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华金·毛林 -> 《走向第二次革命》（1935）
第一章 共和国的经验
（一）必需的革命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失败堪称精彩，它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所经历的失败更加突然。
1931年4月14日作为伟大历史解放的希望，被身负厚望的政权已经陷入了暮色。共和国现在正在部长会议、讲坛、地主联盟、乡村俱乐部和体面人的小团体之内保卫自己。希尔·罗夫雷斯[4]、坎波[5]、罗约·比拉诺瓦[6]、梅尔吉亚德斯·阿尔瓦雷斯[7]这些在4月14日退出舞台的最具典型的代表，在今天似乎成为了共和国最坚强的支柱。而相反，在4月14日象征着新局面的那些人，遭到了轻视、监禁与迫害，也就是说被当做敌人对待。
西班牙资产阶级也有着悲惨的命运。它拥有令人羡慕的地理位置，还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胜利经验，但它却染上了呆小症，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
作为革命胜利的结果，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所有地方都增强了。没有革命就没有可能打开未来的大门。历史是严苛的。为了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要得到伟大变革的认可，赢得革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在古典神话中那样，胜利的桂冠将交给那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
人类历史的书写是为了反映伟大的革命。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革命。
英国资产阶级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世界霸主地位，因为它是第一个完成它的革命的国家。如果说大英帝国今天还存在着，如果说它的旗帜还在世界的五大洲飘扬，这应该归功于克伦威尔的士兵，他们在十七世纪中叶击败了国王，并把封建特权扎在了他们的长矛上。英国资产阶级要统治世界，首先要征服它自己的国家。这一事业并不轻松；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它完成了这个目标。在它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世纪中，英格兰以革命的方式战胜了封建主义。可以说，瓦特是克伦威尔的必然结果。
现在的法国是大革命的女儿。如果没有89年的制宪会议、没有国民议会、没有断头台、没有雅各宾派、没有罗伯斯庇尔就没有第三共和国。巴黎也就不会成为欧洲的中心。法国资产阶级也不会具有它现在欧洲大陆第一的实力。当整个世界被悲惨和痛苦所折磨时，法国的巨大财富，其惊人的富庶都是十八世纪末大革命的成果，而在其中又孕育着十九世纪新的革命。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孚日山脉横穿法兰西，总是要经过灿烂的花圃。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吗？不。它是被大革命所给予土地的五代法国农民的杰作，大革命对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土地，去耕种它、去热爱它。
如果美国没有进行过它的革命——顺便一说，它的革命是法国革命的序幕——那么美国就不会存在。很可能现在美国北方就像南方一样，是一些独立国家的马赛克式的拼凑，并充斥着战争和纠纷。如果没有驱赶印第安人，他们就会不断在不同地区进行纷争。因为他们懂得及时进行革命，所以才能实现联邦统一成为现在的美国。19世纪末在北美发生的工业革命和现在的工业革命首先应归功于华盛顿和杰斐逊他们，他们明白为了熔炼一个民族，必须以胜利的革命打上牢固的、坚实的和坚不可摧的根基。
这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提供的三个典型。还有其他不是在与此相同的条件下发展的革命，然而它们都实现并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基础。在过去一个世纪，在相同的时刻，在意大利和德国也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它们凝聚了民族国家。这两国的统一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外在形式，就像英国的宗教问题一样。
革命是一个起点。不幸的是那些不能开始革命的民族，它们被迫停滞不前。它们将在虚无和疲惫中消耗殆尽。而当你周围的世界充满活力时，那是极其可悲的。
而这一直是西班牙的命运。
由于我们在其他地方研究过的整个一系列原因[8]，西班牙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它的革命。我们的资产阶级所有实现民主革命的意图总是遭到失败。从加的斯议会[9]到第二共和国的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时期，四代人都在努力将西班牙从落后和沉睡中解脱出来，但没能成功。加的斯议会失败了，费尔南多七世回到西班牙并恢复了君主专制。1868年至1874年的革命失败了。在复辟时期中，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在政治经济上的妥协失败了。西班牙像一个败家子（arios bobos）一样失去了殖民帝国的遗产。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流行的欧洲政治的影响下被证明是更加失败的。法西斯主义于我国的独裁统治的努力也遭到了失败。
经过所有这一系列的灾难和命运多舛的尝试之后，仍然留下待以解决的最终目的：政治上的民主革命。西班牙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及时地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它可能会像墨西哥、像土耳其一样，一直拖延下去。
如果能无限地保持安宁，西班牙资产阶级就不会做出任何努力。但是除了资产阶级本身之外，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强大，它正在推动并准备跳过资产阶级来实现革命。工人阶级不愿沿着与资产阶级相同的道路。他们知道革命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是燃烧生命还是慢性步入死亡，并且越来越坚决地准备实现作为救赎的革命。
我们资产阶级中罕见的政治作家之一，科斯塔[10]曾做过分析历史现实的工作，他说：“我们必须缩短历史的程序，进行四个世纪的飞跃来触及那些先进事物，现实也同样迫使我们这么做。”这一飞跃除了革命不能是别的。如果资产阶级没有将其实现，工人阶级就将会这么做。
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并且当无产阶级坚定地准备付诸行动时，就确保了资产阶级也站在前面并最终进行革命。
第二共和国诞生于1931年。
（二）消失的自由
资产阶级对革命抱有恐惧，而它在4月14日以及这之后却得到了革命。小资产阶级唯唯诺诺地采取了议会的形式，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议会中解决。问题从街道和乡村中被连根拔出带到了议会中，又在那里被窒息了。制宪议会反对革命，它们是反革命的。
议会开展了大规模的立法工作。它的行动广泛而又温和。通过的法律——其数量远远超过它的质量，在其中阿萨尼亚[11]发现这些给了制宪的合法依据——是对准革命本身的连续打击。幸运的是，议会的休会比它的代表们所期望的来得更早。即使它持续更长的时间，也无法对造成革命的“灾难”做出反应。
制宪给了共和国一个基础：宪法。
毫无疑问，西班牙共和国宪法是世界上最“纯净”的。法理学专家参考了当时垂死的魏玛宪法，从字面上说，完成了一部真正的巨作。从抽象的角度看，宪法是完美的。
西班牙被赋予了宪法，但是我们必须要问：西班牙宪法是否仍是需要蛹化的雏形，或是没有生命力的人造产物？在西班牙真的有一部宪法吗？西班牙是一个民主的立宪共和国吗？
1931年宪法的创造者，正是阿萨尼亚、希梅内斯·阿苏瓦[12]、桑切斯·罗曼[13]、奥索里奥[14]和加亚多[15]等等。难道能碰运气证明我们生活在他们颁布的宪法之下吗？不仅是在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执政期间，甚至在此之前，只有过一个一闪而过的合乎宪法精神的时刻，准确地说，那时是为了帮助反革命的胜利。正是在右派的压力下，阿萨尼亚的政府废除了共和国的国防法，使得反革命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之前，得到足够的时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一旦反革命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宪法就不复存在了。
一部民主的宪法必须旨在确保其条款中承认的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当宪法的基本职能未得到履行的那一刻，宪法就名存实亡了。西班牙在阿萨尼亚执政期间，乃至今天都没有得到过一个民主政权。
最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恰恰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像英国的宪法那样。习惯法是英国宪法权力的基础，其中一些法律至今已有九个世纪。像英格兰一样实证主义的民族完全懂得，由力量关系决定的真实有效的宪法比成文宪法更重要。1679年投票通过的《人身保护法》是英国宪法的灵魂，这是历史的回响，是伟大革命的法律表现。
拉萨尔[16]关于真实宪法和成文宪法做了经典的区分。“首先，需要的不是一部成文宪法，而是一部真正的宪法，即对现有实际关系的修正……制定一部成文宪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它可以在三天内完成，而这是最后才应该做的。如果在革命改变了旧秩序的基础之前就过早地制订它，那是错误的。”
在拉萨尔之前，我们的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17]表明了同样的想法：“为了建立一个稳固有序的人类社会，在进行政治改革之前，必须先确立社会基础。”
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的“最自由”的宪法可以完美地服务于希尔·罗夫雷斯和他的耶稣会，用来扩大他们的权力，并利用手中的宪法来摧毁宪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将书面的宪法改编为真正的宪法。
西班牙实际上是一个生活在民主之外的国家。这里的民主从未存在过。在这个意义上，共和国并没有超过君主制的范畴。
在宪法颁布之后——它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中的颁布的，符合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宪法——立即补充了一条附录：共和国的国防法。实际上，它废除了宪法中所有对自由的保障。人们生活在肆意妄为的统治者——警察长官与国民警卫队军官——的恩赐之下。后来，这部共和国的国防法成为了组织法、成了一部公共秩序法，它是革命的真正对立面。
如果一部民主宪法得以实现，那么其主要原因就是决定国家方向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休战。但在革命时期没有休战的可能。革命是发酵，是社会力量的沸腾。宪法的颁布表示着革命进程已经衰退。在法国大革命中颁布了1791年宪法、雅各宾的1793年宪法、热月党在1795年的宪法以及最终在波拿巴的独裁下颁布的宪法。第一部宪法虽然不像我们的那么早，但在很短的时间之后就已经过时了。只有像英国那样灵活的宪法才能够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革命最初的时间所强加的“完美的”宪法，最终不过是对革命群众所做的骗局。在宪法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反宪法”。
拉萨尔还指出，当真实的和成文的宪法不符时，当它们具有差别时，就会产生不可弥合的冲突；会出现不断的动荡；社会形式会与法律公式相冲突。这是一个虚假的宪政时期，比起专制制度本身还要糟糕。这就是西班牙目前的情况，而宪法被后来的法律所否定了。宪法是抽象的，当然，具体和可怕的是它的否定：公共秩序法公开地由同一个起草和投票通过宪法的议会通过，并为永久的独裁统治提供合法依据。民主自由在宪法意义上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虚伪的把戏，在法律的伪装下——宪法（正面）和公共秩序法（反面）——处在危机中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和两面派做法是很明白的。它察觉到了人民要求宪法的浪潮，也给了他们一部宪法。但是阴险地以隐秘的方式，在背后把它所承诺过的内容偷了回来。
1931年至1933年的共和党人还未能理解，希尔·罗夫雷斯的耶稣会的党如何能够接受他们准备的宪法。然而对此的解释十分简单。宪法的耶稣会主义的实质使得希尔·罗夫雷斯不可能不接受它，这对于希尔·罗夫雷斯的吸引力超过了宪法本身所准确说明的论点，也就是说其对立面，即公共秩序的组织法。
在西班牙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市政传统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基础之一就是市政。市政有着现实的基础：它们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它们在所有的政治动荡中都幸存了下来。是市政当局的反叛导致了君主制的崩溃。那么，在共和国的四年之后，民主选举的市政当局还剩下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那些来自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人面前，可以合乎宪法精神地被政府的直接代表撤换并取而代之。
共和国还没有敢于向省议会提供民主组织，而是继续根据新的统治者的意愿，以专断的方式进行统治。
在共和国时期里就像和在君主制时期一样，资产阶级对民主感到恐惧，就像是害怕触及火焰一样远离她。自由与民主意味着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参与。那也就是说，它们意味着的正是资产阶级想要避免的革命。
在十月之后，米盖尔·毛拉[18]在议会发表讲话时对希尔·罗夫雷斯说：
“阁下是否知道在此刻西班牙社会组织的结构，还有一年前和一年半之前的情况呢？最近，安全总局对工人组织和右翼政党各自的隶属关系和力量对比进行了一次专门的统计。这个统计数据是在1934年的前几个月得出的，得出以下数字：社会党，1444474名成员；工会会员或无政府工会会员，1577547人；共产党人，133266人。存疑的右翼势力人数，因为右翼中并不是所有人都缴纳会费，549946人。（喧哗）”
一位前政府部长对这些统计数据所揭示的内容发出感慨，这一场面都能编成一幕滑稽戏。西班牙资产阶级面对如此明确的力量对比，它的惊慌和恐惧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一边是3155287名组织起来的工人，而在另一边，只有549946名资产阶级！
然后毛拉继续这样说：“如果那些现在分裂的（左翼）力量凝聚在一起，我们将会怎样，希尔·罗夫雷斯先生？”包括左派共和党人在内，每一位听众都应该不寒而栗了。
这就是现实。民主意味着两股强烈的、潜在的与不可抵挡的力量的较量，一方前进，另一方就会被逼退，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
资产阶级被工人阶级推向民主的边缘。但当它看到前景时，它吓坏了并且掉过头来。阿萨尼亚和他那帮人就是达到民主门前的资产阶级。希尔·罗夫雷斯那伙人就是惊恐万状地撤退的资产阶级。宪法是这部戏的第一幕：行动与前进。允许永久独裁制的公共秩序法是第二幕：反动和后退。
公共秩序法宣布了“紧急状态”。资产阶级一直处于警觉的状态，它知道它正处在火山口。这就是为什么宪法的这种紧急状态是永久性的。
很明显，西班牙资产阶级死活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普遍的转变现象。资产阶级经历了两个阶段，即雅各宾阶段与民主阶段，而现在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即法西斯主义的阶段。
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主义在欧洲持续到1848年的法国革命。这场革命划分了两大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到达了这里，而无产阶级从这里出发。资产阶级至此都是革命的和雅各宾的，同时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去摧毁封建特权。为此它欣然接受了早期来自工人阶级的合作。但当它得到了一定发展时，就想发挥自己的角色，发出它自己的声音，资产阶级已经向后退却并失去了所有的革命性。如果它不得不参加一场革命，它会尝试对先头阵地展开攻击，即暴怒地向前进的革命者开枪射击。这就是卡芬雅克[19]在1848年和梯也尔在1871年在法国所做的事。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一直持续到大战爆发和俄国革命胜利。在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在欧洲有一些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休战期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无产阶级正如1848年和公社所证明的那样，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资产阶级。另外，它仍然背负着进步的历史使命。世界的方向是属于它的。
无产阶级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民主和自由的真正捍卫者正是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做出了政治妥协，同时它保持着无可争议的统治——即在工厂-车间和办公室的绝对权威。资本家在政治上给予工人代表权是没什么难度的。拥有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不用反对民主，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民主的方式来做到它。事实上，它垄断了民主的领导权。在选举中它是胜利者。它支配着新闻业和国家权力的手段，还具有压倒性的经济影响力。
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成熟的最大限度。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准备取代资产阶级的实践。无产阶级开启了新的时代：为了夺取政治与经济权力而斗争的时代。
民主不再仅仅作为阻止工人来犯的边界和堤防，而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正是民主支持和帮助这些越界活动。民主让它的敌人通过它的缺口。既然这样，那就反对民主！资产阶级迅速地清算它的所有民主的过去、所有旧的自由主义公式，并回到其最初的专制统治，然而区别在于，雅各宾专政是革命的和进步的，而新的独裁统治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后者旨在阻挡历史的前进。
俄国革命宣告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揭开了对工人运动反动的序幕。
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的独裁统治，是资本主义反动的结果。西班牙资产阶级若是失去了封建残余，就无法在民主政体下维持下去。
在君主制期间就是这样。而在共和国阶段，它也不可能采取其他方式。民主与资产阶级在今天是矛盾的。资产阶级需要独裁制，并且发出绝望的声音让法西斯主义来拯救它。
（三）政权的基础
显然，西班牙革命的字母表以字母a开头，而字母a代表的是土地革命（la revolución agraria）。任何变革的尝试如果把土地问题放在一旁，就是次要的和表面的。如果要解决根本问题，需要在农村中发起革命。君主制所根植的社会经济体制，在这个国家的农业管理中有着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体现在在由大地主、大有产者、移民垦殖制和佃农构成的关系上。
自14世纪哥特人入侵以来，西班牙的整个历史可以在当前的农业体制中找到缩影。只要没有进行深刻和激进的变革，摧毁现有的土地制度，西班牙将注定陷入悲惨的境地。它将不会有工业，不会有面包，简而言之，它将不会有文明。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部分西班牙知识分子——加尼维特[20]、科斯塔、乌纳穆诺[21]和其他一些人——试图找出西班牙的停滞和毋庸置疑的衰败的原因。没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坚信应当在西班牙生活的深处去分析和寻找。科斯塔是最接近真理的人，尽管他并没有找到真理。求知者们所发现的所有民族衰弱的原因，都只不过是上层建筑。衰退的原因不能在上面，在枝叶上寻找，而要在下面，要深入根部去寻找。一切的原因都在于西班牙没有进行过土地革命。历史的遗产就像铅块一样沉重。文盲、出生人口过多、高死亡率、移民、强盗、食利寄生、老爷们的放荡行为、卖淫、该死的饥饿、斗牛、洪水、警察国家、工人运动的倒退、文化的萎缩、文学与艺术复兴的缺失，简而言之，这些问题有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农业制度。君主制国家正是这样的农业制度的国家。科斯塔指出乡绅是这个国家所有不幸的关键所在。然而，乡绅不过是大地主和国家之间的代理人。乡绅、国家和大土地所有制是在同一台机器上的齿轮。
变革能否达到革命的高度，要看它是否对私有财产予以重击。要与整个过去彻底一刀两断，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
共和国的未来以及整个民主革命取决于土地改革。
农民按照他们的直觉来寻找正确的道路，即革命：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la tierra para el que la trabaja）的口号。但是改良却是反对革命的。革命运动的迫切需要被温和的土地改革所抵消。
就像议会所做的一样，土地改革是防止真正的农民革命的一道堤坝。现在掌权的小资产阶级的那些人物，在农村经历着雪崩般的大规模骚动时，就像他们在其他方面一样，完全扮演着反革命的角色。
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有可能的只是革命。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条合法途径，通过它能使社会运行有序，不再有过去十四个世纪那样的暴力冲突，并且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可以说这是完完全全荒谬的。1873年共和国的那些人就犯过这些错误，应当指责他们堂吉诃德式的仁慈，这是第一次的经验教训。但是1931年的议会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而是达达兰式的[22]或答尔丢夫式[23]的。
在欧洲大陆所有的土地改革都遭到了失败。共和国政府和立宪议会想要草拟一份文件来争取时间。首先制定的是一项计划，然后是一些不那么“大胆”的方案，最后再通过其中的另一些。这么做的目的是拖延它的解决。
在1931年和1932年之间的农民的革命热情被土地改革的承诺抑制住了。然后，当这一改革被批准实施时，农民们便感到失望。这并不是它们想要的东西。
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所涉及的不过是一小部分国有土地，就好像问题仅仅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对于改革的局部化中，准确地反映了改革策划者的真正精神。
另外，土地改革是由一个完全反对改革的，基于农业制度的国家所进行的，理论上，这个国家本身是反对改革的。显然，是国家导致了土地改革的失败。“安置费”的预算仍然停留在纸面上。1935年1月，土地改革研究所做了以下财务核算：“1932年最后一个季度征收了830万比塞塔；在1933年，是5000万；在1934年，是5000万。总收入：1.083亿比塞塔。三年间所花费的费用为3200万比塞塔。1935年1月1日，收支顺差为7410万比塞塔。”土地改革研究所的小金库肯定是国内唯一一个有盈余的保险柜。
尽管改革的进行已经得到批准，在一开始就有每年五千万的比塞塔被用来支付征用费，也就是说，首先，从大地主手上购买土地；然后，这些钱用来维持一个不断膨胀的官僚体制；最后，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用来帮助农民。
这样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的方法本来就是虚伪做作的。土地改革即使在那些迟早能从中牟利的人中间，也已经没有了支持者。
1935年初农村的情况比1930年更为糟糕。农民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官方登记的失业人数以百万计。农民的债务增加了。城市移民的回流和工业危机向乡村输送了一波又一波饥肠辘辘的人，去和他们在农村的亲人分享根本不存在的面包。绝望在卡萨斯维耶哈斯和卡斯蒂尔布兰科蔓延着。
假设所发生的不是改革，而是土地革命，也就是农民像18世纪末法国和1917至1918年俄国所做的那样，夺取土地并免除所有债务。那么将会发生什么？自然，这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后果，即反革命在其最重要的地方被迎头痛击。农村形成了一个具有激进倾向的新阶级，他们无论是躯体还是灵魂都与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民主革命在农村中有着反动势力难以攻破的防御阵地。拥有生产资料的农民其消费能力马上增大。这将会为患有呆小症的苟延残喘着的工业开辟有利的前景。西班牙农民——西班牙人口的大多数——将第一次得到能够吃饱饭的机会。仅仅是在算数上，在西班牙每人每天所消费的食物将增加百分之五十——更多的面包、牛奶、黄油和肉类，更多的肥皂等等——总产量将增加33%。甚至目前的工厂数量还不够，矿山、工厂、车间和办公室都需要人力。工业化进程将开始。西班牙将会有工业，将会有商业，将会有工作，将会有普遍的繁荣。不可避免的失业，只够维持半饥半饱的工资，还有饥饿本身都将消失。向外移民将减少，死亡率将降低，新生儿的数目将会增加。平均的生活水平将会增长。
但这只不过是一场梦。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从未想过要一场土地革命，因为这一革命将会导致一场工业革命，即对旧西班牙的强烈震撼从而使其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轨道。西班牙资产阶级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带有幼稚的、温室中的、寄生在阴影之中并受到封建主义国家庇护的特点。
就土地问题而言，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比起1931至1933年议会的代表们更为彻底和先进，不仅如此，他还是我们的资产阶级近百年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根据被剥削农民的悲惨处境，同时考虑到西班牙庞大的体量，得出了他的理论。他的思考不是舶来的，而是深刻的民族的产物。对他来说“劳动是所有财富的唯一源泉。没有经过人为干预的天然产物，不能成为被任何人所拥有的商品。土地的个人所有制，是与自然相违背的，并且受到自然法及其结果的惩罚。由于一些人占用了土地，大多数的人无法进行劳动，劳动者不能得到应得的报酬，并且生活在与其利益相关的矛盾中。”
一个世纪以前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说过，土地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将土地国有化，将其使用权交给劳动者。
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主张以革命来解决。1931年和1932年的“改革者”们最终未能达到以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为代表的更进步的方案，而后者是从路易斯·比维斯[24]和马里亚纳神父[25]起的西班牙古典农业学派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讲，真正民族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土地国有化。“政府通过地租能够得到土地本身的所有收入”，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补充道。是否能够想象这一变革所具有的革命意义呢？
土地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应当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有两个最强有力的理由：这样做的话，地主的政治组织——昨天的自由党和保守党，以及今天的农业党和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26]——将被摧毁，并且这样做可以为民族工业开辟一个巨大的市场。然而，工业资产阶级的发育不良使得它的利益与大地主们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分离。土地革命一方面给它带来了好处，而在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便。最后占优势的则是保守和反动的立场。
至于小资产阶级，它的内部也能发现同样的矛盾。在革命之前，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承认进行大规模农业转型的必要。激进社会主义最声名显赫的理论家阿尔伯诺斯[27]在1929年说道：“一个想要代表人民对于正义的渴望的共和派，必须勇敢地面对西班牙的重大问题，其首先就是土地问题。西班牙的共和主义首先是农业的共和主义；它必须使广大的农民获得国家的土地。在苦行者和战士的手中，贫瘠的土地能够变得丰饶，但是它不可能成为自由人民的家园。共和国的首批法令之一必须是对大地产的剥夺，开始实施由我们伟大的经济学家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在下面的几段话中提到的农业政策：自由与文明取决于地产的分配。只有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才能维持生活的人，绝不会有启蒙的可能。”
这些是共和党还是反对党的时候所持有的美好意图。但当它掌握权力时，就产生了动摇，或者说反对之前所持的立场。
在革命最紧张的阶段，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阿萨尼亚、阿尔卡拉·萨莫拉[28]和马西亚[29]。这三位政治领导人将他们的利益与旧的农业制度联系起来。这情况或多或少也是由于其他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物在立宪议会中发挥了较大影响力。
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背叛最为清楚，因为加泰罗尼亚的小资产阶级在自治政府中掌握权力，并且它主要依靠的是土地上的农业劳动者。
共和国的胜利似乎深刻地改变了现行事物的秩序。农民相信好时代来临了。“葡萄农”组织（“rabassaire”）[30]以眼花缭乱的方式迅速发展起来。共和国1931年7月11日和8月6日的关于乡村农场出租和驱逐的修订的法令，在加泰罗尼亚农民中间立即产生了影响。共和国立即开始了对法令的修正，一直改到第29729号。农村沸腾了。
在修正法令的要求纷纷出现的同时，农民们，特别是巴塞罗那省的农民，开始为自己伸张正义，而不等期望因虚伪而落空，他们只向地主交付了承诺的农产品的一半。对法令的修正与其说是由法官，倒不如说是由“葡萄农”组织进行的。
地主对已经开始的土地革命的规模感到恐惧，并通过巴塞罗那总督安奎拉·德·索霍（Anguera de Sojo）——再后来则是通过列鲁克斯政府的部长希尔·罗夫雷斯——展开行动，设法缓和局面。1931年9月21日，“葡萄农联盟”（“Unió de Rabassaires”）的代表们和地主们，在马西亚与孔帕尼斯的协助下，达成了有条件的协定。但这一协定仅涉及了1931年。
地主希望阻止和分裂这场来势汹汹的运动，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出自安奎拉·德·索霍与马西亚之手的所谓自治政府条约（Pacto de la Generalidad）正是一部分地主们的手腕。在条约签订之后，法庭一致判决道：“没有修改的余地”。90%的修改条约的要求都落空了。“葡萄农”组织接受了自治政府条约作为暂时的结果，尽管他们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承诺，而是希望能够实现世代作为土地的奴隶的他们的渴望。一句话，他们要的是土地。
1932年的夏天似乎比之前一个更加不安；暴动的数量有所增加。农民感到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为了避免冲突，政府下令设立土地混合法院（Tribunales Mixtos）负责解决可能出现的土地问题。这些法院是完全无用的。
1933年4月14日——用借口拖延了两年之久！——“葡萄农”在巴塞罗那举行了游行来告诉自治政府，他们不再满足于承诺和临时的解决方案。自治政府最终告诉他们，在年底之前将颁布能永久性解决矛盾的法律。
1933年年底，在加泰罗尼亚的艾斯凯拉即左翼共和党，在普选和市政选举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别无选择，只能提出一项法案，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解决农民问题。在选举之后，这项法案经过了重大的修改，最终在1934年春天（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得到批准——此时马德里出现了反动的形势，其正是为了阻止这项法案的推行。可以说艾斯凯拉的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等待的正是这一时刻。
当前政府和桑佩尔与自治政府之间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争论和讨价还价。直到马德里政府“慷慨地”同意让步时，他们才接受减少他们所提出的权利。
最终，自治政府所乞求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得到。在共和国成立四年后，加泰罗尼亚的农民与1930年的处境相同。地主取得了胜利。
第一共和国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已经重复过了。1873年8月20日颁布了一项法律允许赎买土地，但是这条法令在六个月之后被取消，农民看到他们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如果1931年至1935年的共和主义者，在智力方面没有超过1873年的共和党人，但在狡猾方面则超过了后者，他们用机智和手腕来消磨农民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等待帕维亚[31]将军来终结这场漫长的噩梦。[32]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写道“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33]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1848年革命所做出的看法，可以用在1873年的共和国身上，并且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当前的农民和资产阶级。
为了进行革命，需要一个勇敢的和革命的阶级，根据饶勒斯[34]的生动描述，还需要在全部的政治、社会与军事秩序之上同时落下轰雷。它必须是连锁的统一行动。
但是，为了产生革命的火花，爆炸性的局势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西班牙资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的。小资产阶级使用夸张又模糊的话语来麻痹人民群众，就像英国资产阶级使用鸦片、玻利维亚资产阶级使用可卡因那样来让当地人头脑发昏那样。
1933年4月以及同年11月的市政选举，最后引起了反革命。“主人”即封建领主们利用这一局面恢复了力量，并且成功地重新回来了。被剥削的农村贫民，土地之奴隶的子孙，他们相信着未来能够得到亲爱的土地，却残酷地被悲剧的现实所集结起来。地主的皮鞭、国民警卫队的驳壳枪、饥饿的残酷、监狱的寒冷……这些都消除了他们的幻想。反革命将它的黑色羽翼伸向到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这就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同法的终结。有产者和剥削者获得了胜利。他们曾达到了悬崖边缘，但最终却获救了。而鞭子却无情地落在饱受奴役和饥饿的农民的躯体上……
（四）国家的建立
共和制国家是联邦制或者中央集权制的，那么就意味着帮助革命，或者驱使革命走上死路。
各共和主义的党派以联邦制的名义打造了反对君主制的武器。甚至连列鲁克斯的激进党也被称为联邦制的。
阿尔伯诺斯在共和国成立两年之前，将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想法总结如下：“土地改革、国家军队的组建、新的宗教政策、司法的修正、新的教育政策、财政上的改革和新的劳动组织，这些必须在新的国家中得以体现，即它要是一个全新的国家。重建一个被查理五世[35]和费利佩二世[36]粗暴破坏了其发展可能的国家。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建立在地图上随意分割成的省份上，而是建立在具有其历史、精神和情感的，以及某些为共同的民族文化增添荣耀的，美丽的语言的地区基础之上。一个以自由、和谐与丰饶的多样性的国家取代强制和无前途的统一的国家，它的权威不是以严格的命令，而是以享有自主权利和多样化的相应的法律机构的意志中体现出来。”
这就是共和党人在君主制时期的想法。当君主制崩溃并需要建立共和国时，在决定性的关头，当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时，他们就向后退缩了。
共和党是联邦主义者，但他们支持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君主主义者所说的一样。
马塞利诺·多明戈[37]明确地说过：“…1931年8月28日。立宪议会正在对共和国的基本法，也就是对宪法开展激烈的辩论。司法、教育和经济问题尚未被讨论。它正在讨论关于所成立的新的国家的名字和组织结构。共和国该怎么称呼？国家机关将是怎样的？联邦主义者提出的修正案里提到：‘西班牙是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的所有机关都来自人民。’——一位叫做瓦斯里奥·阿瓦雷斯的（Basilio Alvarez）来自加利西亚的代表，他提出的另一项修正案中提到：‘西班牙是一个联邦和民主的国家，它在自治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所有这些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人们广泛商讨了是否应该称其为共和国，并实行联邦制度。盖拉·德尔·里奥[38]代表激进派参加会议。他说的话并不多，但这些话是清楚而明确的：共和国应当是联邦制的，即‘彻底的联邦制’。轮到了伊拉里奥·阿尤索[39]，他回忆起当共和党联盟（Alianza Republicana）成立时，所有参加的政党都坚定地接受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的意见。盖拉·德尔·里奥说：‘激进派确实没有愧对我们的协议。’——伊拉里奥·阿尤索对激进派现在，过去和将来都认同联邦制的共和国感到满足。要求共和国被称作和实行联邦制的修正案未经表决，因为在投票之前，阿尔卡拉-萨莫拉参与了辩论并发表了演说……他概括性地说‘我要向你们建议什么？——我们不会为这项修正案投票；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我们相信这一点，即委员会的忠诚体现了辩论的精神’——修正案未经表决。如果让激进派投票，他们会将票投给它。如果会议厅内的大多数人都投票给激进派，西班牙就会有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并且在其中加泰罗尼亚国家将会得到充分自治。”
所有人都是联邦共和国的支持者——联邦主义者、激进派、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加利西亚的代表、瓦伦西亚自治主义者、加泰罗尼亚的艾斯凯拉、加泰罗尼亚联盟——或许只有极右翼、社会党和阿萨尼亚那伙人是反对者。然而，共和国并不是联邦制的，而是“不可分割的”，即中央集权的委婉说法。
民主共和国的主要敌人，是吸收了自十六世纪开始由君主制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根据中世纪的经验，西班牙的天然组织是地方分权、即市政与王权。这两方都深深植根于民族历史、国民经济、风俗与习性之中。它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即便是经历了四个世纪的专制制度也没能被完全摧毁。
君主制与教会两股势力摧毁了市政与王权的自由。君主的专制在奥地利和波旁王朝的影响下更为严苛，这两者都是超过四个世纪以来西班牙所忍受的外国王朝。君主制和教会赋予统治的国家以生命，即成为一个扼杀个人与集体自由的表现的真正的怪物。查理五世消灭了卡斯蒂利亚的自由。来自阿拉贡的费利佩二世，以及费利佩四世试图合并西班牙和葡萄牙。费利佩五世作为第一位波旁王朝血统的国王，落在了受奴役的加泰罗尼亚身上。
面对这样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获得拯救。这也是整个日不落西班牙帝国所做的。专制制度瓦解了整个帝国，并阻碍了伊比利亚的统一。
共和国应当是君主制的天然对立面。因此，它的使命就是无情地打碎令人窒息的和官僚化的代表旧制度的发霉腐烂的中央集权制。君主制是中央集权的吗？既然这样，共和国就应当是联邦制的。这似乎是一个像公理一样无可争辩的结论。事实上，直到应当从理论转向实际，从言论落向行动的时刻，共和党还一直在考虑。然后他们就开始倒退了。
直到君主制覆灭之前，共和党向前走了两步又后退了一步。自从共和国胜利以来，他们又改变了路线：向前走一步，再向后退两步。
让共和国成为联邦制的还是中央集权制的问题，完全被摆在了一旁。联邦的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有利结果：即打碎了旧的国家，把它变成碎片并且让其消失。这是一项比起共和国成立这件事本身更加革命的事情。因为最终相较于体制，国王的个性并没有那么重要。一个有国王和没有国王的君主制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西班牙成为一个联邦民主共和国的符合我们共和党人的愿望，并且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进程。地区和市政从长期的昏睡中醒来，成为了民主革命的战壕与工事。不管有没有国王，君主制复辟的危险都将完全消失。
联邦制是过去时代的回忆以及每次政治革命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进行最大胆实验的北美，而美国就是联邦体制的典型。而另一方面，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所掌权的苏联，我们不仅发现了经典的联邦主义，而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东西：国家之间的自由联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统一国家，和苏维埃联盟的国家的统一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现代理论家——其中包括反对联邦制的阿萨尼亚——迷恋着法国政治，认为雅各宾式的中央集权无疑是革命的。“西班牙，一点也不能少！”然而，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即1792年至1789年，正如恩格斯观察到的，并且列宁后来指出的那样，每个地区与公社都根据美国模式，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北美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以及现在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向我们展示了自治的管理是多么必要，以及它是怎样阻止官僚主义的。”恩格斯这么说道。
拿破仑让大革命所创造的自治蜕变了。在地区和公社的自治上建立的“一点也不能少”，转变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第三共和国的官僚警察式的中央集权，不是光荣的大革命的继承者，而是拿破仑专制的直接结果。它是无冕的帝国。
我们法国式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正在遵循抄来的国民议会[40]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是波拿巴主义的，实践上也没有超出四个世纪的君主专制所预设的道路。
1931年的“整合主义者”致力于恢复近似4月14日被推翻的形势。他们代表的是旧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走过这一阶段是历史的必然。1873年的共和国垮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潜在的革命联邦主义被中央集权主义所淹没。地方分离主义——对抗中央集权制的联邦主义的膨胀——就是反对的直接结果，联邦主义自己的理论家们，彼·马尔加耶[41]领导他们在实践中建立西班牙想要的，并且被革命所需要的联邦制度。然后现在共和党人成了反对联邦主义的联邦主义者。彼·马尔加耶吹嘘自己阻止了加泰罗尼亚国家的建立。联邦主义之父反过来教会了列鲁克斯和希尔·罗夫雷斯在遇到这种情形时该怎么做。
1931年的共和国不得不落到国内最反民主和最反革命的势力，也就是构成君主制基础的那些人手中，因为两年来受到民众欢迎的共和党们没有理解民族和国家的这一矛盾。中央集权制的崩溃将极大地有助于清算封建残余，并开始我国历史的新的阶段。
如果西班牙不是在假装革命，而是在暴力地推翻一切之后开始真正的革命，要摧毁所有的寄生和腐败，开启通往新生活和新的组织的道路，就必须在精神上实现统一，而这一统一在君主专制下是办不到的。西班牙在今天，是一个宪兵治下的各民族的监狱所组成的国家。它是强制的结合、是纠纷和抗争的源泉。西班牙是通过武力，而不是以它自己的意志实现统一的。另外，西班牙已经被打碎了，而这正是由于国家的压迫。葡萄牙就和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以及巴斯克一样，是伊比利亚体系的一部分。独立的葡萄牙在内心渴望与半岛的其他地区建立亲密关系，而这一想法由于中央集权的国家而遭到了失败。只要目前的国家仍然存在，葡萄牙就不会自愿加入。
葡萄牙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特奥菲洛·布拉加[42]在他的国家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前，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统一的可能写道：“如果共和国在西班牙半岛上想要有一个坚定和进步的目标，就必须遵循分离主义倾向，它们是不朽的，必须通过遵守联邦协议的形式重建那些中世纪小国的自治权。当共和国把西班牙划分为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巴斯克、纳瓦拉、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瓦伦西亚、穆尔西亚、格拉纳达、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新卡斯蒂利亚、旧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这些自治区，那么葡萄牙就将在确保其独立性，反对被兼并入整个伊比利亚的条件下，加入这一联邦；然后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建立伊比利亚半岛的自由国家的联盟了。其他的做法是荒谬的和暴力的，流血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也会像在1640年那样，将在不久之后毁灭。”
对于西班牙的共和党人，特奥菲洛·布拉加补充道：“两国实行自治的共和政权，绝不能损害民族自治原则的实质。多亏了共和国，西班牙才能从让它窒息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中解放出来；新的活力将注入组成这个国家的不同部分；它的英雄气概，它的艺术与科学才能将获得新的动力。受到可恶的自由主义在六十年内阻碍了其发展之后，葡萄牙同样将在共和政权中看到其新人的出现，他们将意识到并去实现社会的使命。两个联邦制的国家将会形成一个欧洲大国，一个真正支持拉丁或西方的联盟，伊比利亚联邦的国家，它的目的是为了行动统一，并在科学、经济和法律的三大前景下，会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在过去三十年内加泰罗尼亚-葡萄牙东部的分离运动大量增加。似乎只要建立共和国，这种台面下的分离主义将会消失，因为共和国本被期望是联邦制的。但是相反，国家的基础没有被改变，这一点却给予了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以新的力量。假装这一运动不存在是荒谬的。不，它是对历史现实的回应。分离主义是对专制国家，对集权和宪兵国家的回应。如果西班牙政治没有经历根本上的转变，三个世纪前决定葡萄牙分离和加泰罗尼亚起义的原因，将在明天导致加泰罗尼亚的分离，这之后是瓦斯科尼亚、加利西亚、巴利阿里省……
民族响应了必要的历史进程。在世界最终统一，国界完全消失之前——即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实现之前——国家是一个阶段，是时空融合[43]的宏伟运动的一个阶段。但是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时，所有人为的组织都没有理由与历史前进的道路相违背。奥匈帝国解体了；它由于战争而分离崩析了，因为它和西班牙一样，国家无法进行民族的自由协调。简而言之，对于西班牙来说，如果国家没有被粉碎，并像现在一样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集中的政权，旧西班牙帝国的残余将会得到与奥匈帝国相类似的结果，继续衰败下去。
西班牙革命者的愿望不应该是在不远的将来，在当前的运动之后，伊比利亚半岛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斗争和冲突下，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一张模仿画，而是相反，应该倾向于寻求葡萄牙自发和自由地重新融入统一的大伊比利亚的道路。
在这一方面，共和国也没有改变君主制的政策。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有着民族统一的目标。美国是十八世纪革命的产物。法国通过它的革命实现了统一。意大利经过了十九世纪的革命斗争实现统一。俄国革命建立了苏联。如果革命在西班牙没有产生实现统一的趋势，那是因为资产阶级证明了它在这一方面也是软弱无力的。
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的例子堪称典型。他们的政党艾斯凯拉[44]，即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处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却代表了加泰罗尼亚人民的一致愿望，支持与君主制国家决裂并建立革命的组织。如果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农民，他们袭击庄园和牧场就是土地革命的直接表现，那么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就代表着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它被对加泰罗尼亚特殊待遇的承诺所收买了。当艾斯凯拉对这个问题失去兴趣，接受了妥协，革命就被拦腰斩断了。
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的局限性，使得加泰罗尼亚运动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它的革命力量。加泰罗尼亚当时并不是集体解放的首要支持者，而只是作为一个想为自己争取特权的地区。加泰罗尼亚曾激起的强烈同情变成了鄙视，反动势力懂得要巧妙和蛊惑人心地利用这一点，在加泰罗尼亚和半岛其他地区之间制造裂痕。曾在立宪议会中最坚决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法的反动势力领袖罗约·比亚诺瓦在1933年11月中在由几个选区的投票当选为议员。这是一个标志。反革命势力在这些选举中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加泰罗尼亚的敌意，这要归功于小资产阶级的毫无远见的政策——就像其关于加泰罗尼亚所说的那样，只给本地区追求更好的地位——加泰罗尼亚已经从旗手的位置落到后备队去了。
自治法（el estatuto）如同宪法，只是在名义上勉强地给了加泰罗尼亚，它像土地改革、像军事改革一样，只是一道为了阻挡革命潮流的堤坝。因为这个双面宪法，争取自由的运动被阻止了。因为土地改革，因为农民革命被阻止了。因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法——地区性的改良——整个半岛革命的民族运动被阻止了。而改良永远都是暂时的。它会遭遇失败，并总是遭遇失败。事实上，能够争取到时间开展的革命，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
总而言之，宪法和土地改革什么都没有留下。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也一样。这是一切纸糊的，都是假装解决问题的戏台。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五）政权的支柱
为了建立一个新政权——共和国希望成为与君主制不同的政权——需要改变已经崩溃的制度所依赖的基础。
也就是说，必须把君主制的国家彻底清洗干净——因为这里面有太多腐烂的东西——直到把污秽除去。一句话，应当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全新的共和国。
当阿萨尼亚宣告共和国成立，并宣布进行大规模军事改革时，不难看出我们的共和党人从过去所有革命的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阿萨尼亚所做的，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卡斯特拉[45]在1873年共和国所做的事情。他想利用旧政权所留下的同一支军队。
像西班牙这样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必须从它的武装组织中寻求依靠。军队是君主制的基石。因此，共和国必须进行暴力的变革，因为新政权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与这个问题相关。
阿萨尼亚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首先需要的是性质上的，定性的变革时，他只进行了一些定量的组织上的改革。
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说它只是纯粹的、是没有灵魂的技术因素，那这是虚伪的。这就是阿萨尼亚胡言乱语的狡辩。
旧军队本质上是君主制的。自从内战结束以来，军队中的军官都是从作为君主制基础的社会阶层，即大地主中被召集起来的。没有扎根在土地上的士兵们中间出不了几个军官。君主制的军队是从上层进行挑选的。这是君主制的自我防卫，封建财产也由此得到保障。封建财产可能遭受失败并失去一切，但军队始终是其生存的保障。此外，军队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等级。显然，只有与君主制相联系的特权等级才能够爬到指挥层。
这只军队输掉了君主制时期的所有战争，官僚化的军队首先不过是领取年金的地方，是大地主的卫士，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它不过是一堆名副其实的废物。但是君主制只想要一支落后的军队，并得到它坚定不移的支持。
革命必须粉碎这个君主制的基础，不是去打击次要的，而是打击那些最根本的地方。让波拿巴立于不败之地的是他的一个策略，就是不管那些已经能够确保的胜利，去选择那些出乎意料的而易于取得的胜利，来直截了当地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那一点上的胜利，就意味着整体上的胜利。拿破仑完美地吸取了国民议会的革命教训。
一位在革命形势下的国防部长可以从法国革命中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阿萨尼亚不知道去这么做，他不是作为战略家，而仅仅是作为了一支新的共和国的人民军队的组织者。
革命军队的创造需要有技术条件，但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条件。在这里，技术条件具有较次要的地位。新军队的品格以及鼓舞人心的本质是基础的，而技术只是作为之后的结果。
阿萨尼亚所做的刚好相反。由于军队机构过于臃肿，他的改革包括减少大约50%的现役军官。这是一只世界上军官数量最多的，同时也是实际效率最低的军队。
这些实际上他所做的只是减少军官的数量，虽然减少的还不够多。
阿萨尼亚做出了行政决定。放弃在行政方面进行领导的革命者——就是说在这方面不做多少努力——是无可救药的，并且正在使革命失败。
行政决定必须有一个主要目标：建立一支共和军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所要做的正好与阿萨尼亚所做的事情相反。
革命时期的军事改革者阿萨尼亚，应该研究一下过去成功的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怎么做的。学习以前的革命不是为了照搬做法，因为革命者不能生搬硬套，而是为了找到方向。他应该记得克伦威尔、卡诺[46]、托洛茨基以及潘丘·比亚[47]是怎么建立一支军队的。他应该看到那些白手起家，同新政权一起出生并且令人生畏地赢得一系列战斗的伟大军队的例子。
克伦威尔很少关注旧式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他建立了一支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军队。“君主主义者”基佐在他的英国革命史中说道，“（封建军队）嘲笑布道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他们愚蠢到连姓氏和才干都是一种力量的将军们都拒绝，而让和士兵一样低贱与生手的军官来进行指挥。”克伦威尔不相信军队的政治中立。就和他的独立派所设想的完全一样，他想要一支革命的共和军队，然后被称为了“激进的改革派”。克伦威尔对从在小资产阶级中招收的士兵说：“当与国王或者与议会战斗时，我不想在命令中用错误的语言来欺骗你们。如果你们在敌人的队伍里看到了国王，就像对普通士兵一样对他开枪。如果你的良心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那就请你不要参加我的军队。”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克伦威尔并没有建立一支军队，而是创建了一个政党。实际上，他的军队就是一个武装的政党，这就是他力量的来源。从农民和手工业中者走出来的“愣头青”，没有任何军事知识但是却充满了政治激情，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的军官，打败了君主制的将军们并击败了国王。
法国大革命的军事史诗要比英国革命的还要壮丽。法国必须建立十四支军队，在不同的战线上与整个联合起来的欧洲进行斗争。穷人的“无套裤汉”的军队，在瓦尔密（Valmy）和杰玛普（Jemmapes）取得了胜利，并最终击败了所有敌人。首先把军队和人民相结合，也就是让革命拥有它自己的军队，这一点是可能的。随着卡诺改革的实施，君主制军队逐渐消失了。
阿萨尼亚的改革完全忘记了，卡诺是怎样建立一支真正的共和军队的。卡诺和阿萨尼亚一样颁布了法令，但是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军官都是首先在那些应该得到晋升的人之间选举产生的，然后到了1793年革命高潮阶段，选举已经变得更加民主和直接了。包括士兵在内，所有军营底层的作战单位都参与到了军官的选举之中。而将军则由国民议会任命。
选举原则，即以民主的方式进行选举，给革命的军队注入了国民议会的共和精神。
一开始士兵与军官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军队。在这些条件下，维持纪律是很难的。军官绝大多数是君主主义者，是支持旧政权的。革命可能会吸引一小部分军官，但实际上，新军队的真正长官应当从新的选举制，从那些在战场上呼喊“祖国处于危险中”的人中选举产生。从前君主制的将军，如果他们暂时站在革命这一边，只不过是为了背叛革命，就像迪穆里埃[48]一样。革命的将军应当从革命本身中得出。奥什[49]、马索[50]和波拿巴在二十五岁时取得战斗胜利并成为了将领。因此，青年是革命和军队的灵魂。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圣茹斯特[51]支持基于选举产生的新军队，他说：“共和国的统一要求军队的统一，整个国家应当齐心协力，你们也不希望你们的孩子用剑来打破它。”在这支新的军队中，军官的晋升应当取决于士兵。危险？这里没有任何危险，圣茹斯特同时补充道：“我只知道一种抵抗欧洲的办法，那就是让它自由的天性去反对它自己。”
从下层进行的选举不仅具有政治意义，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具有技术上的意义。“权力的平等使得军营中的选举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已经见证了选举，我们可以说凭良心说，如果让我们自己去做，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卡诺在立法机关前，报告军队选举的结果时这么说道。
公安委员会向将军们致辞并说：“我命令你们取得胜利。”当然胜利也最终到来了。卡诺和迪布瓦—克郎塞[52]懂得怎样激昂地诠释革命的意义，并将其传达给军队，军队不仅不再是君主制的，而且也成为了大革命的左膀右臂。
在俄国革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托洛茨基懂得如何吸取过去革命的教训。首先他研究并理解了卡诺这位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革命的军事组织者。克伦斯基[53]所试图转化为共和军队的那只沙皇军队被彻底摧毁了。在建造之前需要拆毁。在早期的阶段，存在着与法国革命的军队相同的选举制度。在苏维埃国家没有一支完全属于它的军队之前，士兵参与下的民主选举确保了军队是支持革命的。并且就像法国一样，士兵和工人中产生了最好的指挥官。苏维埃国家建立了一支革命军队，来与整个联合起来绞杀它的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在这一方面，俄国革命延续了法国革命的传统。就像卡诺、克雷贝尔[54]、凯勒曼[55]、奥什、波拿巴与马索的军队，战胜了全欧洲的封建势力，在1918至1921年，托洛茨基、布琼尼[56]、图哈切夫斯基[57]、伏龙芝[58]与伏罗希洛夫[59]的军队，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击败了欧洲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可以重复年轻的罗伯斯庇尔对于国民议会的军队所说的话：“有了这支军队，共和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在阿萨尼亚筹备的军队下，共和国将被击败并不断地受到威胁。军队的利剑不是用来防御，而是一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阿萨尼亚违反了革命的普遍规律，他的选举不是基于士兵们，即真正的共和党人，而是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君主制躲藏在军队之中，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再度出现。军队依然部分地掌握在共和国政权的敌人手中。
在1932年8月10日的晚上，阿萨尼亚在国防部被步枪的射击声惊吓到。秩序井然！这不过是君主制的武装叛乱，是桑胡尔霍[60]等将军们的政变企图，这些将军们是共和国政府的军事计划的合作者。
阿萨尼亚的改革开始收获成果了。
共和国的军队在其本质上与君主制的一模一样。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改革没有触及到根本。阿萨尼亚所塑造的那支军队，在他卸任国防部长一年以后，就将他监禁并以战时的严格法律判决。如果阿萨尼亚有时间像克萨维埃·德·梅斯特[61]一样，囿于囚室并写下他的回忆录，这段故事可能会是很有趣的。
克伦威尔没有被他的军队监禁过，卡诺也没有。托洛茨基被格勃乌监禁过，但军队从来没有监禁过他。当然，阿萨尼亚没有克伦威尔，也没有卡诺和托洛茨基那么重要。可以引用乔利蒂[62]的一句话：“他前途大好”。
阿萨尼亚是一位从克伦斯基的学校出来的吉伦特分子。
（六）小资产阶级的崩溃
一场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一个在革命事业中完全失败的资产阶级，当看到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地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门时，被吓得倒退。一场强大的农民运动，在反抗中遭受打击，并且在寻找方向和领导。一个分裂的无产阶级，由于缺少一个先锋队而没有认识到正确的道路。革命在街道上任由盲目的冲动摆布。革命的力量，历史的力量由于没有受到引导而遭到失败。一场正在加剧的经济危机。对革命，对救赎的变革的渴望正在增加。重新组织起来的反革命，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进攻，以进行自卫并完成复辟……
这就是1933年初西班牙的社会政治全景。
这一年将会是动荡的。革命与反革命将进行力量的较量。君主制垮台才两年，反动势力就恢复了活力，并表现出放肆、蛮横和挑衅。它有着三个有利因素：小资产阶级压倒性的失败、工人阶级表现出的无力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
无政府主义者以大规模的暴动，揭开了这一年的序幕。如果桑胡尔霍的失败再提早五个月，他们或许能比他更成功些。客观地说，桑胡尔霍和无政府主义者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斗争。反革命将军发起暴动反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如此。桑胡尔霍想要一个没有工人插手的资产阶级政府。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摘到月亮，并跟着掉到了井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沿着反革命将军留下的足迹。卡萨斯维亚哈斯地区是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反革命的旗手。
在无政府主义者暴动的十五天后，希特勒在德国篡夺了权力。德国工人组织的巍然大厦像纸牌一样倒塌。法西斯的星盘上出现了一颗新星，其重要性超越了其他所有人。民主政权的崩溃一帆风顺。当反革命在所有地方取得胜利时，西班牙的革命难道不是逆流而上，不是一种堂吉诃德精神吗？
在柏林取得胜利的希特勒，是一种鼓舞的信号、是马德里的反动势力胜利的前哨。这就像1922年10月的墨索里尼和1923年6月保加利亚的赞科夫[63]的政变一样，是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维拉政变的序幕，德国冲锋队的崛起将在西班牙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四月的时候，在两年前战胜封建领主的同一个地方，举行了市政选举。选举斗争再一次以有利于反动乡绅的方式被解决了。现在这些人叫做共和党人。他们改变了政治标签，但是仅此而已。所谓的“没落的乡村”——西班牙大多数的村庄——仍处在阴影中。在那里没有深夜的密谈，也没有革命的光芒。农民被土地上的剥削者、国库、内战以及教会所累，仍然在许多地方被捆住手脚。革命没有到那里去打碎奴役的枷锁，土地改革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城里的生活和以前完全一样，除了用总统取代了国王，乡村生活究竟改变了什么？同样的文盲、同样的强制失业和缺乏工作、同样的一个或一个半比塞塔的工作日、同样的寒冷和悲惨、同样的抵押和高利贷、同样的从生活和庄园的主人头上的三角帽投下的不祥的阴影。如果一个被遗弃在大山深处的洼地的村庄试图仿效古典戏剧《羊泉村》[64]和《萨拉梅阿市长》[65]重新站起来，但在这出悲剧发生之后，农民却不得不在共和国面前弯腰鞠躬。农村的时间未曾流动过。那里现在的生活和一个世纪前，和三个世纪前，甚至和中世纪一样。盖拉·洪凯洛[66]如果还活着，就可以一字不改，向西班牙农民重复他揭露半个世纪前葡萄牙农村居民的苦难的充满愤怒的诗句：家中缺少柴火，谷仓没有粮食。
西班牙农民的遭遇与意大利作家西洛内[67]在他精彩的小说《方塔马拉》（Fontamara）中所描绘的一样：“在万物之上是主，天上的庇护者，之后是托洛尼亚王子，地上的主人。然后是托洛尼亚王子的护卫……之后谁也没有了。最后才是农民。”
对于农村来说，革命并没有代表他们。他们就像奴隶一样没有能力解放自己。
六月初，共和国总统挑起了阿萨尼亚政府的危机，不过，当他发现自己在危机结束之前就会损失惨重后，他退让了。政府被邀请参加了伯沙撒的盛宴[68]。
在国家的顶层，共和党和社会党安放了一个旧政权的卫士。阿尔卡拉·萨莫拉于1931年10月卸任临时政府最高领导，因为他的天主教情绪与立宪议会投票通过的宪法条款相矛盾。然而两个月后，他对宪法发誓并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君主主义者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已经成为了共和国宪法的忠实卫士。
至于阿尔卡拉·萨莫拉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对1931年12月票选的共和国宪法的忠诚，在1935年1月份他在三个部长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我们得到了答案——他支持宪法的修正案。民主和宪法的共和国总统难道能称自己是修改宪法的拥护者吗？这不代表着违反宪法吗？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卡拉·萨莫拉比兴登堡还要走得更远。这位元帅总统容忍希特勒火烧国会大厦，将1919年8月11日的宪法变成了灰烬，但他又假装对魏玛宪法保持忠诚。身居高位的阿尔卡拉·萨莫拉一直是，修正或者废除——这仅仅只是程度上的问题——1931年12月9日宪法的右翼运动的首脑。
正如所证明的那样，阿尔卡拉·萨莫拉于1933年6月思考如何进行预定的计划。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权力：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和依靠立宪会议的部长会议的权力，这两者之中哪一个更有权力？法律术语就像希腊人的诡辩一样，有着自相矛盾的论据。最后，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学生[69]在两千多年前实践中证明的那样，戈耳狄俄斯之结只有用剑斩断才能解开。应当是阿萨尼亚的政府和立宪议会，还是相反，是共和国的总统占主导地位呢？谁又更大程度上代表着倒退的倾向，代表着革命的退却呢？议会和它的政府只能通过前进来取得成功，转变为国民议会从而罢免共和国总统。甚至在资产阶级合法范围内，这一情况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24年的法国，左翼联盟在五月举行的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叛徒米勒兰[70]，骨子里的反动派，成为了共和国的总统。波旁宫和爱丽舍宫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其中一个不得不把地方让给另外一个。然后米勒兰就被罢免了，他被迫辞去了总统职位。这是发生在法国这样一个民主仍然具有外在具体形式的国家。
国民议会和以公安委员会取代现任共和国总统的想法，的确在六月危机时出现在议会里。但是这一想法就像是仲夏夜的闪电一样稍纵即逝。那道闪电不能变成破坏性的落雷。小资产阶级是混乱的，它无力去孕育革命。单是考虑大胆的行动就足以吓坏它。阿萨尼亚的政府没有受到任何撼动，然而它收到了总统可能辞职的第一份警告。
当苏格拉底被告知他必须喝下毒芹时，他提醒他的弟子克里同（Critón），自己还欠埃斯科垃庇俄斯（Esculapio）一只公鸡。阿萨尼亚的最终债务就是选举法，这是他的最后一招。他向反动势力提供了选举工具，以确保他们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最后的工作之前，阿萨尼亚就已经被麻烦找上门了。
立宪议会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它抄袭是因为模仿不需要智慧，只需要很少的努力。它多次采用了在其他国家中完全被淘汰的东西。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首先遵循了德国模式，而当时罗姆[71]匪帮已经捅了人造的完全僵化的民主最后一刀。
宪法保障法院[72]的设立，是对魏玛制度下莱比锡法院的模仿，它构成了“立宪舞会”的焦点。参议院被要求废除，并准备设立一个职能模糊的机关来为反动势力服务。而同一个莱比锡法院在适当的时候表明了它是支持宪法的。1932年7月20日，冯·巴本[73]通过政变终结了作为社会民主党最后一个堡垒的普鲁士邦政府，这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塞费林[74]和奥托·布劳恩[75]无法进行抵抗，他们回应冯·巴本，表示会向帝国法院上诉。再后来，莱比锡法院自然是承认了冯·巴本的政变。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在西班牙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宪法保障法院法院的选举就代表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为了无限期地推迟到阿萨尼亚政府把错误犯完，其结果是气势浩大的反革命胜利。士气低落的无能政府，感到身后接近的脚步声但无力进行抵抗。它已经气喘吁吁。共和国总统于9月初找到了比三个月前更加有利的条件。政府失去了权力而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阿萨尼亚的倒台不是由于在议会中遭受失败，实际上是以兴登堡的方式对渐进的政变过程做出回应。实现政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的、突然的和意外的。而另一种，我们可以说是缓慢的、逐渐的、谨慎的和耶稣会式的。
尤其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德国革命和西班牙革命之间存在着真实的相似之处。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德国立法成为了西班牙需要效仿的标准。1920年3月，在西班牙共和国宣布大约16个月后，在德国，冯·卡普[76]和吕特维兹·埃尔哈特[77]发起了军事政变。这一冒险行为的失败引起了红色浪潮，并在很多地方形成了苏维埃；鲁尔地区成立了一只50000人的红军。德国资产阶级知道，这样的政变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它可能成为类似于科尔尼洛夫[78]在沙俄的政变失败的结果，这一失败决定了两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理论上说，政变可以在纸面上确保成功，但是还存在着超出公式的主观因素——它们可以在转瞬之间完全改变事件的走向。冯·卡普和吕特维茨的预演破产后，德国资产阶级改变了战术，通过渐进的方式来进行政变。兴登堡就是这一缓慢而复杂的行动的战略家。第一幕发生在1925年，当时帝国元帅当选总统，最后一幕是1933年1月30日，纳粹掌握了政权。
在共和国成立16个月后的西班牙，和德国一样发生了军事政变。冯·卡普和吕特维茨·埃哈特的暴动是针对由鲍威尔[79]所代表的社会党的，他曾担任德国工会联合会前任主席，之后先后担任了劳工部长和议会主席。桑胡尔霍则是针对以工会组织领导人兼劳动部长的拉尔戈·卡瓦耶罗为代表的社会党。政府任命的军事首长吕特维茨和桑胡尔霍是完全相同的。鲍威尔和拉尔戈·卡瓦耶罗也完全一样。桑胡尔霍的失败之后，对贵族财产的没收开始了，而如果革命行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并不是因为形势不利于这么做。我们的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一样，从政变失败的强大向心力中学到东西，并从那时起——其决定了1932年8月10日所经历的阶段的性质——开始了逐渐的政变。在共和国期间，没有一位元帅赢得过任何一场战役。然而，在兴登堡和阿尔卡拉·萨莫拉之间，通过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将会发现不止一处共同点。这两人都是来自于旧政权，并通过偶然的机会爬上了国家的顶层。兴登堡除了是君主制国家的军事官员以外还是一名“容克”即大地主，并代表着“容克”的利益。阿尔卡拉·萨莫拉除了是君主制国家的旧长官以外，还是一名西班牙“容克”，并像一名地主一样思考。兴登堡为了避免社会革命而当了共和党人，阿尔卡拉·萨莫拉也一样。从政治上讲，兴登堡和阿尔卡拉·萨莫拉一样可以说是聪明人。安吉尔·甘尼维特在《思想》（Idearium）中说：“思想中包含的政治忠诚到了那样的高度，就绝不能原谅牺牲本质的和永恒的国家的利益，来为私人的目的所服务。”
阿萨尼亚的倒台，并没有像革命时期中小资产阶级政府倒台时的那种突然性。对他的取代，是在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成功之处，其同时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小资产阶级完全缺乏革命活力。
阿萨尼亚的结局就像卡斯特拉、马德罗[80]和克伦斯基一样。
被革命浪潮推进政府的小资产阶级，具有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的特殊性。它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却成为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敌人。因此，在反革命发动突袭的那一刻，人们都保持着几乎无动于衷的冷漠，并这个政府进行了决裂。罗伯斯庇尔没有满足城市或者是乡村群众的需求。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马蒂耶[81]在他的遗作《指南》（El Directorio）中研究热月政变的成因时，准确地说道：“可以说底层的人民必须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就跟教士阶层和流亡者一样多。”唯一可以支持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的巴黎与外省的底层人民，在热月9日中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罗伯斯庇尔未能将公安委员会的专政与“无套裤汉”的国民议会，跟城郊中饥饿的群众相结合。
卡斯特拉于1874年1月3日在帕维亚将军的剑下失去了权力。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总统，卡斯特拉采取了对革命的真正力量进行残酷迫害的政策，那么谁能够来帮助他呢？被共和国视为凶残的敌人的，工人、农民还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
马德罗于1910年在墨西哥革命的旗帜下走上前台。胜利的小资产阶级准备清算波菲里奥·迪亚斯[82]的残暴统治，该政权扼杀了胡亚雷斯[83]在克雷塔罗发起的解放运动。但是，马德罗上台后就忘记了那些带领他取得胜利的人，以及革命的目标。当他在韦尔塔被反革命枪杀时，失望的人民没有支持他，就像人民没有支持罗伯斯庇尔和卡斯特拉一样，人民也没有支持阿萨尼亚。
然后沿着所有一系列先前的革命所预先规定的道路，阿萨尼亚的政府灭亡了。
摆在小资产阶级面前的有三种观点。第一：进行独裁统治，消灭反革命力量，至少满足支持它的那部分群众，就像克伦威尔，和墨西哥革命在第二阶段中奥布雷贡[84]与卡耶斯[85]所做的那样。第二：效仿罗伯斯庇尔、卡斯特拉和马德罗。第三：克伦斯基的做法，也就是说，根据他的说法他的行为不是反革命的，而是为了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毫无疑问，最糟糕的是第二种做法，而那就是阿萨尼亚政府所做的。
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倒台是在1933年11月19日举行的大选中。这不是反动的胜利，是小资产阶级的完全失败造成的结果，就像钟摆必定会返回一样。
对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拉萨尔可以重复道：“每一个懂得思考的人现在都能看到，那些软弱无力的人根本不可能找出通往自由的道路。”
[4] 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奇尼奥内斯·德·雷昂（José María Gil-Robles y Quiñones de 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于萨拉曼卡（Salamanca），1919年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参加社会人民党（Partido Social 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全国天主教农民协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tólico-Agraria）书记，并进入《争论报》编辑部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与成立国民行动。1931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参与成立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并在当年大选中率领右派获胜，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陆军部长。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自联的成员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自联，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弗朗哥死后回国。
[5] 弗兰塞斯克·坎波·巴蒂耶（Francesc Cambó i Batlle，1876年9月2日——1947年4月30日），生于贝尔赫斯（Verges），1901年成立地方主义同盟，1918年出任开发大臣，1921年至1922年出任财政大臣。内战爆发后支持弗朗哥反动派。
[6] 安东尼奥·罗约·比亚诺瓦·莫拉莱斯（Antonio Royo Villanova Morales，1869年6月12日——1958年11月7日），西班牙新闻记者。早年曾担任大学教授。1910年加入自由党（Partido Liberal）。1916年和1931年两次当选为议员。1933年加入西班牙农业党（Partido Agrario Español）。1935年5—9月任勒鲁克斯内阁海军部长。此后淡出政治活动。1958年逝世。
[7] 梅尔吉亚德斯·阿尔瓦雷斯·冈萨雷斯—波萨达（Melquíades Álvarez Gónzalez-Posada，1864年5月17日——1936年8月22日），西班牙法学家。1889年起从事律师行业。1912年创立“改革党”（Partido Reformista），企图在西班牙建立开明君主制。192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普里奥·德·里维拉上台后积极参加密谋推翻他的活动。1931年创立民主自由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Liberal Demócrata），1931年和1933年两次当选为议员。1936年内战爆发后被捕，8月22日被无政府主义民兵处决。
[8]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2. Cénit. Madrid.
[9] 西班牙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年革命期间召开的制宪议会。1810年9月24日在加的斯附近的莱昂岛开幕，翌年2月在形势稍微缓和后移往加的斯，故史称“加的斯议会”。这次议会通过了1812年西班牙宪法，但此宪法未能坚决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残余，。1814年5月被费尔南多七世废除，后西班牙多次革命均以恢复这一宪法为号召。
[10] 华金·科斯塔·马丁内斯（Joaquin Costa Martinez，1846年9月14日——1911年2月8日），西班牙法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彼卡维亚（里卡多·马西亚斯·彼卡维亚（Ricardo Macías Picavea，1847年6月17日——1899年11月5日），西班牙作家、地理学家、思想家。
[11]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
[12] 路易斯·希梅内斯·德·阿苏瓦（Luis Jiménez de Asúa，1889年6月19日——1970年11月16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刑法。1931年参加社会党，并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副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70年担任流亡议会议长，1962年至1970年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
[13]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加利法（Felipe Sánchez-Román y Gallifa,1883年3月12日——1956年1月21日），律师，曾在马德里大学教授民法。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开始参加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宪法。1934年成立民族共和党（Partido Nacional Republicano），1936年曾准备参加人民阵线，但在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后拒绝加入。1936年7月19日被马丁内斯·巴里奥任命为不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14]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Ángel Ossorio y Gallardo，1873年6月20日——1946年5月19日），生于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当过律师。1907年出任巴塞罗那省长。1919年曾任开发大臣。在1936年至1939年间曾任驻法国、比利时和阿根廷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15]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亚多（Ángel Ossorio y Gallardo，1873年6月20日——1946年5月19日），生于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当过律师。1907年出任巴塞罗那省长。1919年曾任开发大臣。在1936年至1939年间曾任驻法国、比利时和阿根廷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16] 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17] 阿尔瓦罗·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Álvaro Flórez Estrada，1766年2月？日——1853年12月16日），西班牙律师、政治家、经济学家。1798—1808年任司法大臣。1810年起开始鼓吹自由主义君主制。1814年流亡英国。1820年回国。1823年任外交大臣，后再度流亡国外。1834年回国。1834—1840年任议会议员。1845—1853年任终身议员。1853年逝世。
[18] 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 Maura 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191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后来逐步转向温和的共和主义立场。1930年7月14日与阿尔卡拉—萨莫拉共同建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至10月担任内务部长。1936年为了躲避无政府主义民兵的追杀而逃到法国。1953年回国。1971年死于萨拉戈萨。
[19]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月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
[20] 安赫尔·加尼维特·加西亚（Ganivet Angel Garcia，1865年12月13日——1898年11月29日），西班牙作家、外交家。
[21]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胡戈（Miguel de Unamuno y Jugo，1864年9月29日——1936年12月31日），西班牙作家、诗人、哲学家。内战爆发后，乌纳穆诺起初曾欢迎叛军，但后来又对叛军的残酷行为产生厌恶。1936年12月，他与叛军将领米利安·阿斯特莱发生激烈争吵后，被软禁在家中，不久去世。
[22] 出自都德的小说《庸人达达兰》
[23] 出自莫里哀剧作的人物，指伪君子
[24] 胡安·路易斯·比维斯（Juan Luis Vives，1492年3月6日——1540年5月6日），西班牙人本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25] 胡安·德·马里亚纳（Juan de Mariana，1536年9月25日——1624年2月17日），西班牙耶稣会神学家、历史学家。
[26] 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简称“右协”，1933年3月4日由人民行动发起创立，该组织自称要保卫西班牙与“基督教文明”，抵御马克思主义，倾向法西斯主义。内战爆发后，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长枪党。1937年4月19日解散。
[27] 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伯诺斯·门杜伊尼亚（Claudio Sánchez-Albornoz y Menduiña，1893年4月7日——1984年7月8日），西班牙历史学家。1914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31—1939年任众议院议员。1932—1934年任中央大学校长。1933年9—12月任外交部长。1936年4—12月任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共和国政府被颠覆后流亡阿根廷。1962—1971年任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1983年回国定居。1984年逝世。
[28]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 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德·里维拉的独裁政府。1930年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29] 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柳萨（Francesc Macià i 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袖，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
[30] Rabassaire，由rabassa morta（意为“死根”）演变而来，是一种特殊的佃农。这种佃农的租约规定，当租地上的作物有四分之三死亡时，租期立刻结束。在十九世纪，这种租约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佃农。但是随着根瘤蚜（phylloxera）造成的破坏在作物间的扩散，以及寿命较短的、需要更仔细的照顾的作物的引进，这种租约就变得非常糟糕了。1934年起义发生前不久，加泰罗尼亚议会表决通过了一项有利于此类佃农的法案，但在坎波（Cambó）与右派的压力下，该法案被宪法保障法庭废除。
[31] 曼努埃尔·帕维亚·罗德里格斯·德·阿尔布尔凯尔克（Manuel Pavía y Rodríguez de Alburquerque，1827年8月2日——1895年1月4日），西班牙将军。1874年1月3日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建立军政府，事实上结束了第一共和国的统治。波旁王朝复辟后，于1876—1880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880—1895年任终身参议员，1880—1881年兼任加泰罗尼亚地区司令。
[32] Pavia将军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恢复了帝制。这是一种历史隐喻，用第一共和国发生的事情猜想第二共和国的未来倒台。
[33]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六章 柏林起义（中央编译局第一版）
[34]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得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
[35] 原文为 Carlos V y Felipe II，西班牙似乎并无卡洛斯五世。怀疑是笔误，校对猜测可能是费利佩二世的父亲卡洛斯一世即查理五世
[36] 费利佩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1527年5月21日——1598年9月13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第二位国王（1556年—1598年在位）和葡萄牙哈布斯堡王朝首位国王（称费利佩一世，Felipe I，1580年—1598年在位）。在位期间，西班牙达到鼎盛时期。
[37] 马塞利诺·多明戈·桑胡安（Marcelino Domingo Sanjuán，1884年4月26日——1939年9月2日），早年即参与共和派活动。1909年加入共和民族主义联邦同盟。1914年退党，并与全劳联联系。1914—1920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15年参与创立自治共和集团（Bloc Republicà Autonomista）。1917年发起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党（Partit Republicà Català），并配合全劳联和工人社会党开展革命大罢工。1923年5—9月任议会议员。1929年加入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1931—1933年任议会议员，1931年兼任教育部长。1933年先后任农业部长和农工商业部长。1934年组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1936年2—7月任教育部长。1939年流亡法国，同年在图卢兹逝世。
[38] 拉法埃尔·盖拉·德尔·里奥（Rafael Guerra del Río，1885年4月27日——1955年11月2日），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1915年加入激进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1921—1923年、1931—1939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3—1934年任公共工程部长。1939年共和国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46年回国。
[39] 曼努埃尔·伊拉里奥·阿尤索·伊格雷西亚斯（Manuel Hilario Ayuso Iglesias，1880年1月14日——1944年9月20日），早年加入联邦民主共和党。1914—1920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普里奥·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参与创立共和党联盟（Alianza Republicana）。1929年流亡法国。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参与制定了新宪法。1936年再次流亡法国。1939年弗朗哥上台后回国，在马德里大学图书馆工作。1944年逝世。
[40] 指1792—1795年间的法国国民议会
[41] 弗朗西斯科·彼·马尔加耶（Francesc Pi i Margall，1824年4月29日——1901年11月29日），西班牙评论家、历史学家。1848年加入民主党（Partido Democrático），参加了1854年革命，后被捕入狱，1856年获释。1864年起公开参加反君主制斗争。1868年革命爆发前，因躲避追捕流亡法国，逐渐转向蒲鲁东主义。1868年革命后回国，加入了联邦民主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Democrático Federal）。1869—1874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于2—7月任内政部长，6—7月任临时总统，在任期间积极推动社会改良，并得到恩格斯的称赞。1874年共和国政府被颠覆后被捕入狱，其后获释。1880年参与重建联邦民主共和党。1885—1895年任马德里议会议员。1893—1895年任马德里议会副议长。1901年逝世。
[42] 若阿金·特奥菲洛·费尔南德斯·布拉加（Joaquim Teófilo Fernandes Braga，1843年2月24日——1924年1月28日），葡萄牙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1878年发起成立杂志《实证主义》（O Positivismo），鼓吹君主立宪制，同年加入葡萄牙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Português）。1910年葡萄牙“10·5”革命后，于1910—1911年任葡萄牙临时政府总统。1915年“5·14”起义推翻时任总统曼努埃尔·若泽·德·阿里亚加（Manuel José de Arriaga）后，于5—10月再次担任临时政府总统，离任后退出政坛。1924年逝世。
[43] integración en el espacio y en el tiempo原文如此
[44] 艾斯凯拉（Esquerra）：全称“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它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1931年3月19日成立。
[45] 艾米利奥·卡斯特拉·里波利（Emilio Castelar y Ripoll，1832年9月7日——1899年5月25日），西班牙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早年在马德里大学任教。1854年加入民主党（Partido Democrático），鼓吹共和制。1857年被解职。1866年为躲避追捕而流亡法国。1868年革命后回国。1869—1873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于2—6月任外交部长、8—9月任众议院议长。1873年9月—1874年1月任总统。1874年共和国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876年回国，创立了民主可能党（Partido Demócrata Posibilista）。90年代后退出政坛。
[46]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年5月13日——1823年8月2日），法国数学家，政治家，军事将领。1773年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1791年10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793年8月至1794年10月当选为公安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重组了革命军，为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L'Organisateur de la Victoire）。1794年5月至6月任国民公会议长。1795年11月至1797年11月任督政府督政官。1800年4月至10月任陆军部长。1807年退出政界。1814年在百日王朝时期，于3月20日至6月22日任内务大臣。波旁王朝复辟后流亡国外，1823年在马格德堡逝世。
[47] 潘乔·比亚（Pancho Villa，1878年6月5日——1923年7月20日），本名何塞·多洛特奥·阿兰戈·阿兰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1910年至1917年墨西哥革命期间的农民起义领袖。
[48] 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Charles François Dumouriez，1739年1月26日——1823年3月14日），法国将领。1758年入伍，参加了七年战争。1788年晋升为陆军元帅。法国大革命期间支持吉伦特派。1793年叛逃至反法同盟，随后流亡国外。波旁王朝复辟后拒绝了他回国的请求。1823年死于伦敦。
[49] 路易·拉扎尔·奥什（Louis Lazare Hoche，1768年6月24日——1797年9月19日），法国将领。1784年入伍。1789年参加了法国大革命。1793年任北部军队副总指挥。1794年初被雅各宾派逮捕，热月政变后获释。此后继续与反法同盟作战。1797年逝世。
[50] 弗朗索瓦·塞维郎·马索—德格拉维耶（François Séverin Marceau-Desgraviers，1769年3月1日——1796年9月21日），法国将领。1785年入伍。1789年加入巴黎国民警卫队。1792年起与反法同盟军队作战。1796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51] 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Léon de Saint-Just，1767年8月25日——1794年7月2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家。生于尼维尔奈省（Nivernais）德西兹镇（Decize）。1788年就读于兰斯（Reims）大学法学院，并取得了学士学位。1790年参加国民自卫军，很快晋升为指挥官。1791年春，发表《革命与法兰西宪法之精神》（L'Esprit de la Re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de France），作为青年革命理论家而崭露头角。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是最年轻的代表。同年11月13日发表了著名的要求判决路易十四死刑的演说。1793年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同年5月30日入选公安委员会，此后多次作为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前往前线督战。1794年2月19日出任国民公会议长。热月政变后惨遭热月党杀害。
[52] 艾德蒙—路易—阿莱克西斯·迪布瓦—克郎塞（Edmond-Louis-Alexis Dubois-Crancé，1747年10月14日——1814年6月28日），法国大革命将领。出身于小贵族家庭。1787年出任第三等级运动副主席。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于1789年当选为制宪会议议员，并加入了雅各宾派。1795年参与镇压了旺代叛乱。1799年9—11月任战争部长，后因反对雾月政变而被迫退休。
[53]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54] 让—巴蒂斯特·克雷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1753年3月9日——1800年6月14日），法国将领。1769年入伍。法国大革命期间与反法同盟作战，屡立战功。1793年参与镇压了旺代叛乱。1800年镇压了开罗人民起义，同年在开罗遇刺身亡。
[55] 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凯勒曼（François-Christophe Kellermann，1735年5月28日——1820年9月13日），法国军事家。1750年入伍。参加了法国大革命。1793年被捕。1794年热月政变后获释。1797年被迫退役。1799—1801年任参议院议员，支持雾月政变。1801年起任参议院主席。1814年投票支持废黜拿破仑。1815年拿破仑复辟后退出政坛。
[56]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57]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58]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尔克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斯大林暗害的。
[59]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60] 何塞·桑胡尔霍·萨卡内伊（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于潘普洛纳（Pamplona），父亲是军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参加了镇压古巴起义的战争，并参加了两次里夫战争。192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32年改任海关司令。1932年8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复辟君主制，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参加了反动派的武装叛乱，7月20日因空难身亡。
[61] 克萨维埃·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1763年11月8日——1852年6月12日），法国籍作家、俄国宫廷画家。
[62] 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1842年10月27日——1928年7月17日），意大利政治家。早年加入“历史性左派”（Historical Left）。1881—1928年任意大利王国议会议员。1890年任财政部长。1892—1893年、1901—1903年、1903—1905年、1911—1914年、1920—1921年任内政部长。1892—1893年、1903—1905年、1906—1909年、1911—1914年、1920—1921年五次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
[63] 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 Цолов Цанков，1879年6月29日—1959年7月27日），1910年出任索非亚大学教授，1923年6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权，并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政权，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后投靠纳粹德国，1944年出任了德国控制的保加利亚傀儡政府总理。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并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64] 《羊泉村》是由西班牙民族戏剧家费力克斯·洛卜·德·维加·卡尔皮奥创作的一部西班牙戏曲作品。该作品创作于1609年至1613年间，是作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该作品描叙了1476年羊泉村人民反抗领主的史实。
[65] 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的戏剧
[66] 阿维利奥·曼努埃尔·盖拉·洪凯洛（Abílio，Manuel Guerra Junqueiro，1850年9月17日——1923年7月7日），葡萄牙作家、诗人、记者。
[67]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1900年5月1日——1978年8月22日），意大利作家。早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支持社会党左翼。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在党内是极左派，支持波尔迪加。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后多次被捕。1928年流亡瑞士，期间支持安杰洛·塔斯卡（Angelo Tasca）领导的右翼反对派。1931年被开除出党，随后重新加入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反战。1942年被瑞士政府逮捕。1943年获释。1944年回国。1948年退党，加入了社会主义同盟（Unione dei Socialisti）。1949年加入意大利民主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Democratico Italiano）。1954年以后退出政党政治活动。1956年支持匈牙利革命。1978年逝世。
[68] 圣经故事，死到临头或大祸临头的意思。
[69] 此指亚历山大大帝
[70]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
[71] 恩斯特·尤里乌斯·君特·罗姆（Ernst Julius Günther Röhm，1887年11月28日——1934年7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8年军校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一战期间曾三次负伤，晋升为上尉。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协助希特勒组织纳粹党与冲锋队。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的监禁，但立刻获得假释。1930年担任冲锋队总司令。纳粹上台后，以罗姆为首的一派主张实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并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遭到国防军的强烈反对。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清洗冲锋队，开始了“长刀之夜”，罗姆于次日被枪决。
[72] Tribunal de Garantías即检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法院
[73] 弗兰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
[74] 卡尔·威廉·塞费林（Carl Wilhelm Severing，1875年6月1日——1952年7月23日），1892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893年参加社民党，1895年因参加罢工遭到当局迫害，流亡瑞士。1897年当选为瑞士中央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99年返回德国，1905年至1924年被选为比勒菲尔德市议员，1907年至1911年被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2年间两度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8年至1930年间任德国内务部长。
[75]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年1月28日——1955年12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年在魏玛参加国民议会，1920年—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
[76] 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
[77] 此处政变的主谋应为沃尔夫冈·卡普和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埃尔哈特另有其人，应为毛林的错误。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1859年2月2日——1942年9月20日），一战期间曾任旅长、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5集团军参谋长、“皇太子威廉”集团军群参谋长、第10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群司令。十一月革命后被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20年3月与卡普一起发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匈牙利，1925年获大赦后回国。赫尔曼·艾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年11月29日—1971年9月27日），德国海军军官，一战后指挥第二海军旅（2. Marine-Brigade），1919年先后镇压了德国西北港区的苏维埃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参加卡普暴乱，失败后逃到国外，后又潜回德国，建立了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长刀之夜”后逃到奥地利，后返回纳粹德国。
[78]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79]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Gustav Adolf Bauer，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出身于法官家庭，在律师事务所当过职员，1895年创建德国职员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 der Bureauangestellten Deutschlands），1908年至1918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副主席，在社民党内属于右翼，支持一战。1918年10月参加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任劳工大臣。十一月革命后在菲利普·谢德曼政府中继续担任劳工部长，1919年6月谢德曼辞职后，于6月21日继任总理，1920年3月，在卡普暴乱失败后不久，于3月26日辞职。
[80] 弗朗西斯科·伊格纳西奥·马德罗·冈萨雷斯（Francisco Ignacio Madero González，1873年10月30日——1913年2月22日），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家。出身于一个庄园主家庭。早年支持墨西哥自由党（Partido Liberal Mexicano）。1909年创立反连任国家党（Partido Nacional Antirreeleccionista），反对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1910年因参加总统选举被捕。1911年领导了墨西哥革命，期间一度流亡美国。革命胜利后回国，1911—1913年任墨西哥总统。1913年2月22日在政变中遇害。
[81] 阿尔贝—克萨维耶—艾米尔·马蒂耶（Albert-Xavier-Émile Mathiez，1874年1月10日——1932年2月25日），法国历史学家，以研究法国大革命而闻名。
[82] 何塞·德·拉·克鲁斯·波尔菲里奥·迪亚斯·莫里（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 Mori，1830年9月15日——1915年7月2日），墨西哥军事家、独裁者。1847年入伍，参加了美墨战争。1854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1861年墨西哥抗法战争爆发后，加入胡亚雷斯政府军，期间于1863—1864年和1866年任瓦哈卡州州长。战争胜利结束后，先后于1867年、1871年和1872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均落败。1874—1876年任墨西哥联邦议会议员。1876年策划了图斯特佩克革命，推翻了时任总统塞瓦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Sebastián Lerdo de Tejada）的统治。随后于1877—1880年、1884—1911年担任墨西哥总统。在任期间推行残暴统治。1911年在墨西哥革命中被推翻，后流亡法国。1915年死于巴黎。
[83] 贝尼托·巴勃罗·胡亚雷斯·加西亚（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1806年3月21日——1872年7月18日），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家。1831—1844年任瓦哈卡州议员。1846—1852年任瓦哈卡州州长。1853年因遭受迫害而流亡古巴、美国等地。1854年发动阿尤特拉革命。革命胜利后，于1855年10—12月任司法和公共教育部长。1856—1857年任瓦哈卡州州长。1857年任内政部长。1857—1858年任国家最高法院院长。1858年总统胡安·阿尔瓦雷斯（Juan Álvarez）被推翻后，于1858—1861年任临时总统。1861年抗法战争爆发后，继续担任恢复共和国派总统至1867年。抗法战争结束后，于1867—1872年任墨西哥总统。1872年在墨西哥城逝世。
[84] 阿尔瓦洛·奥夫雷贡·萨利多（Álvaro Obregón Salido，1880年2月19日——1928年7月17日），墨西哥军事家。1911年开始从政。1914年任墨西哥联邦区州长。1916—1917年任战争和海军部长。1919年加入墨西哥劳动党。1919—1924年任劳动党主席。1920—1924年任墨西哥总统。1924年任满后退休。1928年再次竞选总统并获胜，但未及上任，于7月17日遇刺身亡。
[85] 普鲁塔尔科·艾利亚斯·卡耶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1877年9月25日——1945年10月19日），原名弗兰西斯科·普鲁塔尔科·艾利亚斯·坎普萨诺（Francisco Plutarco Elías Campuzano），墨西哥军事家。1913年参与推翻马德罗政权。1914—1916年任索诺拉州州长。1916年加入自由宪政党（Partido Liberal Constitucionalista）。1919年加入墨西哥劳动党。1919—1920年任经济部长。1920—1923年任内政部长。1920年兼任战争和海军部长。1924—1928年任墨西哥总统，期间大力推行社会改良。1929年任战争和海军部长兼公共教育部长。1929年创立民族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并担任党主席。1936年被迫退出政坛并流亡美国。1941年回国。1945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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