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新拉马克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
（1910年7月22日）
Ⅰ
我在本刊前一期上[1]说，拉马克是赞同新拉马克主义者所激烈反对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要证明这一点，只须从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抄引这样一段就行了：
“生命只是一种物理现象。一切生命现象决定于种种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原因，这些原因则又取决于有机物质本身的特性。位处于有机物阶梯的最低阶级的最简单的动物和最简单的植物，过去和直到现在还是经由自然发生的途径发生的。一切有生命的自然体或有机体都服从于无生命的自然体或无机体所服从的同样的自然规律。观念和理智活动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现象；意志实际上从来不是自由的，理性只是判断的发展和综合的较高阶段而已”。
不但如此，拉马克本人也早已把新拉马克主义推翻了，他曾写道：
“古代哲学家认为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动物的灵魂，甚至说植物也有灵魂；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实证的知识，而只是一些空话，用这些空话只能把一些没有根据的、不确定的概念串连起来而已。但是，我们只要一离开自然，委身于我们的想象所提供的虚幻暗示，我们就会迷失于不确定和错误之中。我们所能获得的唯一的知识，只是而且始终只是我们从坚持研究自然规律中汲取出来的那些知识。”
那末，在这样的证据面前（这样的证据而且还可以很容易地提出许多来），新拉马克主义者怎么还能以拉马克为根据呢？
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所用的是在一切伪哲学家们手上多得用不完的手法之一——所谓“辩证法的狡计”；这种狡计，如叔本华在另一次歪曲拉马克的思想时所表明的那样，只会“透露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不正确”而已。他们说，拉马克当然是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但是他也援引过世界的“伟大的创造者”。这两点同样都是虚构的。拉马克既不愿意跟自然科学的统治思想决裂，同时他也不想在僧侣中树立太多的敌人。在这一方面，直到现在情形也并未好转很多，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这位熟透德国和奥地利各大学现况的人士，已作了补充。
为了能够用拉马克来作为自己的根据，新拉马克主义者们就得把拉马克说成某位善于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教授或讲师！只要把这些话和海克尔赞美拉马克为天才的、大胆的自然科学家的美丽词句一比，那就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在更好地纪念拉马克了——是在“茶余酒后的科学界”（”Biertischwissenschaft”）呢，还是在新拉马克主义者那里。如果真要考察一下他们的狡计，那只须说，拉马克在提到创造主时，他只是采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用语而这样做的，至于那种用语，拉美特里在临死时就已称之为只是一种facon de parler[2]了；这个创造主也只是一位老先生，在宇宙间某一角落安稳地度他的退休的晚年，已不敢动一动他的那个一切都按照力学规律进行的创造物中一个最小的轮子了。至于说在1809年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出版时，在法国正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暴虐地统治着的时候，拉马克只得违反自己的信仰而作最大的让步，这种话只是证明新拉马克主义者在历史科学方面的漫游一如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漫游一样，是同样大胆和同样不幸而已。
新拉马克主义者认为，他们和拉马克的相通之点在于机体对外部世界主动适应的学说上。按照拉马克的说法，泳禽和哺乳动物之逐渐获得泳蹼，只是由于在游泳时张开足趾；涉禽由于在泥泞的地方走而获得长腿；失去了利于角斗的牙齿的有角兽只用头部来角斗，这种角斗能力逐渐地造成了各种的角；蜗牛本来和其他软体动物一样没有触角，由于它所特有的要触摸在它前面的事物的需要而逐渐发生了触角；全部猫科动物只由于有撕碎捕获物的需要而渐渐获得尖爪，又只由于有在行走时保护爪子的需要同时还有不受爪子妨碍的需要而获得爪鞘和爪子的伸缩性，长颈鹿由于生在干旱而没有草类植被的非洲不得不用高大植物上的叶子来果腹，老是要伸展自己的前腿和颈部，终于获得了这样的奇特形体。一种动物所生活的条件有任何一点改变就会导致它的需要的改变；为了要满足这些需要，别的活动形式，从而，还有别的习惯，就成为必需的了；因此，动物的器官的发生变化是由于某一些器官使用得更为频繁，于是就逐渐增大和巩固起来，另一些器官使用得逐渐稀少或完全不用，于是就逐渐萎缩，最后完全消失了。
拉马克把这种进化解释为动物自存的本能。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由此作出了下面一个令人赞叹的推论：“象拉马克那样认为‘需要’是一切适应的泉源的人就会完完全全地从心灵上来思考，即使他的定义是完全不精确的，他的表述是错误的；不能否认，‘需要’是一个心灵因素，把一切事件都归结为出于‘需要’的人，他就会从心灵上来理解自然。”确实，谁能怀疑，饥饿的来源是灵魂而完全不是胃呢？
别的新拉马克主义者比这一学派中的这位新生之犊要谨慎一些，但在实质上他们全都死抱着同一种方法。在自然科学当时的发展条件之下，拉马克常常只用很晦涩、很奇特的形式阐述他的独创的新思想；新拉马克主义者竭力想用我们刚才已领教过一次的那类诡辩法狡计来割除拉马克的明白而不暧昧的论点，而从拉马克的“错误的、不精确的定义”中引出他们的“新活力论”，或“心灵论”，或“心灵活力论”来。
旧活力论认为有一种特殊的生命力存在，根据这一点而断然划分开有机界和无机界；于是，照拉马克的精辟的说法，它离开了科学的土壤而去追逐“想象所提供的虚幻的暗示”了。与此相反，机械唯物主义则肯定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统一，它说，生命现象只在机械作用上不同于无机界的现象而已。不错，新活力论并不急于要一下子摧毁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的桥梁；它承认，在有机体中不能找到与无机界中不同的物理和化学的作用方式，但它又补充说，在生物界中毕竟可以发现一些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以一种“给予更精确的规定的东西”即“生命的本原”为前提，这种本原是不能理解为某种纯物理的东西的。这种生命的本原完全不应被看作为有机界的独有特点；正好相反，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统一性开辟了那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一种内在于整个自然界的作用本原。
或是按照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的紧凑、简短的话说：“旧活力论认为无机界和有机界有原则性的差别。从机械论观点看来，对于整个自然界的整体理解是自明之理，它认为这种解释是自下而上地获致的。最后，在新活力论看来，对于自然的整体理解是可能的，但只能是自上而下获致的。”因此，“心灵论”就在于：为了解释自然现象，必需从人的灵魂出发。
Ⅱ
所以新拉马克主义除了企图用诡辩法狡计杀死拉马克的活东西，并用同样方法把他的死东西复活过来之外，可说与拉马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新拉马克主义是悬空的、没有根源的东西。反之，它是一株真正的德国产物，它的系谱可以用甚至能使普鲁士王室纹章局满意的一一有文献为证的精确性加以确定的。
达尔文的学说按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学说，虽然达尔文本人不是一个革命者，而许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还是反动人物；连海克尔都公开地表示他对于容克地主俾斯麦的崇仰。但是，虽然有这一切情形，这样地彻底消灭一切超自然力的达尔文主义毕竟还是要引起竭力想为人民保留宗教的统治阶级的不可抑止的不安；他们全部，从《十字架报》的学者们起直到已故的微尔和先生，对于下面一点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达尔文主义最终必然会导致暗杀高位人物、巴黎公社、以及诸如此类的恐怖事情。但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点都不能制止它的；因为，即使能采用回到拉马克去的办法把达尔文主义消除掉，但这一段历史仍旧一样使统治阶级不安，他们对于生物进化学说很感忧虑，但对于这种学说的自然科学论证则完全漠不关心。由于目前神学已一点都不中用了，那末，既然还可以乞援于哲学，那就只得乞援于哲学了。
无怪乎自从达尔文主义产生以来的这半个世纪里，每一个十年中都有一些以推翻达尔文主义为目的的哲学产生。叔本华宣称，达尔文的学说是一种“平板的经验论”；爱德华·封·哈特曼发现，如果从达尔文的原理推导下去，必然达于自相矛盾；伟大的尼采则认为达尔文是一个“可敬的，但是中等的思想家”，具有某种狭隘性、枯燥性和勤勉精神，但真正有伟大能耐的、有创造力的能人却应该是一个完全无知者，至于新拉马克主义怎样对待达尔文主义，我们在本刊上一期中已经指出过了。
叔本华是第一个新活力论者，他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待拉马克。对于反对生命力的假说的唯物主义论难，他斥之为“不仅错误、并且简直是愚蠢的”，“荒谬极顶”，“无耻的胡说”。他给这种生命力取了个名字，称之为意志，在他那里这个意志当然还具有一种与“所谓灵魂”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是断然否认灵魂是“生命的本原”的。叔本华的意志，在低级阶段，即在无机界中，是一种“盲目的冲动”，“阴暗无感觉的活动”，只对重力、电、化学和物理属性等等发生反应。在植物界，意志已较明显地“对象化”了，但仍旧还是完全不能为意识所知觉的，并只对外部刺激发生反应。直到动物界和人类世界中，意志才闪出认识之光，同时也失去了它的本能的无误性。意志是第一性的，认识是派生物；二者相结合才产生灵魂。
叔本华与新拉马克主义者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他把他所说的意志移到形而上学中去了。在叔本华那里，意志是一种自在之物，是全部自然界的基质，是我们直接知道并且明确熟知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自我内部能找到的东西，但同时又是不可解释的、位处于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东西：象“生命力”、“自然力”、“形成的趋向”等等字眼，所说的不比x，y，z更多些。因此，叔本华绝对没有在“忘不了的拉马克”那里发现什么“心灵的东西”，恰巧相反，他说，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拉马克发觉了一种很正确、很深刻的自然观，但由于不懂得形而上学才陷入了“天才的迷误”中。
据说，拉马克完全认真地断定，并且孜孜不倦地想证明，每一种动物的形态，特有的自卫手段，以及向外起作用的器官绝不是在这种动物既已发生的时候存在的，而只是由于这个动物的由周围世界的特点和状况所引起的意志的努力而出现的，是由于动物自己的努力以及由努力而产生的习惯。并且要经过几代的长时间才逐渐出现的。但是，这是把事物倒过来了。正好相反，恰巧是动物要这样地生活、要这样地斗争的意志创造出这样所必需的器官的；这个意志创造认识，而不是如拉马克所说的那样由认识创造意志。叔本华说，拉马克的意志与自然科学全无关系，只是与形而上学有关，同时又确认，拉马克与形而上学没有关系，他的范围是自然科学，——这种看法可能令人感到奇怪，但这样按他的方式来说，倒是首尾一贯的。
叔本华宣称意志只是全部自然的不可解释的基质时，他在自然现象的因果联系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他向机械唯物主义、向“摆弄坩埚和蒸馏器的先生们”宣布不可妥协的战争，于是他也就成了统治阶级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但是，他并不能长久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不只是他们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他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伟大哲学家。就是在他的可说是一盘极度驳杂的大杂烩的自然哲学中，也包含着一些个别的明亮的闪光；在六十年前，他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德·弗里斯的突变论的拥护者。他的意志常常使他成为唯灵论胡说的牺牲品，但他用他所特有的“犹太人的上帝”之类粗话非常有力地防止自己成为僧侣，他更有力地和讲坛哲学斩断关系，他认为那种哲学是为了政府的利益而愚弄人民的。
叔本华虽然有那么许多反动的怪想，但他毕竟是一个不随和的伙伴，他始终不肯屈辱到使自己的哲学适应于统治阶级在当时条件下所提出的种种需要。他从他的意志学说中得出的悲观主义结论也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因为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是自称创造了这个最好的世界的。
Ⅲ
叔本华哲学中这些令人惋惜的弱点由爱德华·封·哈特曼用他的无意识哲学作了弥补。他把叔本华的愤怒的悲观主义缓和成为“欢呼的悲观主义”，固然仍把“世界的贫困”，“生存的疯狂的谢肉节”留给下层阶级，但绝对不禁止有足够钱财的人享用这个世界的好东西；只须在这样做的时候具有“谦让的平静的尊严”和“崇高的忧郁”，并怀着充斥于整个灵魂中的思想就行，这样的话，就是“人类发展过程的促进，也就逐渐接近自己的目的了。”
哈特曼向统治阶级表示他自己是顺从的帮凶；他甚至用哲学来论证反社会党人法的必要性；他预言着“基督教的自行解体”，同时却向僧侣们的营垒送去了新的武器，这使僧侣们尤其高兴，因为僧侣们现在可以说：你们看吧，这个基督教的敌人，虽然是自然科学思想家，也还不得不承认超自然力的统治。哈特曼怀着一个时髦哲学家所特有的虚荣心，在他成名以后已经好些年的时候写道：“由于这个原因”——即是说，他正想“把当代自然科学包括在唯心主义里”——“从某一个时候起，甚至神学都把我视为难能可贵的同盟者，其实，难道还有人用比我更激烈的方式说出过我的断语吗：基督教已不再是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活因素，它已走完了它的生命的全部途程了。”对于这话，叔本华该会说：呸，你这个恶魔！费尔巴哈的学生尤里乌斯·杜波克不无理由地认为，叔本华如果活到能看见无意识哲学，他会加以杖责，并罚它站屋角的。新拉马克主义的最瞭亮的号手，也即是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会从叔本华的崇拜者一变而为哈特曼的崇拜者这样的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说到无意识哲学，那末我们要引述两位哲学史家的见解，这两位哲学史家人们怎么责备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他们片面地倾向唯物主义。卡尔·伏尔伦德尔在他的《哲学史》中写道：
它是“反对自然科学实在论的新浪漫主义的反动”（赫夫亭语）；虽然哈特曼也把原子力看作物质的最终元素，但按照他的意见我们还是只在把这种最终的力看作由无意识的愿望和表象产生的东西时才会去理解它们。在哈特曼要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科学解释中，凡是他认为可以找到空白的地方，他都用无意识这个魔法填补上了，虽然的确不是用创造主的全能去填补的。而用“有意识的理性始终只会否定、批判、检查、纠正、计量、比较、组合、判定方位和服从……但从来不会创造、产生，从来不会发明”。人在这里则恰巧相反，他“完全依赖于无意识、依赖于‘自己的生命的泉源’和‘强暴地压迫着他的这个时代的苦痛’！”例如，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原则，在那位英国科学家所忽视的无意识的手上只是一种机械性的工具而已。无意识不但统治着一切“肉体的东西”，即本能、反射动作、自然治疗力、有机体的形态，而且也统治着人的灵魂、性爱、感觉、性格、审美判断和艺术创作、语言和思维，甚至历史，在历史中它使一些个别的人在不自觉中为伟大的世界目的而进行工作。而且无意识是一个唯一的、统摄一切的、虽然也是无人格的个体；我们这位哲学家所以避而不用神这个名称，只是因为他愿意完全不带任何拟人论的观念。
但弗·阿·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说，哈特曼的哲学，说机械作用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从而消灭了自然的因果联系，这样也就完全降低到迷信的水平，降低到最粗陋的原始居民的水平。当他对某种自然现象找不到充分解释时，他就立刻向魔鬼乞灵了。朗格接下去说：
不错，自然科学家在这种场合下应该简单地说：物理原因还未曾发现；他会在他的从不停顿的科学的全部历史中找到向新的探究前进的冲动，这些新的探究将会引导他向目的地较接近一步。澳洲黑人和无意识哲学家则停顿在他们解释自然能力告终的地方，并把其余的一切都推给一个新的原则，一切都可以根据这个原则用一个字作出最为完满的解释来。物理解释告终与魔鬼开始的界线，在他们二人那里是互不相同的，但他们的科学方法却是一样的。例如，对于一个澳洲黑人，来顿瓶的火花可能是妖魔鬼怪，哈特曼则还能够对之作出自然科学的解释。但是，从一个原则过渡到另一个原则的方法，他们是绝对一样的。向着太阳转动的树叶，对于哈特曼说来，跟来顿瓶对于澳洲黑人一样。自然研究者的孜孜不倦精神正是在这一个部门带来日新月异的发现，这些发现向所有的人证明，这些现象是有机械原因的，但无意识哲学家却在他的植物学研究中偶然地在秘密还是完全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一点上停步不前了，当能这一点也就是一条界线了，过这条界线，自己的无知的幻想反射，所谓“精神原因”这个东西，就毫无困难地解释了一切还不能解释的东西。
只消用“心灵原因”来代替“精神原因”，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幅美妙的新拉马克主义的图画，只是有一个限制，即事情愈反复就愈巧妙了。如果采用朗格所举的例子，叔本华该会说：使树叶转向太阳的原因是树叶的意志，这意志无意识地对外部刺激发生反应；哈特曼则会说，无意识使树叶转向太阳，犹如进行了来比锡会战一样的确实；最后，新拉马克主义则说，使树叶转向太阳的原因是它的灵魂。
这一学派的首脑弗朗赛先生给这种植物灵魂画出了动人的图画。“植物中作为植物的灵魂的这种本原，到目前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只具有很有限的力量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判断的狭窄性，换言之，即是在植物生命中所能看到的大量缺点和多种多样愚行。”因此，它“必须遭受许多灾难”，而不能自救。人由于有思想，可以利用植物的“精神不发达性”“轻而易举地欺骗”植物。“可怜的植物只能用自己身体中的细胞思想，它没有专用的思维器官——因此，在生命的学校中它也就排在最后一名。”
但愿这是从天主上帝那里来的，而不是从魔鬼那里来的[3]。
但是，这样的话，植物该是幸福的了，因为它只和一个灵魂发生交涉；照弗朗赛先生说来，高等动物和人是必须和两个、说得更正确些是三个灵魂纠缠的。动物或人的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首先就是“小小的灵魂个体”，具有微弱的力量和微弱的判断能力，这种个体首先为人自己本身而行动，追逐的是“自私的个人利益”，但它仍旧并非没有某种与它的同体细胞“共同的利益”，因此它就必须与它们有“相互的友好关系”。
这种灵魂的双重本质，弗朗赛先生称之为躯体灵魂，它仍是“一种有很大局限性的不坚固的东西，始终不能产生复杂活动”。但是，在它之上统治着——如这位柏林人所说，作为“高出一切”的东西——脑灵魂，它的使命是依靠自身的“最高判断力”去洞察躯体灵魂的“愚蠢”。“脑细胞所以会这样做，因为它们从最初起就不事其他，而只在判断中、在思维中运用；而躯体细胞则象普通工人大众那样，也必须从事各各不同的各种手艺。”弗朗赛先生是这样说的！
当你读到他的机智的论断时，你就不由得一次再次地想到：那个对罗马平民说四肢必须养活肚子，因为没有肚子就不能生活的笨拙寓言的曼乃尼乌斯·阿格里帕[4]是一头多么蠢的笨驴。他如果懂得新拉马克主义。他的话该更机智多少，特别是该更能感动人多少啊！奴隶的植物灵魂由于天生愚蠢，在生命的学校里排在最后一名，平民的躯体灵魂也还不能进行任何复杂活动，而只会做出笨事来，并且作为普通工人大众，就必须从事各种手艺，最后是贵族的脑灵魂，它不做别的，而只为全体福利的利害而思考和判断。
不错，时代前进了，如果有一位现代的曼乃尼乌斯·阿格里帕要为一般的阶级统治、尤其是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寻找自然的铁则，那末他靠了新拉马克主义就可以比他的较纯朴的祖先更容易完成任务了。
Ⅳ
新拉马克主义在反对达尔文主义时，有时使用自然科学的武器，有时也使用“心灵”的武器。但前者非它自己所锻造，后者则并非宝剑，而只是麦秆。
例如J.G.伏格特先生为了想把达尔文主义说得很可笑，作出了这样的论调：让全部人类都死灭，但让人类的文物保存着，那末让达尔文主义者来解释一下看，划桨船怎样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为帆船，帆船又怎样通过同样的途径而演进为汽船的。这种笨拙的诡辩是非常显明的，虽然也许应该承认不是达尔文主义，而是那些无保留地把自然发展规律转移到人类社会上去的达尔文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坐井观天。但无论如何，达尔文主义在这个缠住它的问题上也总比J.G.伏格特先生走得离目的地近些；伏格特先生则是用一句空话：“发展的真正内在因素是运动着的人的灵魂”，来解释划桨船演进为帆船，帆船演进为汽船的。
然而作这样详细的讨论也大可不必；因为它们都是从同一个原则中出来的，这个原则在目前是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决定点。到目前为止，严格按照因果性原则，并清除一切从纯粹的概念中推演出来的含糊假设，被认为是一切科学部门的指导观点。弗·阿·朗格在四十年前所说的话，至今一直还被认为是正确的：“任何对达尔文主义的反驳，如果它不是象达尔文主义一样，在坚持使用因果性原则之下，从世界可解释性原则出发，就不能视为在自然科学上是正当的。”如果新拉马克主义想把它的“心灵原则”作为自然科学的指导观点，那它首先必须说明这个“不清楚的假设”。
J.G.伏格特先生说：“有一种东西存在着，有一种绝对存在存在着，但这东西，在它的真正本质中是不可接触的，这种东西只在我自己的自我中，在我的主观世界中，向我开放，我只能在我的主观世界中理解它，它只存在在我的主观世界中。”这跟叔本华对他的意志所作的解释完全一样，不过换了几个字，不同的只是叔本华把被他称作“自在之物”的“绝对存在”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其本身是无法解释的，而新拉马克主义者们所最为反对的就是把他们称为“形而上学者”的指摘；他们虽然抱着他们那样的哲学，他们毕竟还愿意跟他们的“心灵原则”在一起留在物理基地上。
但是，作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对于他们的原则的任何一切解释都完了。不错，弗朗赛先生说，他的植物灵魂、躯体灵魂和脑灵魂向四面八方投射出充足的光芒，但他又说，“但是，心灵的本性仍不能用这来解释。”当然，又是我们的朋友瓦格纳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卖力。照他的意见，问题完全不在于心灵是什么。他愿意人把它从“永久解释的狂嗜”中排除出去，那种狂嗜已经造成那么多的混乱了。不错，“我们”要“期望”，但是“今天我们不必过问，未来是否能采用实验和理论研究的道路达到对于心灵的令人满意的和终极的分析”。要解释一切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要解释被用来作为基础以进行进一步解释的东西总是办不到的；机械论也不知道它的“质料”，它的“物质”，它的“力”，它的“能”是什么。
对机械论所作的这一打击同样仍旧完全没有击中。机械唯物主义完全没有认为它能够解释一切，尤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释了一切；它只自认为拥有一种明确的原则，“作为进行其余的解释的基础，使它能够科学地解释愈来愈多的自然现象，即使它不得不永远放弃解释一切的想法。如果人们说，这个原则，即严格根据因果律的自然的可解释性，也只是一个“假说”，一个“前提”，那末这里布丁也是在它被人吃的时候得到证明的[5]。如果《圣经》中“你们只能根据他们的果实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对的，那末机械唯物主义虽然它目无一切上帝，对于《圣经》的贡献倒是一个真正的亿万富翁，而心灵论却对自然科学知识没有值一文钱的贡献。
这里是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吧[6]。如果“心灵论”无法解释自己的原则。那末它只好满足于——我们再一次地引用一下弗·阿·朗格的话吧——在还不完善、但是真正的见解上面填塞一些破碎的世界观的状态，而在这种世界观里，按照它的原理而论，只可能有一些微微有点近似见解的东西，只可能有一种根据空洞的概念和笨拙的拟人法幻想而进行的现象分类罢了。
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利，那末他们应该也会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利，那等于是要把他们从科学思维的领域中流放到迷信的领域中去，在迷信的领域中统治者的正是澳洲黑人的魔鬼、无意识哲学和新拉马克主义的“心灵论”。
《新时代》第28年，1909—1910年，第二卷，第593—602页
[1] 指《新时代》第28年第2卷第545页上所载《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这篇文章是评论拉布里奥拉、哥尔特尔、普列汉诺夫三人所著的三本书的（这篇评论没有收在这本论文集里。——译者）。——俄文本编者
[2] 法语：表达方式。——德文本编者
[3] 我们已经说过，新拉马克主义者正是在“植物的灵魂”这一问题上最不会援引拉马克。然而它在这问题上可以援引——这也就说明了它的概念的混乱——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的最激烈的敌人。居维叶在他的《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写道：“植物具有某种看来好象是独立发生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某种条件下产生，并且那么相似于动物的运动，真令人想说植物也有感觉或意志之类的东西……例如，树顶总是以垂直方向生长的，除非是向光亮方面伸展。树根总是竭力伸向良好的土壤和湿润的地方，为了找到好土填和润湿处就会偏离笔直的路线。要说明这些不同的方向，如果不同时采用内在能力的说法，光用外部原因的作用是不行的，那种内在能力则可以受刺激的影响，并且与无机物体中的简单作用力有所不同”。
[4] 曼乃尼乌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罗马贵族，传说他要平民与贵族妥协时说了一个寓言：说人的四肢与胃是互相依载的，四肢要反抗胃，结果人就受了大害。——译者
[5] “布丁是在吃时得到证明的”（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是一句英国俗语。——译者
[6] 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转意为，你就在这里证明吧！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用了这句成语，请参考。——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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