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90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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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马克思，拉萨尔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1908年1月23日）

　　符腾堡的路德维希斯堡城是士瓦本的一个暴君的创造物，这个暴君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建起了这个城，作为斯图加特的对抗，以便惩罚他这个小国家的旧都不肯对他的情妇表示应有的敬意。在整个十八世纪，路德维希斯堡始终是一株人工培养成的花草，好象是舞台上的布景，迅速建起而迅速倒塌，但是，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个城市也已在德国文学上获得重要意义了。

　　在这里，在路德维希斯堡，童年的席勒观察到了使他的青年时代非常阴抑惨淡的另一个士瓦本暴君的宫廷生活，这宫廷生活已在《阴谋与爱情》里永远地描绘下来了。尤斯丁努斯·开尔纳尔，那位渺小的诗人和伟大的能看见幽灵的人，曾在他的杰出的《童年情景》一书中描写了他的出生城市，这个今天是显赫的公国首府，明天将变成被遗弃的“荒草堡”的“路易士堡”，在这里，在公私花园里云集着穿着绸缎燕尾服，后脑勺垂着时髦的发袋，挂着佩刀的宫廷人物，在堡垒的夹树道上则有“海角兵团”在整队行进，一面还唱着舒巴特作的歌：“前进，前进，弟兄们。坚强起来吧，出发的日子到了。我们要越山过海，直走到炎热的阿非利加。”这是那位没出息的公爵卖给荷兰人的一千名臣民。

　　十九世纪最初十年，爱德华·莫里克，弗里德里希·泰奥陀尔·费舍尔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作为路德维希堡的孩子出生了。他们都具有士瓦本人所特有的特点：力量和脆弱的特殊混合物；他们三人都是诗人，虽然有大小的分别。他们都选取了神学的前程，这也是席勒早年所曾经选择过的。与德国其他各地的情形相反，选取神学前程这一愿望在士瓦本是被人认为性格坚强，倒不是性格软弱的；而且，他们三位都是为了以后。重新从教堂的讲坛上跳到较自由的全人类的土地上来而先登上教堂的讲坛的。但是，他们的位处于宫廷跟前的故乡路德维希堡，把他们三个人的任何政治勇气都终身剥夺了。

　　在莫里克身上，这种缺点最不显明，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没有人要求他有政治信仰；他死后爱国派美学才把他捧到在德国只有歌德可与之比拟的抒情诗人天才的地位，这样做的高尚目的是把可恶的海涅推到后面去。莫里克的无可争辩的真正的抒情诗，因为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就被人尊为天才的抒情诗了。费舍尔和施特劳斯，就他们风格而论，也都是诗人，不过这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身份，而毋宁说是最不主要的身份；他们既是哲学家，而又是他们的同乡——士瓦本人黑格尔——的学生，他们就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倾向”。费舍尔的性格比较粗暴，他曾用粗暴得荒谬的谩骂“红色僧侣”，骂社会民主党人，他甚至还反对温和的南德意志人民党党员，他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能使俾斯麦的雇佣文士妒忌，并且果真妒忌了。抱有同样信仰的施特劳斯在形式上则较为温和。然而他建立了一种革命功绩，这在费舍尔方面是谈不到的，不论我们把他的美学著作估计得多高；施特劳斯的革命功绩是在德国宗教生活方面中的，但对于十九世纪的政治社会斗争也具有影响。施特劳斯正站在从德国古典哲学通到科学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开端上，因此在本刊上纪念本月27日的他的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是适当的。

　　当施特劳斯在1835年出版了他的《耶稣传》时，他还没有满30岁。这是一件革命功绩，但这并非施特劳斯本人所企望，而只是就他所造成的影响而言的。这很象以前路德把他的反对赦罪符论题钉在符腾堡宫堡教堂的门上，实际上的用意只是干涉一次普通的修士间的争论而已，可是他比任何人都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论题却象闪电击中了一桶打开的火药一样，同样，当施特劳斯把从黑格尔那儿学到的辩证批判原则用在福音历史上的时候，他本来也只想著一部纯粹历史性的著作而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施特劳斯有根据地驳倒了福音历史的历史真实性这一点；这在他以前已有许多人做过了，就是黑格尔看来，这一历史真实性也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施特劳斯用来解决他的批判课题的方法，把浪漫主义反动势力从耽溺了20年的自满信心中惊醒了。这是所谓第一炮，向着只会用封建的枪矛作战的军队打过去的。浪漫主义反动势力在这一声炮响下手足都发抖了，浪漫主义反动势力在这时候已由于自我保存本能而非常振作起来，这可以由那时开始不但打在宗教上，并且很快地也打到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炮击来证实。

　　甚至放这最初一炮的炮手也为这一炮的回响所吓倒。施特劳斯永远没有能驾驭他这第一度的、最大的、实质上甚至可说是唯一的成功。对于任何一个作家，一般说来也就是对于任何参加社会活动的人说来，当他的首次发表的言论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时，这是具有双重作用的。由于这种印象，对他就发生了一种很难满足并且常常不可能超过的要求。在施特劳斯，在这一点之外还有那样一种情况：他虽然天性上完全不是一个斗士，但他被迫参加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斗争。他的《耶稣传》所遇到的剧烈对抗，甚至动摇了他自己的确信。因此，在他的这本书的以后几版里，他对他的敌人们作了颇大的让步，他后来对此是追悔莫及的。施特劳斯完全不是性格儒怯的，但他是一个天性羞涩——指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的人；他自己承认，他虽然对于生活的欢乐有着那样的自然向往，但他毕竟短少那种掌握生活所必需的感官；他承认，他对生活确实始终采取挽歌式的、感伤的态度，而从来未曾体验过真正的生活欢乐和生活的希望。

　　这种苦涩的自白有多么真实，可以从这一事实中最明白地看出来：施特劳斯的写作活动第一次中断是由于他的结婚而造成的。当他和那位享有无瑕的声名，著名的美貌女演员结婚时，他生活在最优越的条件里，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这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们也都是优秀的。然而施特劳斯还是写道，“四年结婚生活中，我什么也没有写，一本书、一部著作、一篇论文也没有写出来。在这整个时期里，我为牵涉到我个人生存的种种可怕问题所困恼，我是远远地离开了学术问题了；象一个乘船遇险的人，水已没到颈部，那样地远远离开了对于经营他在陆上的产业的关怀。”这一切，没有别的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施特劳斯自己说的，他短少那种掌握生活所必需的感官。

　　因此，他在1848年就投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了。当他设法为杀害罗勃特·布路姆一事辩解时，连在符腾堡地方议会上称颂过他的路德维希堡的善良市民们都向他作了不信任的表示。以后，施特劳斯还从事写作二十年之久，对这一点恩格斯曾作过轻蔑的表示，称之为“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1]。如果把施特劳斯这一时期的著作与《耶稣传》一比，这一评判是很确当的；但是，舒巴特、弗里施林、胡顿、伏尔泰等人的传记本身则又与单纯的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也许，其中最成功的是胡顿传，虽然它也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那就是，施特劳斯对于胡顿这一人物没有一点历史观点的概念，即没有把他看作下层贵族阶级的理论先锋；传记中对于人道主义者们和对罗马的斗争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文章之所以比单纯的文学作品高得多，由于它们是莱辛所说的那种“拯救”，使那些斗士或野人摆脱人们对他们所抱的一切可能的偏见，施特劳斯说，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因为与他自己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虽然有这一切弱点，他仍旧还能感到痛苦，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处在开始时所处的那个高度上了，因此，他产生了要作一次“最后贡献”的愿望，这次贡献对他的《耶稣传》来说是正当的，并且是价值相等的。他发表了他的关于旧信仰和新信仰那部著作，他认为这是他的自白，对于当代人则是一种生活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或是说，也在某种意义上，施特劳斯是达到目的了。在这部著作问世的1872年，他的名字象在1835年一样，在德国引起了最大的争论，不过这争论不是延续了几个月或几年，而只有几天和几个星期而已。施特劳斯的最后著作的命运在实质上是与他的第一本书正相反的。如果说《耶稣传》不是按照作者的用意，而是由于它的作用而成为革命勋业的，那末，《旧信仰和新信仰》按照用意是革命的，但按照作用来说它并没有什么革命意义。

　　只有宗教方面，施特劳斯是有所进步的，他宣称，他认为对于当代的进步，基督教完全是死东西，同时他承认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对达尔文主义作了简明阐述的第三部分，无条件地是这本书的最好部分。但是，四十年代那种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进步性，已无影无踪地从施特劳斯身上消失了；他的反对普选权，他对于工人运动的轻蔑态度，他对死刑和君主政治的歌颂，1835年的政治浪漫派是会完全加以赞同的。施特劳斯写道：“君主政治包含着某种谜样的、看来甚至是荒谬的东西，但正是这里也包含着它的优越性的神秘。每一种神秘都是荒谬的，但没有神秘的话，无论在生活中、艺术中、国家中也就没有更深奥的东西了”——当他这样写时他简直是在阐述政治浪漫派的信仰中最主要的东西了。努力消灭耶稣·基督的神秘，原来是为了要宣扬老弗里茨或老威廉的神秘！

　　幸亏新德意志帝国的脑满肠肥的幸运儿甚至不能容忍宗教激进主义。他们疯狂地向施特劳斯进攻，打头的又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勇猛的尼采在这次围攻中也立了汗马功劳；他的语调竟“下流”到使所有的规矩人都同情施特劳斯的地步。后来施特劳斯自己在他这本书新版的跋文中都提到：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刊物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报刊正相反对，虽然完全否定作者的政治见解，但仍还能够客观地评价他的哲学议论的。这是施特劳斯拿出来发表的最后一言。这以后他得了重病，一年工夫结束了他的生命。施特劳斯用哲学家的镇静态度迎接了死，在死的荫蔽下，他达到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境地，这种和解是他在生活的漩涡里得不到的。这样就实现了他在最后一首诗作中所期望的东西：

现在该熄灭了，
象一道道光那么熄灭吧，
该在空气中消失了，
象声音那么消失吧。

但愿这最后的微光，
这最后的余音，
将清楚而又明白，
即使还象已往那么微弱。

《新时代》，第26年，1907—1908年，第1卷，第573—577页。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