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马克思（1904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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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和马克思

（1904年2月17日）

　　八天前在本刊上已谈到过的那些言之无物的纪念词，在康德逝世一百周年时真是响彻云霄。但我们并不想抹煞，在这些纪念言论的使人不愉快的千篇一律之中，也还有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调子。在这个纪念日，每一个写过文章、讲过话的人都各各不同地称颂康德——这一个把他赞美为无神论哲学家，那一个称他为新教的哲学家，第三个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家，第四个称他为降世的思维，第五个称他为精神界之王，诸如此类，不必赘述；就在这同时，结果发现了，所谓“回到康德去”这句话是完完全全没有结果的。我们可以用1862年费希特诞生一百周年的许多言论与此比较一下，在那年，所有的讲话和文章里，不论是拉萨尔或特莱切克——我们拿这两个人物表示两个极端的方向——所发表的，都反映出在主要的基本特点上相同的费希特的形象。这证明费希特在那时还活在全民族的记忆里，而在不久以前的纪念日里互相对立的现象则那么显明地表示出，康德和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当代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连卡尔·马克思也未尝称赞过康德，那我们只要确定上述事实就可以感到满足了。而且还有人说过，康德的事业从来没有充分地起过作用，因为很快被十九世纪反动派所阻碍、所曲解了。在这以后，据说降临了“盲目和空虚的疯狂嚣张”，以“观念”自夸的历史哲学，这样一直到卡尔·马克思出来，才与空虚的意识形态相对立，而回到伟大的古典传统上去，唯有这一古典传统才是通向科学去的。和康德并肩地出现了马克思，这两个人的名字的青铜般的谐音可说是这种关系的一个象征。我们当然已经知道，真正康德主义的最可靠的特征就是绝对不能理解历史关系，而我们则不能否认即使是概略的历史结构也包含着一点明显的真理的价值。无疑地，Kant（康德）和Marx（马克思）这两个名字都由母音a和三个子音所组成，十分可能，在先验唯心主义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青铜般的谐音”吧。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抗议这种颂扬，因为马克思对于这种历史观归根结底是敬谢不敏的，至于这种把费希特和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态度更是他所最不喜欢的。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想作任何否定性的论争，而只打算对下列事实作肯定的证明：（1）康德的历史性的和革命性的事业活动之所以是有成果的和有作用的，正由于在它之后出现了“空虚和盲目的疯狂骂张”，“以观念自夸的历史哲学”，因此，康德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正应由这种“疯狂嚣张”来联系，而完全不是由于似乎马克思与“疯狂嚣张”相对立而回到康德的传统上去；（2）康德的传统，就其在上述那种“疯狂嚣张”之外也有影响的处所而论，它们只培养了最没出息的市侩主义；（3）新康德主义企图把马克思嫁接在康德身上，或把康德嫁接在马克思身上，即使是出自最高尚的动机，也只能导致把德国工人阶级意识中经过那样的困难才获得的他们对于历史任务的理解重新再模糊起来。

Ⅰ

　　康德虽然摧毁了独断哲学，但完全没有舍弃宗教。反之，我们还听到，他还向政府夸赞他的纯理性批判是在民众中保持宗教的手段。康德把思维与存在调和到相当程度，为了以后可以用“自在之物”永远地把它们隔绝。斯宾诺莎，以及随后的歌德、海德、莱辛都把上帝这一概念抽去了任何内容，而把上帝这一名称了解为一切存在的统一、一切在进行中的事物的规律、精神和自然的同一体；康德却完全认真地保留着基督教的二元论、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隔开、把心智的世界与经验的世界隔开。因此，基督教教会的一些较有头脑的教士能够很好地和康德妥协，例如天主教会里的海尔美西派和新教教会里的唯理派，较后还有里奇利派。

　　在宗教上如此，在政治上亦如此。如果在逝世百年纪念的颂词中，有人在其他种种赞颂之外还称康德为自由主义的哲学家，那末这至少有这样一种意义：德国自由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表现的不彻底性，曾在康德身上作为原型早已表露出来了。他用笼统的言词超过了法国启蒙思想，但他的实践要求却远远落后于它。他对那些呼吁恢复自身权利的受难的人们，以最生硬的形式宣说他们的义务，首先是宣说一个臣民应始终对长官忠诚、献身、服从的义务。他从未触及他当时的阶级矛盾，即使是可以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消除、必然在它们的历史条件下被消除的那些阶级矛盾。当有人说——甚至在献呈给他的颂词中都这样确认——他不得不向检查官作很大的让步，他不得不强烈地抑制他的推翻一切基础的思想时，这对他只是作了最不好的帮助，因为这样一来，反而把按照公正的判断只可以用他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性来解释的东西，说成是良心上的缺陷了。法国启蒙运动者和直到年青的马克思为止的许多德国哲学家，不也在检查官的虎视之下写作吗！他们之中有许多，如伏尔泰、费希特以及年青的马克思，所受于检查官的刁难，比康德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呢。

　　正是要消灭康德的不彻底性的企图，导致了“盲目和空虚的疯狂嚣张”。费希特认为，他只是作为康德的忠实追随者而继续老师的道路的，这样做时他把不可思议的“自在之物”加以消除，把批判的唯心主义改变为主观唯心主义，并用人类思维建立起世界。“物只是由我们的‘自我’所造成的；存在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行动；因为道德的意志是唯一的实在”。关于费希特的“自我”和“非自我”，曾有许多人说过无数好的和不好的俏皮话，对于这些俏皮话他早已用下列自白削除其锋芒了，他说，他的学术见解只是变成了世界观的他的生活的内部根基而已，因为，“一个人之选取某一种哲学，依赖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康德的哲学归根结底可以这样来说明：他始终未能从市侩的臭皮囊中脱出来；仿此，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的哲学归根结底也可以这样来说明；他从头到脚是一个革命者。他直截痛快、公开地宣扬康德所否定的无神论和革命的权利；他领悟了康德从未梦想到的国民观念；他在公民和居民之间并未作什么分别，而是宣称，德国人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正义国家，这个国家是以所有具有人的面目的人一律平等为基础的。

　　康德的思想靠自然科学来养育，费希特的则靠历史科学来养育。对康德说来，各民族的历史生活是加有七重封印的天书，对费希特说来，它却是一本打开的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康德的被神学染污的伦理学提高到历史的高度；他给予了人性是根本恶的这一学说一种奇特的说法，他认为，人的恶德是与地位的增高成正比的。他认为，服从统治者那只是恶魔的积极意志，上帝只为使我们解放才容忍这种服从。当哥尼斯堡为俄罗斯蛮族所征服时，康德曾向俄国女皇请求晋升，费希特却在柏林被革命的继承者所占领的时候，用火热的语言向德国国民演说而压倒了法国人的鼓声。

　　康德很早就否认了这个门徒，因为费希特说他的老师是“四分之三的头脑”，是不会完成自己所开始了的事业的人。如果说康德被费希特所排挤掉，那末他无论如何不是反动的牺牲物而是革命的牺牲品。费希特对于青年的影响是不寻常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然而，当时已经有一个听众叫唤起来：回到康德那里去，并且说费希特的哲学是一种“欺人之谈”。这个听众名叫阿尔都尔·叔本华，后来成了康德的“真正的继承者”！当他已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他自夸自赞地说：“我的静寂主义怎么能被认为和费希特的为了活动而作的活动是同一的呢；那种活动可比之于一个跳来跳去，用脚跟踢自己的屁股的人。”除了这个唯一的例外，当时的青年是以高傲的革命者费希特感到自豪的，这样康德当然就退到后面去了。

　　费希特于1814年1月死于斑疹伤寒，于是，哲学方面开始了黑格尔的单独统治，这在没有一点阴影的光荣下一直继续到1835年左右。在这一统治下，康德哲学一天比一天更向后面退却了，一如当时某一德国哲学史家关于康德所说的那样，那时至多只有一些乡下牧师和中学教员还对他感到兴趣。黑格尔是“盲目和空虚”的吗，他的哲学是“疯狂嚣张”的吗？这种善意的假设耍人认为，滑铁卢战役后十年中出现在德国的、人数众多的那一辈哲学家，都是所谓从疯人院中跳出来的了。他们全体，那时都已经是大学生，有的并且已成为讲师了，都是把康德读得滚瓜烂熟的，怎么会对这一纯粹的认识泉源漫不经心地放过，而沉醉于空洞无物的思想体系中去呢。只要严肃地对它考虑一秒钟，整个这种假设就会不击自破的。

　　历史事实大概是这样的：康德哲学被人忘却了，因为，在它的一切重要特点上印上烙印的那个时代，对于1815—1835年间这一代人是早已成为过去的了。人们经历了伟大的世界变革，并用完全不同的眼睛来看世界了。黑格尔比康德谦逊些，或是说至少比康德的崇拜者们谦逊些，他并不自称为“超时间的”思想家；对于他，他的哲学只是他的时代在思维中的反映。即此一端已主要地决定了他的学说的历史性。在这里不能也不必详细证明，他这样做是从费希特出发的，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中发展出了自己的绝对观念，并从他的创造性思维中发展了自己的辩证方法。这里只须指出，黑格尔用他的历史辩证法征服了无数精神领域，他用自己的发展原理以某种方式丰富了历史科学，那是康德哲学完全做不到的。为了只触及最近的领域，只消把黑格尔的《哲学史》和在康德著作中所看到的关于他的前行者的那些话比较一下就够了，这就立刻可以弄明白，究竟是谁“盲目和空虚”，是黑格尔呢还是康德。

　　不错，黑格尔哲学的极盛时代是一个政治上和社会上反动的时代。因此它的保守方面一直得势到德国经济发展为它的革命方面打开了道路为止。由于它的历史辩证法，青年黑格尔派容易地完成了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启蒙运动所未能完成的事情：摧毁宗教。但是，跟宗教一起，唯心主义哲学本身也崩溃了，唯心主义哲学虽然努力觅取精神和自然的调和，仍始终认为精神和自然是不同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不但清除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和费希特的“自我”，并且也清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他说：“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关于自然所说的话，实际上是自然自己在说它自己，因此，既然这是它的自我确认，这就是真实的、客观的、即使始终是就人说来是真实的、就人说来是客观的，因为自然正是作为人的自然并且通过这种自然而把自己说出来的。”马克思超过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而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他发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拯救了德国唯心主义中超过法国唯物主义实际的一步的东西。

　　正由于这一不容置辩的理由，即他根本不会象通常一个死者那样向康德学历史，所以马克思是从黑格尔那里、而不是从康德那里学习历史的。

Ⅱ

　　但是，康德的终身事业并不只为费希特和黑格尔所继续，并且也为席勒和叔本华所继续；这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后二人的继续，引入最不可救药的市侩主义，而前二人的继续，正由于“盲目和空虚的疯狂嚣张”，导致到人类认识的前所未有的较高阶段。

　　我们已经谈论过康德的美学^[1]，认为这是使他获得不朽荣誉的他的贡献之一。但是，正如它本身是从我们的古典诗歌中得出的，它也反过来对于我们的古典诗歌有巨大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对年青的席勒，他在对麻木不仁的世界进行反抗中折断了自己的革命号角之后，立刻就从德国市侩社会里逃避到康德的理想世界去了，正如马克思^[2]所讽刺的那样，从平凡的鄙俗转到突出的鄙俗中去了。

　　康德哲学恐怕未必能找到比席勒更善于词令、更善于说服人的辩护者了吧。席勒是一个要理解康德哲学的够好的哲学家，也是要使康德哲学具有诗的形式的够好的诗人。事实上，如果康德自己关于他的实践哲学曾说过，对于它重要的不是指出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重要的只是指出“应发生的事物的规律，即使这事永远不会发生也好”，那末，这种哲学没有比放在诗歌中更合适的了。然而，康德哲学由于席勒而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圈子”里所获得的广大传播，事实上只不过导致了市侩们更坚信他们的市侩主义；特别是发生了那样一种卑陋的偏见，这是我们至今必须每天与之进行斗争的，即认为哲学唯心主义是对于道德的、亦即社会理想的信仰，哲学唯物主义则意味着贪食、酗酒、野心、情欲和奢侈的生活。由于这样，任何一个怀抱着某种所谓理想的资产阶级中的正人君子都认为自己比达尔文和海克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这样的人高出一等。康德的二元论在这里也并不是对于基督教二元论的胜利，而是它的继续，或是说得更正确些，是从封建方式改造为资产阶级方式的改制。它已经不象正统的教士们那样向穷人们说，在天上有一个活的上帝统治着，他会在来世补偿他们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所受的苦难；而是说，穷人只消逃入“阴影的王国”、“理想的王国”，那末就可以躲过一切苦恼了。在席勒的漂亮的诗作里，这一切说得格外动听：

　　在官能幸福和灵魂安宁之间
　　留给人的只是困难的抉择。［……］
　　如果你们在地上竟想和神相比，
　　在死神之国里得到自由，
　　那就别采摘地上果园中的果实。
　　让目光欣赏它们的形态吧；
　　官能享受的短暂乐趣
　　很快就将被愿望的消逝所惩罚。

　　善良之极的席勒写这些诗的时候是完全诚挚的，但实际上这种智慧却只能化成那种低劣的散文，那正是剥削者资本家在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而获致“官能幸福”时，伪称保卫工人们的“灵魂安宁”，用来保护自己的东西。

　　叔本华把康德哲学化为德国市侩的观点，则又与席勒有所不同。我们在前面已引述了他那句激烈的话，那句话说明了他的哲学和费希特的哲学之间的差异，而且，在这里正包含着决定性的要点。叔本华作为一个哲学家而论大约是可以和康德、费希特相提并论的。在美学方面，他是比费希特更有资格的康德的继承者。他卸除了康德哲学这艘大船中的危险的镇船物，把全部伦理学，连同上帝、灵魂不死、意志自由都抛出船外。他把康德的认识论作了比康德本人所作的更明白易懂、较不拖沓的阐述，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而且还有一点：费希特和叔本华都把意志称为“自在之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从同一个观点出发的。甚至有人认为，叔本华从费希特那里借来了这个意志是一种剽窃。但这个说法是很少意义的，因为费希特和叔本华所指的意志，无论如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对于费希特来说，意志作为唯一的实在，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开始建立以凡是具有人的面目的一切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正义王国。对于叔本华来说，意志只是无意识的自然冲动，它造成永恒的苦难、焦虑、不安，但又在人心中燃起认识之光；当这种认识之光在特别有天赋的人心中燃点得充分明亮时，无意识的自然冲动——意志——的全部丑恶就被认识了，那时也就被最完全的自制，即是叔本华称颂为他的哲学的主要特色的静寂主义所克服。与费希特截然相反，叔本华否定“历史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谵语”，他把它比之为跳起来用脚跟踢屁股的人的行为。“历史主义哲学研究”愈为发展，叔本华对之愈为激忿；他对于费希特的“欺人之谈”的评语，若与那个“可怜的家伙”，“厚颜无耻，满嘴胡言的骗子”——黑格尔在他心中所引起的狂怒的无尽发作相比起来，那就完全是谀词了。

　　在德国，经过整整一代，没有人对之加以注意。当德国资产阶级还受着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战斗情绪所鼓舞的时候，它如果从黑格尔为它打开的丰富的历史世界躲入叔本华的佛法的乌有之乡去，那它就干得太蠢了。只有当它在革命失败之后，陷入极为非历史的宿醉状态之中时，叔本华哲学才会成为它处世之道的心爱的祈祷书。

　　我们相信，人们不会误以为我们要康德为叔本华的哲学负责的。不错，叔本华是从康德出发的，但他陷入了泥沼；而费希特则找到了从康德向上攀登的历史道路。我们只想指出这样一点：如果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是造成一场“疯狂嚣张”的“盲目和空虚”的人，那末作为康德主义的历史遗产传递下来的，就不是马克思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叔本华和三月革命以前的市侩，他们把自己的宁静看得至高无上。

Ⅲ

　　最后，如果我们对新康德主义再作一瞥，那末就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有在客观上和实质上只是一种想摧毁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我们所以特别着重说在客观上和实质上，乃是因为，我们很愿意承认，新康德主义者们怀抱着很好的愿望，但毛病是缺乏一种历史观点，这种历史观点当人在具有它的时候就会理解，当不具有的时候就决不能学会理解。

　　最老的、最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弗·阿·朗格就以真正古典的形式，也可说是以悲剧的形式，同样具有这样的缺点。他是一个有高深修养的人，有丰富的知识，怀抱着最纯洁的愿望，对于工人阶级有过许多贡献，一方面写过一部《唯物主义史》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他又以最诚恳的努力，并且还具有极广泛的理解，深入研究了德国社会主义的一些科学著作，但在同时，他却简直从来没有梦想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更有甚者，也没有猜到过它的要点。他如果知道历史唯物主义，他是会很快地制服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但正因为他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回到康德去了，并且还是没有能制服毕希纳和摩莱肖特。

　　朗格认为康德的全部“实践哲学”是“康德哲学中暂时性的和易变的部分”而予以否定，他只接受他的认识论。他反对“自在之物”，认为这是中世纪的烦琐哲学。他反驳摩莱肖特说：“当蠕虫、甲虫、人、天使瞧着一棵树的时候，他们看见的难道是四棵树？这只是一棵树的四个表象，这四个表象可能是互相大为不同的；但它们所涉及的只通向一个对象，这个对象的‘自在的’属性是这四种生物所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关于它的表象。”但是，这样说并未驳倒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而只不过使用了语言来反对纯理性批判而已。“自在的属性”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一如“自在之物”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样。物总是对于某人，不论他是蠕虫、甲虫、人或天使，具有某种属性的。但是，只要它对于某人具有属性，那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只要我们关于树的表象与它对于我们所具有的属性相吻合，对于人类思维的问题也就穷尽了。

　　其实，新康德主义已放弃从认识论方面进行攻击；当柯亨和施陶丁格，如我们已说过的，认为“自在之物”已不是一个可疑的谜的x，而是一个无限方程式的x，这个方程式是我们要在无限地向前迈进的探究中进行解答的，这时，他们已从康德转向恩格斯了，恩格斯在三十年前已写过：“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3]。但是，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在认识论问题上转向敌对者的观点上面去时，他们又从弗·阿·朗格在最初就认为是“康德哲学中暂时性的和易变的部分”而加以否定的康德伦理学出发，来攻击历史唯物主义了。关于这个问题所能谈的一切，我们已在康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一些文章上说过了。

　　最近，新康德主义者开始在美学方面露面，在这方面他们遵奉的是康德—席勒的美学里的一个论点：

　　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生过的事情，
　　那是唯一永不会陈旧的。

　　新康德主义者把康德和马克思描画成超乎“空虚和盲目的疯狂嚣张”之上互相伸出手来，在他们名字的青铜般的和声之中，象征着伟大的未来的伟大的思想家。当作诗来看，这也许是很美的，但在无产阶级还得为解放进行斗争所处的这一粗野不文的散文式状况下，我们还是把这种美学上的享受留给遥远的未来吧。

《新时代》，第22年，1903—1904年，第Ⅰ卷，第658—665页。

^[1] 参阅《伊曼努尔·康德》一文。——译者

^[2] 下面这句话是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说的（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马克思是否也说过同样的话，待考。——译者

^[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