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康德和社会主义
（1900年4月4日）
卡尔·伏尔伦德尔用这样一个书名刚刚在柏林罗伊特和莱伊哈德出版社出了一本著作，这本书的副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最新理论流派的考察》。这本著作的目的是扼要地说明，“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康德“在十九世纪末年显得如何”；因此，这本著作要研究下列问题：（1）社会主义有权利援引康德吗，它有多少权利；（2）新康德主义者是怎样对待社会主义的；（3）在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那里是怎样进行“回到康德那里去”的。
我们所以要在这里较详细地讨论一下伏尔伦德尔的著作，首先是由于，他对待他这个题目就他个人说来是很忠诚的、热烈的、同时也是很严肃的。和他讨论一下，从一切方面说来都是一件有好处的事。他懂得怎样把问题提出来，使人可以来回答。要完全同意是不可能的，但也许可能获致一定的接近，并对那些不可能取得一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一种明白的确定。但在这里，我们完全不打算讨论伏尔伦德尔的著作的第三部分，即他对竭力要“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年青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批判。这不只因为伏尔伦德尔在这里论及的三位德国党派作者在许多方面都互不相同，同时三个人都和资产阶级的新康德主义者们那么不同，以致使伏尔伦德尔对他们很不满意，而且也是因为，对他的见解在本刊的篇幅上已不止一次很详细地讨论过了。不过，这并不适用于饶勒斯在都鲁斯当教授时用拉丁文写的、伏尔伦德尔不知从哪里发掘出来的论文。但是，我们对这篇论文本身在这里也不能多作讨论，因为，这本书现在市面上已买不到了，而且根据伏尔伦德尔所引的章节看来，这本书是饶勒斯还与历史唯物主义离得很远的时候写下的。例如，伏尔伦德尔所引述的一些论点指明，“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初基本原则”已包含在路德论及暴力的著作中，“事物由观念而产生，历史依赖于哲学”。不论饶勒斯这本著作的性质是怎样的，它无论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所争论的问题没有一点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伏尔伦德尔关于康德和关于社会主义所说的话。一方面他所谓的非常暧昧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是指哲学研究所不涉及的一个确定的政党，而是指某种道德观、一些观念的某种结合，这两者照他的意见说来是属于伦理学范围的。另一方面，他强调康德的活动当然是由他那时代的种种条件所决定的，他的政治哲学主要是针对十八世纪的专制警察国家和等级社会制度的，对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哲学说来，当时还不具备任何前提：既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也没有雇佣劳动、也没有机器工业等等。但是，伏尔伦德尔认为，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下，社会主义仍以最直接的方式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有联系。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他引用了“大量的、大部分是至今未受人注意的章节”，以及主要地，“通常总是被低估的绝对命令的公式”：“无论在你自己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伏尔伦德尔对他所引述的其余一些话的重视，就远不如对这一个简单而崇高的公式了，好象在这个公式中表示着社会主义和康德之间的、以“纯粹伦理原理”为基础的真正联系；如果社会主义也需要伦理根据，那末它就应该建筑在这一基础上似的。“难道还能以更简单的形式和更鲜明地道出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社会性观念吗？”另一位新康德主义者，马堡的柯亨教授则在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他根据这一论点把康德称颂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者”。
但是首先，这一论点并不如伏尔伦德尔显然认为的那样，是已被遗忘、而只被新康德主义者们重新发现的宝藏。这一论点是康德最为人熟知的名言之一；它在十九世纪的政治著作中扮演过极重要的角色，只是这当然与柯亨和伏尔伦德尔所理解的意义完全不同。它对于德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没有丝毫促进作用，但对于自由主义、尤其是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建立则提供了许多的基石。在大量的证人之中，我们只在这里略举几个顽固地敌视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就够了。在《哈雷年鉴》上，卢格跟伏尔伦德尔完全一样用上述论点开始了《论康德哲学的伦理方面》那一章，在这之后，他部分地引述了同样的引文，然而对康德的那些信徒们采取仇视的态度，说他们“从康德的批判中并没有承受到矛盾的作用和痛苦，而只承袭了受局限的、混乱的理性的结果，他们在他的伦理学中忽视了逆刺丛生的政治，而从事更低廉的道德说教”；卢格在康德这个论点中所看见的是给予人民以宪法的要求，以及每一个个人追求他的目的时的崇高性。特莱切克也正是这样地利用康德这一论点来论证他的政治自由学说的。在应用到国家上面时，这个论点似乎意味着：如果政府的活动是激起、促进市民的独立活动并加以提炼时，那末政府的活动是合理的；当它压迫这种独立活动时，它就是不合理的了。显然更为与新康德主义接近一些的是施莫勒，他以下述方式解释了“当代伦理学的基石”：没有一个人应只作为手段为别人的目的服务。但是，施莫勒在这里也周到地加了一句：同时，这也并不妨碍他成为为了达到任何其他目的的服务环节。施莫勒比卢格和特莱切克更明显地否认了对于康德上述论点的社会主义解释。
是谁正确了解康德——自由主义者呢还是新康德主义者？伏尔伦德尔是相当老实的，他自己作出了打自己耳光的回答，他这样写道：“诚然，康德是以国家全体公民的最完全的合法自由、平等、独立活动性的捍卫者挺身而出的。但他认为商人或手工业者的雇工，私人的佣仆，按日计算的雇佣劳动者，佃农，以及‘全部妇女’——一言以蔽之，一切受另一个人供养和保护的人，都不是国家的公民，而只是居民。”按照这一段引述来判断，卢格、特莱切克利施莫勒解释他们的康德倒并非过于狭窄，反而是过于宽大了；因为，他们至少未尝想拒绝、目前也不想拒绝给予雇工，按日计算的劳动者以及农民以公民权。固然伏尔伦德尔认为，一个公正的批评者在评判康德把人分为公民和居民时会注意到当时的文化状态；但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立法者们也并不比我们这位哲学家走得更远，因为，如饶勒斯指出的，他们在康德之前曾划过国家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界线。这一切虽然都是完全不错的，但也是完全与事情的实质无关的。
如果问题只在于对康德作出“公正的”评价，那末新康德主义者是完全没有理由可以抱怨马克思主义者的。如马克思本人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始终对康德抱着应有的敬意。这里可以举几个对于本文作者说来最近便的例子：他在他所写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就引述过在这里讨论的康德这一论点，并且还补充说，康德在这里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最大胆的、最正确的推论，但这只有在资产阶级还属少数、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中才属可能。希望这个“公正的”评价可以满足伏尔伦德尔的合法要求。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之间真正发生争执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者和康德之间有无任何联系，是怎么联系的；恰巧就是伏尔伦德尔替康德所作的辩解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要不然，新康德主义者就得把《人权宣言》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母亲，一如他们把康德认为是它的父亲那样了。
十八世纪革命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们曾有过这样一种幻想，他们认为随着他们本阶级的解放，他们就可以获致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的解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并且是世界史上的事实。“第三等级”认为自己与特权等级相对立，而和全体人民具有同等意义。资产阶级建立了能满足自己的社会要求的国家政治形式以后，就以为它是代表全体公民行动着，同样地可以满足全体公民。这种幻想是绝对善良的、不具任何伪善性的；它没有任何困难地消化了一些最突出的矛盾，譬如说1791年法国宪法以宣布一切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开始，而以剥夺受雇人员的选举权而结束。
法国革命的情况如此，德国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顺便说一说，当新康德主义者这样热心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搜寻关于康德的论断时，他们竟完全没有注意到也许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至少有关康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他们是可以获得最详尽的材料的。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着：“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1]。象这段话所说的那样，法国革命的上述幻想在德国哲学中以更其突出的形式表现了它的内部矛盾。由于德国哲学家们完全不考虑到他们的法国原型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就显得更为革命；由于他们竭力想在德国现实生活的历史局限性中为自己找到土壤，因此他们在实践上就表现得比法国资产阶级更为反动。
康德这句“应该如何如何”的命题就其鲜明、简单的一贯性而论当然高出于《人权宣言》之上，但它在把国民的等级划分为公民和居民这一层上，后退到中世纪的程度却比剥夺法国工人选举权更远。我们在费希特那里看到完全类似的东西。当你读到他的：“人应该工作，但不是象一头驮畜那么工作，象背负着重荷沉入梦中，得到最短暂的、为了驮负同样的重荷所必需的休息之后重又被唤醒而继续驮负的那种驮畜那样。他应当无畏惧地、高兴地、愉快地工作，他应该有充分的余暇用来提高他的精神和眼界，去眺望他为了向之眺望而生下来的天穹”，——真令人想称他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者”。然而，他的“封闭的商业国家”是一个乌托邦，对于实现这个乌托邦，目前连最凶恶的反动分子也会划十字、敬谢不敏的。
然而，法国革命和德国哲学的幻想刚被经济发展所粉碎，资产阶级实际行动的非人道现实与资产阶级理论的人道理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从这个矛盾中发生了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即由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所开始，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的社会主义。这个简单、明白、早已人人知道、并得到一百次证明了的事情进程，是完全不必再多作详论的了。康德的这一“崇高而简单的”公式，可以用来作各种消遣性的思想游戏和训练，也不妨在它之中寻找用卢格的不无机智之处的话来说的“矛盾的作用和痛苦”，或“受局限的、混乱的理性的结果”，或“逆刺丛生的政治”，或“更低廉的道德”，——但企图由这句话里从历史上或逻辑上推论出社会主义来，那是明显的荒谬。就柯亨和伏尔伦德尔的意思来说，“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当然，那是纯然幻想而已）绞杀整个社会主义，是一种——幸亏是想象的——想回到十八世纪的极其不幸的自欺中去的垂死挣扎，而根本地铲除了这种自欺则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光荣的功绩之一。
但仍旧应说，新康德主义者们自己并不怀有这样不好的意图。在他们之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有若干，特别是伏尔伦德尔，是站得离社会主义很近的；他们并不想谋害它，而只是想把它从它的着实的、清醒的现实中“提升”到更高贵的观念世界上去而已。如果我们用伏尔伦德尔作为标本，向新康德主义者们再作一瞥，那末他们的善良意图就完全清楚明白了。
《新时代》，第18年，1899—1900年，第二卷，第1—4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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