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约翰·洛克
（1904年10月26日）
有过许多哲学史，有博学的和浅薄的，聪明的和愚蠢的，有趣的和乏味的，但是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要写出它来，首先必须把哲学倒过来，使它用脚站着；哲学直到如今，在阐述它的历史中，是用头倒立着的。换言之，不应该在哲学体系的杜撰中去找哲学的重心，而必须从那样一个观点出发，那就是朗格曾经指出的——但是并没有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以反题形式或以直线形式从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哲学是没有的；而只有与自己的学说一同都是时代产物的哲学家。”
或是换一个方式说，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是人们在其中意识到这一斗争，并在其中把这斗争进行到底的那些思想意识形式之一。在还没有阶级矛盾以前，并没有任何哲学存在，在阶级斗争被消除掉了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从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来说的哲学了。只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阐明似乎完全不可看清的各种哲学体系的大混乱，只有在它的光亮下，才能把那些哲学体系划分开来，归出类别来。到那时候才会发现（叔本华也曾经指出过这点，但也没有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任何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论点，老是在无数的哲学变种中重复而又重复，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的最杰出的著作，都充斥着永恒的老调子。这一切，是多多少少不能被处身于早已剥去任何思想意识外衣的阶级斗争最中心的现代人所消化的。但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哲学体系是相应于它的时代而发生、而发展的；那末，就可以写出一部作为人类通史中有意义、有教益的部分的这种哲学史来了。
这样一个标准只有对于哲学的最初阶段——对于希腊的自然哲学——是不适用的，因为希腊自然哲学传到我们手里的只是一些断简残篇，我们对于它当时的发生条件知道得太少了。由于这一并不是内部的、而是纯粹外部的原因，我们无法更详细地认识希腊哲学的最初形式，而只能就其最一般的轮廓来认识它——那就是，就其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来认识它。但是，在这段历史中的第二时期，直到我们今天还有影响的“神明般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就已经呈现为只有在当时希腊世界中才存在过的最残暴的阶级统治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了。在一切哲学教科书里再三重复的关于苏格拉底的“殉难”，关于据说是无知的群氓对于这位伟大的哲人所作的“司法谋杀”的痛哭流涕的无病呻吟，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苏格拉底之被判罪，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阶级的代言人，这个阶级以无数血腥的暴行、阴谋和叛卖行为（而且站在这个阶级的最前列的正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人，例如阿尔齐皮阿德和克里蒂阿斯）把雅典弄得国力衰竭，并把它陷入贫困和灾祸的深渊中。苏格拉底不但没有表现出“殉难者”的尊严，并且（如果他的学生柏拉图是可以相信的话）还用轻率的玩笑激怒了审判他的人——就算他的被处死是司法谋杀吧，但如果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没有比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更坏的合法杀害，那末这个阶级斗争史也许就要近乎是无忧无虑的田园诗了。
在现代哲学的历史中，当然已完全不可能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事件。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斗争与这一时代的哲学之间的依存关系是那样鲜明暴露出来，即使最近视的人也会明白看到的。然而，在传统的哲学史教科书里，现代哲学关于经济和政治所说的一切，通常都被推到后面去了，而认为关于政治、经济的抽象空论和各种各样的“主义”具有头等意义，其实，这些空论和“主义”并不是它们对待当时实际问题的实际态度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例如，大后天将是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日的约翰·洛克，就是作为感觉主义的哲学家被记载着的，人们也就是在这个感觉主义中看到洛克的历史意义的重心的。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认为我们的一切表象最初都以感性知觉、以感官所经验的印象为基础这一点，并没有把历史发展向前推进跳蚤一跃的距离；而实际上，约翰·洛克可是真正发生过巨大影响的，尤其是对于十八世纪。
洛克是十七、十八世纪之交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性的典型人物。他的一生事业，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用以结束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妥协态度，进行论证和辩护。英国资产阶级在这种妥协态度之下，与贵族一同建立了有名无实的王国，把全部政权交与了国会。作为经济学家的洛克属于重农派的先驱者之列；关于这一学派，马克思这样写道：重农主义“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而资本最先得到独立发展的工业部门，在它看来却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只不过是农业的附庸而已。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同劳动分离，是土地——这个劳动的最初条件——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中的力量，开始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因此，在重农学派的解释中，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即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可见，在这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1]
重农主义体系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法国，而不是以工业、商业、航海业为主的国家英国获致了它的真正繁荣。经济学家洛克所表现出来的，不如说是对于土地所有权的论战兴趣，照他看来这种所有权的收益与高利贷完全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因为洛克曾在沙弗斯伯利爵爷的府第里以家庭医师、家庭教师、秘书的身分度过数十年的岁月，他成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解释者；关于这次“光荣革命”，那确可以说：它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化，同时又给资本主义社会以封建主义的外貌。当然洛克是为了政治和宗教自由而斗争的，但是，把他的言论同密尔敦为反对靠神的恩赐而存在的宗法制的王权所写的火热的著作一比，就黯然失色了。密尔顿说，英国人未受损伤地通过火焰，只是为了以后好在烟里闷死；这句话非常正确地应验了，虽然与原意并不相同。果然，共和国的火焰被宪法主义的浓烟所压灭了，而洛克正是这个宪法主义的父亲，或是说得正确些，文字著作上的教父；他也正是因此而享了盛名。
他只是按照结束英国革命的妥协来复制宪法主义的。他的著名的“政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应严格划分开，并应该互相平等）所表示的只是：国王应被剥夺掉任何立法权和司法权，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权都应移交给统治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很少有一件事能够提供同样明白的例证，说明空话的眩人耳目的力量了，即二百年来，英国宪法竟被人认为是“政权分立”的榜样，实际上每一个小孩都知道，或应该知道，在英国，统治权和立法权恰巧是不分离的，议会中多数派所信托的人，不可避免地总是会成为首相的。洛克的宪法药方，当它被用在君主政治的实际权力事实上还未被摧毁的君主国时，总是导致了最令人痛心的、或最为可笑的失望，德国革命的那些年代已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
与洛克的宪法主义相适应的，是他的资产阶级宽容的不彻底性。当然，与老弗里茨所实行的所谓开明君主宽容相比，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他的宽容却还不适用于无神论者。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致命之点；洛克以及他的青出于蓝的弟子伏尔泰就是这种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而只有少数几个杰出人物，例如比埃尔·培尔是例外。伏尔泰攻击培尔说，只要给培尔四、五百名农奴归他去统治，他立刻就会变成一个宣说天意报应的人。以后在康德哲学里找到的，也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人物，康德先证明神的存在完全不可能，但后来又宣说神的存在是任何道德活动的必要前提。洛克的“理性基督教”不是其他，正是迎合“光荣革命”统治者需要的一种基督教。
洛克用自己的感觉论把粗糙的现实的棱角全磨光了。存在于精神中的东西未有不先存在于感觉中的，这一论点也完全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早已有过了。洛克简单地以下列方式利用了这一论点，他从这一论点作出结论，说人只有靠经验才能变成为聪明的；因此，人应该谨慎小心，不应做任何用前额去碰墙壁的企图，任何感召、任何梦想都是邪恶的产物；没有东西会超过一个规规矩矩的资产者的健全理解力。
因此，洛克的世界观是一种极度平淡无奇的、完全僵化的和荒芜不毛的东西。不错，有人曾企图在洛克的著作中找到“社会主义的”呼声，说他承认私有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说他把自然产物认作为公共所有物，说他只是就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享有个人所有物这一点而为个人所有制辩护，最后，说他认为超过个人所能使用的大量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与所有制或私有制权利的自然法基础相冲突的。但是，这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经济要求，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封建社会提出的法律要求而已；这是一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手搀着手并行的自然法的幻想，这种幻想随着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魔术秘密被拆穿就会烟消云散的。没有比洛克时代所能有的一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更与洛克的僵化的，枯槁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了。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局限性，他仍不失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大师，他对于象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这样的不可比拟地比他更多才多艺、更丰富的思想家，以及对于十八世纪整个法国思想运动，都有极强烈的影响。正因为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意识到我们已完全走出了他的思想圈子，我们就更应该承认这一点。
《新时代》，第23年，1904—1905年，第1卷，第129—133页。
[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23—24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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