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
（1909年10月29日）
看一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史，就不免会产生某种不愉快的感觉。上世纪九十年代，它的信从者切实地工作着，努力用历史著作来证明它的正确，而它的反对者们则对它作着烦琐的吹毛求疵。但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情况正好相反。反对者们以较大或较小的、但总的说来是相当显著的成绩运用着这种科学方法，当然，必然也对马克思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信从者们有时却热心到可惊程度地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着哲学上的穿凿附会。
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把修正主义考虑在内，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它的怀疑和动摇是具有相当天真无邪的性质的。例如，伯恩施垣在他的《前提》[1]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就不具任何意义，因此完全不值一提。目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许多年青力量，他们不用镰刀去收割波涛起伏的庄稼，却把大镰刀放在铁砧上去打出缺口来。这种缺口就是在我们的俄国同志间特别猖獗的“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至于在另一个比邻的国家里，在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已达到可羡慕的多数，并且支配着在质上和量上都很可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狄慈根和马赫之外还加上一个已升天国的康德，据说这位康德能为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必要的“补充”。
如果这里面所涉及的只是学术上的游戏，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也已颇为可惜了。但事实上还有上述意义的巨大实际损失，因为，在这种学术游戏中，恰巧是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部分失落在敌人的后方了；因此，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炼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有任何补充的必要，康德、狄慈根和马赫是否有“补充”它的使命，那将不会是多余之举。
Ⅰ
首先必需稍稍谈一谈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尽可能远地隔离开来的企图，尤其是在它们之间制造一种对立的企图。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已经是与此不相容的了，用人们爱用的说法来说，它是对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代表这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就是与黑格尔斩断一切关系之后的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否认一切哲学，他常说：“我的哲学就是不是任何哲学”[2]。自然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它是人们赖以生长的基础，人们本身也是自然的产物，因为，在自然与人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对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同意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说：“人不生活在自然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但他们说过：“人不只生活在自然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人不只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的产物”，这样，他们为了把人理解为社会的产物而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为了使它成为开启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而创建了它。
历史唯物主义是越过全部已往唯物主义向前跨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由此而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唯物主义的全部以前的阶段占有批判者的地位。但是，虽然如此，并且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曾与以前的唯物主义割断一切关系。即使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中那一个受到他们最尖锐批判的时期——即以毕希纳、摩莱肖特、伏格特的名字为标记的那个时期——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亦并非它本身应受批判，而只是它有时所呈现的一些畸形的形式应受批判。恩格斯之责骂毕希纳及其一伙，只是由于他们使唯物主义浅薄化和庸俗化；马克思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3]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4]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所否定的并非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而只是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定历史形式。他甚至承认摩莱肖特和其一伙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专门领域”。他只认为，他们在这种专门领域之外就陷入了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去了；当然也应该说，这个批评只是对这种唯物主义流派的最温和的批评。
这种唯物主义是十八世纪对专制、封建、教会统治进行革命的进攻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普鲁士式的再版。无论马克思、无论恩格斯都对法国唯物主义抱最大的同情，虽然他们完全清楚了解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在历史上还给它设置的限制。这些限制，当毕希纳、摩莱肖特和伏格特出场时，大部分已消失了。但是，这些人并不比他们的法国前辈勇敢些，而是相反地，在精神上反而不可比拟地更不坚决了。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反映的不是伟大革命的曙光，而是渺小的反动之后令人作呕的宿醉。他们固然对上帝还是敢于作出轻慢的姿态，但对于在地上所能找到的这个上帝的最奇怪的代表人物，则以同样程度的尊敬和卑顺加以膜拜。毕希纳狂热崇拜老弗里茨[5]，海克尔热中于俾斯麦，伏格特则竟至把狡狯的波拿巴视为“命中注定的人”而赞叹备至。
在“历史过程”的范围里作这种盲目的无意义摸索，不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厌恶，而且也为费尔巴哈和朗格这样的人所厌恶。费尔巴哈很愿意同意摩莱肖特的唯物主义的过去，但对他的将来，就不承认了，朗格则认为它对于自然科学是一种有益的原理，但又斥之为庸俗肤浅的哲学。但不论费尔巴哈或朗格都没有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十年之前就已建立的那条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和任何哲学都断绝了关系，但他们把哲学的历史结果——历史发展的观念——移入了唯物主义。他们把这个观念首先不是移入自然中，而是移入历史中，从主观上说，这可以解释为他们二人都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家，从客观上说，则是因为，在这里必须给予唯物主义以新的论证，以免它变成比唯心主义更悲惨的废墟。
但在这里，立刻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与自然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不同。正因为如此，唯物主义就不可遏止地要趋于没落，因为它认为只要对于自然的各种规律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知识就足够对一切可能的社会问题作出预言，并且自以为是万无一失的预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寻、并且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阐述了。最初它是一种科学假说，这种假说当然不需要“补充”，但需要在历史材料上作实践的验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这个工作，因此继续进行这个工作就成为愿意按照他们的精神工作的人们第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这是确定唯物史观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唯一道路。对这种唯物主义观点作最详尽的穿凿附会，即使这些穿凿附会淹没在最博学的各种“主义”之中，都不足以证明它的正确或不正确的。
企图用完全无关的观点，特别是从自然科学范围内借来的观点来“补充”这种理论，结果就会直接回到以前的混乱中去。当然，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可分地互相联系着的，当然，自然科学具有跟社会科学一样的意义，一样重要，但是，用来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却完全不同，正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规律完全不同。
必须设法使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之间永远保持一条明显而确定的界线。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并未损害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合法权利，那末它可以、也应该坚持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合法权利是由于它详尽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获得的。只有当它的说明在实践中被证明为不正确时，它才会丧失这种权利。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怎样被人用康德、狄慈根和马赫来“补充"的。
Ⅱ
关于康德，我们只消略为谈几句就行了，况且，他已经不怎么流行了。我们所以还要提到他，只是因为恩格斯确曾有过一次对他不大公正，把康德的全部认识论说成是一种“哲学怪想”。不错，康德确实说过，我们所看见的物，并非物的本来面目，而是物呈现给我们的感官的样子。然而，他并不完全把现象世界看作为纯粹的假象，而看作为整个实践经验世界，他自己就把恩格斯用来驳斥他的论点，即布丁存在的证明在于吃，认为是他自己的。
然而，被认为应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康德的认识论，毕竟仍然是一种哲学上的早产儿，即使恩格斯认为它是一种“卖弄聪明”也并未完全击中要害。康德想用自己的认识论不止杀死自称可用论证证明上帝存在的独断论哲学——这个任务在康德当时是非常令人起敬的，但在现时是完全无关紧要、不关痛痒的，他并且还想遮断无神论、唯物主义、不信神的自由思想的道路，关于这点他自己曾经呈报上去以求“政府的英明察鉴”。他想贬抑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余地。这种行为在当时已经不特别漂亮，现在就更不漂亮了。
康德的在现象彼岸某处统治着的、人类的感觉和理性所不能感知的“自在之物”，对于任何人都不象对于康德的信徒们那样是胃里的一个硬块，硬得象块石头，但又完全不象是一块哲人之石。康德的信徒们把“自在之物”比作为古老的鬼魂，霍亨索伦家族里的白妇人[6]，因此要寻找一种可以永久予以驱除的咒语。新康德主义者之中最有理性的几位，把它解释为只是一切认识的总和，认识的无穷课题。这不是一个值得一猜的谜语的谜底，而是一个无限方程式的未知数，要解答它就必须不住地向前探索。康德是否把“自在之物”理解为这样的意思，我们是不无怀疑的，但即使这样地，最合理地来解释，康德的认识论也不能向历史唯物主义说出它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关于这点，人们翻阅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引论就可以知道了。
但据说，要“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不只需要康德的认识论，并且还特别需要他的伦理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只想略微谈几句。康德的伦理学是完完全全相应于康德本人所生活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而剪裁出来的；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每天数以百计地制造出来的伦理冲突，这种伦理学就完全不能适用，并且也不能有助于它们的解决。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摩西十诫的翻新，他的关于人性的根本恶根的学说则是神学上原始罪恶的变种，这一切早已由康德的最有天才的追随者叔本华所证明过了。
此外还有一个论点：“无论在你自己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这个论点，在康德那里不外是那样一个极为不道德的事实的道德面具而已：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剥削目的需要自由的工人。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死灭完全说成为工人的解放，而不认为是封建的剥削方式变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个普遍的幻觉，这种幻觉，不论它是出于故意或出于真诚而被制造出来的，毕竟总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善于巧妙地掩饰现实中最残酷的事实。一如法国革命不顾自由、平等、博爱而剥夺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康德也只承认劳动阶级是居民，而不是国家中享有同等权利的公民。康德伦理学的这个主要论点，在这一百年来正是以这样一种意义，以替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辩护的意义被解释着的。作为这样一个东西，它在德国自由主义文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直到一位德国教授把它从据说已被人遗忘了的深渊中救了出来，并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正由于此，这位伟大的发明者不拒绝保持这样的声誉：他“把康德的超验唯心主义从最深处捞了出来”；他大概是从一口会淹死小孩子的井里把它捞出来的吧。
Ⅲ
至于狄慈根，他是把“回到康德去”看作为“反动的胡说”的。因此，用康德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是直截痛快地被否定了的。
对于狄慈根，一如对于康德，我们首先要消除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不公正，即使这种不公正并非来自恩格斯，而是来自一个重要性小得多的人。我在我的《社会民主党史》里附带地提到，狄慈根独立地发展了唯物史观。欧根·狄慈根同志对这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他的父亲在1852年才看到《共产党宣言》，那时候，他的认识论和他的世界观已粗具规模了。当他看到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所作出的解释和他自己的关于思维的学说相协调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啊。
这一条更正完全正确；我在我的《社会民主党史》的那个副句中写的是“唯物史观”，其实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欧根·狄慈根说约瑟夫·狄慈根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在他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前已粗具规模，这条意见也是无条件地正确的。狄慈根的“自然一元论”确实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狄慈根始终说费尔巴哈是第一个使他的头脑觉醒的人。他的“自然一元论”在本质上与费尔巴哈用散文并且用诗写出的那些话没有什么不同：
真的，你只能存在一次，
乖乖儿地顺从吧。
一切真实只是一次，
精神只是一次、自然只是一次。
生命之所以为生命，就因为只有一次。
由于第二次是没有的……
第二次只是一个暗淡的影子，
一个没有骨肉的东西。
一次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英雄，
它是宇宙的本质、精神、力量。 |
我们如果举出散文来，那末，狄慈根谈到思维过程就是自然过程的一切话，都已包括在费尔巴哈的下列论点中了：
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关于自然所说的话，实际上是自然自己在说自己，因此，既然这是它的自我确认，那就是真实的、客观的、即使始终是就人说来是真实的，就人说来是客观的，因为自然正是作为人的自然并且通过这种自然而把自己说出来的。但真实和客观并不具有色彩或音响，不具有气味或滋味，也不具有主观上能感到的享乐或痛苦，这样的真实是只对一个惯于向佛教徒的空寂求援，或向荒唐的“目在之物”求援的人来说才是可能的。此外，在有关感觉的实在性和客观性的问题上，我不是从可与物理的或自然的事物相对待的我出发，而是从这样一个我出发的，这个我在自己之外、并与自己相对立地具有一个你，而在对于另一个自我说来就是一个你、一个与自己对立的、有感觉的生物。这个虽则是感性的、经验的我，在我认为，由于与思维的真实性相对应的生活的真实性，就是真正的我，这个自我，如果我不想堕入最卑下的诡辩论中去，正是我在任何问题上所应该作为根据而出发的。如果我怀疑感觉的真实性，那我就应该也怀疑我的存在的真实性、我自己本身的真实性了。如果没有感觉，那也没有我，因为非你的我是没有的，他只是为了感觉而存在的。我是思维的真实，而你是感觉的真实。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为真的东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是真的。对于自然说来，它不只是我，而也是你。当我们看见东西的时候，这是眼和光的一个配合过程，霍布斯在某处说过差不多这样的话：认识是一个和宇宙交配的过程。
狄慈根说思维过程是自然过程的那些话，是与费尔巴哈这些论点相仿佛的一系列论点，而费尔巴哈，一如他在上面引证霍布斯那样，并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新的东西。一切唯物主义都认为思维过程是自然过程，虽然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就要看是卡尔·马克思呢还是卡尔·伏格特在谈论它。伏格特的荒谬不经的想法，说思想对于脑子的关系一如胆汁对于肝脏、尿液对于肾脏的关系一样，早已被毕希纳正中要害地驳倒了。
然而狄慈根之高出于费尔巴哈之处，是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狄慈根是天生的辩证论者。他善于把自然现象始终在它们的总的互相依赖之中加以把握，他的著作的最大魅力亦在于此。但是，如果说他不依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独立发现了他的辩证法，那也完全不是说他有什么地方超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并且可以“补充”他们的辩证法。恩格斯说：“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7]；即使他在这方面不论就他自己说或就马克思来说都是颇为谦虚的，——他说，他们两人对自然科学只能作零星的、时断时续的、片断的探讨，——人们从《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章节所能学到的东西，也比从狄慈根的全部著作中所能学到的多。不错，马克思主义的较年青的代表人物中曾有一位在几年前认为，狄慈根对于物理学的原则，看法上已超过了恩格斯，他说，“也许，这是由于，恩格斯在物理学上拥有详细得多的知识，因此，狄慈根所确立的一般看法就不能使他满足了”。但是，这一评语有点象那位老自然哲学家斯蒂芬斯对于一个多研究具体事物而少研究抽象原理的候补博士所说的表示不以为然的话。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
这种认识的缺点在狄慈根关于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的评断中特别典型地表露出来。不错，狄慈根承认朗格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富有民主精神的接近是“善意的”，还承认这本著作的许多次要的好处和优点，但他称朗格的哲学观点是“前所未见的形而上学罗网中的最可怜的挣扎”，并且责备他是“真正古典的混乱”，“字句的无意义堆砌”，以及诸如此类不大客气的话。说到形而上学罗网中的“挣扎”，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最可怜的”说法则只是因为朗格在自然科学方面拥有极广泛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他头脑里引起许多狄慈根由于没有这样广泛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认识而完全想不到的难题。如果朗格活到狄慈根作这种评论的时候，他也许会再说一遍他在另一个场合曾说过的那些话：“目光极短浅的人以为，狄慈根的眼镜会帮助他们看得清楚些；而且确然，他们带上了这种眼镜，比不带它也确乎看得清楚些。但是，能不带眼镜看得较远的人带上了狄慈根的眼镜看起一切东西来就比较不清楚了。”
狄慈根有一点是无疑地高出朗格之上的：他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并且了解它。但他在好几处地方宣称，他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因此，他只认为自己的“自然一元论”具有意义，同时他还自己承认过，他是从马克思那里把唯物史观整个儿搬过来的。欧根·狄慈根在这一点上也确实是说得对的，约瑟夫·狄慈根之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须给予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他自己的特殊哲学范围内从来没有懂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不错，狄慈根曾有一度在他的《论逻辑书信集》中说过：“不能不注意到，几世纪来，这个问题是一代比一代变得更为明白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伟大的名字是这条探究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却很厉害地被曲解了。人们找不到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桥梁，自古以来直到我们目前总是把哲学发展看作纯粹的精神活动，而这种活动则是在一二十个杰出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出来的”[8]。但是，在狄慈根那里，这段话还只是空话。
如果我们只以讨论《论逻辑书简》一书为限，那末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企图援引笛卡儿和斯宾诺莎这两个“著名的名字”来支持神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已漂亮地证明过这不能成立。众所周知，这个证明包含下列推论：当我们思考着神的时候，我们是把他当作一切完善的东西的总和来思考的。那末，他首先必须存在，因为不存在的生物必然是不完善的。因此，神应该存在，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不是完善的生物了。狄慈根认为，笛卡儿把这个证明作得“明如白昼”，如果这个证明不能证实“超感性的偶像的存在，那末它无论如何总可以证实绝对完善的世界生物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读到费尔巴哈下面这样一句话，那末这种奇特的思想就会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了：“笛卡儿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应该这样来理解，那就是，人的能思维的本质是最高的、真正的神的本质。
在这同一本《论逻辑书简》里，狄慈根在另一处直接称自己为斯宾诺莎主义者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间继续一千年之久的争论提出了一个问题——精神是世界的呢还是世界是精神的。我们的回答是完全明确的：这两者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结着，这两者的总和组成着一个事物并且是一切事物的事物。精神和自然是一个实体的两个属性。”狄慈根在第三处宣称，他的英雄是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但这并不妨碍他狄慈根在几页之后，无视格罗特和黑格尔，完全按照习惯的态度，指摘诡辩派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正是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个——轻率地否定研究和真理。狄慈根在第四处说，《十字架报》的先生们——盖尔拉赫，列奥和施塔尔——是“坚定的黑格尔派”；关于这几位先生狄慈根是带着赞许的口气说他们跟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起“帮助他成人的”。可是，盖尔拉赫是一位封建浪漫主义者，他即使对黑格尔有些认识，也是对他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的；施塔尔固然好象对黑格尔派表示若干程度的好感，但这只是为了从哲学观点上来美化封建剥削，至于列奥，他对黑格尔哲学是实在过于热心了，热心到建议把在德国各大学供职的“黑格尔派分子”一律送到纪律法庭和检察官那里去。
马克思没有活到《论逻辑书简》问世。但是这本书证实了他的意见：在狄慈根的哲学中“有些混乱的概念”[9]统治着。此外，马克思指出过狄慈根的早期著作中有“过多的重复"[10]，至于狄慈根的以后著作，本来就是早期著作的重写，重复的地方就更多了，但是，这种重复本身尽管是令人不愉快的，它们毕竟显示出狄慈根不断渴求认识真理的心，他虽然由于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太少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一看法，但这种渴望仍是无条件地给了他荣誉。而且，马克思对于狄慈根的第一部著作的赞许，特别是说它“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甚至是令人惊叹的思想”[11]，那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毫不动摇地愿意承认，如果我们自称我们对于狄慈根所作的批评已把这个人的本质全部说尽了，那末我们的批评就是很不可靠、很不恰当的了。我们并不想进行反对狄慈根的斗争，我们进行的是反对自称“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而实际上只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混乱的“狄慈根主义’的斗争。要求人们为了要理解马克思，先得熟悉狄慈根，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反过来，那就完全正确了。谁如果从马克思出发而去读狄慈根，那他就一定会把狄慈根尊重为一个特出的、强有力的人，他不倦地为真理而斗争，不管有一切缺陷和缺点，在进行哲学思考中显示出一种天才，即使不具有能生产的力量，无论如何是具有再生产的力量的。
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和狄慈根周旋，而是和“狄慈根主义”周旋，“狄慈根主义”是与狄慈根没有任何关系的。例如，狄慈根主义的那种要把激进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某种较高的统一中调和起来的狂妄意图，狄慈根就会以他所特有的直截了当的态度斥之为“无意义的空话”。“狄慈根主义”目前尚未完成这种勋业。但是它，如果可以相信《福斯报》[12]的话，却已完成了不可比拟地更大的勋业，即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了。德国报界中最懦怯的市侩机关报把《社会主义月刊》[13]上的一篇文章作为是这种调和而大加赞美；在这篇文章中，“狄慈根主义”的主要捍卫者把无产阶级的胜利推迟到那样遥远的将来，使一切资本主义剥削者从今之后都可以高枕无忧地做正直者的梦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这个人要是现在还活着，看到“狄慈根主义”竟做出这样的表现，是会叫它见鬼去的。这个人就是约瑟夫·狄慈根。
Ⅳ
与狄慈根相似，马赫也是认识论上的一元论的代表人物，竭力想消除物理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之间的任何二元论。这两个人之间的区别在于：马赫完全不想做哲学家，他由于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自然科学家，象达尔文似的相当谦逊、也许是相当自负，只愿意局限在自己从科学上说来内行的那个范围里。
在这方面，马赫完全与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但是，正如在达尔文之外还存在着达尔文主义者，这些达尔文主义者带着他们的自然科学方法侵入历史的领域，而在里面造成可怕的混乱，同样，在马赫之外也存在着“马赫主义者”，怀着同样的企图并且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
我们在这里只引述这种怪人中的一位，约·彼得楚尔特先生，他写了一本《实证论观点中的世界问题》的书，在他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就用马赫的名字装饰起来。彼得楚尔特先生写的是一部批判的哲学史，从泰勒斯到康德，作为是“意味深长的错误的历史”，写作的方法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上那样漂亮地描述过的：“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14]。区别在于彼得楚尔特先生研究历史上的不幸事件多于幸运事件，此外，他的计算不是500年，而是500×5年。
例如生在约公元前480年的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据说他差不多已经要抓住真理的头发了，可是，在那时候，“历史的偶然性”起了“可怕的作用”，使人类又陷入困苦之境有二千年之久。普罗塔哥拉的著作传下来的不到二十行，关于他的生平我们也知道得很少；但彼得楚尔特先生笔下所描写的他的生活悲剧是多么动人啊：
“谛听杰出的普罗塔哥拉，那应是一种享受，与严密的苏格拉底争辩是一种劳动。但是，历史上的成功所爱的正是这种严肃的劳动。普罗塔哥拉学说的光辉的火花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散落下来的，一如我们时代里尼采的学说一样。这两个人都只具有几乎是纯粹间接的影响，他们只不过驱使他们的敌对者进行更彻底的反省而已。但是，由于干练的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发展完成了一个大迂回，知道两千多年之后才回到普罗塔哥拉孤独一人、没有伴侣也没有后继者地走过一个时期的道路。直到休谟（1711—1776年）才重新发现包含在实体这一观念中的哲学思维的主要缺点。历史的偶然性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只要有一二个干练的人物能够正确理解并且仔细发展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基本思想，那就可以免除欧洲人经过烦琐的中世纪的精神衰退了。也许是普罗塔哥拉没有充分了解他自己的思想的全部巨大意义，我们觉得更可能也许是他没有足够的精神训练，没有足够的思维上的联系性和严整性，因而不能首尾一贯地把自己的思想详尽地作出说明，从而或早或迟取得胜利。因为，就他所处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而论，——象伯里克利斯和欧里庇德那样的人们都想法求取和他结交，——他的成功是稳可到手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他的哲学天才如果不是与这样不稳定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西方思想的历史以及整部世界史也许都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远远不会那样阴暗、那样残酷了。”
彼得楚尔特就是以这种精神又发挥了相当冗长的一大段，谈的还是普罗塔哥拉，说他还应该“和耶稣的崇高伦理学”合流，从而免除人类受到“教会教条”的暴虐。但是，上面所引的一段已足够说明被认为可以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马赫主义”的历史方法了。
现在有人说，彼得楚尔特这本书，如果撇开包含在里面的关于历史的胡说不谈，不失为是写得很漂亮、并且在科学上有相当水平的。但是，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要知道，毕希纳、摩莱肖特、海克尔的著作也可以这样说的。他们曾是、或者说至今还是较杰出或较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尤其是这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唯物主义的最重要著作——毕希纳的《力和物质》——就是写得非常漂亮、非常有才气的。象彼得楚尔特的著作那样的书使我们退回到六十年前，他们的“马赫主义”决不会受到毕希纳和他那一伙在当时所受到的好评的。
马赫本人对于这种“马赫主义”完全没有过失，他也从来没有感到过有“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他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应该放弃这种“补充”，因为这种“补充”归根结底必然会导致那样一种混乱，一如任何一个有点历史修养的读者在阅读彼得楚尔特的著作时使他觉到惊恐的那种混乱。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使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种理论的权利以它自身为基础，不需要与自然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一如它本身并无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要求。
要认识它只能根据它的果实。如果它是不能成立的，那末一切竭力想巩固它的“补充”，都无补于事，如果它是象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正确的，那末这种“补充”反而会妨碍它获得胜利。
《新时代》，第28年，1909—1910年，第1卷，第173—183页。
[1] 指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译者
[2]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250页，——译者
[3] 原文是“观念论的”。——译者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译者
[5] 指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Ⅱ, 1712—1786），即世称为腓特烈大王的普鲁士王。——译者
[6] 欧洲民间传说中的一个鬼怪，她在某一屋宇里出现，就预报那里会有人死亡。——译者
[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译者
[8] 狄慈根：《论逻辑书简》，参阅《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7页。——译者
[9] 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12月5日给库格曼的自中评论狄慈根的一部手稿《思维能力》时说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译者
[10] [11] 见同上信；参阅同上书。——译者
[12]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译者
[13]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报，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译者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译者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