激烈。在斗争中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工人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革命精神。 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罢工后的第四天，十月二十六日晨八时，罢工纠察队正巡行于西大街，突与保安队遭遇，双方发生冲突。保安队势众，当场抓走纠察队员张隆、高金声、刘福存、高振中、张永利、张永顺、杨荣林等十余人，押囚在警察局。工人闻讯后，群往营救，保安队见工人来势勇猛，遂开枪射击，当场重创倒地者七、八人，轻伤无数。枪声愈响而工人来者愈多，保安队不敢再开枪，只得退守在警署门口，相持数小时始散。这次事件工人表现十分英勇。但事件发生后，也有些胆小怕事者，于是谣言纷起，加之敌人从中捣乱，一时人心惶惶。罢工委员会召集工会代表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不过是敌人有意制造恐怖，罢工委员会应力持镇静，毋稍示弱，使敌人狡诈阴谋无法施展。指挥部派出宣传队、救护队和纠察队及时援救受伤工人，并到街头演讲、巡逻，劝慰大家不必自相惊扰，罢工秩序因此复获安定。同时罢委会通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方区委，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使杨以德和矿局甚为被动。 矿局对罢工采取所谓“糖、棒”政策，在一面重贿杨以德，借武力解决罢工的同时，一面又唆使唐山天主教堂神父、荷兰人薛里渊（Soherion）出面，劝告矿区中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不要为过激派利用，或受人煽动”，企图使工人脱离罢工。他们分矿区进行玻坏，以蚕食手段，分裂罢工阵线。秦皇岛经理处运输处长李克碑（Rickeyby）用钱收买一小部分工人破坏罢工，其中一些被罢委会的调査部侦知后，派纠察队制止。敌人所谓“糖”就是对工人作很小的让步，或是收买部分工人，进行破坏，或是派出如薛里渊之流伪装慈善面目，祈祷和平，达到分裂、瓦解罢工队伍的目的。而所谓“棒”就是拒不承认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不承认工人有罢工权，不与五矿俱乐部作对等的谈判，搬出刽子手杨以德，杀气腾腾地采取铁血政策，镇压罢工。 罢工指挥部的干部，为数众多，如邓培、只奎元、王尽美、罗占先、张瑞峰、董宏猷、梁鹏万等，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站在斗争第一线，有勇有谋，在资方采取“糖、棒”政策时，依靠指挥部，依靠工人群众，作到了运筹帷幄，及时针对敌情作出决策，使敌人的“糖、棒政策”未能奏效。 资方在开始的几个回合失败后，未能平息工潮，便进一步实行大规模缉捕罢工领袖。十一月中旬，矿局与直棣警务处密谋，指示警察当局逮捕指挥部领袖邓培、只奎元等，并同时派警察到北京会同京师警察厅带眼线韦振清到打磨厂聚泰店及玉隆店缉拿董宏猷、刘国木、常振庸、刘明达、梁鹏万、曾子才、伍有临、邓扬、万安全、萧渊、白天柱等十一人。他们是应书记部邀约赴北京出席路矿联席会议的，军警到达打磨厂时，他们已迁移住址，幸未被捕。但随后在赵各庄破获工会机关一处，并捕去工会委员张志业；又在马家沟拘走二人。不久，杨以德又从各方面探得矿工会罢工指挥部机关人员名单一份，便广派探警，分途搜索，指令保安队、警察局务必拘捕煽动工潮学生及罢工领导机关人员到案严办云云。并在矿区张贴布告，扬言根据冶安警察法，对罢工者要严加法办，“工人之中有一部分不安分、不明事理及法律之人，妄听奸人煽惑，以罢工为要挟”，“意图扰乱，定即会同军队严拿惩办，勿贻后悔”云云。军警巡行街市，查封罢工机关，大量拘捕工人，书记部工作人员彭礼和亦不幸被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唐山地区。 羽檄纷驰声援罢工在开滦罢工期间，为扩大影响和揭露敌方阴谋，我们积极开展了宣传工作。当时我们宣传着重从约法精神、民权保障、革命的正义与革命人道立场出发，借以动员中外舆论，孤立敌人。当时全国工会函电交驰，纷纷申讨英国资本家与北京政府。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启新洋灰公司工会，秦皇岛工人俱乐部，唐山大学学生会，长辛店、石家庄、南口等地铁路工会，津浦铁路工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革命团体，均发出通电，呼吁援助开滦罢工。函电内容极为生动，大义凜然，仿如海宇春雷！其中文字多属上选，于此足见革命文风傲睨一代，有不可逼视之处。 罢工期间在北京曾举行过招待会，北方区所属工会、学生会、各法团、参众两院议员与中外新闻记者等出席参加，会上介绍工人斗争情况，揭露敌人残杀工人的暴行及其所施阴谋伎俩等，效果很好。罢工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新闻消息。北京《晨报》、天津《泰晤士报》、《工商新闻》、上海《申报》等都及时报导了罢工消息。 十月二十六日枪杀矿工惨案发生后，我与罢工委员会商议决定，以开滦工人名义通电南北政府议院及全国公团，声讨直隶省和警务处杀人罪行，在致参众两院函中云：“杨以德残杀工人，媚外贪财”，矿务局以巨款贿买国贼杨以徳，“残杀工人六名、受轻重伤者五十七名，又失踪已查知者三十一名，失踪而未知者尚不知若干……”“望诸公早日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函电在报上刊出后，在国会内引起震动，杨以德残害工人罪行昭示于天下，南北各公团声援五矿罢工之呼声大增，如浪潮遍及各地。议员胡鄂公、蒲伯英等三十人联名于十一月二日为开滦矿务局勾通军警惨杀工人案，正式提出质问，质问书云：“为质问事，窃查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早已发动多日，乃当局不思设法调处，冀求解决，反用武器压服，以至迁延至今，愈趋险恶。”“方今国会重开，法律彰明，究竟政府对于保护劳工，有无诚意？”“派兵残杀工人，究属根据何项法律！”“对于杨以德，开滦矿务局及该局洋人等……均应一并严行查办、分别惩撤。”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各报，又全文刊载了参议院议员张汉章等人的质问书和议员江浩等二十八人的质问书。张汉章等在质问书中质问：“查此次风潮，缘于工人受经济之压迫，同盟罢工并非叛逆行为，何物杨以德竟敢令保安队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同盟罢工，此事在外洋视若寻常，即吾国近年亦屡见不鲜，何有罪名之可言”，“杨以德据何法律，而敢处工人以死刑，是其滥用职权，已构成刑事杀人之罪。”张汉章等二十一人依法提出质问：政府究竟如何处置？议员江浩等的质问书，亦对矿局的违法行为要求立案处理。议员们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在上层造成了声势，使矿务局与杨以德更处于四面楚歌的孤立不利地位。 先是，北方区委很早就注意团结思想比较开明的旧国会议员，让他们理解我党的政策。在开滦罢工中，两院议员对于直系军阀镇压罢工，屠杀工人的罪恶行径，也无不表示义愤，仗义执言。当时参众两院议员江浩、胡鄂公、张汉章等具有代表性的三份质问书，都是在北方区委影响下所采取的同情罢工的行动。参众两院议员前后列名提出质问与弹劾者为数不少，声势之大可以概见。当时议员中靠拢党的有江浩、范鸿均、胡鄂公等。 十月二十六日惨案后，我们还设法向国外发通电，由于费用太贵，我们就采用新闻方式，向路透社发消息而间接传至英国国会和政府。电讯揭露开滦英国资本家的罪行，说英国自称为自由民主的国家，焉能坐视不理。于是英国国会有议员提出质问，英国工党执政大臣到会答辩说：“在工党统治下是不做屠杀工人的事”，意思是说英国工党政府未参预唐山屠杀工人的事件，实属掩耳盗铃。他在国会还要装腔作势，一摊手说：“我的手上没有沾工人的血。”尽管如此，对执政工党也不无影响，后来矿局也受到英政府的一定压力。 在各界对开滦罢工的援助声中，值得提出的是唐山大学的罢课声援。他们由声援罢工转变成驱逐校长的学潮，前后竟长达半年之久。 唐山大学系北京政府交通部主办的专科大学。该校学生曾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小组，随后发展了中共党与团的组织，党员有董宏猷、许元启等。 杨以德屠杀开滦罢工工人的事件发生后，唐大学生出于义愤，学生会组织同学上街宣传，声援罢工，反对政府屠杀工人，罢工进行到二十天左右，斗争处于艰苦时刻，唐山工人到校演讲深得唐大学生的同情，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罢工工人，学生会决定举行罢课、上街募捐，并发表公告，痛陈矿工之苦况。今将《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公告》援引于下： 全国各学校、各工商团暨各报馆公鉴，欧战告终，真理显彰，世人皆知，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非武权之为力，实劳动之为功。而彼致和平造幸福之工人，处此物质文明生活高昂之世界，加以资本家之苛待，外界之藐视，反恩人为奴隶，天下至不公平者，莫甚于此！欧美工声，日甚一日，奔走呼吁，以谋增工资、减工时之胜利，辄以极大之牺牲，达其最后之目的。迩者吾国开滦三万余苦工，因生活困难，受迫不堪，方群起向当局要求加薪，及改良待遇章程，此未始非我国劳动界进行之曙光也。夫矿工为人中之最苦者，终日匍匍暗道中，面目黔黎，手足胼胝，其不受矿毒，不死于夭折者幸矣。凡目睹其状，耳闻其情者，当如何悯恤，为之设法以改良此蛮无人道之生活也。今彼工人宣言罢工，已三星期于兹，其始也，矿务局由津雇人替接，以示拒绝，并由保安队来唐保护；后两方相起冲突，保安队即鸣枪轰击，工人受伤者不可胜数。血肉横飞，哀号呻吟，稍有人道者，何忍出此！日前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唐，复用种种威言，恫吓工人，冀其屈服开工。身为厅长，不察事理，反一味袒护矿局。然各工人已饱受资本阶级之苦虐，此次忍无可忍，不得已而出此举动，是以坚持到底，非达目的不止。夫劳工神圣，人所共知，矿工为同人辟利益，原为我人增幸福，其服务于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中，所处之重要，知矿工所受之苦痛，即当与以特别之同情及援助。且该矿工所请条件，皆出于至诚之心，实至微之要求，可谓让步极矣。今矿局以图利心切，拒绝要求，日以武力压制，我人纵不愤矿局之斲丧天良，独不悯工人之痛苦乎！同人等肄业唐地，闻见较详，爰本赈助之意，认为工人略述苦况，哀告于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以冀有援助，则不特唐地工人之幸，抑亦劳动界前途之幸也。再者：五矿罢工已越三星期，工人之资斧窘极，维持困艰，危在旦夕，诸君子能解嚢慨助，敬请早日赐下，并请汇寄敝会会计贾存鉴代收。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谨启 唐山大学学生会的行动，使反动政府和学校当局十分恼怒，已伏下镇压之机。矿工俱乐部不断派人前往学校帮助学生会工作，同时也邀请学生给工人讲演，同学在矿工支持下热气很高。事为教育部和交通部所悉，急令在京的唐大校长俞文鼎由京赶回；俞文鼎返回后，不顾学生反对，竟无理开除五名学生代表。并威胁学生们说：“学校是靠政府交通部给钱办的，现在你们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政府，我们学校还能站得住吗？这岂不是等于自杀吗？”他的这套言辞，对学生根本不起作用。于是校长又邀保安队进校弹压。这样一来更使学生气愤，且俞文鼎自长校以来恶迹多端，同学遂转而向学校当局展开斗争，实行罢课。十一月十八日，俞忽出布告，以学生行为过激，奉交通部令，着即解散。五名学生代表送天津警厅关押，强迫学生收拾行李，由军警押送天津。同学受此压迫，遂向各界呼吁，并向政府与国会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风潮愈演愈烈。这时开滦罢工已经结束，各界转向支援唐大学潮，终于使俞文鼎被撤换。此次学潮，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告结束。 募集罢工基金准备罢工时，书记部在北京召集路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支援五矿罢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为罢工经费问题。矿工俱乐部代表提出报告，估计当前罢工最大限度以二十天为期，按这一期限计算，工会罢工基金准备尚嫌少，大多数计日发工资的工人更须依靠工会救济，因此决定成立罢工经费募捐组、保管组及监察组，募捐组由各主要铁路工会负责人组织。保管组由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只奎元等负责（书记部人员规定不参与财物保管）。监察组由矿工会代表李兴昌等三人和铁路代表甘达等二人共同组织，以邓培为主任。同时，由北方区委报告中央，函达全国各工会就地成立开滦五矿罢工经济后援会，大规模进行支援及捐款活动。 当时书记部曾有规定，书记部工作人员不参预钱财的管理和出纳，完全由工人代表和当地干部经手，书记部只提建议。 最先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筹备募捐事宜，随后唐山大学也成立了矿工罢工后援会。同时，中国南北各工会，各学生会，国际革命机构，海外华侨各团体纷纷成立开滦五矿罢工后援会，一齐动员，奔走呼号，集腋成裘，募集寒衣药物，源源送到矿区备用，有力地支援了罢工。当罢工面临紧急关头时，罢委会报告存粮存煤将罄，急需补充，否则有断炊之虞。尽美建议急电上海中央，催促汇款，我即用英文发急电（SOS）致上海中央，文云：Shanghai Commecial Press Miss Dshun-yin Tanshan in Dancer Dragon．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女士，唐山危急，龙”。此电由唐山在天津联络站派宋天放到北京拍发，第三日即得中央回电。事后据说当时中央在开会，大家正为某项问题发生分歧，各逞己见，互不相下，忽接此电，国际代表马林说：一切纷争应立即停止，率先抢救开滦罢工。中央竭力罗掘，得款一万元，即派专使携款到天津，我将款送交保管组负责人领收。当时收款人问道“此款抬头用啥名宇？”梁鹏万说：“就写新加坡工党吧！”此款到后，使罢工委员会及时解除经济危机，使局势暂获稳定。 在罢工期内募得的捐款约为五万元，其中党内外募捐一万余元；铁路、海员工会二万元；国际工会方面一万五千元，由魏尔德（Wild）交来；其他方面机关团体五千元。上述捐款均由罢工委员会统一收支。据杨以德当时搜查所获，事后公布的矿工会一部分账簿所记：京奉铁路工会一千元，香港海员工会二千元，驻马店工会机器研究所一百七十元，浦镇机器研究所一百元，大槐树机器研究所五十元，山海关铁路工人俱乐部五百元，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二百元，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三百元，南洋新加坡工党一万元。以上共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元。实际上当时按各地工会捐款系分批汇寄，如长辛店前后寄款三次，其中一次曾寄三千元，其它各工会亦然。估计全部罢工款项总额约在六、七万元内外。 当时北京《晨报》亦报导过捐款情况，其中记载有“北京方面得款三千八百元，南洋孙某汇来万元，广东海员工会二千元，安源一千六百元，京奉全线助款约七千元，以上共二万六千四百元……”上述记载略有出入。 国内外募集支援罢工经费积有成数后，源源汇寄工会，其中还有少数实物，如医药、寒衣、日用品等。罢工一开始，罢委会就动手考虑困难工人的救济问题，办理粥厂，搭盖临时伙房，安设巨锅，对于急需救济的工人及其家属按户登记，分区供应稀饭，窝头或其他面食品等。工人在这个“免费食堂”排队依序进食，有条不紊。 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每天饭后分区召集群众开会，报告当前罢工新闻，听学生演讲，念罢工小报，当众散发工会宣传品。有时自己带头执三弦或小鼓、竹片，高唱罢工歌曲，杂以鼓词、快书，兴尽始散。时有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矿军下江南”鼓词，内容是说江西矿山工人在嘉靖四十五年起义，诛杀贪官污吏，占领江西、浙江十余州县，建立平民政府等。这些内容极为新颖，听众叫座，欢呼不置！办起这个“免费食堂”效果很好，增加了团结战斗的气氛。 开滦罢工正是煤炭产销旺季，书记部在准备罢工期间，考虑到罢工的基金可能问题，曾向各路工会及其他工团作了动员，加紧募捐工作。罢工开始以后，捐款已达到一个相当的数目，但开支也逐渐加多，特别在罢工进行二十天以后，正值天寒岁暮，经费更感紧张，加之，十一月中切又因机关被抄查，捐款损失了一部分，由于党内外再次积极筹款，才得以维持。大灶食堂直到最后，仍照常进行，始终没有停伙。 矿务局让步与复工这次罢工，工会原订计划以坚持二十天为期，届时资方损失巨大，将寻求解决。但罢工到二十天时，筹募的罢工费已大部用罄，而来源渐少，时届旧历年关，冰雪冱寒，工人及其家属数万人，嗷嗷待哺，啼饥号寒，工会多方筹措，设法渡过难关。但当时有些家口众多的少数工人，见资方仍顽固不化，主张无条件复工。罢委会便多方抚慰，号召大家坚持到底。正在此时，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据英国公使馆提供的罢工情况，“开滦工潮主持者，正在准备发动全国的铁路工人，发起更大规模的反英杯葛（Boycott）运动，如果这样，英在华北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为了在华北的长远利益起见，决定对工人做出适当的让步。而杨以德等人仍主张与工会对抗，蛮干到底，并多次向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申言反对和平解决，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权衡利弊，拒绝其请求。事实上，矿局已因罢工风潮损失浩大，据事后获知的材料，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开滦总经理致矿局董事会伦敦开平公司的信中称：“此次罢工意外的直接支付的开销是181,563.94元，同时总稽核估计总损失包括售煤与直接支付的开销共为746,000元。”实际损失要比此数更大。除十月与十一月直接售煤的损失外，车皮已被分散，正规的营业计划受到障碍等等都未佔计在内，至于进行贿赂和收买工人的款项，更是无法估计。 十一月十五日矿局派人向工会表示愿意接受部分条款，杨以德亦将保安队撤回天津。罢工委员会即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距原六条较远，少数委员仍主张罢下去，不达全胜决不上工，但罢工势难再延，因此党团会议又详加研究，鉴于当前局势难以扭转，便作出决定下令先行复工，以待来春再战。经罢委会作最后裁决，遂于十一月十七日由矿工俱乐部下令复工。复工那天，矿局总矿师宣布承诺工人部分要求，其余以后再作商议，矿区保安队全部撤离，释放被捕工人，矿局为工人鸣放鞭炮，欢迎工人进矿上工，于是开滦罢工宣告结束。此次罢工历时二十五天，英资本家共损失达一百五十万英镑。罢工结束后，当地党与工会组织随即转入罢工善后安排和从事保障工人既得利益的工作。不久，我回到北京，此时邓培、王尽美均已在京。北方区委详细讨论了五矿罢工的经验与教训问题。在区委会上，有的同志愤愤不平地批评罢工缺点，说自书记部成立以来，领导了十多次罢工，结果都获全胜，哪一次不比开滦的结果强！但区委决议认为一切斗争要从全局考察，不能片面地挑错儿说话，罢工斗争如同作战，胜败乃属常情，不宜自馁。 另外，开滦煤矿股票在国际市场急剧下跌，在开滦五矿罢工之前，开滦的股票是非常稳定和值钱的。自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后，股票市场纷纷拋售开滦股票，致使股票价格一直下跌，资方因此也吃了大亏。 铁牛事件在开滦罢工两个星期僵持不决之时，工会中有些急进青工，不能忍耐而主张采用激烈手段破坏矿井，与敌同归于尽，并想借此手段，令其无法生产，以挟迫矿局屈服。有的甚至说：“与其不死不活，不如奋勇向前，宁可人头高挂，决不输却威风！”一时附和的也大有人在。当时全市讹言盛行，一夕数惊！军警戒严，风声鹤唳，真是草木皆兵！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负责人即将此问题提出讨论，会议上大伙认为遵循正当罢工斗争途径，竖持不懈，估计可以达到胜利。如改途易辙，必须重新部署，不说困难多端，即使勉强执行这些主张，也必定有害无益，况工会大多数会员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指挥部决定向这些人多做解释说服工作，顾全整个斗争阵营，坚持原定斗争部署。他们最后明白了，也就不再坚持了。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一件极不利于工会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京东地区向有秘密帮派组织，并有矿工加入，他们平日结党自卫，渐至为害一方。马家沟、林西一带帮派组织横行事，所见亦属不鲜！五矿罢工后，当地帮派头领起初是坐山观虎斗，不愿积极参加罢工斗争，更有少数游手坐食之流，颇思乘机捞一把。据邓培谈，某帮头目竟异想天开，说书记部以巨款援助罢工，本身当为一大财主，因此颇思绑架书记部负责人，或勒赎，或送官，可借此掳得一笔横财。他们正在设法踪迹书记部负责人行止时，事为罢委会所侦悉，乃转告邓培，因此让我多加小心，注意防范，免堕陷阱。我说：“既有此事，便不应仅作消极防范，这是工人内部的事，要认真考虑，彻查明白，然后予以有效处置。”随即交有关方面加以调查研究，终于把问题弄明白了。原来，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最初是把力量集中在技术工人方面，借以带动一般在册的工人，工会会员也主要是以上述两种工人为成员。但事实上五矿地区范围广阔，加上生产方面存在某些劳动力不均衡现象，因此矿局经常招募一批季节性工人，这些工人名不在工册，叫做短牌工人（临时工）。短牌工人系临时性质，没有被组织在工会以内。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也就在客观上被忽略了。当全矿进行同盟罢工，面临巨大斗争场面时，数以万计的短牌工人没有组织在战斗系列之内，这是非常不宜的事，果然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当时短牌工人人数既多，其中自发性的帮派组织和秘密结社习惯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些群众的自发组织中，有一派势力较大，共奉一个绰号为铁牛的工人做首领。这一群青年工人沾染旧社会习气颇深，平日自由放纵，游侠自喜，身藏利器，横行无忌。他们自觉没被工会吸收，有问题既无法提出，也无人理会，于是对工会渐生隔阂与误解，时时抱怨工会对他们不公平。有时工会内外双方群众甚至发生冲突。他们中还有个别人异想天开，打算绑架书记部负责人进行勒索，以泄私愤。此事的缘由弄清后，我感到问题重大！当时有人主张派纠察队以武力压制，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认为这样他们就不敢乱动了。当指挥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认为对短牌工人动武的办法不妥，如果这样，会造成工人内讧，影响大局。经过考虑后乃决定派人把铁牛请来说理。 在工会的一间小平房里，铁牛偕同亲信三人被引进来，他们开始神情有些局促不安（屋外有纠察队站岗），我便向前招呼并同他们握手，他见我服装不整，风尘满面，有些疑虑，问道：“你是大当家吗？”站在一旁的同志答道：“这就是咱们的大掌柜！”铁牛自觉有些尴尬，嗫嚅说：“我们一伙董事会不重视，工会也吃不开，实在无办法！”纠察队长从旁说道：“书记部是工人本身的组织，对书记部绑架行为无异与工人为敌，工会不能坐视。”铁牛闻言，惶恐愧怍，连称“对不起！”我安慰他说：“目前罢工工会工作繁多，实在忙不过来。许多事考虑不全，照顾不周，请兄弟们大家互相原谅！目前我们应该首先向敌人进攻，共同一致，齐心协力，打倒洋资本家的气焰，关于工人本身利益问题，才有办法解决。”铁牛沉吟片刻，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也是莫可奈何……！”这时邓培正色直言说：“工会基金筹来不易，是罢工成败所关，所以由专设机构严密保管，谁也不能乱用一文钱。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关于短牌问题，罢工提出条件中已经提出，不分长牌、短牌，通是一样。今后工会决定加强组织短牌工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也可入纠察队编制。大河水涨，小河自然也水满，不必过虑！”一席话说得铁牛连连点头，他坦白承认了错误，表示今后永不反悔。最后双方商定由铁牛所领工人另成立一纠察支队，隶属总纠察队建制。短牌工人经济、生活问题由工会全面安置，同样处理，在政治、组织等方面一律平等。这样，一场风波方告平息。铁牛后来率领其徒众，亲到工会道歉，表示永不再起异心，随后纠合大伙积极参加罢工纠察队工作。他们亲眼见到工会会员万众一心，努力向前，甚为感动，对伙伴说：“书记部经手募款钜万，账目公开，不沾分文，自老罗、老邓起，他们带头随同大伙一道喝稀粥，睡冷炕，我们如果再有歪心那就真不是人了。”把这部分群众争取过来，又加强了斗争的力量。 有一次我和邓培等正在新街开会，偶然被少数侦缉人员发现，冲进屋内，当场逮捕了几个人（我和梅羹在内），出门后适遇铁牛领纠察队巡査路过，他们人多势众，见状立即上前动武，驱逐侦缉队，夺回被捕人员。在罢工斗争期内，工人与军警双方直接斗争中，铁牛不只一次戮力向前，才使危局转安，因此多次受到指挥部的表彰. 罢工经验与教训五矿罢工结束后，北方区委首先在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讨论，作了初步总结。后我出席中央会议时作了详细报告。国际代表也参加中央会议。中央对于五矿罢工经验与教训经过郑重研究后，一致认为：近一年来北方书记部领导各铁路罢工，迭获胜利，但开滦罢工结果却未完成任务，这项事例须认真总结经验，正视缺点，加以改正，争取在最近期间重新开展斗争，获得全胜。两次会议中谈到这次罢工的认识与估计问题，认为，英国是世界煤矿垄断资本最突出的国家。英闻煤矿存一千多处，近三西年历史中，年产约三亿吨（一九一三年），占世界煤产量五分之一，煤的出口居世界市场首位。在英格兰（约克、德尔比、洛丁汉为中心）与南威尔士〈温西、加底孚为中心：），煤矿工人超过百万以上。他们生活条件低下，因此罢工频繁，此起彼落。许多罢工迁延长达四、五月之久，不以为异。故煤业资本家对付罢工诡计多端，积有许多经验，成为工人阶级的劲敌。在此次北方三星期罢工斗争中，中国工人受到了很深刻的锻炼，吸取了丰富的经验，数万先进产业工人与北方区委党组织成员，在与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英勇斗争中，团结一致，出生入死，蒙受重大牺牲，坚守岗位，与敌长期周旋，博得中外革命团体的赞扬，实具有深远的重大政治意义！ 中共中央为了研讨各铁路与开滦五矿罢工经验，曾举行座谈会，在会上详细交流各方经验，检査缺点。出席会议的同志指出，全国铁路与矿山斗争战线广阔，经验丰富多方，得失互见，应加以详细研究，以寻求其中胜负真正原因之所在。至于这次五矿斗争中以极少数人力物力，尽力支持了二十五天，党在北方工人中的威信有所增加，这是事实。随后，国际代表为了解开滦罢工详细经过曾来到北京，当他聆悉关于开滦罢工全部情形后，郑重发言说：“象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在老奸巨滑的英国资本家与野蛮的中国军人面前，居然坚持相当长时期的斗争，这在欧洲国家也不是常见的事。”他勉励大家鼓勇再来，不要斤斤计较眼前一时的得失。 会后，国际代表问我在罢工中花费了多少钱，我以实吿，国际代表聆言笑道：“太节约了（biliger），若在法国，虽十倍于此数目还办不到呢。”后来职工国际专文叙述开滦五矿斗争时说：“中国唐山开滦五矿罢工虽没有象当时铁路工会斗争一样取得预期的胜利，但是由于这次罢工人数众多，时间延续颇久，在罢工中又表现出工人具有强大组织能力，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因此开滦大罢工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实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总之，这次罢工，书记部全力以赴，经过充分准备，使罢工的组织完备而又严整。为了指导这次罢工，北方区委和北方书记部派人亲临指导，设立指挥部有效地指挥和领导了斗争的开展，使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不容否认的。尤为重要的是，从斗争中，我们学会了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工人斗争，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指挥近五万产业工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坚持二十五天的激烈鏖战，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一点，为当时的中央会议和共产国际代表所一再肯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仅一年多时间，在其领导下，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团结的巨大威力，已使阶级敌人胆战心惊，认识到工人革命力量不可轻侮。这次长期的大规模斗争对于北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继陇海铁路大罢工后又一次创举，其业绩足使青史留辉。 在开滦罢工过程中，罢工指挥部工作的同志，所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一无例外地参加战斗。他（她）们坚守罢工阵地，艰苦卓绝，积极战斗，负伤不下火线，在敌人严密通缉、可能逮捕入狱、重刑拷打的情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如五矿八代表，北方书记部干部、唐山大学的党、团员和唐山地区的干部等，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仆后继，奇情壮采，尤为不可胜纪。 但是事后有人因身处局外，不明真象，甚至虚构事实，颠倒黑白，借以贬低这次罢工的意义，这都属别具成见与违背历史的不负责态度，理应加以明辨。 开滦罢工人数众多，经时颇长，敌我双方事态繁复，斗争激烈，而且双方互相封锁情报。因此当年除身历其境的主要负责人员外，一般局外人士对于罢工斗争内幕，是难以悉其底蕴而窥其全貌的。 长期以来，对于开滦罢工这一段历史，由于文献不足，当事者风流云散，更增加了研究方面的困难。 开滦罢工一文写竟，已届午夜，怀念往事，怅触前情，援录旧作开滦罢工纪事诗四首，以殿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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