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华金·毛林 -> 《走向第二次革命》（1935）
第二章 革命前的工人运动
（一）无产阶级寻找它的道路
由于我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和一些我们尚未考察的次要原因，西班牙无产阶级长期以来漫无目的地运动，凭借经验寻找自己的历史道路。由于我们国家中工人运动的相对虚弱以及工人运动长期的分裂冲突，无产阶级几十年来沦为资产阶级的猎物，时而通过恐怖和迫害，时而通过小资产阶级的蛊惑受到资产阶级的控制。
1905年俄国革命是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自1875年到本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使得工人逐渐摆脱了公社失败后的萎靡不振。
本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引发了帝国主义间的冲突。第二次爆发从俄国和日本的冲突中产生。日俄战争引起了俄国革命。比起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在这第一次革命中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更加成熟，并在革命期间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在1870年至1871年的法国革命和1868年至1874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突出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主动出现在前台，就不可能进行革命的运动。在三十五年之后，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了。
正是这一发现，使得考茨基在1908年论及事件的原因说：“每天都以更加鲜明的方式表明，现在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然后考茨基总结道：“然而，只要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推动整个民族，那么革命就是不可能的。”
自三十年前开始（1905-1935）发展了三十年的世界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被考茨基所指出了。在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俄国革命（1905-1906）、墨西哥革命（1910-1930）、中国革命（1911）、俄国革命（1917）、德国革命（1918-1933）、奥地利革命（1918-1934）、匈牙利革命（1918-1919）、中国革命（1924-1927）以及西班牙革命（1930-1935），这些都体现了革命运动的工人特征。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取决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与政治领导能力。
西班牙也不在这一普遍历史现象之外。
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被扼杀在了1873年，就像和在俄国、墨西哥和中国的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没有工人阶级的首要参与，就不可能开展革命，资产阶级不仅没有鼓励革命的准备，而且还作为制动器，阻止它的发生和成功。然而，无产阶级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直觉地寻找反动阵营的薄弱坏节，爆发革命来猛烈地破坏它。
我们无产阶级的英勇努力始于1909年，它有好几幕：1909、1917以及1930至1935年。
在1909年，一系列因素汇聚在一起，并客观上促成了革命的形势：政权的全面危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影响、1906-1907年加泰罗尼亚的运动，此外还有摩洛哥战争。巴塞罗那省的无产阶级开始采取行动，而该省的无产阶级所占分量几乎与西班牙其他地区工人阶级加起来一样。它想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小资产阶级在恐惧中退缩了。此外，西班牙各地没有采取联合行动，这使得起义仅限于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无产阶级的行动被击败，但是革命运动仍然存在并伺机寻找出路。
1917年又是另一个革命高潮。这次的准备和共同的行动，虽然在强度上不及但在规模上超过了1909年。整个工人阶级同时进行了行动。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齐头并进。小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也与无产阶级同时行动。但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突然泄气了，它临阵脱逃，留下工人独自面对大炮和机枪。
在1909年，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1917年，则上了更加重要的一课，开始懂得只有它才能够干革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并逃跑了，它非常清楚如果胜利，革命将展现出鲜明的工人性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私有财产的基础将会受到动摇。
工人阶级正在打破他们与小资产阶级联系的纽带；他们正在独立。我们国家的历史正在孕育着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1909年，西班牙无产阶级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之后，本来会像在墨西哥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对继承权提出异议。在1917年，工人阶级提出的要求更多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产阶级的志向也在逐渐增长。
西班牙君主制的最终危机，实际上始于1917年。在此之后，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中。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深入的理解往往比直观的感受更加缓慢。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在1909年和1917年的两次经验之后理解到，只有自己站在革命运动的最前沿，革命才能成功，按部就班的准备总是落后于现实的。群众已经走在了领袖前面，而当运动没有推开所必要推开的领袖时，运动就会失败。西班牙无产阶级有着很好的组织者，但革命领袖却糟透了。在1919年，我们的无产阶级像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可以夺取政权。但是改良主义和无政府恐怖主义太多，来自革命党的革命教育太少。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工人运动被白白消耗并被分散为混乱的行动。资产阶级意识到，它在1917年和1919年走到了悬崖边上。它像一个遭遇海难的人一样，竭尽所能抓住了留给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即军事独裁。
军事独裁就像吗啡注射一样，能让病人的疼痛得到缓解，但是不能治愈疾病本身。在吗啡的效果结束后，问题还会以更加激烈的程度重新出现。独裁统治可以捂住无产阶级的嘴，但不能摧毁无产阶级。当独裁统治与不可避免的危机相撞时，工人运动就会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果敢地振作起来。
实际上，在1930年独裁统治就开始了崩溃。无产阶级像巨大的雪崩一样出现在舞台之上，它不可阻挡并威胁着要吞没一切。
资产阶级明白，这次不可能像1909年和1917年那样，通过反动来引起失败。工人运动冲垮了围墙和堤防涌来。它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停下。君主制不可避免的垮台，将会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开始。革命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看到的获救方法只有袭击革命的领导者，自己走在前面来遏制工人阶级前进的热情。这样做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工人运动将克服它的历史分歧。这将会是终结的开始，应当避免这样做。资产阶级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它有着进行指挥的习惯，并且懂得直接的方式所引起的问题的严重性，它很谨慎，并用大量的资源来让缺乏理论教育，又缺少有力的革命党作为轴心的无产阶级失去方向。
资产阶级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独自前进，他们用下三流的手段吸引它，困住它。最后资产阶级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与无产阶级完全结盟，但除了两大最重要的工人组织——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一方面，阿尔卡拉·萨莫拉是共和党和社会党委员会的焦点。另一方面，马西亚是共和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中间人。1930年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手段确实精彩。一个懂得在危险的重要时刻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的资产阶级是很可怕的对手。无产阶级为了战胜它，必须走在它的前面。在1909年和1917年，工人运动找上了资产阶级，为的是要领先于它。在1930年，资产阶级找上了无产阶级，为的是不要让其走在前面。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无产阶级不知道要去理解，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压倒一切的力量。它在分裂和错误的理论立场之下不堪重负，同意了跟随资产阶级的臀部。
它将经历自诞生以来最重要的考验。革命不再是一句空话，它将化为现实，成为一场激烈的斗争、成为一场胜利或者失败、成为流血的动荡、成为可怕的罪行或崇高的英雄主义。
列宁曾对于1848年的革命说过：“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86]1930-1935年的西班牙革命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来说，同样也是一场急速和集中的更迭，这能够让无产阶级看到资产阶级的运动，并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一直以来都有效的理论、组织以及策略的价值和力量。
（二）社会党
如果说在1930年至1931年间，西班牙有一个接受真正的革命理论的革命的社会党，那么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不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就像1919年发生的那样——并开始具有伟大民族和国际意义的历史性社会实践了。在1919年工团主义破产了，在1930年社会民主党失败了。
与欧洲其他社会党一样，西班牙社会党也不具有革命性。它是由经典改良主义的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从理论上讲，它不仅来自考茨基和其他德国理论家，还来自于法国的盖得[87]和拉法格[88]，他们在十九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由公式组成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缺少只有列宁才能赋予社会主义的那种辩证法的灵活。盖得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89]的马克思主义，其在理论上是僵化的，几乎像经院哲学一样繁琐。它崇尚辞藻，却逃避现实。在法国作为饶勒斯派改良主义者和理想主义的强敌的盖得，最后在大战期间，与庞加莱、克列孟梭、爱尔威[90]和莫拉斯[91]成立了“神圣同盟”（l'union sacrée）。
对于1930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设想大致如下：
作为君主制最后手段的独裁统治会连同君主制一起瓦解。随着君主专制和独裁统治的垮台，整个建立在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杂拌的社会政治体系也会随之瓦解。只有一条出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谁在君主制倒台时掌握政权，就将得到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如果那是资产阶级，革命将会失败，并需要进行新的斗争来开始第二次革命。如果那是工人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将进行民主革命，但不会停下继续前进的脚步，因为这一过程是不断的，它会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但为了夺取政权，仅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无产阶级必须吸引其他革命力量，即农民和民族解放运动。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将被吸引加入革命，而另一部分会保持中立和退出战斗。我们将进行民主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将废除君主制、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将土地国有化并分配给农民、粉碎教会势力、给予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由，也就是说，进行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半岛的联邦制、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给予政治自由等等……
团结的无产阶级，只要与农民和拥护自治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结盟就能够取得胜利。当君主专制于革命中垮台时——在1930年势不可挡的革命风暴中——能够成立以工人作为大多数，并由农村和拥护自治的小资产阶级参与的政府。革命将会沿着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继续前行。
这样的政党并不存在，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去对革命进行假设。事件所必然遵循的过程，取决于工人运动的背景和意识形态。
在发表为了自己的组织不被破坏，所以应当顺从独裁统治的文章之后，革命就找上了社会党。由于改良主义者的传统，它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它在独裁统治期间内是驯服的。在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之间的最深刻的分歧是另一个强大的障碍。社会党跟在转向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走了。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它相信西班牙开始了一场新形式的革命，即和平与不流血的革命。作为从君主制到共和国的结果，表面上的选举形式对于改良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真正的海市蜃楼。“一切都可以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在法律上，选举上和议会中解决。”社会党没有违背它的过去，还是步着比利时、瑞典、荷兰、丹麦的社会党的后尘来行动。在1931年，西班牙社会党的领导以麦克唐纳[92]和英国工党作为模范，这就是他们打算遵循的道路。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费边社会主义者[93]。他们不打算看看已经被法西斯主义包围的，他们德国和奥地利的同志发生了什么。它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勇敢和胆怯，它在革命中坚持改良主义的做法，就好像是扇风来灭火一样。在政治和经济稳定时期，某种程度上具有正当性的改良主义，在革命时期就产生了矛盾，它就变得过时了。社会党选择了违背历史潮流，也就是选择了反动。
对于社会党所提出的以下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工人阶级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社会党自己的回答则是“既然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必须做的是帮助资产阶级，让其顺利地走到最后，并从民主的胜利中为无产阶级争取最大的利益。”
从上个世纪到兴许是1909年之间，这样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在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胜利之后，这种说法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肃的。
确实，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但那只是在第一阶段。现在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进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民主革命也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去帮助资产阶级，而是利用其矛盾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或者中立，来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由于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态势——而这不是一挥法杖就能改变的——经历改良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共和国成立时，改良主义的社会党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以走：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或者作为反对派。
社会党选择了第一条道路。
它是这样想的：在政府内部，凭借我们现有的组织力量，我们将成为议会中最重要的少数。宪法和法律这些共和国的基础，所有这一切的文件上将会带有我们党的印戳。当在共和国中占多数的共和党反对我们的主张时，我们将发动我们在街头和议会中的力量。我们的工会和党组织将异常庞大；我们将吸纳几乎全部的工人运动。像这样，我们将逐步掌握政权而无需进行艰苦的斗争。西班牙由于其特殊条件，将不需要经受流血和暴力革命的动乱。
这样的假设是再简单不过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必为了知道加入政府的结果而等待到1933年。它在1930和1931年就可以完全懂得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其他政党的经验应该被它所利用。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因为死记公式，而是因为他能够总结和吸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教训。理论上，社会党应当拒绝加入政府。社会党属于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理论代表是考茨基，他在四十和六十多岁时的文章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是很经典的。考茨基在其全盛时期写了一本《取得政权的道路》。如果我们的社会党人在准备参加政府时读过这本书，那他们将会发现以下的警告：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不通过革命，亦即不通过国家政权的急剧转手，而只借助于同靠拢无产阶级政党协同行动和建立联合政府（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参加这个政府的政党都无力单独建立这样的政府）这种明智的策略，无产阶级就能够取得政权。他们认为可以这样来避过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一种所谓已经过时了的、野蛮的手段，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道德和博爱的文明世纪不适于采用的。
这种观点，如果让它占了上风，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就将被尽行推翻。这种观点适合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相容的。
国家政权总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矛盾，却使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同任何有产阶级分掌国家政权。有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总是要求并且必定要求国家政权继续镇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总是要求它自己的党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利用国家政权来支持它反对资本的斗争。这种情况最后必将导致任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政府限于失败。
在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镇压无产阶级的行动的共同参与者。这种情况将引起无产阶级对它的蔑视。同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行动，都将受到它的资产阶级盟友的不信任，而这是会阻碍它进行任何顺利的活动的。没有一个这样的政权会加强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会容许做到这一点；这只会败坏无产阶级政党的声誉，麻痹无产阶级，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
最后一段就是对即将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党身上的事情的精准预言。
在战前考茨基写《取得政权的道路》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在米勒兰、布里昂[94]和维维安尼[95]的例子中，他们最后都被驱逐出了社会民主党。考茨基的声明总结了当时社会党的普遍想法，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设想，而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在1930年，西班牙社会党知道考茨基的寓言已经完全兑现了。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都用大量的例子提供了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联合这种实践的经验教训。
然而，不与资产阶级进行联合，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做法，只有在社会党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时候它才可能做到，而它并不是。
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是由于这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持有的立场，应该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还是反对它？
革命向社会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它在立场基本上与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改良主义者类似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立场大致相同。
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长期保持着改良主义的幻想。而最好的，或者至少没那么坏的结果，就是快速地走出改良主义的经历。
荒谬的是，由贝斯泰洛[96]、萨波里特[97]和特里丰·戈麦斯[98]领导的被称作“左派”的社会党右翼，主张在共和国胜利后社会党就退出政府。这一态度表面看起来更加进步一点：“和资产阶级脱离关系！”，而这也是最危险的立场。如果社会党屈服于这个说法，那今天希尔·罗夫雷斯将不会对国家政局拥有影响力，而无产阶级也会离最终能够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更远。
社会党虽然表面上以玩弄外交手腕的方式，坚持着反对的立场，它在实践上进行的仍然是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它在议会中的做法，就像十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做的那样。这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这样一来，改良主义就会腐蚀工人运动，法西斯主义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扎根并形成自己的组织。
俄国和德国是两个非常有价值的例子。在俄国，改良主义只经历了短暂的时间，先前追随它的群众很快就向着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而在德国，由于社会民主党一会参加联合政府，一会又成了反对党，所以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的威望没有消磨得那么快。费伦巴赫[99]、维特[100]、马克斯[101]、路德[102]和布吕宁[103]的政府，在帝国国会中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也从普鲁士邦政府中拿好处。这样，改良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就极为缓慢，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就可以组织起来并取得成功。如果改良主义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的步伐，在西班牙大约是从共和国成立三年半之后开始，它在德国也是一样的。在1923年，当庞加莱占领了鲁尔，当地德国无产阶级就以革命的方式夺取了政权。
因此，如果贝斯泰洛的理论在西班牙取得优势，共和党就会享有行动的自由，此外也会得到来自善良的反对派即社会党的支持。贝斯泰洛希望在资产阶级遵守和平、秩序和安宁的提议下，社会主义就会普遍消亡……实际上，社会党的议会主义和这个议会本身都已经衰老，并且被推到一边了。当然，他还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对得到更多选票和更多代表的社会党继续遵循工党的路线抱有希望。目前很有可能，从政治舞台的机关里跑出来的救兵（deus ex machina）不是希尔·罗夫雷斯，而是贝斯泰洛。但是，只要社会党还没有摆脱议会痴迷病，工人的分裂将会加剧，而资产阶级就会有组织起法西斯主义的机会。
处在社会党之中，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或者不合作，在此我们应当为前者进行辩护。
列宁对此的意见是值得探讨的。当然，列宁在1920年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战略的极为重要的那本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于英国的问题他所表达的意见，大体上也适用于十年后的西班牙。
列宁说：“说韩德逊
[104]、克林兹
[105]、麦克唐纳、斯诺登
[106]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
社会党在无产阶级和历史面前，这样为自己辩护：将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作为进入政府的特洛伊木马，根据群众对于改良主义失败的理解程度来夺取政权。
在漫长的两年间，事件的接连发生导致了这样的最终结果：社会党突然争夺了政权。
共和国临时政府在1931年10月经历了一次危机，两位最保守的部长阿尔卡拉·萨莫拉和毛拉辞职了。两个月后宪法通过，新的危机又产生了，两位共和党中派的代表列鲁克斯和马丁内斯·巴里奥辞职了。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和革命浪潮的带动，政府日益激进并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而社会党在社会矛盾激化时认为，如果他们想要确保所取得的成果，就必须走得更远，换句话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分离的，等待共和党被甩开后开始革命新的阶段。这至少是革命的方向，也就是进步的道路。不这样做的话，就是在反动并纵容反革命的前进。
但社会党是其自身浸染的改良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共和主义的受害者。1920年阿拉吉斯泰因[107]在他的《坩埚中的西班牙》一书中明确说道：“西班牙社会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可能是其中缺乏知识分子，因此缺少了一些人来通过思想的途径，吸收和吸引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群众。或许，这也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班牙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吸收共和主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共和主义化了，是共和主义吸收了它。对于西班牙社会主义来说，共和党-社会党的结合是在策略上的进步；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政党与另一个与其相近的政党的联盟，通常都是值得肯定的策略。但是从理论上讲，与共和主义结盟可能对社会主义是致命的。社会党忘记了他们理想中的城市，与他们的盟友共和主义的城市——在其中只是以总统取代了国王——相差甚远。西班牙社会主义起源于过于朴素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似乎沾染上了太多纯粹的共和主义。”
这样的共和主义把社会党的命运系在了共和党身上。政治的公正自会吹散垃圾。阿萨尼亚、多明戈、卡萨雷斯·基罗加和其他共和党人已去世，而在1932年与1933年，社会党还背负着他们的尸体。
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观察到了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与1848-1851年法国革命之间的矛盾。前者以上升的节奏发展起来，而后者则沿着下降的轨迹进行。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进行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108]
我们的革命也有起有落。1932年8月10日便是分水岭。此时如果社会党对改良主义的幻想被上述经验打碎，那么他们将有一次宝贵的的夺取政权的机会。到了打破维持了太久的幻想的时候了。由共和党多数和社会党少数组成的政府，就是对现实的障眼法。社会党任由议会中的势力关系所蒙蔽。它的115名代表对资产阶级的350名，很明显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超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政府中拥有的代表数的比例是相当公平的。但是议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现实力量的真实表达。在立宪议会的选举和桑胡尔霍政变未遂之间的十三个月中，产生了社会党没有意识到并未能理解新的力量对比。
一场像我们的革命一样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在第一个阶段中，革命试图摧毁专制，并且在革命行动中形成一个统一的阵线：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部分。在西班牙，这一时期从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开始，一直持续到共和国成立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31年夏天。第二阶段涉及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他们所渴望的最基本的民主自由。在第二阶段中，疑虑的资产阶级退却了。局面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来维持。这一阶段介于阿尔卡拉·萨莫拉、毛拉和列鲁克斯垮台，1931年10月至12月的阿萨尼亚政府成立，以及1932年夏天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加泰罗尼亚的躁动和工人的普遍不满之间。然后应该历史性地开始第三阶段，也就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确切的结论，即革命的重大问题不能由资产阶级民主来解决，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一个政党的智慧，在于懂得理解产生剧烈震荡的历史转变，以便正确地找出方向。列宁于1917年7月制止了为时过早的起义，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与俄国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然而，在三个月后，两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义的时刻到来了。列宁说，再等待下去就是犯罪。在11月7日相对容易的事情，在几个星期之前或者几个星期之后，那也可能是很困难的。
在革命进程中，存在这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如果错过了它，那就只有走向失败。
西班牙社会党在掌握政权大约一年半之际，即在受到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大量训诫之后，在卡斯蒂尔布兰科和阿尔内多的冲突之后，也即当资产阶级整装待发进攻，在8月10日进行了游行示威时，他们一刻也不该犹豫。梅林[109]说：“加入前进着的运动队伍，以此来推动它前进，这正是马克思一直以来所建议的，也是1848年所遵循的策略。”
西班牙革命的1932年8月10日，它本来可以成为法国革命的8月10日：大量旧政权残余的彻底瓦解，从此走向勇敢前进和新专政的时代。
工人政府的成立将激起不可阻挡的人民浪潮。很可能社会党曾一度大概地接近了这一想法，但它被无政府主义病所麻痹，又被反动资产阶级刻意欺骗。但是革命行动将破坏工人运动的界限，运动的分歧将为革命的漩涡所吞没。
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社会党在政府中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它自己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被迫呆呆看着国家镇压力量如何射杀工人农民，或者将他们活活烧死，而这在君主制时代是闻所未闻的。它不得不批准建立特别安全部队，扩编国民警卫队和警察，而后者很快将会把枪口对准他们自己。它把票投给反革命的法律，采取的立场则是反对工人运动的团结，它把工人阶级的团结抛弃了并且与工人阶级越来越疏远。一句话，社会党部长是资产阶级用来对社会党的被施加真正的坦塔洛斯[110]之刑的三名人质。
社会党是西班牙资产阶级的避雷针。
但是这一经验教训并不是无用的。1905年，列宁在他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说道，“毫无疑问，这场革命以如此迅速和彻底的方式教导我们，政治发展的速度在和平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不仅教育了领导者，更教育了群众。”
在经过教训之后，跟随社会党的工人群众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阶级才能解放自己。
而在社会党内部也已经开始了转变。
（三）无政府主义者
西班牙无产阶级不仅仅遭受了改良主义的错误影响，更糟糕的是，它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指出，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两大危险是“对群众性的放弃和对最终目标的遗忘，落入宗派主义和沉迷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
在西班牙，工人运动就像落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一样晕头转向[111]。不仅是在大多数国家，在西班牙这两大危险也是两个强大的障碍。
社会党是第一次积极参加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无政府主义则是第二次了。
列宁在其理论方面的大量著作中很少提及西班牙。马克思与恩格斯以特别的兴趣关注着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反，列宁陷于俄国的重大问题以及与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斗争，因此很少关注西班牙的事情。尽管如此，1905年俄国革命时无政府主义者的表现使他不安，就像恩格斯在1873年一样。我们可以参考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中做出的极有价值的评价。
在1873年，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徒孙一样，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因为他们不仅在目标与现实之间，而且在想法与实践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他们渴望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在日常行动中，他们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驯服而盲目的工具，就像他们在第二共和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在1873年，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吗？公社刚刚失败，这是工人阶级民主专政在法国的第一次实践，法国经历了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烈火，这里的无产阶级得到了远超西班牙的发展与历史准备。
历史在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恩格斯在谈到那个时代和运动时写道：“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预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像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112]
列宁在评论恩格斯的话时写道：“因此，那时的问题是争取共和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工人干预事件的问题那时有两种说法：一方面，巴枯宁主义者（或“同盟分子”即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作斗争的“同盟”的创始者们）否定政治活动，否定参加选举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参加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革命，反对任何参加革命政府的行动。”[113]无政府主义者打算从自己头顶上飞过去。他们的第一个错误只会造成灾难。然后，就被迫掉到地面，变成小资产阶级的跟班。第二个错误则造成了共和国的失败。
在1873年的革命中，几乎完全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人运动，本来有望巩固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共和国中，工人阶级有很大的自由余地来进行组织和取得民主性质的一般改革。想要进入“无政府”的状态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做梦，并且实际上，它是放弃了作为革命的支柱之一的一份力量。
当1873年夏天发生分离主义[114]运动时，尽管先前发表过无政府主义的高谈阔论，无政府主义者和“毫不妥协”的共和党人（第一共和国的“野猪”（jabalíes）们）一起加入了革命委员会，并在里面被小资产阶级拖着走。恩格斯说：“他们不知道拿手里的政权怎么办。”
他们对于如何进行起义抱有幼稚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想法。恩格斯认为，原则上他们是自行其是，而没有采取集中的行动，“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即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在这里被宣布为最高革命智谋的原则。”[115]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表现，列宁在恩格斯的这句话下作了强调：“巴枯宁主义者没有领导起义的本事，他们不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是分散革命力量，把革命的领导工作让给了资产者先生们，解散了国际的坚强巩固的组织，因而‘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116]
1873年的共和国以及1868年发起的民主革命，皆因共和党人的无能而倒台，而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对这些灾难负有主要责任。如果工人运动方向明确，知道自己的需求并正确地采取行动，本可以提前获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胜利。西班牙本来可以避免半个世纪以上的落后。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与“毫不妥协”的共和党人合作，却宣布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战斗到底。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争吵在西班牙引起了巨大反响。巴枯宁主义者在组织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使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更加艰难，也使二者之间更加势不两立。
六十年后，这场斗争在另一个舞台上，当然是以同种方式重现了。在1931至1934年，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它主要对付的敌人：社会党。不是不能理解他们与共和党的结盟，因为要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与共和党右翼结盟还是有些令人吃惊，而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然而，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两股互不两立的势力，其具有历史代表性的人物是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和安塞尔莫·洛伦佐[117]。两者都是在第一国际在马德里开展活动时，在“先驱”（pionniers）中相遇的，然后他们分开了。洛伦佐去巴塞罗那进行无政府主义，而伊格莱西亚斯留在马德里为社会主义作斗争，他们分别建立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工人总同盟，它们属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从1873年甚至更早以来，这两派就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无情的战争。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就像是亚伯和该隐一样。
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无政府主义是改良主义的诱因。而改良主义，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政府主义的起源。
列宁曾说过，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列宁还说：“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118]
如果我们的社会党是一个革命的党，那么像在西班牙这样，强大而活跃的无政府主义将不复存在。就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它会被马克思主义彻底消除。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所引起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动，通过将西班牙最重要的那部分无产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分离开来，促进了机会主义的存在与蔓延。西班牙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与社会党的疏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其最终很可能导致机会主义的加强，阻碍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
此外这一因果的交叉也导致了工人阶级组织上的分裂，这对于西班牙资产阶级来说，在革命前，特别是在革命期间是其安全的保障。
无政府主义很难受到正面的影响，简直油盐不进。无政府主义的自然演变正在消亡。在西班牙和一些落后的美洲国家中，再也没有无政府主义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在本文中不适合进行详尽说明。然而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虽有过急剧下降的趋势，但后来又有重新出现的势头。经过1873年的无政府主义的经历以及第一共和国倒台后的漫长时期，无政府主义逐渐开始消失。一部分人受到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根据佩卢蒂耶[119]在法国发起的革命工团主义的准则寻找出路，此外，索雷尔[120]也是一位真正的理论家。
工团主义是迄今为止受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影响的工人运动为寻找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所做出的努力。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是互不相容的。工团主义的演变，遵循其自然的演变过程，是要走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的理论家，索雷尔、利昂（Leone）、拉加代尔[121]和其他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1911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进行。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章程是以革命的工团主义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其内容如下：
“大会宣布成立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该联合会暂时由未加入工人总同盟的社团组成，而条件是，一旦西班牙全劳联成立，就会为了将整个工人阶级统一在一个组织之中，争取在两个联合会之间达成协议。”
1909年7月起义后不久，全劳联的成立大会就举行了。这就是结果。无产阶级在革命行动中意识到了要与工总进行合并以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的目标，同时在全劳联的宣言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
在1917年的革命行动之后，加泰罗尼亚地区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918年6月至7月在巴塞罗那举行——这实际上是全劳联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它在加泰罗尼亚以外地区的力量很少。在那次代表大会中，无政府工团主义首次同意与工总联合，为此提名了不属于两个组织的的萨拉戈萨工人组织来担任中间人。
在1919年12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同意加入第三国际，并宣布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现在，无政府主义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工会运动正在实现真正的转变，无政府主义被击败并接近消失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了猛烈的反击。无政府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全劳联试图破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团结。
在这场内部的、盲目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在1920年至1923年无政府工团主义内部的两大派别之间，无产阶级的需要和宗派偏见之间的后者取得了胜利，这导致工人运动沿着完全错误的歧路前进，并造成了普里莫·德·里维拉在1923年的政变。
在独裁统治期间，无政府工团主义遭受了严酷的迫害，它遭到镇压并且几乎消失。
在始于1930年的革命年代的初期，工人群众在那段时间内犹豫不决地寻找方向。社会党不能够轻易和迅速地消除最近以来的消极情绪。由于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原因，共产党远不能满足它的历史任务。群众情绪不能平白无故的消失。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他们就转向了全劳联。到处发生了运动，无政府工团主义出乎意料地复活了。
无政府主义者们以政治的形式——他们相信这是“非政治”的形式——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122]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中组织起来，在1930年至1932年间，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之间享有极大的同情。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在他们身上，比起在社会党上找到了更有力的表现。因此群众涌向了他们的组织。但是此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像1873年一月，未能理解在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的革命的性质。如果说，在1873年他们想飞过自己的头顶，那么现在他们要跳出自己的影子。如果在1873年，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么在1931年，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并且他们企图忽略革命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其最终目标囊括了广大工人与农民群众得到自由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普遍愿望。分析一下他们“自由共产主义”的这一常用口号，不过就是想说社会主义和自由。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共产主义”能够产生英雄壮举，人们能够为此做出最大的牺牲，因为这一口号是完全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大批群众的直觉的呼声。作为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需要它的实验场所、它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没有理论的指导，群众就在不利的条件下、在自然冲动的驱使下，像是抓住虔诚信仰那样紧紧抓住一个口号或者一句话，这对于他们来说，其中模糊地掺杂了自己的渴望，是将其当做了遭受剥削的世世代代的愿望。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种直至现在都未被使用的力量，它被放任在一边并不止一次地为工人运动的宿敌服务。
说实话，在1931年伊无联和全劳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扮演了与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相类似的角色。君主制倒台，同时共和国宣告成立。改良主义者在政府中与共和党进行合作。阿尔卡拉·萨莫拉是罗曼诺夫的倒影，是克伦斯基的拙劣模仿。人民的不满情绪增加了。工人群众要求革命、要求他们自己的革命，并且寻求着真正代表这一历史时刻的政党和组织。无政府主义政党勇敢，具有内在反抗秩序的力量，并且知道如何让掌权的社会党名声扫地。普列托、拉尔戈·卡瓦耶罗和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都在为资产阶级和伊无联干活。他们让跟随他们的工人们白白等待，但是那些没有耐心的、不安分的，那些无法再忍受更多痛苦的工人，都加入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队伍里。
如果客观上说，伊无联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的处境相类似，那么主观上说，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对立面。伊无联缺少理论、策略、战术和领袖。它只是一股盲目的力量，并且不可避免会解体。在1930年、1931年和1932年跟随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众则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原料。这群人们从1873年一直以来，都在无政府主义的酵母中进行发酵。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无政府主义虽然表面上具有革命性，但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因为它提出的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它失败了，尽管在1873年有着有利的形势。也因此，它同样在1931年至1934年失败了。
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理解，代表社会解放的革命不应当只代表他们自己，而是要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无政府个人主义凌驾于阶级乃至胜利之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宗派思想。
伊无联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尝试了三次暴动：1932年1月，在巴塞罗那省的洛夫雷加特（Llobregat）高地暴动；1933年1月，高潮在卡萨斯·维耶哈斯的暴动；以及同年十月于阿拉贡和拉里奥哈的暴动。在第二共和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在数量和强度上都不如1873年，尽管这次无政府主义者的力量要大得多。
无政府主义者的排外主义（exclusivismo）使他们的领导者把革命运动寄希望于无政府主义的突然胜利。自然，无政府主义者以外的人们就没有被吸引过来，甚至那些跟随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完全宗派主义的暴动行为面前也退却了。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起义的实践中，很大程度上与布朗基主义相类似。布朗基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的统一，必然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巴枯宁主义，也就是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那里，学到了狭隘的宗派教条，即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跳过历史的阶段，就像童话里那样进入无政府的状态。这使他们相信世界围绕着他们旋转，因为他们把自己当做轴心。社会不是分为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是分为了无政府主义和非无政府主义。头等的都是好的；要是次一些，那就是坏的。资产阶级哲学乃至基督教的影响，都反映在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脑海里。他们认为，革命的救赎将由无政府主义大善人来进行，并且他们不仅应当在没有其他人，而且还要不顾其他人，甚至要在反对其他人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因为，革命将是无政府主义的。
显然，这种理解事物的方式自然会得出最荒谬的结论：即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取得土地而斗争的农民都是资产阶级，因此不可能与他们进行联合；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动的，因为理想必须是全人类的，必须首先争得全人类的解放。
宗派主义导致无政府主义者不愿去面对现实。他们是教条主义的，并且拒不接受任何经验。他们的革命论就是投机。已经有过像俄国那样胜利的起义，可以当做榜样或至少当做教训。但他们不这么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有关俄国的一切都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既不是他们的起义，也不是他们的革命。他们思考的方式也相当不同，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以外，他们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把起义在革命运动的范畴内考虑，只把它当做一次相当简单的行动，当做一次由少数战士进行的大胆的出击。他们过分强调偶然因素，比如手持炸弹在军营外策划袭击，而不是与士兵相接触，但这些士兵的立场才是决定性的。不出所料，军事行动受到了挫败，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就再次准备行动，如果又失败就再来一次，以此类推。无政府主义者的顽固是无止境的。
在1931至1933年间，无政府主义是重要的群众运动，但它与改良主义一样，都不是革命的力量。而在革命时期，不支持革命那就是在为反革命效力。
社会党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则不知不觉中在为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服务。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社会党的斗争不仅没有产生革命的影响，还产生了反革命的结果。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在1873年，就像在列宁引用的恩格斯话中的那样，教导了我们不应该怎样进行革命，那么在1931年至1933年，他们又一次地这么做了。他们的表现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没有从1873年西班牙所发生的事件中学到任何东西。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毕竟他们看起来是一样的。彼·马尔加耶与萨梅隆·卡斯特拉所犯的错误被马西亚、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如果在六十年内，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们绝对会步马西亚、阿萨尼亚和阿尔伯诺斯的后尘。无政府主义在1931年至1934年的领袖，阿斯卡索[123]、杜鲁蒂[124]和加西亚·奥利维尔[125]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做无用功。他们做的事几乎和他们73岁的祖父一样。而在第三共和国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也会不加变动地效仿阿斯卡索，杜鲁蒂和加西亚·奥利维尔。
无政府主义仅仅是在表面上有所进步。它经历了一周，画了一个圈，过了一段时间又回到起点，无政府主义者冥顽不灵地坚持着这个恶性循环的神圣仪式。革命确实教导了群众和领袖，但是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如果个别无政府主义者能够去观察，并且克服自身的问题再从中学习，那他就不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了。
（四）共产党
机会主义失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也失败了，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和模式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同样也遭受了失败。
共产党的失败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并不亚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失败。它告诫我们，仅仅是使用名目是不够的。人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同时又不是社会主义者。人们可以在口头上完整地重复列宁的整段话，但在实践上，所作所为又与真正的革命行动背道而驰。
准确地说，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幸在于太拘泥于公式，他们没有能力成为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比固定的准则、比僵化的陈规更反马克思主义了。列宁是马克思最好的学生，因为列宁懂得如何在特定环境和具体国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出结论。而列宁的门徒们，就像《资本论》作者的学生们一样。马克思和列宁他们本人都被歪曲了。列宁的思想已经被当成了圣经或者古兰经。一直反对僵化和抽象公式的列宁也被制成标本了。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被他的官方门徒们木乃伊化了。垄断列宁解释权的人就是绝对的真理，而正确的解读者只能有一个。门徒们将列宁主义变成了几乎是宗教式的宗派。就像伊斯兰教徒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不断重复“除了安拉再没有其他神明，默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在列宁去世后，由于欧洲革命的失败，俄国人逐渐转变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就是俄国社会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1917年到1924年，俄国对其他国家的革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它看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工人革命尝试失败时，便对欧洲无产阶级失去了信心，并只考虑它自己。它制定了五年计划，斯大林树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神话。昨天的国际主义者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这个拥有1.6亿人口的国家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举，充满着乐观情绪并建设起了新家园。
这一结果必然会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影响。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中心变成了为苏联国家服务的工具。
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逻辑。斯大林的俄国共产党的辩解是：欧洲无产阶级不仅不再领先于我们，还被我们拉下了一段距离。我们徒劳地等待着，现在该是我们考虑自己的时候了。我们将使苏联成为无产阶级的堡垒，它将在资本主义崩溃时崛起。我们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共同祖国，在其发展和增强的过程中，将成为一根不可阻挡的楔子钉在资本主义上并加速资本主义解体，从而更接近全世界工人阶级最终胜利的时刻。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苏联。在这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支持苏联直到胜利的时刻，也就是社会主义在国际上胜利的时刻。
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了各个国家的共产党身上。而且，它们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它们在客观上已经不再是革命的政党了。例如，当1923年11月30日苏维埃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相互承认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时，意大利共产党该做什么来反对墨索里尼呢？当代表俄国政府的卡拉罕[126]，对美国记者路易斯·费希尔[127]（《世界问题中的苏联》）的声明中说“不应再隐瞒我们向凯末尔提供金钱、火炮、武器和建议”时，反对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小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苏维埃国家和法国在斯大林和拉瓦尔[128]的治下恢复了尼古拉二世和庞加莱时代相同的对外政策时，法国共产党怎么来反对它的资产阶级政府呢。英俄之间的贸易协定，使得共产党在阿富汗、波斯和印度的活动消声觅迹。在李维诺夫[129]最喜爱的“互不侵犯”条约下，无论哪个国家，党组织都必须做出改变并接受共产国际通过无线电下达的政策。只有了解这些情况，才能解释共产国际在德国的灾难性的政策，其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和正统共产主义运动在所有处于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国家中的普遍衰弱以及工人革命运动形势的紧迫。
共产党在西班牙革命中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所有一系列情况，都有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即共产党在西班牙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处在革命年代，群众都是可塑的并且事态发展极为迅速。
小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无力、社会党统战的失败、无政府主义混乱而荒唐的行动，这一切似乎都为根据历史的需要来建立这一政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普遍的混乱中，俄国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出现，黑暗被来自东方的光驱散了。资本主义属于过去，而共产主义才代表着未来。
然而，莫斯科使这一切都落空了。它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西班牙的革命，也没有在最初给予任何重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曼努伊尔斯基[130]在1930年说，“在德国的一次小罢工，比起在西班牙所发生的一切更为重要”。然后，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就被粉碎了，还被到处驱逐，而这正是需要它为西班牙无产阶级提供示范作用的时候。莫斯科的宗派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和对于革命而言都是不幸的。专注于国内问题的莫斯科，大多数时候都对其他地方事件的发生感到惊讶。所有在十年内发生的反革命政变，甚至西班牙革命本身都使它措手不及。它发现这些事变突然发生在它面前，而不是等待这些事件的出现。在说到莫斯科时，我们也同样要提它在每个国家中的代理人。
莫斯科正是出于俄国政治的原因，感到恐惧并逃避了在欧洲另一个国家中的工人革命，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工人革命可能破坏“现状”并导致战争，而俄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俄国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第二：因为在欧洲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国失去迄今为止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力。在1920年，列宁适时地提出了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者多个发达国家中取得胜利之后，俄国才有可能通过急遽的转变，成为一个不再是作为典型的国家，而是一个从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十分落后的国家，我们要牢记这一点。”列宁会为俄罗斯居于次要地位而感到高兴，因为在德国、英国、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列宁是将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但当苏联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当然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世界革命的问题服从于苏联的发展时，从列宁所说的话来看，这是灾难性的。俄国准备容忍——我们在这里用“容忍”这样的说法——一场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只要这样做能得到避免战争的保证，同时还要提供另一项保证：这场革命将遵守莫斯科的命令，并由莫斯科认为“可靠”的人进行指挥。否则，就不行。
工人运动是国际主义的，也正是因为它是国际主义的，所以它绝对不会毫无主见地接受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的莫斯科的精神。无产阶级相信它自己，相信自己的创造力，相信它的首创精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它远离了强加给它俄国社会主义的，多次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内核的列宁主义的莫斯科。
莫斯科本来希望在所有国家中，其中也包括西班牙，都有强大的共产国际支部并能够完全垄断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但是莫斯科的政策中存在着根本上的矛盾。它用高谈阔论和与俄国革命的血缘关系，力求培养看似革命的政党，但实际上，它们纯粹是迎合主流的、执迷议会斗争的、摇摆不定以及没有革命目标的组织，就和德国共产党一样。莫斯科为了自己的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斗争。然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的本质并不是为了革命。它对社会民主党的打击缺乏基础。在德国，从莫斯科来的党员指责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前戏。在台尔曼和赫尔曼·雷梅勒[131]加入合唱之后，在1931年夏天跟希特勒和戈林[132]那伙人联手在大选中反对作为社会民主党最后壁垒的普鲁士邦政府。塞费林和奥托·布劳恩并没有采取革命的立场，而是和纳粹设想的一样，其最终导致冯·巴本于1932年7月20日巩固了普鲁士邦政府，并使其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激进化。
西班牙的情况不同，因为莫斯科政党的重要性低于德国，但也重现了同样的事。正统共产党在1931年、1932年、1933年以及1934年的一部分时间里，都在不懈地与工人运动的其他派别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以特别的方式反对社会党和持异议的共产主义者：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联盟（工农同盟）。自共和国成立以来，西班牙共产党就只看到了一个对手：工人运动。它所做的活动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专门用来与社会党、与独立在共产党之外的共产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是充当反革命的工具。而莫斯科的共产党以其宗派主义的怒火也助长了工人的分裂，并且其政策的结果也常常有利于反动势力。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愤怒地指出了拉萨尔理论中的错误。在纲领中说，在工人阶级面前“所有的其他阶级都不过是反动的一帮”。共产国际比起拉萨尔原本设想的还要更进一步。马克思批判了将社会简单分为两大阵营的观点：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而在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拉萨尔尽管是辩证的——他是黑格尔的学生——但他却从未能够使他的辩证法具有马克思在其理论中所运用的唯物主义的观念。对于封建制度来说，资产阶级始终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小资产阶级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也可能成为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因素。如果列宁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批判，如果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其他阶级都只不过是反动的一帮，那么十月革命就绝不会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中，还有两支重要的资产阶级力量发挥了作用：农民与民族解放运动。如果没有这两者的支持，俄国革命就不会发生。
列宁在1915年——因为他这样相信，他才能在1917年取得成功——说过，“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133]
但是，共产国际——当然还有它的西班牙支部——还是犯下了拉萨尔式的错误。从1928年到1934年，对于正统共产主义来说，不仅整个资产阶级都处于反革命阵营，而且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这样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是反列宁主义的，并导致了最荒谬的结论，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比起共产党，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工人运动的方向。加入承认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反革命的，那它的必然结果就是：革命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直到1934年为止，莫斯科的精神都是：“为了击败法西斯主义，首先必须击败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只能在工人运动的内部，被一个真正的，在理论、策略和战术上都是革命的政党击败。出于在上文中我们曾指出的那些原因，共产党并不是这样的政党，所以社会民主党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是未受影响的。列宁门徒们的共产主义处在了恶性循环之中。
在其它国家里，如果当地工人运动中的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核心处于莫斯科的影响之下，那么，它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后果，也都在西班牙重现了。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强加它的特殊性的结果。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无论被哪一个国家支配领导都是不利的。”
西班牙革命开始五年之后，共产党还尚未成立。雅各宾当时就是在革命的行动中产生、发展壮大并且取得胜利的。在1917年3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在三个月后，即在6月，参加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790名代表中，只有103名，也就是13%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半年后，也就是11月7日，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675名代表中，其中343名，也就是51%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拿了多数，他们在九个月的时间内争取到了广大的工人与农民群众。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03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中成立的，那时距它夺取政权还有十四年。西班牙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比列宁的党进行革命时还要年轻。当然，不能假定它的支持者也认为西班牙和俄国的革命发展过程一样。迄今为止，不仅在西班牙更是在全世界都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政策，然而就算共产党的年龄再大两倍，大三倍，变成老古董的时候，也没能在任何地方胜利过。
而政党不能够是一种模仿、一件复制品或者是舶来的东西。它必须具有自己的生命，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应当深深植根于它所在的国家的土壤中。它必须与想要进行改变的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国际主义，与之对立的是民族主义、是对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影响的机械照搬。列宁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懂得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条件。他说：“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134]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名俄国人。他的智慧在于懂得怎样作为国际主义者同时能够看清俄国的现实。驾轻就熟地把握民族意识，对于问题的内在和主观方面的直觉理解是很难的，只有将个人的存在与整个国家的生活融合起来才能够实现。
再次忘记真正的列宁思想的俄国人，却想“殖民”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这种努力是消极的并且起反作用的。工人运动在内部斗争中分裂，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尤其是在德国，不能仅仅归咎于改良主义。作为列宁诠释者的正统共产主义也负有重大的责任。
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有革命危机，资产阶级就必然会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因此，资产阶级的死亡已经预定，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他们只要等待资产阶级的灭亡和起草胜利的决议就行了。这是很大的错误。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自行到来的。它是需要准备和争取的。而能够准备和争取它的，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35]
但是就像斯大林在讲话中所暗示的那样，莫斯科已经制定了一项策略，这一策略与在西班牙乃至全世界建立有能力准备和争取革命的政党背道而驰。
遵循莫斯科方向的共产党缺乏思考的能力。由上层来替它思考，必须一声不吭地遵循在三千公里外的国际政治的技术官僚的指令，就像是某种新兴宗教的宗教会议一样。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是不断进行检验的。辩证思维反对整体性、僵化、绝对性与机械性。当没有进行自由的思考、批评和调查的权利时，当语录和教条取得胜利时，那它就不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可避免地陷入斯大林强加给我们的灾难性的革命神秘主义。批判思维的缺乏会滋生幻想。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12月与李卜克内西成立德国共产党时对德国斯巴达克的同志说：“对于革命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幻想更加灾难性的，也没有什么比现实更应当利用。”
出于所有上述一系列原因，莫斯科——这一点以毋庸置疑的方式被证明了——没有帮助国际无产阶级组建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人政党。
对于组建工人政党的这一目的，我们认为西班牙始终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实验场所，并且也提供了确切的经验。
在共产党即共产国际西班牙支部以外，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共产党即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联盟（工农集团）已经发展壮大了。这个独立的共产党根据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路线采取了行动，为纠正工人运动的错误和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人联盟（Alianza Obrera）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该党。
（五）工人运动重新寻找方向
尽管工人运动进行了多次分裂和激烈的内部斗争，它还是不幸地朝着资产阶级有利的情况发展。由于其分裂与内部斗争，工人阶级不再成为一支力量，也无力去领导农民。由于它的教条主义立场，由于它对革命进程的错误解释，它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已经匍匐于资产阶级的脚下，为后者提供了忠诚的支持。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既然我们面临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支持资产阶级。它的表现就完全跟1905年与1917年的俄国孟什维克一样，没有看到现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为了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其“自由共产主义”的总体立场，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充当了反革命的角色，并有时如在1933年11月19日的选举中，公开为反革命效劳。斯大林主义又在理论上照搬了不现实的“民主专政”的概念。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民主专政”的思想，在1917年被列宁自己纠正了，实际上，这一思想早就被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概念所改变。斯大林主义强加了一种在1905年遭到破产而被列宁放弃的理论，并在中国革命中完全破产了，它仅仅是给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提供机会。
在革命的头几年里，工人运动犯了错误。1933年底，反动派的胜利打醒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面临着一个无情的抉择：转变策略，或者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并被打垮。
拉萨尔说，一个阶级永远不会自行了断。我们的工人运动开始改变方向了。西班牙无产阶级并不是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同。从理论上来说——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指出的那样，理论战线是斗争的三条战线之一——我们的无产阶级还尚未成熟。但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已经经历了一个法西斯独裁的阶段，此外还有充分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如果工人无力夺取政权将会发生什么。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付出了巨大牺牲，这些先例警示着人们该做什么。
在工人群众和新的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青年团[136]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推动下，社会党在1933年秋天开始调转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开始向前进。社会党证明了改良主义的经验会在党内造成灾难。如果群众没有像在1917年脱离孟什维克一样脱离社会党，那不过是因为没有其他主事的革命的工人政党。群众在迫使党改变路线。
这一转向在1934年尤为重要，它是从社会党与共和党的联合政府垮台和议会解散之后开始的。之前一直作为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的拉尔戈·卡瓦耶罗，在理论上完成了他的飞跃，跳上了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社会主义的纲领的高台。拉尔戈·卡瓦耶罗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并想方设法综合和反映他们的愿望与不满。但是，三十年的改良主义包袱还是太过沉重。一时间很难对政党的思想、组织以及机会主义做法进行全方位的改变。但是群众在改变、群众在行动，群众的愿望使得这一偏转越来越接近180度。
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西班牙社会党无疑是在革命时期内更快意识到其错误立场的，并至少部分地进行纠正了的。意大利社会党没有理解政治形势，就像是吃了蓖麻油那样得了消化不良。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群众与共产党一起，为了阻挡希特勒的前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它甚至没能在战斗中带着尊严死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已晚。相反，西班牙社会党懂得要及时作出反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戒备。
而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还要等待更久才会纠正路线。
在社会党的策略改变的同时，一场被称为“工人联盟”的统一工人阶级的行动得到长足发展，后来社会党也加入进来了。
工人联盟于1933年春天在巴塞罗那建立。组织并且发展起工人联盟的原因如下：
工人阶级的传统组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但却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社会斗争的需要。被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继承的布朗基战斗队，后来又以工会的形式成功地进行了斗争的有机扩大，之后又从中产生了政党。工会和政党，尤其是后者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即现代资本主义已经需要一种更加广泛的组织类型，来使大多数的劳动人口的代表都可以参加。政党是组织起来的重大运动必须围绕的轴心。在现在的社会斗争中，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反革命，斗争都在整条阵线上进行的。苏维埃俄国就是前线，法西斯主义就是前面的对手。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从它自己的内部寻找新的组织形式，使其在不破坏现有政党组织的情况下取得所必要的阵地。
统一战线的理论已经被传播了多年，但尤其是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一理论在西班牙就像在中国、挪威和美国一样，都是正确的。而重要的是将理论付诸实践，通过可行的方式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在俄国，统一战线的实现采用的是苏维埃的形式。在1905年，当苏维埃自发形成的时候，在俄国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在欧洲已经长期存在的组织：政党、工会还有合作社这些都尚处在襁褓中，而正是苏维埃填补了现有的空白。在1917年，列宁和托洛茨基懂得在战略上如何将苏维埃与政党相结合，实现十月革命的胜利。
现在，由于其在俄国的作用及其为那里的革命胜利所做的贡献，我们是否必须得出结论，即苏维埃应当机械地移植到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呢？这是共产国际的尝试，它完全失败了。每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运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拥有一时不能抹去的组织传统的国家，应当依靠现有的组织，将它们放弃是不可能的。
工人联盟从组织上讲非常简单。所有工人政党和工会的组织都应在当地组成一个团体。他们组成一个由每个加入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集中所有行动的方向。以这种形式，工人联盟就不会取代、破坏现有组织或者将其推到次要位置。工人联盟的力量随着加入其中的组织的增加而增长。同样，工人联盟不是组织的，而是超组织的，它会自己扩张并增强实力，那么对它有利的结果就会在反映在它的工会、政党和其他组织中。
工人联盟不是苏维埃，因为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它行使苏维埃的职能。鉴于西班牙工人组织的特殊性，它能有利取代苏维埃。苏维埃代表了俄国革命，而工人联盟则代表了西班牙革命。
在社会党发起的路线转换中，西班牙工人运动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尤其体现在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工人联盟的出现上。
通过工人联盟，分散和动摇的无产阶级开始对自己重拾信心。统一战线不单单是力量的简单加和，而是几何倍数的增长。工人团结起来要比孤零零时感到更加强大，无产阶级开始了伟大斗争的事业，并知道它最终会取得胜利。乐观主义随着组织的发展一起成长着。
工人联盟已经在巴塞罗那成立，这看起来并不是缺乏真实性的传言。巴塞罗那在政治上是一个省，而在阶级斗争中，在工人运动的历程中，它则是一个鼓舞者。1870年6月，西班牙工人运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塞罗那举行，在此决定成立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西班牙的工人组织就是从那次代表大会起开始萌芽的。虽然从现在来看十分奇怪，工人总同盟是在1888年的巴塞罗那成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也于1911年在巴塞罗那成立。
巴塞罗那省的无产阶级，其密度要超过半岛其他地区，尽管在历史性的决定时刻，无政府主义使它迷失了方向，但工人联盟突出并证明了它的创造力。工人联盟不是人为的拙劣作品，它响应了革命的需要。
在1943年期间，工人联盟在西班牙的重要地区成立，这一举动彰显了加泰罗尼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团结与一致目标。无产阶级将对反革命的进犯采取行动。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反攻活动并非纯粹是本国和本地区的。这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普遍反应的一部分。
在奥地利，被激怒的先进工人们在维也纳街头英勇地进行了战斗。改良主义革命词句已经霉烂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拿起武器打破了不幸的过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用机枪的喷发与火药的燧发声展示了他们的决定，即与法西斯战斗到底。科洛曼·瓦利什[137]与维也纳公社的其他英雄挽救了由于德国的投降而大大受损的欧洲社会主义荣誉。1934年2月的维也纳起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未来至关重要。社会民主党被迫承认自己的错误，正是那些党的基层工人们站在前面，用手中的武器指向了新的方向。社会主义与革命行动、社会主义与激情的创造力、社会主义与武装起义再次融为了一体。奥地利无产阶级举起红旗，决心再也不把它放下。
同时，法国无产阶级在2月6日突然出现法西斯势头时迅速动员起来发起总罢工，这是迈向行动统一的第一步。
在奥地利是起义，在法国则是人民阵线。1934年头几个月欧洲无产阶级指出的这两条路线，在西班牙工人运动中体现为团结与积极行动。凭借直觉，我们的无产阶级懂得如何总结其他国家在失败或者胜利中所得到的教训。奥地利和法国的事件，特别是前者，将对西班牙的路线产生重大影响。
三月，马德里的工人与资产阶级发生激烈的争执，并顽强地守住了他们工会的战利品。之前在11月19日和12月3日，在政治上打破了警觉与警惕的记录的马德里工人，在这一新阶段的艰苦斗争中受到了火的洗礼。
马德里在战栗，在躁动不安。加泰罗尼亚做出了回应。
在3月13日，加泰罗尼亚工人联盟宣布为声援马德里工人而发起总罢工。在两大城市之间，结下了无产阶级情谊的纽带。迄今为止的分裂已被克服，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工人齐头并进，这就是三月罢工所具有的意义。加泰罗尼亚工人群众向马德里举起拳头和镰刀表达问候。同样重要的是：加泰罗尼亚的罢工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政治罢工之一，而这一罢工是甩开全劳联进行的，并且违背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意愿。被无政府工团主义独占的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尽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命令，仍然采取了第一次独立行动。整条工人的阵线上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加泰罗尼亚工人联盟的总罢工，就像半夜里的一声炮响。全西班牙的无产阶级都惊醒过来了。一系列的总罢工开始了，就好像我们已经回到1930年。工人阶级想要参加战斗，为了面包也为了自由而战斗。
国际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真正内核。在反革命的队伍中有时也是如此。工人们看到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场面。新兴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访问了奥地利和德国，希尔·罗夫雷斯于1933年9月从奥地利回来，在那里的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大会上，他研究了陶尔斐斯[138]的战术。并且他已经被希特勒的狂热所征服了，还作为元首的崇拜者回到了西班牙，当他在11月的选举中胜利之后，甚至还考虑模仿纳粹的大阅兵，或者模仿墨索里尼的做法，计划在未来向首都进军。
在4月22日，人民行动青年团[139]——其在思想上要比起在行动上更加法西斯主义——打算于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展开活动。首先是埃斯科里亚尔，然后是科瓦东加（Covadonga）、圣胡安德拉佩纳（San Juan de la Peña）、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初生的法西斯主义带着十分野蛮的性质，它企图手持着蜡烛和匕首来征服这个国家。它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也就是在宗教传统的墓穴前举行集会，给配拉约[140]与费利佩二世的宗教与战争狂热招魂。它要不懈地争斗，为了十字架和土地、为了抵抗侵略者、抵抗当代的摩尔人……当然，后来它会不眨眼就为真正的摩尔人祈福，只要他们能帮助它消灭敌人……
作为对埃斯科里亚尔的法西斯阅兵的回应，马德里工人普遍一致地进行了罢工。首都的工人们再次显示出他们的政治活力及其组织的可靠。马德里很快就陷入了瘫痪，什么都无法运作了。这座巨型的马达已经按照它的意愿停止了工作。
在这些演练中，群众受到了锻炼并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力量。
总罢工运动席卷西班牙，这是一场势不可挡的飓风。工人在行动。在瓦伦西亚的总罢工是由工人联盟所发起的。在萨拉戈萨的总罢工持续了三十六天。这些罢工被打断，随后又再次出现。急不可待的群众行动着，像一群等待倾巢出动的工蜂一样嗡嗡作响。这些罢工反映了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他们宣布一场剧烈的革命马上爆发。风暴来临了，一切都被动摇，一切都处在不定中。资产阶级从高处凝视着如此壮丽的景象……
11月19日选举的结果使不少人相信革命已经结束。但是选举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指标。1933年的选举中，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和立宪主义的错误遭受了失败，而工人运动却完好无损。其明显的证据就是在1934年期间，它还具有前所未有的动力、这通过政治性质的罢工行动、通过在工人联盟周围逐渐集中，也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深刻感受到它力量的无限增长而得以表现。
在1939年中，集中的运动也就是工人联盟在工人的阵营中只有两个对手：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但是民众对统一战线的要求如此强烈，连反对派的阵线都破裂了。在阿斯图里亚斯，工人联盟坚定地与地区劳工联合会进行了合并，而在其他地区，情况都有利于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进行统一行动。全劳联举行了全国大会，并且对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尽管当共产党感到来自群众的加入工人联盟的压力，但它还是缺乏行动的自由。这取决于莫斯科的指令，而莫斯科是根据苏联的具体利益，而不是根据工人运动的领导来顾及局势的。在1934年夏季，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来自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威胁使它寻求与法国走得更近些。斯大林意识到对苏联的进攻随时会发生，因此迅速纠正了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社会法西斯”的理论毫无下文地结束了，同时不仅与社会民主党，甚至还与资产阶级共和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当然，第三国际领导们的突然转向同样也表现在了西班牙。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共产党从工人联盟的敌人转变为了它最热情的支持者。
工人阵线每天都在在获得进展。
同时，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地区的自治主义者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加剧了。反革命与另一个敌人发生了冲突：从解放运动转变成加泰罗尼亚政府。自治主义的资产阶级，受到作为它主要支柱的工人群众的以及无产阶级总反攻的推动，在桑佩尔政府的反革命袭击面前表现出了坚定性。
到了9月初，工人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了。
[86] 《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7页。
[87] 儒勒·巴西尔·盖得（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
[88]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普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得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
[89] 保利诺·伊格雷西亚斯·波塞（Paulino Iglesias Posse，1850年10月17日——1925年12月9日），通称巴勃罗·伊格雷西亚斯（Pablo Iglesias）,早期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自幼家境贫寒，九岁丧父后辍学，四处流浪，当过印刷工人，学会了法语，开始翻译法文的社会主义著作。1870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873年参加图画印刷工会，1874年当选为该工会主席。1879年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888年成立工人总同盟，1889年当选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36年之久。
[90] 古斯塔夫·爱尔威（Gustave Hervé，1871年1月2日——1944年10月25日），早年加入激进党。1905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1910年起持激进反军国主义立场。1912年起逐渐转向支持战争。1914年一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1918年被开除出党。此后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立场，1922年支持墨索里尼。1933年支持纳粹党。1940年法国沦陷后拒绝支持维希法国。1944年逝世。
[91] 夏尔—玛丽—弗秋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 Maurras，1868年4月20日——1952年11月16日），法国作家、诗人。生于普罗旺斯一个古老家族。自幼受家庭的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氛围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保王派运动。1899年“法兰西行动”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很快成为该运动的主要理论家。1936年因向列昂·布鲁姆发出死亡威胁，被判处监禁八个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政府。法国解放后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准保外就医，同年死于医院。
[92]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93] 费边社是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其由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
[94]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
[95] 让·拉斐尔·阿德里安·勒内·维维亚尼（Jean Raphaël Adrien René Viviani，1863年11月8日——1925年9月7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曾当过律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04年参与创办《人道报》，并协助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6年10月任劳工部长。此后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任总理，在1914年8月组织了“神圣的联合”内阁。
[96] 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Julián Besteiro 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索邦大学等学校求学。1908年参加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的激进共和党，1912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不久后参加工总与社会党。1917年10月，因积极参加罢工运动，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2月在狱中当选议员，获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主张工总同独裁政府合作，并于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总主席和社会党主席。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出任议会议长，并于1932年再次出任工总主席，1934年辞去工总主席的职务。1939年3月5日参加卡萨多政变，推翻了内格林政府，企图向弗朗哥乞和。马德里沦陷后被反动军队逮捕，同年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后死于狱中。
[97] 安德列斯·阿维利诺·萨波里特·科洛梅尔（Andrés Avelino Saborit Colomer，1889年11月9日——1980年1月26日），出身于画家家庭。1904年加入工人社会党。1912年起任社青团主席。1917年因参加大罢工被捕。1921年反对社工党加入共产国际。普里奥·德·里维拉专政时期，主张社工党和工总与其合作。此后曾担任工总副主席。1931年辞职。1934年以后是社工党右派，坚决反对革命。1939年起流亡法国和瑞士，继续领导社工党流亡组织。1977年回国。1980年逝世。
[98] 特里丰·戈麦斯·圣何塞（Trifón Gómez San José，1889年7月3日——1955年10月8日），早年加入工人社会党和工人总同盟。1931—1933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2—1934年任工总副主席。1939年流亡法国。1944—1955年任工总主席。1945—1947年任希拉尔流亡政府移民部长。1951—1955年任社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5年逝世。
[99]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 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年至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
[100] 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 Joseph 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动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任总理。
[101] 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x，1863年1月15日——1946年8月5日），早年担任法官。1899年加入中央党。1899—1918年任普鲁士议会议员。1910—1932年任德国国会议员。1923—1925年、1926—1928年任德国总理。1925年以共和联盟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兴登堡。1926年兼任司法部长。1932年退休。
[102] 汉斯·路德（Hans Luther，1879年3月10日——1962年5月11日），1907—1918年任马格德堡市议员。1918—1922年任埃森市长。1922—1923年任粮食和农业部长。1923年和1924—1925年任财政部长。1925—1926年任德国总理。1930—1933年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1933—1937年任德国驻美大使。
[103] 海因里希·阿洛伊西乌斯·玛利亚·伊丽莎白·布吕宁（Heinrich Aloysius Maria Elisabeth Brüning, 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生于威斯特法利亚，中学毕业曾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自愿参军。一战后退役，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24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9年任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1930年3月29日被任命为总理。1932年5月30日辞职。1933年5月任中央党党魁。1934年流亡美国。1952年回国，在科隆大学执教政治学。
[104] 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1863年9月20日—1935年10月20日），旧译韩德逊，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母亲是佣人。曾当过铸工，1892年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纽卡斯尔、达灵顿、达勒姆市议会议员，1903年当选达灵顿市市长，同年晚些时候作为工会议员进入下议院。他是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三任工党下院领袖（1914，1921—1923，1925—1927），1908—1910年和1914—1917年任工党主席，1911—1934年担任工党书记这一更重要的职务。一战爆发后支持英国参战，战时曾任教育大臣，主计大臣、政府劳工问题顾问和不管大臣等职。
[105] 约翰·罗伯特·克莱因斯（John Robert Clynes，1869年3月27日——1949年10月23日），，旧译克林兹，出身于工人家庭。1892年加入费边社和独立工党。1900年加入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1931年、1935—1945年任议会议员。1918—1919年任食品管理大臣。1921—1922年任工党主席。1922—1932年任工党副主席。1924年任掌玺大臣。1929—1931年任内政大臣。1945年退休。
[106] 菲利普·斯诺登，第一代斯诺登子爵（Philip Snowden, 1st Viscount Snowden，1864年7月18日——1937年5月15日），出身于织布工人家庭。1891年加入自由党。1899年加入独立工党。1903—1906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06—1918年、1922—1931年任议会议员。1924年1—11月、1929—1931年任财政大臣。1931年随麦克唐纳脱党。1931—1932年任掌玺大臣。1937年逝世。
[107]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
[10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145—146页。
[109]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110] 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或科斯林的国王，宙斯的儿子，佩洛普斯和尼奥柏的父亲。因偷窃神的酒食，并把自己的儿子剁成碎块宴请众神而在冥间受到惩罚。他站在没颈的水池里，当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退去；他的头上有果树，肚子饿想吃果子时，却搞不到果子，永远忍受饥渴的折磨；还说他头上悬着一块巨石，随时可以落下来把他砸死，因此永远处在恐惧之中。
[111] 谚语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两个都是希腊神话里的怪物，这里比喻两难困境。
[112]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522页。
[113] 弗·伊·列宁，《论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0卷，第235页。
[114] Cantonalism，一种西班牙特色的意识形态，旨在建立一个由高度自治的州（Canton）结合的联邦。
[115]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533页。
[116] 弗·伊·列宁，《论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0卷，第239页。最后一句话同样出自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117] 安塞尔莫·洛伦索·阿斯佩里亚（Anselmo Lorenzo Asperilla，1841年4月21日——1914年11月30日），早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1871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910年参与创建全国劳工联盟。
[118]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2—13页。
[119] 费尔南—列昂斯·艾米尔·佩卢蒂耶（Fernand-Léonce Émile Pelloutier，1867年10月1日——1901年3月13日），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领导人。早年担任记者。1892年加入法国工人党，不久转向无政府主义立场。1895—1901年期间一直担任劳工交易所（Fédération des Bourses du travail）领导人。1901年英年早逝。
[120] 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年11月2日——1922年8月29日），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领导人。1893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05年提出“革命工团主义”理论，1906年发表《论暴力》，详细阐述了该理论。一战期间反对战争，拥护十月革命。1922年在法国逝世。
[121] 乌贝特·拉加代尔（Hubert Lagardelle，1874年7月8日——1958年9月20日），法国革命工团主义思想家。1896年加入法国工人党。1904年起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26年起支持墨索里尼。1940年支持维希法国。1942—1943年任维希法国劳工部长。194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获释。1958年逝世。
[122]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简称“伊无联”，1927年在瓦伦西亚成立，它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它经常与全国劳工联盟一起合称为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NT-FAI）。
[123] 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阿巴迪亚（Francisco Ascaso Abadía，1901年4月1日——1936年7月20日），曾当过面包师和侍者，参加过全劳联。1922年与杜鲁蒂等人成立“团结”小组，进行过多次袭击行动。1923年流亡法国，随后与杜鲁蒂等人流亡拉美，参加过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返回法国后，因涉嫌谋刺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各地流浪，共和国成立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多次起义。1934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牺牲。
[124] 何塞·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杜曼赫（José Buenaventura Durruti Dumange，1896年7月14日——1936年11月20日），生于雷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4岁时在铁路上当机修学徒。1913年参加工人总同盟，在1917年大罢工中，由于坚持革命立场，被工总开除。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国，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罗那，1922年在那里成立了“团结”小组，1923年“团结”小组刺杀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杜鲁蒂同“团结”小组向反动政府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杜鲁蒂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
[125] 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Juan García Oliver，1901—1980），1920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参加过多次袭击活动。1931年参加伊无联，积极鼓吹激进的革命路线。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长。在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中劝说起义者投降。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126]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 ，1889年1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苏俄驻波兰大使。曾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1923年9月率苏俄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1934年再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27] 路易斯·费希尔（Louis Fischer， 1896年2月29日——1970年1月15日），美国记者、传记作家。
[128]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
[129]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生于波兰的犹太银行家家庭，本名梅尔·盖诺赫·莫伊谢耶维奇·瓦拉赫—芬克尔施泰因（Meir Genoch Mojsiejewicz 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当选为基辅党委委员，1901年被捕，1902年越狱后流亡瑞士，担任《火星报》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担任《新生活报》编辑。1906年流亡英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任命为驻英国代表。1921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退休。1951年因交通事故逝世。
[130]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131] 赫尔曼·雷梅勒（Hermann Remmele，1880年11月15日——1939年3月7日），出身于小磨坊主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进行青年组织工作和地下反军国主义活动。1907年至1908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在曼海姆担任全职干部，是党内左翼成员。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在曼海姆休假时组织了反对派，出席了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1919年任曼海姆苏维埃主席，同年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成为斯图加特地区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入选中央局。在1923年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间接担任了中央局的信使，他至少要对汉堡起义的失败负责。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德共中央委员，1923年至1926年任《红旗报》编辑，1926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2年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于10月辞去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1933年11月被开除出德共中央和政治局，并被迫辞去共产国际中的职务。1939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
[132]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
[133] 弗·伊·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53页。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在1916年7月发表的。
[134] 弗·伊·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52页。
[135]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136] 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 Socialistas de España）：简称“社青团”，1903年成立，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后在1936年4月5日与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Unión de Juventudes Comunistas de España）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受到苏联控制。
[137] 科洛曼·瓦利什（Koloman Wallisch，1889年2月28日——1934年2月19日），早年担任瓦工。1905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一战时入伍。1918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领导了左派社民党人，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继续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领导了奥地利工人大罢工。1930—1934年任奥地利议会议员。1934年领导了“二月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2月19日英勇就义。
[138] 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 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
[139] 人民行动（Acción Popular）：天主教保守派政党。1931年君主制垮台后，西班牙天主教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全国天主教宣传员协会（Asociación Católica Nacional de Propagandistas）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民行动”（ Acción Nacional），1932年改称“人民行动”。1933年，该党纠集一批右翼组织和保王派团体成立了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该党的青年组织叫人民行动青年团（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俗称“绿衫队”。1937年人民行动响应弗朗哥的号召，参加了统一的长枪党。
[140] 唐·佩拉约（Don Pelayo，685？—737），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第一任国王，“收复失地运动”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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