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华金·毛林 -> 《走向第二次革命》（1935）

第四章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一）瓦解的西班牙资产阶级
（二）走向法西斯的可能性
（三）第二次革命


（一）瓦解的西班牙资产阶级


　　君主制西班牙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物产丰富并且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由于它所遭受的统治而陷入苦难。欧洲已经经历了其资本主义辉煌的历史时期，而西班牙仍然受着封建残余的束缚。西班牙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象地说，从比利牛斯山脉起都属于非洲。
　　从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1929年底爆发了剧烈的经济危机，对西班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的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寄生的、发展于半封建制度的阴影之下，它在近年来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没有加入大战的西班牙，在那时没有遭到战火的摧残，现在却面临着比其他参战国更为困糟糕的局面。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美国、俄罗斯、波兰甚至德国，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灾难，但是没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西班牙，现在处于相对欧洲其他国家更为困难的条件下。
　　目前在西班牙，两个危机交织在了一起。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世界性的危机将它的后果带到了这里。另一个地方性的危机，即西班牙社会经济体系特有的灾难。
　　西班牙银行的技术顾问也在研究西班牙经济危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被迫证实了西班牙正经历着独特的内部危机。
　　西班牙今天的场面就是一家面临破产清算的公司。为了验证一国经济的生命力，必须将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来进行比较。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那样，这种双重比较表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在两种意义上都处于完全衰退的阶段。共和国的经济并没有从君主制时期西班牙的经济发展上改道。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是：大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那么让我们来看，与过去几年以及目前欧洲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西班牙经济的现状如何。
　　近年来，西班牙的铁矿石产量如下：

年份千吨年份千吨
1924461219129554
1926318119254442
1928577119274960
1930551719296546
1932176019313190
1934200019331815

　　也就是说，它在十年中减少了56％。
　　无论如何，如果过去四年来，西班牙平均消费了2191千吨的铁矿石，那么我们的钢铁工业将是今天的三倍。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大部分生产的铁矿石都用来出口，供西班牙工业消费的仅占约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全国铁矿石消费量如下（千吨）：

年份千吨年份千吨
192499419301199
192510801931945
19269651932592
192711451933680
192810901934700
19291413　　


　　现在的消费量比十年前要少。在钢铁工业中心比斯开，6500名矿工仅有1500人有工作，其他5000人部分或全部面临失业；而在29000名冶金工人中，有19000人失业。
　　我国铁锭的单位产量很高，但是其他国家更要高得多：

国家1934年产量
（千吨）
法国6180
比利时2420
卢森堡1450
西班牙（1918年则为386）350
德国8720
英格兰6060
萨尔兰（今德国西南部边境地区） 1840
意大利580
欧洲41510
总计62250


　　在铸铁产量上，西班牙要远远少于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
　　煤炭生产也是我国工业呆小症的另一迹象，其规模如下：

年份千吨年份千吨
1913900019297547
1924653919307508
1925652019317432
1926693619327190
1927699219336300
1928679319345800


　　在1913年，生产了900万吨煤炭。但西班牙每年能够产出的煤炭，还可以是900万吨这个数字的两倍甚至三倍。1913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地质大会上，估计我国有55亿吨煤炭储量，这个数字与实际相比可能还是保守的。
　　然而，西班牙进口的煤炭数量如下：

年份千吨年份 千吨
19184651929 2058
19241467 19301658
19251597 19311182
19269461932 901
19272212 1933785
19281840 1934780


　　煤炭产量低以及铁的消耗少，导致钢铁的产量极低：

年份千吨年份 千吨
19245451930 928
19256301931 647
19266131932 533
19276751933 408
19287821934 540
19291007 　　


　　在作为大工业灵魂的钢铁生产上，西班牙与其他国家在1934年的产量对比如下：

国家千吨国家 千吨
德国11800卢森堡1920
英格兰9280意大利1790
法国6170西班牙540
比利时2920欧洲49420
萨尔兰1960总计80880


　　在钢铁方面，我国的产量只有意大利的三分之一，尽管意大利这个国家本身没有铁矿。
　　西班牙虽然是欧洲最重要的煤矿中心，却缺少重工业。
　　显而易见，我们国的煤矿储备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与英国、俄国、德国和法国相提并论，同时水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严格的计算，可用的水力发电约为500万马力。西班牙由于其水力在欧洲煤矿业中占据了第五的位置，紧随在挪威、瑞典、法国和意大利之后。
　　工业不振意味着交通发展程度低。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指标，西班牙铁路网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网相比：

国家里程（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的里程（公里）
德国5866012.6
法国422009.2
英格兰3441614.2
意大利210006.8
比利时1100036.5
瑞士603814.6
西班牙167333.3


　　每100平方公里3.3公里铁路的比例，就算不与比利时的36.5相比，倒数第二的意大利也有6.8。没有比这些数据更加有说服力了。西班牙难道是一个铁路难以通行的山区国家吗？多山地的瑞士比重为14.6，比西班牙的3.3高出了480％。在1850年，英国已经拥有约10000公里的铁路，比现在的西班牙还要多。那可是85年前的英国啊！
　　西班牙在马德里有一条官营铁路，但马德里不是工业中心。铁路的建设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中央集权制度，而不是国家的经济上。这也是为什么它们昂贵、稀少并且无用的原因。
　　从比戈到马德里运一辆豪华轿车的费用为439比塞塔，而运一货车鱼的铁路费用为2000比塞塔。西班牙的火车票价为62比塞塔，法国为38法郎（18比塞塔），就是说要低3.5倍。
　　萨拉曼卡商会最近在政府中讲话说：“这种情况造成了从萨拉曼卡运往巴塞罗那的商品，比它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更长时间。从毕尔巴鄂运输一万公斤鳕鱼到萨拉曼卡，使用铁路需要大约15天，而运输公司只需要一天。”
　　铁路公司本身已经剥削了国家整整半个多世纪，现在他们认为什么都不需要改变，因为即使发生了铁路危机，一些都会照常，当然了，还是要不时提高票价。通用铁路运输协会（ La Asociación General de Transportes por Vía Férrea）在1934年12月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宣布：“正当目前的铁路网几乎没有盈利，并且许多线路处于停运状态时，建造无法盈利的新路线将产生国家后悔莫及的经济灾难。”事实上，由于官僚主义、金融投机和进行决策的先生们自身的原因，新建的铁路都没有任何作用。但对于西班牙目前每100平方公里3.3公里的铁路网，可以说它路线单调、速度像龟爬、质量糟糕、交通缓慢并且价格难以承受，这就是说它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经济学家贝尼斯[214]说：“国民经济在所有领域上的扩张，苦于铁路的统治。”
　　运输危机不仅限于铁路，它也发生在商船上。在1928年危机开始之前，主要国家的商船如下：

国家吨国家吨
英格兰19812000荷兰 2816700
美国14613000瑞典 1447000
日本4344000希腊 1188000
意大利3428800西班牙 1164000
法国3344000丹麦 1068000
挪威2968000　　


　　西班牙在本质上是海岸线长度（8000公里）仅次于希腊的海上国家。
　　从1929年到1933年，航运发生了大幅度的减少，一部分吨位处于系泊状态。然而1934年海上运输有所改善，9月初与上年同月相比，泊船吨位百分比有所降低（数据由毕尔巴鄂航运协会提供）：

国家19331934 差值
美国（私人船队）2614 -12
英国2610 -16
日本44 0
挪威149 -5
丹麦63 -3
瑞典76 -1
德国178 -9
法国2822 -6
意大利1611 -5
荷兰2719 -8
希腊2912 -17
西班牙2935 6

　　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主要是商船的活跃吨位在1934年比1933年有所增加，除了一个国家，只有西班牙的泊船吨位增加了20%。
　　自1931年以来，世界的航运总吨位增加了40％。1934年，在建吨位比前一年增加了65％，全球泊船吨位下降了44％，海上运输量增长了6.7％。
　　从1934年6月的行情相对于1929年12月还是下降来看，西班牙的航运正在急速衰退：

公司贬值率%
Naviera Amaya58.63
Naviera Euzkera64.71
Naviera Guipuzcoana79.05
Idem Mundaca84.22
Idem Marítima del Nervión46.76
Naviera Soto y Aznar78.13
Idem Marítima Unión52
Idem Elanchoe60

　　1933年在墨西哥湾营业的价值1680万比塞塔的五艘船，在运营中损失了1269000比塞塔。在坎塔布连-阿根廷航线中，损失了711000比塞塔，在列万特-英格兰航线中，则损失了669000比塞塔。
　　1934年，西班牙商船的吨位为1124000吨，较1929年少。在该吨位中，泊船吨位有300000吨，同时有351511吨，即总数的31.3%是超过二十五年的船。
　　船只老旧以及航线停运，这就是西班牙航运业的现状。
　　解决这种商船普遍危机的办法，却是提高泊船吨位。这和铁路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辙：停止开辟新航路。简而言之，就是以缓慢的方式在经济上死亡。
　　经济的神经系统就是银行。在西班牙，银行业比起工业和运输业更甚，不是它为国民经济服务，相反，国家在为银行服务。
　　大英银行的官方贴现率为2%、在德国是4%、在法国是2.5%、在西班牙的官方贴现率却是6%、但加上印花税等等，实际上就达到了8%。贴现率就像一堵真正的墙。
　　为我们的金融奠定基调的西班牙银行业的中心，就是西班牙银行。西班牙银行就是腐蚀我们经济命脉的癌症。现任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在成为国家重要人物之前，对西班牙银行的形象做了相当正确的描述，他说：“西班牙银行是对外国的国家银行的模仿，但它是拙劣的模仿，一切都截然相反。一个国家银行旨在支持与帮助整个国民经济。西班牙银行如果不是在破坏的话，也是在阻碍西班牙经济。国家银行正如其名，是为了国家服务的。在西班牙，国家是为了银行服务。一个国家银行应该像气窗或者通风口，用来拯救或者避免国家经济遭到窒息。西班牙银行则相反，它像是一个气罩隔绝氧气并阻断呼吸，窒息所有的经济活动。国民银行应当像贸易之神墨丘利一样，在头顶和脚裸上安上翅膀。国家银行是暂时集中国家的流动财富的巨大的水库或者蓄水池，经其流入无数的灌溉渠道，也就是说信贷，使得对未来的劳动成果具有更大的期望或者更好的把握，并使这一成果得到繁荣和丰收。相反，西班牙银行是水源的无底洞，集体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并深陷其中，而没有任何收获，在那里只有居心莫测的小人和股东，那些人都是丑陋的、无用的和多余的。”
　　1934年12月31日，西班牙银行给出了这些数字：15888名股东工持有354,000股。不到16000人抓住了国家经济。整个西班牙处境艰难。
　　奥拉里亚加[215]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观察到，西班牙银行在国家危机关头获得了更为丰厚的收益。这一点发生在19世纪末的灾难发生时。1920年，它派发了16％的分红。但是在1921年，也就是军队在摩洛哥大败的那一年，分红则为54％。
　　同时毫无疑问，西班牙银行是国际金融最出名的“模范”之一。它拥有1.5亿比塞塔的资本，该资本在1921年在没有核实股东现金流动的情况下，提高到了1.77亿比塞塔，就是说它实现了相当惊人的收益。

　　自1924年到1934年，西班牙银行获得了的收益如下：

年份利润
（比塞塔）		年份 利润
（比塞塔）
192492300000 192996680000
192597055000 1930100250000
1926103490000 1931120000000
192788470000 1932131600000
192883530000 1933115000000

　　十年来，西班牙银行以流动性收益在全世界实现了10.28亿比塞塔的利润，这要比它的实际资本的六倍还要多。
　　在1931年、1932年和1933年间，西班牙银行以1.5亿比塞塔的实际资本，实现了3.66亿的利润。三年里，所获的利润是资本的两倍。
　　对于银行业来说，共和国比君主制更有利可图。在政治上经历重大危机的1934年，对于银行业来说再辉煌不过了。和1933年完全相同，它取得了130%的分红。
　　有一则笑话说道，当西班牙的资产阶级充满着爱国的激情高喊“西班牙万岁！”时，在“万岁”和“西班牙”这两个词之间有一处短暂的停顿。它其实喊出的是：“西班牙（银行）万岁！”
　　大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寄生虫们导致了经济的窒息。过去八年间的证券发行量，以明确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

年份总发行量
（百万比塞塔）		国库与国营公司
（%）		工业
（%）
192793239.2 60.1
1928160413.1 89.9
1929249726.5 73.4
193090817.9 82.1
193179725.6 74.4
193295070.2 29.8
193399276.9 23
1934111767.8 32.2

　　如果说每年接近十亿的平均发行量是相同的，那么从1928年至1930年工业上的发行量在逐渐减少，而国库与国营公司的发行量再逐渐增加，这就是说：食利寄生的增长和经济衰退是目前西班牙的特征，这清楚地表现在此先的数据中。
　　由贸易、工业与航运协会高级理事会秘书处计算的价格“指数”，也同样给出了重要的数据。
　　工业品的价格经历了如下的下降：

1922-1926（参照）100
193086
193380
193480.4


　　工业商品的消费下降的比例如下：

1922-1926（参照）100
193094.9
193387.7
193489


　　因此，工业品和商品的价格平均下降了11％至20％。相反，食品价格上涨了：

1922-1926（参照）100
1930103.9
1934104.1

　　工业品的价格下降和食物价格与此反向的增长，是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寄生性质的另一明显表现。
　　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是世界上的自然现象。的确，这是部分原因，但是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可以看出，西班牙经济的寄生性是主要的原因。
　　进口物品价格：

1922-1926（参照）100
193095.4
193397
193496.9

　　出口商品价格：

1922-1926（参照）100
1930104.4
193388.3
193491.8

　　同时，1933年和1934年的国外商品与1922-1926年相比下降了3％，而国内产品则下降了8.2%。与1913年相比，法国和英国的价格浮动在130％至140％之间，而西班牙的价格浮动在170％至200％之间。
　　对外贸易总额（进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指标。1930年的对外贸易如下：

国家黄金比人口（比塞塔）国家黄金比人口（比塞塔）
丹麦1308法国467
瑞士1099德国435
荷兰1095美国360
比利时1018意大利197
英格兰958西班牙130
挪威870　　

　　自1930年以来，这一比例对西班牙更为不利。我们的对外贸易日益减少，1933年的贸易赤字为1.67亿比塞塔，而1934年的赤字已增加到2.5亿。进口量增加了2500万比塞塔的黄金，而出口减少了5800万。
　　这些简明的数据暴露出国家经济的灾难性状况。其特点就是普遍的衰败，而大公司——银行、运输公司和大工业——将国家作为进行掠夺的工具。国家是大公司的工具，而民族是国家的工具。
　　另一方面，国家预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西班牙正在发生的变化，即急剧向着这样的方向前进：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
　　1900年，预算总额为8.78亿比塞塔，1934年为44.77亿比索。在本世纪初，每位居民需上缴47比塞塔；现在则是186比塞塔。
　　自1900年以来，资金总额和收入增加了55％。而预算则增加了513％。
　　1900年，国家官僚组织增加了1.64亿开支；现在共有13亿。官僚组织膨胀了八倍。
　　该国的平均收入约为170亿比塞塔，国家预算几乎消耗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在国家预算的计算中，加入市政预算，外省的预算和其他费用，那么这一比例会更大。据计算，西班牙公民需要缴纳约250种不同的税。国家是一只万恶的吸血鬼。
　　国家的支出在不断增长。以下以百万比塞塔为单位：

年份支出（百万比塞塔）年份 支出（百万比塞塔）
19242941 19334426
19313855 19344477
19324297 　　

　　十年来，支出增长了154％，即达到每年1.53亿比塞塔。
　　即使加重课税直到无法负担，日常收入还是无法保持收支平衡。以下是以百万比塞塔为单位的税收收入：

年份税收收入
（百万比塞塔）		年份 税收收入
（百万比塞塔）
19242777 19333941
19313657 19343883
19323886 　　

　　赤字增加的比塞塔数目为：

年份赤字（百万比塞塔）年份 赤字（百万比塞塔）
1924164 1933485
1931198 1934594
1932411 　　

　　重要的是，1934年的收入比上一年减少了1.12亿比塞塔，支出却增加了5100万。
　　普里莫·德·里维拉-卡尔沃·索太罗将独裁时期的国家债务提高了约130亿比塞塔，达到了200亿。从1930年到1934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16.88亿。
　　为了支付1923年的债务利息，需要6.64亿比塞塔。1930年为8.82亿，现在为10.91亿。
　　国际工会联合会[216]定义了两类主要的国家支出。“A”类包括军事开支和镇压力量。“B”类是用于社会工作（教育，慈善活动等）的类别。以下是1934年的结算，其以百万人口和比塞塔为单位计算。

国家人口（百万人）A类（百万比塞塔） B类（百万比塞塔）
英格兰465616 14172
美国12210950 21570
瑞典6261 1238
丹麦3.5134 600
比利时8544 1248
法国426096 5024
西班牙24963 745
德国654080 2295
意大利424788 2364
奥地利6.7422 220
波兰332650 1062
葡萄牙6.8211 96

　　前五个国家在社会工作上的花费是军事和镇压力量的两到三倍，他们都不是法西斯主义国家。
　　在最后五个国家中相反，“B”类支出几乎是“A”类支出的两倍。
　　我们要强调的法国和西班牙处于中间位置。其他支出方面的差异并不重要，但军队和镇压力量的支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表明了两个国家正在向法西斯主义进行转变。五个法西斯国家，即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和葡萄牙也正在将预算纳入这一趋势。
　　西班牙国家朝着宪兵国家完全转变的趋势正在加剧和加速。从1930年到1934年，国家镇压部队中的人数增加了16577，人数达到54228。54000名国民警卫队、突击队和警察！这就是一只名副其实的军队。
　　除了这一增长，还有另一种，即被迫失业的增长，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17]提供的数据（以千为单位）如下：

国家1933年（千人）1934年（千人）
美国1012210671
德国42362809
英格兰22242085
意大利1066969
日本413367
捷克斯洛伐克691668
瑞典13796
西班牙（1935年1月）603711

　　在所有失业严重的国家中，除美国和西班牙外，失业率都在1934年略有下降。美国的的失业率稍微降到了5%；而西班牙则仍为18%。
　　经济萧条和国家机关臃肿，对接下来我们将要揭示的情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每平方公里的相对人口：

国家人/平方公里国家人/平方公里
比利时245瑞士94
荷兰220匈牙利86
英格兰182奥地利78
德国133法国74
意大利132波兰70
卢森堡110罗马尼亚58
捷克斯洛伐克97西班牙 44
葡萄牙96　　

　　西班牙的人口比例少于葡萄牙，也比自然条件差得多的意大利要少三倍。将意大利的每平方公里132名居民与西班牙的44名居民进行比较，可以肯定地说，衰落的西班牙在它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埋葬了88名西班牙人。这88具尸体象征着西班牙人民为使其遭受数百年苦难的社会经济制度所上缴的税。
　　剩下每平方公里的44位居民大多数生活在悲惨中。饥饿在农村肆虐。大约有100万农民被迫失业。那些幸运地找到工作的人，所赚的只是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工资。贝纳尔多·德基罗斯[218]在1930年代末向劳动部门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安达卢西亚的日工资在2至4.50比塞塔之间，平均为3比塞塔。
　　根据1919年的计算，安达卢西亚农民家庭的生活费用大致如下：

项目开销（比塞塔）
面包（三公斤）1.65
豆类（两杯）0.5
培根（一百克）0.5
大米（一磅）0.4
油（两panilla（旧制单位，约0.1259升））0.4
煤（一公斤）0.3
肥皂0.15
木炭和水0.1
服装，线和鞋类0.4
房屋（日租金）0.15
日消费量总计4.55
日工资3
每日赤字1.55

　　自1919年以来，生活成本增加了，当然在生活品上的支出赤字也增加了。由于严峻的失业问题、市政法（la Ley de Términos Municipales）的废除以及地主豪强的胜利，到了1930年，原本平均每日3比塞塔的平均工资已大大下降。在去年冬天，据说在卡斯蒂利亚的一些省份里，日工资下降到了1比塞塔。
　　科斯塔的话可以套到现在，即一半的西班牙人不吃晚饭就上床睡觉。少数人过着富足的、挥霍无度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人受着饥饿与苦难的折磨。圣茹斯特说：“不幸的人没有祖国。”西班牙并不是他们的国家。
　　在所有这些发现之后，我们得出了最终结论：
　　独裁统治是由共和国所开启的这段进程的开始。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同时国家机器又在不断增殖和膨胀的西班牙受到了历史法则的推动。国家是寄生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经济的天然动力冲破该寄生界限的障碍。
　　整个国民经济都在向国家提出要求、需要和抗议。但是国家并不是经济组织，而是相反，它是寄生物中的寄生物。它不生产，而只是索取。它不维护秩序，而是播撒混乱。它没有抓住过去，没有打开通往繁荣的自由的道路，它是镇压和胁迫的宪兵。
　　寄生资本主义与宪兵国家之间的是相互需要的，它们交织在了一起。它们所寄生的活的生命体就是西班牙。它们就是在腐蚀着人民。
　　抉择是很明白的：要么西班牙即使未来充满希望，也仍屈服于垂死的资本主义与臃肿的国家——然后从中滋生出法西斯主义——；要么越来越带有寄生性质的，宪兵国家与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灭亡——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为资本和国家服务的民族，还是经济与国家为民族服务。
　　这就是问题所在。

（二）走向法西斯的可能性


　　正如16世纪初和18世纪末，我们目睹了世界的分离崩析。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到处都有不断的斗争。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法西斯主义则是在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目前，法西斯主义正不断取得新的阵地。十年前在德国和奥地利，比起现在已经胜利并取得统治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
　　西班牙面临着与这些国家相同的历史选择。显然，对民主的模仿实际上已经结束，做出选择的时机已经临近。法西斯独裁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向后退还是前进。反动还是进步。
　　首先，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现阶段的典型运动，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又遵循什么发展规律？
　　就像一切现存事物一样，资本主义也在发展。它经过了长期的妊娠，经过了发展，度过了辉煌的时期并开始了衰落。对于每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特定政治形式。民主与自由竞争时期相关。“自由”的口号——其被美国资本主义神化——正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动力。
　　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它使命的最后阶段：垄断阶段。然后，当它转变为寄生资本主义时，面对突然转入社会主义的威胁，于是放弃了民主并诉诸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
　　在经济的不断国际化与资产阶级政治形式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矛盾。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割裂的历史阶段，其类似于我们所知道的从中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在当时古老封地的界桩被打破，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现在，我们正朝着经济的国际化和社会化迈进。
　　法西斯主义是对这种历史进步趋势的暴力反动。就好比原罪，反动运动本身承载着其自身的根本矛盾。似乎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狭隘之间的冲突，它寻求资本主义与国家的统一——国家资本主义，但它却把边界围地更高，从而加剧了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的侵略性，最终导致了战争。
　　战争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必然结果，是现阶段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新矛盾的表现。法西斯主义加速了战争，并因此接近了自身的灭亡。法西斯主义所被迫推动的，作为战争工具的航空技术的进步，正是法西斯民族主义以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致命敌人。正在逐渐发展并完善的航空业成为了边界的破坏者。对于航空而言，不存在划定的界线。飞机不会遇到界桩。如果说火炮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最有力的帮手，因为大炮摧毁了作为封建制度壁垒的城堡，而飞机尽管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出来，仍是无产阶级的盟友：它是消除边界，从而实现国际化的工具。
　　从一个社会制度到另一个社会制度，总会有过渡阶段。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之间，存在专制制度。在封建制度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君主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过渡阶段，其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进步的或者倒退的。第一种，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第二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每个社会阶级一旦陷入衰退，其政治手段也会随之衰竭。罗马贵族、地主和奴隶主，自历史为封建主义的基础做好了准备起，这些人没有能力领导公共事务了。凯撒出现，并开始了帝国时代。当封建主义受到成长的资本主义所瓦解时，封建领主最终将他们的政治管理权交给了专制君主。当无产阶级提升了地位，并显示出其对权力意愿和对政权的渴望，资产阶级就失去了政治指挥的能力。后来它转向了法西斯，法西斯主义是为了防止工人革命的胜利，并负责政治领导的帮手组织，同时变得寄生的资本主义觉得它暂时受到了保护。最终，法西斯主义是气数已尽的干尸的卫士。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有着代表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也有代表非无产阶级的那些——墨索里尼、希特勒、毕苏斯基[219]、麦克唐纳。而资产阶级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昨天他诞下的巨人有如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丹东[220]、拿破仑、脾斯麦、格拉斯顿[221]、迪斯累利[222]、加里波第、卡尔沃、普里姆、克列孟梭。而今天的不过是些鼠辈：乔里蒂、克伦斯基、布兰宁、鲍德温[223]、杜梅洛[224]、加西亚·普列托、桑佩尔等等。
　　工人民主或者法西斯独裁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究竟会是法西斯专制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取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实现这一种或那一种解决方案的能力。
　　历史首先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政权。如果拒绝接受或者缺少夺取它的思想或准备，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转入法西斯主义的手中。没有其他的可能。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在尽管工人运动取得了有利的条件，但未能使革命胜利的地方，法西斯主义赢得了胜利。
　　在1919年和1920年，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成熟了。在那里只有一支真正的力量：工人组织的力量。在大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社会党有156名代表进入了议会；他们在2000个市政中获得了多数，其中包括北部工业区最重要的城市：米兰、都灵、的里雅斯特、博洛尼亚、热那亚等。在其工会中，成员多达300多万。“这个国家是社会党的，但是社会党不知道该拿国家怎么办。”（卡明斯基-马泰奥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225]意大利社会党人不知道如何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革命。他们浪费了时间、精力与机会。历史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法西斯主义。1919年的墨索里尼就是一场灾难，他正因为受到缺乏革命勇气的社会党的支持而崛起的。
　　在德国也差不多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发出巨大的敲门声，要求把大门打开。但社会民主党停下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脚步。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表现差强人意，没有把握住有利的历史时机。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无力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俄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受到正确领导的无产阶级懂得及时地发起进攻。毫无疑问，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发起十月革命，那么从1920年至1922年在意大利开始的法西斯主义，将在三年前的俄国就开始了。有人说，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的自卫活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法西斯主义是革命失败的反革命结果。
　　那么，从这一基础出发，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前景是什么？有一系列情况都有助于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使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它们最终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原料。资本主义走入了死胡同。国家正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倒塌，而资产阶级想将这场灾难嫁祸给工人阶级，并从政治和经济上奴役它。
　　国家正逐渐倒向法西斯主义。世界范围内预备下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气氛，提高了沙文主义的热度。我们见证了一场革命的失败，一场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失败。
　　法西斯主义诞生与发展的这些基本前提存在着。这是无可争辩的。
　　在意大利和德国为法西斯主义推波助澜的社会阶级是：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失业的工人阶级、以及在经济上对其予以支持的大资产阶级。此外，法西斯主义建立其战斗组织所依靠的是四年战争中的军事习惯与教育。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分裂、社会民主主义的惯性、宗派主义以及共产党的狭隘眼界，同样也是促成法西斯主义胜利的重大原因。
　　现在，西班牙的情况看起来与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并不完全相同。目前，这里有相当多障碍阻止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西班牙目前的状况与1922年的意大利和1933年的德国并不完全相同。西班牙已经认识到，即从1923年到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独裁的经历中，感觉到了与法西斯主义政权接壤的后果。独裁统治的烙印并未消除，它早已经臭名昭著了。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代表了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失败之后的新事物。人们对第三帝国的希特勒式的神秘充满希望。但在我们的国家，能够对无论如何更糟的独裁统治抱有什么期望，抱有什么幻想呢？
　　应当补充那些现在已经是法西斯的国家的经验。在经历了十二年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意大利在物质上已经枯竭。不满是如此强烈，只有一个强力的政权才能阻止火山爆发。农民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工人眼睁睁看着工资降低，却又无法维护自己。墨索里尼本人不得不在去年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承认这场灾难。在德国，希特勒只执政了两年，民族社会主义就对德国的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在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与戈林的屠杀中，对于其残忍的行为，内心的抗议和反叛的情绪甚至出现在了纳粹自己的队伍里。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安全阀。法西斯主义摧毁了意大利、摧毁了奥地利也同时摧毁了德国。
　　如果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之上，例如西班牙，升起了一个会继续产生新的废墟的政权，那么前景会是如何？
　　合乎逻辑的是，西班牙会寻求它的救赎而非死亡。它要克服现在的衰败，而不是在瓦砾上重新再盖上瓦砾。它要向着光明而非黑暗前行。
　　意大利和德国所发生的事，在思想和经济方面——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对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否定——具有宝贵且不容忽视的教育意义。
　　在最初，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直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运动，它在无产阶级之外寻求解决方案。但是正如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那样，法西斯一旦夺取了政权，小资产阶级就痛苦地发现许诺没有兑现，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仍然处于悲惨之中的小资产阶级，其付出的代价甚至要比民主时期还要高昂。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以社会主义倾向的纲领吸引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虽然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一纲领，但这足以使他们征服无产阶级并与之组成联盟。
　　在西班牙，小资产阶级仍然相信民主。
　　如果无产阶级懂得如何利用这一时机，使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从资产阶级民主中不可避免地醒悟过来时，不是被法西斯主义，而是被工人运动所吸引，那么法西斯主义将失去最重要的支持。
　　尽管做了一切努力，西班牙法西斯主义仍未能渗透到工人运动中。法西斯主义不能用意识形态的面具来欺骗工人。我们的法西斯主义者是不加掩饰的，它不能进行任何欺骗。它是什么就表现出了什么样：它骨子里就是反动派。它是君主制和天主教的。它的胜利前景不能更不受欢迎，更不符合群众的普遍愿望了。
　　在几乎所有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国家中，都表现出爱国主义、民族复仇和民族崛起的余毒。意大利不满足于《凡尔赛条约》。它想要更多，要求更多。它的4100万居民被封锁在310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也就是每平方公里132位居民，这对它来说显得太过拥挤了。“扩张或者爆裂”。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意图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就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余部分兼并入德国。
　　在经济的国际化面前，法西斯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所进行的努力。经济上闭关自守的想法产生了。
　　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可以拿什么诱饵下钩？
　　民族扩张是不可能考虑的。阿方索十三世妄想的伊比利亚帝国，伊纳穆诺称之为前伊比利亚帝国，这个幻想已经被完全放弃了。普里莫·德·里维拉在法国人的支持下打的征服胡塞马（Alhucemas）并击败阿卜杜勒·克里姆[226]的主意，在里夫山脉（Rif）脚下被粉碎了，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不利于作恢复从休达（Ceuta）到卡波朱比（Cabo Jubi）和伊夫尼（Ifni）为疆域的旧帝国的白日梦。
　　如果西班牙不能通过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会使其与葡萄牙进行伊比利亚的统一——它也不能实现本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法西斯主义将是大私有者、寄生资本主义、金融大盗、背德的投机者和敲诈者、投机倒把及其更多贪婪的剥削者的胜利。这意味着更多的饥饿、更多的被迫失业、更多的西班牙银行的利润、更多的抵债、更多的破产、更多的航运衰退、更多的废弃的铁路里程、更多的国民警卫队、更多的税款、更多的突击队、更多的强盗、更多的抢劫、更多的教士、更多的修道士、更多的未开化，它将退回到19世纪、18世纪、17世纪、甚至16世纪……
　　简而言之，法西斯主义在腐蚀着西班牙，它是反西班牙的。
　　正在形成的法西斯运动具有广泛的内部矛盾，它受到这些条件的削弱：（一）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支持法西斯主义；（二）新生的法西斯主义还处在深刻的分裂状态——民族集团（Bloque Nacional）、右协和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追随者之间的分裂；（三）右协还在进行会导致失败的、拐弯抹角的机会主义政策；（四）缺少领袖。
　　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主和大工业组成了集团支持墨索里尼，并为它的黑衫组织支付账单并准备向罗马的进军。在德国，正是大工业和金融巨头，即蒂森、克虏伯和胡根伯格[227]等人首先鼓舞了希特勒的活动并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后来，冯·巴本代表容克同样也支持希特勒。
　　西班牙由于其经济特点以及独裁统治与共和国的失败，使得农业与工业资本的集团尚未得到巩固。目前，右协与同盟之间，在希尔·罗夫雷斯与坎波之间的紧张状态正值顶点。
　　新生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上是地主的反动运动，它是针对工人运动的，但是也以间接的方式同样针对大工业的，尤其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业。
　　政权问题——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在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又产生了分歧。虽然卡尔沃·索太罗的民族集团与戈伊科切亚[228]是支持君主制的，但对于使用卡斯特拉的语言，右协还是机会主义者。希尔·罗夫雷斯可以重复马尔托斯（Martos）说过的话：“我对于君主制保持着距离”。它的共和是实用主义的，适应当前的情况而无意将其真正实现。同时民族集团认为法西斯主义与君主制是同等重要的，而右协却正确地相信——例如奥地利和德国——共和国是培育法西斯主义的绝妙器皿。
　　一方面，在工业资产阶级与农业资产阶级之间，另一方面，君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性是暂时的，但它目前还存在着。
　　法西斯主义永远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它是用来反对历史的进步力量即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所必要的“统一战线”，在西班牙还尚未形成，尽管很明显，这种结合的缺失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而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这种情况。
　　希尔·罗夫雷斯的右协是最强大最接近权力，甚至已经部分地掌握政权的法西斯政党。对于反动政策的整体矛盾，右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摆脱了困境。右协希望同时成为教会和地主的政党。简而言之，教会为它提供外交和能力，提供耶稣会主义，作为它的左膀右臂。卡斯蒂利亚、埃斯特雷马杜兰和安达卢西亚封建贵族的粗野乡村精神，胡乱中与教会撞到了一起。
　　这种内部对抗可能是致命的。
　　教会希望它的政党即人民行动一旦收复了在1931至1933年失去的征地，就制定与墨索里尼之前，意大利的斯图尔佐[229]的“人民”党以及德国的布兰宁的天主教中心（el centro católico）一样的政策。与僵化的公式相比，教会更好地利用了灵活妥协的“绥靖政策”。在历史的这一阶段，它从未处于过如此对它产生威胁的极端处境。这就是右协必须时常保持谨慎的原因。
　　与之相反，畜牧农耕活动、外省地主的野蛮和贵族老爷的残暴，带给了右协一种古老的、安达卢西亚暴乱和王朝正统式的狂热的侵略性。
　　希尔·罗夫雷斯希望西班牙得到陶尔斐斯式的法西斯主义圣水的祝福。但这并不容易，因为陶尔斐斯所代表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对此默许，此外也因为，陶尔斐斯及其目前的继位者许士尼格是被意大利和法国所需要的。陶尔斐斯靠的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背后支持他的人是墨索里尼和奥赛堤岸[230]，没有他们的帮助，陶尔斐斯的政权面对社会党或者希特勒份子的攻击就会崩溃。
　　希尔·罗夫雷斯穿起了黑衬衫和棕衬衫。他想穿上一件由陶尔斐斯的奥地利、加西亚·莫雷诺的耶稣会以及保守的、信教的、折衷主义与社会改革拥护者，西班牙的达多[231]所凝练的法衣。加西亚·莫雷诺、达多和陶尔斐斯在实现他们的方案之前就被刺杀身亡了。将三位被谋杀的政治领袖作引路人总是很危险的。
　　作为一位法西斯领袖，需要的或者是墨索里尼那样的智慧，或者是希特勒那样的激情。到目前为止，希尔·罗夫雷斯——很可能未来他会带给我们惊喜——还没有展示出“统帅”或者“元首”那样的才能。
　　希尔·罗夫雷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某些情况，他给人一种梦游者的印象。就像尼贝龙根的传说中西格弗里德那样，他是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当他搞不清状况时，就会危及政治局势并对他自己的政党造成损害。
　　起初，他对法西斯主义深信不疑，甚至参加了1933年的纳伦堡纳粹大会。但是，当他在1934年阅读墨索里尼的著名演说，其中正式宣布意大利正在经历重大危机时、当他看到陶尔斐斯被希特勒份子谋杀以及6月30日在德国的屠杀时，希尔·罗夫雷斯的法西斯热情开始冷却。之后他试图调和法西斯与民主、社团主义（corporativismo）和人民代表制（representación popular）、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
　　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墨索里尼的格言：“国家即是一切，国家拥有一切，一切为了国家”。
　　但是，希尔·罗夫雷斯对压迫和专制的法西斯感到满意，又对国家在他身上扮演的角色感到恐惧。1934年11月20日，他在发表于巴塞罗那《先锋报》的一次采访中说：

　　“面对过度的政治自由，在世界上逐渐出现了理论潮流，而后形成政治体系，这直接导致国家吸收了所有个人活动。如果要找到这一运动的哲学起源，我们将不得不落入黑格尔的泛神论中；如果我们要通过结果衡量它，我们将面临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剧，这一情绪是为了民族社会主义服务的，其直接导致中央机关的臃肿和机能衰退，而这一结果是不顾个人与社会的意愿而发生的。针对这一正在青年核心中扎根的政治潮流，我觉得有必要作出回应。我认为，国家不是为了取代个人、或者国家中的社会成员，而是要结合、监护和统一他们的力量。国家的理想必须是‘不承担’职能，而是‘鼓舞’正在或者潜在的行动着的人，并‘协调’他们以服务于大的集体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是强大的，但绝不能成为专断的。”

　　1934年12月22日，在马德里的人民行动的会议上，希尔·罗夫雷斯再次提起了可怕的关于国家的话题：

　　“有人说，西班牙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它将获得等同于市政、省份和地区的职能，尤其是在承担公共服务时，还扼杀了个人和家庭的主动性。在精神上，它同样消灭了个人主动性并以强制性的教育来取而代之。它也以特殊的赈济取代了福利。这一切都是巨大的危险，它使得管理日渐开支巨大，个人主动性被扼杀，这也意味着预算会不断增加。似乎人民的理想就是为了消灭非国家的力量，建立一个官僚机构。恰恰当社会主义者没有掌握权力时，当执政的是那些被称为反社会主义者的政党时，才会发生这些。”
　　“在那些法西斯政权中，肯定是社会主义的改良更为进步。若是以激进的方式取消它们，甚至将国家机器转变为管理职能，这些都是反动的。必须建立自治组织、建立地区和省份的独立组织，并承认其传统的权力。”（《先锋报》1934年12月23日）

　　法西斯政党右协，它是由于害怕国家、害怕国有化才成为了法西斯主义。
　　重要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坚定的右协主义者马里亚诺·马菲尔[232]在1934年12月24日写道：“显然，人们不应该期待从中央集权向理性有序的自由过渡；但是为了让我们走上正轨并逐渐丢下拐杖，必须进行反对中央集权的运动。而且它将作为战斗的口号被传播：中央集权就是敌人！”
　　农业部长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233]，即希尔·罗夫雷斯的另一个“自我”（ego），于1935年1月中旬访问了索里亚省，与农民进行了交流。我们从1月15日的报纸抄下这段话：

　　“部长和当局去了索里亚，之前停留在了阿格里达镇，由于小麦采购业务的停止这一不可忍受的情况所产生抱怨和需求，农民们借此机会向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做了上访，部长在受到了农民的大量委托后，下了保证会通过发放贷款来解决小农遇到的生存危机，当下危机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能力购进总库存，因为现在的收成超过了国家需求一千一百万公担。乡镇委员会既使得到了部长的善良愿望，也不能使他们取得满意，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不能通过缓和来得以解决的。
　　“后来议员对索里亚进行了访问，在维卡利亚斯、阿尔马桑和戈梅拉（Vicarías, Almazán y Gomera）地方的乡镇小麦事务又暴露出了问题。这些地方和阿格里达一样，部长做出的承诺并没有让农民感到满意。”

　　卡斯蒂利亚农民只是简单地要求国家购买他们的小麦库存，将国家变为一家公司。构成希尔·罗夫雷斯与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政党的基础的同一个要素，也同样是国家资本主义所需要的。
　　啊！面对这一要求时，右协退却了。
　　它的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重工业作为轴心。这就是它摇摆不定并且犹豫不决的原因。它接近法西斯主义，但又对其在经济上产生的结果感到恐惧。
　　右协意识到，如果没有大工业支持它，同时它也没有在工人群众中扎根，它的政党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为的和环境的产物，并且会为了利益的纠纷而产生矛盾。它在教会和地主之间，对于战术问题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当右协走上了国有化——“世俗之恶”——的陡峭坡道时，又认为它想要维护的社会制度本身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右协的形象正类似于罗莎·卢森堡笔下俄国警察的故事：“……我立即抓住了那个人的脖子。您认为发生了什么？好吧，什么都没有；这该死的他妈的没有脖子……”
　　希尔·罗夫雷斯想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他是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对法西斯主义感到恐惧。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必须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是反天主教的，并在本质上，必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希尔·罗夫雷斯的政党不是民族主义的。它是农业与天主教的政党，在这里区别是相当大的。在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中，民族主义作为一支力量，其统一是由教会和君主制强行撮合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渐进的形式开导它、协调它。的确，希尔·罗夫雷斯能够挑起葡萄牙、巴斯克或者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但他是以相反的方式：通过反对这些民族来激起它们的民族主义。
　　教会势力在西班牙是阻碍法西斯行动自由的沉重负担。法西斯主义只能有一个神，即国家。教会是国家之中的国家。如果当前经济革命的动力是朝着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向两个可能的方向去：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如果西班牙国家，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逐渐包揽一切，那么一个害怕国家成为经济因素的政党又能做什么呢？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状态，其必然是短暂的。这是罗斯福的观点。但是在罗斯福新政中，国家在经济方面也占据了首要地位。
　　希尔·罗夫雷斯是反社会主义的，他不是代表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代表罗斯福的国家资本主义者。
　　那么，希尔·罗夫雷斯想要什么？
　　受马德里商业联合会俱乐部的邀请，希尔·罗夫雷斯在今年3月3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公开了他作为政府官员的计划。
　　辛克莱·刘易斯[234]在他的小说《大街》[235]中这样描绘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在大规模生产廉价轿车、高档的钟表和剃须刀时，运行得很出色。但是它还不满足，还要整个世界都认识到经济生活的最终理想就是乘坐廉价汽车旅行、广告上介绍着高级手表，然后在黄昏中坐下来闲谈，谈的内容不是爱情或者英雄主义，而是剃须刀的优点。”
　　作为未来的经济计划，作为繁荣、“幸福和独立”的伟大西班牙的理想，希尔·罗夫雷斯只提出了一些平庸的计划，不过是简述了过去拉斐尔·加塞特[236]在水利政策（la política hidráulica）方面，以及巴斯克斯·德·梅亚[237]在社会问题上的主张。
　　希尔·罗夫雷斯的理想主义与变了样的激情，在他于商业联合会的发言中，正如在他平时所有话里所能看到的一样，并“不是英雄主义，而是剃须刀的优点”。
　　去年冬天，据统计整个西班牙的最低工资是在萨拉曼卡省，那里的日工资只有1个到1.5个比塞塔！希尔·罗夫雷斯是萨拉曼卡的议员，也是萨拉曼卡省老爷们的偶像。但并不是所有西班牙人都痴迷于希尔·罗夫雷斯的恢复旧帝国的梦想。
　　毕竟，希尔·罗夫雷斯只不过是最平庸和品味最下流的西班牙反动的代表。经过对托尔克马达[238]、费利佩二世、费尔南多七世[239]、卡洛马尔德[240]、纳瓦埃斯[241]、冈萨雷斯·布拉沃[242]、拉席尔瓦、达多、马丁内斯·阿尼多的劣质模仿，再加上洒圣水仪式，希尔·罗夫雷斯和他的右协就完成了。
　　然而，法西斯主义在我国可能具有特殊的外表，它可能是“民族的”。显然，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那么致命的是，不久以后通过小的冒险或者以突然的行动，会最终产生一个具有或多或少军事性质的，就像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统治，就像现在在波兰、葡萄牙、保加利亚、希腊、南斯拉夫以及亚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那样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权。
　　当前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资产阶级需要“它的”出路，而工人阶级同样也需要它的。正好十月就是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暴力冲突，各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摆出了各自的态度。对于不可避免的最终战斗来说，十月最终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是未来战斗的序章。
　　资产阶级还没有受它指使的法西斯专门组织。右协不过是“冲锋队”，是以某种选举手段来欺骗信徒的各种历史垃圾的杂拌。希尔·罗夫雷斯在成为出色的法西斯领袖之前，应当去当一名泥瓦匠或者粉刷匠，再到监狱去度过一段时间。他所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坚固的。
　　像1923年那样，资产阶级现在唯一可以求助的力量就是军队。但在这里同样也有许多困难。能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军队，已经被普里莫·德·里维拉消耗掉了。当前的军队远未具备15年前那样的条件。
　　此外，还出现了更大的困难。那就是在为下一场大战进行热烈准备的西班牙目前的国际政策。衰败的西班牙在国际政治中，被卷进了英国和法国中间。它不能从中逃离。法国和英国从很久以前，从君主制一直到共和国时期都牵制着西班牙。
　　一个法西斯军事政权——例如希尔·罗夫雷斯-弗朗哥，或者卡尔沃·索太罗-戈德（Goded）的独裁统治——无法掩饰它对已经形成的法西斯权力集团，即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好感。
　　在欧洲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西班牙除了以它的地理优势，发挥它现有的实力和军事潜力，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英国和法国会容忍西班牙政治局势成为一个重大威胁，成为一把真正的达摩克利斯的利剑吗。
　　英国对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倒台出了一份力，这是因为它看到这一独裁统治发布了一项国际政策使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又使西班牙越来越靠近意大利。对于英国来说，地中海问题至关重要。在西班牙的法西斯军事政权倾向于法西斯德国之前，英国和法国会携手并肩将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扼杀。
　　一个西班牙的法西斯军事政权，难道会实行与其本质相反的国际政策，也就是说，它会与法国、苏联和英国结盟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太荒谬了。
　　但是西班牙的法西斯要取得胜利，除了面临无数困难之外，如果工人运动懂得如何正确地前进，它还要面临这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困难。我们在前面下定义的时候已经说过，法西斯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产物。在西班牙，确实失败了一场革命，失败了一场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失败为法西斯倾向的军事政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同样在失败的废墟上，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兴起，也就是第二次革命正在兴起，十月就是它的探路者。
　　基佐[243]在研究英国革命时说道，十八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事件是由于两种因素的交汇：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相互影响。自17世纪初开始，在整个欧洲经历了封建制度向君主制演变的阶段。英国的查理一世希望扮演这一历史性的角色，但是为时已晚，基佐说。在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强大到能够不帮助国王压制贵族，而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剥夺了国王的特权和自由。查理一世试图强迫英国走上当时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道路，但他在上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堡垒上撞得粉碎。
　　从历史上看，西班牙的局势也是目前席卷欧洲的趋势——法西斯主义——与强大的、经验丰富的与团结的、受到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惨痛教训警示的，民族无产阶级的力量之间的暴力冲突。它将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三）第二次革命


　　在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历史震荡中，总的来说都发生过两次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
　　第一次革命提出了问题，第二次革命将其解决。
　　在英国革命中，第一次革命是由克伦威尔及其军事独裁实现的，护国公去世后，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反革命复辟，肆虐了大约三十年。在1688年，第二次革命取得了胜利。议会转变成了具有主权的国民议会。新的国王奥兰治[244]由国会议会选举产生，并基于资产阶级议会的绝对主权开始了君主立宪制。
　　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中，第一次革命是君主立宪制，从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和网球场誓言，直到1792年8月10日占领杜伊勒里宫和国王倒台。
　　在进攻杜伊勒里宫之后，9月20日革命军在瓦尔米取得胜利，9月21日成立了国民议会，22日宣布成立共和国。与法国完全相同，英国也在第二次革命后生活了两个半世纪。
　　在俄国革命中，两次革命中暂时的距离要小于英国和法国。1917年3月，开始了第一次革命，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九个月后开始了第二次，它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
　　西班牙现在正处于它的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这场决定性的革命的准备阶段。十月起义就是宣布这一历史时刻的一声枪响。在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中，资产阶级已被证明无力进行革命，而西班牙的现状、生产力和历史进步力量的自发动力，所有这些都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局面，它使得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将会取得胜利，并彻底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
　　历史有其自相矛盾之处。西班牙当前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落后以及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反过来为工人阶级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和可能的条件。
　　如果资产阶级及时进行了它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无产阶级胜利的前景将遥遥无期。目前西班牙的情况与以前的俄国非常相似。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夺取权力，是因为以前没有进行过民主革命。托洛茨基写道：“如果民主革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我国实现的话，现在我们将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能看到，无产阶级在俄国比起英国更早地夺取了政权，而现在无产阶级在西班牙，则要比英国和法国要更早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肯定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能否胜利呢？革命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在经济上发生转变的同时，它还代表了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无产阶级不去推动争取民主的斗争，那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工人革命是作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的。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生，也许对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必将作为伟大的解放者重新站起来。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此结合起来。
　　在那些民主革命成为历史必然的国家中，一旦资产阶级开始阻碍革命，工人阶级将转变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
　　这就是我们的巨大优势。在此蕴含着西班牙无产阶级压倒一切的力量。
　　但由于历史在有利的条件下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情形，没有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事会在这里发生，也就是说，第二次革命将必不可免地发生。
　　这一切都取决于无产阶级。
　　围绕着君主制建立起来的政权失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失败了。法西斯主义受到目前它的内部冲突的困扰。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进展，如果它不能理解它的任务，即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标，采用正确的战术和策略，那么显然，这一代人将被反革命压垮，并且将解放的任务推迟到下一次革命高潮。
　　无产阶级需要形成其斗争的工具，并懂得如何使用它们。我们的无产阶级必须迅速建立的两个重要杠杆是：遍布全国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工人联盟，以及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
　　尚未成熟的工人联盟有着远大的前途。工人联盟是第二次革命所需要的新型组织。整个无产阶级都走到了工人联盟下。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更先建立起组织上的统一战线，就能确保了社会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工人联盟在不破坏现有组织的情况下，实现了将工人团结起来的奇迹。这是现代社会斗争的重大事件。溪流、山涧和运河通过不同的渠道汇集、流动并形成了大河。溪流在哪里？山涧与运河又在哪里？它们集中起来，并在行动中交互相融。它们的再次分开，是为了灌溉草地、推动水车、为泉水赋予生命。但是它们还会再次流动，并形成强大的、泛滥不可收拾的奔流。
　　在工人联盟的设想中，对于未来的胜利的第二次革命，要确保政权掌握在工人的手中并且由整个工人阶级来行使权力。政权必须建立在工人联盟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工人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政权。
　　历史教导我们，革命是一种取代。封建国家逐步被市政当局所取代。在俄国，处于危机中的资产阶级国家被苏维埃所取代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说：“如果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有把苏维埃建设起来，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会无望。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用旧机关维持政权，而新机关又非一下便可建立起来的。”[245]
　　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处在垂死呻吟中，但只要没有受到剧烈的冲击、没有在国家之中出现新的国家、没有产生它的取代物时，它还能够站稳脚跟。丹东说“它（国家）不是被摧毁，而是被替换了。”
　　这就是工人联盟的任务，它要作为新国家的萌芽。
　　不言而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走向最终解放的科学理论。那么，如果工人要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统一起来。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面前，工人阶级不能保持分裂和内部斗争的状态，就像在意大利和德国所发生的那样。
　　无产阶级必须统一，在工人联盟下进行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必须统一，在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下进行统一。
　　我们所该做的事太重要了，我们所处的形势太艰巨了，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再保持分裂。一个唯一的政党、一个统一的纪律、一个独一的目标。这就是希望所在。政党在革命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的军队实际上就是这一政党。在法国，革命党是由雅各宾派所代表。在俄国革命中，领导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新模范军”、没有雅各宾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无疑将不会发生三场经典的伟大革命。政党就像一台精致的凿岩机，它走在前面开辟了道路。
　　在西班牙还没有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尽管并不缺少迅速组建它的材料。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核心是：社会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党、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联盟（BOC）、共产主义左翼（托洛茨基主义者）、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Partit Catalá Proletari），它们有不可推辞的和迫切的统一的义务，其不应基于混乱，而应当明确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基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上来行动。
　　工人联盟和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开启第二次革命之门的两把万能钥匙。
　　西班牙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夺取政权？
　　如果谁说德国和意大利即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法国和美国即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有条件夺取政权，那么他就是在胡说。
　　正相反，由于我们上文已指出的所有这一系列原因，西班牙目前无疑是无产阶级最具有可能以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地方。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无产阶级。
　　有利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在主观方面，无产阶级也转变成为了领导事件的，积极和自觉的轴心。
　　工人阶级和在工人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必须作为唯一的阶级，作为唯一能够对资产阶级所面临而无法解决的众多问题提供有利解决方案的唯一社会力量而走上前台。
　　将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的普遍利益，与整个民族或者组成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利益相结合：这就是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的秘密。我们的无产阶级应当在整个民族的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
　　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相矛盾？可能只有革命行动前的阉人和公式拜物教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不多不少在法国雅各宾派整整125年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就是民族的灵魂。列宁在本世纪初在他的书《怎么办？》里做了预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义务，实现一项世上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没有实现过的民族工作。”
　　托洛茨基将列宁作为民族的，并关于他说道：“列宁的国际主义无须多作介绍。但同时，列宁本人也有着深刻的民族性。他扎根于俄国的近代历史，把历史予以归纳，给它以最高度的表述，他正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登上了国际主义行动和世界影响的顶峰。”[246]确实，列宁在国际上的巨大力量，正是源于他来自本民族的创造力。
　　西班牙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民族主义革命，不会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神经过敏的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是迈向世界革命的巨大一步。
　　我们的无产阶级具有双重的战斗组织：工人联盟和应当成为伟大解放者的统一政党：它们将是受社会不公和饥饿折磨的工人群众的解放者；具有生命力的同时其发展被扼杀的民族的解放者；受摇摇欲坠的、腐朽寄生的资本主义与臃肿的国家所折磨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解放者；资产阶级社会的底层即妇女的解放者；在如今垂死的政权下，无法实现其蓬勃的、无所畏惧和英雄主义的力量的青年的解放者。
　　简而言之，无产阶级必须成为深刻民族变革的体现者和指引者。
　　革命不能够是为了某一政党，或为了某一阶级，而是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大多数。简而言之，它是更理想、更人性、更有序、更适合生存的新社会的曙光。
　　无产阶级将能够转变为所有不满的人民的核心，明确地表达他们的最终目标，并将民主革命推动到最后。在民主被资产阶级政党抛弃，又被反动匪帮嘲弄和侮辱的那一刻，只有工人阶级能迎着风暴举起旗帜。

　　列宁说：“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247]当然，托洛茨基也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党并没有引导无产阶级走向专政，而是因为它以最大的精力、毅力和自我克制，捍卫了民主的所有公式和要求，包括以普选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制度、政府向人民代表负责等。全靠了这样的鼓动，党才能使无产阶级免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削弱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农民阶级的影响，为工农联盟做好的准备，把最坚决的革命分子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248]

　　罗莎·卢森堡也同样揭示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必须存在的关系：“如果说，民主制对于资产阶级已经一部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它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首先，民主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249]
　　作为民主革命的代表者，工人阶级将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夺取政权。
　　如果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仅仅作为民主的先驱，在获得大多数人民的信任之外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想走的更远，那它就会得到战后意大利社会党、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下场。但是之后该做什么呢？如果航行在民主之河上的工人运动，不知道如何将民主推向更高的阶段——即无产阶级民主——那它注定要在资产阶级虚伪民主的沼泽中溺死，并回到法西斯主义。
　　的确，民主是最后的结果。无产阶级是争取民主的斗争的真正拥护者。工人的活动中不会缺少任何的民主要求。这样，无产阶级将把小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的背叛者即小资产阶级政党钉上耻辱柱，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该国大多数政治活跃人口的有力信任。
　　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当工人联盟、当统一的政党成为广大群众的代表时、当民族利益与工人运动相融合时，无产阶级就将夺取政权。最后就是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十月起义的经验已经给了我们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项新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断言阴谋诡计不会有一席之地，革命将成为英雄的史诗壮举。
　　胜利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我们的第二次革命，不能承诺一个充满幸福的天堂。它的缔造者们将懂得他们接管的是一个遭毁坏的国家，必须从改变其错误的基础开始，重建这个国家。
　　总的说来，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最初阶段，工农政府应当实现的最低纲领如下：

　　1．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新的革命的机关将不仅是一个联邦。国家的组成部分可以根据其意志分离出去。进出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至今为止受压迫的民族、地区和市政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如果作为我们的第二次革命的结果，葡萄牙也进行了它的革命，那么它必然会加入这一联盟。
　　2．土地国有化
　　土地将属于国家，而不是个人。正如我们的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所希望的那样：“国家负责将其分配，并以适当的费用出租给需要耕种的人。一项明智的使用权安排，应当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过自己家庭所耕种的土地，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产生慈父般的强大政府的政策，它是唯一有能力消除闲逸和悲惨、并为建立能够取代目前统治欧洲的不道德的、为建立公正的财政制度奠定基础的政策。”
　　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继续说：“由一个社会阶级来分配水源与河流，而被剥夺权利的人就连喝酒也不得不向房主支付租金，这是否公正呢？因为土地跟水源与河流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那么对土地的垄断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侵占行为。”
　　土地是国有资产。
　　土地将交给进行劳动的人。
　　所有农民都将拥有土地，他们将以从新国家手上租借的名义，向国家支付很小一部分租金，而不用将租金支付给土地所有者或充当国家赋税，因为国家将通过公路、铁路、廉价肥料、灌溉渠、学校和信用等等，将收来的钱返还给农民。
　　小私有者将保留他们的土地，在许多情况下，土地还可能会增加。另一方面，现在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家支付的款项，也将大大减少。国家将开始集体化。
　　3．铁路、商船、大工业与矿山的国有化
　　国家将转变成为一家经济公司。在寄生资本主义下的经济是民族的剥削者，现在它将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为了民族服务。它将生产地更多、运输地更多、并且工业品和运输将会更便宜。
　　4．银行国有化
　　国内的银行将被国有化，并合并为一家统一的银行。银行将不再成为生意中的生意，它激昂转变成为国家经济的循环系统。它将不再行使吸血鬼的职能，而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
　　5．废除债务
　　国家、市政和议会的债务将被废除。同样，根据伯尼斯的计算，数年来贫苦农民欠下的共计100亿比塞塔的高利贷也将被废除。
　　债务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表明了国家中有一群不劳而获、过着奢靡生活的等级。
　　现有的债务总额——国家、市政、议会、自治政府与农民的债务——约为400亿比塞塔。债务的利息加上税收，这意味着所有西班牙人：工人、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的劳动都用来供养着这群贪得无厌的寄生虫。
　　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因为债务的普遍废除而受到损失，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将由税收的减少、经济繁荣以及得到报酬较好的工作机会而得到赔偿。
　　6．交通与城市服务、面粉厂与大商场交于市政府管理
　　像国家一样，市政府必须成为经济的企业。它必须结束其作为单纯的税收者的使命。它应当进行生产、应当在它最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方面，将其职能专门化。
　　7．国家将对外贸易垄断
　　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关系中，对外贸易最迫切需要国有化，并统一在一个中心下。
　　贸易进出口的调配政策需要国家控制对外贸易。
　　即使以前的国家被迫进行协调，进出口也会越来越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往的关税制度旨在扶持摇摇欲坠的工业和作为剥削者的公司，这引起了民族工业的停滞、并使消费品和商品的价格过高。
　　国家需要顾全大局，也因此必须适当地为对外贸易下指令。
　　8．六小时工作日
　　人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工作。失业和人才不能得到利用的情况将消失。共和国作为工会，而国家将为所有人提供符合其条件的工作。
　　9．将国内市场的购买能力提高一倍。
　　将个人消费的可能性提高一倍，当然，这需要工作效率与总产量的显著提高。
　　10. 将国家控制的生产提高到两三倍、乃至四倍
　　根据中央计划来管理经济，并根据国家需要来确定增长率。
　　经济必须摆脱混乱，应当予以指导并将其引向特定的目的：增加工人的福利。
　　11. 武装所有的工人
　　只要还有资本主义国家，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伊比利亚联盟将处于战争状态，并为了可能的进攻而准备保卫自己。工人、工程师、农民、教师和医生，他们也是第二次革命的战士。在劳动者手中的步枪、火炮和炸弹中将为自由和社会主义提供保障。
　　12. 工人民主
　　中央政府、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市政府以及所有的权力机关都将由工人的民主选举产生。权力也将成为所有人的权力。权力机关将通过所有工人参与政府的管理建立起来。工人将享有其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工作、真理、思想和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将减少权利，它将增加义务。

　　第二次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巨大区别，恰恰是在法西斯体制下，国家享有一切权利，人民却缺少权利而只有义务，在社会主义政权中恰恰相反。在法西斯主义中，国家进行命令而公民被迫服从。在社会主义中，工人进行管理而国家将对其服从。社会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事实上，它是反对国家的。
　　西班牙资产阶级的衰弱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法国和英国为了它们各自的利益，试图扼制在半岛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如果其一旦出现，那么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英国一贯的传统政策就是打倒其对手，然后变为其保护人，并始终提防着被击败的仆从国的复兴。
　　西班牙一开始是英国的，然后又成为了法国的祭品。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国没有中断其国际政策，这不是为了西班牙的利益，而是为了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处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西班牙，一直处于动摇之中，它经常在两国之间被推来推去。现在的西班牙缺少国际政策，它给人以漂泊不定的印象，就像受到强风击打的旅船。
　　当欧洲因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看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之火而处于紧张状态时，衰落的西班牙还在扮演着瞎掉的公鸡。政府部长罗查[25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不管怎样动摇，资产阶级的西班牙最终都将臣服于英国或者法国，或者同时屈服于两者的压力之下。
　　我们的资产阶级在国际上摇摆的本质在于，接受英国或者法国、或者同时接受两者的命令怎样更加有利。居然还有喜欢被两伙人奴役的人民！
　　当西班牙摇摆时，英国和法国就会发动猛烈进攻，给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它倾向于英国，法国就会加剧对它的压迫，而反之亦然。在过去十五年中，在国王、普里莫·德·里维拉、阿萨尼亚和列鲁克斯统治下的国际政策，就是在外交上，在为西班牙套上枷锁的两个敌对大国中保持平衡作努力。
　　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只有第二次革命，才能完全纠正至今为止对我国不利的外交政策。
　　只要法国和英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会是西班牙的天然盟友。结盟的路线在逻辑上应当遵循另一方向，即：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罗斯。这样的结盟能够制服法国和英国。
　　如今，葡萄牙、意大利和德国是由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在假设中这样的联盟的链条就已经被打碎了。但这仅仅是暂时的。有必要将欧洲当前局势的动摇考虑在内。
　　在西班牙的一场胜利的工人革命、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结成，将立即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将在今天受到法西斯主义折磨的那些国家内产生影响，并动摇其基础。在西班牙的工人革命，或多或少会决定今天在葡萄牙、意大利和德国盛行的法西斯主义的衰弱，这并非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欧洲仍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中。战争可能突然爆发，并且紧接着发生革命。这取决于火药，而我们的第二次革命可能成为革命的火药。在这种情况下，最脆弱的政权当然将是那些违背人民意愿的、用武力勉强维持的政权。
　　那么前景将会是：伊比利亚联盟（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与苏联之间的联盟。我们将面临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欧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但事情不像这样发生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可能今天投降的欧洲无产阶级，不会那么迅速地对此做出反应，这是很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革命难道不是注定要消失吗？
　　当然，法国和英国会设法扼杀伊比利亚联盟，因为他们很清楚，半岛上的工人革命意味着脱离这两国之间的战斗的人民的重生，就像造船厂中的船注定要排除积水一样。但是在国际上，伊比利亚无产阶级除了它自己，还有来自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援，他们的行动将防止西班牙革命受到干涉镇压。此外，还会出现另一个不乏影响力的因素：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本身就是西班牙的保障。
　　从一系列原因中可以得出结论，伊比利亚联盟能够大胆地开始新社会的组织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着手这项任务来说，我们拥有的条件要比俄国优越得多。俄国革命本身的经验对于我们具有巨大的价值，我们可以避免在那里犯过的错误。我们还拥有俄国人民所不具有的民主的传统，这给我们带来了工人阶级政权的民主化的巨大优势。当革命胜利时，我们的农民所处的地位要比俄国高很多，并且其比例与无产阶级相比也没有那么不利。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俄国已经被战火摧毁了。西班牙所拥有的经济体系并不相同，而体系的改变将克服现有的衰落。俄国必须在由欧洲资产阶级在背后支持的三年内战中支持下去。在西班牙也同样要发生内战，但是它将短得多，因为想要支持它的资本主义会发现，它将受到本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大战的威胁。
　　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是可能成功的。当然，它也必须成功。马克思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预见到，如果德国获胜，那么在此之前一直在法国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将移至德国。后来也确实如此。再后来，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它从德国传到了俄国。
　　我们的第二次革命将使伊比利亚联盟在一段时间内，即使不是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轴心——尽管这是可能的——也会成为最重要的力量投射中心。
　　历史上的三大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上占据的重要性顺序，是按照它们的革命的时间顺序排列的。
　　在第一次失败的革命和十月起义的教训下，今天的西班牙具有历史的可能性，因为世界上第二场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是它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西班牙就不再是属于封建残余的、懒惰和寄生的资产阶级的、并且在传统上依附于英国和法国的旧式国家了。它会进行迅速的转变，提高其力量和实力以飞跃过去的鸿沟，向前进并征服未来。

写于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




[214] 弗兰西斯科·贝尼斯·卡拉斯科（Francisco Bernis Carrasco，1877年9月9日——1933年8月22日），西班牙经济学家。

[215] 路易斯·奥拉里亚加·普哈纳（Luis Olariaga y Pujana，1885年2月3日——1976年3月8日），西班牙经济学家。

[216] 国际工会联合会（La Federación Sindical Internacional）是1919年成立的一个国际性工会组织，因成立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又名阿姆斯特丹国际。该组织的立场靠近第二国际，反对共产主义。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组织受到严重打击。二战期间事实上停止运作。1945年正式解散。

[217] 国际劳工组织（la Oficina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是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作为国际联盟的附属机构成立。1946年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218] 塞萨雷奥·贝尔纳多·德·基罗斯（Cesáreo Bernaldo de Quirós，1879年5月27日——1968年5月29日），阿根廷画家。

[219]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220] 若尔日·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年10月6日——1794年4月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

[221] 威廉·尤尔特·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年12月29日——1898年5月19日），英国自由党领导人。1833—1846年、1847—1865年、1865—1880年、1880—1895年任议会议员。1843—1845年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845—1846年任战争与殖民地大臣。1852—1855年、1859—1866年、1873—1874年、1880—1882年任财政大臣。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任首相。

[222] 本杰明·迪斯雷利，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英国保守党领导人。1852年、1858—1859年、1866—1868年任财政大臣。1868年、1874—1880年任首相。

[223] 斯坦利·鲍德温（Stanly Baldwin，1867年8月3日——1947年12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5月至1937年5月任保守党党魁，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1924年11月至1929年6月、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三次出任英国首相。

[224] 皮埃尔—保尔—昂利—加斯东·杜梅格（Pierre-Paul-Henri-Gaston Doumergue，1863年8月1日——1937年6月18日），出身于新教家庭，1884年至1893年在印度支那和北非任文官，1893年以激进社会党人身份当选众议员。后逐渐转向保守立场。1913年12月至1914年6月任总理，1914年6月至1917年2月任殖民地部长，1924年6月至1931年6月任总统，1934年2月至11月第二次出任总理。

[225]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Kaminsky-Matteotti. Der Fascismos in Italien。汉斯—艾里希·卡明斯基（Hanns-Erich Kaminski，1899年11月29日——1963年？月？日），德国作家。1926年加入社民党。1932年公开要求社民党和德共合作，反对纳粹党。1933年流亡法国。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赴加泰罗尼亚考察，支持全劳联。1940年法国沦陷后经葡萄牙流亡阿根廷。1963年逝世。加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i，1885年5月22日——1924年6月10日），生于意大利维内托大区罗维戈省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1907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PSI），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于1919年、1921年和1924年三次当选众议员。1924年6月10日，因公开批判法西斯主义，而惨遭法西斯分子绑架杀害。

[226] 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卡里姆·哈塔比（Muhammad Ibn 'Abd el-Karim El-Jattabi，1882年1月？日——1963年2月6日），摩洛哥政治家和军事家。1921—1926年期间领导了里夫起义。1926年起义失败后向法国投降，后被流放到留尼汪岛。1947年越狱并流亡埃及。1963年逝世。

[227] 阿尔弗雷德·威廉·弗兰茨·玛丽亚·胡根贝格（Alfred Wilhelm Franz Maria Hugenberg，1865年6月19日——1951年3月12日），德国企业家、政客。他是二十世纪初德国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曾大力赞助纳粹党上台。

[228] 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柯斯库尤埃拉（Antonio Goicoechea Cosculluela，1876年1月21日——1953年2月11日），保王派政治家，曾参加国民行动，1933年建立西班牙复兴运动，内战爆发后他解散了西班牙复兴运动，1938年出任西班牙银行董事。1953年去世。

[229] 路易吉·斯图尔佐（Luigi Sturzo，1871年11月26日——1959年8月8日），意大利牧师。1900年起领导了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1919年创立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1919—1923年任人民党总书记。1922年支持墨索里尼上台。1924年起先后流亡英国、法国和美国。1946年回国。1952—1959年任意大利共和国终身参议员。1959年逝世。

[230] el Quai d'Orsay位于巴黎的第七区，代表法国外交部。

[231] 爱德华多·达多·伊拉迪耶尔（Eduardo Dato e Iradier，1856年8月12日——1921年3月8日），生于拉科鲁尼亚，1875年获得法学学位，1877年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883年首次当选为议员，曾担任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1907年出任马德里市长，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7年6月至11月、1920年5月至1921年3月三次出任首相。1921年3月8日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

[232] 马里亚诺·马菲尔·加西亚（Mariano Marfil García，1883年7月11日——1939年2月20日），早年是新闻记者，并加入了保守党。1920—1923年任复辟国会议员。1931年2—4月任内政部副部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曾短暂担任“新闻自由联盟”（Liga defensora de la libertad de Prensa）主席。1939年去世。

[233] 曼努埃尔·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Manuel Giménez Fernández，1896年5月6日——1968年2月27日），西班牙法学家，1933年参加自联，并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间出任农业部长，任上曾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土地改革措施，由于遭到包括本党在内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辞职。

[234] 哈里·辛克莱·刘易斯（Harry Sinclair Lewis，1885年2月7日——1951年1月10日），美国小说家。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35] 本书《大街》（Calle Mayor）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问世后迅速风靡欧美国家，一年内重印28次，被称为“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的事件”。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一个小镇为背景，描写一位城市女知识分子卡罗尔嫁到小镇上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太太。起初她满怀热情，企图“改造”这个受传统保守势力束缚的小镇，但遇到巨大的阻力。她的思想与小镇的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迫离开小镇去华盛顿找工作，但最终仍不得不回到小镇上，继续面对她无法改变的旧传统势力。
　　小说以辛辣的笔触对美国社会现实进行嘲笑和讽刺，因而受到当时保守人士的指责和攻击，并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

[236] 拉斐尔·加塞特·钦奇亚（Rafael Gasset Chinchilla，1866年11月23日——1927年4月11日），西班牙律师、记者。1891—1923年任西班牙众议院议员。1900年和1903年兼任农工商部长和发展部长。1905年加入自由党。1905—1923年间七次担任发展部长。1923年退出政坛。

[237] 胡安·巴斯克斯·德·梅亚·范胡尔（Juan Vázquez de Mella y Fanjul，1861年6月8日——1928年2月26日），西班牙卡洛斯派作家、哲学家。

[238]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1420年10月14日——1498年9月16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著名法官，在任期间间曾将8000多人判处火刑。

[239] 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1784年10月14日——1833年9月29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08年3—5月和1814—1833年期间在位。

[240] 弗兰西斯科·塔德奥·卡洛马尔德·阿里亚·伊诺霍萨·拉瓦丹（Francisco Tadeo Calomarde y Arría Hinojosa y Rabadán，1773年2月10日——1842年6月19日），费尔南多七世在位期间的重臣，曾任司法大臣。

[241] 拉蒙·玛丽亚·纳瓦埃斯·坎波斯（Ramón María Narváez y Campos，1799年8月5日——1868年4月23日），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1844—1868年期间曾七次担任首相。

[242] 路易斯·冈萨雷斯·布拉沃·洛佩斯·德·阿尔霍纳（Luis González Bravo y López de Arjona，1811年7月8日——1871年9月1日），西班牙记者、政治家。1843年任司法大臣。1843年12月—1844年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65年再次担任外交大臣。1868年4—9月再次担任首相。1868年革命后流亡法国，期间加入了卡洛斯派，并阴谋发动叛乱。1871年9月1日在发动叛乱前夕突然去世。

[243]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早年从事反拿破仑活动。七月王朝时期是君主立宪派领袖。1832—1837年任教育大臣。1847—1848年任法国首相，推行反动统治。1848年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后，他被迫退出政治活动。

[244] 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England，1650年11月4日——1702年3月8日），又名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荷兰执政和英国国王。

[245] 出自《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246] 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三联书店，1980年，第132页。

[247] 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313页。

[248] 本句出处未查明。

[249] 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34页。

[250] 胡安·何塞·罗查·加西亚（Juan José Rocha García，1877—1938），早年担任律师，加入了激进共和党。1917年任巴塞罗那市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任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1933年9—10月任战争部长。1933—1934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33—1936年任议会议员。1933—1935年任海军部长。1934—1935年任外交部长。1935年9—10月任教育部长，1936年议员届满后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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