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七月革命以后，比利时变成了认为自己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关，从而也同革命无关的标准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它为一些大国的流亡者提供了避难场所，而在上述幻想破灭后，这个避难所也就名存实亡了。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要把马克思从布鲁塞尔驱逐出去，结果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做法迫使马克思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同时他既没有在比利时、也没有在国外其他地方取得国籍。 在马克思流亡布鲁塞尔的三年中，比利时的首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1845年春到1846年夏，恩格斯也寄居布鲁塞尔。他们两个人从这里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同《北极星报》的编辑朱利安·哈尼和《改革报》的编辑斐迪南·弗洛孔通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和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通信。他们在布鲁塞尔市内也得到了一些拥护者，比如同蒲鲁东友好的市图书馆职员菲力浦·日果，吸引他参加革命活动的，也许主要不是共产主义理论，而是工人运动的人道方面。 他们同祖国德意志也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尤其在莱茵省，特别是在该省的科伦，他们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此外，魏特林从伦敦，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从瑞士，约瑟夫·魏德迈从威斯特伐里亚，也先后到这里找过他们两人。魏德迈原来是个炮兵少尉，后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始终不渝的忠实战友。魏德迈返回德国以后，就尽心竭力地想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争取过来，同时也力图全面排除他们在德国境内从事写作活动遇到的出版困难。费尔巴哈的一个年轻的学生海尔曼·克利盖，为到新大陆去宣传共产主义而迁往美利坚合众国以前，也先到巴门去找过恩格斯，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见马克思。 但是，在布鲁塞尔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触的一切人当中，威廉·沃尔弗跟他们两人最为亲近。马克思称他为“无产阶级的勇敢、高贵而忠实的先锋战士”，后来为了纪念他而把自己所著《资本论》的第一卷献给他。沃尔弗是西里西亚一个世袭隶农的儿子；他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学和大学里受到了古代语言的教育，而对本阶级的压迫者从来没有失去刻骨的憎恨心情。他被控为“煽动分子”，在普鲁士的几个要塞监狱里受了几年折磨；后来到布勒斯劳当家庭教师，愉快而勇敢地同官僚制度和书报检查制度作战。但是，他的革命斗志决不能满足于这种幽默的游击战。他深入到布勒斯劳的无产阶级在其中受难的贫民窟去，他对这种“囚室”的动人描写，使他得到了一个光荣的外号——“囚室里的沃尔弗”。他在《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的关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叙述，证明他对经济问题十分了解。后来他被控违反出版法，不愿意到普鲁士监狱里去受罪，就先到伦敦，然后又转赴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他们的最得力的助手。他为人忠实可靠，性格坚定，决不动摇，有责任感，对待朋友和敌人同样严格：而对待自己更加严格。 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用大部头著作专门向学术界不厌其烦地传播自己的理论认识（其实他们决没有这样），也不缺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各种动因，他们的实际宣传活动同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进行。宣传活动是一项困难工作，往往一无所得，或者看来好像一无所得。他们不止一次地被迫放弃了他们这几年兴致勃勃地从事的写作计划。尽管外来的障碍重重，尽管最令人不快的障碍恰恰是他们要想影响的那些人为他们制造的，比如指责他们轻举妄动，有破坏欲，以自己的破坏性批判妨害社会主义运动，说什么如果不去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征服世界。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气馁。他们有先见之明，知道正是由于这些小事情，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才没有明确的和一定的目标，才会接二连三地失败。 毫无疑问，对蒲鲁东和魏特林进行批判，对马克思说来并不是一件乐事。这两个人都是天资聪颖的无产者，对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出现，任何人都没有马克思那样高兴地欢迎和深刻地理解。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期间对待魏特林是容忍而宽宏大量的。但是，魏特林的空想主义已经不可救药，除了把这个障碍从无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上除掉，再没有其他办法。魏特林本人和一个公正的见证人——俄国的政论家安年柯夫，曾对彼此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地步的1846年3月间发生的一个场面作过戏剧性的生动描写。此后不久，魏特林自己又把事情弄到公开决裂的地步，而且采取的是一种显然是最不正确的方式。 这件事情发生在1846年5月，正值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几个亲密朋友不得不以通告形式反对克利盖的时候[1]。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辜负了特别是恩格斯寄予他的期望。他在纽约表现得幼稚而高傲，以欧洲共产主义的预言家自居，在他主编的《人民流坛报》上，正如布鲁塞尔的通告所指出的，鼓吹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宣传“谈爱的废话”，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一种充满爱的和反对利已主义的事业，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纳为以下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胡说八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克利盖做得太不像话了，甚至他的故乡威斯特伐里亚的共产主义者都讨厌他。吕宁甚至违反原作者的意志，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转载了布鲁塞尔通告，同时承认他这样做是对自己的杂志的一种自我批评。但是，魏特林不赞成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声明，他在给克利盖的信中，用极不友好的口吻说他怀疑这些人的意图。他的妄自尊大狂以及以为别人迫害自己的错误想法，终于使他最后一个朋友赫斯也同他疏远起来，于是他前往美国去找克利盖。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通告中，也对克利盖曾大加吹嘘的正义者同盟进行了批评。但是，参加这个同盟的无产者对待布鲁塞尔的批评，要比魏特林明智得多。1846年和1847年之交（马克思说在1846年底，恩格斯说在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来，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说同盟准备以他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原则。于是，思想的闪电终于照射到素朴的人民土地上。真正无产者的组织（尽管这种组织为数还很少）所得到的东西多于一切不善于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历史意义去评价这一斗争的文献的、空想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所失去的东西。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同盟的几个支部，马克思和沃尔弗在这些支部里积极活动。恩格斯为了解决格律恩在巴黎给那里的德国工人造成的思想混乱，而于1846年8月到巴黎去了，后来他也留在巴黎支部工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不时返回布鲁塞尔。 就在这个时期，实际活动又展现出其他远景。在德意志邦联里，特别是在普鲁士境内革命的预兆日益增多。在宣布召开联合议会的1847年的二月赦令颁布的同时，柏林的浪漫主义的国王开始向资产阶级投降。这是一个胆怯的开端，这个开端由于本身的历史条件必然要超出自己的范围。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的整个基础开始动摇了。雪恩和阿尔坦施泰因的传统，并没有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中灭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反复无常的统治企图完全消灭这种传统，可是正是因为这样，这种传统却反而得到巩固。隐蔽的反对派之风，一直刮到最高官厅的最秘密的柜子里，轻轻吹掉文件上的灰尘。这阵风在僧侣、教师和法官中间，在还没有完全听命于专横跋扈的最高官员的官吏阶层中间，刮得最凶。艾希霍恩在教会和学校方面的正统主义统治，在还没有完全变成伪善者的僧侣中间，在从大学一直到乡村小学的几乎所有教师中间引起了反抗的情绪。臭名远扬的纪律法使法官们感到愤慨；莱茵地方的司法人员由于法典经常遭到删改而感到怀疑和不信任。在军队里，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也有激进的趋势。当军事机关想以“有共产主义思想”为理由把明登的炮兵少尉安内克解除军职的时侯，曾长期不能对他定罪。在公意审判中，他的真正同事，三十名青年军官主张宣判无罪，而有十八人主张解除军职，还有十八人主张只给予警告处分。为了解除安内克的军职，国王不得不亲自出马，他颁布了一道威胁性的内阁命令，指定了一个新的公意审判法庭，法庭成员全是校官。然后，一些年老的军官还不得不付出不少的力量，去劝阻安内克的昔日同僚不要同他保持友谊关系。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惊讶的事件，但并不是青年军官中即将发生风潮的唯一征兆。 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原来是个普鲁士军官，他从1847年开始出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每周发行两期。他不是一个严格的有原则的人，但也不象秘恩斯坦那样仅仅是一个商人。由于普鲁士公使馆告密，他吃了一场官司，这件事很快就消除了流亡者集团对他的一切怀疑。马克思认为，《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2]；他希望把这份报纸搞得比过去好，而不在伯恩施太德的名字上寻找妨碍他这样做的理由。他同自己的一些朋友，从1847年春天开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日益热心地为该报写稿，使该报得到了当时欧洲民主主义的第三机关报（次于《北极星报》和《改革报》）的声誉。 在这期间，由于来了一些宝贵的人材，他的朋友增多了；格奥尔格·维尔特、莫泽斯·赫斯、斐迪南·沃尔弗到了布鲁塞尔，最后恩斯特·德朗克也来了。无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一些人物，如粉刷匠施泰因根斯，花边工人里德尔，还有《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两个排字工人：后来当了巴塞尔大学教授的斯蒂凡·波尔恩和后来担任美因兹市长的瓦劳，同这些博学的思想家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构成了1847年8月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核心，协会约有一百名会员。不久以后，又在11月间成立了民主协会。这个协会具有国际性质。它把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同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政治流亡者团结起来。协会的名誉主席是把安特卫普从荷兰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老将军梅利奈，主席是曾任比利时临时政府委员的若特兰律师。副主席有三人：由德国人中选出马克思，由波兰人中选出曾任波兰临时政府成员的列列韦尔，由法国人中选出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土伊勒里宫总管的安别尔。当然，民主协会比德意志工人协会还要小一些，马克思也从没有夸大这两个组织的作用。他只认为，直接宣传和社会活动，对每个人都会不断地发生振奋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从事直接宣传时所创造的一切，即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上所做的报告，最后也是最多的，即他们为正义者同盟所做的一切，今天仍然不断地发生振奋作用。 一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同伯恩斯太德的报纸的最初接触，是由他与卡尔·格律恩的论战引起的。 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的方式在报刊上为自己大登广告的格律恩，用贼喊捉贼的手法抵毁马克思，说马克思为了贬低他的关于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运动的著作的价值，而在报纸上发表短篇文章进行小型攻击。格律恩办的《特利尔日报》就曾这样讥讽过马克思。于是，马克思声明说，为了表明他多么需要对格律恩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他为自己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写的关于格律恩著作的详细评论。这篇评论后来也确实载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了；在发表这篇评论的同时，马克思还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刊登了批判格律恩所著《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详细评论[3]。马克思在评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格律恩没有从歌德身上发现任何天才的和伟大的东西，而使这些东西沉没在陈腐平庸的浊流里。他却用文人的笔法，夸大歌德的一切庸俗的、小市民的、琐屑的特点，以便把德国的庸人描写成理想的“人”。 尽管这一批判十分中肯，尽管格律恩论歌德的那些庸俗的废话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又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指责：“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4]马克思的这种做法，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莫泽斯·赫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作战，他完全赞同他们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一些文章中以及为反对卢格而写的若干评论中的观点。不错，吕宁仍然抱怨马克思的笔调刻簿，但是他却十分高兴地接受马克思寄给他的批判格律恩的文章，并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甚至马克思对格律恩所下的严厉判决也必须限制在格律恩是一个不好的哲学家和不好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范围内，而在文学活动方面，他仍然是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他们所特有的方式同情劳动阶级，从来没有想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卖给三月革命前的反动派。此外，在评论他们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应当写上减轻他们的责任的一笔：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对于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法年鉴》开始一再着重指出的，德国资产阶级正准备同王室和容克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工人阶级掐住了它的脖子。因此，它的政策一方面仍然具有革命性质，可是另一方面，已经有了反动的色调。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工人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应当首先保证资产阶级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胜利的时候，当他们以辛辣的嘲笑斥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打算在自由主义击败封建主义以前就反对自由主义的一切企图的时侯，历史的逻辑和理性是在他们两人方面的。但是，要想找出仍然具有革命性质的策略和已经带有反动性质的策略之同的分界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也在这方面犯错误，不过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方向相反。当他们赞扬联合议会否决所得税，认为这一否决是“金钱上的一种坚决拒绝”，是从专制封建统治的薄弱地方使它失去活动能力的“有力尝试”的时候，他们给予否决所得税的反对派的荣誉太多了。联合议会上的发言和表决证明，所得税之被否决不是由于对政府的革命反抗，而是出于一种对有产阶级的腰包的十分反动的关怀。有产阶级甚至不肯牺牲一点点东西暂时地稍微改善一下劳动阶级的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9月12日发表了同《莱茵观察家》的政府—教会社会主义进行清算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但并没有摆脱上述错误。他们在反驳以只关心自己、丝毫也不考虑“人民的福利”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为根据的人们时说：“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政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5]马克思又说，不要以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柏林的短工或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无产阶级既很了解政府所说的人民福利和不良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含义，也很了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类似说法的含义。 至于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已经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可是这样原则又有什么成就呢？“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侯，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6]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用下面一段话无情地粉碎了关于国王和人民之间可以结成同盟的美丽幻想：“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险，因为他们只存在于国王的想像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像霍布斯所说的，是puer robusyus, sed malitiosus, 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东西。他们一得到这些，就会充分加以利用，以便尽快地表示他们对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诗意的态度！”〔梅林的引文是“……以便尽快地破坏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诗意。”〕[7]这项预言只过了半年就字字应验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还同认为君主是一切反动势力的罪魁的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清算，这一清算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同政府一教会社会主义进行的清算。政治激进主义的这种观点，同只能把革命运动解释为煽动分子的教唆的君主们的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激进主义的代表者思想越贫乏，叫嚣得就越厉害；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卡尔·海因岑就是这类人物。在三月革命前的政治流亡者当中，海因岑与其说是由于智力过人还不如说是由于说话粗野而博得微名，他决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手，但是他作为整个激进派的典型人物，毕竟还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他进行比较严肃的论战还是值得的。 马克思驳斥海因岑说，不能说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起源，恰恰相反，应当说德国社会是君主制的起源。“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梅林引文中缺“社会”一词〕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动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8]尽管这次辩论十分透彻，但是海因岑仍然百思不解。 他是够无聊的，在第二年革命斗争方酣的时候，写了一本枯燥无味的小册子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他自己的革命活动甚至不能满足最起码的要求。叫庸人害怕而使警察高兴的是，他写了几个奇怪的问答式的小册子，为的是鼓动士兵们开小差；他还“发明”了蒸气断头台，想用它们把君主们成批地送到极乐世界。在大洋彼岸，他又大发雷霆二三十年，反对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并没损伤他们一根毫毛。 二 德国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马克思在德国工人协会发表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几次讲演，只有片断保存在他论述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几篇文章中。这些文章证明马克思在科学普及工作方面也是有才干的。马克思首先探对了什么是工资的问题。他根据每个工人的日常经验指出，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功[9]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接着问道，劳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他回答说，跟决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一切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三方面的竞争：购买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出卖者之间的竞争，即供给；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每次都要导致商品的价格趋于它的生产费用的水平。但是，商品的时价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的。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那末，这种商品的价格就要上涨，大批的资本就要涌向生意兴隆的工业部门，直到出现生产过剩以后，该工业部门的产品价格落到产品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如果某种商品供过于求，那末，就要发生与上述情况相反的过程，即资本由这种商品的生产领域外流，直到商品的价格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同这种情况一样，劳动的价格也决定于劳动的生产费用。劳动价格经常变动，有时高于它的生产费用，有时又低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简单劳动的生产费用，只等于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正如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这种工资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接着，马克思转到资本的研究上去。按照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资本是用作新生产的手段积累起来的劳动。马克思反驳这种解释说：“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说明是一样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价格一样。”[10]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之变成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11]资本和劳动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的确啊！如果资本不给工人以工作，工人就会灭亡，而如果资本不剥削工人，它也会灭亡。生产资本增殖得越快，也就是说，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识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马克思假定了一种最适意的情况：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而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又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增长。所以，工人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它们。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提高，甚至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也可能提高，然而相对工资可能下降。 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但是资本家要用出售工人制造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来偿付。对资本家来说，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可分为三个部分：补偿所用的原材料和损耗的劳动资料，补偿工资和资本家本身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先就已存在的价值，而其余的两部分即工资和利润，则完全是从工人的劳动所创造并附加于原材料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拿工资和利润互相比较，我们也可以把两者看作工人产品中的一份。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彼此成反比，即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利润降低多少，工资就增加多少。甚至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比关系范围内，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也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资本增加，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的增加却快得多。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能在越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资本加强权力而工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 然而资本的增加和工资的提高，实际上并不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好像资本越雄厚，它的奴隶也就长得越胖，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资本的增殖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数额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着更强大的斗争武器的更有力的工人大军投入产业战场。一个资本家只要把商品卖得便宜一些，就可以把另一个资本家挤出战场，占有他的资本。而为了有可能把商品卖得便宜一些，而又不使自己破产，这个资本家必须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首先要依靠扩大分工，依靠更加全面地采用机器和经常不断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的人数越多，使用机器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缩减得越多，劳动就越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争：他们都想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有一个规律在供求的变动范围内必然使商品的价格同它的生产费用趋于一致，这个规律使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不断地改革生产资料，一再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老是在资本耳边说：前进！前进！假如我们想像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末不难理解，资本的增长、积累和集中怎样导向继续不断地、突飞猛进地和日益扩大规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这种情况同生产资本的增长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扩大分工使一个工人能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从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强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不仅如此，分工还能引起劳动的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体力和智力了。工人的劳动变成人人都能胜任的劳动。劳动越是令人生厌，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因为一种劳动越简单，越容易学会，它的生产费用就越低。工人试图用多劳动的办法（或是多做几小时工作，或是在同样的工时内多生产一些产品），来维持自己工资的一般金额，可是结果徒劳。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越多，他给自己的工友们造成的竞争就越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哪里一开始使用机器，那里的大批手工业工人就被机器抛到街头，哪里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代替，那里的工人就被机器一批一批地排挤出去。资本家之间的产业战争有一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小产业家是经不住这种斗争的，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不做小产业家。资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资本的利息也就愈减少；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维持生活，必须投到产业方面去，而遭受小产业家那样的命运。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下降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最后，资本家越是被迫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产业方面的地震也就越频繁，在这些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把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献给地下诸神才能维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危机增加了。危机之所以来得更频繁更剧烈，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以前未被征服或只被商业稍稍剥削过的市场卷人了世界贸易。资本不光靠劳动生活。像显贵而又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它的奴隶即在危机时期死亡的大批工人给它陪葬。于是马克思用以下几句话作了总结：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马克思为了向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说明他关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观点，做了几次讲演。可惜，这几次讲演所保存下来的，只是上面谈到的仅叙述了重点的片断。马克思在民主协会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他当时进行实际宣传工作的另一次尝试。 起初，马克思想在1847年9月于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发表这篇演说，大声疾呼地拥护自由贸易。但是，马克思当时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马克思对自由贸易所持的态度，来自他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所持的原则性观点。恩格斯也是这样，他在爱北斐特发表的一些演说中，强调提高保护关税对于德国工业的必要性，但同时又警告人们不要把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宣传看成拯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万应灵药。后来他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指出，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工人的生活都同样坏，这样一来，是保护关税派得胜还是自由贸易派得胜，对工人都是完全无所谓的。但是，德国的资产阶机需要保护关税，因为如果不用人为的办法保护和鼓励它的工商业，它就无法维持和巩固下去，因而也不能战胜王室和容克阶级。从这种观点出发，工人阶级同保护关税制度也有利害关系。马克思[12]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他反对格律恩的论文中把保护关税的宣传叫做“资产阶级……的进步措施”[13]的。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嘲笑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者里廷豪森。里廷豪森在布鲁塞尔经济学家会议上为保护关说进行辩护，不过决不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业为了不被英国工业打倒，反而能同英国工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就需要实行较高的保护关税。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当他们从革命立场出发，表示拥护英国工业实行自由贸易和德国工业实行保护关税，同时揭去英国自由贺易派和德国保护关税派的口号的骗人外衣的时候，他们在原则上并没有陷入任何矛盾。由于自由贸易派把废除英国的谷物法当做自己的最大胜利大加庆贺，而现在又不厌其烦地吹嘘，说什么无产阶级的千年王国将随着他们的统治而开始，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有必要这样做了。 马克思在他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反对自由贸易派的这种说法。他指出，英国的自由贸易派要求降低面包的价格，只是为了降低工资；并不是地租下降多少，工资就上升多少，而是地租下降多少，利润也就上升多少。“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14]即使自由贸易像它的信徒们所声称的那样可以提高资本的生产力，这对工人也没有什么好处。马克思以他在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中使用过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贸易自由无非是资本的自由。这种自由决不会对工人阶级有所帮助。相反地，它毫不容情地使工人阶级遭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一切灾难。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维护保护关税制度。“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15]保护关税制度只是一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这也就是说，使这个大工业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依赖于自由贸易。保护关税制度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它是年轻的资产阶级聚集自己力量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当时为了争取保护关税曾经付出巨大的努力。马克思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说，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项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马克思才赞成自由贸易。 当然，在国际关系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捍卫着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反对空洞无物的革命词藻，因为这种革命词藻忽视历史现实，把历史现实当作专制君主会议或外交家会议任意制造出来的、绝对应该受到谴责的事实，并想用所谓人民意志的绝对命令和自由的绝对要求，使这个事实在所谓人民意志面前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认为各族人民普遍解放的障碍是：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和由此而来的各国人民的需要上的巨大差异。在同英法两国的民主主义者辩论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那种不顾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叫它们胡乱结为兄弟的各民族普遍团结的理论。 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妄自尊大。许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以妄自尊大的态度对待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特别是用这种态度对待各民族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的兄弟友爱。恩格斯在《莱茵年鉴》第二卷上写道：“真正的无产阶级〔梅林的引文中缺“无产阶级”一词〕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都要宝贵得多。”[16]他同马克思一样，认为民主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17]但是，这种民主所以有充分理由庆祝法兰西共和国，不仅是因为愚蠢得被人用去镇压革命的一切人民应当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不仅是因为19世纪的社会运动只不过是法国革命的第二幕，而且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18]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规定了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可能获得实践意义和成为实际力量的时代。恩格斯接着写道：“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为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19]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得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和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的模糊预感中出现的各族人民兄弟友爱的国际思想，具有坚定、明确而具体的形式。他们探讨了在什么条件和什么前提下，这种思想才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给他们指出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三 正义者同盟内的危机还在马克思住在法国，恩格斯住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就同正义者同盟发生了关系。但是，同盟当时所信奉的唯心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所以他们没有加入同盟， 在这以后，同盟有了发展，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观点。同盟本身是由原来参加魏特林在瑞士组织的秘密同盟的成员组成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成员几乎全是手工业工人，其中以裁缝占大多数。1847年，在巴黎的几个支部中，有两个主要是由裁缝组成的，有一个主要是由木器工人组成的。这些手工业工人的剥削者是小行东，他们自己也希望最后成为小行东。他们还有一只脚踩在持有行会妄念的德国手工业上。这些人都象魏特林在瑞士的信徒那样能于，但是也受到同样命运的威胁——陷入自己的两面性阶级状况的矛盾之中。 恩格斯对于同盟的几个最有声望的盟员作过如下的描写：沙佩尔“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象他从‘蛊惑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20]有两位比较年轻的领袖，即卡尔·普芬德和格奥尔克·埃卡留斯，在理论认识的能力方面大大胜过这几个年长的领袖。普芬德是一个纤细画家，原籍海耳布朗，恩格斯说他具有一副精细独特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辩证的天赋能力。埃卡留斯是个裁缝，原籍图林根。 如果拿埃卡留斯论伦敦的缝纫业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大小资本的斗争》），同魏特林的著作比较一下，一刻就可以明白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为什么没有遭到在瑞士遭到的那种失败。埃卡留斯的写作才能虽然远不如魏特林，但是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明确理解，足以补上他在这方面不如魏特林的地方，甚至使他超过了魏特林。埃卡留斯的文章没有不健康的感情，没有伤感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批判。他把大工业战胜手工业看做历史的进步，认为大工业的成果就是历史本身所产生的和每天不断被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 当埃卡留斯写他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是马克思的学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正在于正义者同盟设在世界市场的中心而领会了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者同盟从把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以后，就从一个德国人的同盟逐渐变成国际性的同盟。在同盟组织的工人协会里，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参加以外，还有主要用德语同外国人交际的各民族的成员，即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也有俄国人和英国人。这个协会不久以后就自己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并把“人人皆兄弟”这句话至少用二十种文字——据恩格斯说，有些地方还有文字错误——写在会员证上，公开的协会的国际性质，在实际上由于会员的国籍不同，在理论上由于认识到任何革命要想胜利就必须是全欧革命，也对秘密的同盟发生了影响。正义者同盟积极地参加了居住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每逢法国大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而举行的国际大会。 同时，同盟的社会学说也超出了粗浅的平均共产主义的范围。这个学说在发展中通过了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哲学的几个不同阶段。沙佩尔和他的几个同志，在魏特林主办的杂志上著文介绍欧文组织的移民区：这种移民区尽管有很多空想性质，但是必然擦亮了他们的眼晴，使他们了解大工业的状况。在奥古斯特·贝克尔在瑞士同德国的天主教互相献媚的同时，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发表了致隆格的公开信，用巧妙的讽刺痛斥了这个新的使徒。他们在公开信里写道；“你在创立新的民族教会，耶稣基督也没有创立过任何民族教会。为了使教会成为民族的，你在做弥撒时废除拉丁文的圣歌，改用德文的圣歌。现在人们了解，他们做弥撒时所唱的圣歌了，但是他们每个礼拜日，或者每天都听到他们所了解的东西，不也更加无聊吗？如果你们突然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用民族的德语去念千余年来在世界各地每天都用拉丁文念的一些经文，渴望求知的、贫穷而受压迫的教徒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以及其他等等。当魏特林来到伦敦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和同盟的领导者取得谅解了。他已经过于迷恋自己的先知身分，而同盟的领导者们则远远地走到了一切宗教的空想主义的前面。但是他们没有使，而且也不可能使同盟的秘密学说超过德国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的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活动具有重大念义。他们提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科学理解是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并以通俗的方式说明，问题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主义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据马克思说，当时发出的一些通告，对于同盟的发展起了上述的作用；可惜，这些一部分铅印，一部分石印的通告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不管怎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准备立即加入同盟的时候，莫尔就宣布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批判的观点作为同盟的学说以公开宣言的形式提出来，但是由于有一些盟员陈腐守旧，坚持反对的意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亲自出马，而他们的这一协助，又同他们加入同盟联系起来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德国工人阶级内部需要一个组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组织只能是个秘密组织的时候，一切顾虑就都消除了。 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847年夏在伦敦召开的。马克思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是，恩格斯以巴黎支部代表的身分，沃尔弗以布鲁塞尔支部代表的身分，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工作，废除了一切还能使人想起陈旧的密谋倾向的东西，使同盟具有了完全根据民主原则组成的宣传团体的性质。在同盟章程第一条里写道：“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社会。”同盟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称组织起来，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关于这一方面，同盟章程有以下各项规定。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区部辖有两个以上一个以下的支部。本国或本市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总区部同这些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不超过六十人的派两名，不超过九十人的派三名，依此类推。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在每次会议后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关于同盟的经费，则由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具应当缴纳的最低盟费。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同盟的货币收人完全用于宣传目的：支付联络费用，支付印发传单的费用，支付派遣代表的费用。同盟章程要求每个盟员除承认共产主义外，还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但是没有详细规定进行这种宣传的方式，在实践中，仍然使用正义者同盟试用过的方法。盟员的活动首先是成立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这种教育协会每周举行两次晚会，一次是讨论各种问题，另一次进行各种娱乐、唱歌和朗诵文艺作品等活动，工人教育协会设有图书阅览室，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成立向工人传授各种基拙知识的学校。站在公开的协会后面并领导协会的秘密的同盟，把协会看作从事公开宣传活动的最便利场所，并吸收协会的最合格的会员补充和扩大自己的队伍。由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不定，到处飘泊，所以中央委员会只在极少数情况需要派遣特别代表。 新的同盟章程分送到各个支部讨论，后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在伦敦举行的，时间在1847年11月和12月。主席沙佩尔和秘书恩格斯“受1847年秋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同盟章程上签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还发生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插曲。当时正向自己的“伊加利亚”[21]遣送共产主义者的卡贝，也要求伦敦的共产主义工人协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协会的答复表明，它已经十分清楚地了解现代无产阶级的任务。协会对卡贝本人表示了应有的尊敬，并且十分高兴地承认，卡贝以不倦的热诚和令人钦佩的毅力为受苦的人们的事业进行斗争，通过对各种阴谋所作的警告，为无产阶级立了无法估计的功劳。但是，协会同时又反对卡贝的移民计划，认为这是一条错误道路。协会利用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实现这一计划会对共产主义原则带来极大的危害，使得各国政府得到胜利，使卡贝的余生因大失所望而暗淡无光。协会提醒卡贝注意他自己比较正确的看法：对于承认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者说来，没有一个过渡时期，即没有一个使私人财产逐渐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实现财产的公有，犹如农民认为不播种就不能收获一样。卡贝还亲赴伦敦，同那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辩论了一个星期，但是他没有能够使他们赞成自己的空想。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把同盟的学说明文规定在宣言里面。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宣言草案，经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人讨论了不下十天；在草案的作者对大家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彻底的解释以后，全体一致委托他们起草公开发表的宣言。以前的那句具有温情色彩的口号“人人皆兄弟”，被一句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不久以后，它的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波兰文的译本也相继出版。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升起来了。 [1] 参阅《反克利盖的通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页。 [3] 批判格律恩的著作《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文章，不是马克思写的，是恩格斯写的。恩格斯1847年1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当梅林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马恩通信还没有发表，所以梅林不知道。——原编者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页。 [6] 同上书第21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342页。 [9] 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订并作序。在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53页）按这个新版本，此处“劳动”一词应改为“劳动力”。——译者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页。 [11] 同上书第488—489页。 [12] 应该是恩格斯。——译者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2—663页。 [17] 同上书第664页。 [18] 同上书第66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5—66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2—243页。 [21] 卡贝在美国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