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艺术和无产阶级
（1896年10月26日）
在哥达的党代表大会上，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对待现代艺术的态度，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1]。争论是从一个完全具体的问题上开始的，这完全没有错误，因为由于这样，争论只会更活泼、更深入。但是，在评价这次争论的结果时，还须抛开具体的争论问题及赞同和反对的论据。在这方面，只须确定在党大会上意见完全一致的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即是在很多党小组中对于《新世界》所代表的现代艺术[2]，对于这种艺术本身，有很激烈的反对情绪。因为对于编辑部的勤劳和才干也是意见完全一致的。
象笔者那样，许多年来在艺术范围内曾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一同工作过来的人，对于这一事实本身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不能把这一事实推说为有许多工人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抱着激进态度，但在艺术上总具有据说是保守倾向，同样也不能用工人们却于道德说教有偏好等等的老生常谈推说过去。如果工人们对于玛尔里特小姐的长篇小说和林道先生的剧作有一点兴趣，那末上面两种辩解是可以成立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工人们有一丁点这种兴趣。反之，工人们直截痛快地鄙视这种供现代资产阶级消遣的艺术，但同时，他们还是认为现代艺术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可以在他们抗议的激烈性中得到说明，但是，当人们发现，工人们看得比哈尔贝和霍普特曼更高的，并不是玛尔里特和林道，而是歌德和席勒，那末争论的问题就立刻具有完全另一种性质了。
根据我们实际观察，可以说，抗议的发生，是由于现代艺术的基本特色是极度悲观的，而现代无产阶级则具有一种深厚的乐观的特色。任何一个革命阶级都是乐观的。如垂死的洛贝尔图斯有一次说过的，在现代无产阶级看来，未来在奇妙的美丽灿烂的光辉之中。不用说，这当然与任何乌托邦思想无关。革命斗士对于革命斗争的胜利机会会作出最正确的估计：革命斗士之所以成为革命斗士，只是因为他对能够改造世界这一点具有最坚定的信念。在这一意义上，任何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是乐观者：他怀着充分乐观的希望瞧着未来，他正是从他周围的不幸中汲取这种希望的。
与此相反，现代艺术则是深度悲观的。它从这个它自己那末喜欢描写的不幸中看不见任何出路。它在各个资产阶级圈子里发生，它是在它中间得到相当真实反映的那种不可遏止的没落的反射。这种艺术，由于它既然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流行物，按其本身特有的方式来说是诚实的、真实的；它比林道和玛尔里特不可比拟地高出许多，但由于它在当代的不幸中只看见不幸，它是绝对地悲观的。在这种艺术里完全没有斗争的乐观因素，而这种因素对于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正是生命中的生命。只要这种因素在某处发现，只要出现这种因素的一点影子，例如，象在霍普特曼的《织工》里那样，它就立刻被人郑重地否认掉了。不过八天以前，霍普特曼先生通过他的律师格列林格，象他以前已做过好几次那样，转呈最高行政法庭，说他写了他的《织工》，只是为了想写一出感情丰富、激起人同情的悲剧而已，至于他的《弗洛里昂·盖耶尔》，他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不愉快的误解，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与现代无产阶级一样的斗争的暴动农民，描写成为一群不可救药的白痴。我们在这里提到霍普特曼，是因为在党大会上有人称他为现代艺术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如果这样（这我们也不想争辩），那末这正证明了现代艺术并非伟大的艺术。因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伟大的艺术从来没有援引缓和罪过的情况，在地上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解的。
自从有世界以来，革命的阶级也从来没有称颂过要用律师的刷子洗刷自己身上一点极微的革命尘土的艺术。这是断然不可能的。现代艺术的评注者们作过那样的假说，说工人们也许需要把马克思和拉萨尔改编为戏剧，那末现代无产阶级可以幸运地不需向勃拉姆先生和施兰特尔先生的可疑的美学学习了。无产阶级对于现代艺术的否定态度，与某种似乎为无产阶级固有的反艺术的倾向完全不相干，这一点可以由无产阶级爱好他们不能在其中找到一点儿自己的阶级意识，然而可以找到在现代艺术中找不到的欢乐的斗争因素的古典作家来证明。在“自由人民剧场”里，有一次上演一位年青的刚开始写作的作家的戏剧，这出戏想努力描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在艺术方面还有许多待改善之处；这个剧本的上演只是为了鼓励被资产阶级舞台闭门不纳的有希望的人材而已——这也是这个无产阶级剧场的任务之一。但在这里立刻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工人们完全没有瞧不起出于善良意图的艺术：这个剧的成功，完全由于它的倾向是值得赞扬的。
从哥达党大会上我还可以举一个更鲜明得多的例子。在会上有这样的意见：发表在《新世界》上的汉斯·朗德的长篇小说《新神》，工人们觉得是对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讥笑。刊物的编者对这个意见答复说，正好相反，他对于是否接受这部长篇小说登在《新世界》有过长时间的踌躇，却是因为这部小说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性太多，因此在艺术要求上太不够了。这是极正确的评判。朗德先生的主观用意是极好的，他想以对无产阶级完全表示好意的精神，描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故事。但是他对于无产阶级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这部小说成了十足道地的浪漫主义作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工人把这部小说看作对于他们的解放斗争的嘲弄，就非常典型的了，由于缺乏艺术描写能力，工人们完全看不出作者对于工人友好的倾向了。
情形不同但有点类似的是《贝尔塔妈妈》的遭遇，它在党大会上受到了那末不客气的对待。黑格勒尔的这部小说，就艺术性上说，是远远高出于朗德的小说之上的，照我们的意见，按照党大会上逐字引述的那些引文来评判它，是不公平的，根据这些引文来谴责它则更不公平。那几句话满可以悄悄地删去，而毫不有损这部小说，但当然，问题也就在这里。现代工人完全不是拘谨的，工人们可以容忍比在《贝尔塔妈妈》里面所遇到的坏得多的——从市侩道德观点看来坏得多的——东西，而一切都得其所。正因为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硬扯住这类“自然现象”，正因为他们想用在街上公开干人们通常在四壁之内所干的自然事情，来证明在当代巨大的斗争中所看不到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们特别令人发生生理的厌恶。总的说来，虽然作者的才能是完全够得上被承认的，虽然有许多好的章节，《贝尔塔妈妈》仍旧还是非常浪漫的女人，因为现代艺术与资产阶级浪漫蒂克的瓜葛，要比它自己认定的多得多。
“纯粹艺术”的理想一般总是反动浪漫主义流派的遗产，任何革命阶级只有非常谨慎才可以去接受这种遗产。这种理想无论如何至少是片面的，正如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戏剧用以开始的道德说教一样是片面的。如果现代工人阶级的美学见解真的并不完全没有道德说教，那它也完全不必因之而羞愧。它可以在这一点上援引年青的莱辛和年青的席勒来为自己辩护，他们也认为舞台是“道德教化机关”。以前，纯粹艺术的代表人物是公开的反动分子，他们完全不想给可爱的观众造成他们似乎具有极端革命性的错觉。老菲尔玛在他那部《文学史》里，从“纯粹艺术”观点，对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作了极苛刻的责难，把它说成是可厌的漫画；除非“纯粹艺术”的观点是正确的，才会完全正确。“纯粹艺术”的老一辈反动分子不象勃拉姆先生那么可笑，勃拉姆先生上演《阴谋与爱情》时（而且是用“自然主义的”歪曲手法上演的），把它称之为最伟大的杰作，同时又对要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改编为戏剧的、卑贱的工人阶级作出那么可笑的鬼脸。只有现代艺术才能赏赐给我们现代健全思想的这样有趣的样本。
当然，一方面自称为完全没有党派性的“纯粹艺术”，实际上非常有党派性。如果它想站到比党的观点更高的观点上去，那末它必须左顾并且右盼，必须不仅描写陈旧的、消亡着的事物，而且还须描写新生的世界。我们不能同意有人在党大会上提出的见解，说现代艺术生当衰落的时代，因此只好描写衰落。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衰落时代，同时也是再生的时代。不管现代艺术对过去的废城作了多么诚恳和真实的描写，如果它不顾在这个废墟上成长起来的新生活，它仍然还是不诚恳、不真实的。对于具有极为不艺术的倾向的、不愿意知道真正的无产阶级真实生活的艺术，无产阶级怎么能感兴趣呢！资产阶级在它兴起的时代，也不愿意一顾不从它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艺术，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比资产阶级温顺些呢？
现代艺术是具有资产阶级根源的艺术。它不肯放弃自己的根源，它愈来愈集中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之内，这我们不认为是它的耻辱。谁都不能要求任何人越离它自己的影子。我们只是要求，劳动阶级接受现代艺术时所作的那些保留，其原因应在这些原因真正所在之处去找寻。这些原因完全不在于什么无产阶级的落后性，因此，我们认为，要培养无产阶级接受现代艺术的热望，将是一种幻想，它的结果将是难堪的失望。这一类的民众教育是有其奇怪的情况的。几年前这个问题已在《新时代》上讨论过，当时“自由人民剧场”侥幸地正在摆脱那些“教育家”[3]。我们当然远不是把《新世界》编辑部心目中的“教育”，与那些曾经竭力想加惠于“自由人民剧场”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蠢货们的庸俗而狂妄的教育计划，等量齐观的。我们完全不否认那样一种情况，即工人们的美学和文学教育还可以非常有力地向前推进，对于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说来，这方面在实质上一切还待从头做起；我们还认为，做这件工作没有人再比《新世界》编辑部更合适了。但是，企图采用更好的艺术教育办法，来克服工人厌恶现代艺术的倾向这一基本思想，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假定工人们经过了这一教育过程之后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但结果也只能获得孵鸭蛋的母鸡所得的结果。无产阶级不能并且也永远不会欢迎那种与它的一切思想感情、与一切它认为使生活有价值的东西截然对立的艺术。
还应该防止过高估计艺术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意义。这种过高估计的诱惑是很大的，如果只记得艺术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曾有过多么大的意义。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在艺术方面的英雄时代之所以能发展，只是因为在资产阶级面前关闭了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场地。对于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场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着的。正因为如此，它应该把力量集中在这个场地上，这是既自然也是必然的。在无产阶级从事于这一火热斗争之前，它不能、也不会在它的内部创作伟大的艺术。要详尽地阐明和论证这一思想，需要另外单独写一篇文章才行，这里我们只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戏剧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人所周知的。资产阶级拥有建筑剧场所需的钱，而古老的专制制度不是由于打算盘就是由于盲目，挤着一只眼睛来看剧场，它乐意地允许资产阶级从舞台上享用它在现实中无情地拒绝了和能拒绝给予资产阶级的东西。在现时代，劳动阶级没有钱造剧场，而现代专制制度，已经无法拒绝在现实中与无产阶级作公开斗争，它以把美丽的幻想世界对无产阶级密密封闭起来而至少发泄了它的愤恨。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每天获得对于资本主义和警察的胜利的工人阶级，在艺术方面却完全无力反对这些巨大势力。问题在于，在近一百年来，情势完全改变了，并且绝对不是变得不利于无产阶级。
但是，让我们回到党大会的争论上来吧。党大会没有把孩子同水一起泼掉是十分明智的。党大会强调指出了把劳动阶级和现代艺术隔开的东西，但它并没有不公正到全盘否定现代艺术，或是更不公正地不承认现代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里面仍不失为进步的。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因此我们如向它要求多于它所能给予的东西，那也是不公正的。只是现代工人阶级对现代艺术的否定态度的原因，不应在无产阶级的理解力落后中去找寻。现代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艺术采取冷漠的态度，不是因为它不能理解它的高深的秘密，而是因为这种艺术，即使在其最高深的程度上，也不能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伟大性。
《新时代》，第15年，1896—1897年，第1卷，第129—133页。
[1] 1896年10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达党代表大会上对文艺问题第一次作了广泛讨论。这次讨论的诱因是党的文艺刊物《新世界》上所发表的《新神》和《贝尔塔妈妈》两部自然主义小说。党大会的讨论没有解决自然主义文艺即所谓现代艺术的阶级性以及社会民主党工人对自然主义作品的态度等问题。梅林本人没有参加这次大会，这篇文章是在大会之后发表的。——译者
[2] 《新世界》编辑部因为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支持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文艺即所谓现代艺术，编辑埃德加·施泰伊格尔盛赞自然主义文艺，说它“民主地”细致分析工人们或任何人的恶德。——译者
[3] 梅林所指的是1892年10月间柏林人民剧场组织的分裂。在这以前，自由人民剧场实质上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半无政府主义集团及文艺界的自然主义派分子领导的，排斥工人党员参加文艺活动。梅林与之作了激烈的斗争，经过两次群情激昂的全体大会之后，那些“领导人”终于带着少数追随者分裂出去而组织了所谓新自由人民剧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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