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莱茵报》

　　海尔维格的信给了浪漫派一个很好的机会，重新压制由于发布了比较缓和的检查令而开始恢复生机的报刊，虽然大多数报刊只是微微地吁了几口气。新法令公布之后一星期，暗里发牢骚，明里摇尾巴的庸人的柏林机关报《福斯报》用胜利者的口吻说，现在可以说话了，它要利用这种自由——但是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并且毫不隐晦，但怀着好意发表意见说，向库尔兰^[1]发送信袋时最好派一个随车管理员，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信袋被人偷走了。接着邮政管理部门在《施本纳报》上对此作了非常粗野的答复，以致福斯女士十分狠狈地把她大胆伸出的触角又收了回去，只是羞怯地提出问题，邮政当局是不是认为它是没有任何缺点的。
　　在一些重要的日报当中，只有三家报纸对于普鲁士的居民发生强弱不等的影响。其中之一，是远销普鲁士境外的《莱比锡总汇报》。一些不满意普鲁士官僚政治的人士，暗地里资助这家报纸，可是在它发表了海尔维格的信件以后，马上就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了。在普鲁士国家境内，《科尼斯堡日报》和《莱茵报》的报道正直而大胆。浪漫派的国王陛下喜欢用他那近卫军少尉的特殊语言，把这两家报纸称为“科尼斯堡的下贱报纸和它的莱茵卖淫姊妹”。《科尼斯堡日报》站在约翰·雅科比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立场上，由一位高级教师维特主编。维特由于编这份报纸，曾不得不忍受艾希霍恩大臣的卑鄙迫害。年轻的瓦列斯罗德在这份报纸的撰稿人之中博得文名。但是这家报纸却落后于从1842年1月1日开始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特别是在眼界的广度方面。
　　根据《菜茵报》创刊号登载的声明，它是由一伙独立的莱茵省居民创办的；这些人倾向进步，力求莱茵省发达，竭力发展莱茵省的各种设施，要把莱茵省同整个德意志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关心整个人类社会和它的内部繁荣。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项声明并不十分清晰，同样地，后来该报以政纲形式发表的东西，即实行包括一切阶级和代表各方面利益的普遍选举法，公布政府的施政活动，要求出版自由等等，也没有按照已经成熟的政党的惯例，分章分节一目了然地列出。《莱茵报》联合着成分不同的各种人士，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使他们结合起来，但是还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他们分开。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两个年长领袖的后面，即在大卫·汉泽曼和科伦商会会长卢道夫·康普豪森这两个敢想敢做的商人的后面，是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莱茵报》对工商业问题的了解比政治问题清楚得多。它要求精确而详细地公布关于国家财政的报告，减少国家的支出，扩建铁路，降低诉讼费用和邮费，为参加关税同盟的各邦规定共同的国旗和派遣共同的驻外领事。
　　这种情况使《莱茵报》对易北河以东的反对派报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思想的大胆和明确方而，它至少不比《德国年鉴》逊色，而在了解推动德国生活前进的工业发展方面，则远远超过它。《莱茵报》支持关税同盟的程度同雪恩反对关税同盟的程度不相上下。这家报纸评论说，普鲁士国家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的。如果这个国家继经济进步之后，能为精神进步和政治进步开辟道路，那么，报纸愿意在这个国家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梅特涅的御用文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以憎恨者的尖锐眼光，揭露了《莱茵报》的亲普鲁士倾向，但是普鲁士的政治家们却窃窃私语，说《莱茵报》依靠法国政府的钱维持，柏林政府的眼光过于狭小，没有理解《莱茵报》想把一个锋利的武器交给它掌握。《莱茵报》越坚决地想把它抬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高度，它就越顽固地死守自己的专制—封建的落后状态。这种冲突一天比一天尖锐化了，而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莱茵报》的领导权就越来越被激进分子所掌握。
　　这是一群卓越的人物。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中，有布鲁诺·鲍威尔、科本、瑙威尔克、施蒂纳等人为《莱茵报》写稿；该报德文部的第一编辑鲁滕堡也是柏林人。参加《菜茵报》工作的莱茵省当地人有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格奥尔格·荣克、莫泽斯·赫斯、海尔曼·皮羽特曼和卡尔·马克思。《莱茵报》不按期发表社论，还没有被单调的竞争经营的清规戒律所束缚。因此附页里登载的技术论文和科学论文较多，而小品文栏里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其中发表关于美学、文学和哲学问题的研究以及许多优美的诗篇。海尔维格和普鲁茨经常为这一栏写稿。但是不久《莱茵报》的最年轻的撰稿人就成为该报的最优秀的力量。即使今天你把积满灰尘的《莱茵报》合订本打开，也不难在大量的优秀作品当中发现马克思的著作是最好的。他的这些杰作的特点是：构思广阔而深刻；文笔有力而漂亮；辩证的论据其有尖锐的对立性；思想敏锐，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深入到德国的混乱状态之中，一直把问题彻底搞清为止。1842年秋，马克思担任该报的编辑，整整作了一个冬季，直到报纸停刊的前几天才离开编辑部。
　　马克思的最初几篇文章是讨论出版自由问题的。他在卢格编辑的《轶文集》里发表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内要求完全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他说，检查制度本身是不好的，而检查令却比人还要威风。马克思嘲笑虚伪的自由主义的做法，由于更换了执行这种坏制度的人员，虚伪的自由主义就感到满足了。他逐条分析新检查令，以揭露其中在浪漫主义的暧昧词藻下隐藏的逻辑荒谬。也同旧书报检查令一样，新检查令中有一条规定：探讨书报中的真理应该严肃而谦逊。马克思对此反驳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今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2]
　　但是新检查令毕竟与旧检查令有所不同，那就是新检查令指示检查人员严密地注意书报的倾向是否善良。马克思对此辛辣讽刺地写道：“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时期，国家在万不得已时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各王朝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为如何。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威胁着我的生存的一种阴险的陷阱。
　　我可以任意翻转打滚，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体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东西，而且由于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坏事。其实我受罚的原因是我的行为并不违法，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就迫使好心肠的法官只去审查我那非常慎重、不至于使自己在行动中暴露出来的恶劣的思想方式。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3]
　　马克思接着说道，追究倾向的法律是由那些把自己同人民在原则上对立起来，从而认为自己的反国家的思想方式是普遍的和标准的思想方式的政府发明出来的。统治集团的龌龊的良心，捏造出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把它们作为报复的法律，用来惩办实际上只是政府官员才持有的思想方式。“追究原则的法律是以无原则……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痛恨的工具——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倾向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内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采取了两面的手法。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又如，检查令想要保存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原则——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查令宣布，心的法官是检查官而不是神。又如，检查令禁止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进行毁坏其名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遭到检查官的侮辱和毁坏你们名誉的判断。又如，检查令想要消灭来自居心叵测和听信坏话的人物方面的流言蜚语，同时又迫使检查官相信这种流言蜚语，要他们依赖上述这些人所进行的侦探活动……”“新的检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辩证法。当它责成检查官去做那些它在指摘出版物时曾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事情时，它就陷入了矛盾。”^[4]在这篇文章中，狮子首次扬起巨掌痛打没有法制和专横跋扈的行为，它的毁灭性打击今天也像五十年前击中书报检查法一样，击中反对工人阶级的暴行。
　　马克思以对1841年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有效的批判，开始在《莱茵报》上发表言论。科伦地方向莱茵省议会送去一份由一千多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求省议会把请愿书直接呈给国王。请愿书中要求准许公众自由进入省议会会议厅旁听，每天公布未经删节的辩论记录，报纸也要有权相当自由地讨论这些辩论以及省内一切大事，最后还要求用出版法代替书报检查制度。省议会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同意这些要求，它请求国王准许在省议会的会议记录里注明发言人的姓名，它并没有请求颁布出版法，也没有请求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而只请求颁布防止检查官为所欲为的书报检查法规。这两项请求都被国王驳回了。
　　于是马克思接连写了六篇长文章严厉谴责省议会。有一个发言人声称，等级会议可以根据情况或自己的裁夺公布会议上的发言。马克思用冷冷的轻蔑口气反驳说：“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等级代表这些个别人物的‘言论’发生兴趣，然而正是‘这些’言论代表们可以公正地叫做‘自己的’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把等级代表的言论变为公众的、到处可以听见的全省的声音。”^[5]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抨击了后来他称之为议会迷的流弊。“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的秘密——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然而，在政府中人民就是这样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脱离被代表人的意识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不了解的事情，就不必为它担忧。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能，甚至完全被排斥于各省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范围之外，——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矛盾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包藏在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中。”^[6]
　　马克思同样毫不留情地对待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诸侯和骑士等级的代表害怕出版自由发生败坏道德的作用。马克思反驳这种意见说，情况恰恰相反，经过检查的出版物才起败坏道德的作用。一个很大的罪恶，即伪善，是同这种出版物分不开的；从它的这一根本罪恶中，又派生出它的其余一切毫无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可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来看也是这样）罪恶，即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昔，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梅林引文中缺“国家”一词〕，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7]但是马克思也不满意城市等级的人士对于出版自由发表的意见。马克思对于希望出版不被排斥在一般的行业自由之外的要求，讽刺地评论说：“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资产者反对派，而不是市民反对派。”^[8]当然，他不打算否认这种意见的相对正确性。“无论辩论人的观点乍一看来是多么独特，我们仍然应当无条件地承认，这种观点比德国自由主义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这些自由主义者以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热心家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9]德国人一般易于感情冲动，过于激奋，他们有一种爱听蓝色天空音乐的癖好。德国人生来就特别忠诚和恭顺。他们由于过分地敬重思想，而就不去实现这些思想。但是，不管上述的出版自由观点怎样相对地正确，它毕竟是虚伪的。“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10]这个论题的巨大真实性，从那时起已为资产阶级出版的六十年的不自由所证实。
　　除了少数意见，特别是农民等级的意见以外，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会议记录的辩论给马克思留下了一种阴郁不快的印象，这些代表经常动摇在特权阶级的蓄意固执和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天生无能之间。“这些老爷们想给自由吹嘘一番，说它不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自然礼物，而是吉祥的星星所赋与的超自然礼物。既然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地构成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11]马克思不承认那种只想以多数形式存在的自由，他同伏尔泰一样，把“多数的自由”叫做一般的奴隶状态的例外。特别种类的自由是自由的一般原则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行业自由中，行业的本性采取符合于它的内在的生命原则的形式；在审判自由中，法院要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各界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12]
　　在这几篇论文中，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上。诚然，他已经是一个极想从虚幻世界走向现实世界的激进黑格尔主义者，但毕竞还是一个从纯粹唯心主义的前提引出结论的黑格尔主义者。《科伦日报》的编辑海尔梅斯被政府收买，向警察当局和书报检查机关告密说，青年黑格尔分子是些好管闲事的空想家，他们的政论活动是幼稚的自负的令人讨厌的表现。马克思对《科伦日报》进行了歼灭性的论战，并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语：“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3]从这个立场出发，马克思对于法的历史学派挥动了闪亮而锋利的宝剑。他在谈到胡果的自然法教科书时指出法的历史学派的方法，即证明现存事物不合乎理性，而不是证明它合乎理性。法的历史学派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认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我们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完全有价值的。法的历史学派自鸣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论据，以证明下面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比如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矛盾的，至多也不过容许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问题上空发议论。在马克思的关于把出版法同书报检查法对立起来的言论中，也相当明显地反映着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应当认为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14]现实的法令汇编中的出版立法同年轻的马克思从哲学上给它算过命的出版立法是多么不同啊！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来到了“平地”（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在同经济事实的严重冲突中，认识了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国家观的缺陷。他在另一组由五篇长文构成的评述中，批判了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他在这里也要求从政治上，即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解决每一项实际任务。他把在讨论关于林木盗窃法时只考虑薪材和林木的作法，也就是使意识盲目地服从物质的作法，叫做“下流的唯物主义”，“违法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不道德、不合理和冷酷无情的抽象”。但是，正如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看到了资产者和市民之间的差别一样，他在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中发现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别。对于他这样明察秋毫的人来说，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资产阶级的上升时代，竭尽全力想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后几条根系拔掉，并发动剥夺人民群众的财产的残酷战争。在普鲁士1836年审理的207,478件刑事案件中，约有十五万件，即近四分之三的案件，是属于盗窃林木和违反关于森林、狩猎与放牧的立法的。
　　剥夺财产的方法之一，就是宣布拾捡枯枝为盗窃林木，马克思对此驳斥说，甚至16世纪的刑律也没有敢于这样。“……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末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15]马克思援引了孟德斯鸠的话：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16]马克思又向前迈进一步，提出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是没有财产的最低下的群众的权利的论点。
　　他的证明很简单。特权等级已经发现法律承认它们的合理权利甚至不合理要求。他们奢望非法享有的权利，为自己的怪癖和乐趣寻求活动场所。“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权利是和合理的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贫民的习惯权利则是同现存权利的习惯相抵触的权利。贫民习惯权利的内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法律形式并不同这一内容相抵触，而只是这一内容还没有具备这种形式。”^[17]马克思认为贫民的一切习惯权利的基础都是某种所有权的不固定性。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种所有权既不是绝对私人的，也不是绝对公共的，而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规中所见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混合物。理智取消了两重的和不稳定的所有权形式，而使用从罗马法中借用来的抽象私权范畴。“由此可见，在贫民阶级的这些习惯〔在梅林的引文中为“习惯权利”〕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权利的形式在这里更是自然的，因为贫民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还没有在被有意地划分了的国家里找到应有的地位。”^[18]
　　马克思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引用一个实例，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位城市代表发言反对把采集林中的越橘和浆果也当作盗窃惩办的决定。他指出，穷人家的孩子们采集这些野果，是想帮助可怜的父母挣几个零钱；这是从古至今就为林木的占有者所许可的。所以也就产生了孩童们的习惯权利。另一位代表起来反对说，在他的地区，这些野果已经成为交易品，并被成桶地运往荷兰。马克思用以下几句尖刻的话粉碎这一论据：“的确，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你们看，这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从这里自然就得出结论说，公共财产是应该被独占的。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制的利益想出了这种独占。某些贪婪的现代生意人想出的主意，只要能使枯枝给古代条顿人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议。”^[19]马克思最后承认说，他以厌恶的心情注视了这些枯燥无味的、卑鄙庸俗的辩论，但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假如召开一个私人利益的等级会议来立法，对它究竟能期待什么。
　　评论林木盗窃的文章，引起马克思去研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问题。但是，《莱茵报》对于经济问题的深切关注受到它的青年黑格尔派撰稿人的思想意识的自满的重大阻碍。既然国家是公共性的，那么它就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在国家的“公共性”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企图究竟被什么东西打破了呢？答案是明确的，而且实际上早就有了答案，即自由被贫困破坏，而贫困又使社会上的极大多数人失去自由发挥自己力量的可能性。在《莱茵报》驻瑞士的通讯记者中，有威廉·魏特林的朋友奥古斯特·贝克尔和塞巴斯提安·载勒尔。1842年9月底，《莱茵报》引用了魏特林编的《年轻一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发表意见说，应当选入政府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才能，这是《莱茵报》不想否认其天才和独创精种的一种思想。第二天，《莱茵报》转载了《年轻一代》杂志上一位临时记者的关于评论柏林家庭住宅的通讯，认为这个报道对于了解目前这个重要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篇通讯把汉堡门附近的几所工人住宅描写成“半打工厂式的鼠洞，用泥土、木头和桁架拼凑而成，高四十英尺，长约九十英尺，墙上涂着蓝色和白色”，也就是描写成实际上存在的极其悲惨的贫民窟。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莱茵报》也发出了响应法国社会主义的微弱回声。报纸派遣自己的记者（大概是莫泽斯·赫斯），到斯特拉斯堡的学者会议去采访。有许多德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像韦尔凯尔这样欢迎法国革命，认为它是自然法的母亲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身旁，坐着孔西得朗和勒鲁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会议的政治经济学小组，讨论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体系。《莱茵报》的记者就这项讨论发表短评，认为中层等级现在所处的地位同1789年贵族的地位相似，当时第三等级曾经觊觎贵族的特权，并且得到了这种特权，而现在的一无所有的等级，则要求占有目前当权的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但是，现在的中层等级比1789年的贵族更有远见，所以问题大概会通过和平方法解决。
　　发表这则短评和转载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文章，使奥格斯堡《总汇报》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借口，以此攻击《莱茵报》，说它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刚刚担任报纸主编的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6 日用一篇论文对《总汇报》的攻击作了有力的反击。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位驻巴黎记者，“谈论历史像糖果商谈论植物学一样”，竟然异想天开，认为君主政体应当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占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嘲笑“奥格斯堡长舌妇”，并且问道：“也许她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及时开出一个验方，也没有悄悄塞给惊愕的读者一个十分清楚然而却毫不解决问题的方案才指摘我们的吧？我们没有本事用一句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20]但是，马克思在反驳不公正的攻击的同时，也以不可否认的尖锐性反对那种不管出于什么善意而在这类问题上所做的拙劣工作。他以自己特有的老实态度承认自己还没有对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出独立的判断。他用下述一段话阐述了自己的纲领：“《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21]
　　马克思是注定不能在《莱茵报》上实现自己的计划的。他进入编辑部以后，报纸就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派的立场，同时以自己的灵活战术使检查机关大伤脑筋，以致省长冯·格尔拉赫在11月中旬就向报机发行人表示了“政府对于报纸的方针的最大不满”。当局只希望报纸“回到比较令人满意的道路上来”，并没有采取查封的措施，而只是把鲁滕堡赶出科伦。为了使报纸改邪归正，当局将检查官警察顾问多勒沙尔免职。当然，多勒沙尔是愚昧的检查官中的特制品。有一次他从《科伦日报》上删去介绍未来的萨克森国王斐拉雷特翻译的但丁的《神曲》的文章，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把神的东西作成戏曲。陪审官维陶斯接替了他的职位，新检查官的任务是以更巧妙的方法窒息舆论，但是他不能或者不想把刽子手的职务执行得使柏林的当权者满意。
　　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冲突。《莱茵报》从别恩堡和摩塞尔的其他地方收到关于摩塞尔地方农民的悲惨处境的可靠报告。在特利尔和科布伦茨之间，艾费耳高原和洪斯吕克山之间的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十分贫困。摩塞尔农民不像莱茵普法尔茨地方的农民那样，用一小块土地种粮食或栽烟草；他们的全部土地都用于栽培葡萄，所以一遇到葡萄歉收，他们就毫无办法，走投无路。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中叶到30年代中叶，葡萄连年歉收，而且后来又成立了关税同盟，它规定的低微税率促使法国的葡萄酒大量进口，从而给摩塞尔葡萄酒造成了销售困难，使它跌价。摩塞尔农民的其他申诉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乡镇行政机关的资本主义经营侵害了他们对森林和牧场的公有权；反对葡萄汁的税太重而且课税不均；反对高利贷对他们的残酷盘剥。他们的很少一点土地，一块一块地被强制拍卖出去，因为他们无力继续缴纳税款和利息。这些赤贫的居民的悲惨状况已经明显得连普鲁士的专制政府都不敢否认，虽然它只是在附带一切自作聪明而毫无能力的官僚政府在不得不解决实际问题时惯用的“如果”和“但是”的条件下才承认的。专制制度的最后手段照例是挥动大棒，打倒那些讨厌的人，因为这些人想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比它能够给予的为多。
　　《莱茵报》的摩塞尔通讯是以冷静的态度，根据事实写出的报告。其中的一篇通讯谴责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有几千居民的乡里；虽然拥有极其茂盛的森林，然而还没有分配薪材。另一篇通讯以高兴的心情欢迎较大的出版自由，因为从此以后，摩塞尔农民可以公开地抨击折磨着他们的毒疮，而不被指责为无耻叫嚣了。这两篇通讯引起冯·沙培尔总督发布了两个训谕。他在一个训谕里，要求报纸说出那个据说发生了薪材事件的乡镇的名字；在另一个训谕里，他否认任何当局曾有过把种葡萄的农民对他们“公认的贫困状况”的申诉称为无耻叫嚣的这种“不体面行为”。他希望通讯的作者特别指出当局即使在比较宽大的书报检查令公布以前，曾阻挠过公开坦率地谈论摩塞尔农民的贫困状况的事例，并且向通讯的作者保证，如果作者愿意坦率说明损伤种葡萄的农民的元气的是什么毒疮，特别是作者能够提出根治毒疮的有效办法，他将十分感激。这个官僚在客客气气地发泄了一顿怨气以后，就改用粗暴的口吻，宣布作者的论断乃至反面的证明都是恶意诽谤。
　　《莱茵报》起来应战。它通过自己的记者收集了关于摩塞尔农民状况的大量资料，并报道了这些材料，而且它本身还从其他来源找到一些材料做补充，以对总督的攻击进行彻底的反击。1816年1月16日，报纸上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同时把材料清清楚楚地分排在五个标题下面。报纸提出讨论的问题是：一、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对于较大的出版自由的态度。三、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四、摩塞尔农民的吸血鬼。五、改善这种状况的建议。第一项的材料完全报道出来，因为通讯的作者同意编辑部把那个没有分配过薪材的乡镇的名字告诉总督。关于第二项，报纸用大量的官方材料和文件材料证明政府确实用暴力压制过摩塞尔农民的申诉，证明政府从来没有想认真地改善这里农民的处境，而一直是玩弄空洞的言词，证明官僚制度根本不能为消除社会罪恶作任何事情，因为这个制度的上层机构依靠下层机构，而下层机构又仰仗上层机构。这几发厉害的炮弹打得政府难于招架，政府就急忙在检查官的红铅笔的掩护下仓皇退却。1月20日这些论文突然不见了；既怯儒又强暴的官僚制度不允许报纸讨论最后三项。
　　但是1月28日，在《莱茵报》最醒目的地方登出一则简讯，内称主管书报检查的王国各部联合下令《莱茵报》从本年4月1日起停刊。同时授权冯·格尔拉赫省长要求该报在每天已经通过检查后把全部送到他那里复查，在未经他亲自检查以前绝对不准付印和发行，如果他发现初检时漏过的不妥之处就禁止报纸出版。在1月25日发布的禁令中说，《莱茵报》从它创刊之日起就遵循着一个应受指摘的方针；显然被不良的意图所支配，即想从根本上攻击国家制度，动摇君主政体的原则，挑拨舆论怀疑政府，教唆某些等级反对另一些等级，煽动群众对现行法制不满。报纸的活动以一些空洞的理论为基础，追求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容忍的应受指摘的目的。报纸的用语和表达方法都十分放肆。命令承认检查制度软弱无能，命令认为，长期制止这种具有如此顽固恶劣倾向的胡作非为不是检查制度的任务。命令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了基督教德意志原则（尽管这项原则在道德上对世俗的倾向抱着厌恶的态度，但是它对叮当作响的洋钱却怀着温柔的情感），说什么如果不考虑到股东们的金钱利益，政府早就把报纸查封了。这个考虑目前也还促使政府不立刻而在第一季度结束后才查封报纸。
　　在检查官维陶斯上面设置了由省长兼任的高级检查官以后，维陶斯就辞退了他的职务；为此科伦合唱团给这位“下野的检查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小夜曲晚会。由柏林派来的部务秘书圣保尔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个圣保尔终于发挥了政府所要求的粗暴和狡猾并用的手法，因而在2月18日又撤销了高级检查官的职位。唯恐失去财源的股东们2月12日召开了股东大会，向当局苦苦哀求，这也许促使当局作出撤销高级检查官的决定。虽然《莱茵报》的各栏里今天还可以隐约看到指责检查官的专横跋扈的痕迹，但是促使马克思在3月17日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的，并不是同检查官进行的斗争，而是股东们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报纸的态度缓和以后，就能使当局收回对报纸所作的死刑判决。马克思立刻得到了从实践中检查他的关于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的见解的机会。
　　股东的幻想当然要变成泡影。他们派到柏林去的代表团甚至未被允许谒见国王。科伦、特利尔和莱茵其他城市的请愿，得到了禁止继续生效的答复；而参加请愿的政府官员还额外受到申斥，说他们本应对社会关系持有更为老练的观点。1843年3月31日《菜茵报》就停刊了。
　　但是甚至这面骄傲的旗帜在被迫降下时，也没有能够免遭德国人的卑躬屈节精神的玷辱。在为报纸举行的葬后宴会上，扼杀报纸的检查官同股东们同桌进餐，而在检查官的椅子上还用锁链绑着一份《莱茵报》。圣保尔在威风凛凛地完成了这件文化业绩以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科伦，就因在妓院前同巡夜人员斗殴而被警察法庭判了罪。另一个检查官是他在这次英勇斗争中的同志，即那个弗里茨·欧伦堡伯爵，三十多年以后他以一个腰挎砍刀、手执步枪的虔诚老妇的姿态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面前。可惜，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向后世报道，浪漫主义的国王在用自己幻想的动听的和形象化的语言胡说什么“莱茵卖淫姊妹”的时侯，是怀着什么样的虔信宗教的情感，去看他的勇敢的宗教和道德斗士在世俗的妓院前同秩序的维护者打架斗殴的。

^[1] 现名库尔泽姆，是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区，首府为利耶帕雅。——译者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页。

^[6] 同上书第54—5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8] 同上书第80页。

^[9] 同上书第83—8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

^[11] 同上书第58页。

^[12] 同上书第8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15] 同上书第13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142页。

^[17] 同上书第14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7页。

^[19] 同上书第147—14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2页。

^[21] 同上书第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