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部 三月革命及其后果》 第二部 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 第一章 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
一．三月十八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彻底破产了。在工商业的新生力量面前，它变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了。1847年，普鲁士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冗长的御前演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尾声。有教养的阶级和工商业家阶级的日益增长的不涌情绪，尤其是那个凶暴的压迫者——财政困难迫使国王把八个省的省议会组成一个联合议会。他认为这样就履行了他的父亲曾经许下的制定宪法的诺言。 联合议会不会是一个现代的议会，而是一个封建的等级会议，事实上也是这样。八个省议会的议员分为两院，一个是贵族院，由七十二名上层贵族组成，一个是三等级院，其中有骑士代表二百三十一人，城市代表一百八十二人，农民代表一百二十人。议会的权能只限于通过发行和平时期的公债，通过征收新税或提高旧税，如果国王准许提出一些新的法令草案，议会也可以审核这些草案。国王在御前演说中斩钉截铁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变成一个立宪的君主，他决不允许在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插进来一张写满字的纸片，彷佛是第二天命，用它的条文来实行统治并用它们来代替旧日的忠诚。他在给他的朋友本生的一封密信中，虽然没有带着这样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但是更为简明地说明了“长篇演说的很简单的意义”：要求宪法的人比牛还愚蠢几倍，已经有一个宪法，而再颁布一个宪法的人就是一个更大的笨蛋。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注：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弟弟——译者注］更彻底地代表这种可爱的立场。他已经从联合议会看到旧普鲁士的灭亡了。 不管怎么说，他在反动的狭隘性方面此他那聪明的哥哥有更好的本能，也比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有更好的本能，他们对于这样实现旧理想表示蔑视，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建议决不要通过这种宪法。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好本能，它不听这些思想家的建议。资产阶级本来就心胸狭窄，软弱驯顺，加之无产阶级的最初的断断续续的生存呼声已经使它惊惶失措，无论是国王对它提出的要求，还是国王对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它都认为是适当的。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通过农村工业的商品生产进入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许多在等级会议中代表农民阶级的富农和中农。资产阶级同这部分贵族联合起来，构成了联合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汉泽曼用“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这句名言打垮了国王的御前演说的温情的浪漫主义。议会紧握住钱袋不放。它不仅不愿做当时所谓的破产的专制政权的“借钱机关”, 并且声明在定期召开议会没有得到保证和它的权力没有扩大以前，它无权同意发行两千多万塔勒的公债，兴建东部的铁路。因此，它同国王不欢而散，不过它并没有因此而大伤脑筋，它知道国王还是要来找它的。 可是这时世界历史的一场风暴侵入了宁静的普鲁士。连年歉收加上1847年的商业危机使得欧洲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一切腐朽建筑全都垮台。巴黎工人推翻了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宪章运动在世界市场的首都有力地开展起来。现代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要求；一个道地的无产者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弗莱里格拉特赞扬二月革命比七月革命进步时说：“这不是30年的闪电，这是48年的暴风雨”。这场风暴席卷整个欧洲，直到俄国边境；被压迫民族——爱尔兰人和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用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同西欧无产阶级的起义相呼应。 在德国，革命的西风头一阵就刮走了一大堆陈年垃圾。在中小各邦，国王的宝座都摇摇欲坠。于是这些君主就急忙成立自由派的三月内阁来维护自己的王位。使他们又惊奇又高兴的是，他们利用这批正直人士比利用昏聩的官僚和顽固的容克更易于进行统治。他们共有的迫害人民的工具，邦联议会已经在3月的头几天投降，把黑红黄三色旗当作德意志的官方旗帜升起。邦联议会曾不止一次咒骂和取缔这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这面旗帜被邦联议会夺去了美丽的生命。可是，这样一来，邦联议会由于受到普逼的蔑视，垮台得更快了。3月5日，在海德尔堡有五十一个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南德人，只有四个莱茵普鲁士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决定召集德国各地为人民所信赖的人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这些人“应当协助祖国和各邦政府”，尽快地召开德国国会。这一切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幻想。起决定作用的是维也纳，尤其是柏林。只要奥地利帝国由于国内的民族革命，由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普遍不和而瘫痪无力，普鲁士邦及其整个制度和传统，它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军队和官僚就是德国革命的唯一凶恶的内部敌人。同时，普鲁士还是关税同盟的领导国家，尽管普鲁士的枷锁在德国受到痛恨，可是自从无产阶级发生骚动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却惯于把这种枷锁看做是它日益需要的统一德国的手段。自从法国王人的铁拳打垮了资产阶级王朝以后，联合议会的缓慢但可靠的方法已经不可能采用了。相反地，在普鲁士，胜利的革命进展极快，这个革命当然能够根据情况一举推翻中小邦的自由派的三月内阁。 三月革命前的普鲁士本来没有想到，对资产阶级哪怕只做一点可以满足其要求的让步。它依仗自己的军队和其他权力手段，而首都的资产阶级还很年轻，小资产阶级只会说，却不敢做，因此它并不觉得它们可怕。资产阶级不是由于热爱自由，而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才在3月间举行头几次集会。3月7日《福斯报》发表了一篇安定人心的文章，谆谆劝导工人，不要被法国革命所迷惑，应该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受到最好的待遇。3月9日市议员决定要为工人阶级比过去多做一些事情，并用向富裕市民募捐的办法，筹款举办一些公益事业。在同一天开办了经过漫长的准备阶段的市职业介绍所，马上就有六七千失业者去登记，除了一个例外，其他人都没有找到工作。 国王认为用下述办法可以使资产阶级反对派安静下来：他答应定期召开联合议会，并定于4月27日开会，此外他还答应向邦联议会要求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向梅特涅要求德国的统一。这些奇怪的诺言确实使得柏林的庸人大喜若狂，他们的机关报《福斯报》，他们的代表机关市议会作为“稳步前进的朋友”，对于这种了不起的让步表示“欣然感谢”。当然柏林的无产阶级不会上这个当。尽管它作为一个阶级还不够发展，不够成熟，可是它还是有力量在城门前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大会，除了要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自由而外，已经提出工作要有保障以及设立劳动部的要求。 不幸的是，国王错误地认为，他也能很快制服这个反对派。头几次的群众大会他忍耐过去了，后来就下令用武力驱散群众大会，用马刀砍回家的群众，或者向他们开枪，城里的街道上布满了军队。事先，近卫军在兵营里听了普鲁士亲王的煽动性演说，一个个都起了杀心，甚至砍倒在马路上看热闹的最无辜的老百姓。3月13、14、15和16日都发生了这种屠杀事件。起初，资产阶级袖手旁观，甚至关上大门不让被军队追逐的人们逃进来。可是，当“最老实的市民”也毫无分别地尝到马刀滋味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反抗了。 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了梅特涅的统治，并把这个罪魁赶走，这个消息像一个火星落到层层堆积着的燃料上。这时，政府终于感到火已经烧到眉毛。以莱茵省长为首的一个大代表团从科伦到了柏林，相当率直地向国王表示，如果他不马上决定进行改革，那末他就可以等待莱茵省脱离普鲁士。这样一来普鲁士政府就更觉得形势逼人了。于是它急急忙忙在3月17日和3月18日颁布了两个特别命令。3月17日的命令是宣布有保证金的出版自由，3月18日的命令规定在4月2日召开联合议会，并附有一个一般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成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联，普鲁士要实行立宪制。签署这两个特别命令的是三月革命前的内阁，全是遭人痛恨的人物。 同时，维也纳的革命也在柏林居民中引起一种羞愧的感觉。这座只懂得大言不渐地炫耀自己的“知识界的城市”，在政治见识和魄力方面却不及那多瑙河畔的被人性视的享乐城市，这也未免太使人难堪了。正是几天前市政府为了使“秩序破坏者”安静下来而成立的那些“自卫队”决定3月18日中午在王宫前面举行一个和平的群众大会，要求国王撤走军队，组织武装的市民自卫团，实行无条件的出版自由，迅速召开联合议会。国王的特别命令完全同意了这几点要求中的第四点，第三点只同意了一半。至于第二个要求，至少主张提出这个要求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是武装人民同军队对抗，而是主张由市民组成一支自愿的武装镇压叛乱者，使得第一个（无论从重要性上或者从次序上说都是第一）要求即撤走军队得以实现。这就是准备举行的群众大会的首要任务。由于军队的屠杀，由于暴君把人民当作没有意志的羊群任意杀害，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终于感觉到三月革命前的臣民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了。 大家知道，革命就在这时爆发了。3月18日中午在王宫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对国王的特别命令表示欢迎，但是浪漫主义的国王和他的官僚一封建的内阁欺骗他们的次数太多了，对于决定整个局势的要点他们是不会放过的。当司法大臣萨维尼在王宫门前对蜂拥而来的群众解释，国王所同意的比他们所要求的还要多的时候，一个工人对他说：“老头儿，你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答应”，这个回答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比整个历史学派所能表达的还要多。尽管国王从阳台上说了许多安抚的话，要求撤走军队的呼声仍然愈来愈高。而当一连龙骑兵从枪刺比赛场冲来，一连步兵也从王宫内开出要把群众赶出广场时，群众的呼声就变成了一场风暴。步兵队伍里放了两枪，这就成了街垒战的信号。 这两枪是不是偶然放出来的，还是普鲁士亲王下令叫军队进行攻击的（一切事情都跟这一点有联系），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能是两枝枪走了火，可能普鲁士亲王（一般都认为他是军事进攻的祸首，由于他在军营里做过煽动演说，因此应该受到这种怀疑）在这时候碰巧没有进行反动阴谋，但是，只要撤走军队这个问题成为迫切的实际问题，争执的双方都不能，也不愿退让，武力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在这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生，也会在另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生。 在这十三小时的斗争中，到底是谁胜利了，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真论也是多余的。所谓战斗胜利，就是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不能理解，为什么每个普鲁士小学生在学习布吕希尔和老弗里茨的会战时所学到的简单逻辑，对于国王同人民之间的斗争就不适用了。3月19日上午国王命令军队撤出城外，而在3月18日下午他还宁冒街垒战的危险而顽固地拒绝这样做。有人说（正如一些好心肠的历史学家多次说过的那样），撤走军队的命令是在没有充分理由和糊里糊涂的情况下颁布的，可是不知道由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颁布这个重要命令的大本营并不是遭到一次，而是遭到三次攻击。旧普鲁士确实在1848年3月18日到3月19日夜间无可救药地崩溃了，这是由于它罪恶的负担太重，而革命的有力冲击又加重了它的负担。 热狂的军队残酷地进行街垒战。解放战争的爱国官兵都因此发出痛苦的叫声：这是普鲁士军队的耻辱。相反地在街垒上战斗的柏林人民不分老少都是勇敢顽强，坚持不屈，而且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一切没有偏见的目击者都证实了这一点，甚至一个军事记者也不自觉地承认这个事实。人民的武器十分缺乏，可是他们却使同他们对峙的一万四千名士兵，三十六门大炮一夜功夫就变得十分狼狈，以至第二天早晨五点，司令官不得不命令疲乏得要死的军队停止战斗。街垒战士不断地从居民的同情中汲取到新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个三月之夜的春天的风暴，使得小资产阶级的核心跳出了苟安的小圈子。 但是斗争的主要担子是由无产阶级担着的。3月22日在庄严隆重的葬礼中埋葬了一百八十三名死者，其中有一个候补法官和两名大学生，有一个大学生根本没有参加战斗，是被嗜杀成性的兵士杀害的。死者中有许多手工业者，从名单上可以知道只有很少几个是行东，绝大部分都是帮工，此外还有许多工人，有机器匠、店员和学徒。没有人认尸的三十三名死者显然都是工人阶级的成员。后来，反动派对这些无名的死者制造了一种恶毒的谣言，说3月18日的战斗者是由外国的密探，流浪汉和罪犯组成的。可是反动派并没有任何证据，尽管它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能够在没有人认尸的死者中，或者在七百名被捕者中找到一个密探，流浪汉，罪犯，或者哪怕是一个“受过刑事处分的人”，虽然在三月革命前的柏林，在马路上吸烟就会受到“刑事处分”。甚至一个普鲁士的枢密顾问格奈斯特都筒短有力地数斥了这种可耻的造谣，他说：“常常有人硬说，牺牲者之中有几十个受过处罚的小偷。当然其中不会有枢密顾问。要是这种说法是真的，那末这种死就使那些人变得光荣。” 普鲁士亲王随着军队离开首都，同一些决不英勇的冒险家一起化装逃到伦敦。一些最受人民憎恨的旧大臣和上层社会中那些吓得发抖的人们也离开了柏林。国王委托一个暂时充作自由派的大地主，阿尔宁伯爵组织新内阁，但是谁也不能把坠落的政权抓到自己手里。王宫的许多房同里一片混乱，宫中的庭院里，人越来越多，拥挤不堪。街垒战士被一种共同的本能所驱使，从城市各处拥进宫门。他们手中握着胜利的武器，脸上还带着战斗神采，肩上抬着牺牲了的战友的棺木，死者的伤口都坦露着，妇女们把不易凋谢的花草和月桂装饰在他们流血的额头上。群众一声不响地迎接他们，嘴唇在抖动，眼泪往下流，只有抬棺木的人的坚定脚步声在宫中的庭院里发出回响，抬棺木的人不时高声喊叫牺牲者的姓名：“五个没有受教育的孩子的父亲”；“在科伦市政厅旁的街垒上被打死的”；“投降以后没有得到宽恕，被刺死的”；“今年十五岁，在我旁边被打死的，是我的独子”。于是对霍亨索伦进行了一次连斯图亚特和卡佩［注：斯图亚特是统治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朝，卡佩是统治法国的王朝，此处“斯图亚特和卡佩”大概是指英王查理一世和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都没有受过的审判。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不朽的诗歌中永远保存着这个法庭的强大威力： “就是这样呀！子弹穿连胸膛，头颅劈成两半，
你们用担架抬着我们向阳台走去！ ‘滚下来吧’——他摇晃地走着——摇晃地走到我们的床边； ‘脱帽！' ——他脱了——他鞠躬了！（本来是一个演员，现在成了木偶！)——他面色苍白局促不安地站着！ 这时军队离开了这座我们以死夺得的城市！ 你们在书本看到的是‘我信赖耶稣！’ 在这里更适合的是‘我信赖钢铁！’” 从此以后，诗中的死者对活着的人们的轻微责难常常被人用来加在胜利的街垒战士的身上。为什么使国王遭受难以忘记的屈辱，而不坚决果断地粉碎王朝呢？正像人们因为巴士底狱的攻击者没有立即成立共和国而指责他们一样，这种责难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齐心奋起粉碎了可耻的枷锁，在一天的血战中洗刷了几十年的耻辱，划定了一条历史界线，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再退过这条界线。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也能够暂时推翻王朝，但是它不能建立统治，因为它还不够发展，不够成熟；它不能解决它刚刚模糊地感触到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忘记“信赖”，因为抬着死者到王宫去游行，不仅是人民法庭对一个有罪的君主的报复，而且也是3月18日的革命事业的巨大成就，因为这次送葬迫使国王承认了人民武装力量。无产阶级只能起到为资产阶级扫清道路的作用。资产阶级根据其历史发展水平，应该先进行统治。它的义务是同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清算，在这次清算中可以决定，3月18日的英勇事业是成功了还是被出卖了。 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事业。这些毫无心肝的人们使埋葬人民战士的公墓荒芜不堪。十字架生了锈，字迹变得模糊不清，坍倒的坟墓上青草丛生。但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终于了解了三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又使弗里德里希·斯哈茵的墓地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马克思后来为另一个3月18日的烈士们所说的话，用于这些死者也是适合的：他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 版82页。］ 二．资产阶级的背叛德国革命从柏林的街垒上得到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这个革命席卷全国，破坏了封建社会的根子。农民阶级为了摆脱无可名状的苦难而举行起义。在南德，在奥登瓦尔德，在黑森林，从农民战争的古老土地上燃起新的火焰；豪门贵族的收租息的官员被赶走了，土地登记簿和什一税册被梢毁了，地主的府邸被捣毁了。在萨克森王国，大火烧毁了一些封建王宫。在易北河东的普鲁士，农民运动的声势最为浩大，而这里又以西里西亚为最。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庄园，强迫他们的压迫者写下放弃所有租税的文书。普鲁士唯一有组织的政党，封建政党被无数次的农民暴动搞垮，随着它的倒台，三月革命前的国家的最后支柱也就垮台了。 这时候，在柏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明显地暴露出来。三月之夜的激昂热情几乎还没有消失，资产者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叫嚷“结束革命”，过安静日子 。资产阶级掌握了市区各机关，并利用职权把由军械库交给市民自卫团的二万五千枝步枪拿过来。它规定了参加市民自卫团的条件，第一是本地人，第二能够找到保人，保证将来归还领到的武器，第三能够独立谋生，规定这些在最大范围内适用的条款的目的，是想把无产阶级排除于人民武装之外。刚刚取得胜利，胜利者从斗争中取得的果实就被人窃取了。 新的市民自卫团马上变成一支警察部队，它可以使人想起三月革命前的警察。它像一只受了枪伤的野猪疯狂地卫护神圣的财产，反对“煽动者”。同时，三月斗争的所谓过火之处不过是一个退职军官的住宅和一个手套厂的店房被捣毁，因为他们把街垒战士出卖给军队。同样的命运威胁着普鲁士亲王的王府，可是由于一位冷静沉着的群众领袖解释说，这是人民的财产，因而王府才没有被烧毁。此外，在三月革命的那一周中，也像过去常常看到的那样，显示了革命的崇高力量：一般的犯罪，特别是侵犯所有权的罪行减少了。具有特色的一件事是，警察大臣博德尔施文克在3月18日以前几天，当他正在谈论“广大群众的政治危险性的时候，就已经从侵犯所有权罪行的减少看出革命的苗头”。3月18日后正好一个月，柏林警察总监公开宣称，“一般说来，帮工和工人至今的态度是值得公开赞扬的”。终于争得出版自由以后三个星期，柏林刑事法庭的检察官不得不对正直的市民关于他们无数次控告别人“侵犯出版事业”同样公开宣称：“谁想享有出版自由，难就必须能够忍受滥用这种自由。新事物往往会使人过高估计危险性。”虽然如此，市民自卫团还继续为受到威胁的财产叫嚷；一天晚上，一个对同僚的行为不满的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排长报道说，城里一片寂静，只有市民自卫团例外。从这个威武的部队自己选出的几个司令官的身上最能看出这支部队的精神：先是警察总监冯·米努托利，然后是城防司令官冯·阿朔夫，后来是反动透顶的布莱桑少校，最后，当资产阶级的英雄由于自己像天神而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是庸人林普勒尔，血是资产阶级的血，肉是资产阶级的肉，这支军队在武装的反动派面前是胆小的兔子，在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面前是怒吼的狮子。 到了3月23日，这种丑行已经令人不能容忍，以至一年前创刊的柏林唯一的政治日报《阅报室》针对那些宣扬安静的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它说得很对，资产者在革命后第一天就竭尽全力后退，这是由于他们害怕工人，所以才采取这种自杀的行动。诚然，在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有一条鸿沟，但是为了在这鸿沟上搭桥，资产阶级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阅报室》的编辑由于发表了这篇平心静气而又合情合理的文章而遭到愤怒的市民自卫团员的私人报复，这也是必然的。他的民主派的朋友拥到他家里来，同他绝交，交易所庄严宣布，谁要不帮忙夺走《阅报室》的订户和广告户，谁就是“无赖”。 市当局同市民自卫团当然是一丘之貉。市当局在声明中颠倒黑白地硬说，群众的政治运动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的财产。3月21日，市当局就同国王进行秘密商谈，达成协议，要叫刚被赶出城的近卫团再开进城来。为了迷惑人民，市政府印发的声明中说，“国王陛下已经下令，军队在进城以前要宣誓遵守宪法”，也就是要遵守根本不存在的宪法。可是到了最后关头，却没有实行这个漂亮计划的勇气，这份声明也就被扔到字纸篓里去了。这时候，有一份一万四千人签名的请愿书呈给了国王，请愿书要求把不是被赶出的部队，而把“同市民友好的部队”开进城来。一个十分可疑的蛊惑者，兽医乌尔班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气，市民自卫团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在玩弄绶带和肩章方面，市民自卫团比资历最深的近卫军军官还要高明，不过越小心越好，用真正的军队保护神圣的财产要比用他们的志愿勇士可靠一些。于是，3月30日，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外加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又开进了首都。 这对于与此同时进入内阁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能应该先由资产阶级进行统治，那末，在它内部，莱茵资产阶级又是最发展，最成熟的。阿尔宁伯爵立即邀请科伦和亚琛的商会会长康普豪森和汉泽曼进入内阁，可是这两个人却非常聪明地拒绝在一个大地主手下当傀儡，这个大地主可能现在戴着自由派的假面具，而实质上却坚持封建的等级观点。由于这个阻力，阿尔宁伯爵跌了交。3月29日，康普豪森被任命为首相，汉泽曼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联合议会的两位反对派首脑，施韦林伯爵和奥尔斯瓦特由旧内阁转入新内阁，担任文化大臣和内政大臣，曾任驻巴黎公使的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则担任外交大臣。 这些人应该在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内阁中取得一席地位，因为他们在阿尔宁伯爵为首的内阁中已经大力为资产阶级做了准备工作。3月21日，他们安排了国王在柏林主要街道巡视的趣剧。胳臂上系着黑红黄三色带的将军和大臣是前卫，一个市民自卫团员在国王前面打着黑红黄的旗子，旁边是警官施梯伯，后面是兽医乌尔班拿着华盖，国王像一个逛年市的，在市政厅和大学前面声明，普鲁士应该溶化于德意志，他愿意拯救德国的统一和自由，他愿意领导立宪的德意志。在柏林逛马路的国王兴高采烈，不过这幕趣剧也使他蒙上新的耻辱，他刚刚屈尊走到街头，就又得意洋洋地大吹大擂起来。对他这些庄严的许诺，全德国都报之以讥讽的笑声。 但是这次戏剧性的巡视的组织者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国王在给奥古斯滕堡公爵的一封信中，就给自己确立了参加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公国对丹麦的斗争的使命。这是在德意志邦联的庇护下公开进行的，据说是为了挽救德意志民族免遭丹麦的异族统治。见不得人的目的却是，一方面恢复受到屈辱、被赶出柏林的近卫军的军事声誉，另一方面是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那里的事业受到德国人民的拥护）摧毁一个革命的发源地。在普鲁士军队越过边界以前，普鲁士使臣维登布鲁赫在4月8日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照会，照会中说，决不要把这一战争看作是一个悲剧，普鲁士政府首先希望丹麦国王保有这两个公国；它进行战争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主义分子进行有害的干涉。 早在阿尔宁内阁时期，反革命力量就已经形成，可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帮助，内阁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革命的猛烈进攻。3月22日，布勒斯劳和里格涅茨的一个代表团同3月18日的科伦代表团一样，坚决干涉国王的政策，而且用的是同一种威胁手段，如果下列要求不得实现，西里西亚就要脱离普鲁士，这些要求是：在初选的基础上成立人民代议机关以代替联合议会，充分保证人身安全，设立陪审法庭，特别是审理政治案件时要有陪审法庭，成立普遍的国民武装，并自选指挥官，规定不可罢免法官，废除一切封建的裁判权和警察，建立大臣责任制，以及军队要宣誓忠于宪法。阿尔宁伯爵极力反对这些要求，可是这个由从前的警察总监率领，主要由城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却坚持这些要求，加之从西里西亚传来一些骚乱的消息，因此国王不得不让步。 在答复西里西亚代表团的一道立即公布的内阁命令中，国王答应实行“基础最广泛的立宪制”，制定一个受到普遍欢迎的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可以成立以初选为基础的、包括人民的一切利益的代议机构。这个机构对西里西亚代表团提出的各项要求（内阁命令又重复列举了这些要求）作出决定。此外，国王还答应，常备军要宣誓遵守将来颁布的宪法，只在一点上，国王有所保留，就是新选举法应该交由联合议会核定。阿尔宁伯爵不能接受这个纲领，他又抵抗了几天。可是他的同僚，特别是他的本家［注：指阿尔宁一亨利希斯多夫伯爵。——译者］把他赶出了内阁。这些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毫不迟疑地参加了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在两位新大臣中，康普豪森受过较多的教育，而汉泽曼则比较坚决果断。汉泽曼企图毫无顾忌地实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康普豪森还常常同资产阶级的良心进行斗争。但是他们首先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取消无产阶级的胜利。因此他们拒绝根据革命的历史事实，召开新的人民代表会议，而是坚持所谓“法制基础”，他们要维护“法律状态的连续性”，还说了一些别的漂亮言辞。他们坚决主张由联合议会讨论选举法，并拟定新宪法的大纲。这个漂亮的“法制基础”骨子里有一种狡猾的打算：如果由一个封建幽灵确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末资产阶级消灭革命这一行动就可以得到一种可敬的圣光。 不能期望联合议会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只能是一个幽灵。封建政党已经全线崩溃。甚至封建顽固的俾斯麦也忧心忡忡地承认，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被埋葬了的过去复活，同时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补充了一句，他将支持康普豪森内阁，否则就没有维持一种“合法的和有秩序的状态”的希望。联合议会好像是一个通了电的死尸，恰恰还能够根据资产阶级的指示发布命令。在4月6日的法令中，新宪法的要领已经确定了：不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审理政治案件也设立陪审法庭，确定司法独立，取消对它颁布的纪律法，人民有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不论宗教信仰如何都可享受国民权，最后国王保证，颁布一切法令，确定预算，征税都必须得到将来的人民代表的同意。此外，4月8日的法令又决定通过普遍、平等、秘密，但间接的选举，选出一个议会，同国王商定新的宪法。 在这些法令里，还非常明显地表露出对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畏惧。它们实际上是国王对西里西亚代表团所做的诺言的翻版。特别是新的人民权利中那个应该首先发生作用的权利，正如洛贝尔图斯所证明，是由恐惧中产生的。在联合议会的所有议员中，洛贝尔图斯恐怕是唯一原则上赞成普选权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实际上他却又反对普选权，因为他认为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行使权力的程度，这个事实就是这种形势的特征。如果说内阁已经用间接选举在普选权上造成了一个有害的裂口，那末内阁又用下述规定把4月6日和8日的法令送入一个十分模糊的境界；这条规定是：新的宪法由国王同人民代议机关协商后制定。 这种“协商”是资产阶级的圈套，称得起是“法制基础”。正如后来一个左派的发言人在柏林议会中所说，这种“协商”是事后毫无道理地给伟大的运动加上的一个污点，是一个既不旧又不新，而且也不明确的名词，是像一条脐带似的长在新东西上，却吸收旧东西的真正怪物。由于这种“协商”，基本上又回到了3月18日中午的状态。人民的胜利被破坏了，国王恢复了旧日的权力。洛贝尔图斯又在联合议会中间单明了地提出问题：如果国王同议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末怎么办？汉泽曼用冷冷的讥诮口吻回答说，谁还有最大的权力，谁的意见就起决定作用。洛贝尔图斯叹了日气，由此作出结论说，在我看来，只有用第二次革命的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如此，他也同意协商的原则 。作为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空想主义者，他想拯救“普鲁士在法律方面的纯洁性”，而这个普鲁士从十六世纪以来的官方历史就是一连串的法律破坏；为了否定“第一次革命”，即人民革命，洛贝尔图斯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也就是拥护王朝的反革命。 假如资产阶级在背叛无产阶级以后，不利用财力加强自己的统治，那末它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了。内阁要求联合议会批准拨款四千万塔勒，其中一千五百万用于装备军队，二千五百万用于制止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其方法是：给工商业提供流动资金，在资金的流动中，可以使失业的和骚动的无产阶级沉入水底。因为在金钱问题上不仅是王国的温情，而且连资产阶级的法制基础也不发生作用，所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就向一年前主要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宣布自己无权同意这种拨款的议会要求拨款，没有经过很大周折，他们得到了一大笔零花钱。 他们企图利用联合议会进行的第三个阴谋没有完全实现。在这个议会召开期间，由海德尔堡发起的名士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这就是所谓站在革命立场上的预备议会，可是实际上它毫无革命气息。尽管当时德国人的政治修养还很差，可是他们已经不可遏制地逐渐认识到，只应该用共和国的形式把两个大国、六个中等国家和二三十个小国，总之把一个几乎全是君主政体的大小国家的混乱的集合体建成一个唯一的、自由的德意志。因此，如果预备议会想做全部工作，它就不应该“结束”革命，而应该宣布永不停止革命。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说不出这句话来。主要来自南德小资产阶级的少数代表，要求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不过他们所提出的却是一种在历史上早已过时的形式，即按照瑞士的榜样，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和主要来自北德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代表宁愿放弃统一而不愿放弃君主政体。他们的理想是一个被拔掉羽毛的德意志。在放弃德意志的奥地利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梅特涅的恶劣政策精神上通过书报检查制度，物质上通过关税限制使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国家隔断），他们热烈推护普鲁土的世袭王权，这个王权应该给资产阶级去除过分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和各邦分立主义的枷锁，但是其他一切则尽可能保持原样。这些人说起漂亮话来滔滔不绝，可就是害怕革命，而他们认为革命是“畏惧王权”的。只因为当时普鲁士国王还受到普遍的蔑视，所以他们的理想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在预备议会中，这些矛盾彼此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但是君主派一开始就取得了可靠的胜利。这一派有三百七十票，而共和派只有一百五十票，因而君主派占有极大优势。同时来自不发达的共和主义的老家的代表人数也不成比例，原定维尔腾堡派代表五十二人，巴登派代表七十二人，黑森派代表八十四人，但实际上只来了两名奥地利代表和一百四十一名普鲁士代表。预备议会拒绝宣布自己，因而也拒绝宣布革命是永远存在的。它却成立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同经过清理的邦联议会一道，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德国国民议会，至于进行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则由各邦自己决定。未来的德国宪法应由国民议会“单独地”制定，不过它的自主权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议会是否要同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同预备议会的这种暧昧性质作伴的是邦联议会的另一种暖昧性质，这就是：邦联议会将召开一个“制宪”国民议会，不过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在德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完成制宪工作。它们对协商论都避而不谈，预备议会并不是绝对拒绝协商，而邦联议会没有率直地提出协商；不过问题在于，到底谁的力量比较大。预备议会的力量暂时大些，因此，它否决用武装力量作决议后盾这一提案，就更加不合道理了。这样一来，它就把未来的国民议会的自主权放到乌有乡中去了。 黑森三月内阁的大臣加格恩在预备议会中扮演了普鲁士三月内阁的大臣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联合议会中扮演的角色。崇拜加格恩的资产阶级，因为他嗓门大，眉毛浓而称他朱彼特［注：罗马神话中最高之神。——译者］，而讲究实际的容克俾斯麦同他谈了五分钟话以后就说他是“一个大笨蛋”和一个“废话喷壶”，他这个评价比那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正确得多。北德小资产阶级在预备议会中的代表主要是罗伯特·勃鲁姆。他利用自己的魄力和灵活的手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这个迟钝的议会，他使议会没有因为听到一支人民武装已经逼近的谣言而解散，但是他经过一阵反对以后，最后还是同意了多数代表的决议。南德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黑克尔和司徒卢威思想比较混乱，性情比较暴躁，由于他们不屈服，所以没有被选入五十人委员会，他们就在巴登发动了一次共和派的暴动，结果惨败。 不论预备议会之酒的味道怎徉淡，对于柏林来貌，还是太浓。普鲁士国王已经以立宪制德国的领导者自居，莱茵资产阶级决不打算把权力让给巴登和黑森的地方名士。因此康普豪森内阁根据邦联议会恰好在预备议会开会前通过的一个决议，由联合议会选举参加德意志国民议会的普鲁士议员。可是革命的气焰很高，不会忍耐这种挑战，康普豪森认为接受五十人委员会的意见，收回成命是适当的。联合议会只得宣告刚刚完成的选举作废，它在永远走入坟墓之前，也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 三．议会资产阶级的背叛并不是没有遭到革命人士的激烈反杭。联合议会的召开，实行间接选举以及臭名昭彰的协商特别在柏林引起强烈的抗议。可是资产阶级奇袭成功了，因为它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即作为一个阶级，它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而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众中还存在着非常模糊的倾向。 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从一种政治上毫无生气的状况，突然被投入一个革命运动中的。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任何处理社会事务的机会，现在他们有了没有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他们在使用新武器的时候，当然会显得笨手笨脚。 小资产阶级是城市居民中最强大的阶级，但是它的力量被它的分散性抵消了。它还充满着行会的偏见，在许多以官吏、军人为主的城市中和首府中，小资产阶级由于顾客关系，依存于宫廷和容克，官吏和军人。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虽然有不满情精，但都是反动的，或者，一旦他们起来反抗，只要用几句最好的反动口号就能把他们抓住。但是要使他们之中的比较进步的分子就范也很困难。在经济上还很落后的四分五裂的德国，他们的利益，从而它们的要求在国与国之间，甚至省与省之间，有时候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都各不相同。使得最勇敢的小资产者也感到胆怯和不安全的正是革命本身，革命所开辟的不是手工业的黄金道路，而是现代阶级斗争的战场。 工人阶级不怕这种意外的袭击；但是只有当大工业擦亮了它的眼睛的时候，它才认识到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组织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其他部分而且是绝大部分还十分幼稚，他们的阶级意识刚刚觉醒，还没有脱离睡眠状态。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他们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农村的无产阶级更是如此。大城市里的工人不可避免地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的阴谋诡计中找不到出路，他们的生活困苦不堪，这一切就给形形色色的可疑的蛊惑者，如兽医乌尔班，前少尉军官海耳特，糖果糕点商人卡尔早以及类似人物大开方便之门。在柏林，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已经严厉批评过的那种“自由人”的轻佻的卖弄才气，这时候产生了很坏的结果。首都的知识已经把他们的弹药白白浪费掉了，而现在真正的战斗开始时，他们的枪膛里却没有一领子弹。三月革命后，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立刻开始煽动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担心财产受到威胁而大嚷大叫，封建反动派怎能不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呢！ 此外，德国议会和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引起了普遍的关怀。议会能够而且必须补做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所没有做的事情。当然两个议会同时召开说明资产阶级的背叛多么彻底地搞乱了整个局势。五十人委员会要求各邦政府，在法兰克福议会制定德国宪法以前，不要召开各邦的议会。假如德国人民代议机关愿意接受一个革命议会的任务，那末这个要求就是正确的。可是，如果德国人民代议机关仍然停留在预备缺会和五十人委员会的空中境界，那么德国革命的最后希望就寄托在普鲁士议会身上，这个议会至少在平地上同德意志的最强大的王朝进行斗争。约翰·雅科比在一份致普鲁士议员的呼吁书中要求普鲁士议会，在它开会以后立即任命它所信任的人为大臣，并赋予无条件的全权，同时自己把会期延长到德国的制宪工作结束时为止。他庄重地宣称，德意志的命运决不决定于一个城市，决［注：疑多出一个“决”字——录入者注］不决定于这个城市的胆大妄为的人民群众的自负；似乎把德意志从三月革命前的泥沼中拉出来的，不是柏林无产阶级的“自负”，而是雅科比所参加的预备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事实的逻辑迫使这位可敬的人物在他响亮的话声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就在普鲁士议会中取得了一席地位。 5月初，为两个议会进行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普选权显示了它的本能，它把大学生协会的一切浪漫主义分子，一直到阿伦特和雅恩这些解放战争的化石，以及三月革命前的议会和大学里的知名之士都送到法兰克福那个表面上高贵，实际上软弱无力的议会中去。而给普鲁士议会选了一些新人，有一部分是很能干的人：农村无产阶级不仅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有五十个代表参加了议会。所有的容克却等于没有代表，在容克的天堂——西里西亚只有一个容克当选。甚至在后波美拉尼亚的旺代［注：法国的一个省．在卢龙尔河口之南，十八世纪束末法国大革命期间，那里曾发生反动落后的农民反对革命的国民议会的反革命暴动。——德文《梅林文集》编者者注（以下简称 “原编者”）］也产生了反抗情绪。劳恩布克的代表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什拉勿的代表是个农村短工，吕根瓦尔德的代表是个法院文书，诺伊施泰廷的代表是一个小农，贝尔加德的代表是个肉店师傅，而容克的坚强堡垒什托尔普的代表是陪审官洛塔尔·布赫尔，他虽是容克地主的法官，却得到他们的臣民的喜爱和信任。 正因为还不存在什么政党，所以在选举中还谈不到党派之间的真正斗争。甚至在柏林也有这样的情况，即由相同的选举人在同一次选举中选出的两个议员，一个在新议会中属于极右派，另一个则属于极左派。柏林资产阶级由于感到《阅报室》太越轨，旧的庸人报纸又太狭隘，而创立的新机关报《国民报》还在暗中摸索，因而把瓦尔德克在柏林当选说成是反动派的胜利。普选权只能利用现有的材料进行工作，它没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假如新的人民代议机关要取消旧的国家，那末它就需要经受过锻炼的力量。事实上，只要真正进行统治的阶级的成员，即教会、学校和国家中的官吏阶层得到选举人的特别支持，尤其是只要他们由于有表面的或真正的自由精神，而吃过浪漫主义反动派的苦头，那末事情就不会像从外表上看到的那样没有希望。许多僧侣、教师和法官被选为议员。加之律师的行会限制产生了一种司法界的无产阶级，其中有一大批心怀不满的陪审官被选入议会。大城市的资产阶级知道自己很缺乏教养，就优先把自己的受过司法教育的官吏选作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 虽然官吏在柏林议会中占优势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优势对于议会也是大为不利的。法学的形式主义不止一次地把议会引入歧途，吃过艾希霍恩的苦头的僧侣和教师大多是很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普鲁士的官僚永远是普鲁士的官僚，用他们之中的一位佼佼者的话来说，这些人由于受了严格的训练，他们的智慧和道德的肋骨已经折断了。这在紧要关头就会成为致命弱点。 在普鲁士议会中，逐渐形成四个集团，它们没有十分明确的界线，它们的纲领也相当近似，不过根据它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人数最多的，差不多占议员半数的右派纯粹是政府派，他们虽然在原则上淋漓尽致地痛骂封建主义，可是实际上却尽一切可能准备同王权和容克阶级妥协。这一派的领袖是莱茵的法学家赖辛施佩格，西里西亚的工厂主米尔德，波美拉尼亚的教授鲍姆施塔克和普楞茨劳市市长格拉博夫。米尔德是议会第一任议长，格拉博夫是第二任议长。 中间派右翼同右派很接近，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同法国的王朝反对派同基佐的顺从的多数派之间的差别相似。中间派右翼也想同国王和容克同吃一碗饭，不过它把匙子伸得比右派靠碗底一些。这一派的领袖是建筑顾问兼政府顾问冯。翁鲁，他生于东普鲁士，是一个将军的儿子，本来是一个能干的官僚，后来铁路建筑事业把他深深卷入资产阶级利益之中，他取到资产阶级的筵席此官僚阶层的筵席更为丰盛，味道也较好。他随时都准备出卖群众，不过在出卖的价钱上，他却斤斤计较。潜在的虚荣心使他苦恼，而他却装作一个重视公共事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忠心耿耿的正道人。在他周围的有柏林市议员敦克尔和施泰廷市法律顾问吉尔克以及施滕达尔的陪审官皮列特，皮列特的一向的工作是调整封建领主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学会对容克阶级进行谩骂，但又不损伤它一根毫毛。 属于中间派左翼的是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我们可以把这个集团此做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共和主义反对派，所不同的是这个集团不愿成立共和国。它所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右派和中间派右翼在工商业者的实践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中间派左翼则从较高的、更有原则性的立场代表这种利益。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是中间派左翼的领袖，他们虽是议会中最聪明的人物，可是他们来自政治上最落后的省份波美拉尼亚，他们没有丝毫革命精神。他们对于历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不过不是混乱的市场中的斗士，而是幽斋中的学者所有的那种理解。洛贝尔图斯对于议会所讨论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从来没有发表意见，其实他能比其他任何议员更好地研究这些问题。相反地，他却特别喜欢接触德国问题，他那空想的癖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建造一座又一座的空中楼阁。布赫尔的逻辑比较谨严，可是他缺乏洛贝尔图斯所有的社会独立性。德国的悲惨状况对一位伟大人才所进行的报复，很少像对布赫尔这样彻底。他从小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直到他天生的决心在他身上消失为止。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决不是通达世情，目光远大的人物，可是一个道地的小市民，但也是一个干练的人才，萨克森德里奇领主法庭的法官舒尔采受了他们的影响。在会议的最后几天，通过补选，勃兰登堡市市长齐格勒也参加了中间派左翼。他是普鲁士民主派的一个真正有才华的典型人物，这个党派只敢拉着老弗里茨的拐杖走入资产阶级自由的应许之地。在实际的组织才能方面，齐格勒远远胜过舒尔采，他同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一样，对社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当然，也同他们，特别是洛贝尔图斯一样，被普鲁士国家思想麻醉了。 第四个集团是左派集团。这个左派甚至不能同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所领导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政党相此。由于它的个别成员具有共和主义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思想，它那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这个集团以北德小资产阶级的比较激进的分子为代表，它比中间派左翼坚决，但政治眼光并不如它远大。它的领袖约翰·雅科比和高等法院顾问瓦尔德克也是如此。雅科比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了解得很少。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不过他所坚持的是小资产阶级原则 ，如果要用这种原则衡量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这种原则就像柳条似的弯曲了，它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一会儿说成是“劳动阶级的正当要求”，一会儿又说成是“不顾工作的贱民的无政府行动”。雅科比过分拘泥于抽象的公式，而瓦尔德克则存在过多的幻想。瓦尔德克的崇拜者把这个土生土长的威斯特伐里亚人比做伊梅尔曼笔下的贺弗舒尔采［注：贺弗舒尔采是伊梅尔曼的小说《明希豪曾》（1838）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富农，是被反动的传统主义束缚的农村上层人物的代表——原编者］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他的本性来说，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却有并多怪想。他是一个热狂的普鲁士人和坚决的君主主义者，像贺弗舒尔采挥舞着查理大帝的剑一样，他挥舞着“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剑”。作为“威斯特伐里亚的农民之王”，他喜爱和了解的是贺弗舒尔采那样的农民，而不是无产者的农民。他否认普选权是劳动阶级的社会武器。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天主教徒，尤其也是一个自以为“高贵”而不在国民议会发言的自觉的官僚，他以议员的身分建立了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教士集团。 这四个集团逐渐由议会中分化出来，右派和左派分化最早，关于协商原则的争论在它们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两个中间派的人数也同它们的政策一样长期变化无常，在壮大起来的反革命势力把它们推回左派以前，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右派。左派约有四五十个成员，两个中间派也各有四五十人。 康普豪森内阁继续执行其叛卖政策，并把被人民赶走的普鲁士亲王召回柏林，还编造了他在英国已经完成“外交使命”的种种骗人鬼话。康普豪森认为，他让王位继承人负责君主立宪国，可以保护自己，因此他就充当“王朝的挡箭牌”；由于召回亲王，他确实为还没有头的反革命势力安上了一个虽不高明，但却顽固的首脑。事情非这样不可，亲王本人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在科布伦茨接见军官团时，说了句心里括：我只信赖这些军官；波森的一个选区把他选进了议会，他在议会中虽然公开表示拥护新制度，但是态度冷淡而拘谨，人们几乎不怀疑他希望尽快地推翻新的制度。 康普豪森内阁对人民代议机关的轻视态度同它对王权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形成十分显明的对此。它丝毫也没有为了使议会在开始阶段便于工作和消除混乱状况而尽自己的力量，当四百人组成一个不平常的议会，正在寻找头绪的时候，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甚至没有同暂时掌握着权力的右派发生必要的接触。它仅仅拿出一个宪法草案，这是比利时宪法的一个不成功的翻版，终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 柏林的人民群众对于议会并不怎么关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从议会得不到什么好处。对于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说来，在没有伟大的人民生活的城市里开会，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仍缺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伦敦和巴黎所有过的喷火的土地。柏林群众也企图时常施加压力，督促议会，并使它走上正轨，可是群众没有组织，他们的愤慨先是给伺机而动的反动派以诈骗的机会，然后又给它一个破坏人民代议机关的借口。 群众所施加的最大的压力就是6月14日对军械库的袭击。在议会费了很大力量终于开幕以后，左派提出一个议案：议会承认革命，宣布3月18日和19日的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这个提案没有得到特别有力和清晰的论证；心清混乱的舒尔采—德里奇希望得到承认的不是街垒战士在战斗时的行动，而是他们在战斗后的行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提案具有相反的意义。群众对于提案的意义有更多的了解，在讨论这个提案的两天中，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会议厅周围徘徊。提案竟以一百七十七票对一百九十六票被否决。会议又转入议程，据说是因为三月事件的崇高意义是无可争辩的，目前的国家法制就是在得到国王同意的情况下在这些事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可是人民代议机关的任务不是对这些事件发表意见，而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这样一来，妥协就得到承认，群众的愤怒情绪也就沸膝起来。冯·阿尔宁大臣在离开会议厅的时候本想再说几句讽刺话刺激刺激群众，结果却尽快地溜走了。同他一起溜走的还有传教士济多夫，他曾在阵亡的街垒战士的葬礼上以教士的身份赞扬革命，现在却以议员的身份诋毁革命。 人民群众的非常温和的行动在6月14日的会议中为右派所利用，说是人民代议机关受到威胁，要求采取保护措施。左派打退了这一进攻，但是群众的愤怒终于化为袭击军械库的行动。这也说明群众对于左派的不信任，几天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当陆军部的一个委员胡说什么一群窃盗洗劫了军械库的时候，左派也一起听着，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只敢发出轻微的嗤嗤声。可能当时反革命集团已经派了一些坏蛋混入军械库的攻击者之中；王室和教会的这些先锋战士也很可能施展了三只手的伎俩。就其实质来说，攻击军械库乃是对资产阶级背叛的本能的革命反击。议会中的大多数否定了街垒战士的功绩，这就确凿地证实了资产阶级的背叛。起初攻击成功了，军械库的守卫部队投了降。可是起义的群众还没有来得及武装自己，增援部队就把他们赶走了。市民自卫团这一次也像往常一样可耻。 尽管如此，对军械库的袭击在一定程度上使议会直起腰来。当时已经计划把议会迁到一个偏僻的小城中去的右派在6月场日的会议中，大多数人由于害怕没有出席。左派则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决议说，议会不采取任何保卫措施，它把自己交给柏林居民来保护。另一个决议说，政府的宪法草案是一个“有价值的材料”，议会把这个草案交给一个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修改，或者另拟一个草案。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看到，一纸具文不起多大作用。瓦尔德克说：“我们必须由下而上地建设，首先必照建设市镇，肃清封建国家的可怜残余。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即将一事无成；我们就是在砂子里耕地，在空中造房子。”布赫尔的看法也与此类似：我们应该一天也不停地粉碎已被战胜的旧时代的残余；洛贝尔图斯早先已经提出一个议案，要求议会对工业条例、市镇法规和税制，教育法和兵役法以及其他等等作为宪法的一个有机部分作出决定。 这是第一个有力的步骤，这个步骤可能远远越过大资产阶级所喜欢的范围。于是它就急忙通过更大的背叛来对付这一迫切的危机。 四．汉泽曼内阁普鲁士亲王几乎公开地，议会则完全公开地反对康普豪森内阁。特别是汉泽曼迫不及待地把他那还常常同种种良心谴责作斗争的“尊敬的朋友”推到一边。 汉泽曼认为，对革命的消极抵抗已经尽到了它的本分，现在应该对革命进行积极攻击了；资产阶级应该由王朝的挡箭牌变为反对人民的剑；继“中介内阁”之后的应该是一个“行动内阁”，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解除革命的武装，只要有一点可能也解除反革命的武装。他的计划既简单又有独创性。资产阶级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民，王权为了资产阶级而牺牲贵族。议会中的三个资产阶级集团各得一个大臣的职位，议会被战胜了。汉泽曼是个老奸巨猾的资本家，他执行路易·菲力浦的已经可耻地破产的机会政策，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附带的小问题，即在资产阶级制服人民群众以前，旧普鲁士的历史力量——王权和容克阶级是否就已经驾驭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国王出于自己的打算暂时让汉泽曼便宜行事，议会也吞下了诱惑者扔给它的钓饵。汉泽曼使人数众多的奥尔斯瓦特家族中的某一个奥尔斯瓦特当上了首相兼外交大臣，他本人仍然担任一切恩典的源泉的财政大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屈韦特尔和梅尔克尔分任内政大臣和司法大臣，商业大臣是右派的米尔德，农业大臣是中间派右翼的吉尔克，教育大臣是中间派左翼的洛贝尔图斯。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勇敢的社会拯救者汉泽曼对于投票买卖多么关心，而对于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又是如何轻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修养的农场主洛贝尔图斯负责教育行政工作，而他从来也没有显出对这一行有什么专长或兴趣。市法律顾问吉尔克却进了应该扫除一切封建垃圾的新成立的农业部，他自己也担心，连大麦和燕麦，黑麦和小麦也分不清。资产阶级只是没有能够挤进陆军部；在这里高踞首位的是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将军，不管他是昨天的幽灵，还是明天的恐怖。［注：俏皮话，德文中施莱根施坦（Schreckenstein ）这个姓中的“Schrecken”这一部分原意是“恐怖”的意思——译者］ 6月26日，新内阁出席了议会。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制定的宪法随着康普豪森的垮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代替它的是有充分基础的君主立宪国，是两院制，不回到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也反对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恢复受到破坏的信任，巩固信誉，在牢固地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以后，乐观地进行广泛的工作，为人民中的所有劳动阶级造福。 可是这种好日子只持续了两三天。6月28日，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对它的虚无缥缈的自主权作了几个星期的幻想以后，被它的议长，高贵的加格恩引上采取“大胆行动”的道路，它利用自己的全权任命一个王侯作不负责任的帝国摄政。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当选，这样一来，德国的运动就为各邦政府所掌握。可能有人要问，加格恩是直接为了各邦政府的利益而迸行背叛的呢，还是他真正以为哈布斯堡王室由于一个奥地利大公接受了临时的中央政权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以致后来不能阻止霍亨索伦王室接受世袭皇冠呢？不管怎么说，当他大言不惭地硬说，他采取“大胆行动”并没有牺牲民族主权时，他欺编了自己或者欺骗了别人。 一群羊对一群狼说，只要你们不参加选举，我们想选你们做我们的保护人；我们要以至上的全权规定，你们可以把我们吃光。各邦政府当然欣然同意这种“民族的自主权”，但是它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对人民的勇敢的蹂躏者隐瞒，羊终归是羊这一事实了。邦联议会宣称，早在德国国民议会选举约翰大公以前，各邦政府就一致承认这个帝国摄政，汉泽曼内阁也在普鲁士议会宣布了这一点，对德国事业的叛卖也是汉泽曼内阁同普鲁士国王缔结的协定中的一项内容。汉泽曼内阁虽然同意选举帝国摄政，但是它反对根据“这种特殊情况为未来作出结论”。 普鲁士政府通过这种抗议，公开反对德国议会的自主权，于是雅科比急忙提议对汉泽曼内阁进行不信任投票。雅科比的决议案清楚地表明，德国处在无可救药的分崩离析状态。他要求普鲁士议会不同意选举帝国摄政，但承认德国议会有权无需事先得到各邦政府的同意就可以进行选举。这个提案从逻辑上看是无可指责的，不过实际上它只是对德国议会说：你做了一件大蠢事，但是你做这种蠢事的权利却是不能限制的。经过一场十分混乱的辩论以后，雅科比的决议案以五十多票之差遭到否决。可是这个意外事件与其说是内阁的一个胜利，还不如说是内阁的一次失败。不仅是多数人受到各种不同的动机支配，而且洛贝尔图斯也辞去大臣的职务。他对于德国的统一是有诚意的，不想用一种阴谋手段扼杀德国的统一，而汉泽曼同普鲁士王室和容克阶级却一致采取这种手段。中间派左翼随着领袖下台而开始转向左派。 法国的悲剧比法兰克福的悲喜剧更有效地摧毁了刚刚开张的汉泽曼内阁。巴黎无产阶级在可怕的六月战斗中受到残酷镇压这一事实，最初似乎满足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一切秘密心愿。鲍姆施塔克厚颜无耻地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祝贺，“这个问题在法国得到这样出色的解决，是全欧洲最幸运的事件之一”。可是事实上资产阶级杀害了巴黎无产阶级，也就破坏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法兰克福的九月、维也纳的十月和柏林的十一月只不过是巴黎的六月的回声。 在这种赞助下，“行动内阁”的行动不外乎是给旧普鲁士的官僚、警察和军人国家开路。汉泽曼没有征求议会的意见就扩大了首都警察机构，增加了一千六百名特别警察，这些警察进行大量的非法逮捕，不断地向街头的和平群众挑衅，采取种种祖暴行动，甚至稳重高雅的洛贝尔图斯也受过他们的害，在这些方面他们比三月革命前的警察有过之无不及。当舒尔采—德里奇申诉，这些“新的人民春天的蝴蝶”比“旧的冬天的鸟儿——警察”坏得多的时候，内政大臣屈韦特尔好像不知道有个3月18日似的回答说；“一个真正想要自由的国家，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警察人员作为执行权力。”洛贝尔图斯提议，政府应该补设一个关于警察职权的法令，右派和中间派右翼也支持他这个提案，但是没有什么结果。议会满足于一种不起作用的抗议。它根据瓦尔德克的提案，批准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法案，这个法案确实得到国王的同意。从字面上看，这个法令是很漂亮的，但它只是一纸具文。在非法逮捕的同时，根据一般的国家法令对报刊案件进行了无数审讯。当被一系列事件激怒了的群众做出向首相的窗户扔石头这一稍稍过激的行动时，内阁就颁布了一个旨在取消集会自由的防止骚动法令。 汉泽曼一上台就颁布的一些“有机的法令”完全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的十八年活动的基础上颁布的，不过这些法令在国王和容克阶级面前，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巴黎油盐店老板的资产阶级的自尊。汉泽曼关于市镇法规和市民自卫团组织的议案是想保证资产阶级享受三月革命的一切成果，而使无产阶级完全不能享受。这种制造法律的典型例子是市民自卫团法案，在汉泽曼内阁倒台以后，这个法案确实被通过了。在这以后，市民自卫团虽然应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令秩序”，但是它的组织细则使它成为半是无用的军事玩具，半是武装的警察部队。从二十四岁到五十岁的男子有服这种兵役的义务；在市民自卫团服务的人应该自己装备自己；如果他们无力购置装备，市镇应该把自己的武器给他们，但是市镇有权只召集二十分之一的居民，这样就可以把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有服役义务的人，首先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排除出去，而且实际上也排除出去了。此外还有许多官僚主义的卑鄙的规章，其中之一是，国王可以“根据在解散令中详细列举的重要理由”解散各市镇或各县的市民自卫团，这一条就使整个法案成为废物，并把在三月革命中争得的人民武装交给国王任意支配。尽管如此，最后只有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的一部分人反对这种自杀行动。 国王和容克地主听任“行动内阁”这样行动。可是当正直的汉泽曼在背信弃义地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并对它进行镇压以后，也想把资产阶级的一套加在封建社会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拚命反抗了。这个冷酷的实业家妄想国王心甘情愿地为了他而牺牲贵族，就像他为了国王牺性人民那样，这只是一种美妙的幻想。 国王很欢迎资产阶级为他从曾经烫伤过他的尊手的火中取栗，而他只想吃栗子。朝臣们用一套关于三月革命的起因和过程的不可信的谎言，蒙蔽轻信的国王。国王在给本生的密信中异想天开地把自由主义称做“脊椎结核”，是一种“被上帝祖咒的罪恶的狂妄”，他骂那些自由派的大臣是“阉羊”和“阴谋家”。汉泽曼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提出要求时十分客气，而在镇压群众时却毫无心肝。在取消例外的审判籍方面，他得到议会中的法学形式主义者的支持，让这种审判籍在军队和高等学校中继续存在。他不敢触犯封建徭役和庄园劳役，几十年来，容克地主对农民进行了无耻的掠夺，现在仍然保留原状。农业大臣吉尔克提出的废除各种封建赋税和义务的法令草案只不过是想无偿地取消封建赋税和义务中对容克最没有价值的、最小的部分。这个草案是想尽可能地少刺痛容克，多欺骗农民。 只是汉泽曼认为毫无温情可言的部门即财政部门，使他感到有点不愉快。财政状况相当困难。国家的收入减少了，赋税增加了，公债耗尽了。汉泽曼是在发行强制公债的情况下开始他的统治的。为了从经济上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汉泽曼打算在一定程度上改革旧普鲁士的财政制度。他这个真正的资产者憎恨一切国营企业，他想把国有地分成小块上地，把国家跟行变为私人银行，解散海外贸易公司，把国营工厂卖给私人资木家，“虽然蒙受重大损失也在所不惜”。他开始用极低的价格把海外贸易公司在西里西亚山区投资的大纺织厂卖出去。他反对由于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而提高工资的间接税。应该让大地主出点儿血。汉泽曼提出的法令草案，其目的是要提高烧酒税和甜菜糖税，特别是取消土地税和等级税免纳权。 他自吹自擂说，这样一来就打中了“反动派的要害”，当然封建财主同国王和祖国的上帝一起发出可怕的叫声。但是汉泽曼决不能从另一方面得到他在这一方面失去的东西。他的政策的反动一面使得群众对他的政策的可以说是革命的一面发生怀疑。一个内阁用它的警棍尽力粉碎人民的正当要求，人民还应该充实这个内阁的金库吗？一个政权迫不及待地取消三月革命的成果，人民还应该加强这个政权吗？这种想法使得议会中的左派甚至对汉泽曼所补划的最有效的措施——取消土地税免纳权也不感到高兴。同时提高烧酒税就提高了广大群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享受品的价格，并且使莱茵省开烧酒厂的资本家在同易北河东的大地主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行动内阁”用一切狡猾手段锯断了它唯一可以依靠的支柱，于是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急忙一脚把它踢开。 由于资产阶级政策不得人心，封建专制的反动派从春天所受的打击中逐渐复原了。一开始，它就组织了忠诚的各省对叛逆的首都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大吵大嚷地进行的，不过除此而外并没有多大意义。重要得多的一着是：它也赶紧作出决定，用它的方式站到革命的这一边来。它制造了一个议会和一份报纸。7月里，一个“保护所有权”协会〔人民以正确的本能称它为“容克议会”）同柏林议会同时举行议会。从7月初起，《十字报》也出版了，封建党派的残兵败将都集中到这面旗帜的周围。这个报纸的创办人是海尔曼·瓦盖纳，他主持这家报纸虽然是够恶毒和够可恨的，但是他既不傻也不怯懦。 《十字报》并不在充当“王朝的挡箭牌”方面虚度宝贵的时间。它在一份试刊中就“最坚决地”否定“任何人的、任何王侯的专制主义”。它完全了解，不能再用三月革命前的方式进行统治了。它声称，它是属于立宪派的，至少也是一种集权的官僚政治的爱好者。只要形势使然，瓦盖纳就想把大地主组织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容克们为了阻止乘胜前进的资产阶级推翻王室，必须学习在立宪制的战场上建筑工事。瓦盖纳对内阁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他指责汉泽曼的“没收计划”，这个计划大量挥霍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但不是把这些钱扔到穷人怀里，而是扔到富人怀里，这个计划将要剥夺大地主的地产，使他们背离国王；瓦盖纳用威胁的口气说，国王由于承认这种掠夺，将比一个外国侵略者更凶地虐待大地主。“汉泽曼挥舞着红旗，大踏步地走在革命的前头。”这些夸强的言词令人发笑，但是瓦盖纳不用这种说法就不能使头脑顽固的容克认识到一个需要一种新策略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这种教育过程延渡了一个较长的时间。瓦盖纳从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期间资产阶级的政策容许采取一种简略的办法。容克地主作为一个统治了几百年的阶级，清楚地知道在阶级斗争中有组织的力量起决定作用，而军队就是他们反对革命的大王牌。只有军队才能打败民主主义者，这句简短的话就是他们的整个纲领。 国家的可怕的崩溃也暴露了普鲁士军队的严重弱点。在三月革命的那几天里，许多将军由于怯懦和慌乱而大失体面。而许多年轻军官则倾向革命；在袭击军械库事件中，泰霍夫少尉为了站到人民一边而牺牲了自己的光辉前程。总的说来，团体精神在军队里比在官僚集团中更快地战胜了一切反对派的活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通过镇压波兰的起义和用武力对付丹麦，热心地恢复三月革命前的军国主义。这两位英明的政治家仅仅为了磨快刺向自己胸膛的宝剑而宁可出卖民族利盆，也不把波兰革命导向反对死敌俄国的方向，也没有进行一次正式的战争解放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 当法国军队在一次残酷的巷战中战胜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时候，容克的剑就不愿再待在剑鞘里了。军官们的那种狂妄的嘲弄态度日益明显。正如瓦尔德克所说：“在三月革命那几天一度中断的旧军事制度，现在仍然完整无缺地保存着。”汉泽曼由于担心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可是当织工起义时期惯于让人民流血的施魏德涅茨的驻军，对市民自卫团挑起一场可怕的血战的时候，议会中始终追随汉泽曼的多数派却吓了一大跳。 施魏德涅茨的指挥官由于某种情绪禁止市民自卫团敲鼓，并用一种难听的音乐来酬答这种英勇行为。市民自卫团为了驱散不请自至的乐师就向前推进，可是在指挥官住宅前面受到一连步兵的迎接，这一连士兵不问情由给了他们一个齐放，射出一百零二颗子弹。十四名市民自卫团员被打死，三十二人受了重伤。这一流血事件使得柏林议会睁开了眼睛，看清了实际情况。议会根据左派议员施泰因8月9日的提案要求陆军大臣向军队发布一道命令，警告军官不要从事反动活动，不要同老百姓发生任何冲突，劝他们靠拢市民，为实现立宪制度正直而热情地工作，最后是让那些政治信仰与此不合的军官退出军队，这是他们的光荣义务。这仍然是一个很温和的措施，光荣义务的提案恰恰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目前汉泽曼内阁认为，它不再重视决议就尽到它的职责了。 普鲁士军国主义用另一种方式，但也同样有力地使德国国民议会从它的自主权的迷梦中惊醒。自从选举了帝国摄政以来，德国国民议会就用关于有名无实的基本权利的永无休止的闲谈来消磨时间。它又一次受到高贵的加格恩愚弄，加格恩在私下也毫不隐晦地说，必须尽一切力量赢得时间，直到普鲁士国王摆脱受到普遍轻视的状态，那时就可以宣布由他当德国皇帝。占少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议员说，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也应该像反动的普鲁士亲王那样得到赦免，这种说法妨碍了普鲁士国王道义上的养息过程，加格恩的多数派由于这个精采节目而活跃起来。“有自主权的”人民代表因为这种毫无恶意的而且也不是过分讨好黑克尔的言流，差一点儿大打出手。但是普鲁士国王决不愿意报答（哪怕是最轻微地）这样热情的崇敬。他不考虑帝国的权力，8月26日在马尔摩同丹麦政府缔结了为期七个月的停火协定，停火条件使德国蒙受极大的耻辱，使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进行的可耻战争得到体面的桂冠。 这个战争是普鲁士国王为了宣告他的德意志使命，为了执行德意志邦联的决议而发动的。而德国国民议会就是邦联议会继承人，早在6月9日，德国国民议会就庄严地作出决定说，它决不批准任何牺牲两个公国的权利和德意志荣誉的合约。现在普鲁士国王在马尔摩的停火协定中牺性了两者：两个公国的权利和德意志的荣誉。在做了种种空洞的决议，发表了许多空洞的言论以后，现在德国国民议会必须第一次实际考验自己是不是一个能起一点作用的力量了。它在9月5日表示反对马尔摩协定，并以十七票的多数决定，突现停火的措施应该停止。 于是所谓的帝国内阁马上辞职。在帝国摄政（勃鲁姆常叫他帝国败坏者）约翰的那个假想的内阁中，奥地利的施梅林和普鲁士的波伊克尔虽有种种龌龊，但却一致努力使德国议会成为受到普通嘲笑的对象。后来帝国摄政仿照立宪的惯例委托9月5日的多数派的领袖组织一个新内阁。这位领袖是达尔曼，他是三月革命前的空谈理论的教授自由主义的典型人物。从他本人不能采取有魄力的行动这一点，忠实地反映了德国议会的软弱无能。他没有完成组阁任务，几天以后就把组阁权退还给微露笑容的帝国摄政。9月16日，国民议会撕毁了自己从前的决议，以二十一票的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 这样一来，它就从道义上和政治上自己毁灭了自己。它可耻地荡尽了落到它怀里的三月革命的成果，现在只有一条活路：一个新的革命。从法兰克福周围一二百公里的地方有几千名有准备的战士涌到法兰克福，要求左派集团以法国国民公会的面貌出现，并担任一个新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但是左派集团除去像勇敢的施略费尔这样的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都不起作用。它决定服从议会的多数。当时左派集团最有影响的成员罗伯特·勃鲁姆应该对此负责，两个月后他惨遭杀害正是这个过错造成的。失望的武装群众离开了法兰克福。得不到人民选出的议员的任何支持，起义必然失败，而这种起义只会加强封建君主的反革命。司徒卢威在巴登举行的一次新暴动立即崩溃了。 在法兰克福当地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暴动。重新上台的大臣波伊克尔和施梅林虽然没有发动这次暴动，但却有意识地让这次暴动得以发生，以便从邦联的要塞美因兹调来优势的兵力，把议会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用这种办法对付这种议会实在是多余的。议会的两个议员——老将军奥尔斯瓦特和容克阶级的吹牛家利希诺夫斯基忘记人民代表的尊严竟到这种程度，他们在9月18日骑马出去侦察人民战士，在执行这个侦察勤务中被打死。国民议会本身更忘记了自己的尊严，9月19日它在生存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感谢军队“在镇压叛乱时表现的献身精神”，并且根据左派的一个提案，还给“献身”这个词补充了“克制”一词。左派中差不多只有八至十个议员反对这种自我亵渎的行为。从此以后德国议会不可更改地成了一个清谈的场所。 在9月的这几天里，普鲁士议会的命运也决定了。它知道国王为什么缔结马尔摩停战协定。自从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德国统一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国和俄国，站在丹麦一边从外交上进行干涉以后，为了反革命目的进行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战争就有可能带有革命性质。按照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愿望，普鲁士军队不应“为革命服务”。按照他们的秘密意图，普军应被用来反对革命的代表普鲁士议会。弗兰格尔率领近卫军从什列斯维希—霍尔坦边疆回到勃兰登堡马尔克，反革命就纠集它的力量进行一次决定性战斗。这样一来，外国得到满足，德国议会在道义上破产，普鲁士议会受到军队的包围。可以理解，对柏林的人民代表说来，衬衣比外衣更贴身。他们接受了马尔摩的停战协定，虽不是兴高采烈，但也不为德意志荣誉的丧失而悲叹，相反地，他们又回到8月9日的决议上去。施泰因提出一个决议案，认为内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根据议会8月9日的决议给军队发布命令。 这个命令本身仅仅是一个背景。在各个民政部门也发布了类似的禁止官吏进行反动阴谋的命令，所起的作用就同在实际力量面前纸上谈兵所起的作用相似。可以设想，反动官吏中的死硬派以什么态度对待自由派大臣的警告，可是大臣们也没有敢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撤职。国王可以对军队发布一项使议会满意的命令，而丝毫也不损害他的利益，几个星期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有的事情国王允许军事内阁做，却不允许平民内阁做。汉泽曼不能执行议会8月9日的决议，狐狸掉到自己的陷阱里了。 议会只得更有力地坚持执行自己的决议。既然对议会来说军队是不可触犯的，既然内阁把议会的决议当作一张废纸，那么议会就已经不起作用了。实际上，正如6月间讨论左派关于承认革命的提案时一样，这又牵涉到协商原则。柏林居民也同当时一样感到十分愤慨。甚至死气沉沉的市民自卫团也通过它的指挥官和司令部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致意书，答应尽其所能支持议会的决议。 9月7日，议会讨论施泰因的提案。汉泽曼肆无忌惮地威胁说，假如议会坚持它的决议，就可能发生反革命事件、内战和流血事件。右派的发言人利用种种法律上的诡辩和条款把决议说成是破坏立宪制的行动。相反地，左派发言人中肯地指出，问题不在于决议的内容，而在于内阁是否应当执行这个决议。布赫尔在有决定意义的发言中说，这关系到一个权力问题，而不是关系到一个法律问题。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还在推敲查考纸上的法令，实在是太天真了；新时代所需要的基础决不是法令汇编中的一页；议会应该以政治家的风度，而不是以偏狭的法律观点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使命就是用立法的和平办法把还没有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所反对的各种权力、原则和制度已经受到谴责，但还没有被消灭，专制政权的一切官署还照常工作，专制法令几乎全部存在。议会不能容许专制主义把军队变成毁灭人民自由的工具；它必须使军官的容克阶级的骄横受到挫折，必须劝告士兵，哄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受难同胞争取人权。 问题决定于中间派右翼的态度。这次它转向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翁鲁不像汉泽曼那样一心想做国王和容克的玩物。他同布赫尔的政治观点相距很远，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他说，如果议会由于破坏自己的决议而造成“道义上的破产”，那么剩下的只有反革命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危险的两难局面”。促使他作出这个决断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如果他决定赞成施泰因的提案，那么他就最有可能接受他所支持的内阁的遗产。翁鲁抱有一个甜蜜的幻想，以为他能够把资产阶级的事业办得此汉泽曼还好。 施泰因的提案以二百十九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于是议会的重心移向左边。但是在6月本来可以使议会获得胜利的东西，在9月却只能给它带来垂死挣扎。 五 牺牲农民国王用任命普富尔将军为首相兼陆军大臣来回答施泰因提案；首相之下有两三个（不是全部）大臣是由二月革命前的官僚和外交官中的无关紧要的人物担任的。同时，弗兰格尔将军担任了集结在勃兰登堡省的部队的司令官。这是政变的准备，还不是政变本身。反革命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由于种种原囚，它对于干脆用武力解散议会还有顾虑。特别是国王害怕3月18日和19日的事件重演。 起初，反动派的主要策略是用“七条牛”的力量向着宪法叫喊。同现在一切反动分子在那张像第二天命一样插到我们的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来的字纸上所消耗的神圣热情相比，三月革命前自由主义的感伤的宪法痛苦只不过是一种儿戏。议会受到许多猛烈责难，说议会轻率地忽略了协商制定宪法的任务，在无益的问题上浪费了时间。 这种可恶的欺骗子冒充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民的声音，成了革命年代的爱国史话，反动派利用它要想达到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威吓议会使它不再摧毁三月革命前的国家制度，并使议会集中力量做书面文章，将来反动派根据情况可以用手边的一把刺刀戳破这张字纸。第二个目的是：在新宪法里订上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娄罗感到兴趣的一条，同资产阶级宪法相适应，这个条文宣布所有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它容许限制所有权，但必须赔偿全部损失。这一条作为一个新的基本法公布得越早，容克地主们就越高兴；利用这一条文，他们要想彻底保卫他们的一切封建所有权，不管这种所有权是如何腐朽。 议会看穿了这种反动阴谋，它的领袖，如布赫尔和瓦尔德克揭露了这一阴谋。议会的委员会制定了一个从资产阶级角度说来可以差强人意的宪法；其不足之处都是由于政府办事不力所造成的，特别是政府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由于可悲的无能没有做出行政区和县的组织章程草案。议会确实浪费了许多人力和时间，因而受到责难，这笔账也记在政府的名下。一开始就受到内阁百般阻扰的新议会必然常常跌交。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柏林议会已经证明，在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利用普选权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在实际见识方面远远超过最有经验的官僚。它所做的事情比普鲁士官僚在其全盛时期所做的还要多得多，格奈斯特（他决不是柏林议会的颂扬者）甚至提出证据说，柏林议会五个月所做的事情比十八世纪英国议会一年所做的事情还要多。不管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对议会有多少责难，可是在五十年来已经披上“客观的历史著述”这一美丽外衣的反动诽谤面前，议会还是不可取消地站立在那里。议会所缺少的正是革命的行动力量。对议会说来，普富尔内阁一方面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又给它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普富尔本人是格奈泽瑙和沙恩霍斯特培养出来的一个有教养的军官，青年时期是亨利希·克来斯特的朋友，垂暮之年是拉萨尔的友人。如果反革命以为可以用他做它的秘密计划的驯服工具，那么它的算盘就打措了。但是反革命也可能只把他看做这样一个人，由于好心的疏忽，他可以使事态一直拖延到发生政变为止。普富尔内阁只是一种过渡状态，议会决不应该对此有所怀疑。如果它想在一定程度上重获已经失去的东西，那么它就应该在施泰因提案给它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随着汉泽曼内阁的垮台，这个提案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翁鲁给新内阁秘密提出一个向军队发布的命令，这个命令同施泰因的提案大致符合，普富尔马上就发布了。谁都了解这种镇静剂的实际作用；封建专制反动派在军队中占有的堡垒用善意的劝告是决不能夺得的。马尔克的总司命弗兰格尔将军和西里西亚的指挥官勃兰登堡伯爵发布的日日命令打破了对于这一事实的任何怀疑。如果说，柏林议会已经失去了掌握军队的有利时机，那么从它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来看，现在还有一个成功的大好机会；这就是把农民阶级的利益同议会的命运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王权和容克阶级就会在政治、社会，最后也在军事方面陷于瘫痪状态。 整个夏季，农村群众的愤激情绪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这种愤激情绪像一只贪食的秃鹫在撕裂国王和容克的心脏。他们用软硬两种办法企图使农民相信至今压迫他们的这些人的善良意图。但是农民仍然坚强不屈，并且继续用他们的铁拳粉碎封建的捐税、勤务和负担。3月27日，阿尔宁内阁曾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一切利用威胁和暴力迫使地主所做的让步一概无效，对于这个命令，农民干脆报之以嘲笑。 国王和容克想用一种恶作剧来达到这一目的。沙弗果奇伯爵也同无数西里西亚容克地主一样被他的隶农逼迫放弃了产权变动税，各种勤务，放弃了手续费、盐捐、礼金和纺织捐，放弃了实物地租。瓦尔姆布隆镇的居民不知被用什么办法说服，在5月5日沙弗果奇伯爵过生日那一天，把“弃权文书”退还给他，并请他永远忘记这件事。国王在5月5日的一道庄严的内阁命令中公布了这一“崇高的行为”。这是“忠诚、尊重法纪和真正返回到必需的良好秩序轨道上去的光辉范例”，国王对此表示了“最大的愉快”，并要求西里西亚农民以“类似的会人兴奋的方式”再像牲口似的被捆在容克地主的屠宰凳上。可是农民又一次对国王报之以嘲笑。 一切都无济于事。旧的封建经济已经过时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乡村贵族自觉地看清这一点，顽固的容克地主也不得不看清这一点。要想继续欺骗农民，那就不能再用封建方式，而必须用资产阶级方式。换句括说，封建义务必须用金钱或土地赎免的办法永久保持下去。但是这一点目前不能像滑铁卢战役后几十年那样用毫不顾忌的粗暴方式实现了。没有减免的封建负担激起多数农民的反抗，同样，赎免法规和调整法规也激起少数农民的反抗。比过去更加隐蔽地压榨农民的法令不是顷刻之间就能制定出来的，可是农村群众的慢性的反抗却加快了它的步伐。康普豪森内阁利用一份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建议书来摆脱这种两难局面。这个建议书是由商业大臣帕托夫签署的，帕托夫是同施韦林和奥尔斯瓦特同一类型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帕托夫的建议书以下述原则为依据。一切已由判决或契约调整过的封建义务的赎免仍然有效。今后在原则上仍然是：用补偿的办法取消封建义务和“一切阻碍自由处理人事和财产的限制”, 不过将来可以根据比至今更为合理的原则赎免上述封建义务。有些封建义务应该无偿地废除，这些封建义务可以看做是世袭依附关系、从前的税制和领主裁判权的产物，或者它们本身只是部分已经过时的地主的累赘，对权利者没有真正的持久的价值，因而并不影响经济关系。建议书说这通常就是：领主权、租地继承税（多付最好的家畜）、治疗税、狩猎勤务和远征勤务、屠宰什一税、保护金、窝尔普尔吉士税、放牧税、养蜂税、蜡租、水渠捐、牧场使用权等等。 上面列举的这些名目好像不少，可是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意义不大。在“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中，保存着这样多的封建垃圾，以致运走其中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影响大局。规定无偿废除的捐税和义务都是已经完全失效的，或者只在个别地区存在的，或者正如建议书本身坦白承认的，只给容克带来微不足道的利益。这纯粹是一种障眼法，正因为如此，汉泽曼内阁只把帕托夫建议书的这一部分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柏林议会没有理解它在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是它的一切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是它历史上的最大污点，它用来医治工业无产阶级的病痛的除去廉价的花言巧语和临时的缓和剂而外别无他物，因此它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但是作为这样一个议会，它应该懂得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于有五、六十名农民议员，它就有了一个可以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的参谋部。诚然，这些农民代表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知道他们应该站到哪一边，而成了极左派，可是其余的一部分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而被狡猾的汉泽曼用作投票机器，在财政部里大吃大喝，按照一个英国记者的说法，他们在那里像一群奥捷普威一印地安人出现在德文郡［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译者］公爵的沙龙里。资产阶级反对派本来应该更多地使这些可怜人物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中间派左翼的一个议员甚至使右派得到了廉价的胜利，他提议把所谓不懂德语的议员，打谷者［注：在德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人们把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称为打谷者，他们必须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或实物。——译者］） 基奥尔巴萨开除出议会，由于这个无理的提案，属于右派的议长阻止他继续发言。《十字报》尽到了它的本分，它胡说什么基奥尔巴萨在会议厅里常常把靴子股下来，因为他习惯于赤脚走路，又说出纳员用闪亮的银洋付给他薪俸，他高兴得吻出纳员的衣角。有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兴致勃勃地来开这种无聊的玩笑，比如古斯达夫·弗赖塔克就同《十字报》竞赛，在《边境使者》报上讥笑他的西里西亚同乡姆罗斯和基奥尔巴萨是“可笑的怪物”，对于这样一些自由主义者，人们又敲说什么呢？ 诚然，左派和中间派左翼对封建义务、婢仆制度、在别人土地上的狩猎权以及其他等等进行了一些攻击，可是这并没有起很大作用，其中只有布赫尔提出的剥夺封建县等级会议决定课税的权利的议案被通过成为法令。9月1日议会还认为废除摇役的提案并不是刻不容缓的。甚至中间派左翼在6月里提出的一个议案——停止关于地主和农民的纠纷的没有结束的谈判，直到更为合理的赎免法案和调整法案颁布为止——到9月底还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3月18日以后六个月，议会还没有采取这个筒单的临时措施，而1789年的法国国民大会在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就清除了全部封建垃圾。 尽管如此，当议会随着普富尔内阁的成立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重危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生路的。农民的情绪仍然很高，他们写了几千封致意书，要求人民代议机关的保护；9月1日进行的狩猎引起农民和容克之间的血战，农民有理由认为封建的狩猎权已被三月革命废除了，可是容克地主却不愿放弃在农民地里打猎的高尚嗜好。事实上议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取得了可以鼓励自己的成果。议会主动决定，无偿地废除作为物权的在他人土地上的狩猎权；甚至它所采取的行动，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来是太激进了。尽管如此，国王却不敢不批准这个法令。现在议会只要把无偿地废除各种捐税和义务的法令由一个虚幻的东西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取消农民阶级的沉重负担，哪怕只取消最沉重的负担。议会还有一块阵地，可以同国王和容克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可惜议会又是只跨出第一步，即颁布了狩猎法，它的精力就枯竭了。此外，他终于通过了拖延很久的、关于停止地主和农民谈判的法令，可是却否决了一切对争论的农民一方有利的修正案。国王也批准了这个法令。但是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法案时，发生了无可救药的混乱。9月7日使左派集团获得了胜利的中间派右翼又转向右派一边。翁鲁是所有权的狂热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帕托夫建议书的原则已经太冒进了。他的同党皮列特以法案报告人的身分宣称，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除去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不公正是因为，封建．义务通过几百年来受法律保护的占有变成了既得财产的对象，不明智是因为，这样就使人数众多的、由于占有大量物质资料而有巨大势力的合法的地主阶级同国家的新制度疏远。右派集团并不想打击那些等着给议会以新的力量的农民，但是它更不想得罪那些待机给议会以致命一击的容克地主。它对农民使眼色说：宁愿要手里拿到的麻雀，不要屋顶上抓不到的鸽子，既然我们废除了你们的负担的百分之三十或者只有百分之二十一，你们就应该十分满足了。它又对容克使眼色说：既然你们可以把受到威胁的财产由封建性的变成资产阶级性的，那么一点点定钱，你们是可以付的。 布赫尔在他光辉的演说中多次反对这些恶丐和奸商。和皮列特不同，他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公正和明智。要么地主要求赎金是正当的，那就应该给地主赎金，要么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的立法是正确的，那么立法就没有权利牺牲农民的利益给容克地主送礼。据以决定问题的法律基础不是历史学派的已经腐朽的法律基础，而是革命的法律基础。“革命是最神圣的权利受到损害捐害的人民的必要自卫。这种自卫是一种权利，不仅习惯法承认它，而且一切时代和各族人民的法律都承认它。如果一国人民进行革命，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即为了自卫的真正革命，他们的代表站到这个立场上，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法律，使革命的思想具体化，那么他们就是站在法律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是不明智和不公正的。9月7日，布赫尔还提醒人们警惕法学形式主义的钻牛角尖的举动。“法学家应该熟悉社会科学，以免社会尚题吞没他们，··…如果我们以法律上的精确性一点一点地讨论这个草案并提出许并多多的修正案，那么我俩的情况就很容易同专心研究圆周的阿基米德相似。”同时布赫尔也充分认识到，他所指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所拥护的就是这个革命的法律基础。根据这个精神，他要求议会应该像法国大革命的议会那样行动，即根据下述原则 ：领主的权利，只要它们带有封建领主性质，是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统治为基础的，就应该立即无偿地废除。可是，只要这些权利是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继续有效的契约权利名义，以服务和报酬的原则 为基础的，那么就应该赎免这些权利。 当时国民诚会中的票数比例是，右派集团和左派集团势均力敌。10月末，格拉博夫辞去议长职务以后，翁鲁被右派集团以一百七十七票选为议长，而这时左派集团共得一百七十票。这个票数此例就使得彻底贯彻布赫尔和他的朋友提出的原则十分困难。可是，这是一个明确的原则 ，可以成为封建迷宫中的阿里德里涅引路线［注：阿里德里涅（克瑞特国王弥诺斯的女儿）救其情人西修斯出迷宫所用之引路线，见希腊神话。——译者］，因此还有实现的最后希望。但是这个最后希望却被左派毁灭了。这个集团由于自己过去懈怠而感到羞愧，于是想尽可能把领主的所有权利一笔勾销，也不考虑这些权利是以封建的还是以资产阶级的权利名义为依据的。这样一来，决不打算离开资产阶级法律基础的左派不仅不能坚决行动，反而钻进右派阴险地布置好的圈套里。这个勇敢的党派只要有力量，就反对无偿地磨除封建义务，尽其所能地使法令成为对农民毫无价值的东西，当它不能实现它的崇高目的的时候，它就帮助左派的盲目冒进取得胜利，使有产阶级对议会作出不好的评价，说议会是共产主义的，对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也像对封建的所有权那样不重视。 这种不老实的两面手法在狩猎权问题上取得了第一个成就。议会一决定无偿地废除封建狩猎权，右派就同左派共同反对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中间派左翼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主张，如果土地所有者或者他的先人在最近三十年中已经由于取得报酬而放弃了当时归他所有的狩猎权，那么为了取消在别人上地上的狩猎权就应该付赎金。 但是右派的阴险策略同左派的可伯的短视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时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表现在关于产权变动税的争论上。所谓产权变动税、集市税、坚信礼费、计算金、排斥金、规章金、监工费、搬运费、领主购物费、统治法金以及类似的捐税都属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之列。这些捐税每当统治的一方或服役的一方所有权发生变动时就从有关的土地上征收，并根据情况增加，最多可增加百分之十。这些捐税纯粹是掠夺，是没收财产的最好形式。农民死后，他的继承人要向容克地主缴纳其地产价值的百分之十，不管这个农民负债不负债。如果一个农民的地产值一万塔勒，但有六千塔勒的抵押负债和三千塔勒的私人负债，这个农民死后，地产归其妻所有时，国家根据实际遗产的价值一千塔勒收十塔勒的遗产税，但容克地主却收总值的百分之十，即全部遗产一千塔勒的产权变动税。他可以立即命令拍卖这块地产。此如以七千塔勒卖出，那么债权人的私人债款就得不到偿还，而落到继承人的身上，但是除去抵押债款而外，容克地主不仅得到了产权变动税，而月，他还有权向新产主收七百塔勒新的产权变动税。 中间派左翼通过布赫尔和舒尔采—德里奇提出无偿地废除产权变动税的提案，除非“义务是明确地根据权利人和义务人或先前的占有者所订关于土地的转让契约确定的”。正如关于狩猎权的相应提案一样，这种限制在原则上是重要的，实际上却是没有意义的；产权变动税大多来自纯粹的封建关系，是以时效权利为依据的。议案以一百七十八票对一百六十票通过，这时两个反对这个提案的右派成员，司法顾问盖勒恩和高级地方法院顾问土伊斯豪斯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保留的情况下，产权变动税税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议会干涉它自己刚刚承认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有权。尽管如此，左派仍然上了这个拙劣的圈套。这个修正案未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以后，以地方法院顾问赖辛施佩格和最高法院枢密顾问林泰伦为首的其他右派成员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反对根据他们的同党的提案作出的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毫无理由地侵犯契约的权利，从而使任何权利的存在都成为问题。 只要从这个可悲的喜剧中举出这一场，恐怕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了上演这出悲喜剧，右派日益分裂成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出戏没有演完，还算是右派的大幸。议会学会了一种少有的技艺，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法案拼奏起来。这个法案伤害了有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最神圣的所有权威，但同时又使得农民日益对议会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有时竟有四十个杂乱无章的限制的或者扩大的修正案，就是最老练的法学家在这堆乱麻中恐怕也找不到头绪，农民们又怎能把它归纳成一个条文呢？对于一个只懂得把他们当牺性品而不懂得解放他们的议会，农民们又怎能全力支持呢？ 在普富尔内阁时期，议会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的同时也讨论了新宪法的头几个部分，可是这也不能改善议会的状况。它取消了国王的“禀承天命”称号，废除了贵族，废止了勋章和封号。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它执行一只手解散军队，另一只手向敌人提出强烈挑战的政策时，它的失败就更加不可避免了。 六．国王和容克地主反革命比较善于利用普富尔内阁这一过渡时期。它用上百门大炮，四五万人的军队日益牢固地把柏林握在白己手里。它想方设法地在首都群众中挑起暴动，这样就可以进行军事干涉。它最希望重演一次小规模的巴黎六月屠杀事件。10月中旬，反革命势力向这个方向迈出了最初的一步。那时由国家雇用在柯本涅克一费尔德开凿运河的一些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砸毁了一台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可能夺走他们最后一块面包的机器。这些穷人大多惯于做精细活（像金匠、银匠等等），由于干这种笨重的土方工作，他们的双手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本来的职业了，他们的绝望情绪是不难理解的。市民自卫团的尴尬的笨拙的干涉引起了一场冲突，有几个工人和市民自卫团员被打死。但是左派议员在军队调来以前就平息了这一冲突。干是反动派另想办法挑拨工人闹事。在柯本涅克一费尔德领导运河工程的建筑工程师根据“上面的命令”撒谎说，不仅是破坏机器的人要被解雇，而且上百个根本没有参加的工人也要受这种处分。这一无耻的煽动也没有发生作用。有一定觉悟并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时刻进行一场血战对谁有利。 反革命不得不满足于规模较小的救国活动了。10月里，骚动的群众包围了议会在那里开会的话剧院。他们不听左派议员的活，却听像布雷斯勒伯爵这样的可疑的煽动分子的话布雷斯勒一会儿靠拢左派，一会儿靠拢容克议会，后来容克议会在一次审讯中确定，布雷斯勒在1O月的危急的日子里曾企图资助工人建筑街垒。反动派越来越愁眉苦脸地申诉，这些群众威胁着议会的辩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在袭击军械库的日子里，当真正的无产阶级企图推动议会前进时，呆在家里不出来的那些右派议员现在以愉快的心情在会议厅里踱进踱出。他们自己不敢硬说，由于害怕骚动者，他们的投票受到妨害，而只是叹息议会的“尊严受到损害”, 其实恰恰是他们自己天天用他们高贵的阴谋破坏这个议会的尊严。但是，即使完全撇开反动派的煽动在话剧院前街头骚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谈，不仅所有公正的评判人，而且像格奈斯特和翁鲁这些已经用尖锐的眼光看到财产和人身受不到什么威胁的人都会证明，这种骚动在自由的国家里是很难引起人们注意的。 接着维也纳发生了决定性的战斗。柏林的革命从奥地利的首都接受指示，柏林的反革命也是这样，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以后，奥地利政府就纠集半野蛮的斯拉夫人攻击革命的德意志和马扎尔文明民族。10月31日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袭击了经过勇敢抵抗后失败的维也纳。同一天晚上，普鲁士议会经过热烈辩论以后通过了洛贝尔图斯的一个温和的提案，要求政府对帝国摄政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以使在奥地利的德国各邦受到危害的民族自由和受到威胁的国会的存在得到切实而有效的保护，并缔造和平。11月1日，维也纳陷落的消息传到柏林。普富尔立即被免积，勃兰登堡伯爵受命组织新内阁。勃兰登堡是容克、军官和霍亨索伦王族的三位一体，是当今国王的伯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重婚生子，这位国王常常用这种重婚表现白己尊敬上帝和遵守虔诚的习俗。 勃兰登堡伯爵的上台意味着一次最露骨的政变，甚至右派也觉得太过分了。现在议会要么公开向国王宣战，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可是大多数议员却认为雅科比热烈拥护的这种策略太革命了，要么议会就设法通过议会的途径削弱新内阁的力量，可是大多数议员又认为这个办法太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他们一致同意中间派左翼的提案，派一个代表团对国王说明“国家的形势”。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步骤，它向国王透露议会虽有反抗性但也有其软弱性。这一点从将由代表团呈给国王的奏折的外部形式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议会委托雅科比、布赫尔和赖辛施佩格起草奏折。布赫尔文体优美的草案以严肃的口吻向国王指出他的行为的“无限悲哀的、使人想到一个邻国的命运的后果”，而赖辛施佩格却在这个草案中加进种种关于“国王陛下的心”的美丽词藻，说国王的心经常是为人民的福利而跳动的。 11月2日，代表团在桑苏西宫同侍从武官（后来当了陆军元帅）曼托伊费尔经过较长时间商谈以后，确实见到了国王。当翁鲁朗读奏章的时候，国王先敲敲他的佩剑然后转过身去把背朝着代表，这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在柏林街头的顽童中为了表示最大的不敬是常见的，而在国王同人民代表之间的政治交往中却还没有人看到过。张皇失措的代表起先是一言不发，当读完奏章后国王要离开会客室时，雅科比发言说，国王想不想听代表们的意见，回答说：不！雅科比对走到旁边房间里去的国王大声说，国王不愿听真理，这是他们的不幸。 人们可能认为，雅科比会受到他的同伴的祝贺，因为国王的奇特的态度使代表们陷入窘境，而雅科比用并非他第一个说的但却完全适合这种情况的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代表们脱离了这种窘境。可是国王一离开房周，大多数代表却严厉责备雅科比。侍从武官刚跨进房间 ，洛贝尔图斯（第二天在公开的会议上洛贝尔图斯还称称赞侍从武宫）就跑到侍从武官面前，“恳求他到国王陛下的房间里去对国王说，我们深信国王陛下的明见一定会把国议会的奏折同一个代表最后所说的几句话区别开来”。这些人民代表，甚至是他们之中较好的人物就是这样。当国王为了用武力粉碎人民代议机关，而叫人磨刻、备马、装炮弹的时候，议会的领袖仍却由于没有尽到做臣子的礼节而在国王的侍从武官面前自我检讨。这种可怜的政策必然鼓起反革命的勇气。 反革命很需要这种勇气。勃兰登堡和弗兰格尔不过是两个老丘八，他们用“枪膛里的子弹和磨得飞快的刀剑”这种豪言壮语只能博得谨小慎微的反动分子的很少信任。当时有人戏谑说，侍从武官曼托伊费尔手拿一把左轮枪强征大臣，把柏林街头弄得惶惶不安。六天以后，勃兰登堡还没有凑足半个内阁；某个军人被任命为陆军大臣，三月革命前的两个官僚拉登堡和曼托伊费尔［注： 侍从武官曼托伊费尔的堂兄。——译者］当了教育大臣和内政大臣。外交、商业、农业、司法和财政各部大臣还没有适当人选。最简单地恢复三月革命前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有最狭隘的容克地主还抱这种幻想。瓦盖纳干脆把这叫做反动的空想，虽然立宪玫体在勃兰登堡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是连他都不断肯定地说，他是彻头彻尾主张立宪的。 反革命企图在对议会进行决定性打击以前，至少同右派联合起来。可是这里也有一个困难，因为右派也屡次宣称国王不能解散议会。协商原则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两种主权不能在一国并存，正如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样。但是资产阶级已经陷入这个泥潭里，一时不能自拔。根据这个原则，国王不能解散议会，议会也不能废除国王。这种悬而不决的苦痛不安的时刻继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议会在又一次否决了左派成立安全委员会的提案以后，进行了无关痛痒的辩论。这个时期柏林城里十分平静。自从反革命已经掌握政权，但是还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的 时候，10月的骚动者好像钻到地下去了。 这时候勃兰登堡伯爵同右派的一些名人勾连起来。他们是怎么干的？在哪里干的？这些细节别人不得而知，不过他们的密谋的结果立即暴露出来了。国王不能解散议会，但他可以让议会搬家，为了搬家而让议会休会。以“威胁”议会为目的的首都的“并不罕见的无政府运动”和“罪恶的示威游行”给这个举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为议会的独立自主所作的周密考虑怎么会成为暗害议会的行动呢？这是个老方案，在袭击军械库的那几天，右派就曾经提出过。如果议会这样做，那么就开了一个先例，根据这个先例，在不得已时可以证明国王也有权解散议会；如果议会不这样做，那么它就违抗了国王的正式命令，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使议会免遭贱民的暴力威胁。右派很有理由怀疑勃兰登堡伯爵的才能，为了防患于未然它推荐它的成员，久经考验的法律歪曲者林泰伦为司法大臣。不错，11月2 口林泰伦也一起到桑苏西宫去表示反对勃兰登堡内阁，可是对这位普鲁士高等法院顾问说来，今天在他昨天所咒骂的暴行上打下合法的戳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了探探翁鲁的口气，勃兰登堡揣着一个漂亮计划去见翁鲁。翁鲁立即声明，议会的多数，中间派和左派以及担任议长的他本人都不同意迁移和休会。如果勃兰登堡能够看透资产阶级的灵魂，他听了翁鲁这种声明也会感到真正高兴的。 翁鲁把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看作一种非常讨厌的东西，他决不会像右派那样轻易同它妥协。但是他更厌恶人民的第二次革命，正如翁鲁本人公开宣称，用各种办法阻止这个革命，就是他反对国王命令的真正原因。如果议会迁移和休会，那么它在人民中早已动摇的威望就会完至破产。这样一来，正如翁鲁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政治团体就会掌握运动”，于是“街垒战就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地，如果议会反对国王的命令，那么它在群众中的威望就会增高，它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把车子推到任何力量也不能再使它走上正轨的地方。翁鲁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勃兰登堡对这种情况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反正他现在手里掌握了自己可以任意行使的政权。11月9日他在议会宣布了国王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议会应该迁到哈费耳河畔的勃兰登堡去，并休会到11月7日为止。翁鲁声明，不得议会的同意他不能中止会议，这个问题应该由议会决定。勃兰登堡“郑重其事地”对“非法地”继续举行会议表示抗议，接着就离开了会场。他在陆军部构筑工事，弗兰格尔把大批军队调到柏林。不到三天，这两个老丘八就把一切国法，如4月6日和8日的法令，市民自卫团法案，保护人身自由的法令全都踩在脚下。他们想用戒严令这个新法令来代替它们，可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和事实上的理由宜布戒严。他们建立了赤裸裸的刺刀统治。 七．十一月的悲喜剧由于反革命的前进，议会得到了一个法制基础，像这样坚固的法制基础，普鲁士资产阶级过去和后来都从未有过。 议会反对国王的命令，不管协商论是否有效，它这样做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实质上都是十分正确的。甚至把这种理论奉为圭臬的一些人，如极右派的法学家格奈斯特也不得不以柏林市议员的身分作出这样的结论：“召集国民议会是为了到柏林来商定宪法。它根据法律集会，并奉召来到柏林。它当时和后来都实际上批准了这个会址。因此会址和会期的片面变更是不合法的，不管对国王或是对议会来说都是这样，因为它们两者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并存的。谁要承认把议会迁往勃兰登堡的权利，谁也就必须承认把它迁往梯尔西特、萨尔卢伊或者其他邻近地区的权利。谁要答应休会十四天，也就要允许休会十四年。一方要想单独决定时间和地点时，自由的协商就结束了。然而一方单独做出的判断，即使变动是重要的，这样做的理由是充分的，也是一种片面的决定。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命今和服从’，而在于保卫我们的权利。”这个法律问题是这样明显，甚至最保守的法学家，只要他们不想故意歪曲法律，都会以格奈斯特的精神回答这个问题，此如康普豪森内阁的司法大臣博奈曼就是这样。 议会中的多数也相信议会这样做是正确的.11月9日，当勃兰登堡提出“郑重其事的抗议”以后离开会场时，甚至右派也没有完全跟他走。有几个右派成员不知是由于良心谴责还是由于其他不良动机留在中间派和左派里。大约有二百五十名议员不向政变屈服，大大保障了议会的决议能力。从前的农业大臣吉尔克提出的一个议案差不多以全票通过，这个议案否认国王有权违背议会的意志，命令议会休会，迁移会址和解散议会，并且指责负责的大臣对国王、国家和议会严重失职。对于法律问题做出这个确当的决定以后，就要看议会怎样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反抗国王的不法行为了。 其实行动问题也同法律问题一样十分明显，而且是直接由法律问题产生的。国王用暴力攻击，议会就必须用暴力防御。这里并不涉及“守法的”资产阶级可能怀疑的革命权利的问题。筒单地说，这就是对不合法的进攻的合法的抵抗，防御者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顺应攻击者所选择的武器。一个边境遭到外敌侵犯的民族也是用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叛国者勃兰登堡和弗兰格尔比外国侵略者还可怕、还可恨。如果议会在国王破坏法律以后把自己看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力量（实际上它也是这样），那么它就应该唤起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抗，要用武装的抵杭对付武装的入侵者。当国王企图利用暴力破坏议会时，这就是议会的义务，同时也是它的权利。 如果议会害怕由于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失去人民的信任，如果它担心自己不能召集胜过国王的军队的武装力量，那么这种局势就不会有丝毫改变。因为斗争可能失败就放弃斗争，这是胆小鬼的行为，不是大丈夫的举动。倘若列奥尼达［注：列奥尼达（Leonidas？一前480）古斯巴达国王，在希波战争中和，公元480年率希腊军队扼守德摩比利隘口。因内奸通敌，队伍被围逃散；偕斯巴达三百战士奋勇抵抗，全部牺牲，——译者］在德摩比利隘口率所部三百人退回（因为他必为波斯军所败），那么他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卑鄙的家伙或是一个愚人。战争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后来马克思评价普鲁士议会在十一月危机时的策略时视：“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2 页。］假如议会虽知必败但仍敢于进行斗争，那么它就能弥补过去的过错，拯救自己的未来。在以后的五十年中，普鲁士议会决不会被指定扮演墙上的影子的角色。何况只要议会善于坚毅、明确而迅速地行动，斗争并不是毫无胜利希望的。 在这一天，议会还有进行斗争的机会。内政大臣以真正的普鲁士的轻佻精神，通过警察总监命令市民自卫团司令部封锁话剧院不准议员到那里开会。司令部用确当的理由拒绝这样做。理由是，根据市民自卫团法案，市民自卫团的任务是保卫而不是侵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定秩序”，根据这个法案，市民自卫团不归内政大臣也不归警察总监指挥，而只归市镇当局指挥。林普勒尔叫人把来往信件送给翁鲁，翁鲁急忙通知议会在11月10日早晨五时开会，因为警察总监已经宣布，如果市民自卫团在早晨六时以前不表示顺意执行命令，王国官厅就要亲自采取“适当的决定性措施”。 在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上，提出了三种可以决定议会行动的意见。’市政府的一个代表团自愿做国王同议会之间的调解人，它要求议会采取“和解的步骤”，尤其是要防止流血事件。市民自卫团拿出它的司令部同警察署之间来往的文件，但是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这就是按时它虽然不愿被利用来破坏议会，但是也希望议会看到它的勇气已经枯竭了。最后，组织起来的柏林工人，“德国工人结义会柏林区域委员会”——翁鲁在宣读时就：“根据签名，当地有许多工会属于这个组织。”——要求议会进行武装反抗。这个简短的致意书中写道：“只要有人胆敢由于侵犯人民代表而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柏林工人随时准备着听从你们的召唤；他们向你们伸出手，献出血以反抗一切要想出卖你们，出卖人民的自由的敌人。”对达三种意见没有进行辩论，翁鲁就说，议会不能再采取“和解的步骤”，可是当然要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一定不给内阁任何采取暴力手段和强迫措施，宣布戒严等等的借口。应该进行消极抵杭，如果“只有用武力”才能把议会赶走，进行消极抵抗就够了。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只要言论，只要结社权没有重新受到压制，国家不用流血也能战胜反动派。如果国家没有提出充分的抗议，以致刚刚取得的自由重又失去，那么这就是国家本身的罪过。 翁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本来是尽人告知的事情，即不管有没有理由，反革命正准备“重新压制”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宣布戒严，所以翁鲁的原则性声明的智和勇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他是把对市民自卫团的要求同这一点结合起来，这个要求是，假如议会受到武装力量威胁，不要积极保护议会而只进行消极抓抗。对于工人的致意书，他说：“先生们，如果我对你们的意见理解得正确的话，我们决不促使而且也不能听任那些把力量和鲜血贡献拾祖国的人们，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牺牲献给祖国的力量。”翁鲁是一个老奸巨滑的资产者，他不想在不适当的地点和不适当的时尚看到哪怕只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粉碎专制暴行的工人的拳头；按照他的见解无产阶级的鲜血和力量只属于“祖国”，而他所渭的“祖国”就是指资本的利润。 议会对议长的说明报以“同声叫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在这个会议上，议会还向人民发出了一个一号召，“在人民合法的代议机关被暴力摧毁的严重时刻 ，一刻也不要离开法制基础”。议会为了通过在没有大臣出席的情况下讨论有机的法令以证明自己对政府的独立性，就继续进行关于废除封建义务法案的辩论，其条件是要像翁鲁的声明给城市无产阶级泼了冷水那样，给农村无产阶级泼冷水。留在议会中的两三个右派议员要求，关于这个法案的扩大的修正案，只要有一个议会反对就应该退给委员会，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它为了不损害那些忘记了义务曾经把背脊朝着它的议员的权利，而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这一回，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才真把六十年前法国国民议会已经懂得作为历史剧上演的东西，改编成滑稽戏演出。 政府的提案要想无偿地废除过分的负担，这些负担纯粹由封建关系产生，没有契约根据，甚至三月革命前的立法就已经承认它们是世袭依附关系的产物，不过这种负担只存在于萨克森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省的一些傀儡地区，而在西部各地，法国的贵族统治早就把基督教德意志统治的这些残余彻底清除了。可是在这种过分的负担非常盛行的东部诸省无偿地全部废除这种负担的提案却遭到否决，因为有一个右派议员反对讨论。此外政府的提案还要求无偿地废除狩猎勒务、驱兽人勤务、领狗勤务、狩猎通信勤务，以及用喂狗的面包、喂狗的谷子、喂狗的燕麦、地里的喂狗谷、地里的喂狗燕麦、养狗地租等名义征收的捐税。许多修正案提议，在必须废除的中世纪的苛捐杂税中还应该包括：狩猎粮、狩猎金、纺纱捐、减布捐、劈柴捐、交亚麻、交羽毛茎、大麻捐、灯芯捐、沼泽捐、住宿金、刈干草金、切铜料工资、盖屋顶工资、勤务燕麦、放牧燕麦、胡椒金等等。可是这些修正案没有一个得到讨论，因为每次都有一个右派议员反对。这样就过去了几个小时。 正在进行这种不体面的游戏时，传来由市民自卫团警卫着的话剧院也被军队包圈起来的消息，这是对命运的一个尖锐讽刺，也是一个应有的讽刺。两支队伍的长官林普勒尔和弗兰格尔进行了英勇的舌战，结果弗兰格尔坚决表示，他要在广场上露营一周，在议员离开话剧院以前他不离开这儿，议员离开后，他准备封闭话剧院。市民自卫团表示，议会不撤退它也不撤退。于是议长肯定地说，武装干涉开始了。在这几天十分常见的“同声叫好”的情况下，议会宜布它只在“武力”面前退让，就带着市民自卫团撤走了。随后军队就占领了话剧院，把搅乱议会的档案当作救国的消遣。 11月11日，内阁解散了市民自卫团。从表面上看，国王是根据“在解散今中明文规定的重要理由”这样做的。载在解散会中的唯一理由更有力地证明这种措施的实质上的不合法性：市民自卫团所以被解散，是因为它拒绝执行警察总监的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不合法的命令——封锁话剧院。这一天议会在靶场开会，宣布解散市民自卫团是非法的，宣布任何参与这一行动的官吏或市民是祖国的叛徒，但是又谨慎地补充了一条说，议会要求内阁收回成命，市民自卫团和柏林居民以冷静的态度期待内阁采取这一行动。林普勒尔立即辞去司令官职务。市民自卫团的少校们还做了另一件事，他们在11月11日到12日的夜间开会讨论，要不要进行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工人结义会的一个代表团敦促他们进行积极反抗，并保证坚决支持他们。瓦尔德克同几个左派议员也出席了会议，他说，他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给少校们出主意，他对军事是个门外汉，毫无军事知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什么东西比煽动性言确更为重要。在这个出席人数不多的会议上, 谈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废话，而解除市民自卫团武装的活动，仍“以冷静的态度”进行着。 这时候几个老丘八又不知道应敲怎么办了。他们必须而且也打算宣布戒严以扼杀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市民自卫团却乖乖地交了枪，议会的书面抗议损伤不了任何人一根毫毛。在这个紧要关头，资产阶级的愚勇给军事上的无计可施帮了大忙。11月12日，市政机关的一个代表团出现在正在开会的内阁阁员们的面前，要求内阁辞职。勃兰登堡捺住性子“冷静而庄严地”（目击者格奈斯特这样报道说）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甚至勃兰登堡也能理解这种要求的优美的幽默性。于是市政机关的发言人就冒出这样几句话，“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市民自卫团的几千枝枪落到了民主主义俱乐部和工人手里，所以我们为了防止可怕的流血事件必须反对解散市民自卫团，抗议宣布戒严。开会的大臣们听到这几句纯粹是捏造事实的活，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客气的格奈斯特把这种笑容称作“一种惊喜的眼神”-，他们立即回答说，国王是考虑到这种十分紧急的情况，才要宣布戒严的，于是在同一天就宣布戒严了。 所有俱乐部立即被封闭起来，二十人以上的集会受到禁止，不经警察当局批准，不得强贴招贴［注：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凡是站在街头上供大众观看的号召、声明和告示，统称为招贴。这种招贴是政治斗争中的锐利武器之一。——译者］，出版报抓和其他书刊。警察当局取缔了一切不受欢迎的报纸，并且警告旧的庸人报纸，假如它们发表有利于议会，下利于政府的文章，它们就会遭到停刊的命运。此外还进行大规模的非法的住宅搜查、逮捕和其他阴险手段，比如马上对洛贝尔图斯行使了警察职权，把一切“不能充分证明他居留本地的目的是合法的”外乡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驱逐出境，成立军事法庭，凡通过“叛卖活动”使不队受到危害或损失的人都由这个法庭审判。 议会一听到这些消息，历上就到靶场开会。议员们发现靶场以及它所在的市区聚集了许多武装人员，不是市民白卫团，而是由年轻的商人、技术员、艺术工作者、大学生组成的别动队，这些别动队显得比市民自卫团有力量，它们坚决要求保卫人民代议机关。翁鲁也同样坚决地回答，议会不要求它们保护，副议长瓦尔德克同意翁鲁的意兑。翁鲁说，别动队不撤走，议会就不开会，这样他就赶走了这些武装人员。在会议上宣布已经发布的戒严令为非法，不过这一次没有照例附上这样一条；居民不要对它进行实际反抗。左派的荣克坚决宣称，人们不能经常像教师似的教训人民，由于这种教训产生了一种假象，仿佛人民没有权利对非法暴行进行实际反抗似的。如果议会不愿号召人民拿起武器，那么它也不应该劝告人民不这样做。议会中渐渐产生了一种羞愧的威觉。从全国各地送来几百封令人鼓舞的信件，可是议会却在水中捞月，它要想保卫自由，却又不愿流一滴血。 11月11日，左派提议拒绝钠役， 当然不会有结果。在翁鲁声称，不用这个“最后的和平手段”, “全国人民的声音”也会压倒“反动派的叫嚣”以后，议案被推拾一个委员会。可是，“全国人民的声昔”虽然越来越高，反动派却并不“叫嚣”，而是采取一件又一件日益非法的暴力措施。11月12日，左派又提出一个提案，宣布叛国的内阁无权使用国款和征收斌税。为此布赫尔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宣布如果军队被用来进行非法活动，如实施戒严，在军旗前的宣誓就没有拘束力。左派的几个成员根据相似的精神，希望发表一个宣言，要求“军队里的弟兄们”承认议会的“合法地位”。可是，在几个右派议员看来，这一切都太冒进了，他们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放弃这种补划，在这次会议中还有决议能力的议会就会由于他们退出而失去决议能力。同军队有关的几个提案遭到否决。甚至被普鲁士国家热狂所征服，不久就尝到这种热狂的苦头的齐格勒也用咒骂给这几个提案送行，因为他把纪律奉为胜利之母。委员会的大多数已想表示反对拒绝纳税，等到委员会作出书面报告以后，议会再作决议。决定议会的形式上的生存权利的很少几个右派议员，同时也就取消了这种生存权利的实际内容。 宣布戒严以后，内阁把议会当作一个二十多人的私人俱乐部严厉对待。可是议会在11月13 、14 和15日还开了三次会。这几次会议的速记报告给人一种极为可耻的印象。又一次宣布大臣俩为叛国者，并在检察署偷举了他们，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宣读了致意书。13日的会议以后留在靶场的大厅里等待并接见代表的一个副议长和两三个秘书插进来淡到军队对待他们意想不到的客气。副议长感动地说，军队对他虽然粗鲁，但是并没有使用残酷的暴力。一位秘书动人地叙述，一个士兵，“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这样温和地同他手挽着手”走下台阶，送他出去，“像这徉温和的人他还没有见过，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朋友 " ，另一位秘书补充说，兵士们的“眼里掉下了眼泪”。一个左派议员反对当普鲁士的暴政蹑手蹑脚地走来的时候赞扬它，可是他却因为这种没有价值的嘲笑，受到议会的“责难”。这样一来，某个少尉对某个议员所说的每一句粗野的括，当然也都慎重地记在记录本上。从这些善恶不辨的好心人的举动上看，好像他们不是在审理国王同人民之间的一个历史案件，而是在处理一件破坏名誉案，必须有证据才能确定是非。 只有拒绝纳税这个隆重的行动使得议会很不好受。既然它屡次宜布勃兰登堡和他的某某同党为叛国者，那么它就能够而且必须剥夺他们征收赋税，使用国款的权利。可是在这个前提下，拒绝纳税就不是消极反抗的最后一步，而是积极反抗的最初一步。如果拒绝纳税仍然是一项“和平手段”，就会在种种宪法问题上纠缠不请，比如4月6日的法令规定未来的人民代表有批准征税的权利，但是议会是否可以不同意已经列人今年预算中的税收呢？ 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摆在议会面前，不仅使右派议员而且也使许多其他议员感到很不舒服。再讨论一次以后，委员会以五票对三票又否决了拒绝纳税的提案。可是请愿书和代表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翁鲁想到了一个十分狡猾的策略。11月14日，议会在市政厅开会时，传来军队向市政厅开来的消息，翁鲁宣布，如果议会再一次被驱逐，那么他在议会不能安稳地开会以前不召集会议，因为议会从这儿被赶到那儿，实在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可是军队并没有来，当瓦尔德克在右派强烈反对下要求决定拒绝纳税时，议长请他忍耐到第二天，以免由于某种分歧破坏了议会的“光荣的地位”。翁鲁答应，第二天早晨还在市玫厅召开议会，因为它并没有被驱散。由于这个诺言，瓦尔德克就没有再坚持，同意等到第二天。可是会议结束后，军队占领了市政厅，这时翁鲁认为埋葬了人民代议机关本身，也就埋葬了拒绝纳税议案。 可是议会的想法还不像它那体面的议长所想的那样不体面。 有超过可决人数二百零二以上的议员签名的书面要求迫使议长在11月16日傍晚又在米连茨旅馆召开了议会。拒绝纳税案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到了那里。现在一方面委员会有了这样的看法：政府的行动和措施已经发展成为极端的暴行、诡计和无理行为，议会已被用暴力和阴谋之网裹住，它除了采取这一极端措施外没有其他办法，甚至在它可能使国内造成混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反对者要想在这个可燃性的问题成为大火以前把它踩灭，或者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给决议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使决议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他们准备了一个提案，谁捐税仍然继续征收，规定用税款支付的款项仍由税款支付，但是剩余之款不由勃兰登堡内阁处理，而由征收机关自己负责保管。把对政变的反抗推给所有阶级中最没有反抗性的阶级，即彻头彻尾依赖内阁的官僚阶级，这就是对于消极抵抗的最好说明。 由于军队及时开到，议会才没有做出这个最后的不体面的决定。正当一个议员发表反对拒绝纳税的演说时，后来当了元帅的海尔瓦特少校率领一队兵土占领了旅馆。翁鲁一看救苦救难的钢盔出现在大厅之中，立即宣布，在刺刀面前他不进行投票。当议会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提出抗议并要求投票时，翁鲁同海尔瓦特商淡后又引用了这个神圣的公式：“我俩又一次在武力面前退让”。洛贝尔图斯很客气地请少校先出去一会儿，然后议会一致通过了拒绝纳税的决议，用的是迄今所提出的形式中最没有力量的形式，决议说，只要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勃兰登堡内阁就无权动用国款和征悦。议长宣布决议是“依法通过”的，接着就散会。 可是小心谨慎的议长立即召集议会的官员开会，并确认这个决议还不成其为决议，因为已经通过的提案还只是一个手写的东西，而议会规则某条规定，已经通过的没有印好的提案在印好后还要不经讨论再投票表决一次。议长在头一天还说过，不遵守这种形式上的规定，决不捐害决议的实际效力，但是过了一夜他却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他要么再召开一次议会以完成这个形式，要么（如果他不愿这样做）就至少要公开通知纳税人，他曾经公开宜布为“依法通过”的决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哪怕有一点点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也不会故意欺骗那些当然不能把议会规则的一切讨厌形式全部记住的选民。可是会议决定，议会没有责任发表对议会规则的说明。当这些勇敢的资产者拯救了自己宝贵的身体以后，他们就不再把牺牲选民的利益，扮演不怕死的英雄当回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纳税的决议就成了空文。革命的几个焦点，特别是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利用这个决议发动武装反抗，可是这些分散的火把自行消灭了，因为议会没有想到组织拒绝纳税运动，引起一场大火。后来几十个拒绝纳税者由于所谓煽动他们的选民的罪名受到审讯，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毫无罪过。舒尔采—德里奇甚至可以成到自豪，当他的故乡的市民正去袭击国民军的一个军械库时，他制止了他们。只有布赫尔一个人鼓动他的选民，特别是他出生的那一省的市政厅没收王朝的金库，驱逐服从叛国内阁的官吏，对武装谋杀进行武装反杭，总之要做不愿把拒绝纳税当做儿戏的议员所应该做的事情。 翁鲁和他的同党侥幸把事情办坏以后，就想在勃兰登堡城继续吹议会法螺。可是这个打算没有得到勃兰登堡内阁的同意。反革命一旦知道群众不再支持议会，它就显示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策所没有，而为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政策所特有的实践上和策略上的优越性。12月6日，内阁解散了议会，同时根据议会所拟草案公布了一个宪法，将来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对这个宪法再做修正。当然这个宪法中的一些最主要的条款都是残缺不全的，当然 除了新议会以外还要设立一个严格根据资格选出的第一议院，来修正宪法，可是钦定宪法中放射的自由原则的眩目光辉，容易使人看不到其中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就足以掩没一切光彩。 同时政府还答应给下一届人民代议机关提出许多已经指出名字的法案，这些法案将把普鲁士国家放到资产阶级基础上。作为它的善良愿望的样本，它先通过取消报纸印花税抚摸了一下资产阶级最敏感的地方——报刊，它通过设立陪审法庭的命令使正道的市民充满了当官的骄傲，最后它企图通过发布在西里西亚省临时调整领主和农民的关系的规定消灭农民起义的最可怕的策源地。使它获得成功的，主要不是这一规定的比较温和的条款，而是开到西里西亚去的别动纵队，特别是议会使农民感到的绝望。反革命在这上面进行投机。它十分难过地对农民表示歉意，因为它在新议会召开以前不能帮助他们，但是这个罪过全在已被解散的议会，它不关心国王十分关怀的农民的福利，却“不断地对那些同它的真正使命相距甚远的问题进行质问”。这是一种非常无耻的欺骗，因为正是议会对废除封建义务法案进行的比较热烈的讨论最有力地驱使国王和容克进行政变，不过这种欺骗所以能够进行，并且还带有某种真理的假象，都应该由议会自己负责。 事实表明，议会不仅懂得脚踩两只船，甚至懂得脚踩三只船。它被自己的阶级遗弃了。内阁几乎慷慨地施舍了议会要想赋予的一切东西，如果还缺一点什么，那么对于保证剥削机器顺利运转的信用和安宁的恢复所抱的希望可以充分弥补这些缺陷。反革命认为立即应允某些事情是适宜的，而善良的市民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城市贵族、大学，尤其是法庭，这样一些特别拾资产阶级提供议会的先锋战士的有教养的阶层，表现得比资产阶级更为可怜。除大少数例外，大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发表谄媚的声明，柏林大学的八十名教授，其中有格林兄弟、雪恩来因、埃林堡、伯克等人在给国王的一个奏折中诽谤已被解散的议会，说议会“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法庭怎样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赎回自己叛逆之罪，屈服于刺刀之下，它们又怎徉公开地、有意识地嘲弄法律，给一切暴行披上庄严的合法外衣，这一切都不可磨灭地写在普鲁士司法史上，当然在这个公正的殿堂中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有那种不可改变的奴隶耐性的德国人接近这个殿堂时是十分恐惧的。可是在11月的悲喜剧中态度最可怜的恐怕要算法兰克福议会了。它派了几个委员到柏林去给国王和议会进行和解，可是无论是装模作样，其实一文不值的西姆桑，或者是拙劣地虚构事实，把柏林描绘成可怕的索多巧和哥摩拉［注：索多玛和哥摩拉是两座古代城市的名称，据圣经上说，这两座城市由于居民罪孽深重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毁灭。——译者］ 的巴塞尔曼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法兰克福议会细声细气地要求勃兰登堡内阁辞职，而却大声宣布拒绝纳税的决议毫无效力。这个明白的议会甚至都不理解，‘它这样做正是宣布自己毫无效力，因为解散柏林议会以后就要解散它自己，正如闪电后面接着就是打雷那样。 八．叛逆的小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而向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屈服。每当国王和容克钳制无产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就跟着这样做。它在苦难中至少有了一种安慰，因为就它的不良条件来说，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又受到了束缚，可是它仍然是一个上升的阶级。 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却不是这样。这个阶级在德国革命中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决不会再恢复原先的样子了。它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进行了种种发动，用自己的方式为争取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斗争。但是它从来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从十六世纪中叶就深入它的骨髓的陈旧的小市民作风和庸俗习气。三月革命以后，推翻了三月革命前的国家，大家都过好日子的幻想已经破灭，同时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创造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阶级斗争可以赖以发展的基础，于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就在这个可怕的前景面前吓得后退了。它希望过安稳日子，即使它的道德、经济、政治趋于没落也在所不惜。 在英法两国，在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民主派中，小资产阶级的最坚强的分子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对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就大大拉长了它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但这对小资产阶级却很有利，因为它从这个联盟中可以获得革命的动力。德国小资产阶级从来也没有能够产生这种联盟的思想；它总是认为幼稚地要求工人阶级盲目信任它的领导是一件大事。这种小资产阶机的狭隘性大大促进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它首先是那些给德国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以比英法两国更有力的推动的原因之一。相反地，德国小资产阶级即使受过最沉痛的教训也决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它来说，这是一个不幸。半世纪以来，每一个十年中都有个别的思想家企图组织为了更巩固地向右集合自己的队伍，而先向左集结队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像瓦列斯罗德和古伊多·魏斯这样光辉的争论家在这种尝试中度过了一生。但是通常只有很少几个思想家集合在刚刚展开就又堕落到地上的旗帜周围。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仍然听不见对一种英明而勇敢的阶级政策的一切呼声。 这些群众在1848年分为三个部分，它们的残余以排犹主义的、自由思想的南德“人民党”的名义出现在今天的国会中。这种排犹主义的行会方针的支柱主要是还没有取消行会的北德中小邦：汉撒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早在1848年4月22日，莱比锡同业公会二十二个会长就已经发表了致“德国同业公会全体会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他们把同业公会当作宝物牢牢握住，没有同业公会，劳动问题决得不到解决，没有同业公会，德国就没有美好前途。在颂扬行会的同时，对犹太人激烈宣战，说犹太人的心就是钱包，他们的解放是一种时新货；在德国很大一部分地方，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应该感谢犹太人的活动，因为犹太演说家和作家煽动无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这个号召的反动性质还表现在用各邦分立的妒嫉眼光来看德意志的其他各邦，大力反对宣布僕役和帮工有选举权，因为这样就压抑了手工业行东的普选权。 不来梅和汉堡的手工业行东也发表了类似的文告。6月2日在汉堡举行了有二百名代表参加的“北德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大会”，人们在这个会议上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唱着唯一造福的行会和破坏一切的营业自由的老歌。一个柏林代表甚至热情地赞同这样一种大胆的看法，即如果没有营业自由就决不可能使柏林人背离他们善良的国王。假如不是一个遭到长时间的反对才得参加大会的代表进行调解并把一种所谓现代的关系带到混乱的行会中的话，这次会议在这种不可救药的混乱中也许一事无成，尤其是当行东和帮工之间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更是这样。这个代表是卡塞尔人民大会派来的文克尔布列希教授。 文克尔布列希在卡塞尔高等工业学校教化学。有一次他到挪威去旅行，在那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德国工人，那个工人给他讲到无产阶级的贫困，于是文克尔布列希就奇妙地发现了白己的社会主义感情。由于达个动力，文克尔布列希决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仅关心机器和技术，也要关心人和人的经济制度。他拟定了一个渊博的体系，后来还在一部冗长的著作中加以阐述。这种体系是用联邦主义调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用兼容主义消灭垄断主义，总之是用好的主义代替坏的主义。实质上，这个体系是一种愚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对资产阶级剥削倾向的可敬的憎恨只能表现在，它把基督教德意志行会制度、更加夸大了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傅立叶以及路易·勃明的个别思想结合起来，打成一条瓣子拖在背后。 这条辫子正适合要想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复活行会的手工业行东的会议。汉堡会议根据文克尔布列希的建议宣布，只有一个包括所有工业部门的有效的行会规章才能使德国免遭英法两国的命运，才能不受共产主义威胁，它决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一个全德手工业者代表大会，讨论这个规章并把它交给德国国民议会。这个有来自德国二十四个邦的一百十六名手工业行东参加的代表大会于7月中旬至8月中旬开会，根据文克尔布列希的指示制定了手工业和工业规章草案，并把它作为“有千百万不幸者为证的对营业自由的严重抗议”交给了国民议会。但是德国议会却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进步建议和反动建议的奇异的混合物，在德国议会的所有罪过中，恐怕这是最小的罪过了。 草案要求成立一种仿照教会组织的、以全德工业议会为领导的同业公会国家。同业公会全体行东通过直接初选选举“社会议会”，这个议会在德国议会的领导下每次都同它同时召开，以便给它提出建议。在同业公会内部还保留学徒、帮工、行东的旧等级，保留着劳动证、强迫教育、强迫流动、资格证明书等制度，并且限制只做一种手工业。此外还要求一种结婚的财产资格，所有想结婚的人应提出结婚基金的证明。同这些反动空想并存的当然也有一些实际改革的要求：征收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依法调整劳动时间，彻底改革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把国民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通教育机构，使得艺术和科学成为人民的公共财产，不再是一种财富的垄断。 尽管如此，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重心仍然在于反动的行会制度方面。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大会对参加大会的十个帮工代表的可恶态度上。这十个代表起先根本没有发言权，后来也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于是帮工们号召从7月底到8月底也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有许多代表参加的帮工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同行东代表大会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它在给国民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写道：“行东们的自私自利使他们忘记了一切智慧，以至他们竟敢宣布我们是未成年的，我们青年人有力量雄待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劳动者，是真正的生产者，因此是德意志的核心，我们是大多数，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仍是大多数。”可是这个代表大会也陷入行会制度的泥沼里。 想把大资本的一切反对者纠合在一起的文克尔布列希忧心忡忡地看到行东和帮工之间的冲突威胁着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通过不倦的活动，他争取到一些帮工，接受行东的最基本的要求，接受强制同业公会甚至也同意对工人的结婚限制。当然帮工们不希望按照老行会规章的模子制定同业公会的规章。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要求“劳动组织”，要求“实行新的同业公会规章，这个规章应该同过去的规章大不相同，它适合于我们高度发展了的工业状况，承认所有生产者的同等权利并遍及各行各业”。他们也反对行东们在共草案中拟定的监督条例的一些重要细节。他们骂劳动证是“讨厌的警察措施”，他们不愿被迫到外地劳动，他们认为累进税只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一种缓和手段，而决不是一种充分的调整手段。但是就帮工代表大会的主要意向来看，它只代表德国社会中还保有行会手工业的严重偏见的一部分人。 因此这个代表大会也尽可能拙劣地开始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协会，这个协会要把德国的许多工人协会在工人除了自己不为其他任何人服务，他们只追求自己的目的这一口号下团结起来。达个明智的原则立刻被这一主张所破坏，即工人协会只有在它们的阶级利益直接受到侵害时，才同政治发生关系。在帮工代表大会看来，一个共同的徽章和一面共同旗帜比政治还重要，它在夸大其辞的号召中要求工人采用这种徽章和旗帜。帮工代表大会结束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组织德国全体工人，出版一份全德的工人报纸，文克尔布列希也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份报纸于1849年1月1日在法兰克福出版，它的创刊号就使它在所有没有充分发展的工人中丢了脸，因为它竭力用普鲁士国王的浪漫主义的言词嘲笑立宪制度。 同反动行会派的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组成这一派的有手工业中还没有受到大工业的威胁，或者已经懂得同大工业相适应的一些人，有小商人，有农民中在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阶层，也有知识阶级中还在反对资本主义用以威胁他们的雇佣制度那一部分人。他们通过代表大会、协会和报纸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可是这个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是分为北德和南德两派，它们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之点。 北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普鲁士议会的左派身上得到典型的表现。如果说它摆脱了中世纪行会的怪习气，那么它就已经被资产阶级更加牢固地绑在牵引绳上，梆在一根往往很长，但却不会扯断的牵引绳！它已不敢长时间地采取彻底的、独立的政策，当它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抉择时，通常它都失去这样做的兴趣。在这种场合，它就不加考虑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最进步的集团。诚然，在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派中也有一些人，如布勒斯劳的奈斯·冯·埃森贝克老人这样的感情社会主义者，或科伦的青年医生德斯特尔这样的果断的干练人物，不怕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甚至还要求这样做，可是这只是极少数，而在议会发生严重危机时，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完全随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乐声跳舞。 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柏林表现出它最坏的一面，它用一种无限悔恨的心情代替了三月之夜的片刻陶醉。它在自己的市镇组织和军事组织中，在城市的官厅中和市民自卫团中怕得发抖以至跌倒。它甚至受到实际上也没有过多的勇气的柏林资产阶级报纸的严厉谴责，因为它“由于任何小事，都会惊惶失措”。它在《福斯报》上给自己建立典型的纪念碑。总的说来，这个机关报胆小得像兔子，可是在三月革命后的头几天却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自相矛盾的言论，小市民一旦认为有一个可靠的后台，可以冒充英雄的时候，就喜欢说这些话。照《福斯报》3月20日出版的《喜悦的号外》的说法，是“最值得尊敬的市区官吏”保卫了街垒。可是这种“喜悦”的确只是“号外”，革命年代的一位民主派的历史学家说得很对：任何反动言论都没有像《福斯报》这样长时间地为在街垒上战斗的是流浪汉和罪犯这样一种神话辩护。这个报机发明了有利可图的“文稿”工业。只要给它现款，它就变成容克地主的反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发出的一切诽谤言辞的喇叭筒。在柏林出版的第一个工人报板的第一期骄傲地对这种“可以收买的报纸”提出抗议。工人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在5月25日写道：“《福斯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它不但不用给投稿的人付稿费，反而从投稿人那里拿线。有时也有例外，比如它发表了柏林印刷厂厂主的一篇较长的文章，并没有付给作者稿费，但它却让印刷厂的帮工，那些穷苦的工人付十六塔勒二十二跟格罗申作报酬。”当时甚至资产阶级报纸都不像这样唯利是图。 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萨克森王国表现了它最好的一面。小国的高度经济发展不断地反抗它仍然十分落后的国家形式，而这种国家形式的家庭手工业基础延援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离。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有十四个议员祖成社会民主派集团——法国式的小资产阶级一无产阶级社会民主派——，在被选进德国国民议会的二十四名萨克森议员中有二十名属于左派。他们的领袖是1848年的两个议员，勃普姆和特吕茨施勒尔，他们都被复仇心切的反动派甚至利用军法加以杀害，一个死在奥地利帝国的枪弹之下，另一个死在普鲁士王国的枪弹之下。特吕茨施勒尔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青族，一个光明磊落而意志果断的人，勃鲁姆是莱茵区一个无产者的儿子，他干练、顽强，在丑陋的外形中装着一顾勇敢的心。勃鲁姆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但是这个阶级的命运也在他身上得到表现，只是这种命运在他那里发展成为悲剧性的顶点。如果说，勃鲁姆在群众要进行选举时，在预备议会中防止了贵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分裂是正确的，那么在9月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当德国议会已经无可救药，德国革命只有用第二次革命才能挽救的时候，他做出同样的决定就是很不正确的了。此后，他就失去了可靠的指南针，他力图在维也纳街垒战中拯救他在法兰克福街垒战中贻误的东西，结果没有成功。他用勇敢的死弥补了他的政治过错，他的名字不是永远活在他为之牺牲的那个阶级之中，而是永远活在产生了他，但是他并没有为它斗争的那个阶级之中。很遗憾，二十年后俾斯麦因为这个布里吉滕瑙［注：维也纳的郊区名。——译者］的死者不顺参加任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表示的赞许，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为接近，可是不久就又分道扬镳了。第一次民主主义代表大会是6月中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幅举行的。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八十八个民主团体的二百多名代表。莫尔和沙佩尔同其他一些人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出席了大会。大会一致宣布，民主共和国是在德国可行的唯一的国家制度，大会要竭力建立一个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民主团体应该在区域委员会的指导下以行政区或省为单位集中起来。各区域委员会的所在地点是：曼海姆、斯图加特、班堡、维也纳、柏林、科伦、法兰克福、马尔堡、哈雷、布勒斯劳、施泰廷、科尼斯堡。区域委员会之上设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南德分立主义分子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迁到柏林。其中有两个委员由柏林协会选举，在代表大会选举的三个委员中，有两个倾向于一种很成问题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人是尤利乌斯·弗吕具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尖锐批评过他的“爱的呓语”的来自纽约的克利盖。除了南德的最激进报纸《曼海姆晚报》以外，还有科伦的《新莱茵报》和柏林的《阅报室》报被选为代表大会的机关报。 在科伦区域委员会中，有两个委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三个委员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即马克思、莫尔和沙佩尔，第六个委员是后来当了科伦市市长的海尔曼·只克尔，他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但他却靠拢这个同盟。除了科伦以外，其他各地的组织都没有能够发展成为有生气、有力量的组织。中央委员会里一片混乱，这种混乱状况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弗吕贝尔的维也纳之行。据克利盖解释“在我们看来，同斯拉夫民族一起组成联邦共和国的理想甚至比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理想还要崇高”。10月底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已经表明这个组织处于分崩离析的阶段。这次大会有二百四十名代表参加，共中大部分来自北德。出席大会的共产主义者有来自巴黎的艾韦贝克，他不久就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有魏特林，由于空想主义的自命不凡，他早就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分道扬镳了。根据克利盖的建议，格奥尔格。法因当选为大会主席，他是浪漫主义大学生协会的早已沉沦的时期的一个政治木乃伊。中央委员会报告人克利盖用充满希望的话致了开会词：“我们的主要支柱必然是市民，我们不能依靠无产阶级，它太粗野，没有文化，不能参加我们的事业。”克利盖补充道，代表大会应当作为民主一社会的共和国的政府全副武装地站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而进行革命，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个发言以及其他代表的类似发言只起了使许多代表退出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宣称，他们的委托人不知道，“这次大会的代表应该拥护共和国制度，并为实现这种国家制度而行动”。 接着大会就讨论有关协会的种种问题，反复研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不是不设五人，而设三人或七人，辩护罗伯斯庇尔的人权（建议各民主团体对此进行彻底衬萧），由卢格起草了一份支持被围的维也纳的一号召，代表大会主要在这些方面浪费了时间。《新莱茵报》对这个号召作了中肯的评论，它说，这个号召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是极其贫乏的思想和感情。这一切正是在普鲁士政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发生的！代表大会的失败给那几个老丘八鼓起不少勇气，而个别代表发表的一些粗野言祠没有别的成果，只有被普鲁士国家检察官所利用，以便在政变胜利以后，把最温和的反对者当作可怕的阴谋家加以控告。对可怜的瓦尔德克尤其是这样，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及其共和主义倾向对他的普鲁士王国的爱国主义说来是一种恐怖。 自从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选定柏林作为共和主义宣传的中心以后，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般说来同这个民主组织并不接近。在南德对普德士的憎恨中，不仅隐藏着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极大厌恶，而且也有一种极其反动的因素，即：舒舒服服的三家村的居民对现代社会的大冲突在其中开始发展的大邦的憎恨。南德小市民比北德小市民更不想过问这些冲突。他们害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将在这两片坚硬的磨石之间被磨得粉碎。他们在南德大淡共和主义，尤其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中有并多人拥护共和主义，可是这种可怜的共和主义并不是在革命运动的先锋部队中行进，而是在它的后卫部队中行进。 几十年来，德国西南部的小邦受到专制暴政的统治，这时从外国吹来比较自由的空气，这些小郊里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小农群众被煽动起来。他们比普鲁士小市民容易从墙上取下武器，他们也很少感到“君主思想”的教化力量，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眼界却狭窄得多。他们的眼光几乎超不出地方的边界，他们的国家理想也越不过扩大了的市镇。因此这些群众很容易成为比他们看得稍远的人，如律师、书商、教师、报纸撰稿人等的玩物，这些人装成忠实可靠的样子引诱他们，以便一有机会便把他们出卖给自己有时幼稚，有时狡猾的野心。 在南德民主派的中心巴登，三月革命前的反对派的领袖曾经获得响彻全德国的声望。可是，革命的阴云刚聚集起来，这些模范爱国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如巴塞尔曼、马提、左伊隆就立即转变了。勃鲁姆一到法兰克福，就无尽无休地抱怨那些“几十年来被看作是坚决果断、思想开明，现在却成为后退分子的流氓”。假如他活得长一些，他就会看到在法兰克幅的左派里，也远没有把所有麦糠都从小麦里簸出来。紧挨着他坐着的是左派的议会领袖来自吉森的卡尔·福格特，他在1849年担任过德意志帝国摄政，1859年同样光荣地成了波拿巴的雇佣文人。 九．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能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之期的决定性斗争的重大影响下得到发展。假如资产阶级有一点勇气，它是可以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的。但是它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而在王权和容克面前降下旗帜，就恰恰引起它想避免的事件，它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使这种觉悟超过它按着当时的历史情况已经从天生的根源中得到发展的水平。 农村无产阶级当然还没有建立有阶级觉悟的组织，只有西里西亚例外，那里的所谓农家协会使反革命大伤脑筋。除此而外，农村无产阶级就把它的纲领写在呈给柏林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几千封请愿书中，可是他们的要求不外是废除封建义务，希望占有一小块土地（哪怕只是牧鹅用的巴掌大的一块上地），提高短工工资，降低赋税。这个纲领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它正适合封建隶农的观点，他们希望由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解放，因此不可能采取远远超过这个革命的立场。 工业无产阶级却不一样，它早就同资本处于秘密战事状态。它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为了取得同资产阶级进行公开战争的战场。它一旦看到，资产阶级开始牺牲自己的利益封锁了这个战场，它也就必然看到，不应该再让资产阶级领导白己，而应当撇开资产阶级自己组织起来。资产阶级革命越是停滞不前，工人阶级就越革命。它的力量还很弱，不能把资产阶级所背叛的旗帜导向胜利，可是它为这面旗帜勇敢地战斗。与资产阶级不同，它的失败不是它的解放斗争终止的开始，却是它的解放．斗争的开始阶段的结束。它在三月革命中抛弃现代无产阶级在其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所抱的最后幻想，它被推下历史舞台，只是为了疗养重伤，十年以后，更坚决、更干练、更有见识地登上 历史舞台。 1848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中心当然是大城市，首先是柏林和科伦。柏林工人取得了3月18日的胜利，而在胜利后的那一天就被人抢走了胜利果实。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柏林工人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缺乏有组织的力量以保卫胜利成果。事实上，他们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他们为了摆脱苦难的办法，在3月26日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立即证明了这一点。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建议。大会以一场延续数小时之久的骚动结束，因为《福斯报》的一个狡猾的撰稿人用一个含混的发问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大会认为联合议会比现代的人民代议机关还要优越。 不言而喻，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尽一切可能在工人阶级中制造混乱。市民自卫团的疯狂袭击，反革命粗暴地抓捕农民，一切在王国当铺中当了五塔勒以下款项的抵押品可以无偿赎回，减免一切租赁税剩余和一切在学费和罚金上积累的欠款，建立一种国家工场，国家雇用三千五百个，城市雇用二千五百个失业者做土方工作和开凿运河，成立所谓的劳动部，工商业和社会劳动部（当然这个部很快就露出了有产阶级的一个新堡垒的原形），蛊惑家海耳特及共同党的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高尚的工人朋友的好心劝告（用动人的声调对工人说，过去你们为了社会的幸福在街垒上战斗，牺牲，现在你们应该为社会的幸福而工作、生活，自由主义庸人的三月革命前的小丑，文人格拉斯布伦勒和科萨克带着真正的报丧人的愁容说过这番话）——这一切就像一个震耳欲聋、使人心乱的乐队闯入柏林工人之中。更加值得赞扬的是，柏林工人并没有被迫离开他们的历史任务给他们指出的政治道路。他们既没有被自由主义的怯懦所打倒，也没有被反动的济伦之歌［注：据希腊神话，济伦是海中女妖，她能以美妙歌声引诱舟子投入海中。——译者］所迷惑，直到发生政变为止，他们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贡献了白己的力量和心血。 他们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在那次不成功的群众大会之后没有几天，就有一百五十个工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人俱乐部，他们公开宣称，在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以前，他们必须先在较小的范围内熟悉一下议会的形式和问题的逻辑次序，因为在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中，他们可能被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装模作样的人物所欺骗。这个俱乐部决定要求所有工人团体、作坊、工厂选举代表，组成工人中央委员会。 这个要求实现了，经过一阵筹备，计划中的中央委只会于4月19 目成立了，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不可靠的人物，但是它的主席排字工人波尔恩和金匠比斯基却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除了他们以外，大学生古斯达夫·阿道夫·施略费尔出席了头几次会议。他是一个十九岁的爱幻想的青年，他的父亲是西里西亚的地主，曾经受过施梯伯的迫害，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中的优秀人物。年轻的施略费尔由于在奥登瓦尔特传播所谓煽动性著作被海德尔堡大学开除，他想到柏林大学继续求学，柏林大学又驳回了他的入学申清。这时他完全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鼓动工作，以不受拘束的传单形式出版《人民之友》报，用激烈而勇敢的言制宣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白刃战。他的同情态度使他很快就在工人中得到许多拥护者。他筹划在4月20日在王宫前面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争取直接选举权，这时他同波尔恩和比斯基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波尔恩是一个聪明伶俐，但又冷静沉着的人物。他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从他的文章和演说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有很好的理解。作为大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动人的演说家，他胜过当时柏林的所有人民领袖，甚至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为他证明这一点，他以及同他相似但才能不如他的比斯基不愿召开争取直接选举权的群众大会，可能是担心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武装的市民自卫团躯散，这样市民和工人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在国民议会还没有选举，更谈不到召开以前，这种冲突必然为反革命开辟道路。当争取直接选举权的人民选举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决定采取施略费尔爵划时，波尔恩和比斯基以及几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可是施略费尔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被邀的群众没有到会。施略费尔事后被捕，5月11日 柏林高等法院以企图煽动叛乱的罪名判他六个月要塞监禁，在马格德堡执行。还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他就成了革命的第一个牺牲者。群众举行了极其生动的大会对这个高尚的青年表示同情，但是他的活动并没有在柏林革命中留下经久的痕迹。 波尔恩和施略费尔之间的分歧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根源，对于事态的发展有某种示范意义。波尔恩曾经十分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和劳动还没有像英法两国那样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在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截然分开的党派，作好战斗准备，冷酷地怒目相视。在德国，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还没有组成政党。个别工人破坏机器，或者向个别工厂主要求他们不能给的东西，这些都没有意义。如果工人阶级要想在国家中作为一种力量存在，那么组织工人就是它的首要任务。“我们占全民族的绝大部分，属于我们的不仅有雇佣工人，帮工，而且还有受大资本的竞争压榨的许多小行东，土地不足以养活自已和家庭的农民，给我们的孩子讲裸的教师，坐在绣花架子或机器后面的姑娘，凡是他的勤劳和努力被资本的力量所战胜，并且必然在自由竞争中走向灭亡的人都履于我们。”波尔恩根据这个纲领给工人中央委员会制定了组织无产阶级的章程。 几年以后，恩格斯说，在波尔恩所建立的组织的正式文告中，《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对行会的追忆和渴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片断的观点，同拥护保护关税者的立场等等混为一淡。这是对的，但是恩格斯又附带说，波尔恩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人，但他太急于要成为政治上的大人物，只是为了纠集一伙人，他竟同各色各样的坏分子联合起来，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倾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8一349 页。］，那么这种评论至少需要补充。根据现有资料来看，1848年德国商业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工人运动除了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的部分地区以外只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差不多达到当时法国社会民主派的水平，还不能超出劳动组织、劳动权、劳动部等问题的范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漫无目的的饥饿斗争的阶段，虽然有些地方还时常发生破坏机器的事件。它也基本上战胜了空想的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7月间到柏林来的魏特林在工人中找不到支持者，他办的一份报纸《初选人》出了两三期就因为没有读者而停刊了。但是工人运动还没有成熟到能够适合《共产党宣言》的立场。为了能够成为群众运动的旗帜，《共产党宣言》把大工业当作典型的企业形式，其规模此当时东德的大工业所具有的要大得多。如果波尔恩想把工人作为阶级组织起来，他就要考虑工人目前能在其中活动的思想范围，他至少不缺乏引导工人超过这个水平的热情。 一个自由派官僚，列特主席出席了为成立工人中央委员会而召开的几次筹备会议，为的是想说服工人同企业家组织一个共同的组织，据说企业家能够以远大的眼光调整国家生产对世界市场的关系，这时波尔恩反驳说，这种关系同工人毫无关系。对外关系和产品销售对工人是无关紧要的。扩大工业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手段，反而引起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工人的利益同企业家的利益恰恰相反。波尔恩也同样坚决地反对一切行会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一旦采用了现代大工业，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已经没落的生产方式中去，要是这样做，那它只有自取灭亡，或者在欧洲国家中屈居完全从属的地位。 当蒲鲁东想通过建立人民银行实现其劳动货币的空想，但却遭到失败时，波尔恩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道：“我们决不赞同这个事业，虽然它的失败也使我们不快，但并不使我们惊异，因为我们几乎十拿九稳地等待这种结局，理由很筒单，因为一种思想不管怎样伟大、正确，在没有充分的实现条件的地方，是决不会实现的。比如，共和国肯定是比君主国合理的国家形式；但是它是否对于所有民族，对于克罗地亚人和法国人都同样适合呢，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总是把工人组织放在劳动组织之上，我们始终认为只有先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然后才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实现社会理想……虽然我们更有理由属于社会主义党派，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社会主义的尝试……人类社会，这个永远生动活泼拜有创造力的有机体不会让人硬塞进一种制度的紧身衣之中，正如人们不能利用人民银行对付日益增长的贫困一样，而这种人民银行必然要从穷人的口袋里掏钱做它的基金……我们有理山发问：如果人民银行由于蒲鲁东先生的一场关于出版方面的官司就必然倒闭，那么人民银行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生命力呢？普鲁东想用人民银行建议新的世界，人民银行就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杖恃，可是，公民蒲鲁东要是被判处六个月监禁，或是几千法郎的罚款，世界就又被人把它的救世主抢走了。我们不禁苦笑，我们想到一些平庸的浮夸人物，他们要想给伟大的人民运动照亮道路，穿着先知的服装，作为新时代的救世主走在前面，但是并不是为了自己也参加斗争，挥动锋利的宝刻，而是为了让别人敬佩自己。于是一位第二流的先知，孔西得朗先生来了，他想同蒲鲁东先生争夺人民银行的发明权——在这个时代里，整个世界孕育着并多方案，怀着极大的战斗热情互相接近、不久就要发生接触的两支大军的脚步声震得地动山摇，在这个时代里，邓宾斯基或贝母在匈牙利所取得的胜利比公民蒲鲁东和孔西得朗的已经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所有著作还要有价值，在这个时代，一天之间就可以磨炼出最著名的人物。这时，那两位名人之间的这种小战又是多么可怜呵！”波尔恩在他所领导的组织的机关报《人民报》和《结义报》上就是这样写的。可是在这个组织原来的纲领中，路易。勃朗的思想还占重要地位，而且还掺杂着种种保护关税、空想主义和行会的理论，这是因为德国产业工人（除去西部某些地区而外）只能接近当时法国社会民主派的立场，而且易北河以东的无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向前迈进一大步。 工人中央委员会在报抵上、大会上，而且也为国民议会的选举开展了热烈的鼓动工作。在这次选举中，中央委员会使比斯基当上了柏林一个选区的候补议员。6月1日以后，《人民报》每周出版三次，它是一个“社会政治性期刊”，它的纲领是“一方面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反对中世纪、反对禀承天命的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帮助小工业经营者和工人反对资本和自由竞争的力量，需要为人民争得某种政治权利时，永远走在前面，使得人民更快地取得社会自由和独立生存”。这个报机在第三期上祝贺也是从6月1日 起出版的《新莱菌报》的诞生，并说“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的名字保证了《新莱茵报》的“坚定方向”。在政治上，《人民报》热烈支持柏林议会的左派，它勇敢地拥护巴黎的六月战士，赞美英国的宪章运动，同时竭力同西欧的革命的工人党派保持紧密的精神接触。另一方面它也毫无顾忌地严厉批料海耳特之流的蛊惑者对人民所进行的政治一社会欺骗。这个报纸的大部分内容是讨论中央委员会所考虑的一些社会问题，从出口奖励和手工业工人团体一直到国家设法使失业者就业的问题。 此外，中央委员会还派代表参加了汉堡手工业者代表大会，并宣称它当然不能同意这个代表大会“热狂地卫护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中央委员会对于6月18日在柏林举行的一个较小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也成到不满，这个大会虽然不像汉堡代表大会那样带有严重的行会习气，可是只停留在关于工人福利的一般的好心的空洞言辞上。这个代表大会的六个代表，波尔恩代表中央委员会，卢赫特和克劳泽代表柏林机器制造工人，毕林和施泰因豪尔代表汉堡工人，克吕格尔代表科尼斯堡工人，于6月27日向“德国所有工人团体、手工业者团体和教育协会，向瑞士、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德国各团体”发出号召，叫它们派代表参加在柏林召开的工人议会，“所有城市、工业区和农业区的劳动阶级”都应该派出代表，大会要讨论的问题有：国家对劳动的保证、国家对产业工人组织的支持；国家对所有穷困和残废工人的照顾；调整和限制过多的劳动时间；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改革税制：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限制继承权，废除一切生活必需品税以及一切封建捐税和负担；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诉讼免费，在德国各邦设立劳动部，由劳动阶级自由选举产生。 工人代表大会在8月23日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共四十人，其中五人只有发言权；柏林、布勒斯劳、汉堡、莱比锡、科尼斯堡、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的三十五个工人团体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法兰克福帮工代表大会也派一个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始讨论以后，魏特林立即同这个代表一起提议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呈递一份关于召开一个特殊的工人议会的请愿书，当大会并没有否决这个提案，但又把它推到第二次会议的议程上去时，魏特林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大会选奈斯·冯·埃森贝克和波尔恩担任主席，比斯基和哈姆的测量员施文尼格尔为大会秘书，经过十天讨论以后，解决了许多大致在大会发起人所划定的范围之内的提案。总的说来，这些提案是一个五花八门的混合体。代表大会对独立营业权作出详细的规定，并为这种权利要求资格证明；还有从工资中扣钱买地，然后进行分配的计划也占了重要地位。大会在一份宣言中要求德国国民议会把大会的决议纳入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中，并用国家经费在法兰克福召开工人议会，这个议会将以它的建议协助德国国民议会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比这些理论上的决议更重要的是代表大会为德国工人组织拟定的章程。这个新的同盟定名为“工人结义会”，它设有地方委员会和行政区委员会，最高组织是中央委员会。在地方委员会中应该有一个地方的各行各业根据会员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定期举行工人集会，代表该地区的工人利益。一个行政区内有或多或少的地方委员会，受行政区委员会领导，行政区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代表在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行政区大会上选举产生。行政区委员会有责任关怀该行政区工人的利益，并成为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之间的桥梁；在行政区委员会中应该设一个特别的部负责女工工作。代表大会暂时确定但泽、科尼斯堡、施泰廷、科伦、此雷菲尔德、法兰克福、汉堡、斯图加特、奥格斯堡、慕尼黑、林茨、维也纳、布仁［注：现名布尔诺，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译者］、布拉格、纽伦堡、班堡、耶拿、科堡、马尔堡、汉诺威、奥斯纳布吕克、不伦瑞克、马格德堡、柏林、布勒斯劳、德累斯顿等为设置行政区委员会的城市，但是地方委员会仍然有权选出其他行政区委员会。行政区委员会之上是中央委员会，会址设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负责出版同盟的机关报。它受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德国工人总会监督，并根据情况改选。代表大会暂时指定波尔恩、基克和施文尼格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三人从1O月起就在莱比踢出版同盟的机关报《结义报》。 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不倦的热情为实现自己的任务而努力，它主要通过在阿尔膝堡、莱比锡、汉堡、海德尔堡、纽伦堡和其他地方举行的行政区代表大会，使同盟组织遍布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波尔恩和文克尔布列希在海德尔堡发生了冲突，这个排字工人把这位渊博的教授批驳得这样彻底，以致文克尔布列希在讨论了一天以后就动身走了。法兰克福帮工大会所建立的工人协会有的被新同盟吸收了，有的被它排挤了。工人结义会在政治上表现得很有胆量。由比斯基领导的柏林行政区委只会听候国民议会驱策，以便不仅用言词，而且也用武器反对政变，在柏林市民自卫团少校开会的那天晚上，比斯基本人竭力推动资产阶级的庸人走上街垒。11月，莱比锡的中央委员会也迫切要求行政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进行武装工人的工作。 工人结义会的社会工作并不是毫无缺点的。它把所有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事情全收在自己的社会纲领里，它要想投入力量的地方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分散。它想从工资中扣钱买地，成立工人信贷机构和各种生产联合，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本末倒置的行动，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斗争，这一切都产生了失望和损失。可是同盟的机关报在唤醒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报纸编得很好，它用确当的讽刺粉碎了关于资本给大家谋利，关于任何时候都有穷人和富人的名言，以及属于这种资本主义海市蜃楼的话题中的其他东西。它也有效地支持工人的工资斗争，它证明工人有权这样做，并提醒注意移入人口门的增加。 在1848年，这种工资斗争是很多的。仅在柏林一地，三月革命后就有几十起。罢工工人得到了并多暂时的成果，但是没有得到持久的成果，这是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他们依靠革命的恐怖所取得的东西，又在反动派扬扬得意的时候被夺走了。某些行业中，由许多临时性罢工产生了一些持久的全国性的组织，而以排字工人和雪茄烟工人中的组织最早也最有力量。排字工人和雪茄烟工人分别创办了工会机关报《古滕堡》［注：古滕堡（约1400一1468) ，德国印刷术的发明人。——译者］和《孔柯迪娅》［注：罗马神话中和谐的女神。——译者］。资产阶级对于直接威胁利润的工人的工会组织比他们的政治一社会组织更加敌视，它在司法和警察方面找到了自愿的助手，这些人如此积极地执行三月革命前的禁止结社令，彷佛4月6日的法令中从来没有保证无限制的结社自由似的。 还没有一个工会组织能够在这种粗暴和非法压迫的力量面前长期坚持下去，但是精神上的胜利永远完整无缺地在工人一边。当工作劳累，工资很低的柏林排字工人为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而罢工时，柏林印刷厂主们宣称，如果工人的要求被接受，价格就要上涨百分之五十，消费量就要减少百分之百。因为这是一个已为百年来无数事实的统计材料所证明的无庸置辩的艳对真理，如果一件劳动产品的价格按算术极数上涨，消费量就按几何极数下降。这些“有学问”的资产者除了发表这种无可名状的谬论以外，还怒气冲冲地提出问题：“我们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实际上是知识的养育者，难道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拒绝首要的和最高的知识财富吗？”但是《国民报》说，只有得到政府的并可才可以举行罢工，否则国家就会变成许多不守法律互相斗争的联合，《福斯报》则指控罢工的排字工人是被外国收买的雇佣分子，他们从法国和瑞士拿到了一万四千法郎。因为这家报纸的排字工人每周拿四个到六个塔勒的工资，每天劳动十四到十六小时（包括星期日在内），所以柏林的市民先生很容易认为，只有用肮脏的金钱才能制造出对这样恬静的劳功环境的不满。 无产阶级工资斗争的领袖，排字工人波尔恩和弗吕利希，雪茄烟工人科尔韦克和施泰祥出色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的愚蠢和利欲所产生的谎言言，今天读到这些还是感到非常愉快。这些工人大多是或者全部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受过缎炼的无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