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十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
1845年春，恩格斯从巴门迁往布鲁塞尔。一些个人的原因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同他家庭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存在极其尖锐的矛盾，而且他同莫泽斯·赫斯和画家克特根一起对故乡的市民群众发表的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讲演，虽然具有学术性的和平性质，也被警察当局强制阻止了。这些演说就其思路来说，同恩格斯同一时期的著作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些次讲演中说了许多反驳李斯特的重商主义药方的精采的话。 然而，促使恩格斯到布鲁塞尔去的最有力的动因，是他渴望同马克思合作，以便彻底搞清他们的新观点。为了这个目的，恩格斯随身带去了一部很有价值的预备性著作，即他在1844年冬季写成的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那本书。这部书的序言是1845年3月16日在巴门写的。 一 恩格斯论英国工人状况恩格斯在序言里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社会主义理论和认为这种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肃清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他认为必须介绍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特别是向德国的理论家们介绍，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只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想的解决而走向共产主义的。但是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因此恩格斯描述了英国工人的状况。 诚然，恩格斯不是第一个描写现代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人，并且毫无疑问他也不是一个贬低自己的先驱（他本身以这些先驱的著作为依据）的功绩的人。但是他这本书是这类德国文献中的第一部著作，而更重要的，它是性质特殊的第一部著作。同时，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在恩格斯以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描绘出现代无产阶级苦难的这种触目惊心的真实图景，而是因为这位二十四岁的作者的值得钦佩的洞察力极其敏锐，他依靠这种洞察力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并且能够由此不仅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无产阶级的贫困，而且也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没落和无产阶级的解放。 只有这本书才为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供了正确的解说。如果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研究的是原则，即研究了自由竞争；那末，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研究的是实践，即研究了大工业。在这两部著作之间。既没有常常有人断言的任何差异，也没有下述的任何不同；据说恩格斯在前一著作里，是从伦理学观点出发下判决，只是在后一著作里才从经济学观点出发作判断。这两部著作都有经济学的基础，而且恩格斯在后一著作中，也像在前一著作里一样，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理性的人类理想同工业资产阶级的不合人性的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实际上，后一著作比前一著作进步的地方，是作者越来越脱离了德国哲学的激进派。他没有再引用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只是有两三个地方援引过“友人施蒂纳”的话，而引用的目的是为了向施蒂纳指出他的“我”的理想（这个我把别的我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榨取主体），被资本主义社会极其完美地实现了。在这两部著作之间恰恰还有一部《神圣家族》。不错，到处都还可以看到恩格斯是从德国哲学走过来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脱离德国哲学的遗产了。有些地方，他还站在“一般的人的基础”上，比如他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宣称共产主义不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很正确的，但是，只要统治阶级不愿意听到共产主义，它在实践上是完全不会收到成效的。然而在全书的叙述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作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实，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并且由于恩格斯越来越明确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作为理解随着大工业而开始的世界历史时期的钥匙，而对于这个事实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恩格斯认为，自从进入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工人阶级的历史就开始了。“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梅林的引文缺“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1]这本书的要点是指明大工业怎样创造了现代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怎样发展起来和它为了推翻自己的创造者应当怎样按照历史辩证法（作者已经详细阐明了这种历史辩证法的一些规律）发展下去。 资产者之间互相竟争，无产者之间也互相竞争。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工资的最低额；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工资的最高额。无产阶级为了一般地能够生存，就需要把生活资料最大量地垄断为己有的资产阶级；而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本生活的资产阶级，则需要无产阶级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驮货牲口和商品。如果现有工人的人数多于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人数，那末，工人为了不致躺下等着饿死，就把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勉强能够糊口以免饿死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少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需要，那末，个别的资产者就会利用提高工资的办法招揽工人。在平常的条件下，即当工人的数目恰好等于生产当时所需商品使用的工人数目的时候，工资略微比工资最低额高一些。至于高多少，这要以工人的平均需要为转移。如果工人有每周吃几次肉的习惯，那末，资本家就不得不向工人支付足以使他们买到这些食物的工资。这种工资不会再低，因为工人不必彼此竞争，从而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可是这种工资也不会再高，因为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他们就不会用特别的恩惠为自己招揽工人。 由此可以得出早由亚当·斯密作出的一个结论：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着工人的生产，即调节着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过慢，需求就要使它加速，而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要使它缓慢下来。如果工人过少。那末，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要上涨，工人将会生活得好一些，结婚的人数多起来，人口的出生率提高，更多的儿童成长起来，直到生产出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过多，那末，他们的价格就要下落，开始出现失业、贫困、饥饿和由此引起的流行病，而流行病则会消灭“过剩人口”。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被卖掉，像商品一样涨价跌价。这种奴隶制度和旧式的公开奴隶制度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是一下子就永远被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即按日、按周和按年出售的，还因为他们不是由一个主人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出卖自己，成为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对于他们来说，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虽然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真正的自由，但是没有人保障他们的生计，只要资产阶级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随时都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制度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有利得多。他们在解雇工人的时候不会损失投入的资本，而且会大大降低生产费用，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早已算好了的。 但是，由于几乎经常有“过剩人口”，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几乎经常比争夺工人的竞争激烈，由于工资几乎经常接近最低水平，无产阶级的状况更加严重地恶化了。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工人的相互竞争而达到最高限度。分工、使用机器、利用自然力、雇佣女工和童工——这一切不断地使许多工人失业。被解雇的工人什么都买不起了，新的工人也就没有面包吃。但是，这种循环被日益扩大工业和掠夺国外市场所打断。最近60年来，对纺织品的需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工人的需求，都在不断地、迅速地扩大，大不列颠帝国的人口也以飞快的速度增加。纵然如此，英国还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 恩格斯回答说：“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2]随着积压的存货被消费掉，情况也逐渐好转起来；四面八方传来的好消息，以及日益上涨的物价，又使人们恢复了活动。 以后的情况又怎样呢？我们还是请恩格斯自己来叙述吧。“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侯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宜告破产。他们大干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竟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3]当然，这徉一来市场上的货物又堆得过多了，接着就开始新的危机。“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梅林的引文缺“英国”一词〕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4]恩格斯认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毫无计划的生产和不可遏止的竞争，是产生商业危机的原因，同这种情况相比，工人的消费不足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从这种情况中产生了下述事实：英国的工业不得不经常（除了最繁荣的时期）拥有一支没有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旺盛的月份利用它去为市场生产所需的大批商品。不算苏格兰和爱尔兰，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就有一百五士万正式登记的贫民。恩格斯接着细细分析了这对英国工人的状况造成了哪些后果。他谈到工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们吃的什么和穿的什么，他们的精神、道德和身体怎样变坏，他十分详细地描述了社会对工人进行的谋杀行为。他研究了前几个世纪劳动阶级的贫困同无产阶级的贫困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必然过着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5]此外还有强制劳动的令人屈辱的痛苦，这种劳动的使人动物化的作用，由于分工和应用蒸汽力和机器而增长了无数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挫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6]最后厂主还采用下述种种手段，使工人完全处于奴隶地位，这就是：制定厂规，惨无人道地延长工时，雇用女工和童工，实行夜班工作（这种工作破坏着一切家庭联系，不仅危害活着的一代，而且危害未来的一代），采用实物工资制和小宅子制，以及熟悉内情的恩格斯详细地描述的工厂制度的无数弊端。 恩格斯并不讳言，大工业把现代无产阶级变成一群丧失了人类尊严、降低了地位、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沦落到动物状态，在身体上受到损害的人。在英国工人当中，酗酒、乱搞男女关系、粗野和侵犯所有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不这样呢？不过在今天的这种困苦中，恩格斯也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对于工人来说，只有一个可能使他们继续为人和感到自己是人，这个可能就是激烈地反抗资产阶级。沦落到牲畜状况的危险性不可遏止地增长着，这种危险性促使无产阶级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斗争不知道什么叫停火，它必然以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告终。正是资产阶级用来使无产阶级丧失人类尊严的手段，成为无产阶级手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 爱尔兰的移民，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人状况的恶化，然而爱尔兰人的生气勃勃的气质也对英国无产阶级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人口的集中、使工人的道德堕落到最严重的地步，但是这也唤起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寡弱众强，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人口集中消灭了工人和所谓供养人之间的家长制关系的最后残余；大城市逐渐成为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工人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比较人道，比较和蔼可亲，他们把每个人都看做人；而在财迷，即透过自私的眼镜观察一切和除了装满自己的钱包没有其他生活目的的资产者看来，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由此就改变了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所处的那种人为的无知状态。无产阶级从实践中受到的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消除了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7]英国的无产阶级逐渐变成完全不同于英国资产阶级的另一种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政治和宗教。恩格斯同迪斯累里同时说出了两种民族的见解[8]，但是又与迪斯累里不同，恩格斯补充说，工人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代替死抱着种种阶级偏见和不关心一切历史运动的资产者。 恩格斯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各种形式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果。工联有强大的力量反对个别的、害处不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但是工联尽一切力量也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小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9]但是，工人为什么甘冒这些失败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10]工厂主用来向工人宣传罢工毫无用处的论据，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对工人的理智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工联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是依靠工人之间的竞争，即依靠无产阶级的分裂，依靠各个工人之间的对立。工联组织是工人打算消灭相互竞争的首次尝试，打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最致命的所在。正因为这一首次尝试决不能长期消灭工资规律，所以它要超越自己的范围向前发展。 工联发动的罢工只是前卫战，不过有时也会变成较大的战斗。这种罢工虽然不能决定任何问题，然而可以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机之间的决战就要开始了。罢工是工人学习战斗的学校，罢工本身也具有无比的作用。恩格斯详细描写了1844年春季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两地矿工英勇进行的十九个星期的大罢工。一般说来，工人除了反对他们所处的全部生活状况以外．就没有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所以工人就在这种反抗行动中，把自己最高尚、最可爱和最合乎人情的方面表现出来。不错，在几乎每天都有的罢工中，并不是没有粗暴和恐怖的行为，不过英国正在进行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一战争，那末，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阴险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资产者所以认为法律是神圣的，是因为法律是他们创造的，法律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相反地，工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经常有机会从实践中体会到，法律不外是资产者淮备抽打他们的鞭子，所以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诉诸法律的。同时，他们也力图用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津。他们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 宪章里面包括的六条，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章运动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形式。在宪章运动中，整个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力图把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但是，宪章运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宪章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宪章派工人加倍热心地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同宪章里的六条一样，是宪章运动不可缺少的部分。诚然，宪章派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发展，他们的消灭贫困的主要方法．即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已被工业战胜了，但是下一次危机——恩格斯说这次危机最迟在1847年到来，在激烈和尖锐的程度方面估计都要超过以往的历次危机——将把宪章派推入社会主义的怀抱。 宪章派在理论上还非常落后，不过却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社会主义者的眼界则比较宽阔，可是他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爱好和平，性情温顺，他们的原则是抽象的。虽然社会主义在实质上使自己高高地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之上，但是在形式上却对资产阶级十分宽容，而对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都非常不公道。社会主义者不希望斗争，而希望舆论赞同他们的各项原则。“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的目的。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11]恩格斯说，在这种形式下，英国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它必须汲取宪章运动的革命的内容，犹如宪章运动需要更加明确和广阔的社会主义见识一样。社会主义同宪章运动合流，会使工人阶级成为英国的真正统治者。恩格斯详细说明，不同的工人派别现在已经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无产阶级面对一切有产者，正在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具有独特的见解的独立的阶级。在这个阶级内部蕴藏着民族的力量及其发展的能力。 恩格斯甘在自己著作的结束语中预言英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社会革命，所以资产阶级评论界在这个没有应验的预言上纠缠了半个世纪，为的是用自己的一套手法“驳倒”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可是事实上，恩格斯所预言的革命已经出现了，不过没有采取恩格斯所说的，英国工人阶级从绝望的贫困中站立起来，成为一支坚强的大军。一步一步地夺取政权的形式。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有理由自豪地指出，使人感到惊异的，并不是青春的热情激起他作出的预言实现得很少，而是有很多都应验了。当时，恩格斯也同非常熟悉英国情况的盖斯克尔和卡莱尔，甚至同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泰晤士报》一样，错误地认为暴力革命不久就要爆发，但是，他的书中的一切新颖的和独创的观点，以及构成他的精神财产的一切东西都是首次得到阐明的真理。 无庸讳言，恩格斯（马克思也是这样）特别是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有时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步伐。一切没有头脑的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们用这一点就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是没有根据的，而像阿尔伯特·朗格这样的人却与此相反，他曾经作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惊人正确地”判断了他们的时代。朗格写道：“一般说来，我们总喜欢把我们清晰地预见到的东西想像得比它的实际存在近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这种爱好；恩格斯甚至在年迈的时候都是如此，他一直到暮年都保持着一颗青年人的心。但是，不应当由此就说他们徘徊在五里雾中，盲目摸素；恰恰相反，用朗格的话来说，他们是“明察秋毫的思想家”，因为他们清晰地看到了道路的终点，所以他们才把这条道路估计过短。 恩格斯的这本书，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成了人们最爱读的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作品。但是，吸引资产阶级读者注意的，实际上只是那种对于悲惨情节的动人描写。恩格斯应用的方法，以及他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仍然未被人们理解，正如不久以后“历史学派”的首领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教授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希尔德布兰德想用历史记录的浓密的阴云，重新把恩格斯射入历史发展中的光线遮住。他找出一堆乱七八糟的资料和数字，企图由此说明英国的劳动阶级在以往几个世纪比19世纪的处境还要恶劣；英国的手工业者、海员和仆役的生活，比恩格斯描写的工厂工人、农业工人和矿业工人的生活良好；在黑森选帝侯领的上黑森省，手工业无产阶级比英国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还要痛苦，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反驳。即使希尔德布兰德确实证明了他力图证明的东西，他能够用这种结论来证明恩格斯是不对的吗？十分明显，完全不能证明。希尔德布兰德完全按照“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对恩格斯提出的一切主要问题避而不谈。恩格斯一定是一个幻想家，因为他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发现希尔德布兰德在黑森选帝侯领的上黑森省见到的那种现象。 而且应当承认，希尔德布兰德是“历史学派”的目光比较尖锐的代表人物之一。大约三十年后，罗雪尔出版了他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其中除了抄了几句希尔德布兰德论恩格斯的话以外，对恩格斯再没有讲什么。他甚至没有说出自己的高明见解的来源，这也许就是“历史方法”的特点吧。 二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1845年春恩格斯迁居布鲁塞尔以后，就同马克思一起开始全面地研讨他们同德国哲学的思想认识相对立的观点，以便清算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他们在两卷本的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著作中，实现了这个计划。但是这部著作是注定无法问世的[12]，在威斯特伐里亚找到的那家出版商，在接到原稿以后刁难起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这是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注定要长期忍受的那种困境的开端。连卢格这样的人也毫不客气地逼迫他的合伙人弗吕贝尔，不叫文艺书店出版马克思的任何著作，虽然卢格自己也承认，马克思很难写出不好的作品来。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了自己弄清问题这一主要目的，他们就情愿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鼠牙去批判”了。但是，马克思用来同费尔巴哈争辩的几条提纲，却从这个时期一直保存下来。马克思在这个提纲里，说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他说，有一种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可是实际上，人的活动改变环境这件事，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世俗家庭是神圣家族的秘密。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还有一项主要工作要做。如果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如果世俗家庭被规定为某种云雾中的独立王国，那末，这个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个矛盾应当被人理解，而且在理解之后，还要通过世俗基础的实践的革命化来消除。只有这样，宗教的本质才会真正归结于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用下述简明论点结束了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社会〔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是“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社会。 不难理解，抱着这种观点可以达到什么目标。费尔巴哈想回到唯物主义，可是他始终没有能够同唯物主义完全结为好友。在他打算回到唯物主义而完全同唯心主义断绝关系的时侯，他牺牲了德国唯心主义超过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即放弃了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川流不息的生成和消灭的过程的辩证方法。这个辩证方法与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黑格尔这样称呼它）不同，后者认为世界是现成事物的某种复合体，是一下子生成的固定不变的探讨对象的复合体。尽管形而上学方法曾经十分必要和有过用处，但是它利用自己的显微镜和解剖刀，只能把尸体研究到一定程度，因为它使事物脱离了它在其中存在和展开其特有的定在的那种联系。辩证法与此不同，它掌握着事物产生和消亡的过程的整个复合体，它不把人看做是一下子生成的抽象的东西，而把人看做是历史的、不断改变的存在物。 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的做法，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一切奇谈怪论，可是他又与费尔巴哈不同，牢牢地把握住德国唯心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从正面完成了费尔巴哈只会从反面完成的工作。他把唯心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物主义，正如康德曾把唯物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心主义一样。但是，既然一方面人类历史不受什么神或什么绝对观念支配，另一方面这个历史是通过永无间断的辩证过程发展的，那末，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究竞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对于自己过去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研究作了总结，他认为人的真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人的发展。但是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马克思并不是盲目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孤立的唯物主义。他证明不是思想具体化为事物，而是事物反映在思想之中，于是他就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当他指出川流不息的辩证过程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作用时，就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学术界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见：第一，说这种历史观根本不是新的；第二，说它决不是真实的。可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凭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假如他们这样断言，那么他们自己就否定了按照其全部意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们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以前，必须先有这种社会存在；而且理所当然的是，从这个社会出现初期起，即从它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时候起，有头脑的人士就在这方面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想法：是不是这种社会创造了表面上在它之上的国家，从而应不应当从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导出政治的和其他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资产阶级社会越广泛地发展，它的各种经济矛盾彼此冲突得越厉害，封建等级的分散残余越结成巨大的阶级，政治斗争不外是这些阶级的斗争的这一事实就越尖锐地表现出来。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的大工业都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随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云消雾散，化为乌有。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已经使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三大阶级——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公开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从此以后，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历史科学认清了现代历史的动力就是这三个阶级的斗争，就是它们三者的利害冲突。其次，甚至在落后的德国至少也对这一真理产生了模糊的预感。浪漫主义反动分子在经济形式是一切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基础这个论点上大做文章；而自由主义者，比如汉泽曼在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一种意见，认为书报检查制度既妨碍政治问题的讨论，又阻扰经济问题的讨论，因为经济问题差不多经常要变为政治问题的。不言而喻，从资产阶级的理想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都被推向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我们可以从圣西门、傅立叶和路易·勃朗的著作中找到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任何新的发现和发明总有一段很长的经历，而一切新的科学认识也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像马克思这样明确地指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当它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已在形成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的先驱者；恰恰相反，他们使圣西门和傅立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些人恢复了，或者第一次得到了历史荣誉。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大公无私，即使为自己打算，他们也只能这样做。不贬低他们的先驱者的功绩，不但不会使他们的贡献失色，反而使它充满光采。阿尔伯特·朗格曾经说过，我们几乎经常同我们的其他同时代人分享一些卓越的思想，只有完满地实行一种原则，才能保证我们受到他人应有的尊敬。实际上，所谓完满地实行一种原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意义。他找到了摆脱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的哲学陷入的绝对的出路。现代文化本身的矛盾要把现代文化分裂为各种不同的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思潮导入一条可以排除一切矛盾的革命洪流。 有人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明他们相信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并把一切思想的动力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驱逐出去。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没有根据的事情了。从他们的辩证方法中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国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事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思想观念也能影响经济事实；决不能因为意识形态不能发生独立的作用，就认为意识形态不发生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天才地发展了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正是要把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从直观唯物主义的惰性中拯救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识，而且也是一种实践的武器，他打算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革命的工具来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为社会化了的人类。 但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这个崭新的世界观是否正确。首要问题是揭开现代资产阶机社会的秘密，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判决，而是理解它，由它的产生的必然性证明它的灭亡的必然性。在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蒲普东比其他社会主义者前进一步，他试图弄清事情的固有联系，而不只是揭发它的恶劣后果。在批判费尔巴哈以后，马克思着手批判蒲鲁东。 三 马克思反驳蒲鲁东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曾同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他们时常彻夜争论经济问题。马克思把蒲鲁东带进了黑格尔的思想世界，可是蒲鲁东不懂德语，始终没有能够掌握这个世界。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以后，蒲鲁东加入了卡尔·格律恩一派，从格律恩那里，他根本学不到哲学方法。 事实上，马克思不断前进，而蒲鲁东却不断后退。从1846年6月17日蒲鲁东由里昂寄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分手以后一年多时间，彼此已经相距很远了。可惜，引起蒲鲁东写这封回信的马克思的去信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没有发表[13]。但是，不管这封信的内容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蒲鲁东当时一定悲喜交加，而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蒲鲁东对他“亲爱的哲学家”大放厥词，说他是胡乱咒诅的第二个路德，是一个主张猛打猛冲的人，希望巴托罗缪之夜[14]也临到私有者的头上，用血来满足无产阶级的求知欲。至于蒲鲁东从哪里吸取了这些希奇古怪的知识，也许由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对卡尔·格律恩的歌颂中可以推断出来。蒲鲁东宣称，他的目标是发现社会规律和实现这些规律的方式，而这正是马克思企图弄清的问题。问题在于他们两人之中，谁最熟悉这一工作。蒲鲁东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将在已经发表了一半的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他请马克思严格地批评他的著作，并答应高高兴兴地接受这种批抨，并做答复。可是当马克思提出严格的批评时，蒲鲁东的答复却变成了一种对“一位马克思博士的诋毁文”的即兴的谩骂，说它集了“粗野、诽谤、伪造和剽窃的大成”。 蒲鲁东所说的著作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它试图答复财产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但是已经不是像他的处女作那样用愤慨的指责去回答了，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去解答的。蒲鲁东这次没有使用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而是运用了黑格尔的矛盾。他在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中发现了这种矛盾，并试图解决它。首先，他研究了关于基本的价值学说，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他想通过对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作出空想主义的解释，以消除使用价植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在英国，甚至在德国已经有人试过了。但是蒲鲁东是像格雷那样从小资产阶级立场理解问题的，而不是像欧文及其门徒那样从大资产阶级立场，也不是像洛贝尔图斯那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理解问题的。蒲鲁东想用他的“构成价值”说出人类的最后意见，而欧文和洛贝尔图斯（后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则认为“构成价值”不过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同时蒲鲁东粗暴地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他死死地抓住黑格尔辩证法的已经变成反动的那一方面不放，根据这一方面，现实世界是由观念世界产生出来的；同时，他又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方面，即否定了观念的独立性。观念可以安置自己，并把自己同自己对立起来，以便在这种斗争中发展那种既能消除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形式又能保持它们的实在内容的更高的统一。蒲鲁东与此相反，他把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为的是寻找合题，即寻找把好的方面保存下来，把坏的方面消灭掉的科学公式。他认为好的方面已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而坏的方面已由社会主义者揭发。他以为利用自己的公式和合题就可以凌驾于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之上。 马克思用下面的话粉碎了这种幻想：“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想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15]尽管这段话像判决一样严厉，但是马克思是有权下这个判决的。答复《贫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贫困》，是用法语写成，在1847年7月问世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不仅指出蒲鲁东为什么失败和失败在什么东西上，而且解决了蒲鲁东给他自己提出的任务，马克思发现了社会规律；他使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超出自己原来的范围，有机地把它们结合在科学的共产主义当中，他也是利用辩证方法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没有用它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而是用它的唯物主义的革命形式。 本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是专门讨论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的。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是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符合的。蒲鲁东的“将来的革命理论”正是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阐明了的东西。劳动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工人为了推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一切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李嘉图曾经推断说：“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大大增加，结果工资也会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不外是工资的最低限额。由此可见，用劳动时间来测量的价值，必然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断言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理论”。 为了支持自己的空想，蒲鲁东假定，如果产品的价值决定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末，供给和需求必然得到平衡，为了确定他这个论点，他援引了一个所谓历史证明，即说生产最有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渐地转向生产那些花费劳动时间较多和适合于较高级需要的东西。马克思举出一种说法，来说明这个令人惊奇的历史哲学，即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人们在人工池塘里饲养海鳗鲡，所以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最必需的面包都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不缺乏充当海鳗鲡饲料的奴隶。马克思没有就此止步，他把被蒲鲁东颠倒过来的历史发展恢复了原样。马克思写道：“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侯，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6]但是历史也证明，产品的交换方式一般是同产品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人交换同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产品的消费决定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则以阶级对抗为基础。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为什么它们是最普遍的必需品呢？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最有用的产品呢？还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贫困之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呢？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供求不受包含在劳动时间中的产品价值调节，而供求的波动性运动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迄今用两小时才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使市场上现有的一切这类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着产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规律。但是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物品的实际生产时间，而是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而这个最低限度的时间，也是由竟争来规定的。这样一来，劳动时间充当交换价值尺度的这一事实，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而这种跌价又是同生产过剩和生产无政府状态齐头并进的。 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空想叫做一个希望商品能够按照比例生产，从而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憨直人的愿望。他指出，为了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说成是不允许任何人损失利己的和谐和永恒公平的状态，很久以来就存在一种进行没有阶级对抗的个人交换的资产阶级幻想。但是，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在极狭窄的范围内进行，供不应求，消费大于生产的时候，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才有可能。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就不可能了。大工业被它的工具所迫，已经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等待需求。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大工业不得不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和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在现代社会中，在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持生产力。”[17] 马克思接着指出，蒲鲁东决不是第一个试图“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人。他列举了一些英国的先驱者，同时进一步讨论了约·弗·布雷的空想。马克思用下述明确的推论驳倒了布雷的空想：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独立的生产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就只有事先确定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然而这种协议却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也可以得出上述推论。在大工业中，谁也不能自己规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因为他的劳动，如果没有联合在一个企业中的所有其他人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也清楚地说明了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那样顽固地反对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的法案，成年男工的劳动时同如不同样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也不会减少。在大工业中，所有人的劳动时间都必须是一样的。“今天是资本以及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18] 然后马克思又评论了蒲鲁东对自己的发现的几项特殊的实际应用。根据蒲鲁东的意见，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他所谓“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君主们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货币不是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环，所以同经济关系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个人交换一样，这种关系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货币并不是由君主们任意创造的。“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19]打在黄金上的印章并不表明黄金的价值，而只表明它的重量。但是，金银所以成为不受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唯一商品，正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特性。因此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这一点又是李嘉图早就说明过的。蒲鲁东把货币作为他的“构成价值”的实际应用的例子是完全不适合的。 用“构成价值”来说明社会劳动比个人劳动有更多的剩余，情况也不会好。为了解释社会越来越富，而劳动者越来越穷这一现象，蒲鲁东把社会总括成为普罗米修斯这样一个人，这个社会的生活活动的规律完全不同于个人的生活活动的规律。“构成价值”应当保证每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由于共同劳动的进步而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间增加了2700%，即1840年每天所生产的是1770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人在1840年时并不比1770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问题就是说，英国人即使没有生产这种财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资本的积累、现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话，没有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财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20]马克思又补充说，按照蒲鲁东的理论，只要在实践中把现在拥有的一切财富平均分配给工人们，而丝毫不改变现代的生产条件，也就够了。当时马克思已经承认，这样的分配一定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而今天，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还用这一点天天攻击共产主义。 《哲学的贫困》第一章对蒲鲁东的批判，已经间接地批判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一些古典代表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的理解，要比蒲鲁东所能理解的正确得多。但是，他们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比如价值、货币和交换等等，也只有对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作用。它们的基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只有消除这种对抗，才能消灭这些范畴。政治经济学的各范畴，不像政治经济学本身所想像的那样，是永恒的和自然的；它们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李嘉图从静止的状态中描述经济范畴的形式，而马克思则从运动的状态中说明经济范畴的职能。在探讨蒲鲁东的古怪方式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里，马克思主要研究了经济范畴。 马克思在这里写道：“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梅林引文中缺“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已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21]马克思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同正统的神学家作了比较。正统的神学家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神的启示，而其余一切宗教都是人们臆造的。同样地，对经济学家说来，“人为的”封建制度存在时，有过历史，自从“永恒的和自然的”资产阶级制度存在以来，就没有历史了。 对马克思说来，揭穿蒲鲁东采用的方法的毫无根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把辩证的过程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观念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不再发挥作用。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真正的学生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蒲鲁东到处都想根除掉的这个坏的方面，在引起斗争的时候创造历史。“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22] 然后，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如下的任务：“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23]生产关系决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类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也必然随着变化。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以前的革命阶级变成了保守阶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身上找到了同封建主义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24]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得出“永恒的和自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暴露得越明显，经济学家的理论就越混乱，于是就形成不同的学派。 马克思只用了不多几笔，就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几位经典作家描写得极为详尽，而德国大学中的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用一大堆历史资料也决做不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律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25]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已经暴露出来，贫困同财富一样大量增长这一事实也已经了如指掌的时候，经济学家马上就以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用傲慢的眼光蔑视那些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或者以人道论者和博爱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要想消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矛盾，所用的手段是：取消坏的一面，把理论和实践，法和事实无限地区别开来，劝说资产者和无产者以及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 如果说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界代表，那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还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侯，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6]马克思在这段治述中简单扼要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渡。 接着马克思评述蒲鲁东怎样把自己的方法用在分工和机器、竞争和垄断、土地所有权或地租、罢工和工人同盟等许多经济范畴上的。在蒲鲁东看来，分工是一种抽象的范畴。马克思驳斥了这种看法，他证明分工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工有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蒲鲁东的意见，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是使被划分的劳动恢复统一的合题。马克思反驳说，劳动的组织和划分，是随着劳动时使用的工具而各有不同的。不能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27]但是工厂中的分工同社会上的分工完全不同。“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28]马克思提出一个总的规律，即在分工方面，工厂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工厂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分工的主要条作；在工厂里，每个工人的职责都缩减为一种极其简单的操作，而权力即资本则安排和领导工人。但是，工厂并不是像蒲鲁东所以为的那样，通过工作同志或类似人的友好协定产生出来的；工厂也不是在古老行会的内部成长起来的。“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29]使用机器的现代大工业的前身是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存在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从美洲输入贵金属而促成的资本积累，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较短航道的开辟，殖民体系的建立，海上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领主的大批侍从被遣散，无数农民由于耕地变成牧场而得到自由，15世纪和16世纪几乎普遍发生流浪现象。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在英国，由于手工劳动的产品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而产生了机器。但是，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而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30]劳动工具的集中，并不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在取消分工，而是在加强分工。机械技术方面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造成更大的分工，而分工的每一次加强又引起机器方面的新发明。蒲鲁东硬说工人把机器看做是一种“复原”，可是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情况恰恰相反。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反抗正在确立的自动机械的统治。机器在贬低工人阶级的特长的时候，就使他们丧失了力量。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 自动化工厂引起了分工方面的革命，然而并不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想法的革命，不是像蒲鲁东建议的那样，工人不要只做一根针的十二分之一，而要按顺序做完针的所有十二个部分。工广使分工革命化了，但不是为了造就中世纪的行会师傅，而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现代社会内部的分工产生了许多专业和专门人材，以及由此而来的专业白痴。机械化工厂中的分工失去了专业的性质，同时也消灭了专业白痴，对普遍性的要求已经显露出来。 对于竞争和垄断，马克思也同样指出它们是社会范畴，而不是自然范畴。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蒲鲁东认为，他宣布工业方面的竞赛不外是竞争，就可以打散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傅立叶主义者。但是，假如有人对14世纪的一个手工业者说，应当把工业方面的全部封建组织废除，而代之以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那末他一定会回答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正是有组织的竞争。竞争并不像蒲鲁东所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而是同它由于历史需要产生于18世纪的情况一样，它也可能由于历史需要而消失于19世纪。竞争并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竞争并不追求产品，而是追求利润。“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31] 蒲鲁东打算消灭的竞争的坏的一面推动着社会前进。竞争越狂热地制造新生产力，它就越对资产阶级关系发生破坏作用，同时为新社会创造物质条件。蒲鲁东认为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这是正确的。但是，正如竞争是由封建的垄断产生的，竟争也产生只有经常参加竞争才能维持的现代的垄断。如果垄断者通过部分联合限制相互间的竞争，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而且某个国家的无产者的人数越比垄断者的人数增多，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肆无忌惮。 关于土地所有权，蒲鲁东认为它的起源不在经济范围之内，而基于同财富的生产很少有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地租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马克思反驳这一点时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32]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农产品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额。地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产生的，而且只能在这种关系下产生。地租的来源不可能是或多或少明显的，或多或少持久的土地性质；它产生于社会，而不产生于自然。地租是资产阶级状态下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变成实业性的，把实业资本用于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而只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系在一起，作为地租，地产丧失了它的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们把地产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以至他连自己的土地都可以不了解了。 最后，马克思研究了蒲鲁东对罢工和工人同盟所下的判决。蒲鲁东断言，普遍提高工资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工资提高会使利润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罢工和工会有时事与愿违，引起了机械技术方面的发明，马克思认为罢工和工会对于工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就在这里。尽管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出于不同的动机警告工人不要急于使用罢工和组织同盟这两个武器，可是罢工和工人同盟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33]为了破坏这种反抗，个别的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而为了抵制联合的资本，原来各自孤立的工人同盟组成为集团。于是，工人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他们的工资更为必要了。工人们捐献（这一点使经济学家们极为惊异）很大一部分工资去支援为争取提高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场斗争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发展着。工人所保卫的利益成了阶级的利益。同盟具有政治性质，因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提醒人们说，过去资产阶级为了首先形成为一个阶级，而在阶级形成以后，再把封建阶级改变为资产阶级，它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的。“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34]但是，旧社会崩溃以后，不会再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只有消灭一切阶级以后才能解放自己，正如资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等级才能解放自己一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在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一个没有阶级、从而没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的联合，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政权就是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社会运动并不排斥政治运动，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运动不同时也是社会运动。只有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用乔治·桑的这几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这部著作。[35] 在反驳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同一切空想主义彻底决裂。他确凿无疑地证明社会不是人脑的作品，不是聪明的或笨拙的建筑师的人造建筑物；恰恰相反，社会是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的活的机体。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确凿地证明是发现这些规律的方法，而不是创造这些规律的方法。三大文明民族的许多优秀人物迄今力求解决而未获成果的一些问题也得到许多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虽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在同时代人的意识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当时欧洲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这一点是不可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可以理解的。据我们所知，在德国的学术界里，当时这本书没有受到重视，无论如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它对蒲鲁东的威信也没有动摇多少，以至蒲鲁东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仍然不断增强。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个坚决而勇敢的先锋队逐渐团结在作为新时代的旗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尽管学者们还不承认他们的成绩，尽管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还不成熟，不能理解他们提出的口号，但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值得在其中工作的活动地盘。他们的科学著作开始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发生强大的影响。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36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8页。 [4] 同上书第36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页。 [6] 同上书第40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8—399页。 [8] 迪斯累利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中，几乎同恩格斯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美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译者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页。 [10] 同上书第50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526页。 [12] 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纳蒂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该书的全文于1932年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出版。梅林没有见到这部著作的全文，因为梅林在世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遗稿的保管人爱德华·伯恩斯坦保存着这部著作的原稿，他只发表了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原编者 [13] 马克思1846年致蒲鲁东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狄茨出版社1953年柏林版第22—25页。——原编者 [14] 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事件。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天主教派突然在巴黎及其他城市对胡格诺派大肆屠杀，死者仅巴黎一地即有三千人。——译者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 [19] 同上书第121—122页和第12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23] 同上书第154—15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15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158页。 [27] 同上书第163—164页。 [28] 同上书第16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 [30] 同上书第16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35] 同上书第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