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华金·毛林 -> 《走向第二次革命》（1935）
第三章 我们的十月
（一）战斗的准备
当一个政权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并且处于崩溃的前夕时，一般来说政府的首脑必须准备给它送葬，以表现出他们的无能。“活死人”加西亚·普列托主持了被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政变所推翻的政府。“淡水将军”阿兹纳尔[141]海军上将则为君主制后的内阁增添了远洋风情的格调。
在10月之前的几个月中，共和国政府由桑佩尔先生进行主持。
桑佩尔的内阁是一出有趣的政治滑稽戏。它是一种新式政府：可笑的政府。一个缺乏力量来使用权力的软弱政府走上了舞台中央。
由被宫廷贵妇围绕着的——马克思也是这样来形容梯也尔与儒勒·法夫尔[142]政府的——桑佩尔和萨拉查·阿隆索[143]们领导的国家，带有一种独幕剧的色彩。但穆尼奥斯·塞卡[144]与阿尔尼切斯[145]最好的作品远非桑佩尔政府。
尽管它的可笑性质，桑佩尔政府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它代表了一个政治阶段的结束。民主共和国已经腐朽没落了。在革命力量所取得的进展面前，国家无能为力。桑佩尔只能记录下发生了什么。自夸是马术好手的内政部长萨拉查·阿隆索，看到在整个西班牙突然发生的颠覆性运动和总罢工时，像是见了鬼一样，没有事先按照规矩上报来让政府有时间准备枪弹。“省长都是无能的废物。”萨拉查·阿隆索在部长办公室里愤怒地喊道。就内政部长郑重宣布“西班牙秩序井然”的几分钟之后，总罢工也在马德里发生了，西班牙并不平静，倒是部长先生有些迟钝……
在9月8日，总罢工在马德里爆发，以此对加泰罗尼亚地主的集会表示抗议。马德里的工人捍卫着加泰罗纳尼亚农民和加泰罗尼亚的利益。在阿斯图里亚斯也发生了大罢工，以反对希尔·罗夫雷斯想要在科瓦东加发起法西斯式阅兵的图谋。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挫败了右协分子的计划。在巴塞罗那，工人联盟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游行。全劳联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公开集会上，坚决通过了与工人联盟合并的决定。在马德里，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举办了十万人参加的体育场集会。马德里政府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间的局势更加紧张。
每过一天事件的进展都会向前迈出一大步。无产阶级迅速向着坚定的立场加紧步伐前进。充满错误的过去已经翻篇了，工人正在集中起来，群众胜过了自己的政党和组织。
工人运动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组成一个紧密的团体，并能够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发起进攻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资产阶级感到它的背后没有坚定的支持。一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之前，它可以拄着社会党这根拐杖，现在社会党已经纠正了路线，资产阶级看到昨天的盟友已成为可怕的敌人。
情况非常紧急。一切都取决于这几周，也许就是这几天。资产阶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把工人运动斩首、让它脱离战斗、阻止它前进并扰乱它的团结。
桑佩尔只能容忍运动，而它的政府则准备挑起是非。桑乔·潘萨满不在乎地向雷西奥先生[146]索要了一套宪兵制服和一挺机关枪。
警察和密探的网络昼夜运转。需要找到可供工人组织使用的隐蔽武器。一把在工人手里的手枪就能让资产阶级发烧，一支步枪就会让它失眠。要是有一把手枪、一支步枪和一挺机关枪，那它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下可成了“文明的崩溃”。反动记者突然冒出来，大声疾呼：“歌德说过，不义比无序更为可取。”受到惊吓的资产阶级，现在认为歌德应该是一位伟大的警察局长并且应当听取他的建议。
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海域中发现了准备卸下军火的“绿松石”号。当工人正在武装起来的消息传遍全国时，喜欢秩序的先生们在恐惧下战栗了。资产阶级报纸大叫道：我们到哪里才能停下来？这难道不是不义比无序更为可取吗？
大规模的搜捕开始了，马德里的人民之家被查封。政府就像断头台一样，迅速而麻利地开始运转，由紧急法院——顺便一提，它是由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147]设立的——进行宣判，后来连监狱都塞不下了。警察总部全速开工，电报机不停工作着、发布着官方命令和接受机密信息。搞快点！搞快点！
军事演习也开展了，政府有必要知道军队的机动性，看看后勤是否足够可靠、机械是否加够了足够的油脂、下达的指令是否能被遵守、步枪是否能开火、火炮是否能命中目标、飞机上投下的炸弹是否能……
演习之后，将军们、上校们、部长会议、贵族俱乐部、主教、乡下人打扮的耶稣会士们围在一起在正午举行会议。我们应当在这动荡的时刻有所准备！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宣布了警戒状态。警报！各就各位，准备打一场防御战。为了打赢伟大的内战并获得解放，所有人都有力地聚集在了一起。应当在对手打倒你之前就击败对手，而犹豫就会使自己失去一切。再过几个月，再过几周，赤匪的侵犯将会摧毁一切，所有的一切。警报状态！不义先于无序！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想法。
逐渐兴登堡化的共和国总统，在巴利亚多利德发表了看起来令人费解的演说，即满足反革命的要求又让小资产阶级平静下来。一些社会党也被这首塞壬之歌所吸引。共和国总统无意中断他的渐进的策略……第一步，在议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阿萨尼亚政府斩首。第二步，解散议会。第三步……安静！好戏开场了。
在10月1日星期一，桑佩尔出现在了议会，进行了程序上的发言。谁想要发言？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他们都用眼睛进行交流。罗马诺内斯伯爵，即旧政权的狡诈的桑佩尔称这是无法忍受的。事实上，为什么要说话？为什么要回应桑佩尔？共谋者们应当谨慎些。此外，现在还是没有达成协议或者拟定一个计划吗？桑佩尔是否忘记了所有密谋的基本规矩就是保持沉默呢？
在一阵犹豫之后，桑佩尔明白了。他不必要感到惊讶。他甚至还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桑佩尔离开国会并前往共和国总统府，并在那里焦急地等着。
政府在同一个星期一的下午辞职了。正好就在一年前，首届列鲁克斯的政府垮台了。现在就要重建第三届列鲁克斯的政府。这就是在政治上奇怪组合的垂死呻吟的政府。
礼节上的协商于2月2日开始。这是为了什么？莫非一切都没有策划和准备好吗？但是为了假装出宪制的外表，必须做好形式工作。体面人们在东方宫前列队行进。所有人都来“进谏”，所有人都高调地向新闻记者公布了自己拯救局势的方法。西班牙可以满意了，因为它的全科医生队伍就是其传统不会被轻易打破的保证。而东方宫的危机仍在继续。
早上协商，晚上协商。到了3号礼拜三还是在协商。那些阿方索十三世不愿意与之协商，至少不愿意公开协商的那些老共和党政客的协商也来了。他们也被称为君主制政治家。在4月14日，国王从东方宫里逃出，在窗帘的后面还留下了一本翻开的小说。
列鲁克斯是最有希望成为新政府首脑的人，他是共和国的富歇[148]。对于经历过国民议会、热月政变、第一帝国时期以及复辟时期的富歇，有人说“他在才能上一无所缺，在常识上稍有缺憾，但在道德上完全贫乏。”
议会会解散吗？提出这一提议的少数并不希望这样做。
但是，为什么要解散它呢？难道没有一个议会的多数愿意组建一个坚强的政府，用坚固的拳头摆平所有的捣乱份子吗？希尔·罗夫雷斯那伙人难道不是君主主义者、教会分子和新法西斯党徒吗？这一点很重要！时代变了，难道共和国总统不还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吗？难道议会主席阿尔瓦[149]先生，共和国的第二把手，不是在莫里斯酒店[150]与阿方索一起接受采访，不是在君主制被废除之后才表示支持共和国的吗？基本法院不是由君主制出身的反动派多数所组成的吗？马丁内斯·德·贝拉斯科[151]的保皇派难道没有进入共和国部长会议吗？
那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共和国总统如是想。
希尔·罗夫雷斯的封建田园与梵蒂冈式的卫队——他们已经同意——加入并组成新政府。1932年在德国与之类似，冯·巴本建立政府就是在为法西斯主义打开大门。
尽管上层已经分配好了各自的位置，但下层的西班牙各地的工人阶级站了起来并时刻保持着警惕。无产阶级在未经战斗的情况下，是不会同意走向政变的这三步行动的。在最近的时期，工人阶级从身上抖落了惰性，从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的消极状态中走了出来。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三月一日、二日、三日，在全国各地，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都在继续前进，一点也没有放过有关危机和政治事件进展的任何细节。
两国敌对的军队互相盯着对方。士兵的手指都扣在扳机上。
3月3日星期三以亲法西斯份子加入政府告终。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并稳当地掌握局面，直到第二天下午政府才敢公开这一决定。
在4日星期四，悄无声息地，在所有地方都进行了革命力量的动员。
在星期四的下午和晚上，工人们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战略性的位置，在战斗命令下派出队伍，并且握紧拳头迎接新一天的开始。
（二）加泰罗尼亚起义
最重要的抗议运动是在加泰罗尼亚。这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因为在那里有更庞大的工人群众，而且也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点是首要的——地方自治政府，即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与工人阶级同时遭到了攻击。刚成立的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政府的眼前目标是打垮工人并剥夺加泰罗尼亚的自由。反动攻势是针对工人运动和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的。
在桑佩尔执政时期，自治政府看到自己脖子上的项圈是怎样箍紧，是怎样变得窒息的。新的局面将结束这一点。普里莫·德·里维拉去了普拉特·德·拉里瓦[152]的加泰罗尼亚联邦，希尔·罗夫雷斯去了马西亚的自治政府。自治政府被判处马上去死，或者是承受缓慢而可耻的痛苦。
加泰罗尼亚的工人阶级时刻保持警觉，它知道事态很严重。
2日星期二，工人联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宣言，让所有的工人处于戒备并试图于下午在巴塞罗那举行示威游行。邓卡斯[153]用警卫队的突袭破坏了示威，并扣押了示威者的旗帜作为战利品。
4日星期四，工人联盟邀请全劳联加入运动，但是被拒绝了。到了晚上，工人联盟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自加泰罗尼亚各地的代表都出席了并表示了抵抗和进攻的坚定决心。他们乐观而不失冷静。工人联盟从客观上对局势冷静得进行了分析：
“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的政府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挑战，并且显然是对加泰罗尼亚的挑衅。这个一举两得的行为，其使得工人运动与自治政府意外地处在一个立场上。如果自治政府想要得到保全就必须捍卫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它需要进攻。这样一来，它不仅与加泰罗尼亚的工人与农民一致，而且也恰巧与整个西班牙的工人与农民一致。由于事物的逻辑，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自治政府被迫采取同样的行动。很明白，在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独自进行的起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它不满足基本的前提。如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与自治政府暂时组成一个革命联盟，那么起义几乎就能保证成功，因为自治政府有军事组织：在巴塞罗那有三千名武装警察，另外还有艾斯凯拉的民兵组织“艾斯卡莫特”
[154]，这支队伍在巴塞罗那共大约七千人，且物质后勤充沛，技术支持也得到保障。双重政权就是此刻革命的优势。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运动包含了三者：工人、农民和民族解放。工人群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在加泰罗尼亚取得胜利的起义，在半岛人民面前不是以分离主义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作为获得所有城乡工农同情的解放运动而出现。同时在加泰罗尼亚以外也将发生起义，由此开启了我们革命的新阶段。然后，自治政府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打败反革命了。胜利或者失败取决于自治政府在面临以下两难困境时的抉择：起来反抗、战斗直至胜利，或者屈服并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内被粉碎。很可能自治政府会害怕起义运动节外生枝，因为小资产阶级不信任工人群众。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设法尽量避免这种担心，只要工人运动从第一刻起就站在自治政府旁边，催促它并承诺对它提供帮助，而不走在它的前面或者接过它的主导权。重要的是起义开始了，而小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没有时间往回缩。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这就是工人联盟的领导在10月4日星期一晚上讨论出的结果。
工人联盟与自治政府进行了会谈。加泰罗尼亚政府委员会暂停了自己的议事来接待工人代表团。工人联盟没有绕弯子地说：
“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组成的反革命政府向加泰罗尼亚，向工人运动和农民发起了彻底的攻势。我们的组织进行了代表大会商议此事后，决定明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礼拜五——发动总罢工，当然了，这次总罢工将不仅限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它将遍及全国。加泰罗尼亚工人联盟发起的罢工，不应当被视为反对自治政府的行动。从结果上来说，它是反对马德里并且支持加泰罗尼亚的。现在，自治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工人联盟，在道义和政治上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目的。自治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自治政府不是以果断和坚决的方式进行思考，它动摇着、犹豫不决又优柔寡断。它不知道在加泰罗尼亚以外都发生了什么，以及将要发生什么。它万分谨慎地打着手中的牌。不可否认，刚成立的政府不仅是一种进攻，更是蓄意要摧毁加泰罗尼亚的自由。然而，这样做需要异常慎重。西班牙的左派在做什么？为什么它们不行动？巴斯克民族主义者都干了什么？为什么要偃旗息鼓？社会党在搞些什么？为什么不对我们讲明你们的意图？将来可能我们会对此看得更清楚。至于我们不会反对罢工这一点是很公平的，工人完全具有抗议的权力。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或许到那时大家对各自的心怀鬼胎心知肚明了。
在圣乔治沙龙中，聚集了想要向上钻营的小团体。在橘园露台上，还有更多野心家在四处嗅探。守门的警卫好奇地看着他们。5日星期五的清晨，在自治政府的宫厅前升起了象征“收获者”的镰刀，它像是对这一局面所做的巨大的问号。
在巴塞罗那的总罢工是一幅壮丽的景象。从圣斯、新广场、克洛特、格拉西亚、圣安德烈斯到中心区、兰布拉大道、回到格拉西亚、再到加泰罗尼亚广场、大学广场、直到伦达斯大道，这样的场面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在缄默中，看不见的线将群众的情绪汇成行动。这样的场景总是势不可挡的爆发的序幕。人们还记得在1903年、1909年、1917年的罢工和1919年的“加拿大”罢工[155]，以及发生在1930年10月和12月的那几场。城市在集体意志下完全瘫痪了。
直到1934年10月5日——除了巴塞罗那之外，3月13日在加泰罗尼亚也发生了总罢工——，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时刻，阻断内地大城市的生活。在10月5日，总罢工未经允许甚至违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意愿爆发了。应当把这一事件和日期牢牢记住。
总罢工从一大早开始蔓延。电车、商店、工厂、车间、出租车、银行还有办公室，所有这一切都被工人联盟命令的旋风卷去：总罢工！
在此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唯一有权力宣布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者感到愤怒，继续着自己手上的工作。天真！罢工跑来并掀翻了一切。无论是对于方向盘、对于传送带、对于机器、还是对于城市来说，它都是不可阻挡的。
被吓坏的资产阶级躲在屋子里，关上门栓、放下窗帘并打开收音机的开关，不安地等待新闻播报。被激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准备到酒吧去找他的同志们。但酒吧关门了：总罢工！
罢工就像油渍一样，遍布加泰罗尼亚地区。它几乎是自发地，到处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工人到处丢下手中的工作，并迅速准备以另一种方式开始工作。罢工只不过是行动的表面，工人们在其他方面也活跃着。农民停下活计，停下了他们犁和镰刀，他们也感到被召唤着。那是大地的呐喊：起来！农民干起来（Bon cop de falç）！
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的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的政治将受到考验。一切没有坚实基础的都将崩塌，因为一场社会与政治的地震将要发生。
直到10月5日，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局势比起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有着更多的变数。在群众中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党忙得不可开交。工业与金融资产阶级的政党，即同盟[156]，有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作为其债务人。小资产阶级政党艾斯凯拉受到工人的支持。工人政党伊无联在与艾斯凯拉的斗争中间接支持了同盟。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只有建立起革命的秩序才能将其解决。
加泰罗尼亚政治的三大轴心——同盟、艾斯凯拉和伊无联——将转变方向。
为大工业和银行服务的同盟，不可能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捍卫者，而小资产阶级已经被蒙骗住，现在缺少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艾斯凯拉，无论如何不能体现无产阶级群众的不满和利益，而无产阶级也被蒙骗住了，同时也缺少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宗派主义政党伊无联，其所采取的行动根本上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并且实际上对同盟有利，而不代表工人群众的意愿。
所有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联盟虽然不是一个政党，但它实际上是在行使着党的职能，对加泰罗尼亚的政治进行着纠正。从前政治大厦的基石突然间消失了。同盟与被无政府主义者惊吓到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了一个政党。艾斯凯拉与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而失去方向的工人群众组成了一个政党。
当无政府主义者的缺位由另一只工人力量（即工人联盟）来填补时，整个政治系统就崩坏了。艾斯凯拉倒下、同盟倒下并且伊无联也倒下了。
这是加泰罗尼亚于10月5日至6日发生的政治戏剧。
历史上头一次，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知道了它要往何处去并且究竟该怎么走。在1909年和1917年，资产阶级先是把工人阶级往前推，然后退到后面并将他们抛弃。现在，工人运动把小资产阶级往前推，特别是对艾斯凯拉所做的那样，以此来使他们履行自己的承诺。为了避免可能的反动，工人阶级此刻也在后方建立了阵地。
艾斯凯拉为了维持无政府主义在群众中所激起的热情，并且为了避免工人阶级实现独立的政治运动的实现，而做出了承诺。现在到了为他们的承诺买单的时候了，艾斯凯拉的内部矛盾达到了顶点。
艾斯凯拉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倒不如说是或多或少在组织上联系起来的，政党与核心的缝合物。它的组成如下：（一）小资产阶级共和党，即旧加泰罗尼亚共和党的残部；（二）马西亚的分离主义团体“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á），其组织的大部分是真诚向往革命的年轻爱国工人，领导岗位上则由各式各样的冒险家所组成；（三）一群工人贵族组成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他们读了点《共产党宣言》的皮毛就认为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家长式的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就像马西亚所幽默地解释的那样，他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带花园的房子；（四）“葡萄农”，也就是要求得到土地的运动。其中每一种还可以二次，三次地进行划分。
社会构成上的广泛和复杂性就是艾斯凯拉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它的弱点。尽管艾斯凯拉处在动摇中，它仍然是一个聚集的中心。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被吸引并被纳入其中。
国家机器的职能转移给了自治政府，这使得艾斯凯拉不得不逐渐从空谈转向实践。当然，即使是这样，它还是辜负了期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转向了坎波与门多萨的同盟。尽管只是一部分，也尽管只是有条件地，工人和农民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将小资产阶级留了下来。
艾斯凯拉与其他西班牙小资产阶级一样，经过了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之后，就戏剧性地揭露了马西亚的形象，即一个小市民黑帮分子，智力低下的同时又有着向上钻营的野心。现在他已经被逼入绝境了。一方面，反革命在图谋中央政权，他们每天都在策划密谋。另一方面，本来支持艾斯凯拉的城市与乡村的工人阶级，现在正在加泰罗尼亚寻求政权的保障。
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被表露在外，并同时表现在同一个艾斯凯拉的内部，即“葡萄农”和“加泰罗尼亚国”这两个组织中。“葡萄农”屡次在集会和选举运动中要求将改革落实。“加泰罗尼亚国”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民族解放的愿望。
在10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中，艾斯凯拉在内部爆发着斗争。其中充满勾心斗角，甚至有时还用了肮脏的手段。在那里进行着冲突，人们嘴上挂着敌意而背后拿着匕首。最终，孔帕尼斯与邓卡斯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两者身边都聚集着力量，聚集着预备役士兵和有些名望的、正式的或者后补的将军。孔帕尼斯是旧共和党人，对于他来说共和国与自治政府构成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全部理想。邓卡斯是冒险家，即“政治暴发户”（parvenu），他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寻求的是成为运动的中心，从民主和工人阶级长入国家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国”的支部负责人邓卡斯，他的目的很可疑，但这不足以掩盖他蓄意的法西斯意图。他所有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活动都朝着一个最终目标：加泰罗尼亚法西斯主义。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宣战还有他的“艾斯卡莫特”绿衫们，所有这些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加泰罗尼亚国家社会主义。
邓卡斯的所有行动都是朝着一个相同的目标。如果在马德里，希尔·罗夫雷斯被陶尔斐斯的行动吸引住了，那么在巴塞罗那的邓卡斯则是在接受希特勒的建议。这里两种新生的法西斯主义，正如奥地利与德国的一样，它们相互之间都是公开的对手。希特勒反对陶尔斐斯，而希尔·罗夫雷斯反对邓卡斯。毫无个性的邓卡斯只会模仿。作为加泰罗尼亚的希特勒和戈林的是邓卡斯与巴蒂亚[157]。邓卡斯是头脑，巴蒂亚则是铁腕。马克思正确地说道，历史会重复，第一次作为悲剧，而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在10月5日至6日，加泰罗尼亚出现了以下的政治问题：首先，工人阶级反对以列鲁克斯为首的反动派的斗争，也就是与亲法西斯的政府战斗。第二，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反攻受到了大地主的镇压。第三，加泰罗尼亚自由受到了反革命中央集权制的威胁。这三个问题被提到了首要位置。然后还有其他的问题：第四，工农群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起义将冲破其领袖的设想。第五，在艾斯凯拉内部的斗争，在邓卡斯和孔帕尼斯的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在尽管还没有被群众接受，但已经萌生在领袖们头脑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民主共和主义之间的斗争。
在10月5日和6日，在加泰罗尼亚有四股势力。首先，是国家政权。其次，是由于争夺权力而一分为二的自治政府势力：孔帕尼斯和邓卡斯。第三，工人联盟。第四，支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农民处在第二和第三者之间。
这幅全景是再有趣不过了。如果滑铁卢战役是所有拿破仑战争的缩影，比利时平原将确定未来的历史走向，那么10月5日和6日的战斗同样也是结束和开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来看一下可能发生的情况。
马德里政府的胜利近在眼前，对此无需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我们相信这已经足够确定了。
然而，自治政府与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的政府相比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胜利是属于起义者的，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特别是作为加泰罗尼亚的胜利以及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成功的结果，自治政府被淹没在以工人联盟为代表的工人运动的汪洋大海中。之后作为逻辑的结果，整个西班牙都会发生工人起义。在马德里的一个工人与农民的政府，将有力地决定自治政府被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农政府所取代，作为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最后不太有说服力的是，如果共和国总统为了主导这场运动，即为了将这场运动扼杀，解散了在四号成立的政府并让一个左翼取而代之，那自治政府将在反对孔帕尼斯和邓卡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或者法西斯共和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这是所有可能的政治变化形式。
谁将取得胜利？而之后会怎样呢？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领袖们都在头脑中孕育着风暴。
当整个过去都站在这里，需要为了从现在到未来而做出抉择时；在几小时、在几分钟内，就要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在耳中这时都能听见强烈的动摇声。拿破仑在指挥战役之前都会动摇二十次，但他在做出决定之后便会全力以赴。动摇是正常的，因为拿破仑在发起战役能够选择。但在战斗中不能够有任何犹豫。他说过反攻的最好方式，就是转为压倒性的进攻。
自治政府受到侵犯和威胁，却仍在动摇。它的动摇不是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及马德里政府，而是因为恐惧，它一方面是害怕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孔帕尼斯与邓卡斯之间相互的猜忌。两者都意识到，对手毫无疑问会在最紧急的关头从背后给自己捅刀子。最有决心，并愿意完全利用这一点的人是邓卡斯，它的明显意图就是排挤孔帕尼斯，夺取“西班牙联邦共和国内的加泰罗尼亚国家”的总统席位。
星期五下午，工人联盟在兰布拉大道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工人们不愿被囚禁在自己家中，也不想单纯地闲逛。他们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展现了出来。两万民众在自治政府前经过，要求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并武装起来保卫它。
孔帕尼斯在看到游行和听到这些要求时，吓到发抖。在政府里的邓卡斯脸都发白了，下令加强警卫，马上在脑子里想怎么出逃。
工人的浪潮来势汹汹，并且不断增长、膨胀着。整个加泰罗尼亚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运动是团结的，并且还在持续加强。各地的艾斯凯拉都被甩到了后面。工人们在前面带头，进行指挥并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掌握话语权的不是自治政府，而是工人联盟。
为了协商第二天报刊的发行，自治政府向工人联盟委员会派遣了代表团。“由于报纸只能发行对罢工有利的消息”这些使者们说，“所以报纸的出现，至少是对左翼有利的。”
工人联盟对自治政府的答复是罢工是总罢工，自然新闻业也会停刊。甚至《工人团结报》也被停刊，只允许《工人联盟简讯》（Boletín de la Alianza Obrera）的出版，并以公告的形式贴在墙上。
自治政府始终看到它的力量在减弱，而工人联盟的力量在增强。在星期五晚上，自治政府与工人联盟进行了新一轮的会谈。
“你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工人代表。”起义在阿斯图里亚斯已经开始了。罢工在整个西班牙相继发生，而在加泰罗尼亚已经结束了。工人联盟没有离开它所计划的方向……
自治政府回应道：
我们认为这些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它可能持续很多天也不会停下来。列鲁克斯发表声明说自治政府是忠诚的。马德里政府很可能与我们妥协。应当谨慎行事，因为在这里决定的是加泰罗尼亚的未来。
工人联盟答复道：
我们不认为现状能持续下去。毫无疑问，明天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应当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不可能也不应当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告诉我们，是还是否。
自治政府迟疑了片刻并说：
是的，明天将是决定性的一天。
工人联盟的代表团从内部的楼梯被带上去。陪同的是独裁时期警察局长的亲信，而现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摇身一变成了自治政府的人。
6日星期六，黎明。
工人联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街头的大量传单中指出了他们的直接目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走上街头并读起《工人联盟简讯》。该报在巴塞罗那的销量激增。人们的意志在不断地形成压力。
工人联盟在这些天里处在首要的位置。
为了向各地运送代表团和命令，开始了对机动车的征用。开“凯迪拉克”、“劳斯莱斯”和“别克”的先生们顺从地把方向盘交给革命的临时司机们，带着标语的汽车跨越了整个国家。各省都满怀热情地欢迎工人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到来。地方委员会焦急地询问：“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吗？”自然，他们随后也向前进了。
自治政府的不安发作了。现在引起它的恐慌的不是马德里，而是工人运动了。
邓卡斯开始挑衅，说他准备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并威胁工人联盟立即停止对汽车和武器的征用，此外还要求解散工人联盟正在组建的民兵。他说“在这里不能有第二个权力机关。”
工人联盟回应说，已经开始的征用以及工人民兵的组织，都不是用来反对自治政府的。工人联盟站在自治政府的旁边是为了向前进。“我们需要武器”。而妄尊自大和自负的邓卡斯坚持道：“这里不能有第二个权力机关。”
工人联盟夺取了全国劳动促进会会馆并在此设立了总部。此外还继续征用汽车以及可以被反对派拿在手中的武器。
邓卡斯动用了他所有的警察和“艾斯卡莫特”，让他们装备步枪、机关枪和炸弹，并占领战略要地。
对工人联盟的迫害开始了。邓卡斯传令说尾号为多少的两辆汽车是法西斯分子的车。现在流通的车辆都是属于工人联盟或者自治政府的警察和“艾斯卡莫特”的。而工人联盟的车辆却被强制阻挡和搜查。工人联盟执行委员会被迫下车，“举起手来！”这句话对于邓卡斯和巴蒂亚来说，意思是：“敌人就在这里！”
工人联盟没有停下来，它毫不动摇地前进着。电报和使者发来的消息表明，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运动越来越带有工人联盟的“特征”。
现在巴塞罗那需要做出决定。自治政府必须进行表态。
下午六点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上，工人联盟举行了新的游行。虽然它被邓卡斯禁止了，但游行依然如期举行。这是一场阅兵仪式，短时间内有一万名工人被编入队列。这就是一支做好准备的红军。缺少的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武器。去哪里取得武器呢？武器几乎都被掌握在自治政府的警察和“艾斯卡莫特”手上。该怎么做？夺取武器吗？那将会在几秒钟之内进入起义和进入内战状态，这将成为对工人进行屠杀和反攻倒算的口实。不，需要避免刺激他们。一部分工人们以掌声向自治政府的警察示意。武装工人的游行行进至兰布拉大道。到了晚上，气氛已经饱和了，局势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自治政府内部在发生什么呢？
为了了解这一点，没有什么是比求助于毫无争议的文件更好了。这是一张加泰罗尼亚语的文件，其标题为“1号文件。10月6日在加泰罗尼亚。”其中自治政府委员会表明了它的态度。这一文件旨在为孔帕尼斯辩护并很可能就是他本人撰写的，其内容如下：
“据此刻得知的消息，整个加泰罗尼亚都不再对当局、对自治政府，并对自治政府重申并庄严发表的声明表示信任。政府不断收到来自市政、社会团体、政党、工人组织与组织，即收到来自各个阶级的要求，并且在各地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和动乱。这种状况发生在10月4日至5日（星期四和星期五），战争状态已经迫在眉睫。罢工无处不在。具有正当性的暴动超过了自治政府的能力。对此应当放弃权力，还是以暴力镇压这种由在这同一个政府中也不断出现的意见所引起的抗议，还是说，可以试图引导这场运动，并在避免混乱和无序的浪潮的情况下控制住加泰罗尼亚。不应忘记，有些地方的市政当局宣布忠于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但是另有一些则宣称自己支持社会主义，或甚至自由共产主义等等。这些造成了困难和无政府的局面，从而之后无法再回到民主模式中来。”
其中明确地指出只有三条道路可以走：投降、镇压工人起义，或者自己走在前面防止工人掌握局势，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后者了。也就是说，孔帕尼斯所看到的三个方法都是消极的和被动的。然而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这是唯一的和真正的道路：捍卫加泰罗尼亚的自由，根据它自己写的那样“整个加泰罗尼亚”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方法，因为它是革命的，而艾斯凯拉连这么想都没有想过。
艾斯凯拉领袖的声明——这些声明并没有署名，但内容是真实的——对阿萨尼亚于11月28日至29日在呈文委员会（la Comisión de Suplicatorios）面前所做的陈述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份陈述被“大规模”地发表在了报纸上。阿萨尼亚说：“星期六，于伊[158]先生出现在饭店，为的是告诉他[159]，要抵挡住人们想要夺取自治政府的压力是不可能的。于伊先生提醒了他在西班牙联邦共和国中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国家的打算，而该运动不会具有分离主义的性质。这些先生们相信一切都会像4月14日一样。此外，他们认为马德里政府会妥协并且会进行谈判。”
一切都很明白。首先，自治政府被迫进行起义，因为它不能再抵御民众超过其掌控的压力——于伊对阿萨尼亚所说的话，其与孔帕尼斯在一号文件中所说的内容完全相符。第二，自治政府认为在群众的压力下需要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国家，这毫无疑问将决定在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之间的谈判，并且一切将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然后，自治政府在策略上设想，它的武装起义将会通过与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的政府达成协议而收尾。通过这种方式将会一举两得：不违背人民的潮流，当然，同时更重要的是转移压力……
这一整个革命计划，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充满了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这与三年前放弃联邦制的西班牙来换取自治的口头承诺是相同的、让地区自治法被敌人更喜欢的法律所取代是相同的、也与农民受到假装答应的承诺，当发现受骗时已经为时已晚也是相同的，所以……为什么要继续这样的错误？
当自治政府已经“不能再抵御民众压力”——根据于伊对阿萨尼亚的说法——自治政府委员会做起了打算。由孔帕尼斯主持会议，于伊·巴耶斯卡、博纳文图拉·加索尔[160]、艾斯特维[161]、梅斯特雷斯[162]、巴雷拉（Barrera）和科莫雷拉[163]出席了这场会议。邓卡斯和巴蒂特[164]没有出席，他们都在狂热地准备夺取自治政府的权力。
委员会压低了声音讲话，快活的空气消失了，当时就好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一样。已经没有出路了，要么壮烈牺牲，要么被完全毁灭。一些议员试图再挣扎一番。这是没用的，船已经沉了，海难是无法避免的。
在晚上八点，从自治政府的阳台上，孔帕尼斯宣布“西班牙联邦共和国内的加泰罗尼亚国家”成立。自治政府参加了一场分娩，就好像它参加了一场葬礼。它处在哀悼中。仪式结束后委员会继续等待。那个星期六晚上仿佛是群魔乱舞的荒山之夜。
战争状态被宣布了。
邓卡斯担任大元帅，和他的副手巴蒂亚“领导”起义。邓卡斯表现得像名副其实的加泰罗尼亚的富歇。他不服从于任何人。但是，他第一次服从了总统的命令：“别开枪！”并且按兵不动……
部队都到场了吗？
自治政府在巴塞罗那有三千名武装警察，还有七千名同样武装起来的“艾斯卡莫特”。
西班牙国家在当地部署了五千名士兵。
因此人数的对比是2:1，形势相当有利。
此外，军队也在动摇。尽管长官们大部分是反对起义的，但谁知道士兵们的想法呢？士兵们属于人民，而人民能够在转瞬间改变他们。受国家指挥的五千名士兵，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转变为革命的五千名士兵。
作为后备力量的工人联盟的一万人的队伍，在武装起来之后就能立即采取行动。但自治政府拒绝将武器交给他们。
此外，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起义者的。
集中政府力量的军营位于城市内，很容易将它们包围起来并阻断退路。所有的通讯手段——对于巴塞罗那方面而言，最关键的是电话——处在自治政府的控制之下。军队的指挥中心、军营分部或地区司令部，在五分钟内就可以被与军营完全隔离。
从没有过在如此有力的条件下发生的起义战斗。这是经典的历史战役即莱里达（Lérida）战役的重演，但这场不可能失败的战斗却失败了。
士兵们在晚上九点左右离开军营，总共约五百人。五百对一万名武装人员，就是一对二十。他们不受阻地穿行在整个城市中。他们把火炮开拔到外面，穿过狭窄和蜿蜒的街道，一直到了自治政府的面前。而自治政府的一万人仍然没有出现，他们还在观望着……
巴蒂特的士兵只遇到了一次顽强的抵抗，其不是来自于艾斯凯拉，而是来自独立中心（el Centro de Dependientes），康普特[165]在那里英勇地战死了。
与此同时，邓卡斯在政府中向附近城镇的工人与农民发出绝望的呼声，让他们去保卫巴塞罗那。而在巴塞罗那，十万人仍然在岗位上等待。他们在等待什么？
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了这条经典规律：“防御是起义的死亡。”可以这么说，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仅没有采取进攻，甚至也没有进行防御。自治政府在大炮被拉到它的门前时关上了大门，顺便说一句，当它的队伍走上街头时，它仍然被遗忘在一边。但是自治政府并不打算阻止大炮开火，而是打算再次受到炮击，以此正当地进行“光荣”的投降。
这就是自治政府在星期六晚上，极其惊异地发现马德里政府不接受谈判之后，所想出的办法吗？
事实上，一号文件的真实性确实是第一号的。它说：“自治政府挽回了抗议行动的荣誉，很可能还有左翼的荣誉。如果自治政府站在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政府这一边，用机枪对付示威者并施加武力，就像它原本可以做的那样，就将会对群众造成巨大的失望，使得左翼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重新振作。此外，‘加泰罗尼亚国’的长官——我们指的是那些表面上对运动负责的人——急于证明自治政府的成员都是懦夫和叛徒，而这些人今天被暴露在受骗的群众，也就是代表加泰罗尼亚未来的人们的面前。”
根据自治政府它自己的招供，只能有两条出路：以“左翼将会被击败很多年”或者打个手势以“挽回抗议行动的荣誉”的名义，抄起机枪向不受掌控的人民运动扫射。进攻或甚至自卫的想法都不存在。
让我们继续抄写一号文件：
“佩雷斯·法拉斯
[166]请求政府撤退，这是可以办到的，是因为它能够自由通过消防区外的后门。此外佩雷斯·法拉斯仍然有部队进行自卫并战斗到最后一人。但是孔帕尼斯拒绝了。”
佩雷斯·法拉斯没有停止抵抗。加泰罗尼亚政府可以离开自治政府，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啊！但是这将意味着起义继续进行，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工人阶级提到首位。在七日将会有一场激烈的内战交火。事情不该是这样。到这里就够了，现在就停下来！最终的结算时刻已经到来，手势已经落下。邓卡斯继续通过电台发表讲话，歇斯底里地大叫“武装起来！武装起来！”警察之所以士气低落，是因为他们仍然处在犹豫不决，因为警察长官[167]，也就是艾斯凯拉的关键人物，阴险地尽一切可能使运动失败。“艾斯卡莫特”仍然保持待命状态。在政府部门中还存放有炸弹、一仓库的步枪还有一辆装甲车，同时工人联盟的工人们却被禁止携带武器。
当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向后退缩，准备自封大元帅的邓卡斯和巴蒂亚看到一切都灰暗起来了。孔帕尼斯感到头晕目眩，无法再漫步于革命政治的高台边缘了。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当看到革命时，就都消失不见了。
“被他们出卖了！”孔帕尼斯这么说，当巴蒂特将军掷出手榴弹时，这颗手榴弹就像牛顿的苹果一样落在了总统府的办公桌上。很可能在当时，孔帕尼斯也在考虑万有引力这一复杂问题。但是谁出卖了谁？巴蒂特没有被出卖给任何人，他是职业军人。但确实有过一场买卖。自治政府的小资产阶级出卖了加泰罗尼亚的自由，也出卖了工人运动。
巴蒂特将军以五百名士兵还有几门大炮结束了起义。
邓卡斯在周围的人都各自从政府的敞开大门离开时，躲进了他在普鲁东的大宅，并穿过下水道，就像电影《巴比赛之火》（Le Feu de Barbusse）里的士兵那样，用他剩下的英雄主义对追随他的勇敢的士兵们喊道：“前进……”
其他留在自治政府中的人，都拿出一条毛巾绑在扫帚的把手上，从半开着的窗户中伸出。他们举了白旗！
巴蒂特在军队机关第四分部，通过电台宣布一切都结束了。
当电台传达了自治政府的投降时，这场起义在加泰罗尼亚的多个地方已经取得了胜利。
马克思与恩格斯说：“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168]
他们继续提到了1848年的德国革命，“我们已经看到，它（德国资产阶级）失败的原因，不是在于不利的条件，而是在于它在所有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了懦弱，从革命一开始便是如此，因为它在政治上同样近视，同样怯懦，同样的表现出与他们的商业规模一样狭隘的精神。”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69]
巴塞罗那的革命工人试图做出反应。他们用邓卡斯的队伍丢弃的步枪武装起来，突袭了警察总部，并在莱瑟普广场和其他的地方进行了战斗，但已经太晚了。起义不是被战胜，而是被拱手让出去的。“葡萄农”在听到邓卡斯的紧急呼叫后前往巴塞罗那，在那里落入了正在等待他们的政府军的手中。
10月7日。星期日晴。间歇有枪声传来。巴塞罗那保持平静，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也保持平静。发生什么事了？
军队机关第四分部的电台，现在只是用来在政治与军事机关中相联络。同时全劳联和伊无联的无政府主义者宣布必须恢复工作，这与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政府在加泰罗尼亚的唯一代表巴蒂特的建议相同。然而，总罢工仍在继续。
星期二，工人恢复工作。整个加泰罗尼亚的政局崩坏了。新时代开始了。
（三）阿斯图里亚斯“公社”
公社的历史学家利萨加莱[170]曾作为一名普通战士参加到了那一系列历史性的战斗，对于那些战斗，拉夫罗夫[171]曾说过：“那是黎明的曙光，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未来仍然很黯淡”。利萨加莱以这些话结束了它的《公社历史》：
“如何人们怎样穿越升起的胜利的红色地平线呢？勇敢。自古以来，在这个词中就包含着所有当代政治的含义。勇敢和“深耕”。勇气从信仰中迸发的光辉。出于勇气，人民登上了1789年的历史的顶峰。出于他们的无所畏惧，历史将为在1870年至1871年带着信仰战死的人们，在英灵殿保有一席之地。”
这是由公社社员利萨加莱撰写的关于巴黎起义的历史的最后一段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斯图里亚斯公社。
因为阿斯图里亚斯人的起义运动，正是德莱斯克卢兹[172]、瓦尔林[173]和东布罗夫斯基[174]的公社的第二章。它们具有同样高尚的理想、同样英勇的过程和同样血腥的结局。阿斯图里亚斯公社比起巴黎公社更短暂，但其戏剧性的程度和历史教训是相像的。
如果说加泰罗尼亚的起义在刚开始就遭受失败，那么至少阿斯图里亚斯从一开始便取得了胜利，并由于在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运动失败，它在持续了两周之久以后才告终。阿斯图里亚斯工人阶级没有被“马戏与面包”吸引过去。他们血管中流动的，是植根在坚实土地上的无产阶级的血液，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工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马德里的工人运动具有防御的优势条件。认同为了发起进攻，必须有一支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大军。但是巴塞罗那由于动荡，决定了其农民和非熟练工人的不断移民的过程，它是爆炸性的、激流般的，缺乏无产阶级那样坚定不移的韧性。无产阶级永远在工作场所出生、成长、受教育和死亡，就像阿斯图里亚斯那样。
阿斯图里亚斯工人阶级代表了伊比利亚无产阶级的成熟。它不喜欢分散和零星的行动。它集中起来，加强自己的组织。在行动之前，它一次又一次地深思熟虑，当所有的一切都难以忍受时，它就骤然而起。在米耶雷斯（Mieres）和兰格雷奥（Langreo）的山谷中，植根着真正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当矿工们离开矿井和坑道时，他们不仅是要走上舞台和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凭借直觉知道，自己有能力动摇政权的基础。在和平时期，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以热情和信念，献身于创造性的劳动。直到1910年成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以来，该地区五百年来一直都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人民之家、合作社、人民协会、合唱团、工人报纸、工会和政治组织，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耐心地通过一系列细小的努力办到了这些。
但是这些劳动成果，并不能让他们害怕失去一切。当人民之家被亵渎，被改做马厩时，矿工们并没有感到沮丧。他们明白这是一段插曲，它只不过是斗争的一环。没有人和事物能够阻止无产阶级巨人的力量，总有一天它会挣脱枷锁。
因此，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在1917年的革命运动中担任着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他们同样也是最早一批向军事独裁政权宣战的人。1927年秋天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罢工，唤醒了沉睡四年的西班牙工人。
在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代表大会上，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团几乎始终采取了公正的意见和正确的态度。在1919年底于马德里举行的全劳联第二届代表大会上，虽然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团里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占了压倒性多数，他们还是努力为了工人团结的目的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阿斯图里亚斯的声音回响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声音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建立在明确的想法上。在全劳联内，阿斯图里亚斯始终是权威，它给出的都是合理的意见。也因此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加入了工人联盟。
反动文学极力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描述为真正的怪物。工人的黑色传说起源于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75]的《失落的村庄》（La aldea perdida），并在十月之后达到了高潮。然而，在每一位无名工人中，都隐藏着英雄的萌芽。
因为他们是慎重并深刻厌恶冒险行为的无产阶级，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更为坚定，更为严肃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了准备。
工人联盟完全控制了此处，没有任何革命的工人组织被排除在外。在同一个委员会中，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第一次走在了一起，工人们也因为他们的团结而感到自己更有力量。
以前，阿斯图里亚斯和全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苦于工人之间的分裂。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和战后时期，希洪（Gijón）和拉斐尔格拉（La Felguera）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向奥维耶多（Oviedo）的社会党与矿区发起了殊死的斗争。希洪反对奥维耶多，拉斐尔格拉反对萨玛（Sama）。这是我们工人运动永恒的悲剧。当工团主义开始退潮，分裂又在社会党的阵营里发生了。似乎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的争斗还不够，还要再产生新的分裂一样。那些先前抵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进攻的人，之后又相互之间扭打起来。一边是社会党，另一边是共产党；一边是矿工工会，另一边又是团结工会（Sindicato Único）。一方是亚内萨[176]、冈萨雷斯·佩尼亚[177]、贝拉米诺·托马斯（Belarmino Tomás）、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178]；另一方是本哈明·埃斯科巴（Benjamín Escobar）、洛雷多·阿帕里西奥、赫苏斯·罗德里格斯（Jesús Rodriguez）、马塞利诺·马格达莱纳[179]。从1922年到1934年，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内战没有停息过。
1934年春，工人联盟从加泰罗尼亚扩展到了阿斯图里亚斯。社会党的工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统一战线，而不愿受到共产党的领导，最后它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群众的普遍愿望。无产阶级感到有大事正在酝酿中，并且希望团结起来。
在7月举行的全劳联地区大会之前，遭到了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甚至少数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抨击的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180]捍卫并坚持了工人联盟的原则，她热情地说：“在地区会议上说明了，权威主义的工总和自由主义（无政府）的全劳联，它们之和不能等于两倍的自由。但是，我知道工总的革命和全劳联的革命加起来，能够等于两份的革命。革命什么时候会出现，走上街头的无产阶级自会说明这一点。西班牙由于其特点，具有建立非中央集权的制度的可能性。我们知道革命何时开始；但是它的结束，以及在那里停下来却被忽视了。因此，工人联盟是不可缺少的。”她的这一观点取得了胜利。阿斯图里亚斯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群众的普遍情感达成了一致。
当无产阶级知道自己完全团结在一起时，他们感所受到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的力量不是加法，而是以真正的乘法的形式倍增。工人阶级精力充沛并感到自己充满了勇气。
十月的最初那几天，是充满期待和动员的日子。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将履行他们的职责。如同全西班牙的无产阶级一样，他们被迫接受一场无疑有些为时过早的战斗。他们将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写给库格曼[181]的信中谈到关于公社说道，“显然，如果能够在完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那么历史就会容易很多。”
当面对着在不完全有利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运动时，可能有两种立场：一种是退缩和逃避；另一种是积极参加，并尽量使革命取得好的成果。第一种是路易·勃朗[182]在面对公社时采取的立场。第二种是马克思采取的立场，他事先在伦敦让巴黎工人对起义行动保持警惕，因为在当前形势下起义有可能为时过早。但是当他的警告被无视，公社在3月18日成立时，那时马克思就成为了公社最热情的捍卫者。
阿斯图里亚斯无产阶级没有采取第一种立场，而是选择了第二种。它没有自己安排计划和做出决定，但是由于它被迫行动，便毫无犹豫地勇敢投入战斗。
4月4日星期四，阿斯图里亚斯的紧张状态达到了高潮。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再等下去了。全西班牙的无产阶级都处于紧张状态，阿斯图里亚斯没有落在后面。在今夜和明早，这些独眼巨人[183]从大地的内脏中离开、带着它们的凿岩钻、它们的丁字镐和炸药管，尝试进行历史的飞跃。
在周四晚上，尤其是在周五凌晨的几个小时，工人们逐渐就位并展开了总罢工。罢工从一开始就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度和规模。随着罢工的扩大和发展，它悄然转变为了起义。
“上啊！”的呼声从帕哈雷斯（Pajares）的码头响彻到欧洲之巅[184]。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尤其是矿区，团结一致地爆发了运动。阿斯图里亚斯从四面八方开始燃烧，其火焰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半岛。正如马克思对于1871年巴黎工人所说的那样，“无所畏惧的人们向上天发起进攻。”[185]
巴黎公社从3月18日起至5月21日，即凡尔赛军队通过圣克卢（Saint-Cloud）大门进入城内，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但是阿斯图里亚斯公社连一天、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自从5号星期五开始以来，直到19号星期五，这两周内战斗没有中断过。这十五天是激情的，充满英雄主义的史诗；在这两周中，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是决定性的时刻。
事件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生和展开，就像旋风一样，根本无法辨别它们在哪里结束又从哪里开始。阿斯图里亚斯工人运动的灵魂是矿工们，而矿工组织的核心是米耶雷斯。米耶雷斯成为了起义运动的轴心。是他在发出命令、启发人们的主动性以及指导人们占领奥维耶多。
星期五5日凌晨，米耶雷斯已经在带领革命者了。他立即想到要占领阿斯图里亚斯的首都奥维耶多。红军被迅速组建起来，它的总部就设立在人民之家。它由三十名革命者和一名队长构成的小队组成，成员对于队长的命令应当完全服从，队长们则向革命委员会负责。每位队长在上战场和结束战斗时必须进行点名，其纪律是很严格的。武器从一开始就是缺乏的，炸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几乎在红军刚组建时，革命的新兵们就必须打一场艰苦的战斗。政府军从奥维耶多赶来的消息传到了米耶雷斯这里。七队红军士兵立即出动，乘坐卡车迎击敌人，并在奥约涅果（Olloniego）附近的曼萨内达（Manzaneda）发生了遭遇战。革命的士兵大约有两百名，这七支小队有一位最高领导，即一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一座古堡附近，西班牙的第一只红军队伍开始行动，吹起军号发出进攻的信号。政府部队是由两名突击警卫连和一支军队组成的，其装备有各种现代武器甚至机关枪。革命者所使用的是实际上没什么用的手枪。战斗持续了数小时。
起义的矿工们知道这场战斗是决定性的。这第一场战斗如果失败了，起义在开始就会受挫。不惜一切代价都得取得胜利。勇敢的革命士兵用炸药取得了胜利。工人联盟万岁！
当革命者胜利地回到米耶雷斯这里时，全镇的人们都出来充满热情地拥抱胜利者。
之后第一次胜利的消息立即在整个矿区引起了共鸣，国民警卫队和突击队的军营一个接一个地落到了革命者的手中，这些地方有的没什么守备力量，有的就像在萨玛那样经过了激烈的战斗。
武器的数量增加了，但是红军士兵的数量增长地更快。现在十分需要的就是武器。人们蜂拥而至，整个盆地的矿工都来到米耶雷斯那边，都想要加入革命军队。
现在必须夺取奥维耶多。
在星期五晚上，组建光荣的远征队伍的命令下达到了整个地区。计划是周五晚上在奥维耶多附近进行佯攻，并于6日星期六的早些时候突袭这座城市。革命者们认为，通往萨马、特鲁比亚和米耶雷斯[186]的道路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
攻占奥维耶多的战斗大约从早上六点开始。战斗在圣拉萨罗的道路上进行，它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前一天奥约涅果的战斗。敌人倒下，但是革命者们同样也倒下了。交火没有停止。
经过三个小时，最终战斗的结果是起义者取得了胜利。
矿工们进入了奥维耶多。人民鼓掌欢呼。这座城市的工人也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中。市政府被占领后，在那里设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
奥维耶多被攻克的同时，蒙加亚的炸药工厂和特鲁比亚的火炮工厂也同样受到了进攻。革命者手上又多了二十七门火炮和十二挺机关枪。火炮拖在卡车后面，周六晚上连夜从特鲁比亚运往奥维耶多。
在7日星期天黎明十分，位于纳兰科山的无产者的火炮轰鸣作响。爆炸声震破了整个阿斯图里亚斯资产阶级的耳膜。
两支军队打了个照面。这就是内战。国家的部队有：军队、国民警卫队、突击队和警察。但他们在汪洋大海面前，在站起来的人民面前能做什么呢？国家在该地区能动用的有两千名武装人员，他们面对的是十万名未经武装的工人。一杆步枪要比五十个人更有力。但是在数小时之内，这一比例可能发生反转。
“想要面包吗？那就拿起步枪。”永远的起义者布朗基如是说。步枪如果是在工人的手里，就可以带来面包和自由。
矿工们毫不迟疑地攻占了维加的步枪工厂。维佳的工厂已经有几个月处于摇摆的状态。不稳定的政治让局势也动摇了。在7月，有一挺机关枪从工厂“失踪”了，门卫也没有看到它的离开，它没有引起注意地消失了并以此成了一个契机。自此开始，国防部下令搜寻失踪的军火，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机关枪的下落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故事里的《坎特维尔城堡的幽灵》一样，消失地无影无踪了。那挺机关枪就是一个标志。
星期六，工厂开始感到受威胁。7号星期日它完全被围困了，在里面有一名军官和三十名士兵。他们认为无法抵抗进攻并要求增援。有两名军官和72名士兵被派来增援他们。防御方共有总共105人。大约有一千名革命者的红军正在缩小着包围圈。防御者坚持不下去了，他们士气低落并要求从国家军队的中心，即佩拉约的军营派出新的增援部队。
在被围困的工厂和佩拉约的军营之间，从周一到周日都在进行着急迫而又矛盾的对话。
“请派来更多增援。”
“不可能。给我守住！”
“士气全面低落，我们需要放弃阵地。”
“那就给我把枪栓都拆掉。”
把步枪的枪栓拆下的操作需要十二天，而现在争分夺秒。
星期一下午，工厂开始动摇。这只是很短时间的问题，因为被围困的人缺少水和食物。他们向佩拉约的军营发起通讯：
“我们抵抗不下去了。”
“给我把东西烧掉再走。”
工厂的保卫者寻找能够将步枪和机关枪点燃的汽油。工厂中确实有汽油，但他们找不到。恐慌和无序获得了胜利。
革命者已经从南面进入工厂。现在分秒必争，里面的人必须将武器点燃，这是命令。但是整个工厂已经对政府军怀有敌意，他们在哪里都找不到任何东西。最后他们找到了两瓶白兰地并试图以此点燃库存，但这一尝试失败了。一些士兵未经战斗就撤退了，另一些做了俘虏，其中一人像这样简短地叙述了这场战斗的尾声：
“8号，我和其他两个人一起被分配去看守工厂的大门。不知道他们怎么发现我落单的，一会儿工夫我就被革命者解除了武装，并且把我带到了巴斯克斯（Vázquez）军士的面前。”
这座工厂内部是真正的宝藏：21115支步枪、198挺机关枪和281挺冲锋枪。但尽管不是全部，大部分的弹药都在起义前被撤到了佩拉约的兵营。现在需要的是夺取兵营。
步枪和机关枪对白兰地浴无效，它们很快就被搬离仓库，并在数小时内被分发到整个阿斯图里亚斯。工人已经成为革命的战士。
革命者攻占了两座最重要的要塞：特鲁比亚和维佳的工厂。
还有另一个起义者打算占领的地方，那就是西班牙银行。我们的革命者不会犯下，公社天真地对法兰西银行予以尊重那样严重的错误。“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恩格斯写道，“银行在公社手中要比一万名人质更有价值。”阿斯图里亚斯革命委员会吸取了这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训。
炸药把西班牙银行的保险库炸成粉碎。并且随后，在矿区城镇的所有支行的保险库也都被夺取了。
“暴力是一种经济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金钱最终不过是权力的记号。银行是为掌权者服务的帮凶。而现在掌权的是革命的工人。
阿斯图里亚斯公社进行了战斗并组织起来，没有出现混乱。工人民兵组织在一起，进行战斗、接受动员和遵守纪律。
最初，他们必须使用稀缺的武器，直到攻克了维佳和特鲁比亚的工厂。然后情况有所改善。在他们手中已经有了大量的武器。
所有在阿斯图里亚斯发生的一切都是战争、是一场内战，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战斗是在坎波马内斯、埃尔格拉多、特鲁比亚、阿维莱斯、奥维耶多、希洪，是在所有的城市与乡镇中进行的。
防御和进攻都是按计划进行的。起义者们相信群众的自发性，但是他们也知道组织的重要性和作用所在，这两者即自发性和高效的组织结合了起来，并产生了了出色的结果。
如果说奥维耶多是战争的主舞台，那么米耶雷斯地区就是社会主义秩序的组织中心。由米耶雷斯的革命委员会——工人联盟——所颁布的命令将历史翻篇了，这将是西班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最华丽的篇章之一。
“我们宣布：
1．革命委员会作为人民意愿的表现者并代表革命的利益，愿意积极地采取一切有利于推动运动进程的措施。为此我们：
2．我们命令所有有能力上前线的人到征兵办公室应征，为此我们在‘新闻沙龙’和‘小学馆’设置了这些作战部队的总部。
3．彻底停止所有抢劫行为，参与这类行为的人将被枪毙。
4．所有持有武器的个人必须在革命委员会前验明身份。在家中或在街上持有武器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明，将受到严厉的判决。
5．任何藏匿抢劫物和大量财物的人，同样将被视为私藏违禁品，应立即将其上交。否则将作为革命的敌人承担相应的后果。
6．征收所有现有的粮食和衣物
7．立即向本委员会上报地方工人组织的领导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以便安排食物和衣服的分配和消费。
8．当地工人政党和青年团的成员必须立即出示相应的证件、以组建工人民兵，这些民兵必须确保革命的秩序与良好进展。
另。没有本委员会的命令，严禁使用步枪、手枪和猎枪对飞机射击。——革命委员会”
该文件和所有人民起义的其他革命委员会所制定的内容相差无几。
在奥维耶多，战争取得了戏剧化的场景。巴斯克斯和杜托尔[187]军士，有时会参与军事行动的技术方面。这两位共和党的战士，到了工人革命的时刻，站在了工人的这一边。
政府部队驻扎在佩拉约的军营里。革命士兵们向着军营进发。从军营里面能够轻易地向外射击，而从外面来的射击都只是无关痛痒的。
在军营对面有一根杆子，一个民兵说：“必须要在上面挂上红旗，它里我们只有两步远。”
话还没说完，他就用牙齿咬住旗帜，把枪架在肩膀上站起身。砰！民兵倒下了。突然另一个男孩抓住了旗帜，爬上了杆子。砰！砰！从军营里传出枪响。民兵滚落在地上。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等他还未落到地面上，第三个人接过了旗帜并往上爬。砰！砰！但是这个年轻人仍然在继续向上爬。啪！子弹击中了杆子。民兵爬上了顶端，并挂上了旗帜。军营受着威胁。它面前的红旗预示着它接下来的结局。
在佩拉约的军营中，补给在逐渐减少。围困一直没有被解开，像这样的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士气低落正在蔓延，里面开始说起关于放弃抵抗、投降的话。如果革命者成为了一切的主人，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抵抗呢？在政府军队的内部都在这么说。
政府通过帕哈雷斯港口运来的博施（Bosch）将军的队伍，已经被阻挡在了坎波马内斯，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前进。道路已经被封闭，军队也疲惫不堪。革命者在进攻和防守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
现在他们有步枪、有火炮、有汽车，甚至还不止这些。米耶雷斯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及费尔格拉的无政府主义者日夜不停地工作着，将卡车改造成装甲车和武装车辆。在其中一些钢板上还标记了“CNT、FAI”（全劳联与伊无联）等字样。伊无联在阿斯图里亚斯加入了革命斗争，它与工人联盟一同参加行动。
在离交火的地方较远的米耶雷斯，正在制造炸弹。他们现在有铁、钢、炸药、机械和武器，还有着渴望对革命成功愿望。那时是在总罢工中，但是没有一个工人不是每天不是工作十五或二十个小时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休息。
革命秩序出现在所有的领域内。货币被废除了，每个家庭可以根据人数获得一定数量的食物。实施了完全激进的措施。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分配由供应委员会进行监管、指导和控制。商业将按照革命的指示进行开展，发行的票据上写着：“价值一公斤面包”“价值一双鞋”。在三到四天之后，许多地方的供应安排几乎是完美的。他们甚至把票据带到家中，以此避免不便和争取时间。
在希洪平原，对于居民和邻近社区实施了免费供应。当地生产面包。只要出示工会证，每三个人可以领取一块面包和一听四分之一公斤的罐头。
在革命者中很少有私有财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像希洪那样查明之后进行没收，只要下达一道命令就能立即将其归还。正是流氓无产阶级在后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社会主义秩序出现了。一些地方组织起了医院，还有一些地方设立了公共食堂，保证进食是站稳脚跟和继续战斗的必要条件。面包和牛奶定量供应，饮酒得到禁止。革命是清醒的和斯巴达式的。
儿童和伤员需要分别对待。在10日星期三的凌晨，一位女士生了孩子。在外面还可以听到枪声。不安的丈夫想了很久，决定和革命者谈谈。
“别着急，别着急伙计。我们去找医生。”
然后他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只鸡和许多小饼干。
在街垒后的激烈战斗中。红色民兵战斗了数小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饥饿、口渴又昏睡，但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突然一家牛奶店的店员带了几升牛奶走近了。让他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证明这些牛奶是给孩子们或者伤员的。
一位民兵说：
“我们喝掉它吧，这样更好。”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想法，其他同志就表示了抗议。
“绝对不行！”
街垒的领导者命令送奶工继续前进。精疲力竭的民兵们继续守在他们的岗位上。“不能让敌人通过！”
无产者的火炮在纳兰科山上发射。机关枪对着政府军队最后的据点佩拉约军营开火。西班牙银行的保险库被夺取了。装甲车在街上列队，满载步枪和手榴弹的卡车飞驰而过。革命委员会工作着，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了。伤员离开医院，因为他们需要战斗。带着热情和信念，母亲拥抱自己的孩子，妇女们拥抱自己的丈夫。妇女们在医院、在后勤甚至有时在火线上工作着。孩子们想成为男子汉那样站在前方。多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场面啊，这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红旗在风中飘扬。在阿斯图里亚斯，正在孕育着社会主义共和国。
十名、二十名、一百名红色士兵拿着武器倒下了。为了革命胜利，他们勇敢地献出了生命。他们的鲜血确保了胜利。他们是开拓的先驱。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袖的失去，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战的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的牺牲，以及物质上的损失并不是一场政治灾难，恰恰相反，这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这是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领导权的实现。”“在争取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领袖的灭亡，成千上万无产者的灭亡，也只是肉体上的灭亡，而这种灭亡，不仅不是政治上的灭亡，反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伟大收获，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伟大实现。”
[188]
是的。阿斯图里亚斯的无产阶级以他们的壮举和英勇牺牲，领导着为真正的自由的斗争，他们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
但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们这样战斗着，在他们“冲天”的同时，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工人在想什么呢？
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以耻辱和可疑的投降这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在马德里发生了总罢工，在工人和警察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尽管它不带有起义的性质。在靠近阿斯图里亚斯的莱昂和帕伦西亚的某些地区，以及吉普斯夸和比斯开的其他地区都产生了革命的火花，但也仅仅是火花而已。总罢工正在退潮。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使用官方电台吹嘘他们没有参加运动。
阿斯图里亚斯被孤立了，就像巴黎公社被孤立一样。政府在渡过险境之后，在加泰罗尼亚稳住了阵脚，另一方面当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以及西班牙总罢工浪潮的逐步退却，它喘了口气并准备扼杀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它做好了重演索姆河与凡尔登战役的准备，动员了海陆空三军。电话、电报、电台和航空邮件开始工作。SOS！博施将军的纵队将在帕哈雷斯港口登陆。另一方面，在洛佩斯·奥乔亚[189]的指挥下，另一支部队将会从加利西亚进军至奥维耶多。费罗尔地区的步兵第18师团接受动员，前往阿斯图里亚斯。在摩洛哥的半岛作战部队、外籍兵团和摩尔人整装待发。
舰艇，航空纵队和旋翼机已经准备就绪。战争已经开始了，命令以明白无误和紧急的形式下达。他们争分夺秒地前进，目标是征服阿斯图里亚斯。但从最初的时刻起，在上层就充满了混乱。他们给出命令又撤销命令，再匆忙恢复命令。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动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恐慌占据了上风。一切都在崩坏。
在与革命者的第一次遭遇战中，博施将军的队伍就被打垮了。洛佩斯·奥乔亚的队伍偏离了路线，没有进入奥维耶多并且与政府失去了联系。国防部还得知了一通秘密谈话，率领着一个营的士兵从休达出发前往阿斯图里亚斯的洛佩斯·布拉沃[190]上校，他在出发前对一伙友人说：“我们不会向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开火。”1
天呐！一个非洲营叛乱了！国防部立即命令用电台与“塞加拉”（“Segarra”）号蒸汽船取得联系。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找到这艘起义舰船“新波将金号战舰”的方位。他们在休达的出海口，在丹赫尔（Tánger）水域、韦尔瓦河和葡萄牙领海中搜寻它。“塞加拉”还是不见踪迹。在国防部和政府中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恐慌。毫无疑问，“塞加拉”号上升起了红旗，并且开足马力去参加革命。这艘船就像维拉工厂里那挺机关枪一样逃逸了。最后经过了数小时的不安与恐慌，他们发现起义的不是“塞加拉”号，而是“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号。
反革命的混乱与革命的秩序形成了对比。
如果西班牙的工人们走上他们的道路开始战斗，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就能坚持下去。但是，仅在阿斯图里亚斯发起的斗争是不能持续长久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阿斯图里亚斯不是一个战略要地。阿斯图里亚斯的公社将会慢慢被打败。
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组建远征军向莱昂、加利西亚和桑坦德进发，扩大起义的规模。但这是不可能的，委员会的领导们研究了这种观点：如果其余的西班牙工人阶级没有起来反抗，那么阿斯图里亚斯的无产阶级能够独自做些什么？要取得进展非常困难。当然这里有充足的卡车和汽车，但是缺少驾驶员。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一支由民兵、缺乏经验的新兵与士兵组成的队伍，被在阿斯图里亚斯等待红军出现的政府部队击溃了。这使得阿斯图里亚斯被孤立，使它最初时候的热情和乐观动摇了。电台宣布了自治政府的投降。
起初从阿斯图里亚斯上空飞过的飞机受到了掌声的欢迎。“那是我们同志的飞机”，革命者们如是想。然后飞机撒下的传单不是红色的，而是在让他们投降。
不久之后飞机投下的就不是宣传物，而是索命的炸弹了。飞机观察到一群等待分配面包的男女老少进行了政府式的问候，即投下炸弹造成伤亡。
弹药也匮乏了。现在已经不再有攻占获得补给的佩拉约兵营的可能了。共有21000支步枪可供使用，但是缺少子弹。虽然每天都在进行生产，但子弹还是远远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
革命者对大炮的使用很糟糕，其中一门炮发生爆炸并造成仅有的几名射手死亡。大炮可以开火，但是炮弹却不会爆炸，因为它们缺少引信。
战斗已经持续了一周。怎么办？
11日星期四晚上，位于西班牙银行所在地的工人联盟委员会认真研究了形势。由于看到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消极情绪，它决定进行战略撤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做出决定之后，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发表了以下的话：
“同志们，我们被打倒，但没有被击败。我们被孤立，被抛弃。在阿斯图里亚斯以外的其他地区都重新恢复了工作。为了避免同志们的无用牺牲，结束战斗并组织革命力量的撤回是必要的。我们已经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对此我们能发自内心地感到满足。西班牙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工人们团结起来能够办到什么。我们办到了，并且取得了胜利。如果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那是因为西班牙的其他地区未能理解工人联盟的必要性。接下来我们离开之后是生是死，谁知道呢！我们该分别了，但我们并没有忘记相互拥抱，并签署这张让我们在这些日子的光荣岁月里并肩作战的团结条约。”
革命领袖们相互拥抱，特别是在社会党的老战士，在博尼法西奥·马丁（Bonifacio Martín）和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之间的拥抱是最为热情的。这或许是他们觉得不会再见面了，双方都要在战场上死去的缘故吗？
凡尔赛于5月21日星期日进入巴黎。战斗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星期天，即28日。在这八天之内的血腥战斗异常惨烈。阿斯图里亚斯公社的防御和撤退也持续了同样的时间。战斗的工人们逐步后撤。敌军经过重重困难，缓慢地进入了阿斯图里亚斯。
费罗尔的步兵师团从穆瑟尔（Musel）港口登陆，花了六个小时才在穆瑟尔至希洪的道路上行进了五、六公里。他们万分小心地进入了城市，在此之前还进行了一系列战术试探，最后他们决定往里走。在城里谁也没有，哪里都空无一人。在他们还没有经过住宅区时，就听见了一声枪响。在四分之一秒内除了躲在门后面的士兵，整只部队卧倒在了地上。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后面不再有枪声传来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士兵依然原地不动。在片刻之后，一名队长发现刚才自己因为太紧张走了火。正是这声枪响引起了警觉。
必须夺取平原。大约有五千人准备作战。而防守的只有六十名革命者，因为缺少子弹他们只有炸弹和很少几把步枪。只经过了六个半小时的战斗，平原就陷落了。
现在是征服斯玛德维亚（Cimadevilla）的时候了。“自由”舰从一英里外的距离向街区射击。很多炮弹都落在了别的地方，其中只有一些落在了斯玛德维亚。附近的人离开了街区，但走上了街垒。经历了数小时之久，革命者抵挡住了炮火和步枪的射击。起义者最终停火了。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战死了。
“他们总共多少人？”
“数数这里的尸体吧。”
希洪落在了政府的手中。
在希洪之外的索蒂埃约（Sotiello），发现了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的遗体。她带着一杆步枪和两把手枪，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心脏。何塞·玛利亚与德莱斯克鲁泽一样，都是在战斗结束时死去的，她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利萨加莱说：“太阳落在广场后面。德莱斯克鲁泽不顾有没有人跟随他，依然保持着步伐前进，他是伏尔泰大道上唯一的人。在到达街垒后，他向左侧身并从铺路石爬上去。这张白色胡须修剪整齐的朴素的脸，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已经失去了呼吸。突然德莱斯克鲁泽从街垒上消失。他也倒下了。”
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也以相同的方式倒下。这就是英雄们的凋零。
现在，该轮到奥维耶多了。
在八世纪根据历史传说，哥特人和西班牙人组成了基督徒的统一战线，第一个起来反抗入侵西班牙的摩尔人。十二个世纪过去了，在1934年摩尔人又回来“收复”基督徒的阿斯图里亚斯了。历史真是充满了奇怪的巧合。
奥维耶多受到来自北方和西方的进攻。但是要占领它并不容易，因为许多革命者愤怒地断然拒绝撤退的命令。费罗尔的步兵师团从希洪出发行军至奥维耶多，大约有三十公里的路程。他们在路上耗费了36个小时而无法到达那里。士兵们处在饥饿中，什么吃的也没有，于是该团撤退并返回希洪。
从卢戈的大路上前进的洛佩斯·奥乔亚的队伍，经过卡斯特罗波尔（Castropol），到达了埃尔格拉多。从埃尔格拉多需要半天时间到达奥维耶多。洛佩斯意识到在那里将遭遇的抵抗会是顽强的，于是没有去奥维耶多，而是转向了圣埃斯特万·德普拉维亚（San Esteban de Pravia），也就是说往海边去了。他在晚上迷了路，失去了方向。最后到达了圣埃斯特万并登上了船。碰巧又到了阿维莱斯，从那里通过卢戈涅斯向奥维耶多前进。在向奥维耶多进军的途中，它又做了两次折返。12日星期五，洛佩斯·奥乔亚于黄昏时分抵达奥维耶多，像逃亡一样溜进了佩拉约的军营，但由于缺乏补给，又进一步地加剧了被围困者的处境。
革命者都撤退和遣散了，但还有许多人打算拼死守住街垒。
新的部队抵达了奥维耶多。摩尔人和外籍兵团按照他们的习惯发起了进攻。经过了激烈的战斗，街垒和阵地被一个接一个地占领。妇女们也同样英勇地与民兵一起并肩作战。
外籍兵团将要夺取最后的街垒。在那里有一挺机枪在不停地开火，它的射程范围内无人能够接近，而操纵它的是一位女孩。外籍兵团和摩尔人愤怒地开火，向前推进。女孩巍然不动，继续操纵着武器。最后弹药耗尽了。然后我们的女英雄独自站在街垒上，扯下胸衣，挺起胸口对准子弹，大喊：
“开枪啊，歹徒！革命万岁！”
她的鲜血是一面盖在街垒上的红旗。
马克思说：“妇女们骄傲地在街垒上，或者行刑队伍前献出生命。这证明了什么？这说明公社的魔鬼已经将她们变成了墨纪拉与赫卡忒
[191]。”
街垒上寂静无声。
在19日星期五，贝拉米诺·托马斯和洛佩斯·奥乔亚进行了会面，他们对局面进行了争论。工人代表同意在整个矿区举起白旗，条件是军队行进时，摩尔人与外籍兵团需要呆在后方，等到第二天才能进入。政府军的将军之所以接受这个条件是因为他知道，矿工们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一直抵抗下去。
革命的军队返回了它的军营。政府的士兵进入了矿区，在那里看起来什么也没发生。
在山上，出现了还不准备丢下步枪的逃亡的游击队。
很难说服革命者们，说服他们除了撤退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的固执是革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及时撤退也是军事艺术与革命艺术的经典规则的一部分。
起义已经结束了。这只是个开始！在这一幕史诗的后面，是悲剧的上演。
“政府不过是一支杀戮的军队。”（利萨加莱《公社的历史》）
“在坑道里开始了白刃战。遍地是尸体，黑暗都掩盖不住这个惨状……”
“战斗结束后，军队成为了一支庞大的行刑队。”
“门口的一个营长从上面往下看这些囚犯，他喊道“向右转！”“向左转！”左翼分子都将被枪毙。在他们掏空口袋后，就在墙的面前排成一排被杀害了。”
“士兵们破坏了家具，带走了值钱的东西。珠宝、葡萄酒、烈酒、杂货、亚麻和卫生用品。所有这些都消失在了他们的背包里。”
“一份保守党的报纸受惊地写道：‘他们已经不再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士兵了，而是变回野兽的生物。’”
“如果不去死人堆里好好翻翻就很难找到活人了。他们打碎了伤者的头骨，并将尸体进行登记，外国报纸把这称为‘最后检查’。”
“所有穿着破烂或者带着空牛奶瓶的女人，都可能被拖出去、撕掉衣服并到最近的墙边上用左轮手枪杀死。”
“在这场巷战中，长得和男人一样高大的孩子们也走上了街头。在街垒上，最无所畏惧的射手是一个男孩子。当街垒战中，防御者们被迫靠墙射击时。这个男孩要求休息三分钟。因为他的母亲住在对面，他要求让他把银表带过去，这样至少她不会失去一切。无意间被打动的指挥官让他离开，还认为再也见不到他了。三分钟后他听到了一声‘我在这里！’那个男孩跳到了边上，并轻巧地靠在他被射死的同志们的尸体旁边的墙上。多么不朽的人民啊！
“在那道关闭的门后面，宪兵不加区分地向受害者开火。一些人受了重伤，并沿着墙壁跑开。宪兵追捕他们，向他们开枪直到了结了他们的性命。”
“受害者并没有以沉默面对死亡。一些人挥舞起双臂，另一些人在被枪毙前高声喊出了口号。一些妇女和孩子，跟随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喊道：‘将我们一起射杀！’能看到一些未参加战斗，但是被这些屠夫逼疯的妇女，她们突然对军官斥责，然后被扔到墙边迎接死亡。”
“自从黑死病的年代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堆满尸体的推车。通过这些肢体的暴力与痛苦的扭曲中，很容易意识到这里面的很多人是要被活埋的。那些尸体已经那样腐烂，以至于有必要赶紧用密封的车厢来运送，并将它们掩埋在填满石灰的坑道里。”
“只有亚细亚的野蛮人，才能想出以这种方式对无产者进行屠杀。”
“鲜血流过监狱……”
“脑袋在墙边喷溅出血，沾满了士兵们的浑身上下。”
“工人的女人们坐在门口，用手拖着脑袋，凝视着远方，等待永远不会回来的儿子或者丈夫……”
（四）起义失败的教训
十月的起义被击败了。对此有一系列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些是客观的，另一些是主观的，而我们要对后者加以考察。
列宁曾多次指出对于革命胜利可以堪称经典的条件。“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192]
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但是仅仅是它们还不够。必须出现相当有利的革命形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种情况发生在1905年的俄罗斯和1918-1920年的欧洲多个国家。
列宁继续说：“……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193]
如果满足这些客观条件，那么“为了取得胜利”列宁接着说，“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194]
1934年10月的西班牙是否存在这三个基本条件？让我们来看看。
工人群众的经济状况没有比一年前以及共和国的这三年以前更差，无产阶级的生活还是稍有改善。尽管发生了反革命，工人的状况还没有倒退回十月起义时的水平。情况最糟糕的是农民，他们在6月的罢工中被击败，这一罢工的失败正是由于缺少工人运动的参与。人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还没有被逼上绝路。的确，大多数人民都希望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愿望尚未转变成进行工人革命的希望。存在着巨大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是淡化的、是模糊的，很难将其快速地化为现实。
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的危机，还远未深刻到局势无法解决的地步。尽管还没有步入绝境，这个国家还是在苟延残喘着。对于政府高层，还有好几张牌可以出：首先，那张已经打出的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政府那张；第二，解散议会；第三，共和党的军事政变。如果在客观上对于起义来说还不够，那么主观上同样也都没有成熟。
工人运动确实已经纠正了自己的路线。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党远远没有完全克服其改良主义的过去，它还在动摇。潜伏的右翼势力没有停止它的工作。无政府工团主义也开始意识到它的错误立场。工人联盟虽然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半岛，但实际上，它只有在阿斯图里亚斯才被完全建立起来。工人联盟运动还在进行中，但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有着统一的趋势，工人阶级仍处于分裂状态。缺少那种只有阿斯图里亚斯工人才具有的、使得团结成为可能的，对自己力量的感觉。
此外，一场胜利的工人起义的观念还没有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之所以没能达到这一点，是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克服分裂，因为缺少一个受到大多数活跃的工人群众无可争辩的支持的、坚定且毫不动摇的、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引导者，有着坚定的革命目标以及正确的战术和战略的政党。
起义不是由无产阶级直接和自发地发起的。工人运动被迫接受这场战斗，尽管资产阶级占有主动权，但无产阶级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完成了革命的统一。
西班牙革命的十月起义的日子，在所有重要的革命中都可以找到。在法国大革命中，1791年7月在火星广场（Campo de Marte），是由拉法耶特[195]将军下令进行的。在1848年革命中，由政府挑起的血腥六月将规模开始惊扰到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斩首了。卡芬雅克将军以数千名革命者的鲜血，治愈了统治阶级的失眠。在1871年产生了公社，结果呢？30000人被杀死，13700人被判决。5月28日，加利费[196]在一群囚犯面前大喊：“让所有灰发的人都出列！”一百十一名囚犯走了上前。加利费继续说：“你们都是1848年6月的见证人，因此你们比其他人更有罪。”之后这一百十一名囚犯就受枪击倒下了。加利费在1871年5月和6月，就是拉法耶特和卡芬雅克的影子。对公社的屠杀让法国资产阶级平静下来。在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中，典型的日子是在一月。红色的斯巴达克通过拿起武器来回应挑衅。柏林沾满了鲜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冲突中牺牲。“社会党人”诺斯克[197]扮演了加利费的角色。
当工人群众有一个能够应对疾风暴雨的钢铁般的政党时，那些被敌人挑衅的日子就不会产生无法挽回的灾难。这就是1917年7月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下被推上前，而克伦斯基政府在几个月之后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布尔什维克巧妙地以惊人的速度，避免了两个危险：一方面是过早的起义，另一方面是将它们与群众分开的倒退。列宁和托洛茨基知道如何找到正确的立场：不进行起义，也不往后退。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发生的战斗，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场失败，但它还没有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列宁在七月的日子后对托洛茨基说：“您不认为他们现在就要枪毙我们吗？”托洛茨基被投入监狱，而列宁不得不到芬兰避难。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说：“监狱里到处都是囚犯和革命的士兵。”，但由于懂得如何正确地前进，布尔什维克在7月的几个月之后，以决定性的方式夺取了政权。
这也是我们十月的真实的历史性质。
现在尽管形势如此，胜利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与八个月前的奥地利相比，形势对于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胜利要有利得多。
多伊奇在他关于维也纳起义的书中，解释了陶尔斐斯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不仅是政府在武器方面的优势导致起义的失败，还有其他的原因。从第一刻起直到最后，政府始终掌握着无线电和资产阶级报纸。工人们未能阻止这两个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武器的运转，因此陶尔斐斯政府得以散布有关军事情况和社会党领导人‘出逃’的虚假消息。显然这些武器被用来击垮工人阶级的士气。但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总罢工的失败。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武器，并没有帮助奥地利工人抗击资产阶级。铁路工人没有停止工作；许多工厂和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所依然在运转。通过铁路，政府得以将可调配的部队从奥地利的一端迅速调往另一端。自由的捍卫者多次试图袭击铁道，但他们没能阻止部队的行进。除了在首都附近发生了起义的尝试，几乎所有奥地利的其他省份都保持平静，而没能有效地实施干预来帮助维也纳工人。因此，陶尔斐斯政府就能在首都部署大部分的奥地利军队，并以人数上的优势，最终成功将维也纳工人的英勇抵抗扑灭了。”
在西班牙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叛逃了，但是总罢工还是遍布了战略要地：加泰罗尼亚、马德里、阿斯图里亚斯、比斯开和瓦伦西亚。在革命运动退潮以前，资产阶级报纸都不能出版。直到自治政府投降，西班牙最大的广播电台巴塞罗那之声一直在反对马德里政府。铁路尽管没有全部停摆，但瘫痪的数量足够阻碍军队做些大动作。
因此，多伊奇[198]所指出的，使奥地利起义成为灾难的原因，在这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此外还不止这些。奥地利的形势正在倒退，它是反革命的。在这里相反，形势正在前进，我们是革命的。在奥地利只有一个城市，即维也纳或者其他两三个重要的城市具有有能力进行起义的无产阶级。维也纳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在西班牙，起义可以同时在不同地方发生。在奥地利，农民是反革命的，并且他们反对红色的维也纳。在西班牙相反，农民比无产阶级自己更感到改变现状的需要；就像1917年的俄国一样，农民在这里是巨大的革命预备力量。在奥地利，小资产阶级群众没有跟随工人，而是走向了保安团[199]和纳粹的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小资产阶级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奥地利，陶尔斐斯政府可动用的部队是一只25000人的志愿军、由8000人组成的宪兵队和10000名维也纳警察，总计43000名组织良好且装备精良的，专门用于内战的士兵，甚至还没有算上施塔尔亨贝格[200]的法西斯军事组织。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政府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完全转到革命这边；阿斯图里亚斯的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转向了，其余的部分陷入了动摇，这是因为军队能在短时间内改变阵营。其他的个别的事件，包括洛佩斯·布拉沃引起政府的严重恐慌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军队决不是铁板一块。
尽管运动是作为反击开始并实际上是由反动资产阶级挑起的，运动所做的正是起义行动。充满未知数的盘算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政府在发布的一通官方通告中，解释了十月的事件，并明确表示工人的爆动是被挑衅引起的，这同时暴露了他们在起义开始时感到的惊恐。
通告中说：“政府坚信局面将导致革命的爆发，此刻将会发生严重的后果。政府不知道反叛在哪些地区更为严重。在阿斯图里亚斯，30000名武装的矿工面对722名遍布加泰罗尼亚的士兵，准备进行暴力袭击。他们有充足和现代的武器，可能会造成意外的严重危险，而在另一方面，发生了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的叛乱。在革命爆发几个月以前，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鼓动，他们在《社会主义者》上发表了文章，并在摩洛哥民族主义者领导们的周围以个人形式进行了宣传。”
政府处境危急，特别是6日晚上。在局面不受控制后，它不知道事件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意外走向。
当时的国防部长伊达尔戈[201]在他的书《我为什么被国防部解职？》中说道：“在凌晨两点，我接到不断的电话命令，那是从政府打来的。一名部长惊慌地告诉我：您不停巴塞罗那的广播吗？您难道不害怕这些煽动叛乱的话会给加泰罗尼亚提供武器，并引起西班牙所有城镇的不安与紧张？上帝啊。快给巴蒂特打电话，命令他用军队占领巴塞罗那之声。于是我就给将军打了电话，传达了这些迫切的恐惧和要求。”
从政府部门中打电话给伊达尔戈，并让他命令巴蒂特夺取电台的人，应该是议会主席列鲁克斯，它是唯一可以向国防部长下命令的人。事情变得复杂了。列鲁克斯的恐惧以及政府中领导反革命运动的部长们的恐惧，在那时使得整个资产阶级感到恐慌。
ABC，即旧西班牙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报纸，其在1935年1月1日发行的那一刊中，它的编辑萨拉维里亚（Salaverria）对十月令人不安的时刻进行了评论：“城市的精神氛围有什么不同呢？与以往不同，不同情感的汇集导致失去控制的集体愤怒。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十月那周那么多怒气冲冲的人们。至今为止生活在政治冷淡中的人们，突然被争论的狂怒带走了，甚至要与他们出门遇到的第一个人开始争辩。或者用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他们是在吵架。这不像其他时候的争论，而是在体面的场合都不会停止的激烈的争吵。所有人都沉浸于此，就好像发狂一样……什么东西都不值得考虑，包括工作在内，人们也开始不相信任何东西，因为就连国家的存在，也被看作是某种邪恶的精神或者完全是胡说八道。”
资产阶级确实在害怕，“就好像发狂一样”。一切都在动摇，所有的一切都在摇摇欲坠……它难道不是正在玩火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
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说，三月革命[202]是矛盾的，因为它是由工人群众进行的，但却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性质与政权之间的矛盾，需要考察位于革命群众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这一点和1931年的西班牙大致相同。
那些相信历史，以及作为历史高潮的革命会按照预先指定的方案前进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伟大变革运动的秘密。我们不应忽视俄国的三月革命与西班牙的四月革命的矛盾，其显然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历史转折。历史的矛盾的复杂性和动力的曲折，要远为变化多样。
1934年10月，在我们国家出现了正如托洛茨基所表达的那样矛盾的革命形势。
革命的发展、工人队伍的壮大、工人联盟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无政府主义者的逐步瓦解、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的民族问题、土地问题、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对抗、被反动困扰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加泰罗尼亚的双重政权，所有这一切些产生了一种极为有趣的局面。
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于，在它面前摆着一个致命的两难抉择，即要么反革命胜利，要么加入保卫加泰罗尼亚自由的斗争，从而取得整个西班牙的工人运动的胜利。他们选择了后者。
由上层的挑衅所引起的起义，根据历史政治条件，它的胜利取决于两个因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马德里的工人。
如果自治政府不想被武力制服，那么起义运动就很可能取得优势。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自治政府在巴塞罗那拥有装备精良的10000名警察和军事人员。由工人联盟动员的工人阶级加入了起义运动。只有能够提供武器，参加战斗的人员本可以大大增加。
从巴塞罗那5000人的驻军中，巴蒂特惊恐地带出了500人上街。当询问军营中士兵们的立场时，其中一些人想要离开，而另一些人想要留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上前一步，准备“保卫祖国”。当然了，士兵们还远没有被不要向人民群众开火的这一愿望所强烈鼓舞。
这500名士兵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被自治政府的10000人击败。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他们就得逃进军营了，当然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开小差的。如果自治政府愿意这么做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而在加泰罗尼亚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比起巴塞罗那要有利得多。在萨瓦德尔（Sababadell）、莱里达（Lleida）、赫罗纳（Gerona）、曼雷萨（Manresa）、维拉纽瓦（Villanueva）、马塔洛（Mataró）、锡切斯（Sitges）、巴达洛纳（Vadafranca）、雷乌斯（Reus）、巴拉格（Balaguer）、塔拉戈纳（Parafrugell）、伊瓜拉达（Igualada）、塔拉萨（Tarrasa）、格拉诺列尔斯（Granollers）、比奇（Vich），也就是说在所有重要的城镇中起义已经在进行了，而不顾自治政府的背叛已经成为了事实。造反的农民带着信念加入了革命。已经没有不起来抗争的村子了。加泰罗尼亚传统的民防队（somatén）已经掌握在了人民群众的手中。已经有了武器和战斗的愿望。民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问题在战场上融合在了一起。
巴塞罗那的广播被马德里的部长们命令保持沉默，因为它的刺耳声音已经在整个西班牙造成了破坏。由多伊奇指出的作为奥地利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的广播，现在掌握在了起义者的手中。这门超声波的火炮，它的射程能从巴塞罗那能到达半岛最大的城市和最小的村庄。自治政府的起义通过广播传遍了整个西班牙，使得各地的工人群众采取行动了。起义就像野火一样在周日和周一蔓延开来。反动政府被包围了，并眼见火势加剧和扩大。
那么巴塞罗那能够轻松地被空袭吗？面对如此重大的运动，很难说空军会采取什么态度。并不是不能假设普拉特机场[203]加入了人民起义的共同事业，那么自治政府就将得到一些装备。但是我们也可以假设，从普拉特、洛格罗尼奥或者卡拉班切尔将出发一支携带炸弹的航空中队。可是去炸什么呢？因为巴塞罗那不是一个匀称的整体。马德里的反动政府不希望对资产阶级造成任何伤害。那还可以炸什么？房子吗？公共建筑吗？医院吗？此外，几十名精心选择的人质和对银行的没收，不仅推迟而且也瘫痪了飞机的轰炸行动，当然，如果这一计划是真实存在的话。
那么舰队呢？
首先，西班牙也没几只能用的舰队。第二，在战舰开来之前，如果自治政府掌握了炮兵和空军军官，那么炮兵和空军是否会拒绝从海上发起进攻呢？
马德里政府不可能受到加泰罗尼亚起义运动的欢迎，就像它在分离主义者眼里那些不得人心一样。但这场运动事先却被西班牙的工人群众所同情。
但是整个运动，它的所有目标和取得的成功，简而言之，都是基于一个相当离谱的情况，这一情况是很矛盾的：自治政府的坚定意图是将开始的起义保持下去，哪怕它只有一天。这里就是问题的关键。但它不是害怕工人运动，简而言之，它仅仅只是在进行政治“敲诈”，拿到筹码之后就气馁地倒退和慌乱地投降了吗？
自治政府下令停止射击，按兵不动。“艾斯卡莫特”在停火的口令下整夜未动。佩雷斯·法拉斯本来可以缴获摆在自治政府门口的大炮，但他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关上门并且等待！
很明显，如果自治政府不是进行一天，而是只进行几个小时的抵抗，那么运动的主导权就早交给了工人联盟的手上，就像许多顾虑孔帕尼斯和邓卡斯的重要城镇中所发生的那样。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已经宣告成立了！
小资产阶级政党在1934年的加泰罗尼亚，重复了它们在1909年和1917年所做的事情。它们接近革命运动，但在看到运动之后便受惊地逃跑了。孔帕尼斯和邓卡斯并没有比1909年的埃米利亚诺·伊格莱西亚斯[204]和其他列鲁克斯派的领导人们更为优越。
小资产阶级的背叛如此明显，加泰罗尼亚的无产阶级从来能像这样，摆脱共和主义偏见对它的影响——以前的列鲁克斯主义，昨天的艾斯凯拉主义——现在对于民族、农民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已经有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无产阶级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加泰罗尼亚，在政治上却是小资产阶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多次利用工人群众夺取政权，以便之后再将它交出。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十月起义之后更是如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西班牙工人革命的整个未来，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没有夺取加泰罗尼亚政治的统治权，这是由于以下原因：首先，因为直到最近才开始通过艰苦的工作来使加泰罗尼亚的工人获得阶级意识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第二，因为在思想上跟着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被当做敲门砖——正如同盟以前所做的那样——同时在这里还需要考虑到其中的民族问题。第三，因为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在一个不是作为短工、而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被剥削的农民所占大多数的国家中，应当考虑到土地问题。
在加泰罗尼亚的十月失败是符合逻辑的结果，为了避免再次失败，有必要从根本上纠正工人运动的政治路线。工人群众在劣势条件下，不应当跟着指示（！）后退，也就是说跟着埃米利亚诺·伊格莱西亚斯（1909）、多明戈（1917）和孔帕尼斯（1934）的指示后退，应当准备足够的力量——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来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如果加泰罗尼亚的无产阶级有能力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如果它知道要站在民族、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最前方，也就是说，将它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同志们的行动统一起来，加泰罗尼亚就不再是受到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喧嚣摆布的不稳定地区，而毫无疑问将会转变为建立在前进的工人运动坚定基础上的牢不可破的堡垒。
十月起义应当考察的另一个薄弱环节是马德里。自1933年11月以来，马德里的工人就已经取得了胜利。1933年11月至12月的选举中，社会党取得了胜利而反动集团失败了。1934年3月冶金和印刷业发起了罢工，在4月22日的总罢工挫败了埃斯科利亚斯的法西斯力量的集结，9月8日发起了反对加泰罗尼亚地主的罢工。它们是马德里工人的战斗精神、阶级和组织意识的明确体现。
但是在十月的日子里，马德里工人没有像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那样发动起义。他们的行动仅限于从5月5日到6月13日的总罢工。由于他们没有起来反抗，就使得政府有可能在恰恰是最关键的地方有了活动的自由，这一点和自治政府的背叛加在一起，打倒了革命行动。
1930年10月，马德里加入了响应哈卡（Jaca）起义的，发生在整个西班牙的总罢工。当时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领袖们阻止了动员。
关于马德里在工人起义中所扮演或能够扮演的角色，对此的考察对于第二次革命是至关重要的。马德里是首要的战略位置，因为那里是国家的中心地带。一次发生在马德里的政变可能会是决定性的。资产阶级已经充分理解了马德里在这方面的巨大重要性。并且它已经做好了它所认为必要的防范措施。
对于从内部夺取马德里的困难，已经有相当多的前车之鉴了。普里姆[205]尝试过，但是失败了。他在当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凭借经验对马德里进行征服，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在1868年9月成功了，马德里从城外被攻克。普里莫·德·里维拉在1923年做了同样的事，尽管这一次他代表的是反革命。4月14日共和国在马德里宣布成立时，在天黑之后最初的几个小时，他发起了攻势，这一攻势距离在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行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马德里缺少无产阶级，它本身并不是一座工业城市。马德里的工人具有重大的，或许是全西班牙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它处于不利的力量关系面前。国家在它周围建立了一座真正的长城来保护自己，从技术上讲，马德里就是一座被俘虏的城市。在那里就像其他城市一样，军营一般都位于狭窄且交错的街区附近，就像在奥维耶多的佩拉约军营。马德里处在铁幕之中。卡拉万切（Carabanchel）、埃尔帕尔多（El Pardo）、黑达菲（Jetafe）、莱加内斯（Leganés），阿尔卡拉（Alcalá）、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托莱多（Toledo）等等，这些地方都有马德里的永久军事哨所。
马德里工人起义的胜利，必须以军队的大规模起义为基础，如果革命不是由于战争所引起，那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俄国的三月革命中，彼得格勒驻军在第五天站在了工人这一边。在十月革命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对战争的厌倦，争取驻军取得了胜利。
自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参加的大多数现代革命，都是在战争的灾难之后发生的。正是这一发现引出了这样的理论，即没有战争就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这自然是理论上的诡辩。
没有工人与士兵的起义，没有战争对革命的马德里的加速作用，就必须像普里姆所做的那样从周围的郊区开始夺取它。
构成资产阶级力量的地方——大量无产阶级群众的缺少以及大型工人聚集区的战略隔离——同样也是它的弱点。位于半岛不同地点的工人中心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就能够采取联合行动来摧毁马德里的反动堡垒。如果在加泰罗尼亚、阿斯图里亚斯、毕尔巴鄂、巴伦西亚、塞维利亚、萨拉戈萨、科鲁尼亚、比戈以及马拉加的起义同时爆发，马德里就将像纸牌一样崩塌。
夺取了马德里就是夺取了政权。而为了夺取政权，从广义上讲，工人革命需要成为民族的事业，这也就是说，除了工人以外，要让农民群众或甚至一部分被民族问题带动的小资产阶级也参与其中。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是与民族的大多数一起进行的阶级的工作。
在十月的事件中，除了加泰罗尼亚以外，农民群众都没有参与进来，他们仅仅是作为旁观者。1905年在俄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们在1931至1933年间异常活跃，他们在很多次的抗议和革命行动中都走在无产阶级的前面。
西班牙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能够站稳脚跟是由于工人运动的错误和分裂，也由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缺乏协调。在另一个地方[206]我们已经深入地考察了这个重要问题：
“到现在，历史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起义的农民起义，将不可避免地被粉碎。而没有与土地革命一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像西班牙这样农民问题举足轻重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匈牙利就是有力的证据。”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农民运动在1918年至1919年达到了高潮。在那段时期，无产阶级才刚开始开展运动。当工人阶级在1919年中开始行动时，农民运动已经开始退潮了。工人与农民的运动缺乏协同的历史，它们都是在不同的战线上进行活动。因此，资产阶级和封建政权就可以赢得这场战斗。”
“这两者同时发生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工人和农民之间还没有产生革命的融合，这可能就是革命退潮的原因。”
“在我们的革命中有两个资本主义的要素，它们是两股动力：无产阶级和农民。如果没有进行统一的努力，如果两股力量没有汇集在一起，资产阶级就能暂时保持政权。”
“两个革命中心在安达卢西亚与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农民与加泰罗尼亚工人的攻势，将动摇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并使其无可挽救地崩溃。自超过半个世纪以来，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所有战术上的努力都是为了避免这种结合。”
“根据经验，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安达卢西亚与加泰罗尼亚都在相互寻求对方；但是在历史上并未实现这一结合。”
“去年夏天和秋末（1931）的农民起义来势汹汹，但还是在孤立的斗争中被粉碎了。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
[207]’”
“农民起义缺乏团结，才有使他们与无产阶级一同起来反抗。农民不能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之所以能在1789年的法国取得成功，是因为城市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资产阶级是反对土地革命的。”
“与无产阶级相比，农民暴动的势头要强大得多。但工业无产阶级未能与农民起义相配合。我们革命的整个未来就在于此，所有的危险也都在这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行动是否会汇集在一起？无产阶级是否明白它需要成为起义的领导者？”
“就算如今和1919年一样，当农民运动退却时，无产阶级运动才开始涌现，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然后，无产阶级也因此被击败。”
不幸的是，在这最后一段中的预言已经实现。十月的起义就是在没有农民加入的情况下发生的。起义被镇压了。农民运动的一部分，即“葡萄农”和其他在加泰罗尼亚农村里的工人与起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其他的西班牙农民就好比火药。当然，如果自治政府没有立即投降的话。
而事实上，与农民结成联盟的不是无产阶级，在那些至少更可能实现土地起义的地方，他们是与投降后就退出战斗的资产阶级政党相结盟。农民的革命性是有局限的，它取决于小资产阶级。
在西班牙，除了革命势头到十月才告终的加泰罗尼亚，农民在1931年站在了起义的立场上，在1932年更是如此。在1933年运动开始退潮，在1934年退得就更快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农民的六月罢工遭受了失败。
可以说，我国革命的秘密在于剪刀差运动，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分离。当它们分开时，革命的前景也远离了。当他们接近，革命也随之靠近。如果两者最终没能交错，这把剪刀永远无法进行裁剪。资产阶级在这把剪刀的末端，拼命打开它，以防止两者交汇，因为它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剪刀会斩断维持当前状况的绳索。连接革命剪刀两把刀片的轴心，必须是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必须知道如何使无产阶级运动与农民运动进行革命统一，就像列宁的党所做的那样。
揭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提出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在农民运动中，对于革命来说有两个重要的部门：雇农和短工，此外还有佃户、“葡萄农”组织和小业主。第一者属于农业无产阶级，第二种具体来说属于小资产阶级。
迄今为止，西班牙无产阶级还缺乏相应的土地策略。社会党已经通过土地劳动者联盟（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吸引了农业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也朝着土地议会的时代（西班牙王国时期）前进。
但是，有一部分属于第二个部门的农村工人，由于其特殊条件无法加入以捍卫工资和争取减少劳动时间为基本目标的工会，因为这些并不是引起他们不安和担心的实质。
佃户、“农民”组织和小业主希望得到土地，他们希望剥削者消失、赋税没有那么沉重、农作物按照它们劳动的价值出售、没有高利贷但能提供简单而廉价的信贷、抵押活动消失、运河和道路被修建起来、村里有良好的学校和卫生、工业品更容易买到，也更便宜；简而言之，他们想要的农业政策，它的尽头就是革命。
这些农民群众所受到的剥削，甚至超过了无产阶级。他们恐惧税收，害怕差的收成——这是很矛盾的——也害怕好的收成，他们也是能够被无产阶级争取的潜在革命力量。如果他们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话，他们就懂得在农业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现在，对小资产阶级共和党感到失望的农业小资产阶级，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领路人带领它们，那么小资产阶级群众就可能转向法西斯主义，变为工人运动的死敌，而这就是希尔·罗夫雷斯那伙人所做的。他们用蛊惑将农业小资产阶级引向法西斯主义，人民行动就是它的预备学校。在卡萨斯维耶哈斯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残酷镇压中，我们必须从中看出由土地危机引起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征兆。
突击队、国民警卫队和外籍兵团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失去了耕种的土地，也没有找到工作的可能，他们被饥饿压垮并加入了国家的镇压力量。在越过卢比孔河之后，敌人就不在身后，而是在前面了[208]。失去归宿的劳动者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最后，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它直观地反映了一个被剥削阶级对其他被剥削阶级的粗野抗议，因为他们未能带领他走向自由。
十月事件加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无产阶级必须予以关注，并令人满意地解决它。否则，今天作为可能的盟友的农民，将转变为它的顽强敌人，就像在奥地利那样，农民加入了陶尔斐斯和施塔伦贝格的组织，眼睁睁看着无产阶级的堡垒即维也纳的陷落。
十月的运动尖锐地表现出民族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革命要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与工人运动结成联盟并成为了起义的轴心。但是，如果说民族问题是一个革命因素，那么垄断它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却退缩了。
这个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它无法长久持续下去，这使得无产阶级有机会将小资产阶级从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上下来，并同时成为民族自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者。
民族运动——虽然它经常被忽视——通常被大资产阶级所利用，来让中央政府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然后，随着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小资产阶级将它从大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或者是民族运动在之后失去了其进步的、解放的性质，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或者是工人运动使之成为对于革命事业强有力的武器、使一部分民族小资产阶级保持中立，并吸引其他的大部分。
列宁解决了民族问题，加强了十月革命的力量。受到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利用的民族问题，则转变为了沙文主义，最后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形势中，邓卡斯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最危险的代表。
十月事件导致邓卡斯与孔帕尼斯的野心都破灭了，就像旧共和党人的加泰罗尼亚主义（“pairal”）即法西斯加泰罗尼亚主义那样遭到了幻灭。
经过十月起义的经验之后，该如何解决民族问题？有三种可能的办法：复活艾斯凯拉，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自由共和主义的复活；依靠直接受坎波和门多萨的同盟支持的民族运动中的冒险家，将加泰罗尼亚转向法西斯主义；最后是以无产阶级来作民族运动的代表。
第一种方法纯粹是暂时的，是过渡性质的。如果艾斯凯拉表现出它对民族问题的最低限度的解决都无能为力，那么在小资产阶级掌舵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就更为困难了。在1930年，在加泰罗尼亚以君主制的复辟取代独裁统治肯定是错误的。它必须走得更远，即要超出它的自治政府。同样，在上升的革命运动前面被摧毁和蒙羞的自治政府，也不能成为革命的口号。
应该要走的更远。共和主义难道不是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腐朽了吗？那些让普拉特·德·拉里瓦、普奇·卡达法尔克[209]、坎波与普里莫·德·里维拉结盟的个人或政党，在1930年和1931年不可能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出于同样的原因，难道现在那些在10月6日将马西亚的自治政府拱手让给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的那群人，就可以代表这一运动了吗？答案取决于工人阶级。
第二种观点就是第一种观点逻辑上的的必然结果。在农村和民族问题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目前迷失了方向并且寻找其解放者，如果这个解放者没有出现，那么他们将落入法西斯主义的掌控之中。民族的这一方面存在着法西斯的萌芽。加泰罗尼亚大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被解除了武装，其救命稻草就是民族问题。它努力恢复所失去的一切，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它能够将民族主义转变为法西斯主义。
各国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就是它们始于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并最终转变为大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工具。同盟在加泰罗尼亚等待的就是这样的过程。邓卡斯与坎波集团——它作为一种趋势，其代表角色是可以改变的——就是孔帕尼斯-邓卡斯破裂之后的必然产物。
第三种观点是革命的，如果它被实现，那么既排除了第一种即过渡阶段，也排除了第二种，也就是向着法西斯主义的演化。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经过了小资产阶级（叛卖革命）的经验后，局面对此极为有利。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刻，加泰罗尼亚的自由不是由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捍卫，而是由自觉的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所捍卫的。1934年9月，自治政府不顾无产阶级群众的意愿，与希尔·罗夫雷斯达成了协议，接受了马德里的中央集权。而正是首都的工人起来反对了这一吞并。10月6日，加泰罗尼亚工人为加泰罗尼亚的自由而战，自治政府却不经抵抗地投降了。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的斗争，也是为了工人运动的自由和加泰罗尼亚的自由。
民族运动已经开始从小资产阶级方面转移到无产阶级那里了。为了避免法西斯民族主义的产生并且使民族运动成为一支革命力量，应当对这一过程予以重视。
在十月起义中所缺乏的，是无产阶级、农民与民族运动这三者的融合，这也是第二次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革命无产阶级的得力帮手不仅存在于加泰罗尼亚，它在巴斯克尼亚也涌现了出来，同样在加利西亚，甚至瓦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那些地方也在为自由而进行着顽强抗争。从这个意义上将，摩洛哥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力量。正如我们从前文的官方通告的引用部分可以看出，政府在10月5日害怕加泰罗尼亚与摩洛哥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绝不能忘记，摩洛哥始终与工人运动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在一起推动了君主制的失败。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民族资产阶级在其时代捍卫的两个经典思想，对于土地的解放来说是将其国有化，而对于民族的解放来说是将半岛变为联邦制，而资产阶级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就放弃了解放观念，这一点必须由无产阶级来视线、将其重塑并且适应于现在。
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无产阶级具有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十月事件的特点是——这里又是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不存在运动的总体协调。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起义是战争的高潮。一场战争，更不用说它的浓缩形式即起义，不能任由偶然性支配。群众的主动性起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自由必须与决策结合在一起。在两次经典的伟大革命，即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它们在军事和起义方面，都将下层的主动性与上层的领导结合起来。这就是使它们不可抵挡并决定胜利的原因。对杜伊勒里宫的进攻是由丹东精心准备的，一经运动开始，杜伊勒里宫就束手就擒了。领袖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接下来就交给群众。
但是这种协调在革命战争中还要更为完美。茹何桑（Jaurésen）说：“革命是群众完全本能的形式，它创造了自由而勇敢的群众运动，并且在这些群众运动中，个人与集体迅速而急切地进行自由行动。革命建立了群众与主动性的统一。它将这些力量集中的同时，也予以了它们自由。”拿破仑的成功在于，他懂得吸取这一革命的公式并将它运用在军事上。
俄国革命也同样提供了群众的主动性与领袖之间协调的例子。列宁和托洛茨基通过党，依靠苏维埃动员了大多数的劳动人口。11月6日至7日晚上，起义的战术家托洛茨基以科学和军事的方式领导了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许多俄国最偏远地方的苏维埃也做了同样的事。当列宁提出和平时，躲在德国人对面战壕里的和开小差的士兵都纷纷把票投给了他。当颁布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法令时，农民为了夺取土地展开了全面进攻。
懂得如何在斗争目标的总体范围内来综合革命群众的行动自由和运动，这就是革命的战术和战略的奥秘。两次伟大革命为我们提供的，群众的自发性与“总参谋部”的计划之间的统一，这在我们的十月起义中是不存在的。
起义是在阿斯图里亚斯与加泰罗尼亚这两个有工人联盟的地方发起的。很可能——一切都使我们相信事实确实如此——马德里的社会党过分自信，而忘记了群众组织即工人联盟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必须时刻牢记党和苏维埃或者工人联盟与群众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还要像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将起义视为一门艺术。起义由于其目的是推翻政权并以新政权取而代之，它会带有地方性的与混乱的特点。因此统一与集中相当重要。缺少集中统一的自发性，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失败。
为了击败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旧国家——其唯一关心的就是不断建立新的城墙、新的战壕来抵御可能的攻击——起义必须及时提出令它措手不及的、作为起义艺术的新的策略与战术。恩格斯、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原则，就是根据不同国家和时期的经验所得出的经典公式。自1852年以及自1917年以来，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有效的领导，没有指挥的集中，就没有起义的真正可能。
没有有力的“总参谋部”，起义的爆发将采取盲动的形式，这就像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或者就像十月受到的失败那样。在阿斯图里亚斯甚至还缺少集中的指挥，不然的话，事件的走向本该完全不同。
在对于十月时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条件下，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当然这是因为十月起义是与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对马德里起义取得胜利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似乎很自然就能从西班牙的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普列汉诺夫在俄国1905年12月的起义之后提出的：“本不该拿起武器！”想必他们比起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物，更加确信这一点。
如果西班牙工人在1934年10月的明显挑衅面前——即希尔·罗夫雷斯的公开言论，以及政府对于十月事件的官方声明——没有进行应有的反抗，他们的失败仍然会发生，并且其最终结果在政治上将是灾难性的。
马克思在谈到公社时说：“……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210]这与1934年10月西班牙工人的情况完全一样。
在最近几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有三个经典的例子：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在德国，受到错误领导的工人群众，被迫进行所谓的“罪恶较小”的政策，也就是在不进行战斗的情况下逐渐撤退回去。其结果就是希特勒-戈林夺取了政权，工人运动也被完全摧毁了，尽管具有极大的困难，但工人运动本来是能够复兴的。
在奥地利，尽管为时已晚，工人们还是从德国发生的事中吸取了教训，对于不经抵抗地死去，他们宁可进行战斗，灿烂地燃烧自己的生命。在1934年2月的光辉的一周里，英勇的斗争拯救了奥地利工人运动。维也纳、林茨、施蒂里亚的无产阶级没有像德国那样被击败。它一直在地下活动着，准备新的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
在西班牙，无产阶级懂得吸收德国与奥地利的经验，并且不像奥地利那样在反动的时期，而是在革命上升的时期接受战斗，虽然根据我们的分析，条件对它也并不是有利的。它进行了战斗并被一时击败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211]我国的十月起义是西班牙，乃至全世界革命运动的起点。我们的工人们确实从起义中学到了东西。“被击败的军队就是一所好学校”（恩格斯语）。十月的日子通过它的斗争、它的成功、它的失败、它的努力和它的弱点，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对于我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鲜活的学习材料与价值不可估量的经验。
所有正确的革命运动，既使它被击败，也会向工人阶级注入新的动力并推动其前进。在1909年，加泰罗尼亚的无产阶级发动了起义。它被击败了，但是这次失败的起义改变了政治事件的走向。毛拉[212]-拉·席尔瓦[213]（也就是二十五年前的列鲁克斯-希尔·罗夫雷斯）的反动政府垮台，开始了自由主义的时代。列鲁克斯在1910年——目前的艾斯凯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版本的列鲁克斯主义者——于巴塞罗那选举的短暂胜利后，其影响力就在不断减退。从那时起，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的真正发展就开始了。
1917年的革命行动同样也被击败了。社会党的领袖被判坐穿牢底。然而，社会党的崛起正是从这一时刻和这一行动开始的。除其他原因外，工人运动由于参加了1917年8月的运动，在1918至1919年间又重新蓬勃发展起来。
十月的日子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对于西班牙的总体政治方向而言，十月是转折点。在十月结束了第一次革命，并且开始了第二次。今后的斗争不是在共和国与君主制之间、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在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之间、而更确切的说，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进行斗争。
现在的抉择是：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141] 胡安·保蒂斯塔·阿兹纳尔—卡瓦尼亚斯（Juan Bautista Aznar-Cabañas，1860年9月5日——1933年2月19日），西班牙海军上将。1931年2—4月任西班牙首相。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出逃国外后退出政坛。
[142] 儒勒·加布里埃尔·克洛德·法夫尔（Jules Gabriel Claude Favre，1809年3月21日——1880年1月19日），早年担任律师。参加了1848年革命，支持卡芬雅克，反对路易·波拿巴。1858年当选为法国议会议员。1860—1862年任巴黎律师协会主席。60年代支持侵略墨西哥。1870年反对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被俘后参与了推翻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1871年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副总统兼临时外交部长。1871年2—8月任外交部长。1876—1880年任参议院议员。1880年逝世。
[143] 拉法埃尔·萨拉查·阿隆索（Rafael Salazar Alonso，1895年12月27日——1936年9月23日），早年加入共济会和激进共和党。1931—1936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4年3—10月任内政部长，期间推行反动政策，禁止农业工人罢工。1934年“十月起义”后任马德里市长。1936年内战爆发后被捕，并被伊无联民兵处决。
[144] 佩德罗·穆尼奥斯·塞卡（Pedro Muñoz Seca，1879年2月20日——1936年11月28日），西班牙作家。30年代起持反共立场。1936年内战爆发后被捕，并被无政府主义民兵杀死。
[145] 卡洛斯·阿尔尼切斯·巴雷拉（Carlos Arniches Barrera，1866年10月11日——1943年4月16日），西班牙作家。立场接近卡洛斯派。1936年内战爆发后流亡阿根廷。1939年弗朗哥上台后回国。
[146] 桑乔·潘萨（Sancho Panza）与雷西奥（Recio）均是出自《唐吉坷德》中的人物。
[147] 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乌鲁蒂（Fernando de los Rios Urruti，1879年12月8日——1949年5月31日），生于马拉加省隆达市（Ronda）。1919年参加社会党，1920年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并曾前往莫斯科，商讨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事宜，回国后，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6年参加共济会。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司法部长、公共建设部长和内务部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美国。
[148]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1759年5月31日—1820年12月26日），法国政治家。1792—1795年任法国国民公会议员。1794年策划了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1799年担任警务部长，协助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1802年被解职，改任参议院议员。拿破仑称帝后，于1809年被封为奥特朗特公爵。1809—1812年任警务部长兼内政部长。1812—1814年任法国驻伊比利亚行省总督。拿破仑复辟后，于1814—1815年再任警务部长。1815年拿破仑退位后一度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后，先后担任警务部长和法国驻德累斯顿全权公使。1816年起先后流亡布拉格、林茨和的里雅斯特。1820年死于的里雅斯特。
[149] 桑蒂亚戈·阿尔瓦·波尼法斯（Santiago Alba Bonifaz，1872年12月23日——1949年4月8日），早年担任新闻记者。1900年加入国民同盟（Unión Nacional）。1901—1923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06年加入自由党（Partido Liberal）。1906年起先后担任海军部长、教育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1917年创立“自由左派”（Izquierda Liberal）。普里奥·德·里维拉专政时期流亡法国。1931年回国。1931—1936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3年加入激进共和党。1936年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支持弗朗哥。1945年回国后退出政坛。
[150] 莫里斯酒店（el Hotel Meurice）是位于法国巴黎的豪华酒店
[151] 何塞·马丁内斯·德·贝拉斯科·艾斯科拉尔（José Martínez de Velasco y Escolar，1875年6月16日——1936年8月22日），早年加入西班牙自由党。1910—1914年、1916—1919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1年共和国建立后反对世俗化教育。1932年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1931—1936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4—1935年历任不管部长、马德里市长、农工商部长、外交部长等。1936年内战爆发后被捕，8月22日被无政府主义民兵处决。
[152] 恩里克·普拉特·德·拉里瓦·萨拉（Prat de la Riba，1870年11月29日——1917年8月1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理论之父。1907—1917年任巴塞罗那议会议长。1914—1917年任加泰罗尼亚合议团（Mancomunidad de Cataluña）主席。1917年逝世。
[153] 茹塞普·邓卡斯·普伊格多列尔斯（Josep Dencàs i Puigdollers，1900年3月19日——1966年2月13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1922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à）。1931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1—1933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2—1934年任加泰罗尼亚卫生和社会援助部长。1934年任加泰罗尼亚内政部长，期间大力镇压全劳联—伊无联的活动，并鼓吹民族社会主义。1934年10月发起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失败后流亡法国。1936年初回国，内战爆发后为避免被无政府主义民兵逮捕，被迫流亡法国、意大利和摩洛哥。1966年死于摩洛哥。
[154] 艾斯卡莫特（Escamot）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à）建立的准军事组织。1931年成立。
[155] 罢工在1919年1月5日发生于巴塞罗那的主要电力公司Riegos y Fuerzas del Ebro，因为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多伦多商业银行，故称为“加拿大”罢工
[156] 地方主义同盟（Lliga Regionalista）：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1901年成立，主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3年改称“加泰罗尼亚同盟”（ Lliga Catalana），1936年内战爆发后瓦解。
[157] 米凯尔·巴蒂亚·卡佩利（Miquel Badia i Capell，1906年3月10日——1936年4月28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1922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à）。1925年因试图刺杀阿方索十三世而被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1930年普里奥·德·里维拉专政被颠覆后获释。1933年公开迫害伊无联。1934年策划加泰罗尼亚独立，失败后相继流亡欧洲多国。1936年2月获大赦回国，4月28日被伊无联暗杀身亡。
[158] 胡安·于伊·巴耶斯卡（Juan Lluhí Vallescá，1897年10月12日——1944年8月21日），早年即参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1—1939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2—1933年任加泰罗尼亚政府首席委员（Consejero primero del Gobierno de Cataluña）。1933年退党，另组左派民族共和党（Partit Nacionalista Republicà d'Esquerra），1936年重新加入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6年起先后担任交通部长和劳工部长。1939年共和国政府被颠覆后先后流亡法国、摩洛哥、古巴和墨西哥。1944年在墨西哥逝世。
[159] 根据上下文，此指孔帕尼斯
[160] 博纳文图拉·加索尔·罗维拉（Bonaventura Gassol i Rovira，1893年10月6日——1980年9月19日），加泰罗尼亚作家。年轻时即参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普里莫·德·里维拉专政时期流亡法国。1922年发起成立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行动”（Acció Catalana）。同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à），企图从法国出发武装攻打加泰罗尼亚，失败后流亡比利时。1931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4年参与了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创立活动，失败后被监禁。1936年获释。内战爆发后流亡法国。1972年回国。1980年逝世。
[161] 马蒂·艾斯特维·古奥（Martí Esteve i Guau，1895——1977），早年即参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21年加入地方主义同盟（Lliga Regionalista）。1921—1931年任巴塞罗那议会议员。1922年加入“加泰罗尼亚行动”（Acció Catalana）。1931—1933年、1936—1939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1—1934年任加泰罗尼亚财政部长。1934年参与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失败后被捕。1936年获释。1939年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古巴。1961年流亡墨西哥。1977年逝世。
[162] 佩雷·梅斯特雷斯·阿尔贝特（Pere Mestres i Albet，1901年8月22日——1975年12月17日），早年即参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加入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2—1934年任加泰罗尼亚议会议员兼内政部长。1934年参与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失败后被捕。1936年获释。1936—1938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8年起先后流亡法国、古巴、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地。
[163] 茹安·柯莫雷拉·索雷尔（Joan Comorera y Soler，1894年9月5日——1958年5月7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雷里达省塞加拉县（Segarra），1913年开始给《广告报》（La Publicidad）当记者。1914年前往巴塞罗那，开始参加共和派运动，1919年移民阿根廷，1930年政变后被迫流亡乌拉圭。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返回加泰罗尼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1年至1936年担任《社会公正》（Justicia Social）周报编辑。1933年4月当选为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至10月在路易斯·孔帕尼斯的第一届加泰罗尼亚政府内担任农业与经济部长。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判处十三年徒刑。1935年初，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就合并问题进行商讨，柯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极力主张将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组织。人民阵线赢得1936年大选后，柯莫雷拉获释，同年4月，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后，由柯莫雷拉出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曾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多个部长职务。1937年4月起担任司法委员，在任上镇压了巴塞罗那工人起义。1939年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1年潜回西班牙从事地下工作，1954年被捕，1958年死于狱中。
[164] 多梅内克·巴蒂特·梅斯特雷斯（Domènec Batet i Mestres，1872年8月30日——1937年2月18日），曾参加镇压古巴革命和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镇压了1934年10月的加泰罗尼亚起义。内战爆发后，被叛军关押，1937年被叛军枪杀。
[165] 扎乌姆·康普特·卡内利亚斯（Jaume Compte i Canellas，1897年？月？日——1934年10月7日），早年加入“加泰罗尼亚行动”（Acció Catalana）。1925年试图刺杀阿方索十三世，失败后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1年获释后拒绝加入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另组“加泰罗尼亚国—无产阶级党”（Estat Català - Partit Proletari）。1934年改组为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Partit Català Proletari）。1934年“十月起义”时，于10月6日中炮身亡。
[166] 恩里克·佩雷斯·法拉斯（Enrique Pérez Farrás，1884—1949），曾在西班牙陆军中担任炮兵军官，1934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起义，事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重新加入陆军，巴塞罗那发生叛乱后，率领部队抓获叛乱头目戈德（Goded）。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事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167] 原文为Coll Llac疑为加泰罗尼亚语的名字或绰号
[168]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8卷，第82—83页。
[169]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8卷，第114页。
[170] 伊波利特—普洛斯佩尔—奥利维耶·利萨加莱（Hippolyte Prosper Olivier Lissagaray，1838年11月24日——1901年1月25日），法国文学家、巴黎公社成员。
[171] 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年6月2日—1900年1月25日），俄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革命民粹主义者。
[172] 路易·夏尔·德莱斯克鲁兹（Louis Charles Delescluze，1809年10月2日——1871年5月25日），法国记者、巴黎公社成员。1830年参加七月革命。1836年流亡比利时。1840年回国。1848年2月参加了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1850年流亡英国。1853年回国后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获释后被驱逐出境。1860年获大赦回国。1870年初因反对普法战争而流亡比利时，9月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回国。1871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5月25日英勇牺牲。
[173] 路易·欧仁·瓦尔林（Louis Eugène Varlin，1839年10月5日——1871年5月28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865年加入第一国际，接近巴枯宁派。1869年发起成立巴黎工人工会联合会。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即加入。5月28日在“流血周”中遇害。
[174] 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1836年11月12日——1871年5月23日），波兰革命家、巴黎公社领导人。1853年加入俄军。1863年1月领导了波兰起义，失败后被捕。1864年被判处15年苦役，后越狱逃往法国，加入了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后，出任公社军队领导人。5月23日壮烈牺牲。
[175] 阿尔曼多·帕拉西奥·巴尔德斯（Armando Palacio Valdés，1853年10月4日——1938年1月29日），西班牙反动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176] 曼努埃尔·亚内萨·萨皮科（Manuel Llaneza Zapico，1879年1月14日——1931年1月24日），1903年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0年创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1911年加入工人总同盟。20年代初反对社工党进入共产国际。1923年当选为西班牙议会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专政时期主张劳资合作。1931年逝世。
[177] 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Ramón Gonzáles Peñ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生于奥维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镇（Las Regueras），年轻时当过矿工，后来担任工人总同盟旗下的全国矿工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Mineros）总书记。1934年10月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并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和墨西哥。
[178] 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蒙特斯（Amador Fernández Montes，1894—1960），1909年参加社青团，曾担任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 de los Obreros Mineros de Asturias）主席，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936年回国。内战爆发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负责内务与司法。随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1937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沦陷后流亡国外。
[179] 马塞利诺·马格达莱纳（Marcelino Magdalena）未能找到介绍，只知道是西共阿斯图里亚斯组织的创始人。
[180] 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José María Martínez，1884年？月？日——1934年10月11日），20年代曾担任全劳联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组织领导人。
[181] 路易斯·库格曼（Louis Kugelmann，1828年2月19日——1902年1月9日），德国妇科医生、社会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早年参加了1848年革命。1851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54年起担任妇科医生。1862—1883年期间与马克思长期保持通讯。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186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逝世。
[182] 路易·让·若瑟夫·勃朗（Louis Jean Joseph Blanc，1811年10月29日——1882年12月6日），法国记者、历史学家。早年担任记者。1834年以后持社会主义立场。1848年革命后加入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1848年4—6月任国民议会议员。1848年6月因反对卡芬雅克镇压起义，被迫流亡英国。1870年第二帝国灭亡后回国。1870—1882年任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882年逝世。
[183] 出自希腊神话。
[184] los Picos de Europa阿斯图里亚斯的地名
[1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对应语句为：“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出自《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207页。
[186] 此指地名
[187] 弗兰西斯科·马丁内斯·杜托尔（Francisco Martínez Dutor，？——1937年6月26日），早年曾参加里夫战争，退役后加入了工人总同盟和工人社会党。1934年参加了“十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36年回国。1936—1937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内战爆发后任阿斯图里亚斯第三军团政治委员。1937年逝世。
[188] 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0卷，第5—6页。
[189] 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波尔通多（Eduardo López Ochoa y Portoundo，1877—1936），西班牙将军，曾镇压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起义。1936年8月在马德里被无政府主义者枪杀。
[190] 纳塔利奥·洛佩斯·布拉沃（Natalio López Bravo，1881年？月？日——1961年1月5日），西班牙将军。1934年参与对“十月起义”领导人的起诉。1936年内战爆发后加入叛军。1938年参加了埃布罗河战役。1939年占领马略卡岛。弗朗哥上台后继续在军中任职。1947年转入预备役。1961年去世。
[191] Megueras y Hecates出自希腊神话
[192]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64页。
[193] 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230页。
[194] 弗·伊·列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35—236页。
[195] 吉尔贝·迪·莫提耶·拉法耶特（Gilbert du Motier de La Fayette，1757年9月6日——1834年5月20日），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将军。
[196]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Alexandre Auguste, Marquis de 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
[197]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1906年当选议员，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利用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并且是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的幕后黑手。
[198] 尤里乌斯·多伊奇（Julius 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保卫共和联盟的创始人。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挥共和军作战。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1946年回国。
[199] 保安团（Heimwehren）是一战后奥地利成立的一个右翼准军事组织。
[200] 恩斯特·吕迪格·冯·施塔尔亨贝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1899年5月10日——1956年3月15日），出身于奥地利贵族家庭。一战时入伍。一战结束后加入奥贝兰自由军团（Freikorps Oberland）。1920—1930年任奥地利联邦议院议员。1930年起成为右翼准军事组织保安团（Heimwehren）领导人，同年曾担任内政部长。1934年2月参与取缔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年担任国防部长及爱国阵线主席。1937年移居瑞士。1940年移居法国。法国沦陷后一度加入自由法国军队。1942年流亡阿根廷。1955年回国。1956年去世。
[201] 迭戈·伊达尔戈·杜兰（Diego Hidalgo y Durán，1886年2月13日——1961年1月？日），1908年加入激进共和党。1931—1936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4年1—11月任国防部长，任上残酷镇压了“十月起义”。内战爆发后逃往法国，共和国被颠覆后回国。
[202] 文中三月革命指1917年2月革命。
[203] 巴塞罗那机场
[204] 埃米利亚诺·伊格莱西亚斯·安布洛西奥（Emiliano Iglesias Ambrosio，1878年7月28日——1941年10月3日），1894年加入联邦民主共和党。1908年发起成立激进共和党。1909年因反对里夫战争被捕。1910年获释。1914—1923年任西班牙复辟国会议员。1917年参加了革命大罢工，随后被捕。普里莫·德·里维拉专政时期流亡法国。1931年回国。1931—1936年任西班牙议会议员。1933—1936年任西班牙驻墨西哥大使。其后的情况不详。
[205] 胡安·普里姆·普拉茨（Juan Prim y Prats，1814年12月6日——1870年12月30日），1834年入伍。1835年参加“七年战争”。1841—1869年任西班牙众议院议员，期间持自由主义立场。1844年镇压了加泰罗尼亚起义。1847—1848年任波多黎各州州长。50年代起成为进步派领导人。1857年一度被捕。1858年加入自由联盟（Unión Liberal）。1859—1860年参加了摩洛哥战争。1862年加入进步党（Partido Progresista）。1868年发动革命并获得胜利。1868—1870年任战争部长。1869—1870年任西班牙首相。1870年遇刺身亡。
[206] 《西班牙革命》华金·毛林，1932
[207]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7卷，第398页。
[208] “跨过卢比孔河”用来比喻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没有任何退路的决定。
[209] 茹塞普·普奇·卡达法尔克（Josep Puig i Cadafalch，1867年10月17日——1956年12月23日），加泰罗尼亚数学家、历史学家。1917—1924年任加泰罗尼亚合议团主席。1923年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上台。1936年内战爆发后流亡法国。1942年回国。
[210]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210页。
[211]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8卷，第82页。
[212] 安东尼奥·毛拉·蒙塔内尔（Antonio Maura y Montaner，1853年5月2日——1925年12月13日），西班牙保守派政客。1881年加入自由党。1881—1923年任西班牙复辟国会议员。1892—1894年任海外部长。1894—1895年任司法部长。1902年加入保守党。1902—1903年任内政部长。1903—1904年、1907—1909年、1918年、1919年、1921—1922年五次担任首相。1923年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但主张恢复君主独裁统治。1925年去世。
[213] 胡安·德·拉·席尔瓦·佩尼亚菲耶尔（Juan de la Cierva y Peñafiel，1864年3月11日——1938年1月11日），西班牙律师。1896—1898年、1899—1923年任西班牙复辟国会议员。1903年7—12月任马德里省长。1904—1905年任教育部长。1907—1909年任内政部长。1918年、1921—1922任战争部长。1919年任财政部长。1921年、1931年任发展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挪威。1938年去世。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