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略论伏尔泰
（1894年11月21日）
到今天，伏尔泰诞生以来已过去二百年了。他自己在回顾他的不下七十卷浩繁的著作时常说，带着这样的行装是难于走到后世的。为了要走到后世，伏尔泰当然必须抛弃他的行装。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毁灭性侵蚀的，实在很少。他的著名的《亨利亚德》现在已完全不能为人理解了。他的许多悲剧亦然，他的历史、哲学、自然科学著作是在今天达到了这样高度的一种演进的开始，但在今天这样高度的光亮之下，这些著作似乎完全消失在黑暗中了；只有伏尔泰的若干小说现在还可以为了它们本身而阅读。这样，伏尔泰在嘲笑自己的时候，他在这一点上倒是一个先知了：他没有能带着他的行装到达后世；属于他的一切之中，不朽的东西，结果只有他本人而已。
然而，他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朽，却无可争辩地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活人那样憎恨、咒骂，而这些人就是他想击破、而确实也已被他击破的。宗教迷信在伏尔泰所给予的打击之下，永远不能再起来了。在那种打击之下，它现在已只剩下了一个生命的假象。但是，靠这种迷信的祭坛为生的祭师们，却把伏尔泰的名字，用似乎能掩尽整个民族之目的黑暗，团团包围起来。用坎贝尔勋爵的话说，法国革命以后，放肆地谩骂伏尔泰，在英国成了效忠王室和政治上可靠的试金石；直到布鲁罕姆勋爵、卡莱尔，特别是博克尔，写了一些论述伏尔泰的文章之后，英国人对伏尔泰的态度才有所改变。在德国，不论过去或现在，情形并不比英国好多少。在我们的古典作家中，只有歌德一个人是公正地对待了伏尔泰的。他称伏尔泰是法国作家中、所有的有意义的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是最符合民族精神的一个，他说伏尔泰具有高贵的品质和练达的人情，天才和智慧，感觉和欣赏力，自制和热情；唯一一种“也许”为伏尔泰所缺乏的作家的最高品质，照歌德的意见，是构思的深刻和实践的完美；广阔的世界赋予一个杰出的聪明人的一切其余的能力和熟练技巧，都为伏尔泰所有，由于这些，他的声名也就遍及全世界。席勒的话可就是多么市侩气了，他认为伏尔泰所缺少的东西，除了歌德所说的那一项之外，还要把灵魂也算上。这个伏尔泰，这个能够自称在为卡拉斯案进行斗争的那三年中未曾有过一次微笑而不自责为犯罪[1]的伏尔泰，是没有“灵魂”的吗！
然而，德国人关于伏尔泰的不公正评断，也是可以得到辩解的。法国、英国、瑞士都把他看作为一个战斗者，而德国则把他只当作一个侍臣。莱辛对于伏尔泰的深刻反感，其正当而真实的理由就在这里。然而，如果把这种从那时候起常常发生的主观反感，解释成为对于伏尔泰整个人格和活动的客观评断，那就完全不正确，而且也不符合真实情况了。莱辛自己也已十分断然地否认这种解释，但是，如果他竟没有那样做，那末在一个无偏私的研究者看来，这种错误的结论终究还也是不能允许的。伏尔泰虽则是一个宫廷侍臣，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充当资产阶级的先进斗士。企图在宫廷里通过君主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资产阶级发展中一个一定的、历史性的、持续相当长时期的特色，对于资产阶级说来，君主和宫廷总是它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样地伏尔泰也把这些东西视作为手段，这可以由他与所有的君主和宫廷，终于都发生了不可和解的争吵来说明。
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想否认，以资产阶级为依靠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与竭力想利用王权作为自己的行动杠杆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相比，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在这一意义上，莱辛无条件地高出伏尔泰之上。但是，工具的较高形式并不决定工具的较大的适用性，尤其是因为历史条件对这种适用性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还没有资产阶级可供依靠时，依靠资产阶级，对莱辛有何裨益呢？伏尔泰则采用了就其本身而论是较落后的斗争形式，而获致了不可相比的较多成绩。历史的类比一般总有勉强和不确切的毛病，但如果不考虑这种毛病，那末莱辛和伏尔泰的关系可以比之于胡顿和埃拉斯谟的关系。我们的同情总是放在莱辛和胡顿方面的，这两人是这样死的，前者是由于完全严肃地对待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后者则由于人道主义的教育工作。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掉，埃拉斯谟和伏尔泰在实质上是抱着同样愿望的，他们只是愈用力把车子向前推，他们就愈深地踏入把车子陷住的泥泞里面而已。
在官廷里卑躬屈膝和无餍的贪财好利，这是各等各样的教士和市侩提出来，并且至今还在那里提出来，用以反对埃拉斯谟和伏尔泰的最主要罪名。然而，埃拉斯谟自称“鄙视钱财”，仍旧是对的。他完全不是为了钱而搞钱；钱对于他只应该是他进行伟大的精神活动的台阶而已。但是，在他的时代，他能怎样取得钱呢？在那时候，精神劳动是没有酬金的。乞食僧团所采取的募取施舍的办法，埃拉斯谟认为是一个自由人所不屑为的；担任官职，这在完成一定任务的条件下，固然可以为他取得一定的薪俸，但他认为这“与自己的独立身份不相容”而拒绝了。这两点看法中不论那一看法，他都是对的。不论是乞食僧人或是君主的臣仆，都不能成为十六世纪思想界的权威者。埃拉斯谟为了成为一种势力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他果真做了，并且，确实做得达于令人不快的热衷程度：他用他的黄金般的言语，从当时的当权者那里换取以黄金来计算的报偿。但是，他用这种方法才获得可能，对他当时的时代给予极广泛的影响。如果他不能用他那种乞丐般的媚态，终于为自己造成那种无论是君主或教士、皇帝或教皇都无力摧毁的地位，那种影响就完全不可能。埃拉斯谟在他晚年的花费，按照当时币值说来是一笔极大的数目——每年六百杜卡特[2]，他临死时遗留下来的财产，除了象帝王那样的、包括种种金银器皿的宝藏以外，货币不下于七千杜卡特。
伏尔泰就不必象埃拉斯谟那样艰苦了。在他的时代，文字作品的稿酬也还只是很有限的，但对于金融的投机却已开放了宽广的天地。经营彩票、海外贸易、收购粮食、承包军需，都提供着获取各种利润的可能。伏尔泰的财产的基础，是从英国贵族预订他的在法国被禁的《亨利亚德》所取得的款子打定的。他用这笔款子进行了上述各种投机事业。他说，“应该牢牢地注意着经常摇摇欲坠、债台高筑的财政部，对于国家财政所作的一切措施。”象布留尔部长对于萨克森的财政所作的措施，也正是伏尔泰要在他跟犹太人希尔什发生的声名狼藉的事件[3]中加以利用的。在这件事上，他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揭发，这种事在他一生中当然不只一次，但也绝对不是经常的。莱辛对这件可厌的事件作了辛辣的讥笑，那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德国宫廷里的一般历史家，对这件事竟说找不出适当话来表示道德上的愤怒，那就太可笑了。让这些老爷们试图消灭那些在十八世纪以普鲁士、萨克森以及其他德国君主们的拿手好戏著称的肮脏交易吧。当他们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很愿意和他们来讨论伏尔泰和那个犹太人希尔什的可疑勾当。
卡莱尔的论调比这些人合理一些，他说：“伏尔泰几乎没有从他的著作上获得什么钱，但他用他的漂亮的理财能力却积了一宗可观的财产。而且，他把他的财产安排得非常狡猾，他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里都有收入来源，不论他被迫亡命到那里，不论能没收人财产的耶稣会教士和蒙昧狂想的官吏怎样凑在一起，都不能剥夺他的面包。他是一个考虑到事实的人，这是值得赞许的。不明白的人通常称之为贪婪，但伏尔泰确信，原因之后就是结果，一个被迫在狂风怒号的荒原上，在这个世界的混乱、贪食的各民族间踯躅的孤伶伶的叶斯马因教徒[4]，口袋里是非有钱不可的。他死去的时候，每年的收入是40,000塔勒[5]，这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20,000塔勒，他是至今为人所知的最富有的文人，在其他某些方面也是最突出的人物”。我们现在且不谈“漂亮的”理财手段吧。但是，卡莱尔对这种才能所作的历史性辩解是阐述得很好的。伏尔泰是为了全部文明世界的利益而从事欧洲文化活动的，为了从事这种活动，他不得不乞援于理财手段；这种理财手段是否优雅，无疑是可以怀疑的，不过也必须说，伏尔泰的手段，无疑地比通常的十八世纪专制君主的理财活动，要无限优雅了。
伏尔泰宣称，他和君主们在一起是为了自己也变成君主。他实现这一计划的彻底性，歌德对之作了这样的评定：很难有人为了要不依赖于人，而弄成这样依赖于人的。但是，伏尔泰是真正成为不依赖于人的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在费尔纳象欧洲启蒙运动之王那样统治着。在这篇文章的有限篇幅里就是他的活动的最重要事迹也无法列举，除非说些最一般的、庸俗的空话。因此，我们就是这样让资产阶级报刊去纪念他的诞生二百周年吧。我们则更愿意以证明人们对他提出的控诉的这唯一的一点——这一点是最容易在知识和道德方面造成混乱的一点——的毫无意义，来纪念他。
教士和市侩们用他们对伏尔泰的全部谩骂、一切中伤，都不能缩小这个人的意义，这个人在他那可怜的时代里，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愈可怜，则说明他所抱的崇高目的就愈坚定。
《新时代》，第13年，1894—1895年，第1卷，第257—260页。
[1] 1762年法国新教徒哲安·卡拉斯成为天主教牧师的一批非法死刑的牺牲者；他的家庭也被诬告。伏尔泰在整个欧洲的同情之下为复审判决斗争了三年之久；1765年5月9日才终于撤销判决。伏尔泰说：“在斗争的三年中我的嘴唇上没有任何一点微笑。我认为微笑是一种重大的犯罪行为。”——德文版编者
[2] 杜卡特（Dukaten）——当时欧洲通行的金币，约含纯金2.28克。——译者
[3] 伏尔泰在1750年七月到柏林，1751年初就发生了这个与犹太人涉讼的事件；事件原委，各家传述不一，或说伏尔泰通过希尔什为代理人在证券投机中获得巨大暴利，希尔什企图敲诈，或说伏尔泰与希尔什勾结中有欺骗希尔什的行为；诉讼是希尔什提出的，伏尔泰接受挑战，利用他的国王上宾地位击败了对方。——译者
[4] 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徒。——译者
[5] 塔勒（Taler）——当时德国通行的银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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