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罗陀斯岛上的舞蹈
（1902年5月7日）
照资产阶级报刊上捧场的说法，“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月刊》五月号上作了一次“盛大表演”。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保尔·康普夫迈尔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的结束语中宣称，“修正主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感到再愉快没有了，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和康普夫迈尔完全一致。
他这样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会发展到生产力突破已经变得过于狭窄的生产关系的那种高度。反之，修正主义者则强调这种可能性：社会由于自己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可以学会驾驭和控制生产力，同时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扩大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康普夫迈尔认为，这里是两个对立的假说，人们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科学地、不带个人好恶地加以讨论。
当然，即使是人们害怕讨论拖得过长，却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这一善良的建议。生产力突破变得过于狭窄的生产关系这一“假说”，被每一次商业危机所证实，而且证实得那么确凿，与之比起来，连会战的铁血赌博都不过是一种比较平凡的证明方法而已。认为社会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扩大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另一个所谓修正主义的“假说”，也同样确凿地被每一项新的工厂法所证实。关于这一点，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争论呢？如果还想争论，那末不妨完全平心静气地、科学地、不带个人好恶地来进行争论。
如果说康普夫迈尔所指出的这个区别一般地说具有历史意义，那末这一区别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成立宣言》之间的区别。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有自觉地和有计划地反过来影响它的生产过程的自然形式的可能性。只有五十年代的体验才使他们明白，这种反作用象棉纱、自动纺织机、电报机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不仅从《共产党宣言》中，而且从这两位作者在同一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中——例如从恩格斯在《新莱因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所发表的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论文[1]中——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在那时不相信康普夫迈尔现在作为修正主义者的特征而提出来的那种可能性。但他们在四十年前便已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是“可能的”，而且在当时便已一字不差地说过康普夫迈尔今天在其中看到修正主义的“主要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这样一个看法：用暴力摧毁这个社会并不是绝对必需的。例如，可以引证马克思在1872年秋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2]。
那末，康普夫迈尔所写的使资产阶级思想家看了如此兴高采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康普夫迈尔是过分拘泥于字面，或如通常所说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道：“不是无意识的经济力量在辩证的转化过程中以'自然的必然性'创造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是自觉行动的人们有计划地在造成这种制度。”他这段话是完全正确地转述马克思的见解的。但遗憾的是，康普夫迈尔在表白修正主义的信仰是“社会由于自己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按社会主义精神扩大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时，却把这种正确的理解忘记了。康普夫迈尔在自己出色的历史著作中曾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而毋宁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增长，它的所有制关系越会按资本主义精神变得更加顽固。在这里，他被马克思的下面一句话给弄糊涂了：工厂法正象棉纱和电报机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康普夫迈尔照字面来了解这句话，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会生产愈来愈多的棉纱、电报机和工厂法。在我们听了关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么多的话之后，通过康普夫迈尔见识了一下这类人的活生生的代表人物，真是其乐何如。
马克思的真正的见解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之能生产棉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资本吮吸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它之能产生工厂法，是因为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迫使当局发布国家法令，把这个法令作为反对资产阶级剥削欲望的不可战胜的社会障碍，是因为工人作为自觉地行动着的人努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渐社会主义化”开辟道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棉纱和生产工厂法时，其生产方法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正好对立的。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种区别，乃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真正区别，而不是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社会主义化”或“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
雇佣劳动奴隶制将被这种或那种办法所消除，这可能也是一种“假说”吧，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意志而仅仅取决于它的奴役者的意志。工人阶级挣脱雇佣劳动奴隶制的桎梏的要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历史上必然的。工人阶级自己力图用使社会“逐渐社会主义化”的方法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统治阶级一旦用顽固的暴力来反抗这种和平合法的作法，那末根据全部历史经验，这种暴力将为暴力所摧毁。关于这个问题要说的一切已由拉萨尔在他写给《十字架报》的那封著名的信[3]中详尽无遗地说过了。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这个历史观点。相反，按照康普夫迈尔的说法，修正主义者否认消灭雇佣劳动的必然性，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做着一切必需的事情，因为它，“由于自己的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正在以社会主义精神扩展着。修正主义在这种形式中于是变成了真正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康普夫迈尔合乎逻辑地否认他所代表的那个流派的历史起源。他说，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关于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和作用力等等问题，是完全次要的东西；他认为主要的是证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是定要由于大众的贫困化而尖锐化到如此程度，以致绝对必需使用暴力来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并不是定要尖锐到那种程度，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也是马克思的看法。但它们是否不会尖锐到那种程度，那就要看资本主义社会对它的生产过程而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反作用如何了，换言之，那就要看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有阶级意识的行动如何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对资本家的剥削欲望设置不可战胜的障碍。
但在许多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固然使各民主党派和自由党派大为削弱，而同时却也更使得专制的、封建的、教会的、军国主义的、官僚和警察等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上台执政。工人们把他们的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如马克思有一次谈到这一发展时所指出的那样，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他们面前挺立起来，直到形成任何交往都变得不可能的局面为止，那时环境本身会大声喊出：Hic Rhodus，hic salta！[4]对于罗陀斯岛上的这种舞蹈的忧虑实质上也就是修正主义的根源。有人心里盘算：“革命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与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反动势力只是在等待时机，以便把工人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几十年之久。在巷战中战胜这种势力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完成了暴力的袭击，工人阶级在还远没有“成熟”到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暂时夺得了政权。而且，目前一切情况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同一些更反动的阶级进行斗争，不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就会帮助这些更反动的阶级维持政权，只不过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因此，我们要恰如其分地对待事情；我们和资产阶级一道造成一种政治的民主，这种民主会在不断进步的运动中并且在不去过多操心最终目的的情况下，设法安排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首先必须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官僚、容克地主和警察的统治。
修正主义的最初的思想过程就是如此——当然这只是非常概括的、因此也是十分粗略的形式。我们不把它归因于某些人的恶意，或只是目光短浅；相反，我们认为它是一定情况的思想反映，这种反映是在遇到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时到处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的。但无论如何有关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和作用力的问题对于这种修正主义说来不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很明白的；而且关于“贪食奇谈”（Fresslegende）[5]（即关于自由主义由于被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威胁所吓倒而不敢对三月革命前的暴力进行认真的斗争的假说）的热烈争论，也才只过去了不多几年。但是，修正主义的基本错误正是这种假说，因此，在这个基本错误被揭露之后，康普夫迈尔说它是“次要问题”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个错误在于，专制、封建主义，军国主义、警察的反动势力应当是不顾资产阶级而存在的，但实际上它恰恰是靠着资产阶级才能存在的。不久以前我们曾在本刊指出，现时的专制主义与三月革命前的专制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反动势力。只要资产阶级愿意，它是能够把一切反动派都加以清除的；但它不愿意这样，因为它由于天生的怯懦，害怕直接统治一个强大的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平时对于自己统治的生产成本总是尽可能设法节省的，然而，它却愿意向反动的佣兵支付最高的保险费；那些佣兵在必要时能为它镇压工人阶级，例如现在在粮食税问题上就是这样。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道去消灭它认为正可保卫它免受工人阶级的进攻的反动势力，这种奢望必然使资产阶级觉得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克虏伯和施图姆的报纸，总是以最优雅的嘲笑来对待修正主义运动的。正如三年前，所有的大资产者最多不过对修正主义者们说的将来不可能再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预言耸耸肩膀，现在他们也对康普夫迈尔的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这种保证耸肩了。大资产阶级同现代无产阶级的接触太密切了，它不能不敏锐地相信“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德国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垃圾、资产阶级中的那些还没有象真正的大资产阶级那样放弃直接行使自己的统治权的阶层，情形也差不多。不错，他们对修正主义运动比较重视，但那只是为了同时挖苦一下工人运动，因为工人运动在青年期的革命莽撞之后已完全平庸化了。但是，一到决定性的时刻，他们的这一切矛盾感情都汇合成了受惊的兔子的情绪，于是，他们就象大资产阶级一样，拚命躲到最凶恶的反动派卵翼之下去了。只消看一下最近默麦尔的选举，在那里里希特尔派的自由思想家帮助放粮食高利贷的容克地主击败了工人候选人，或者看一下这同一群好汉们在律贝克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在那里提名亨利希亲王为一切“秩序党”的候选人，以与社会民主党人相抗衡。国家社会派社会拯救者们正是在修正主义的迷雾中勉强维持其虚无缥缈之存在的，甚至他们在选举那天也还是宁愿投靠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而不把选票投给修正主义的工人候选人。
这一切毫不足怪。这不过反而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坚持的革命策略多么正确。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说来，任何后退都是不可能的，它应该敢于作罗陀斯岛上的舞蹈，它应该在灭亡的威胁下敢于取得胜利。由于这种满怀胜利信心的自觉，整个修正主义就象水从油布上滑掉那样从它那里滑掉了，即使有人一时想入非非，设想也可以不这样干，那么，米勒兰的实验和在比利时的la belle défaite[6]，也已经使修正主义的最后希望破灭了。它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据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自己会一直社会主义地扩展起来，直到有朝一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会象两头温顺的羔羊那样在同一块草地上吃草。这一天何时到来呢——那就不知道了，因为修正主义对于时期的确定总是很不精确的。首先是行动，——康普夫迈尔说，——但什么行动呢？接着他就作出结论，纲领的修正就是修正主义者的第一个胜利。但是，这个修正在哪里呢？
目前，修正主义的行动和胜利就在于文字上的“盛大表演”，宋乃曼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瑙曼先生的“国家社会主义”据此以确定不移的规律性向修正主义者们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真正完蛋了。修正主义的文件包里塞满了这类宝贵的文件。修正主义用这些文件将为自己换来应得的绝妙下场。
《新时代》第20年，1901—1902年，第2卷，第161—166页。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6—287页。——译者
[2] 指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译者
[3] 1864年拉萨尔的《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一书出版时，《十字架报》写了一篇评论，拉萨尔在答复这篇评论时，谈到革命的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问题。梅林这里所说的，可能即指拉萨尔的这篇答辩。见《拉萨尔演说和著作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第365—367页。——译者
[4] “这星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参阅本书第84页译者注[2]（新拉马克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一章注释[6]——录入者）。此句之前间接引证的马克思的那段话，见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译者
[5] “贪食奇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诬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用语，其实质是反对工人阶级用暴力剥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照他的说法，工人阶线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使用暴力先和资产阶级一起推翻封建主义等反动势力，再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那就必“贪食”太多，会把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吓跑，所以照他的说法，工人阶级为了造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和条件，应当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所以梅林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基本错误。——译者
[6] 法文，意即惨败、大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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