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七章 古典哲学的解体 争取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斗争同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浪漫派的国王对于出版自由也不是毫无理解。经过审查的报纸毫无生气，这同他的活泼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以一切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自我欺骗认为自己可以容忍自由言论。于是1841年圣诞节内阁下了一道命令，叫官厅放宽书报审查的尺度，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总还值得一提。 像平常一样，家长式的自由主义的这一滴水也消失在真正浪漫主义的大河里了。阿尔坦施泰因死后，艾希霍恩被任命为文化大臣，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动派，取消了老王统治时还勉强存在的唯一自由，即大学里的讲课自由。巴伐利亚人尤利乌斯·施塔尔得到了甘斯死后空下来的教授职位，施塔尔是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企图把基督教—德意志的原则由封建浪漫主义的露骨的粗鲁语言翻译成现代哲学的光辉的语言。接着年老昏聩的谢林应国王的邀请到了柏林，以便用他的天启哲学消灭黑格尔主义。法的历史学派的头子萨维尼则得到了司法大臣的职位，这时他当然要为他本人提供他没有任何立法使命的适当证明了。 渴望出版自由的专制君主毫无必要地开始压制唯一完成了自己任务的刊物。1841年5月，国王命令《哈雷年鉴》由莱比锡移至哈雷出版，也就是说在普鲁士书报审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否则普鲁士就要取缔这个刊物。由于这个命令，卢格移居到德累斯顿出版这个杂志，并改名为《德国年鉴》。不言而喻，这个杂志的编者的见解——普鲁士是一个自由而公正的国家——越是表露出它的错误性，这个杂志的倾向性也就越明显。如果说卢格和施特劳斯赋予《哈雷年鉴》以特色，那么《德国年鉴》就是处在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精神影响之下。同浪漫主义相比，这是一个进步，但也是古典哲学的解体。 浪漫主义交了好运，促使它进行全力反抗的经济发展自动地歼灭了它最危险的敌人。 一 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的活动和意图作为世界史的记录反映在古典哲学中。只要它能够发展它的物质力量，这个记录就成为一张废纸。工业越是自由地在工厂的浓烟中展开它的旗帜，哲学的空中楼阁垮得也就越快。 但是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简单地退化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它曾经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英雄时代，它不能把自己的遗产拍卖给庸俗的金融界，拍卖给银行和交易所，拍卖给从来没有想占有这份遗产的胸无点墨的工厂主。尽管哲学和资产阶级共同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斗争，可是正是在这个斗争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必然暴露出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这个矛盾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矛盾不知不觉地存在着，但是人们还没有认清，第二个时期矛盾已经为人所知，但是还不能解决，第三个时期用哲学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哲学身上找出路的办法克服了这个矛盾。 第一个时期是卢格和施特劳斯的时期。他们以哲学家的身份同浪漫主义进行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终究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的。他们在哲学的废墟上建造自己的小屋，看到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不管它好坏，就认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而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却是第二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资产阶级世界是他们的世界，或者是一个持久不变的世界。后来鲍威尔用一句确切的不恭的话对俾斯麦作了评论：这个人不是创造历史，而是创造插曲。费尔巴哈在谈到“普鲁士的皮鞭”时，经常把它痛骂一顿。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不懂得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在哲学的废墟间盲然乱跑，无计可施。 同时在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不是肩靠肩而是背靠背地站着。鲍威尔继续纺唯心主义哲学的线，直到这条钱在他手里折断为止，而费尔巴哈则公开同唯心主义哲学决裂，并且迈出了最终战胜唯心主义哲学的头几步。 布鲁诺·鲍威尔生于萨克森的一个小公国，就他的整个性格来说，是一个北德意志人。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柏林度过的，可以说是柏林人，他也喜爱“柏林的厚厚的沙土和淡茶以及机智的居民”。在这一方面他同施特劳斯完全相反，施特劳斯讨厌鲍威尔这个人以及他的活动，同样也讨厌北德的生活。施特劳斯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中取出实体，使它成为福音书的创造原则，鲍威尔也从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的取出自我意识。施特劳斯的批判虽然大大取消了很多福音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但它还是神学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还是同一个问题，即福音书是圣灵口授的，还是基督教团体无意识地创造的。鲍威尔在“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地方”寻求施特劳斯的“神秘”见解的解答。“而这种发展则导向理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及理念的现实存在，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识”。把黑格尔的话译成德语就是：他指出，福音书是抱着一定的目的从事创作的作家的文学作品。 鲍威尔的这种见解使他失去对福音书作者的一切尊敬，他对神学进行了殊死斗争。自我意识虽然创造了福音书，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是外来的、自相矛盾的、外在化和异化的自我意识。在鲍威尔1841年发表的福音故事批判中，已经存在三十年后在他关于基督教起源史的研究中发展成为独特见解的萌芽。他强调指出，独揽一切权力、一言定生死的罗马的世界之主，在吹口气就战胜大自然的反抗或者打败敌人、并已在世间宣称为世界之主和世界审判者的福音史的主身上有了一个敌对的兄弟，但毕竟是一个兄弟。在基督教中精神抽象的吸血鬼吸尽了人的力量和精髓、鲜血和生命，一滴也不留下。疲惫的“我”作为唯一的力量留在毁灭了的世界的废墟上，但是这个吞食一切的“我”却害怕他自己。他把他的一般的力量当作一种外来的力量同自己对立起来，在这种力量面前，恐惧而颤抖地为自己的存在和幸福而工作，这样他就完成了自己的异化。但是人类是在自己的模写的强制下受教育的，其目的是使人类更彻底地准备自由，如果终于取得自由，就更亲密地拥抱自由。向自己这方面来的、理解自己的、把握着自己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具有控制自我异化的创造物的力量。这样一来，鲍威尔就不顾一切地取消了神学，而且还不仅仅取消了神学。 无限的自我意识根本是没有界限的。它用批判的武器打倒了一切还限制着它的真正普遍性的“切实的规定性”。自我意识扬弃了社会和国家中一切它能给它们指出界限的制度，这在它的观念中是很显然的。因为自我意识的哲学也是生活在精神的抽象之中，其程度并不亚于基督教。而且它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批判的批判把一切都化为纯粹精神，对群众极为蔑视，唯心主义的思辨在批判的批判中做出一幅最丑恶的鬼脸。布鲁诺·鲍威尔先在波恩大学任私人讲师，后来被艾希霍恩大臣赶走，移居柏林；他和他的兄弟埃德加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在这里扮演“自由人”的角色，在激烈的言词上“总是走得很远”，并且在哲学领域做着柏林俏皮话讥讽为“Alles Verrungenieren”（使一切人都成为不受拘束的人）的事情。 但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立即给他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最后的合理的支柱。谁不放弃黑格尔哲学，谁也就不能放弃神学。黑格尔的学说（自然界，现实是由观念决定的）只是神学的合理的说明——上帝的自然界，物质的本质是由非物质的本质，即抽象的本质造成的。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斗争是黑格尔哲学内部的斗争。两个人越过了黑格尔，各自坚决贯彻绝对理念的一个方面，施特劳斯抓住的是实体，即同人分开的自然界，鲍威尔抓住的是自我意识，即同自然界分开的人。相反地，费尔巴哈则从黑格尔的立场批判整个黑格尔，他把绝对理念化为自然基础上的真实的人。他开辟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 费尔巴哈同施特劳斯一样是南德人，可是同后者不同的是他有火一般的热情，一种适于混乱的实际生活的斗争天性。他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莱辛，他喜欢从莱辛的论文中吸取力量，可惜他在这一点上也同莱辛相似，即德国的恶劣环境决不允许他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在雷辛山上所受的痛苦多么生动地使人想到莱辛在沃尔芬比特尔城所受的苦难！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是论述基督教本质的著作，它从德意志民族的一切健康的眼睛中驱除了唯心主义的幻影。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自体验过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到。费尔巴哈恢复了实际的人的权利。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自然界就是人赖以生长起来的基础。对人来说，人就是最高的本质。在人和自然界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天国的存在物只是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对人来说，人是最高的本质，人对人的爱就是最高法则。费尔巴哈阐明这种思维过程时所用的语言是动人的，甚至有时像涌现着的生活那样十分急促，发出像黑格尔派的雾风吹动枯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从地上捡起来。由于在德国落后状况还占优势，所以他没有能够解决这个任务，即像康德把唯物主义新得到的内容放进唯心主义那样，把唯心主义新得到的内容放进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培根曾经说过，他不愿做一个极端的经验主义者，像蚂蚁一样只知道收集和享受所收集的东西，也不愿做一个抽象的唯心论者，像蜘蛛一样自己编织蛛网，而愿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像蜜蜂一样，从花园和田野的花里采集材料，然后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加工。费尔巴哈也把自己比做蜜蜂，但是他认为蜜蜂是冬天消耗它们夏天的劳动所得，而他在冬天作为思想的人吐出他在夏天作为自然的人咽下去的东西。 自然界的思考的直观是这位学者围绕旋转的太阳，由于德国各政府的虔诚主义，他被排斥在高等学校的讲席之外，也没有能够同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保持同一步伐。费尔巴哈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不足，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曾说了一句有特色的话，向后退时，他同它一致，往前进时，他就跟它不同道了。但是，人不仅在自然界生活，而且也在社会中生活，因此唯物主义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也是社会科学，费尔巴哈没有这种清楚的认识，更不用说充分估价这一事实了。外国的广大世界对他是陌生的，而且他甚至同德国的小世界隔绝开来。对自然的爱使他自愿退居到一个孤寂的乡村，经受了光荣的贫困。他认为，只有人的理论行为是真正有人性的；他把理论的立场叫做人和世界的和谐的立场。 费尔巴哈在犹太高利贷者的肮脏形式中才认识了社会的实践。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分析犹太教是私利的宗教。他写道：“对希腊人说来，自然界是一块金刚石；他怎么也看不够它那奇异的色彩，它那规矩的形式，它那天空一般的清彻性和透明性；他在这块金刚石上看到他纯粹的、没有蒙上任何实际的利己主义灰尘的精神的反映，他在自然界认识了理性和精神——因此对他说来自然界是永恒的。总之，希腊人用热情的矿物学家的眼光观察自然，而犹太人则用计算自己利益的矿石商人的眼光观察自然。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是世界的实际原则——利己主义，而且是宗教形式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就是不让自己的仆人遭到毁灭的上帝。利己主义基本上是一神论，因为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利己主义把人召集、集中到自己这方面来，但是它使人在理论上愚昧固陋，因为它对一切不是同自己的利益直接有关的事情毫不关心。”如果说，以色列人赞美自然界的伟大，那只是出于胜利者夸大敌人的强大的打算，为的是赞美自己的荣誉。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伟大就是耶和华的伟大，而耶和华的伟大在为以色列实现的奇迹中已经光辉地表现出来了。 鲍威尔也有与此相似的见解。他认为，基督教国家通过一定形式限制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活动，但是犹太人为了剥削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分子就钻到它的空隙里去，他们就像伊壁鸠鲁的群神一样，住在世界的中间地带，不用做一定的工作。在鲍威尔那里，犹太人成了替罪羊，他把物质质量放在这个替罪羊身上，以便绝对的批判，无限的自我意识更纯粹地在自己本身旋转。这个彻头彻尾的空想家把犹太人问题极端化为纯宗教问题。基督徒或犹太人只有战胜他们的宗教才能得到自由。对于基督徒来说，在他们的宗教不可遏止地自我解体的情况下，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而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反对历史进步，在对各族人民的憎恨中建立自己的最冒险和最偏狭的民族生活，他们的宗教是用以满足自己的肉体的需要的兽性的狡猾和诡计，因此对他们说来，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能做到，也是很难做到。只要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得到解放，基督教国家更不能解放他们。 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只是从犹太高利贷者的最初形式，即中世纪的形式中认识资本。他们只是从哲学上接触到资本的残酷的本质，而没有能够从经济上理解它，更不用说克服它了。 二 德国年鉴。政治抒情诗卢格在德累斯顿不久就得到一个经验，普鲁士政府的胳臂很长。书报检查机关对《德国年鉴》的检查越来越严。卢格在他写的信中痛骂这种可恶的状况以及愚蠢的检查官，这人任意窜改著作，抽去其中的精华，犯下了违反精神的真正罪恶。受到这种恭维的是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瓦克斯穆特教授。他并不是他们那一伙中最坏的一个，他企图使他“尊敬的朋友”卢格同他的红铅笔的粗野行为和解，结果没有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1842年的《德国年鉴》就以两种形式出版。在德累斯顿是杂志，在瑞士是几本《轶文集》[1]。图林根人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在这里为了领导瑞士的激进党人，辞去了苏黎世大学的矿物学教授职。他在苏黎世和文特土尔创办了文艺书店，编辑《瑞士共和主义者》，给逃避书报检查的德国人提供一个很受欢迎的避难所。两卷《轶文集》中有卢格、鲍威尔、费尔巴哈，也有马克思、摩里茨·弗来舍尔、科本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文章，这些论述政治自由、教育自由、出版自由，论述哲学和神学的文章或者是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所没有通过的，或者估计一定要遭到这种命运，而没有送审的。 卢格想用这几本论文集狠狠地给那些蠢货当头一棒，打得他们不能恢复元气，毫无疑问这些集子中的文章都有很大的价值。但是不管它们对于反动的浪漫主义的打击多么大，它们所讨论的哲学还处于混乱境地，距离终结还很远。只要费尔巴哈的学说客观上促成一切宗教解体，鲍威尔就承认他的业绩，但是他牢牢抱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把空想的思维放在实际的存在之上，而费尔巴哈则直率地说，这不是一个进步，因为脱离了人的自我意识无非是黑格尔的没有现实性的抽象物。 卢格是一个很好的编辑，他懂得像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这样一些撰稿人对他有什么帮助。他认为，费尔巴哈是耶利哥的号角[2]，但是鲍威尔也有巨大的热情、才能和根底。费尔巴哈写得很少，而且有他自己的特色，而鲍威尔则能写出种种文章。但是卢格从编辑的角度对这两个人感到兴趣还有其更深的原因。作为一个资产者，他要想越来越彻底地不谈理论性的东西，他在笔战生活中发出的和接受的冲击使他充分认识到，绝对的批判和无限的自我意识不能根本摧毁非常明显的浪漫主义。但是这个资产者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又嗅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他说得很对，费尔巴哈的错误是同黑格尔决裂，而没有从他的发展原则出发纠正他。卢格称赞费尔巴哈，因为他把哲学从基督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卢格又堕入基督教的唯灵论之中，因为他说，谁要是重视活人甚于思想家，他就会尊敬他头上的虱子，并认为他那懒惰的脑袋比亚里斯多德的头脑高明。 卢格在他穿过书报检查机关的暗礁引进《德国年鉴》的那篇论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文章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模糊立场。总的说来，这个杂志最后一个年度发表的作品是最好的。上百次的经验证明，而且从那以后上千次的经验又证明了，一个刊物在激烈斗争中往往办得最好。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是用不可否认的精神写成的。科本在对利奥的法国革命史的长篇批判中，第一次用一种语言正确说明了法国的恐怖时期。年轻的俄国人巴枯宁用尤勒斯·埃吕沙尔特的笔名发表了论德国反动派的处女作。巴枯宁曾在柏林学习黑格尔哲学，这时住在德累斯顿。他着重指出社会革命的地下轰呜，指出贫穷的阶级，真正的人民开始计算比它力量弱的敌人的人数，开始要求真正完全实现早就得到承认的权利。“在俄国本土，在这无边无际的大雪覆盖的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了解很少，而它也许有一个伟大的未来），预告雷雨的阴云正在聚集。哦，空气闷热，它孕育着暴风雨……让我们信赖主的永恒的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进行破坏和毁灭，只是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深不见底的、永远创造的泉源。破坏的欲望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的欲望。”从这篇论文中发出一种由哀歌和热狂以及贵族的钝感奇异地混合而成的特殊气息。 卢格以确当的观点批评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说它否认了辩证方法。黑格尔的国家是一个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模糊的东西，一座空中楼阁。它不比柏拉图的国家实际；柏拉图的国家使人想起希腊的国家，而黑格尔的国家则使人想起普鲁士国家，但是黑格尔的国家忽视了历史过程。卢格强调指出，黑格尔不得不顺应外来的压力，而在他以前的康德就是这样。黑格尔满足于专制主义的理性，因为专制主义很有理性，它承认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但是，脱离活生生的历史，片面地空谈理论，把这种立场当作绝对的立场固定起来，这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缺点。在家庭、社会、国家这些永远明确的东西上，理论虽然可以不顾历史过程，但是它必须经常区别，它面前是一个逻辑范畴还是历史范畴。例如国家制度是国家的历史形式，而黑格尔把世袭君主制、长子继承权、两院制等历史的存在归之为逻辑的必然性，这是错误的。为了使国家具有国家的形式，德国人几乎完全没有的那些重大的设施，如国民会议、陪审员、出版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表明，卢格在这里怎样被资产者的天真的本能所戏弄。这个资产者为了保证他的阶级在政府中有足够的一份，说封建专制的国家是一种历史范畴，而让资产阶级形式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逻辑的范畴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 在这种激动的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激动的诗同这种哲学是相适应的。新一辈的诗人出现了。在他们的诗歌中响着警钟的声音，音韵里夹着兵器的铿锵之音。高尚的形式又取得了它的权利，由于形式完美，显得热情更足，讽刺更有风趣。《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并没有直接教育这些新诗人。卢格对美学的评价是很片面的。他千百次把朱尼亚斯的信[3]作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置于莎士比亚的著作之上，他反对他所谓的海涅的轻挑和放荡就像反对老黑格尔派的守旧那样不知疲倦，他甚至同丁盖尔施泰特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个年轻的黑森人以同时代的诗人都不如他的一种明确性看透了德国的政治社会苦难，并根据守夜人[4]所经历的世道变迁，在一系列的具体形象上体现出来。卢格对于霍夫曼的“非政治性诗歌”的不满是比较有道理的，这些诗以其浅薄的诙谐过分迎合易于激动的政客的无谓叫嚷。但这也是在这种政治诗中或强或弱地表露出来的哲学斗争的反映。波美拉尼亚人普鲁茨是卢格的老朋友和合作者，他在自己的诗里指挥整个的思想队伍，有时用的是笨重的节奏，与其说是一个诗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学家。当士瓦本人海尔维格把他的《一个活人的诗》像一道火热的闪电投入德意志世界时，卢格就欢呼着尊他为诗坛领袖。 战斗的时代的苦难和不安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这些诗中发出这样沸腾的和音。这些诗一出版，在全德国受到欢迎，诗人像一个凯旋者从西南边境走到东北边境，经过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到耶拿和魏玛，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一直到柏林和科尼斯堡。 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会见了卢格，他们一起到柏林去旅行。在柏林他们同鲍威尔兄弟及其拥护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自由人的苍白的消极性同海尔维格喜欢色彩的诗人本性是不相容的。正准备同现有国家进行实际斗争的卢格不顾布鲁诺·鲍威尔告诉他“那些最可笑的事情”，比如主张打破国家、私有财产、家庭的观念，不必考虑问题的积极一面。这时海尔维格做了一件被国王召见的蠢事。国玉的侍医瑞士人雪恩来因（瑞士有人托海尔维格向他问好）做了殷勤的介绍人。如果说，诗人在他立即被普鲁士政府禁止的诗中向国王发泄怨气并不困难，那么这次会见就更简单了，因为宫廷礼节上写着，波萨侯爵只能谈堂·菲力浦[5]问他的话。当时流传的话是：我爱一个忠实的反对派；我衷心希望您回心转意，您将会大有作为；我们仍然是正直的敌人——这些话都是国王说的，谈论这件事的人没有提到诗人。于是“Alles Verrungenieren”的激进主义赶忙用尖锐的讽刺对一言不发的诗人进行报复。 海尔维格对这件事非常后悔。他在受到热情接待的科尼斯堡听说，普鲁士警察在他谒见国王之后匆匆忙忙地取缔了他打算在瑞士出版的一份报纸。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国王，在信中补演了波萨侯爵的悲剧。人们违背他的意愿在《莱比锡总汇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不久海尔维格在施泰廷他的朋友普鲁茨那里接到放逐令。凯旋的行列往回走，穿过宪兵的步哨线直到边境，接着那份刚刚呼救的报纸被钉上了十字架！一片讽刺声中，甚至也夹杂着弗莱里格拉特的声音。海涅嘲笑说：酒醉时，何等惬意，觉醒后，景物全非！海尔维格从没有像浪漫派的国王所预言的那样回心转意，但是他妄想举着飘扬的旗帜走在一群人的前面，而那一群人却露出幸灾乐祸的仆从的真正面目，这就永远折断了诗人海尔维格的翅膀。 《德国年鉴》随着它的诗人垮台而垮台了。卢格由于同布鲁诺·鲍威尔和自由人集团的冲突而加强了直接攻击历史国家的主张。1834年度，他的报纸以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开始，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德国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一个党派，而是一种空洞无用的理论，它决不能成为一种实际的存在，因为它不知道它需要什么。卢格想把自由主义变为具有实际问题的民主。他所说的这些问题是：把教会变为学校，组织吸收一切庶民参加的、真正的国民教育，把军事完全同它融合起来，让有教养、有组织的人民在公共生活中实行自治，在公共法庭上自己掌管司法。可是德意志诸侯决不让人提出这种要求。萨克森和普鲁士，随后邦联议会都禁止《德国年鉴》出版。 可惜《德国年鉴》的垮台也不乏一种滑稽而庸俗的性质。卢格在向萨克森等级会议提出的一份请愿书中抗议检查他的杂志，同时还提出自己家族的证据，说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有用的公民。萨克森议员中的那些驯良的庸人同意查封《德国年鉴》，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对《德国年鉴》的内容毫无所知，以及他们对于所听到的一点内容也完全不了解。 [1]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是卢格于1843年在瑞士出版的论文集。马克思在第一卷上发表了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第二卷上匿名发表了较短的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原编者 [2] 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和华命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第七日命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城被攻占。——译者 [3] 1769—72年在伦敦《公共广告商》（Public Advertiser）杂志上用朱尼亚斯的笔名发表的好多封信，无情地攻击一切国家机构，乃至国王。据研究，其作者为菲力浦·弗朗西斯爵士。卢格曾把这些信译成德文。——译者 [4] 指丁盖尔施泰因的诗《一个世界主义守夜人之歌》。——译者 [5] 席勒剧本《堂·卡罗斯》中的人物。菲力浦是16世纪西班牙的国王，波萨侯爵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空谈家。——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