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斯宾诺莎（190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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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和斯宾诺莎

（1908年2月7日）

　　爱都阿德·达维德，《宣传员指南》。获致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工作所需知识的指导。柏林1907年，前进出版社，柏林SW68号。104页，定价1.50马克。

　　J.斯登，《斯宾诺莎的哲学。初次彻底阐述和通俗解释》。经过充分修订的第三版。斯图加特1908年，J.H.W.迪茨后人出版社。192页，精装本定价2.00马克。

　　达维德同志的《宣传员指南》，特别是他在哲学方面的涉猎，在党的报刊上引起了活跃的讨论，这我们在这里不能而且也完全不想详细加以论列。因为达维德同志宣称，如有人“用生产关系的发展来说明哲学体系的‘五花八门的更替’”，就只能令人好笑，那我们要公开宣称，对于这点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他的。我们如果作出最后努力来同意他，拿起他所推荐的作为初学者的入门书的哲学书，即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来的时候，那种努力就白费了，因为，这本入门书在最初几行上就用当时的生产关系来解释古代唯物主义，而使自己成为可笑的了。

　　照达维德同志的意见，与这种可笑的倾向站在同一水平上的，是某一“流派”把斯宾诺莎选出来作为自己的哲学教父的企图。达维德同志完全不打算驳倒这一流派，但这只是由于他采取了一个不想和头脑不完全正常的人进行讨论的有理智的人的口吻；他自己则停留在他所偏爱的神化了的康德身上，把歌德也认作为康德的追随者之一，这是至今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过的。但是，正好是现在，出版了斯登的关于斯宾诺莎的那本好书的充分修订过的第三版，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们应向读者们报导的；因此，我们如果对于达维德同志对哲学教父斯宾诺莎的诅咒保持沉默，那就太不礼貌了。

　　斯登同志最初发表他这本著作，已是20年之前了。在那时，《新时代》对于他的态度也是相当——照我们的意见，甚至是过于——不客气的。但是，斯登是一个能够接受批评，并且甚至能从批评中获取某种教训的人；他把当时人们对他的书正确地加以责斥的东西作了删削或修改；至于对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责备，他就不加理睬。从这本小书现在出现的形式上看来，形式上是紧缩了，内容是明确了，全部都是明白易懂的了，任何一个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读完这本书都可获得最亲切的满足，这使我们期望，关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有人写出这样的短小精悍的专著来。这样，我们的党的出版物就会因这种可贵的收获而更为丰富起来，至于象达维德同志的指南中那种关于哲学的章节，也就不可能写出来了，或是，如果还可能写出来，那也至少不必象现在还需要的那样对之进行批评了。

　　当然，象斯登同志关于斯宾诺莎那样成功的书，只可能由对自己的题目有衷心爱好的人写出来。但是，这一优点，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我们现在不必再重复关于哲学教父的无伤大雅的笑谑，但我们仍旧应该承认，斯登同志确乎并不是从历史观点出发——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而是从哲学观点出发，过份高估了斯宾诺莎的哲学。我们并不认为只有一种真正的理论哲学可以存在，而是认为，任何理论哲学都具有某种真理，但这某种真理总只是有条件的真理。在它们之中没有一种可以是“最后审级的最终真理”，同时我们又认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它并不想成为完结了的体系，而斯登认为斯宾诺莎主义就是那样的体系）立场上的人，关于斯宾诺莎就会说出象莱辛当年说过的话来：如果我真的必须用某人的名字作自己的名字，那我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的名字可用。

　　如果对斯宾诺莎没有热烈的爱意，斯登同志不能写出他这本漂亮的书来；因此，也许不应在这种优点的阴暗方面多作讨论吧。但是，批评者还是不能不提到它，因为它阻碍作者对其他哲学派别作出正确的评价来，特别是对于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斯登对之采取了过分否定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斯宾诺莎主义往往被人这样和这种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竟使斯宾诺莎的热烈崇拜者会情不自禁地首先要强调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别。但是，斯登同志这样做时把孩子也随同污水泼掉了。照斯登同志的说法，使斯宾诺莎主义与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物质的有灵魂性”，是被斯宾诺莎“不再绕什么弯儿”，亦即不加证明地视为前提的。斯登同志又说，这种物质有灵魂性愈来愈为现代自然科学家们所承认，但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使这些自然科学家中许多人走到二元论的古老迷信中去了。例如，可以举出冯特来。斯登把他说成是斯宾诺莎的“心理一物理平行论”的证人。在任何自称为“最后审级的最终真理”的哲学体系里，都有这种平行论的阴魂在游荡着的。

　　如果我们因此从哲学观点上不能完全同意斯登同志的斯宾诺莎主义，那末在历史方面，我们也许会倾向于把斯宾诺莎放在比斯登同志（至少是在他的书里所做的那样）放置斯宾诺莎的地位更高的地位上。斯宾诺莎几个主要的基本观念——一切存在物的统一性、一切发生的事物的有规律性、精神和自然的统一性——对于当代文化发展的影响之大是不会使人作出过高而不当的估计的。在这方面，康德也不能望斯宾诺莎之项背；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家，康德比他低得多了。斯宾诺莎是一个贫穷的小人物，比康德贫穷得多，但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懦怯的市侩气的影子，他从来也不肯把他的无餍的求知欲，屈从于温顺的对于尊长的让步，如康德那样：“我应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

　　斯宾诺莎与现代社会主义在三条强大的思潮上发生联系：他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中的几乎全部大人物——歌德、莱辛、海德——的影响（曾有一时为康德信徒的席勒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他对于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们的影响，最后，他对于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影响，由于这个影响，我们的古典哲学的大车，由于康德的过失，如斯登同志所说，中途纠缠在“任何人的认识的先天局限性”上之后，又走上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了。

　　然而，把康德和现代社会主义连结起来的线是很细的、为数不多的，虽然我们完全不想否认它们的存在。但我们不打算大谈而特谈这个题目，一直谈到我们遵从达维德同志的劝导，居然能够为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而去研究朗格和康德的著作。我们如果倒过来做，那倒反更容易些，因为在狄慈根那里我们读到过：“现在从各方面传来的‘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号角声，是从想使科学开倒车的畸形倾向中产生的”。还有：“但是，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却达到了真正典型的混乱程度。把这本著作的许多次要的优点和出色之处撇开不谈，朗格的哲学观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形而上学网络中的最可怜的挣扎”。这至少是一条了解的捷径；因为达维德同志称狄慈根的著作为“积极的而又是创造性的”，那末这条途径也许也是正确的吧。

　　不过，谁知道呢？但是，为了杰出的康德，我们还是不要屈辱我们的更杰出的斯宾诺莎吧。

《新时代》第26年，1907—1908年，第1卷，第673—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