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1904年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伊曼努尔·康德

（1904年1—2月）

Ⅰ

　　当拉萨尔在费希特诞生百年纪念日致他那篇著名的祝词时，他宣称，他要以穿起费希特的衣衫，着上费希特的色彩作为自己的课题。在1862年，那是最得体的纪念费希特的方式了。但是，如果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康德逝世百年纪念日，也以同样的精神来纪念康德，那我们就会犯最严重的时代错误。四十年前使拉萨尔那样的人物与费希特联系起来的东西，今天已不再使我们和康德联系起来了，这多少应感谢作为思想家和战斗者的拉萨尔的。使我们同康德的整个世界观联系起来的东西，现在只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开路先锋们所抱的那种表示感谢的、纯属历史性的赞许感而已。至于在所有的站在现代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们之中，还完全抱有这种感情的，也许也只有我们德国人了。

　　在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肯断然地象拉法格同志几年前曾做过的那样，把康德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诡辩派哲学家”。然而，在这座特洛伊城内外，为拉法格的这个意见所激起的义愤，却再廉价易得不过了。德国学术界最可敬、最有德行的人物，对于达朗贝、狄德罗、伏尔泰，尤其是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美特里所加的名号不管多末难听，却无一个人过问。这些人在历史上其实是和康德完全同等地位的。而且，拉法格还完全公正地对康德作了严正的谴责，来驳斥有人向我们提议的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去的要求。如果有人竟敢向我们德国人提出从马克思回到伏尔泰去的建议，那末我们在最后也会这样回答的：“资产阶级诡辩哲学”是一种毒素，这种毒素自觉或不自觉地已渗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血肉中了。

　　固然，没有人向我们作从马克思回到伏尔泰去，或其他法国或德国启蒙运动者那里去的建议。只有人要求回到康德那里去，因此这使我们在他诞生百年纪念日的时候，还可以着上他的色彩，即使这与拉萨尔曾说过要着上费希特的色彩的意思已有所不同了。如果说康德的名望，在于他永远地确定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那末，如果我们试图考察一下康德本人的认识能力作为一个开始，那该是完全符合他的批判主义精神的吧。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前进，我们会踏上一条颇为冷落的道路，但我们相信，按照他的精神行事，要比重复他的言词更能表示对于一位思想家的尊敬；等到他逝世百年纪念日的时候，不待我们说，也会有许多人这样做的。

Ⅱ

　　“伊曼努尔·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过的是德国东北边境一个古老城市哥尼斯堡一条僻静的死胡同里一位老独身者的机械般有规律的、几乎可说是抽象的生活。我不相信当地大教堂那座大钟，会比它的同城人伊曼努尔·康德更冷静、更有规律地执行日常任务。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定时，邻居们十分准确地知道，当伊曼努尔·康德穿着他的灰外衣，手上拿着西班牙手杖，从家门出来向那条菩提树林荫小道——由于他，这条小道至今还被人称为哲学家林荫道——走去时，正好是三点半钟。”亨利希·海涅这样作了描述；他用这一段话天才地捉住了要点，人们单从这里就可以获得一把了解历史上的康德的钥匙。不过，海涅说康德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那是不对的，说得过于俏皮了。康德的生活历史也很可以叙述一番，即使这是就消极的意思，而不是就积极的意思，指他缺乏生活经验，而不是指他富于生活经验而言。无论如何，就斯宾诺莎的名言：Omnis negation est determinatio（一切否定都是一种肯定）的意思而言，总是可以的。

　　康德是一个贫困的、虽然并不贫困到使他感到生活窘迫的手工业者家庭的孩子。他在早年所显示的丰富的才能使他获得了一些朋友，帮助他走上学术道路。他在被指定研究神学以前，已在哥尼斯堡大学获得了哲学、数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里面，他学得较为扎实的是天文和物理，化学和矿物学也有相当基础。海克尔认为康德对于整个生物学部门，即使就当时那种规模而言，也完全一无所知，这话是否正确，无法断定；如果这里对康德有所指摘，那也不能忘记这样一些事实，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普鲁士大学校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废弛状况，此外还有，当时严禁到普鲁士境外城市求学，而对于康德则如果不禁止，他也无力外出求学的。由于康德不甘心去当教士，他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家里充当家庭教师，直到他得到了哥尼斯堡大学的讲师的席位为止。那是1755年的事，在那一年他已发表了关于宇宙理论的著作，这一著作也许是使他的声名在科学史中保持显著地位最为长久的一本；但在那时他仍默默无闻，这多半是，或者说主要是，由于一种外部原因，因为那本著作的出版者，在印那本书的时候破了产，不能把那本书送到来比锡书市去陈列。直到1770年康德才成为教授，1781年才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到这本书在这个十年代末，大致与法国革命爆发同时，得到普遍的公认，则还须经过好几年。

　　从康德重归哥尼斯堡直到他逝世，差不多五十年的过程中，他真正过着海涅用寥寥数笔作了详尽描写的那种天天一样的单调的生活。康德的传记作者们关于这种生活所报导的细节，只是一些逸话材料，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反之，在这种生活中所不具备的东西，倒反具有无疑的历史意义。任何民族意义、政治意义或社会意义的社会兴趣，在康德是从来也不存在的。有若干年之久，由于暴力的征服，他曾成为俄国的臣民，他也从来没有不安过。1775年，他把他的关于天文的论文献呈给普鲁士王腓特烈，如他自己在他的那篇最恭顺的献词中所说，他“不倦地努力着”，“作为最卑顺、最循良、最恭敬的臣民”，“企图为祖国的福祉贡献一点微力”。但是，三年之后，当东普鲁士并入俄国的时候，他一点不感到不安地同样恭顺而卑下地向俄国伊丽莎白女皇请求教授的职位。当然，这一切不能用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不能责备康德在胜利了的普鲁士王面前感到一种最纯然的卑顺感。比较可以责备他的是，他没有感到如莱辛和海德所体验到的那种对于腓特烈的专制政治的义愤。但是，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赞美或谴责，而在于要客观地确定这一事实：康德对于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全无兴趣，并且也完全不了解这些问题。

　　而且，他的天性是完全非社会的，这里所谓非社会的，是说他对于任何人类社会生活都漠不关心，或甚至是感到憎恶。他否定婚姻，至多也只当它是一种有实利的制度予以容忍；因此他劝他的学生们利用妻子的财产去求飞黄腾达。如果相信他的某些传记作者，那末可说康德在这方面甚至还做过几次媒人。对于亲属，特别是对于兄弟姊妹，他采取一种非常矜持的态度，并且故意拒绝从他们那方面来的任何表示接近的企图。康德传记的作者们把这种行为解释为：他作为一个精神方面非常崇高的人，不愿意跟精神方面卑下的和他只有一点亲属的偶然关系的人们来往，因此，他宁愿和在精神方面可以引起他的兴趣的人来往。对于这种解释，必需说，康德与人发生的友谊关系也是采取最不发达的形式的。他从来也不走出哥尼斯堡的境界，与智力相当的人用书信交换意见，他亦极为有限。在哥尼斯堡他的某一位朋友死去后，他甚至拒绝倾听悼念死者的话。他认为，应该让死者去埋葬死者。

　　不但是象莱辛和海德那样的人，就连象席勒和歌德（指他们的年青时代）那样的人奋起反对当时市侩生活畸形社会现象的那种热烈的、狂热的激愤之情，康德都是完全没有的。康德甘心情愿地顺从这种生活，并且把市侩的信念提到绝对命令的高度。他认为，他一生之中没有欠别人一文钱，这就是他的个人私德的突出的表现。“如果有人敲门，我无论何时都可以怀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高声叫'走进来！'”据他的传记作者们的保证，这是康德常常说的，“因为我确信，门外站的不是讨债的人。”当然，贫穷的莱辛从来也没有享有过这种清白无瑕的美德，因为他一辈子都是满身债务的；海德也是那样。当然，欠债绝对不是天才的可靠的标志，但是生在康德、莱辛、海德那些时代的人，如果竭力想从市侩的罗网中脱出，同时他又不是一个有产者，那末他是只有冒一冒欠债的危险来达到目的的；至于能够心满意足地庆幸自己躲过了陷于债务的险境，那倒是万无一失的市侩的特征。

　　就是在虽然有专制政治的全部铁一般的残酷性，但已可以进行反对某种伴随现象的斗争的当时那个社会领域中，康德也从未打算参加斗争。他从来也没有象莱辛和海德那样，以各人自己的方式，对正统的或唯理论的僧侣们进行过攻击。如果说他对于世俗的专制政治从来不敢产生一点激愤之心，那末对于教会的专制他也只感到一点小心翼翼的畏惧。如果不算他的关于宇宙理论的著作，那末他只在哲学方面有革命性，而且，就是在哲学方面，他也把他的革命性隐藏在一种阴暗而晦涩的学院语言中，他使用这种语言，简直是对于德国语言犯了重罪，尤不可恕的是，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他本来是能够写得生动活泼的，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化史》中指出，正当英国的启蒙者们摆脱了学究气的、笨拙的学院文体，开始简单、鲜明、轻快地写作时，德国的大作家们，却把自己的国语变成一种充斥着那样难懂的言语的方言，而使它成为不能为本国的下层阶级所了解的了。但是，这种指摘并不适用于真正的德国大作家，实质上只能适用于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其中首先是康德，他是把被巴克尔认作是这种方言的作用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的。

　　虽然如此，康德终于还是和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发生了冲突。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在活过了一辈子之后，在这次冲突中不会表现得特别英勇，从当时的环境看来，那是完全可以明了的，因此，关于这点也就不必多说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所作的让步比要求于他的多得多，他竟上书国王腓特烈·威廉第二说：“为了避免最小的怀疑，我认为最好郑重地向国王陛下禀述，自此以后，我将作为陛下最忠顺的臣民，不再以演讲或文章的形式，公开作有关自然科学和天启宗教的论述”。康德使用“作为陛下最忠顺的臣民”等字样，是希望获得在国王逝世之后还有写作和谈论宗教的可能。

　　关于这事，也许可以作一个道德方面的注解，要知道，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已懂得伺机把诡辩派哲学家在他们自己擅长的范围之内加以击破。

Ⅲ

　　我们在确定所有这些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任何一本康德的传记中加以核对的事实时，完全没有把康德的道德面貌加以任何贬低的企图。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赞扬或谴责。我们只不过想确定康德的认识能力，以及这种认识能力的限度而已。

　　康德的无条件崇拜者认为这一课题很容易，他们说，正因为康德远离任何纷扰的世俗生活而集中精神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纯洁的、排除任何利害观念的科学思想家，高高地站在一切民族、一切时间之上。按照这种理论说来，一个人愈成为市侩，他能获得纯粹的、排除任何利害关系的科学思维的希望也愈大，这种理论一般说来，可说是很具独创性的，但可惜正好和康德的见解相反。按照康德的意见，人类的认识能力本来是空洞的，要靠感性的实践经验才变成为有内容的；他认为，任何通过赤裸的纯粹理性所获得的对于事物的认识，只是假象而已，只有在经验中才能看到真理。因此，如果康德与现在正在进行解放人类的斗争的那些领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在那些领域内不具些微经验，如果他所说的关于这个事情所能说的一切，都是从别人的材料中吸取来的，如果他只能用“赤裸的、纯粹理性”来进行他所曾经作过的改变，那末，单是这就已经可以证明，现在正在大吵大嚷，人们现在正用来阻挠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的那个口号：“回到康德去！”，完全是胡说。但是，正因为如此，也就必须确定一下上述事实，当然，这些事实说明的只是康德的认识能力的限度，而关于他的认识能力本身则并不提供任何概念。

　　这种认识能力，在《自然通史和宇宙理论》——康德发表的著作中第一部有意义的著作——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在这部著作中康德企图“按照牛顿原理阐述全部宇宙结构的力学始原”。康德论证太阳和一切行星都是从一团旋转着的星云中产生的。以后，法国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拉普拉斯对这一理论加以发展，并作了数学上的论证。我们在这里应该认为康德—拉普拉斯理论已为人人知道，还可以感到欣慰的是，直到现在这一理论仍为人所公认，并且无论如何说，都还没有另一个更完善的理论出来取而代之。如果我们考虑到，康德只受到他故乡城市所能给他的很少一点大学教育，而且在大学毕业后他又在东普鲁士一个容克地主家里当了九年家庭教师——生活在与当时这种家庭教师职位不可分的卑屈而困窘的条件下——那末我们就可以相信，康德以象《宇宙论》这样的著作的初次出场，是属于历史科学所能报导给我们的人类精神最伟大的表现之列的。

　　如果说这本著作把康德的认识能力极光辉地呈现出来，那末它也以极显明的方式凸现出了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在这本著作中，康德实际上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他的“宇宙学的气体理论”全部以在引力中表现出来并与引力相伴随的力学运动为根据。牛顿认为太阳系是永恒的，说到上帝老爷，他认为上帝的使命是有那末一天把这只表开动而已。康德则走得更远。他指出，全部宇宙的力学起源以及上帝的作为，乃是一种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行为。康德把发展原则引进自然里，自从德谟克里特奠定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以来，在康德以前没有人在唯物主义思想上达到康德所达到的高度。康德虽然不能否认，他的宇宙论归根结底要归结到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但就在这本著作里他仍旧不遗余力地漫骂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不通”和“无耻”，骂他们不了解，正因为自然即使在混沌状态中也只能有规律地、有秩序地活动，那也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这种空谈其实是最蹩脚的诡辩，因此，康德的崇拜者们如果承认，胆怯的、慎重的市侩精神在其中客观地呈现出来的康德的认识能力的确实界限就在这里，而不硬说康德是在这里面觅取足可用来躲过检查官的掩蔽，那也许更聪明些吧。因为在这种场合，他们就使他们的崇拜对象，丧失了那种应该能阻止他采取那样断然态度，反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最荒谬的意见”的最普通的忠诚和理性。我们的较合理的解释更由下面一点得到支持：在这种凶猛的攻讦中，同时又暴露了康德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的另一端，即是完全缺乏历史观念——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一个人所共知的弱点，这个弱点在康德身上比在任何其他的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以在他的生活过程中得到完全说明。我们正可以从康德的认识能力的这一方面进行研究，康德的认识能力在他所生活的社会条件中受到了多么厉害的摧残。就在康德把宇宙起源解释为历史过程的这本著作中，他竟在人类思想史方面表现出那种无知来，把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混为一谈，而不知道德谟克里特的哲学和伊壁鸠鲁的哲学之间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又过了几个十年之后，他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理，认为伊壁鸠鲁是唯物主义的真正的鼻祖。在这一问题上他应该到腓特烈王——那本著作正是献呈给他的——那里去获得较正确的知识才对，腓特烈倒明白知道，伊壁鸠鲁哲学的真正重心在哪里。

　　康德在使他获得声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认识能力已显得不如在《宇宙论》中那样光辉照人了。但是，在《纯理性批判》中，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却表现得更为清楚明白；下面我们要再来谈一谈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

Ⅳ

　　在青年时代，康德是在德国以莱布尼茨―伏尔夫派为代表的独断论哲学的信徒。这种独断论哲学认为，哲学思维是以突破感性幻象的界限，用纯粹概念来证明上帝，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的现实性，而达到正确地认知事物的真正本质为目的的一种手段。使康德从这种“独断论的迷梦”中觉醒过来的，是完全不相信事物的可认识性的英国怀疑主义。康德对于为休谟所激起的怀疑继续进行思索和探究之下，结果在1781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最初并不受人注意，但过了几年之后却风行起来，而为康德的声名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照最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弗·阿·朗格的话来说（在他的席勒的哲理诗评注中），康德的学说的要点是：全部现象世界，在为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和智力所感知的形态中，是完全受我们感官和智力的结构所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自在之物”）；虽然如此，我们的认识也绝对不是一种意义不定的东西，或是说，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而正好相反，倒是受到与我们的本质有必然而不可分的联系的一些确定不移的规律所规定、所调节的。这种经验的认识，是我们可以用以获得对于事物的全部认识的唯一方法，虽然这种认识并不按照事物本身那样，而按照人在他本身机构的制约之下不可避免地应看到的那样，把事物显示给我们。渴求突过这种界限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谬误，特别是当它力图证明我们关于上帝、自由、灵魂不死的观念与某种处在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时。

　　为了要正确地、历史地评价康德的《理性批判》，首先不能忽视，它对于同时代人的意义，决定于它粉碎了独断论哲学，那种独断论哲学犹如沉重的梦魇似的窒息了这些同时代人中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完全可以了解的，康德的同时代人在他的批判中，看到一个孤独的天才从他的思想深处提出来的不可否认的真理。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康德的认识论的“超时间性”，至今还受人过分地赞美着。如果确定他击毁了统治着他那时代的思想家的错误之一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努力用不适当的断言，说康德超出了他的时代，来夸大他的荣誉，康德的名望应会更其光辉得多的。

　　康德的认识论的“超时间性”，已由于它本身就在时间上有开始这一简单事实，而不攻自破了。这种认识论的基本观念，即我们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那样，而是按照它们呈现在我们感官之前的那样认识事物，这在康德以前早就为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法国唯物主义者说过，而且，按其本质说来，这完全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东西。德谟克里特也有过这种观念，略有不同的只是他认为原子和空虚是实在存在的东西，——这种天才的假设，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方面曾引导人达到一些伟大的发现，包括康德的宇宙论在内，——而康德则认为实在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而已。

　　一般说来，我们的古典哲学与法国唯物主义比起来更向前跨出的一大步是在于，它把历史的发展原则引入于自然界和历史。对于历史学上说来，康德在这一方面是完全没有贡献的，只是把这一原则引入自然界，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宇宙理论与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相比起来是一巨大进步；在这方面，康德是达尔文的先驱者，可是作为一个不好的预言者的康德，却把达尔文后来作为“有机自然界的牛顿”而出现这一点，称为“徒然的期望”。但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与唯物主义比起来，则是后退了一大步。如我们后面将要指出的，在这一点上康德所从出发的完全不是科学的动机。对于《宇宙论》作者的康德，恩格斯始终承认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但对于他的“自在之物”却始终只投之以玩笑、轻慢的言语。

　　应该说，就是新康德主义者也不特别倾向于承认“自在之物”的。他们说，康德这样做只是想说明“认识的无限任务”。“自在之物”据说并非可疑的谜语的谜底，而是一个无限方程式的未知数，要解答这个方程我们须走上愈走愈远的研究途径。如果康德的意见是这样的，那末恩格斯反对“自在之物”所进行的论争就不是不能成立的，而是不必要的了，因为这个论争是在推敞开着的门。但是，前面所引的新康德主义们的解释绝对不是康德自己的见解。不错，康德竭力想突出“自在之物”使他陷入的矛盾的混沌时，有时也说些可用新康德主义者的办法来解释的论点。单是“自在之物”的不可认识性，是他为了要使用《实践理性批判》来恢复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刚刚消灭掉的上帝、灵魂不死、意志自由所完全必要的东西这一点，“自在之物”的不可认识性为他的认识论之始终，就不容置疑了。我们虽然也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但我们还是有可能思考它的；于是，就在这里，我们的站在纯粹理性之上的实践理性，作为必要的要求，就创造出上帝、灵魂不死、意志自由。

　　康德以完完全全的明确性，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表明了这一点。康德在1787年4月写下这篇序言，那时候还并没有人来骚扰他，但他的胆小的天性已感到有必要使最高统治者安心，并尽可能把独断论哲学教授们竖立起来的假发抚平。在这里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作为“自在之物”的对象，而只能就它作为感性直观的客体，亦即现象来认识，那末，虽然如此，仍旧可以假定，我们即使不能认识这些对象，我们至少是可以把它们作为“自在之物”来思考的。“因此，如果我不同时从思辨理性那里消除它对于超感性知识的僭越之心，那我就甚至不能接受上帝、自由、灵魂不死来满足我的理性所必需的实践需要。……我必须扬弃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出地位来”^[1]。在这里，我们明明白白看见了那个一直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屋宇中飘来飘去的幽灵，在它出生之日，带着上面所引的康德那一段话，在它死亡之日，带着施塔尔的那句话：科学应该倒退。

　　然后康德继续说，他对于思辨理性迄今为止所想象出来的所有物所作的损伤，只涉及学派的垄断，而完全和人们的利害无关：因为，不完善的现世总是会支持对来世的期望的，义务与一切想望和倾向发生矛盾时所作的简单明白的表现，总是重新巩固（意志）自由的意识的，而自然界中到处透露出来的美好秩序、美、关怀，也总会支持对于一个聪明、伟大的世界创造主的信仰的。下面是他说的原话：

　　这样，我们的所有物不但安全无损，倒反会在意义上有所增长，因为学派现在已得到教训，它们不再妄想对有关全人类利害的问题获得较高、较广泛的了悟，而只求获得大多数的（对我们说来是值得尊敬的）人们所易于认得的那种理解；因此，学派应该将只提供大家都能了解并且在道德方面充分的证据。有所改变的只是学派的僭妄要求，因为学派在这里（一如在许多其他方面是有权利的一样）想被认为是真理的唯一的内行和保护者；它们传授公众的只是供实际用的真理，真理的钥匙则仍旧藏在自己身上……但是，在这里，思辨哲学家的较谦逊要求，则仍旧被人完全承认。他仍旧还是公众的很有用的科学、即理性批判的唯一的保管者，因为这门科学是永远也不能够普及，也无普及必要的；公众既不关心为有用真理辩护的细微而精妙的论据，也不关心反对有用真理的同样细微的反驳；但因为学派以及达到思辨思维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种论据和反驳，那末它就必须透彻地研究思辨理性的权利，而一劳永逸地摆脱那种迟早会由于形而上学者（当然，教会人士亦然）因没有这种批判而必然陷入、以后并会歪曲他们的学说的争论，而与人民相冲突的骚乱。因此，可以在唯物主义那里，最后在对于学派较多危害性但很少深入公众的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那里，割断归根到底对一切人都会有害的，宿命论、无神论、自由思想、不信宗教、幻想和迷信。如果政府有意关心学者们的工作，那末就它的明哲的关怀而论，无论是关怀科学或关怀人们，最好是促进批判的自由，理性范围之内的一切事业是只有通过它才能建立起来的；对于学派的可笑专制就不该加以支持，那些学派在人们把它们的蛛网扯毁时，大声叫嚷着那是危害公共安全；实则公众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蛛网，因此不会因其毁灭而哀伤的^[2]。

　　这一切是完全可理解的，并且一点也没有削减康德的历史意义，如果把他当作他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亦即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的话。这些启蒙者的习惯本来就是如此，他们把人民（从他的观点看来，即“值得尊敬的群众”）捧上了天，但在同时又拒绝把他的精神的明珠投与鞋匠和成衣匠这个要求。康德是这样的，伏尔泰的行为亦复如是。当然，康德走得稍远一些，他竟建议政府使用他的理性批判，作为使人民保持在无知之中的最可靠的手段，以保险人民不受无神论、唯物主义以及自由思想的不信宗教所侵害，并且不会由于哲学家和神父间的争论发生疑窦。但康德是普鲁士专制制度这一最窒息人的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启蒙者，这一点可以充分地用来说明他的启蒙活动的特殊性质。

　　令人不懂的只是，竟有人劝现代工人阶级摆脱马克思的“教条的牢笼”，而回到不受贿赂、坚贞不渝的真理的研究者康德那里去。

Ⅴ

　　不过，我们不妨宽大些，就让上帝、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好了，尤其是因为新康德主义者们对于它们就象对于“自在之物”一样，并不很承认的。

　　他们同样强烈地要求，把康德的伦理学，由于它的崇高的纯洁性，当作为现代工人运动的基石。但是，这一种崇高性，离滑稽可笑只差一步了。在任何地方康德都不如在他的伦理学中那样是市侩，而且还是一个血管中奔流着神学的全部毒血的市侩。他的关于义务以及他的绝对命令的学说不是旁的，只是摩西的十诫，而关于人的天性中的绝对的恶的学说，只是关于原罪的教义而已。给康德的伦理学行洗礼的甚至不是《新约》，而是《旧约》。歌德对于康德的二元论当然是抱怀疑态度的，他有一次说过，康德用他的关于根本的恶的学说亵渎了他自己的干净的哲学法衣。席勒虽则是一个热烈的康德信徒，但连他也不免嘲笑了那种真正市侩的怪想，即认为，出于恻隐之心而帮助亲友的人并不是作了善行，因为这样做只是他自己个人的偏好而已，而一个吝啬贪婪的人，根据绝对命令，在极勉强的情绪下给人施舍，才算善行。席勒的警句是这样写的：

　　良心的不安

　　我很愿意帮助朋友，可是遗憾的是，我这样做是带有偏爱。
　　因此这个问题总是折磨我，我是否有德行。

　　解决

　　没有旁的办法，你应该尽力蔑视他们，
　　并且心怀厌恶去做义务吩咐你做的事。

　　甚至叔本华，自称是康德的宝座的真正的、合法的继承者的人，——有许多方面他倒的确是对的——也起来反对康德的伦理学，并且对于康德的：“促使人执行道德律的信念要求他按照义务而不是按照自愿的偏好执行之，而且根据完全不是预先规定的、甘心情愿地接受的动机执行之”这个论点，作了下列批语：“应奉命而行！真是奴隶的道德！”可是，就是这种奴隶道德，竟有人想移植到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来！

　　表现得较进步的是康德关于法律、关于国家的学说，但他在这方面没有一点儿实际经验，他甚至未曾有过获得这种经验的可能，因此，他只能够扮一个法国启蒙运动的应声虫的角色。这样，他一方面正由于他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只好从单独的纯粹理性出发，来发挥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概念，但因为他这种“单独的纯粹理性”归根到底只是哥尼斯堡的一位生活在普鲁士专制政治的窒息人的压迫下的硕士的理性，所以他仍旧把那些概念作了过于市侩气的解释。康德对于法国革命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下可说是典型的。即使在恐怖时期以后，他仍旧忠实于它。在1797年，关于它，他还这样写道：“就让它充满这样多的恐怖和暴力吧，即使可以期望这种试验如果再进行一次就可达到幸福的结局，也使思虑周到的人，永远也不想再来一次这种要付出那末高的代价才能实现的试验——我要说，这一革命毕竟曾在全部目击者的灵魂中，获致了那种想参加进去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和冒险一同出现，但与热情非常接近，因此，这种愿望的原因只能是人类所固有的道德品质”。但就是这个康德，却无情地、断然地否定了反抗权：“也许，采用革命手段可以摆脱个人的专制、贪求私利的和爱好权势的压迫，但革命永远不能导致思想方法的真正改革；新的偏见和旧的偏见完全一样，都将成为暴民的引导线”。康德的这类矛盾，是完全可理解的。但是，一心想把“道德原则”引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新康德主义者们的一些矛盾，却不好理解。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康德因之而被称颂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者”的那个论点。这个论点，大家知道是这样说的：“无论在你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这个论点被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论断的根据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将同时是目的又是手段。但是，这个论断只证明着这样一种事实：康德传给他的门徒的，只是他自己的完全缺乏历史观念这一点，不论是象叔本华和新康德主义者们那些在哲学方面活动的门徒，还是象泰奥多尔·封·审或约翰·耶可比那些在政治方面活动的门徒都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席勒，但就是这个例外也是表面上的，因为席勒的历史感完全来自他的诗人的直觉。这只消把他的肤浅的《三十年战争史》和他的天才的关于瓦仑斯坦的三部曲，一比就可以证实了。

　　从历史观点看来，康德的上述论点立刻就可以看出是一个经济事实的思想反映，这一事实即是：资产阶级为了要获得对于他的生产方式有利的剥削资料，应该不只作为手段来使用工人阶级，并且还要把工人阶级变成为目的，即是，以人类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名义，把他们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康德可能并不了解现象间的这一联系，但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出，他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回声，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它的观点，但另一面却在实践上缩小它的观点。因为，与上述初初一看简直象是照现代意义说来的社会主义的那个赞美的说法相反，康德所要求的只是国内公民的完全自由，而不是国内居民的自由；他把全部劳动者阶级，受雇者、商人或手工业者的佣工，尤其是法国革命实际上解放的佃农，都算在居民之内了。

　　在这里所指出的意义上，康德这一据说使他成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的论点，实际上已被德国自由主义在上世纪反复宣扬了整整一百年了，有时候还带着敌视社会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大概有权认为，妄想把这种无意义的哲理当作社会主义思想界的指路明星，那是殊为可怪的。

Ⅵ

　　如果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只显示了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那末这种认识能力本身，却在康德的美学中作了真正的大暴露。在这里他有机会在丰富的生活中获得实践经验了；而这个丰富的生活，到康德写出他的《判断力批判》来的时候，已在德国的艺术创作范围中，发展了整整五十个年头了。康德用令人惊叹的方法揭示了这种创造的一些规律。最能使康德感到得意的证据是，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歌德对于康德总是抱否定的态度，但他毕竟承认，他“一生中有一段极愉快的时期”是应感谢《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因为，在那本书中，以理论的明确性，阐述了他模糊地听从着他自己天才的推动而在实践中完成了的东西。

　　当我们在几年以前指出这一关系时，有几个新康德主义者大骂我们为“荒唐绝顶的无知”等等，他们所根据的是那个极端令人信服的论据，即是，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完全未尝，或几乎完全未尝，引述他同时代的诗人。他们由此作出推断，说康德也就不知道他们，康德是处在孤独的自主状态中从自己的头脑中想出他的美学来的。但是，这种论断被康德的讲义笔记所粉碎了，从那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很知道他当时的诗歌。其实，这个插话，是只有作为新康德主义者们的悲喜剧式的冒险，才值得予以注意的。对于历史观说来，它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只要是曾经用清醒的眼睛读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人，一开始就应该弄清楚，在这本书里说话的并不是什么超世间的天才，而是一位具有机智的头脑的思想家，他的认识能力由于熟知我国古典诗歌而富有最深刻的见解。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摆脱他的皮囊，所以康德的美学绝对不能免除某些市侩的特色。例如，他认为音乐是一切艺术中最低级的一种，其理由只是因为紧邻的那位老是弹钢琴的女人常常打扰他沉思。此外，他的美学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了的，或是说，在现在论证起来可以比他当时所论证的深刻得多。但是，在那个时候，艺术一如以往那样被归结为平板的自然的模仿，或被联系到道德上去，或被视为谈玄说理的一种形式，但他却把艺术看作一种特殊的、基本的人类能力，这至今仍是康德的极重要的贡献。

　　对美学所作的科学论证，对独断论哲学的毁灭性打击，以及他的宇宙理论——这就是康德的三大功绩，使他在科学中获得不朽的声名，在人类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进程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一个人的一生，获得这些桂冠已足够了，要把多于他所确实做过的事写在他的名下，对于康德说来是完全不需要的。对他的批判主义进行诚实的批判，比之于言之无物的颂赞，是纪念他的较好的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在他逝世百年纪念日上，最好的纪念办法不是着上他的色彩，而是以反对康德来保卫康德，或是援用一句常说的文字游戏，保卫康德，反对Cant。^[3]

《新时代》第22年，1904年，第1卷，第553—559，627—633页。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参阅商务印书馆版（蓝公武译本），第19页。——译者

^[2] 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蓝公武译本），第20—21页。——译者

^[3] 英语Cant一词，发音和康德的名字Kant一样，意思为“伪善口吻，骗人的言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