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哲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
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901年）
在希腊哲学的发展中，可以划分三个主要阶段。希腊哲学发生在伊奥尼亚人和多里克人的商业殖民地上，这些殖民地上的居民从最初时期起就比希腊本土的居民较为不具宗教偏见；由于和对他们发生极多样影响的其他民族频繁的交往，就促使他们进一步摆脱宗教传统。希腊哲学在这第一阶段的课题是对整个宇宙作自然的解释，它在本质上说是自然哲学；它的终极目的是认识自然，这一认识则又依赖于经济生产过程的发展。古代希腊生产和它的奴隶制经济是离开取得控制自然权很远的，正因为如此，希腊自然哲学归根到底要碰到不可克服的阻难，这些阻难使最具天才的希腊哲学家，如巴尔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德谟克里特，怀疑是否能通过感性知识的道路来获致真理。赫拉克利特称我们的感觉和知觉是说谎者和欺骗者，德谟克里特说，真理沉没在无底井的底部。赫拉克利特同他自己的思想的阴暗形象斗争，以便认识贯穿着整个宇宙和变动着的世界的辩证规律，德谟克里特推断世界是由一团回旋着的不可见的原子中发生的。但他们都没有跨出天才的猜测和假说的范围。
希腊哲学从这种对于认识自然的可能性的怀疑开始过渡到第二个发展阶段，它从天上转向地下，从客体转向主体，从自然转向人。雅典的诡辩论者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认为，任何感性认识都是相对的，对于同一事物的对立意见同样都是真理，因为同一事物对于不同的人或甚至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呈现的都是各各不同的。这样，诡辩论者是从自然哲学的有限结果出发的，但是，象其他哲学体系一样，诡辩论并不是纯粹思想体系推论的哲学发展。波斯战争之后时期是希腊特别是希腊精神和政治中心的雅典，生活蓬勃高涨的时期。哲学也被卷入了这个漩涡。诡辩论者们是教育的担承者，取得胜利的民主政治是多么需要教育啊。在格罗特的研究之后为人所周知的，或是说，至少应该为人所周知的，至今对于诡辩论者这一名字仍还保有着的那种不应该的轻蔑，是一种怎么样的偏见。不错，随着雅典的力量的增长，在雅典也发展了最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必定会对诡辩论发生有害影响，但是，在有阶级统治存在时，任何哲学的注定了的命运都是如此，柏拉图也不能避免这个命运，诡辩论者这一名字之成为昧心的故意刁难者的同义词，柏拉图就是第一个罪人。
以奴隶制为基础，并把整个希腊的其余部分置于己身之下以便进行掠夺的雅典民主制，在它自己的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中死亡了：因为民主制死亡，诡辩论派也死亡了，而不是相反。但从外面看来，一切都似乎正好相反。竭力想推翻雅典民主制的贵族反动势力也是从末端——从哲学——开始的。苏格拉底是攻击诡辩论哲学体系的第一人，虽然他自己也是这一派里的人物，并且，按照关于他的一切传说来判断，他还绝妙地拥有着他们的一切逻辑技巧。但是，在这之外，他的特点是具有使徒般的热忱，他在街上、在广场上宣传的道德改革，对于他说来是一件神圣的事。与对于一切善和恶的概念加以嘲笑的诡辩论者的无边的相对主义相对立，他在现象之流中探寻不动的终极，并在以知识为根据的善行中找到了它。他的指导原则是道德生活须在真知识的帮助下改革。要无知者正确地行动，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要有知者不正确地行动，也同样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要成为恶的而是恶的，因为，善不是别的，只是最高的利益，善行不是别的，只是最有益的行为而已，要使人行善，只须向他说明什么是善。苏格拉底这个样子不倦地寻找善的概念，但他从来也没有找到过，每次都是只得自认不知道它而结束。特别有罕见魅力的是他的人格：他在明哲的自持之下能够克制自己的强烈的感情和火热的情欲，他谦逊，没有什么欲求、在战斗中勇敢、在苦难中坚韧不拔，同时又喜欢与人交往，精神明快、爱生活、而且总肯欣然地加入愉快的会饮。
他的为人和他的学说，造成了几个不同的派别。安提西尼和亚里斯提卜企图建立一种能与他的人格相符的道德理想，安提西尼创立了昔尼克学派，亚里斯提卜创立了昔勒尼学派。昔尼克派常在雅典某处聚会，那个地方的人用这样一个名字称呼他们；他们很快也就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证实了自己从“狗”这个字派生出来的名字的正确性[1]；他们认为善行者的理想是没有欲求，严格律己——这两种品质其实只是苏格拉底的和谐的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昔尼克派蔑视生活之乐，安提西尼甚至表示，他宁可成为狂人而不愿享受愉快。昔勒尼派则与之相反，是从苏格拉底性格中爱生活的一个方面产生的；他们的名称是从亚里斯提卜的故乡、北非洲炎热的海边一个商业殖民地昔勒尼得名的，在那地方希腊文化和东方的奢华结合起来了。不错，就是亚里斯提卜也承认苏格拉底的自制原则，但是，在这种自制的范围以内，他认为唯一的并包容一切的目的是尽可能充分享受生活。这两个学派的缺点都在于对自己的伦理理想没有任何科学论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陷入了极端，同时也就正好失去了苏格拉底身上他们那末喜欢的东西：人格的高贵；昔尼克派堕落成为谈玄说理的乞丐，昔勒尼派则蜕化成了在生活中寻欢作乐而对于获致欢乐不择任何手段的人。
从苏格拉底学说中产生的另一个流派竭力想发展他的学说并用知识来论证善行。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错，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并没有能确立善的客观概念，阿尔伯特·朗格说得完全对，他说，从柏拉图的全部对话录，我们并未读到关于这一概念的本质的话，一如从所有的炼金术者的著作中我们没有读到关于哲人之石的本质的话。但是，柏拉图在追求这个概念时达到了他的概念哲学，达到了关于理念的学说，按这个学说，真正的、始原的存在只属于在概念中可思维的东西、即实物的形式、亦即理念。柏拉图把作为永久不变的某种东西的普遍概念与感性世界的流动现象对立起来；他把普遍与单一分开，认为普遍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美不只存在于美的实物中，善不只存在于善的人之中；美、善，如果完全抽象地来看，是一种独立自存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对这个与其说是属于科学毋宁说是属于诗学的理念学说作了相当的修改；他否认理念的独立存在，但承认柏拉图的概念哲学的正确性，同时他又承认，事物的本质、真正的和始原的实在，是存在于构成概念内容的形式中的。但是，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形式并不与事物分开地自己独立存在着，而是各个个别事物的内在本质。这样他又为自己打开了在他自己的哲学里接纳当时存在的科学的全部经验材料的大门，并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但他仍没有消灭普遍与单一、理性与感性、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按照黑格尔的著名说法，亚里士多德使实在宇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隶属于概念了。
不管这两位哲学家的精神意义可以评价得多么高，但仍旧不能否认，他们的哲学基本上是反动的。他们抛弃了希腊自然哲学所争取到的有局限的、但可靠的科学认识领域，而去追求超感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获得统治那就会根本地扑灭科学研究。但这种哲学反动只是政治反动的反映。大家知道，苏格拉底的门徒们在他们的祖邦犯了什么罪行。色诺芬、阿尔齐皮阿德、克利托都蜕变成反对民主雅典的贵族反动派首脑斯巴达的无人格的傀儡；柏拉图也是按照斯巴达的榜样建立他的理想“国家”的；他对他自己的祖邦的社会生活完全不关心，而只想靠各地暴君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至于亚里士多德，则直接在结束了希腊的自由和独立的马其顿王腓力普那里供职。以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构成了教会的精神骨架，正如中世纪教会是一种剥削人的、压迫人的社会力量，在全部近代史中剥削人的社会力量，也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作为自己的哲学圣者。
希腊民族失去独立之后，开始了希腊哲学的第三个时期。正当亚历山大的征服势力在东方和南方开拓着新世界时，希腊本土的社会生活已到达了完全衰退的境界，开始成为异族的猎取对象，也成了各异族争夺的场所，哲学就从形而上学思辨的高空跌落下来，与这种形成的生活条件相应，分化为科学研究和实际的生活智慧。以马其顿王建立的埃及首都得名的亚历山大学派给予精密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以极强有力的推动，但这个学派的哲学意义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反。在希腊本土所发生的一些哲学学派则病于缺乏任何科学基础，它们建立了一些独断论体系，这对于那些被可怕的灾难解除了一切束缚他们和支持他们的东西的个人，是一种离群索居的逃避所。把人造成为对一切外在之物无所依赖，促使他只过内心生活并在心灵宁静中——即使整个世界毁灭也无动于衷——找到自己的幸福——这就是体现了希腊哲学第三时期特点的那三个学派的共同目的。
在时间上第一个出现的是怀疑论，它否认任何认识，企图采取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能思想的自我意识去的办法，来达到不可动摇的心灵静寂。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无内容、最不可靠的逃避世间嚣杂不安的办法；这也许是否认世界的道路上最初的和最必要的一步，但是，为了要征服世界，那就必须使自我意识原则能在世界里面确立起来。
由于这样，在怀疑论之后合乎逻辑地、也是合乎时间顺序地出现了伊壁鸠鲁主义，它要证明，孤立个体的原则是世界的原则。自我意识哲学家们轻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制作出来的形而上学思辨，所以，伊壁鸠鲁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以前的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宝藏。他很恰当地采选了德谟克里特关于原子以及关于世界从原子运动中发生的学说来表述自己的原则；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获得了孤立个体的原则的意义，这当然破坏了德谟克里特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伊壁鸠鲁在自己的物理学中同意德谟克里特，在自己的伦理学中则同意跟他也是那样相近的亚里斯提卜：各别个体的幸福包含在他的快乐中；但伊壁鸠鲁认为这个快乐不在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享受，而在于灵魂的晴朗的宁静，灵魂可以拒绝一切，但不会拒绝德行。
但是，自我意识的单一性同时也是它的普遍性。单一意识的存在就使这种意识成为普遍的了；或者让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抽象思想：费希特在到达自我意识的时候，他同时也获致了一切有人的面貌的生物都平等的意识。自我意识的这第三个环节被斯多噶派所表达出来了。一如伊壁鸠鲁所依据的是德谟克里特和昔勒尼学派，同样斯多噶派也一贯依据赫拉克利特和昔尼克学派。赫拉克利特的一切都从属于普遍这一学说，在斯多噶派那里采取了很突出地表达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形式；他的逻各斯概念，他的贯通于事物之流中的世界形成规律，在斯多噶派那里变成了“宇宙的理性之火”，在这里，斯多噶派之随意处理赫拉克利特的思辨，与伊壁鸠鲁之于德谟克里特的唯物主义并无二致。斯多噶派这样把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变为个人自愿服从普遍理性的学说之后，都达到了昔尼克派所要求的那种严格对待自己的自持和要求。但是，他们避免了这一学派的极端性，一如伊壁鸠鲁派避免了昔勒尼派的极端性一样；他们的理想不是肮脏的乞丐，而是只有通过美德才能获得的精神完全平衡。他们说，幸福就在于为了要成为有美德的；而伊壁鸠鲁派则认为，人为了幸福应该成为有美德的。
因此在怀疑论中否认了世界的自我意识，为了想要再拥有世界而发展成为伊壁鸠鲁派这一极端和斯多噶派那另一极端。或如泽勒尔那样以相反的次序表述这一见解：“在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中，主体精神的个体方面和普遍方面——原子论的个体孤立和泛神论的个体从属于整体——具有同等的要求不可妥协地对立着；在怀疑论中，这种对立在中性的土壤上消灭了。”这三个学派的根源和目的是一个，在因为幸福在于美德中而愿意为善的斯多噶派，与为了想得到幸福而从事美德的伊壁鸠鲁派之间看到截然的区别，看来只是一种穿凿附会。但是这两个学派所从出发的原则间的区别则导致了它们之间在实践上发生最尖锐的对立。斯多噶派在哲学上是决定论者，在政治上是坚定不渝的共和主义者，在宗教方面他们处于各种各样最荒谬的迷信的统治之下。伊壁鸠鲁派在哲学上是非决定论者，在政治上是能忍受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与一切宗教作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要承认，关于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的这些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它们的前提中得出来的，那只须稍作思索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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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的哲学究竟是曾经一度具有伟大的历史的存在；它为人的精神打开了远景，它消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完全被其所囿的希腊主义的民族局限性，特别是奴隶制的社会局限性，它对于受难者和受压迫者的宗教，即原始基督教，有极大的、有益的影响；而原始基督教是直到成为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统治教会的时候才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去的。连黑格尔也不得不指出，主体的内在自由在罗马帝国那个不幸的时代所具有的意义；在那时候，精神个体中一切美好和高贵的东西都受到残暴之手的窒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也利用过这几种希腊哲学的自我意识，即怀疑论者的怀疑精神，伊壁鸠鲁派对于宗教的憎恶以及斯多噶派的共和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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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弗朗兹·梅林编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第1卷，斯图加特，1902年版，第41—50页。
[1] 昔尼克派这个学派的名字来源于希腊文的“犬”（kyon）这一词，所以这一名词亦译为“犬儒学派”。——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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