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无产阶级和哲学问题
伦理学和阶级斗争
（1893年）
《德意志语言》一月号上，基尔的膝尼斯教授赐我以荣幸，就我在《新时代》第9号上发表的《混合伦理学》一文给了我一封公开信。我在这里很想就事情的实质说几句话，这与其说是期望可能取得一致，倒不如说是出于对这种有礼而又认真的论战的感谢；当然我只对具有普遍兴趣的方面谈一谈。
滕尼斯先生看出“在我的全部论述中有那样一种隐蔽的思想”，即，在搏斗者之间是没有道德的，在战争中是几乎一切都认为可被允许的。实际上，我远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完全不能想象，我在任何时候可以成为一个俾斯麦先生以及类似他的暴力政策的目光短浅的代表人物的道德论的拥护者。我说过，阶级斗争不服从于某种作为最高审级的普遍伦理学，因为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不错，这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不能按照压迫他们的阶级的道德规则进行斗争；但我这句话还并不是说，它们完全不遵守任何道德原则而进行斗争。它们只是遵守着他们自己的道德进行斗争。
我记起了莱辛的一句话，要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伦理学表述为“反对千百万人受压迫、受压榨、受窒息、受劫夺、受折磨的条件”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滕尼斯先生想用马克思来驳倒我。他说，我这句话是坐在法官的安乐椅上对现代社会进行道德裁判——这个论点是马克思作严格的理论谈论时以最坚决的方式加以驳斥的。可是，要知道这些关于严格的理论的话，只是关于已吃掉了的鸡蛋的争论而已，滕尼斯先生。不错，作为历史和经济研究者，马克思从未使用过道德概念，这就只是因为科学研究和道德说教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您说作为“政治学家”的马克思从未考虑到您称为“感情用事”的东西，那就大错了。请您再读一遍马克思草拟的国际章程吧，这个文件把工人对于独占劳动工具的人的经济依赖，称作为一切奴隶制、社会贫困、精神卑微、政治依赖形式的基础；并且在最后宣称，国际工人协会以及一切隶属于它的团体和个人，都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对待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的一切人的基础，这个纲领至少在字面上是与“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章程中所包含的东西完全相象的。但这些话的内容，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滕尼斯先生不认为我是有资格解释马克思的观点的人，那末我很愿意向他引述一个人作为证明人，这个人他是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的。关于这个发生争执的问题，恩格斯说过这样一些话：“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1]。
滕尼斯先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伦理学毕竟和政治，甚至和经济，有某种关系；可以看出，“与此相比”——也就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比——我关于阶级斗争的伦理学的议论毕竟还不是“仅仅诉诸感情的铺张之词”。
照这样说来，那就应该也了解一下滕尼斯先生关于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的斗争的动机所说的一切了。按滕尼斯先生的意见，正当的义愤感在这里并不起任何作用，或至多只起很小的作用。无疑地。现代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斗争中，并不是根据市侩们称为“道德义愤”的那种薄弱而无结果的情绪而行事的。但是，对于斗争的目的和意义有完全明确的认识，完全不排除，恰恰相反，正是创造了工人的政党斗争截然区别于所有一切其他阶级的政党斗争的那种道德力量，那种最高度的坚忍、真诚、勇气、自我牺牲的精神。因此，滕尼斯先生在工人反对政治秩序（或无秩序）的原则性的政治斗争，与许多企业主压迫工人的那些个别事实之间所划的界线，是不能成立的。无疑地，工人们对于不同的剥削者会加以区别。但是，就是这种能区别的能力，也不能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向和毅力发生显著的影响。当滕尼斯先生认为工人阶级在反对那些个别剥削事例的斗争中，可以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家”（也许，在政治上是完全漠不关心或无能为力的）方面来的帮助，从而取得利益时，他忘记作一点小小的保留：那只有在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毅力没有损害时才行。滕尼斯先生认为，马克思列举了英国这种帮助的许多例子，不只是政治上有成就的活动的例子，如后来成为沙弗斯伯利伯爵的艾释黎勋爵的活动的例子，特别还有医生们、工厂视察员们燃起社会问题之火的例子，在这些人身上马克思完全公开地承认，具有博爱的理想主义的[2]动机。但是，滕尼斯先生，马克思在他们之间是划有鲜明的界线的，他称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是无偏心的，懂得业务的，不徇私的人，而对于象艾释黎勋爵那种政客——只要请看看《资本论》第1卷好了！——他所作的评判就完全不同，那是真正绝不客气的。如果说他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不是由于工厂视察员给了工人们阶级斗争最现实的武器，而象艾释黎勋爵之类那样的先生们，以他们的“对工人怀有善意的”大地主政策，竭力想缓和这种斗争，那我一定是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了。
这引导我到达我们和滕尼斯也有分歧的那个重要之点。“德国道德文化协会”愿意从事阶级斗争；它不愿意消除阶级斗争，而愿意使阶级斗争成为更“道德”的，因为它发觉，那是被人“怀有恶意并常常以不漂亮的手法”进行着的。滕尼斯先生诚恳地作了补充：双方都如此。无疑地，“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其余的创办人也必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他们是从哪里取得公正无私地衡量“双方”的尺度的呢？因为我并不认为滕尼斯先生看来是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道德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点的，因为它们是两个相接续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们两者之间是必然会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但是，“德国道德文化协会”完全不想对无人怀疑的道德原则盖上庄重的印记，它恰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政治、道德发生冲突的地方采取了“使道德高尚化”和“崇高化”的行动。也就在这一意义上，我真正地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伦理学”作为最高审级超然于在这一阶级斗争中发展着的矛盾；这里只有非此即彼：资产阶级的道德或无产阶级的道德。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中的人所组成的“德国道德文化协会”正是站在资产阶级道德的立场上。它想在它本身作为其中之一方的斗争中充作仲裁人的角色，这是办不到的。
如果滕尼斯先生不愿意相信我，那他可以由下面一个例子获得证明。据我所知，当“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台柱保尔·巴尔特先生在《未来》杂志上咒骂马克思和社会民主党以及《新时代》的某些读者时“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让滕尼斯先生从他在给我的公开信中所表白的他对工人问题的观点中作出实际结论来吧，让他作为“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创办人，公开地宣称，从伦理的观点来看，不久以前资产阶级各政党在国会中对于未来国家的辩论只是有失体面的、其目的为欺骗选民的骗局吧。如果滕尼斯先生这样做了，他就会看出，他的那个协会瓦解成什么样子了。但如果这是这样的——我可以在获得实际的反证之前先行断定，这一定正是这样，也将是这样的——那末滕尼斯先生就不应该因为工人阶级不特别喜欢充当“伦理”教育的单方面对象的角色，尤其是当巴尔特先生应该充当教师的时候，而特别抱怨工人阶级了。
“德国道德文化协会”不是并不追求什么新东西吗？例如讲坛社会主义就可以充作它的成功和终结的雏形。此外甚至还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别的遥远的例子。这个协会之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近乎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莱辛那样。莫泽斯是灵魂最真诚的人；他真心爱他的敌人，他也抱有与莱辛相同的见解，但他的天性太"伦理”了，不能容忍阶级斗争；他在腓特烈的专制政治的吹毛求疵之下感到苦闷时说：“苏格拉底对他的朋友克里托说，一个哲人当国家法律要求他死时就应该去死。因此，我只能认为我所生活着的国家的法律简直是温和的，因为他只不过放逐我而已”。莫泽斯从来也没有触犯过专制制度一丝一毫。然而他“伦理地”摇摇头，从莱辛的上衣上摘下在战斗中粘在这位伟大的斗士身上的每一片羽毛。现在我们要说，莫泽斯是一个好小子，但也是一个非常糟的音乐家[3]；看到莱辛一生斗争的伦理精神，我们就要对莫泽斯的“伦理化的”老生常谈耸肩了，即使他无疑地、而且确实地在莱辛的上衣上找到了这一片或那一片羽毛。
我虽然不能象滕尼斯先生那样认为他身为成员之一的“协会”的繁荣是可能的，我仍旧还是乐于在下面一点同意他：“这种联合的观念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会这样或那样地在新现象中获得表达”。当然，总有一天那种“公正和正义、人道和互敬”将在其中“主宰一切”的条件会降临的。那种条件在什么时候来临——滕尼斯先生可以从国际的章程里获知。那种条件将和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一同来临，因此，促使这个胜利走近来的每一推进，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推进，要比一切想使这一斗争“高尚化”和“更道德”的努力，都无可比拟地更道德得多。
《新时代》，第11年，1893年，第1卷。
[1]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译者
[2] 原文为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一般译为“唯心主义的”。——译者
[3] 德语成语，指只说漂亮活，实际行动很不高明的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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