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1973）

六 欧洲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


引言



　　本部分包括十个欧洲国家的报刊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其中有些文章是流亡者写的，因而是作者在流亡地发表的。这些资料有的只表达了一种看法，如西班牙与罗马尼亚，有的则反映了相当广泛的见解，如荷兰、意大利和俄国。
　　马克思由于从事政治活动，曾被普鲁士、比利时和法国驱逐出境。1849年，他来到英国，在伦敦生活了三十四年，一直到他去世。在那里，他写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著作，许多文章是以《纽约论坛报》的外国通讯员的名义发表的，还为写作《资本论》完成了大部分研究工作（从罗素大街的英国博物馆到第恩街28号一套三层楼的公寓，步行只要十分钟。从1849年到1856年，马克思寓居这里。在肯提希镇格拉弗顿坊住了六年以后，于1864年又迁往离此不远的梅特兰公园路的寓所）。但是，如果浏览一下在马克思逝世后几个星期的大多数英国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就会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除了收录在本部分中的几篇文章外，提及马克思逝世的英国报刊看来只有伦敦的《年鉴》，它仅发表了二十八行字的讣告，该刊承认，自从马克思定居伦敦以来，他“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他定居该城时写就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的教科书”。〔1〕伦敦的出版物，如《卫报》、《雷诺新闻》（一家自由主义的工人报纸）、《犹太人编年史》都没有发表马克思逝世的消息。尽管《伦敦新闻画报》在1883年3月17日“一周讣闻”栏中，报道了几个一般名流的去世，但对马克思却一字不提。
　　在伦敦以外，只有《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关于马克思逝世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第五篇社论，很可能出自民主联盟一名成员的手笔，该联盟成立于1881年6月。除了联盟的组织者亨利·迈·海德门和厄内斯特·巴尔福特·巴克斯外，没有人能写出这样准确而充满了同情的文章。〔2〕
　　伦敦《每日新闻》报发表了一篇不准确的报道后，又刊登一篇有趣的续文。那就是3月19日该报登载的爱琳娜·马克思致该报的一封信：

致《每日新闻》编辑

　　先生：今天上午，《每日新闻》发表的关于我父亲的讣告中，我发现某些不确之处，其中有一处，我不能不加以驳斥。讣告谈到国际时称：“马克思起草了国际的第一个纲领。可以断言，只要有马克思和象奥哲尔先生与鲁克拉夫特[1]先生那样的英国工人为代表的英国成员控制着国际，它的宗旨大概就不会遭到自由党政治家非常激烈的反对了。……在一系列代表大会上，……优势转到了‘赤色’煽动者们一边。在1870年的战争改变欧洲的形势之前，国际已分裂为两派。一派随公社消失了，另一派在美国建立了总部，马克思依旧是它的首领。”我并不想了解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对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的观点“激烈地反对”到什么程度。但是，事实上，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恰恰在这个时候辞去了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个职务使他们要对国际关于《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共同负责。而这篇公社的赞歌完全是由我的父亲起草的。先生，
　　您的恭顺的
　爱琳娜·马克思
　　　　　新历3月17日
　　于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在俾斯麦实施反社会党人法的气氛的笼罩下，德国的报刊上只有有限的几篇评论是可以料到的（流亡在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悼词收在瑞士那一节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1883年--1917年，由考茨基主编）是唯一允许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但其采用的稿件带有小心翼翼的特点；实际上，它是谨慎到如此程度，以致于1884年政府以停刊相威胁时，恩格斯让考茨基放心，这“对党也没有什么坏处”。〔3〕
　　除了《新时代》外，有两份德国报纸就马克思逝世发表了评论。除了详细的生平事迹外，还用很大的篇幅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如何缺乏独创性。然而，这两篇文章还是承认了他的巨大影响和他对工人阶级的忠诚。
　　没有一个人比马克思受到更多的污蔑和诽谤。反动的维也纳《新自由报》刊载的那篇歇斯底里的文章表明，这种诽谤活动并没有因他去世而停止。但无论如何，奥匈帝国的公民至少能读到一篇表示感激之情的颂词，这篇文章是由列奥·弗兰克尔——巴黎公社的一位领导人撰写的，登载在布达佩斯《工人纪事周报》上。
　　收藏在国家图书馆中的1883年的法国报纸中，3月份出版的报纸缺三种。〔4〕十四家报纸没有提到马克思的逝世。提及这一消息的九份报纸中只有五家登了简短的讣告。〔5〕法国只有五份报纸就马克思逝世发表了社论。〔6〕四家报纸赞扬了马克思的著作和成就，其中一份是《正义报》，由若尔日·克列孟梭任编辑[2]，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和该报有联系[3]。工人党机关报《无产者》发表的保尔·布鲁斯的一篇卑劣文章，在各个社会主义团体中引起了普遍的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布鲁斯在1873年就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十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马克思逝世的评论中暴露了他的谬论，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一般说来，法国报纸，包括社会主义报纸上的评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很有限。一位学者最近评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他们大量的理论成果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也就没有在知识界得到进一步贯彻或讨论。在工人党的队伍中，保尔·拉法格富于讽刺才能，机敏过人，作为一个组织家和宣传家，他是十分成功的。但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工作却并不出色。的确，对于当时一些法国追随者，马克思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7〕
　　在全部荷兰文报刊上见到的唯一的一篇否定性的评论是《导报》上麦克莱斯特·鲁普写的混乱不堪、错误百出的文章（见本书下一部分）。除此之外，在荷兰评论马克思的人都持尊重态度，其中包括商业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员。〔8〕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原是荷兰的自由思想家，后来转变为社会主义者，最后又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撰写的文章是各地出现的最富有思想性的文章之一。〔9〕
　　恩格斯在1872年说过：“从意大利现在的情况来看，巴枯宁的党羽目前在那里还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10〕马克思逝世的时候，巴枯宁的影响在意大利还相当大，但马克思主义也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地位。实际上，一些最坚定的巴枯宁主义者正从无政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如巴枯宁的朋友和信徒安得列阿·科斯塔[4]在巴黎呆了很长时间后（其中有段时间在监狱里度过）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881年，他建立了“罗马尼阿社会主义革命党”，第二年当选为意大利国会议员，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议员。科斯塔在拉文纳的《未来太阳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传略和一篇虽然简短但是充满敬意的社论。米兰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发表了一篇较长的文章。罗马的一家非社会主义的激进报纸《民主同盟》登载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传略的编辑部评论。〔11〕1962年，罗马的《前进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都灵报纸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录在本部分中。由都灵阿基尔·洛里亚教授写的对马克思的长篇评论，见本书下一部分。
　　本部分以沙皇俄国的反应为结尾，这肯定是在欧洲所有报刊中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举一个例子：在任何一个别的欧洲国家里，都没有象在那里出现那么多对这件事的报道和评论，而且，尽管大多数有可能发表评论的自由主义报纸已被停刊，包括圣彼得堡主要的自由派报纸《呼声报》于1883年2月中停刊。当然，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省份的许多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纸，如《莫斯科新闻》、《莫斯科广告报》、《萨拉托夫日报》、《华沙日报》、《伏尔加信使报》（喀山）、《基辅人》、《周报》（莫斯科）、《莫斯科报》、《当代新闻》（莫斯科），只是报道了“著名社会主义者”或“著名的《资本论》的作者”去世的消息。虽然也有几家报纸附有短评，称他是“当代名列前茅的学者之一”，但至少不象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报刊杂志那样对马克思的逝世不予理睬，而且发表的传略也力求准确。此外，无论是简短的报道还是长篇社论，其口吻都是尊重马克思及其著作的。事实上，只有三、四家评论马克思的俄国报纸（都是俄国最反动的报纸）诋毁马克思的贡献，攻击他的著作没有独创性，或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庸俗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12〕除了这少数几篇文章外，评论既严肃认真，又多含褒意。一些评论出于俄国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手。莫斯科《司法通报》发表了亚·伊·楚普罗夫写的文章，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革命前俄国的主要经济学家。1883年3月28日，他还对莫斯科法律学会统计分会发表讲话，赞扬了马克思。马克思去世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世界上唯一评论马克思思想的犹太人报纸是圣彼得堡的《黎明纪事周刊》（顺便提一下，辛辛那提的《美国犹太人报》在其评论中只是寥寥数语而已）。这篇文章在圣彼得堡报刊中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力图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反犹主义者。〔13〕
　　这部分最后一篇文章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学生和“民意党”（恐怖主义组织）募集了向马克思墓地敬献花圈的经费。他们在俄国南部的埃尔萨维特格勒组织了一个晚会向马克思致敬，并捐献了一个花圈的款项。当马克思逝世的消息传到俄国时，民意党的彼得堡中央大学小组已经出版了一份名为《大学生社团》的地下刊物（用胶版印刷）。〔14〕该小组出版过《共产党宣言》，还发行了两版《法兰西内战》。因此，该刊参加为马克思墓地捐献花圈的活动是不足为奇的。与这一活动有关，并为了向马克思表示敬意，它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马克思募捐花圈》的文章，此文是本部分的结束。虽然文章反映了对它所倡议的这一活动理论上缺乏明确的认识，但是，俄国革命学生发表在《大学生社团》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称颂是十分感人的。
　　如果把这部分的材料，再加上俄国学生和团体给马克思葬礼发的唁电，以及收录在下一部分中的文章《马克思论俄国社会主义者》[5]，就能清楚地看出，欧洲其他地方都没有象俄国那样对这位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逝世如此关注。这一点可能会引起许多读者的惊奇，但必须记住，马克思的著作已在俄国传播得相当广泛。由于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不会煽起过激行为，讨论他的著作可以用作对付俄国激进派的爆炸狂的一种解毒剂，因而放宽了书报检查制度。此外，俄国有些人对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示赞同，按照他们的理解，他们相信俄国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避免那些罪恶。这样，《资本论》在俄国就广为流传。该书在德国出版后不久，格·亚·洛帕廷就开始翻译，后由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完成，于1872年出版。“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刊物上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马克思逝世有如上反响，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不应该因此而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在1883年的俄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联系是很容易的事情。讨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回事，参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被认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则是另一回事。马克思葬礼后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就说明了这一点。1883年3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彼·拉·拉甫罗夫，说他不知道如何来回答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发给伦敦《每日新闻》的电报。因为电报没有发报人的署名。“但是我想通知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已经收到了他们的电报，而且完成了委托给我的事情。”[6]拉甫罗夫于3月26日回信给恩格斯，建议恩格斯写信给农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

　　昨天，我打听了教授们的情况，我想最好选择伊凡尼尤科夫教授，他有政治经济学和解放农民问题方面的论著。如果你写信说，你知道他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你的信将不会连累他，因为从信的内容来看他显然与此事无关。另一个办法是写信给莫斯科大学的科瓦莱弗斯基……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年头给一位教授写一封明显的与你有朋友关系的信，比给一个与你毫不相识的人写信要危险得多。〔15〕



[1] 乔治·奥哲尔（1820—1877）和本杰明·鲁克拉夫特（1809—1897），是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1871年他们不支持巴黎公社，拒绝在《法兰西内战》上签名，退出了总委员会。——译注

[2] 若尔日·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9世纪80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曾任内阁总理（1906—1909和1917—1920）。——译注

[3] 1880年7月起，沙尔·龙格为该报主编。——译注

[4] 安·科斯塔（1851—1910），意大利社会主义活动家，七十年代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879年后脱离无政府主义，1892年起为社会党党员，是党内的改良主义者。——注

[5] 应为《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参阅本书第七部分第196—198页谢尔盖·舍维奇的文章。——译注11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62页。——译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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