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浪漫主义的胜利

　　正当德国共产主义在瑞士开始成长的时候，浪漫主义在德国本土又一次大获全胜。为了取得这一胜利，它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不久就遭到了彻底覆灭的命运，然而这毕竟是它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第一次进攻的胜利。
　　普鲁士的王位更替以及随后的1840年的战争危机分化了资产阶级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新的发展的力量。民族统一的思想由虚幻的精神生活突然变成了明显的现实。没有什么更浅薄的诗比尼古劳斯·贝克尔针对法国的战争欲望所写的《莱茵歌》产生出更普遍的热情了，这一点充分证明，德国统一问题的沉浮正如诗和散文的沉浮一样。当前的战争危机使人们注意到，德意志邦联对于军事和交通运输事业是多么忽视，同时它也不能很好地代表德国在国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人们普遍要求任命关税同盟领事，成立一个工商业者的关税议会同各政府的关税会议并存。贸易越发展，关税同盟的五种不同的币制，十种不同的尺码，十一种不同的计重标准以及各种各样的运费率就越充分说明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现在同普鲁士的宪法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普鲁士是关税同盟的首领。在关税同盟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像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那样没有发言权。曾在亚琛建立大火险公司的莱茵资产阶级的领袖大卫·汉泽曼早在1830年就温和地建议普鲁士国王成立两个议院，一个由限嗣地主和王室的亲信组成，另一个由缴纳大宗税款的资产者组成。国王没有采纳他这个建议，两三年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作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向普鲁士专制政府做了介绍。他要求把节约资本当作国家的主要目的，从而要求削减预算，特别是削减用于军队的非生产开支。他沉痛地诉说，书报检查制度给上升的资产阶级造成极大的障碍，因为它不仅阻止讨论政治问题，而且也阻止讨论经济问题，甚至用最适当、最慎重的方式也不行。这时资本越来越有力地支持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旧要求：出版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
　　在人民代议制这个问题上，普鲁士专制政权迟迟不前。它撕毁了它在危急的日子里许下的庄严的诺言，但是规定成立一个“人民代议机关”的1815年5月22日的法令像一个可怕的鬼怪站在幕后，是国王的任何命令都不能赶走的。普鲁士专制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工商界借款。为了勉强度过财政难关，它在1820年宣布国债的现额永不提高，并同它的债权人约定，没有国家等级会议的共同保证，不要接受任何新的公债。它不能像欺骗它可爱的臣民那样欺骗它的债权人。
　　普鲁士国王为了对付臣民，就用省议会来应付1816年的诺言，对各省来说，省议会是一种虚假的代议机构，平均起未，省议会有一半是大地主的代表，城市代表占二分之一，农民代表占六分之一。省议会由国王随意召集。会议是秘密迸行的，主持会议的是政府任命的大臣，他有权阻止讨论一切不受欢迎的问题。省议会对于政府的建议只能表示一种参考性的意见；只有在一些地方性的事务上，比如建立感化院、罪犯教养所、火险公司、疯人院、聋哑学校以及类似事件上有决定权（须经国王批准）。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机构不能向普鲁士专制政权的债权人提出保证，因此普鲁士的财政处在寸步难行的状态，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和苛捐杂税来勉强维持，捐税已经不能再增加了，但是还不能满足特殊的要求，特别是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仅仅为了对付波兰起义而进行的备战就使普鲁士专制政权受到一次打击，其恶劣后果甚至迫使普鲁士军国主义把现役期改为两年。德国越想摆脱经济上的落后状态，普鲁士的财政状况就越不稳定。特别是由于军事和经济上的原因迫切需要扩大普鲁士的铁路网。为了其中几条有利可图的铁路，资本需要以保证利息为形式的国家援助，实际上这种保证形式就是一种新的公债，因此需要得到国家等级会议的同意。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普鲁士的王位的。从他在精神发展方面所受的决定性影响来看，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是他这个人很伶俐，他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他同他的先行者和后继者不同，在郁闷的兵营里不是经常感到愉快的，他不时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新鲜空气。新王即位的特征是纯浪漫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占多数，半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占少数。问题在于，哪一个战斗的阶级能够战胜这个摇摆不定的人物。
　　一开始对垒双方就站在极不平等的地位上。正如亚当·斯密的德国盲从者中的佼佼者克劳斯所说：普鲁士远非一个专制君主国，而是一个有点隐蔽的贵族统治国家。或者像夏米索那样（他那清楚的法国人的头脑能比土生土长的庸人尖锐地看到他的第二祖国的状况）早在1826年就借法国耶稣会员的嘴唱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的心里话：国王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他就是绝对的。封建主义把一切国家权力紧紧地握在手里，资产阶级反对派要想从封建主义手里夺取政权，它就必须是非常团结的、认识明确的、强大的。但是总的说来，它同封建势力相比情况还完全相反。这一点在它的第一次攻击中很快就暴露出来。普鲁士省等级会议为了向新王表示敬意在科尼斯堡^[1]开会，省议会没有按照传统的习惯请求承认它的特权，而是诚惶诚恐地表示希望国王履行1815年的制定宪法的诺言。
　　在普鲁士王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鲁士省首先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从古老的骑士团时代起，普鲁士省就有一定程度的反抗精种，由于在地理上距柏林较远，这种反抗精神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这里有比较多的自由农民。康德漫长的一生都在科尼斯堡教学，该省的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把这位大师的言论奉为金科玉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该省所受的痛苦比德国其他地区都重，它所进行的反抗也比其他任何地区激烈。但是它摆脱了法国的束缚，又在俄国政府的更凶恶的压迫下土崩瓦解。在维也纳会议上重新用书面肯定下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策的这一可耻的遗产使每个还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德国人警醒起来，而被俄国的国境封锁割断了生命线的普鲁士省更是这样。但泽^[2]和科尼斯堡是它旧日的贸易繁荣的影子，埃尔宾城^[3]则完全衰落了。再加上可耻的俘虏交换条约迫使普鲁士把所有俄国逃亡者全部交出。条约规定俄国对普鲁士也有同样的捕捉逃亡者的义务，但是德国的逃亡者越过俄国国境就一个也逃脱不了。俄国政府毫不客气地把走私时被抓住的、或者没有护照误越边境的普鲁士人统统送到西伯利亚去。沙皇带着露骨的嘲笑神气在他的普鲁士总督头上挥舞皮鞭。1809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了朝见俄国君主而作一次豪华的旅行，不得不动用原定用于缓和困境的公款。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到沙皇尼古拉处作不得不然的即位访问时，沙皇“由于表示庆贺，自动”赦免全部由于偷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普鲁士臣民。普鲁士国王忍受了这种奇耻大辱，为了不断讨好沙皇，把他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当作普鲁士的真正的朋友。
　　这种无可救药的状况在普鲁士省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省长冯·雪恩巧妙地综合了这种愤慨情绪在宣誓仪式上发动了进攻。他那坚强的意志鼓舞了参加大会的人。雪恩是个才华出众、通晓世情的人，他由于在对该省的管理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而在各阶层的居民中享有威望。但是他能成为普鲁士自由主义的一位受到赞扬的领袖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资产阶级反对派多么缺乏明确的观点。雪恩鄙视在普鲁士国家进行统治的死板僵硬的官僚制度，他把普鲁士军国主义看作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现象，有一回一个普鲁士省议会的议员穿着军官制服执行职务时，他就明显地表示了这种看法。但是他也憎恨关税同盟，憎恨民族统一，他把使普鲁士溶化于德意志这一要求叫做疯狂的要求。
　　他很佩服康德，他想用纯粹理性建设国家。不过对他说来，纯粹理性实际上就是一个聪明的容克的理性，他清楚地看到，大地产不能用封建的，而只能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形式保存了。在所谓解放农民的问题上，他也坚持了这种不利于农民的立场，他在为了证明制定宪法的必要性给国王上的条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中也是代表这种立场。他在这个条陈中说，中等阶级和贵族的情况越来越清楚了。中等阶级因为力图自己组成官吏阶级，所以对于官吏阶级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意见的，没有财产和地产的因功受封的贵族也是这样，可是独立的人决不能忍受官僚的监督，特别是同官僚对立的、忘不了自己的旧日统治的土地贵族。雪恩的思想距离汉泽曼的自由主义比距离国王的浪漫主义更远，他同国王虽然有过种种龃龉，但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国王对于普鲁士等级会议的请求也没有见怪。等他回到柏林，又被勃兰登堡马尔克的封建浪漫主义所包围时，他就明确宣称，他不实施1815年的宪法法令。国王格外开恩授权省议会公布它们的记录，但是不提发言人的姓名。他答应今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省议会，议会期间通过省议会选出的委员会采纳“它们的建议”。这些不彻底的措施只能造成国家等级会议的假象，为的是比较容易地克服专制政体的财政困难。可是在1841年春天召开的省议会没有开会以前，出现了一种同省议会有关的小册子：《一个东普鲁士人回答的四个问题》，小册子上没有署名，不过它的作者，科尼斯堡的医生约翰·雅科比后来向国王公开了自己的姓名。
　　《四个问题》同雪恩的条陈在精神上显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却明确得多。当然也是用的纯唯心主义的形式。雅科比得出结论说，普鲁士人民已经成年了，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称赞普鲁士及其七个大学，二万零八十五个中小学校以及它的国民军制度是史无前例的最彻底的国民教育的典范。他想把“忠诚的普鲁士省议会的政治行动”翻译成人民的语言，于是他问：等级会议有什么愿望？它有什么权能？它可以决定什么？它还有什么可做的？他以明确的逻辑——不是由于形式适当，而是由于论证有力——指出，官僚制度破坏了城市规程，省议会完全失去作用，不独立的司法进行秘密审讯，大臣们垄断行政，他们的两个忠实奴仆、警察和书报审查机关监视着不让任何同大臣们的言行不合的意见和活动发生作用，这一切是多么不合独立自主的市民所提出的依法参加国家事务的要求。他证明1815年的宪法法令在法律上继续有效，并在国王拒绝实施之后敦促议会转变态度，过去是祈求恩典，现在是要求一种明确的权利。
　　雅科比的著作是在莱比锡出版的，它用一个假出版处避开了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但是这个著作出版以后，就由于普鲁士当局的要求被警察没收了。接着邦联议会宣布它为禁书。国王对这一著作深恶痛绝。当他还不知道作者姓名的时候，他企图从雪恩那里打听作者的姓名，并答应不给作者任何惩罚；可是当雅科比自动向国王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国王就写信给雪恩说，他接受这一挑战。他对于这句豪言壮语的理解，无非就是让人把雅科比送上法庭。柏林高等法院的刑事推事团奴颜婢膝地以亵渎国王陛下和其他罪行的罪名判处《四个问题》的作者两年半要塞监禁和剥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可是该法院的上诉推事团在团长格罗耳曼主持下宣布作者无罪。国王对此极为愤怒。他违背法律条文，专横地指示，宣告无罪的判决理由对该犯应该保留，并且故意找年老的格罗耳曼的麻烦，使他去职。格罗耳曼是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维护普鲁士司法的神话般的荣誉的很少见的法官中的一个。接着一个新的惩罚令打破了法官为了使国法免遭国王任意破坏而设立的一些限制。从这时起，只要法官做出一个不合国王心意的判决，他就要被放逐。
　　雅科比的著作在省议会中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普鲁士等级会议明确地拒绝了科尼斯堡市民根据雅科比的意思向议会提出的请愿。在资产阶级居民中，受到禁止的著作虽然不胫而走，但是很少有人仿效著者的勇敢、坦率的精神。卢格在哈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一份根据《四个问题》写成的、要求颁布宪法的请愿书征集了七十多人的签名，送交梅尔塞堡的萨克森省议会。可是国王的一个庶出的叔父纳茨梅尔上校刚一威胁说签名者将因叛国罪受审时，其中的十七个人就乘着驿邮车尽快地赶到梅尔塞堡，又把他们的签名涂掉了。一个医生认为他不能开业了，因为他签过名；一个木材商人说，他虽然没有公家的房子，但是他大概能够得到公家的房子^[4]；甚至一个食品商人硬说，他所以签名只是为了把煽动分子引诱出来，好让国王认清他的敌人。
　　许多自由主义的庸人就是这样一批货色，他们的第一次骚动受到浪漫主义反动派的干涉马上就无声无息了。

^[1] 现名加里宁格勒，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译者

^[2] 现名格但斯克，波兰北部城市。——译者

^[3] 现名埃尔布隆克，波兰北部城市。——译者

^[4] 所谓“公家的房子”大概是指监狱，也就是说可能要因签名而被捕的意思。——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