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尼采反对社会主义
（1897年1月20日）
有些思想史家认为哲学独立存在于云端某处，不依赖于或可说不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理论用最接近我们的例子，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资产阶级的三个时髦哲学家的例子可以最容易地和最迅速地加以驳倒。叔本华、哈特曼和尼采——这三位，如果相信他们的崇拜者的话，是超于一切民族和时代之上的哲人，他们的创造天才据说已解决了宇宙之谜——他们的存在，彻头彻尾都植根于他们所属的阶级，在这五十年中所经历的经济发展的几个不同时期的。
关于叔本华，考茨基九年前已在《新时代》[1]上作了适当的论证。那时候以来发表了许多关于叔本华的新材料。他的崇拜者们竭力想拭去他身上的一切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可以说他们是成功了的。这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未必达到他们感到满意的程度。例如格里塞巴赫所写的叔本华传，照我们看来，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叔本华与他的母亲和姊妹决裂，与以前的一些设想相反，是他的错处较小，而他的母亲的错处较大。但作为人的叔本华所赢得的东西，被作为哲学家的叔本华全输掉了。如果人们至今认为，替叔本华在小市民阶层里赢得不少声名的他关于妇女的章节，是攻击资产阶级市侩式家庭的，那末现在只须把这些章节和格里塞巴赫的传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叔本华想描绘的那个属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女人，只不过是宫廷参事夫人阿德里·叔本华的肖像而已。叔本华所要求的妇女法律地位的一切改变，都是他用一个乡下讼师的狡计杜撰出来，以迎合他认为自己有权向他的母亲和姊妹提出来的经济要求的。当然，完全可能，对于某些有限的小集团，宫廷参事夫人阿德里·叔本华，作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在德国京城和地方首府大为流行的酒后茶余风雅开明、彬彬有礼的闲谈中的一位“富孀”，是一种典型现象，并且也非常可能，正是因此，叔本华所提供的对妇女特性的描写，引起了德国市侩们的这样的狂喜。但是，根据偏僻落后的外省的一点可怜经验，就自称写出了关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妇女的哲学，那是多么可笑啊。
哈特曼代表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另一阶段：“无意识”，那就是完全放弃资产阶级意识，德国市侩们用这个代价换取了普鲁士刺刀的恩宠保护。作为一个哲学家，叔本华还有相当的自豪感而与众不同；三月革命前的市侩虽然是那么温顺，但他仍还是具有那种自尊心，不肯把古典文学和哲学完全视作“死狗”。哈特曼则相反，他完全是一个退伍的普鲁士武夫，一切都要用普鲁士伍长的棍子敲敲打打。当然，他的命运一定比死于1860年的叔本华坏；他必须被社会主义吃掉，任何资产阶级哲学是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主义手上灭亡的。哈特曼现在和从前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是那么有原则的文章，可以使他因之而获得四等、也许甚至是三等“红鹰”勋章。这些文章不能有任何其他意义。
最后是大资本的哲学家尼采；大资本已获得了那么大的力量，可以不需要普鲁士刺刀的支助了。五年以前，我们曾有一次打算较详细地论证这一看法，这位先知的门徒们就不知道怎么才好了，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由于从来没有见过的粗野，而对这个“社会主义粗汉”——《未来》杂志正是以他们所习以为常的亲切态度这样说的——加以蔑视呢，还是应控诉这种前所未闻的不敬。事实上确乎如此，由于大资本必须完成世界史上它自己的那种革命任务，在尼采那里也可以遇到各种各样带有革命色彩的语句。甚至是他反对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咒骂，不管那是多么恶毒，也可以解释为他是那么过份地憎恶人类的贫困，以致于不能相信穷人和乞丐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尼采对于社会主义则没有作过什么哲学的分析。当然，这对于一位十九世纪末的哲学家是一个重大的空白点，因为，一个哲学家如果对于他的时代的最强大的运动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哲学家的。但是这一空白使人可能把尼采的大资本哲学涂饰一下，还可以把下列事实美化一下：他的攻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出于和最好的交易所里的事务家、头号的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一样的，同样的最崇高的思路。
现在，尼采著作中的这个空白，是由即将出版的他的遗著集某一卷里的论社会主义的一个篇章填补了。当这篇文章预先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未来》杂志以特殊方式对尼采表示感激之外，同时也对沙皇陛下、对俾斯麦、以及对封·陶许先生表示感激，这样交织成一个四方面的大感激。如果尼采对社会主义所作的逐出教门的诅咒，不是发表在这样一个证据确凿的所在，那是很会使人误以为这是对于尼采哲学的直接讽刺，那样又刻薄又正确、又恶毒又简洁的讽刺。尼采，象叔本华一样，与矢忠于枯燥无味的、普鲁士式的教义问答的哈特曼相反，是富有机智的人。因此，他的遭遇提供了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例子：对社会主义作皮毛的认识，甚至能够把资本主义最聪明的人物，推入多么可怕的无味、无思想、无知的深渊中去。
尼采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原则”，这已表现出他的无知了。显然，他手里从来也没有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是从在政治上和社会意义上都反动的著作，例如二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出现的列奥和特莱切克的诽谤小册子中得来的。尼采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从列奥那里剽窃来的。尼采写道：“我们由于是旁观者，对于下层人民的痛苦和贫困总是了解得错误的。因为我们不由自主地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尺度来衡量它们，想象着我们带着我们的极度多愁善感的头脑处身于下层阶级的地位上。实际上，痛苦和贫困是随着个人的文化程度而增长的。下层阶级是最迟钝的，改善他们的处境，那就等于是使他们更其善于感到痛苦”。这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列奥的关于“长满茧的皮肤”的理论，说这种皮肤使穷人能忍受富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不错，阿·朗格在他的杰出的《工人问题》一书中杰出的一章中揭发这种理论的浅薄，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从那时候以来，资产阶级学者中还没有丧失自爱心的人是耻于把它提出来的。甚至象罗歇尔那样的胸襟偏狭的经济学家也反对它。但是，所有的交易所事务家和卖身文人都坚持这一观点，说罗特席尔德、施图姆、克虏伯作为人类的拯救者，已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其“多愁善感”，那末尼采这方面也没有忘记要对这种玛蒙[2]崇拜作哲学祈祷了。
尼采从特莱切克那里所作的剽窃，比从利奥那里多得多。特莱切克认为，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下决心唱起“愉快的贫穷”的颂歌，在地上就会有无穷的欢乐，尼采以下列形式重复了这种见解：“地上的幸福不能靠改变制度来增加，而要靠消灭阴暗的、软弱的、多思虑的、易怒的性情来增加。外部情况对增加或减少幸福只有很少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者大多具有那种恶劣的性情，因此，即使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只会减少地上的幸福的总量”。特莱切克关于社会中贵族成员的论点，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信仰是妓女的信仰，关于社会民主党缺乏任何有成果的思想等等的论点，尼采用下列的说法作了重复：“世界上的福祉只存在在传统、确定了的风习、界限之内；社会主义者们与一切破坏传统、破坏风习、破坏界限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新的建设性的能力。”我们看到，尼采的话总是比特莱切克的话笼统，贫乏。但这是一切仿效者的命运。
但是，虽然如此，尼采可完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剽窃者。要知道，他的课题是使传统的资本主义饶舌，具有更精致的，有时候则是更粗暴的资本主义色彩。尼采写道：“如果心目中并不是个别人的幸福，而是全人类的目的，那末很令人怀疑，在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那种优良的条件下，是否可以为人类达到过去在完全不优良的条件下所已达到了的那种巨大成就。也许，大人物和大事业是在野蛮的自由条件下成长的吧。除了大人物和大事业以外，人类并没有其他目的”。其实，这种论点的基本调子特莱切克早已唱过了！特莱切克也用这样的论点来反驳社会主义：全人类的目的高于个别人的幸福，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二十年前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它现在的样子。特莱切克的意思实在是说，资本主义创造“优良”秩序，社会主义则竭力要创造无秩序，他还真正相信，除了在“野蛮的自由”下成长的“大人物”罗特席尔德、克虏伯和施图姆，以及他们的“大事业”以外，人类还有其他“目的”。特莱切克甚至认为，人类已经度过比“大人物”和“大事业”能在资本主义“野蛮的自由条件下”成长的那种日子更好的日子。
当尼采写道，“因为有很多的粗重的工作要人来做，那就应该把能担承这种工作的人也保存着，因为他们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的”时，他完全是逐字逐句在重复特莱切克。但特莱切克认为这是人类的悲惨命运的表现，而尼采则从这种境遇中找到了这样一种天才的解决办法：“也许可以设想出从亚洲、非洲大量输入野蛮民族的办法，那末，文明世界可以永远使不文明世界为自己服务了。”在七十年代，大资本主义还没有感到输入中国苦力的迫切需要，或是说，那种需要还没有达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么强烈的程度。当然，尼采只是想“使过分辛劳的欧洲工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才把这种妙策在哲学上奉为神明的；但对于他们的忠诚的歌颂者的这种天真“大事业”里的“大人物”们恐怕会笑得半死的吧。
或再举一个最惊人的例子！特莱切克在一本诽谤性小册子的开始处宣称，社会主义忽视了人们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尼采就以最精确的方式照着他说了。特莱切克又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永远存在，它随着文化的增长而增长；他说，“当然，野蛮人互相之间的差别不如我们文明人互相之间的差别大，因为野蛮人还没有能发挥他们的本质的力量”；这从历史上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特莱切克由之而作出的结论是完全不正确的；特莱切克认为，人与人之间日见增长的不平等，使社会主义所自称的使人人一律平等成为不可能。但是现在，一种必遭灭亡的预感对资本主义开始逐渐地明朗起来了：社会主义完全不忽视人们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这点是极端愚蠢的），一方面由于这种不平等是自然产生的，由于这种不平等使男人与女人、孩子与老人等等有分别，所以社会主义毫无异议地接受它；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平等，由于它是社会产生的，也由于它成了人类一切进步的可怕的障碍，却又给予社会主义以最有力的论据。先知尼采用这样一种断言表达了这种必遭灭亡的预感，社会主义是决心从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认为他们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种“一时的”现象之中汲取它的感召力的。那末他又怎样解脱这种困难呢？他在口头上这样说，“对于远古湖上生活时代的那幅人类景象”，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对的；但我们现时代的人在实质上却是平等的。”这一番话是漂亮的，虽然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所忽视的又是怎样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呢？尼采又在口头上说过：“善与恶、理性与愚蠢之间的差别”。就是这位写了一大本书为了证明资本主义“超人”的“主人道德”是没有善与恶的差别的，是“站在善恶以外”的资本主义先知，却以古老的童蒙笑话结束了对社会主义的诘难：人类的平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野蛮的自由”上；不过有一点小小的附带条件，那就是，善良和理性的人成为资本家，邪恶和愚蠢的人成为无产阶级而已。
如果有人认为交易所的事务家和卖身文人，是象尼采一样从那些思想出发反对社会主义，那末连他们都会感到被侮辱的。
《新时代》，第15年，1896—1897年，第1卷，第545—549页。
[1] 参阅1899年《新时代》上考茨基的《阿·叔本华》一文。一俄文本编者
[2] 玛蒙（Mammon）——西方从《新旧约》开始均作为“财神”或“钱财”的同义语使用。这里显然是指德国垄断资本家罗特席尔德、施图姆、克虏伯等而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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