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四章 德国革命的尾声 一 法兰克福和柏林反革命派在维也纳和柏林取得胜利以后，就力图解散国民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是革命的十分堕落的产儿，但它毕竟还是革命的产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民中一切还有反抗力量的分子都聚集在它周围。法兰克福议会终于起了一种无功绩和尊严可言的历史作用，假使它能起与此相反的作用就好了。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当权者对法兰克福采取的政策并不相同。维也纳内阁希望实际上恢复旧日的邦联制度，这个制度保证它在德国占有统治地位，而却不使它对德国负有任何义务。奥地利的反革命派用最严格的形式把整个奥地利国家集中起来，同时宣称，它将在新组成的德意志国家中坚持自己旧日的地位。这不是别的，而是要使德国统一成为不可能。德意志—奥地利领土不能既属于德意志邦联国家又属于奥地利邦联国家。因此奥地利反革命派的德意志纲领就是恢复德国邦联议会。它决心大力执行这个纲领，它之所以暂时没有达样做，只是因为匈牙利的胜利的反抗斗争阻碍了它。 相反地，普鲁士政府想在革命的船沉没的时候浑水摸鱼。《十字报》暴露了这个纲领，它说，国王坚决地但友好地同法兰克福断绝关系，用这种办法消灭法兰克福议会。当一位奥地利将军把勃鲁姆的首级轻蔑地扔到法兰克福议会脚下的时候，普鲁士国王流着同情的眼泪拥抱他的“朋友”加格恩。演喜剧受嘲弄，一向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命运，这一次他却有幸碰到了一个甚至他也可以嘲弄而且已经真正嘲弄了的喜剧演员。 加格恩和他的追随者可以摘取他们早就以贪婪眼光睨视的果实的日子，似乎已经来到了。奥地利顽固地拒绝干预哪怕同德国的统一只有很少关系的事情，这就使得把普鲁士皇权的美妙公之于世成为可能。奥地利人施梅林把假想的帝国内阁的假想的首相职位让给了高贵的加格恩。在议会中开始了一连串的混乱的党派斗争。1849年3月28日的帝国宪法就是从这些党派斗争中产生的。 虽然这个宪法同邦联议会的德国宪法相比存在一些重大的优点，但是它并不像自由派的神话中所说的那样具有自由思想。即使像它的颂扬者断言的那样，它的眼睛十分漂亮，可是它却缺少能够走进现实生活的两条腿。这个宪法是以一部分左派人士同加格恩的保皇派所缔结的、受到奥地利的恶毒诅咒的协议为基础的。奥地利的大德意志派同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派之同的争执，使左派的民主主义者得到的权力大于他们根据人数和才能所能要求的权力。他们首先反对普鲁士尖顶盔下的德国统一，并在这个范围内支持大德意志派，而这一派及其各邦分立主义的、反动的、教皇主义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至少同小德意志派同样混乱的集团。可是，当奥地利反革命派以其强烈的中央集权倾向颁布3月4日的宪法的时候，一部分左派就转向加格恩及其同党方面去了。这一部分人表示，如果普选权和搁置否决权这两点得到承认，他们就愿意接受世袭皇帝。 根据新宪法，帝国议会由一个邦联院和一个人民院组成，帝国决议必须得到两院的同意。邦联院由各邦政府和议院以相等的名额选举产生，而人民院则像左派所要求的那样，通过普通、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选出。左派的背叛分子对搁置否决权更为重视，根据搁置否决权，帝国议会在连续三次开会期间没有更改地作出的决议随着第三次帝国议会休会应当成为法律，即使皇帝不同意这个决议，他也不能否决它。以最大的顽强性为这种幻想进行斗争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的混乱。今天的帝国宪法既没有规定皇帝的绝对否决权也没有规定皇帝的搁置否决权；邦联议会大力扶植不可缺少的反动派，假如帝国宪法当时付诸实行的话，邦联院就会扶植这个反动派。 保皇派同参加它这一派的左派成员之同的协议之所以达成，只是因为奥地利代表的投票可以决定世袭皇权和搁置否决权能否得到承认。根据加格恩的纲领，新德意志和新奥地利之间的关系特别应该得到调整，法兰克福的奥地利议员开了一个玩笑，他们给普鲁士国王端上一碗事先放了很多盐的汤。普鲁士早就反对过搁置否决权。达成协议的两派用书面的格留特利的誓言[1]使自己暂时克服了一切恐惧的预感，即宪法一旦最修决定，他们就反对对宪法作任何重大修改或任何其他重大让步，不管这些要求是哪一方面提出来的。 制宪工作的告竣石是选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在选举中有二百九十名议员投票赞成，有二百四十八名议员弃权。奉命拿着虚假皇冠到柏林朝圣的庄严的代表团在德国漂泊了几天，以免恰恰在4月1日愚人节这天到达目的地。代表团在避免完成伟业的日子不当而受到批评的同时，却不得不忍受许多赞美诗学的批评；在科伦，人们用嘲笑欢迎它。可是最大的失望在柏林王宫里等着它，在王宫的前室里侍臣就把代表团的团长“史诗吟诵者”西姆桑当作一个麻烦的请愿人看待。 浪漫主义的国王本人在旧普鲁士的对革命的恐惧和旧普鲁士的并吞野心之间动摇不定。一方面，他厌恶法兰克福的皇冠，正如他用优雅的方式所说，这个皇冠以其1848年革命的可恶气味使他受到极大的污辱，这个革命是本世纪最愚、最笨、最坏（感谢上帝，虽不是最恶）的革命。他说，一个受上帝保佑的正统的国王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想的头箍，而普鲁士国王尤其不能接受，普鲁士国王蒙天之恩，承受虽不是最古老的，但却是最高贵的王冠。王冠决不是窃取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有一些人，如罗马教廷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国王看到，如果法兰克福议会垮台，大事由王侯处理，侵吞邻人财务的旧普鲁士欲望就必然成为泡影。不可否认，这次在国王的浪漫主义气质中忠实地反映了普鲁士国家理性的两难局面。普鲁士的国家理性首先试图“友好地”同法兰克福决裂。 国王回答虔敬地静候着的国民议会代表团的话是庄严而傲慢的。他自己在给本生的一封信中对这番话作了说明：“我不能答应你们，也不能拒绝你们。人们只接受或拒绝能被提供的东西，而你们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和我的同侪都有这种看法。临别时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只有军队能够对付民主主义者。Adieu[2]！”事实上，这就是国王的答复的真正意义。国王的问答以一种威胁言词结束，那就是对付外来的和内部的敌人从来也缺不了普鲁士的盾和剑。这就是公开宣布普鲁士要掠夺德国革命的遗物，因为当时外部敌人在普鲁士的盾和剑面前是平安无事的。 同柏林议会一样，法兰克福议会也在协商原则上栽了筋斗。浪漫主义的国王拒绝了皇冠，因为皇冠不应该由人民代表而应该由君主授与，他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在德国谁是当权者，是君主还是人民？法兰克福议会被强力推回它不幸脱离了的革命立场上去。因此帝国宪法（尽管它有许多缺点）成了革命的标志，成了一切不愿堕入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之手的人们的旗帜。在争取帝国宪法的斗争中演出了德国革命的最后一幕。 所谓最后一幕，并不是因为它碰巧以革命的失败而结束，而是因为它必然以失败结束。恩格斯在对事件保持着新鲜印象的情况下写道：“……认真对待运动的人并不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认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不认真对待运动。”[3]封建专制反动派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取得胜利以后，帝国宪法对资产阶级有了更高的价值，但是这个阶级在1849年春天比在184 8年春天还要软弱和怯懦得多。它对帝国宪法最满意的一点是，全面接受帝国宪法就可以最终“结束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它甚至像不久就表现出来的那样不择任何手段。 与此相反，霍亨索伦的世袭皇权对无产阶级毫无好处，甚至帝国宪法中最进步的条文也只有在它们能给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开拓通向坚决斗争（不是通向胜利）的道路时才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于工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革命运动不能无声无臭地过去，人民主权的原则不能成为普鲁士军人的玩物。波尔恩在《结义报》上写道：“最没有道理的事情莫过于，要想为了世袭皇帝搞革命，要想强迫国王接受皇冠。”但是他补充说，人民代表可否成为君主的弄臣是一个迥然不同的问题。“我们人民有权向我们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宣告我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至今的态度：我们选民有权召回他们，如果他们不肯走就把他们赶散，但是王侯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支持法兰克福议会，我们不愿同时支持世袭皇帝；我们支持人民的自主权而不支持其他任何东西。”有了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从这个立场出发有力地干预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无产阶级给这个运动提供了最勇敢、最不知疲倦的战士。 比资产阶级，而且也比无产阶级强大得多的是小资产阶级。争取帝国宪法的斗争的声势及其成果决定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动。帝国宪法最合这个阶级，尤其是南德小资产阶级的口味。新的统一容许各邦继续存在，不过要稍稍限制各邦的自主权，绝妙的搁置否决权慨然允许随时废除皇帝和王侯，马上成立可爱的偏狭共和国。当然对于民主派的小资产者说来，拿起武器维护帝国宪法也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可是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宣誓，要为祖国牺牲生命财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中的农民阶层对三月革命前的封建主义复活感到真正的而且也是应有的恐惧。只要有人为资产阶级赴汤蹈火，资产阶级也愿意参加这个运动，它引诱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战斗开始以后就背叛他们，而无产阶级也推动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战斗结束以后，实现它自己的要求。小资产阶级本身在战斗开始以后认识到斗争的结果，因此在战斗结束以前就畏缩后退，于是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就进行得散漫无力。 这个运动的前景本来是不错的。在法国，社会主义民主派正对保皇反动派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在匈牙利，起义的马扎尔人在一系列的胜利中赶走了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罗马共和国抵抗着法国的干涉。在德国国内，一个强大的运动正在群众中展开；反革命越来越僭妄，它破坏了自己的誓约和诺言，三月内阁阁员又胆小怕事，这一切终于使得最迟钝的爱国者也起来反抗。运动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国二十八个邦政府承认帝国宪法；除去奥地利和普鲁士，只有巴伐利亚、汉诺威、萨克森和维尔腾堡四个中等邦进行反抗，其中维尔腾堡也不得不投降。在普鲁士和萨克森，议院要求承认帝国宪法。巴伐利亚政府和汉诺威政府为了防止提出这样的要求，只得用这种办法：前者不召集议院，后者解散了议院。在这个问题上，普鲁士同深知霍亨索伦的秘密野心的中等邦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4月3日，当普鲁士政府敦促它们以及其他邦政府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为达成共同协议同国民议会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些邦保持极度的沉默。 现在就要看法兰克福议会能不能采取坚定的立场了。它在4月11日庄严宣布坚持帝国宪法和普选权，组成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讨论如何实行这种政策。委员会由同等名额的保皇派和左派的成员组成，一个有见识的人提倡这样一种策略：民主派分子不能前进得太猛，温和派分子也不能过分落后。可惜他没有说明，议会把一半挽马驾在车前，一半挽马驾在车后，它怎样能够前进，因此委员会的建议就让车子停在原来的地点。根据这些建议，首先是要劝告那些反抗的政府承认帝国宪法，其次是禁止这些政府压制人民合法地、根据宪法表达自己的意志，特别是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这些政府不应使用解散邦议会或使它休会的权力。第三，自从帝国宪法通过以来，就为了奥地利的利益进行公开背叛的帝国摄政应该用他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为实现宪法而努力。经过三天辩论以后，议会于4月26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放了这三声空炮。 与此同时普鲁士政府也抛掉了假面具。它起先试图同法兰克福“友好地决裂”，后来这个计划就由于中等邦的国王不愿上当，由于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普鲁士皇权的利益而是为了反抗普鲁士皇权集结在帝国宪法周围而失败了。加之普鲁士的修改宪法的议院在2月底开会，第二议院表现得不肯顺从，使政府大为不快。第二议院由反对政府的左派，即从前的拒绝纳税派，和康普豪森之流的资产者同俾斯麦之流的容克地主共处一堂的亲政府的右派组成，左派和右派的人数差不多相等。右派只是因为想在回答御前演说的奏折中承认1848年12月6日钦定宪法的合法性，才暂时集合在一起的；当他们以微小的多数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在修改宪法方面，容克地主的愿望是没有实现的希望的。此外，第二议院要求承认帝国宪法，解除非法对柏林宣布的戒严。在德国问题上支持政府的只是一小撮容克地主。俾斯麦由于对统一德国的斗争，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对他们的“合法的君主”的反抗进行嘲讽，由于发表了与“太古的”（连旧普鲁士爱国者都这么说）奇谈相似的言论而成为这些容克地主中的杰出人物。 但是，同十一月危机时的情况一样，现在进行政变的容克地主也表明，他们懂得坚决行动，而资产阶级却只善于无尽无休地空谈。4月26日，国民议会放了几声空炮，4月27日普鲁士政府解散了第二议院，命令威武的战斗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射击，同法兰克福议会公开决裂。它在4月28日的一个照会中给帝国宪法写了休书，在同一天它号召愿意同它一起建立德国的统一的各邦政府在柏林举行代表会谈。它补充说，它已经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以便在“可怕的危机”中对各友好的政府进行它们所希望和需要的援助。普鲁士政府自愿为德意志各邦充当革命的刽子手，它希望德意志各邦因此而承认它的霸权。可能有人怀疑，这种政策是不是更没有远见，更背信弃义；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放心，普鲁士在奥里穆茨受到哈布斯堡木棍，在华沙受到沙皇皮鞭的严惩是罪有应得的。 法兰克福议会还做了一次无力的反抗尝试。6月4日，它根据帝国宪法规定8月22日召开新帝国议会，并定于7月15日进行人民院选举。由于大邦政府以及几乎所有中等邦政府的反对，选举只能在德国不到六分之一的地区进行，因此这个决议就又带有相当虚幻的性质，但是这种所谓离开“法制基础”的行动却成了保皇派溃散的第一个动因，人民运动开始爆发，保皇派也就随着溃散了。德累斯顿、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使加格恩集团土崩瓦解，把法兰克福议会的权力交给了左派。 可惜这时左派也表现出可悲的无能。它没有废除背叛的帝国摄政，却通过一个由议会中的一些可笑人物组成的内阁受帝国摄政指使，它没有集中和组织革命起义，却在号召和决议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些号召和决议的响亮言词同它们的内在力量成反比例。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典型人物是卡尔·福格特，他因为个人的安全没有必要的保证，在纽伦堡扼杀了法兰克尼亚的革命。6月26日，代替逃走了的历史学家施滕策尔出席议会的威廉·沃尔弗在议会上说，议会应该停止向人民发布语汇丰富但不起作用的号召，如果议会想干点什么，就应该把帝国摄政当作人民的第一个叛徒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并用组织良好的突击纵队迎击日渐逼近的王朝反动派的军队。这时候福格特这个“帝国的酒鬼”扮演了道义上被激怒了的爱国者。两三天以后，议会就比它可爱的帝国摄政更早地逃出了法兰克福，可是它这时候也没有投入巴登起义的阵营，而是到了斯图加特，在那里选举卡尔·福格特和其他四个议员为帝国摄政。演过这出滑稽剧以后，议会至少还有幸被维尔腾堡政府用武力解散，就这样不光彩地消逝了。 普鲁士政府懂得更好地利用这个五月。它召集了大部分后备军，镇压了德累斯顿起义，加强了柏林的戒严状态，逮捕了议会反对派的领袖瓦尔德克，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凶恶的控诉，并在国境西部集中了强大的军队，以便镇压莱茵省的骚动和德国西南部的革命。它的如意算盘只有一个大缺陷，那就是德国其他各邦政府虽然愿意它担任刽子手的角色，可是却不想迷恋它那漂亮的眼睛。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迫使汉诺威和萨克森同普鲁士缔结了所谓三国王联盟，这个联盟存在期间也就是这两个中等邦处于困境的期间。这个新同盟的宪法是模仿帝国宪法制定的，它阉割了一切在帝国宪法中代表历史进步的东西，此外也稍稍限制了普鲁士的霸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各邦分立主义感到满意。这件事当然办不到，不过利用这个宪法扼杀普鲁士的选举权的阴谋却实现了。这个宪法虽然表面上承认普遍的间接选举权，可是这种选举权既不是秘密的也不是平等的，这个宪法就这样拔掉了选举权的锐利的牙齿。为了这个虚幻的同盟文件，发明了公开的三级选举，在普鲁士国家立即成为钦定的制度，作为普鲁士对同盟忠诚的报酬。正如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在一个呈给国王的官方报告中用卑劣的嘲弄口吻所说，为的是不使人民在选举方面得不到公开性。 高贵的政变发动者现在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知道他们可以向资产阶级提出一切要求。以高贵的加格恩为首的保皇派的大人先生们不顾他们对帝国宪法所做的格留特利的誓言，6月底他们在哥达集会，以便庄严地否定三个月前他们同样庄严地宣布的宪法。因此他们宣称他们对普鲁士政变准备同意的、包括三级选举在内的那种德国统一和自由感到满意。此后在哥达集会的这些人被人按照他们集会的地名称为哥达派，他们是政治上没有节操的典型，他们十分高尚地认为，普鲁士国王拒绝从人民手中接受皇冠是错误的，人们不愿从君主手里接受统一和自由也同样是错误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堕落得不如立宪自由派这样厉害。可是6月中旬在克滕集会的以翁鲁为首的从前普鲁士的拒绝纳税派也仅仅决定，在三级选举成为钦定制度以后就干脆放下武器。当然像舒尔采—德里奇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中比较坚决的分子和新创刊的柏林《初选人》报反对这样做。虽然三级选举制使小资产阶级选民受到的损失比大资产阶级选民大得多，可是他们本能地感到，绝对无为的决议（不管它是由受到损伤的正义感作出的，或者是由最高尚的动机作出的），是一个政党所能作出的最稳妥的决议。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像洛贝尔图斯这样的人也站到翁鲁一边幼稚地希望，如果危险的拒绝纳税派从舞台上消失，资产阶级会对专制君主和容克地主的反动集团进行比较有力的抵杭。 德国革命同死亡作悲惨斗争时唯一的希望之光就是为争取帝国宪法而进行的起义。这些起义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议会不起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欧洲局势由于法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失败，由于俄国侵入胜利的匈牙利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些起义也完全没有摆脱那些断送了整个德国革命的可悲的缺点、模糊看法和背叛行为。但是它仍是挽救德国革命的唯一的严肃认真的尝试，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参加起义的情况下，这些起义就成为无产阶级历史中的光荣插曲。 二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德累斯顿爆发了第一次起义。萨克森国王受柏林的教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帝国宪法。虽然资产阶级做了种种说服工作，指出笼罩全国的愤慨情绪，希望国王让步，可是国王仍然顽抗。5月3日，市民自卫团的示威和无产阶级利用军械库武装自己的尝试导致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国王逃往科尼斯坦。但是流过鲜血以后，市民自卫团也小心翼翼地撤退了。5月4日成立的临时政府仅仅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可以算做一个革命的政权机关。这个政府的三个成员来自萨克森邦议会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分成的三个小集团，他们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托特是三月革命前的一个自由主义化的官僚。霍伊勃纳属于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他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只有契尔奈尔一个人认真对待革命。可惜他也犯了错误，任命陆军中校海因泽为军事指挥官。海因泽曾在希腊军队中服务，虽不是一个叛徒，却是一个毫无能耐的家伙。 挽救起义的首先是德累斯顿周围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援军。他们是街垒战士的核心，拥有巴枯宁和波尔恩这两个坚决而有能力的领袖。巴枯宁使临时政府摆脱了窘境，波尔恩善于帮助无能的指挥官。波尔恩在王宫大街上几个最重要的街垒上指挥战斗。他及时下令打通了前面是王宫后面是市政府的那些房屋的内墙，使得那些最重要的街垒成为不可攻占的。5月7日，当海因泽把自己交给政府军队的时候，波尔恩也实际上得到了军事指挥权，他善于老练而冷静地指挥战斗。 既然外来的无产阶级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德累斯顿市民自卫团的逃跑，那么起义的其他希望就在于全国奋起援助首都。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主要是因为莱比锡的资产阶级不肯支援起义。在大商业城市里，商业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不愿参预像德累斯顿起义这样没有成功希望的卤莽举动。莱比锡是小王国的经济中心，比德累斯顿的地位高得多，它的态度决定了其他城市的态度。来自农村的孤立的援军不能支持起义；这支援军几乎不能弥补非凡的劳累在街垒战士队伍中造成的缺口。街垒战士不超过三千人，只有十分杂乱的武器，炮兵只有两三门小臼炮，而政府却得到普鲁士军队的援助，最后有各兵种的部队一万五千人。起义者最好的来复枪的射程也远不及军队的圆锥弹枪，他们的四磅炮实际上只起发出响声的作用，而真正的霰弹之雨不断地倾泻在街垒上。 在这种情况下，起义从5月5日早晨到5月9日早晨一共进行了四天，这就更值得钦佩了。本来起义还可以再坚持一天，不过这样一来就可能遭到城市被完全包围，起义者准备好的一切退路都被切断的危险。因为外来援助的一切希望都成泡影，所以波尔恩认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把两三千名勇敢的自由战士从专制政权的魔爪下撤走，比让他们受到无谓牺牲要明智一些。5月9日早晨，从十字塔上发出了向夫赖堡总退却的信号（每次三枪共放三次）。波尔恩正确地看到，萨克森的起义已经失败了，他要求撤退到山区，在那里起义者可以为德国西南部的起义保存力量。可是巴枯宁和霍伊勃纳不顾波尔恩的反对，向开姆尼茨[4]作没有指望的进军，这一进军使他们两人都落到政府军队之手。波尔恩好容易逃脱萨克森近卫骑兵的追击，经过波希米亚到了普法尔茨。他在普法尔茨患了重病，进了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医院。萨克森的其他战士积极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他们在办公室里勤勤恳恳地工作，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地战斗，这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既然德累斯顿战斗的军事荣誉属于失败者，于是胜利者就用无比残忍的手段为此进行报复。以浮夸的侏儒外交家博伊斯特为首的萨克森政府发布了与其说是暧昧不如说是明确的命令，说它不愿由于俘虏太多而感到苦恼。萨克森的兵士对这个命令还不十分了解，普鲁士的祖国拯救者帮了他们的忙。普鲁士军队把手无寸铁的俘虏用刺刀刺死，或者把他们推下易北河。普鲁士惩罚者的指挥官瓦尔德尔赛伯爵本人也承认这一事实，不过他还力图为这个事实辩解，他说萨克森的皈依者的坏话，说他们的行为比他们的普鲁士老师还要凶狠。此外，在战斗期间用煎小牛肉喂养军队的德累斯顿庸人不得不忍受他们所供养的这些士兵对他们进行掠夺。莱比锡资产阶级报纸事后也为此发出叫声。甚至卢格也为这件事比较明确地表示道德上的愤慨并发表了确当的言论，社会拯救者在被占领的德累斯顿所犯的罪行给他一个可怕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在革命使野兽变成人以后，反革命又使人变成了野兽。 可耻的法庭对侥幸生还的俘虏进行了迫害。从此以后，这个小邦的外交的幼稚姿态就带有费茨利普茨利[5]的特征。在博伊斯特的外交上的阴谋和趣剧早已被人忘记以后，瓦尔特海姆监狱墓地上的坟墓还会谈论他。肮脏的食物、劳累的强迫劳动、囚徒服上都编有号码，进行体罚时不许说话，不许给哪怕一点点鼻烟——这就是受到拯救的帝王神权对勇敢五月战士的报复。许多人就被这样慢慢折磨至死。有的人（如霍伊勃纳）受了十年可怕的惩罚，有的人（如乐队指挥奥古斯特·勒克尔）甚至被折磨了十一年。勒克尔同其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如他的同事理查·瓦格纳和建筑师哥德弗利德·泽姆佩尔一起参加了起义。巴枯宁被从萨克森监狱交给奥地利监狱，后来又被交给俄国监狱，以便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 同萨克森一样，西里西亚也发生了骚动，不过普鲁士政府对于这个危险地区早就存有戒心。由于宣布戒严，在布勒斯劳建筑街垒的第一个尝试立即被扑灭了。别动纵队仍然控制着农村。政府在西部各省做了更多的戒备，莱茵地区的分散的起义一开始就没有成功希望。虽然如此，这里仍然发生了个别的武装冲突。 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采取敌对行动。5月8日，莱茵省的许多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在科伦开会，在法兰克福议会同普鲁士政府的争执中，他们表示支持法兰克福议会。他们号召“莱茵省全体居民”坚决捍卫帝国宪法，要求法兰克福议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人民在对有良好组织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反抗时能够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会议认为对后备军的征召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危害国内和平的措施，会议对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表示了坚决不信任，最后率直地警告说，如果会议的意志不得实现，“甚至可能使普鲁士不能保全现今的版图”。倘若这些话是既豪迈而又真实的，那么莱茵起义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也会搞出一点名堂，可是会议的召集人执行的是同半年前柏林拒绝纳税派所执行的同样的政策：他们想引诱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赴汤蹈火，但以不危及他们自己的安全为限，他们的确善于巧妙地保护自己。 首先，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后备军不肯穿上军装。爱北斐特和伊塞隆是这一反抗的中心。政府企图用武力把这个反抗镇压下去，但是暂时没有做到。一个步兵营，一个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在爱北斐特碰得头破血流后撤退了，开赴伊塞隆的步兵营根本没有敢对筑起街垒的城市进攻。听到军队从爱北斐特撤退的消息以后，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也起事了，但是他们没有武器或者武器不好，因此经过一场激烈的街垒战斗以后，他们就被强大的驻防军打败了。佐林根的工人比较幸运，他们袭击了格菜弗拉特军械库，用那里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在爱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和哈根，区政权和地方政权被取消了，安全委员会代替了它们。 这次起义的命运决定于莱茵河左岸是否能够援助莱茵河右岸，由于驻防军占有压倒的优势，因此这是不可能的。同杜塞尔多夫一样，科伦、科布伦茨、亚琛、特利尔的任何起义尝试都必然以政府的胜利告终，而且也必然消灭贝尔格—马尔克起义的最后希望。莱茵河左岸革命运动只能在小城市和乡村里进行。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发生革命运动；纽斯和克姆彭发生了骚动，在伊曼特和席利的领导下，工人和居民袭击了卜留姆军械库，金克尔和波恩的民主主义者对济克布克军械库进行了攻击。当然这些分散的冲击不足以使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感到轻松。在莱茵普鲁士起义的这个真正的战场上，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小资产阶级的昏乱，一切都归于失败。资产阶级在战斗开始以后不是逃跑，就是因为害怕神圣的财产受到损失而心劳神疲，小资产阶级则宁愿受背叛的资产阶级笼络，而不愿受无产阶级革命推动。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中的战战兢兢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断为资产阶级效劳，却把从科伦赶来组织武装反抗的恩格斯排挤出去。他们十分赞扬恩格斯的活动，可是又恳请他离开这个城市，因为他在城里使得资产阶级惶惶不安，资产阶级时刻担心他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一开始就声明不愿干涉运动的政治性质的恩格斯回答说，他不想勉强人家接受他的效劳，不过没有安全委员会和指挥官的明确命令他不能离开已经接受的岗位。而安全委员会也就立即下了这个命令，指挥官在资产阶级胆小鬼多次逼迫以后也下了命令。 不过普鲁士将军们的胆量也决没有胜过这些胆小鬼的胆量。为了征服四个不设防的城市，这些谨慎的将领们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完整的军队，并命令军队在鲁尔河后面占领了一个正规的战略阵地。这时爱北斐特的武装革命者认识到，资产阶级不过是在等待时机，把他们出卖给反革命，于是就杀开一条血路向起义的普法尔茨冲去，他们曾经遭到被煽动的农民和普鲁士枪骑兵的不断追击。舒了一口气的资产阶级立即命人拆除街垒，并搭起凯旋门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军队。哈根和佐林根也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而落入普鲁士军队之手，只有伊塞隆在进行了两小时的战斗以后才被占领。 这时政府终于鼓起勇气对《新莱茵报》进行致命打击。这个报纸现有六千订户，比它在9月间受到迫害以前的订户还多；它已经成了一个革命力量，越是接近最后关头，它对反革命的打击就越频繁。当时，《十字报》给它提供了光荣的证明，说同它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较起来，就连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6]政变的英雄们不可能有同样的胆量，于是他们就求助于把马克思当作所谓的外国人逐出普鲁士的警察措施。正如警察当局宣称，其他编辑也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如果驱逐不可能，那么可能就逮捕他们。他们遭到二三十次的控告。于是《新莱茵报》不得不于1849年5月19日停刊。 《新莱茵报》在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最后一号中警告科伦工人不要在科伦进行任何变乱。“在科伦军事管制状态下，你们会遭到悲惨失败的。从爱北斐特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科伦宣布戒严会使整个莱茵省精神沮丧，而目前你们只要一起义，戒严就会成为必然结果。你们的平静会使普鲁士人感到绝望。《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7]马克思用激烈的言词谴责加给他的暴行：“那末你们干嘛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普鲁士政府的命令荒唐到如此地步，竟说……卡尔·马克思‘粗暴地破坏了外人待遇法’。外人待遇法是厚颜无耻的侵略者Vorder-Russen即（博鲁士）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给我们莱茵省居民钦定的，《新莱茵报》的确‘粗暴地’破坏了这个外人待遇法。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因此受到莱茵省的感激、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8]弗莱里格拉特给遭到迫害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唱了令人难忘的告别之歌：
《新莱茵报》的编辑中，马克思到了巴黎，当时那里的一场斗争胜负未分，到了6月13日，才以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失败而结束。威廉·沃尔弗到法兰克福议会去了，他力图促使法兰克福议会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结果没有成功。恩格斯拿起了武器，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担任维利希的副官。参加过莱茵普鲁士起义，由那里夺路而来的革命战士加入了维利希的志愿军团。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同莱茵和萨克森的斗争的不同之点在于，这里是小资产阶级独揽大权。事实上，北德革命在普鲁士的十一月危机中已经决定了。在普鲁士，资产阶级上了反革命的圈套，北德小资产阶级共同实行这种自杀政策以后，在普鲁士权力范围内进行胜利的革命暂时是不可能的。德累斯顿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起义过程消除了关于这一点的一切怀疑。而德国南部，尤其是德国西南部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明显。 在巴登，几乎全部居民一致痛恨骑墙的、背信弃义的政府。甚至当大公答应承认帝国宪法的时候，人民也不肯罢休。遭到容克军官虐待的军队置身于革命运动的前列，帮助运动进行胜利的突破。邻近的莱茵普法尔茨不像巴登这样完全一致，因为那里有几个反动的行政区。可是莱茵普法尔茨也挣脱了巴伐利亚的枷锁，这里也有一部分军队转向人民。除了老巴伐利亚军队以外，南德的所有军队都流露出昂然激奋之情。维尔腾堡、黑森、拿骚、法兰克尼亚的居民只在等待普遍起事的信号。如果巴登军队向法兰克福推进，把德国国民议会置于自己的恐怖威力之下，那么整个德国西南部就成为革命的军营，于是甚至在莱茵省也可能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 这一切希望和可能性都被在卡尔斯卢厄作为革命政权机关进行统治的小资产阶级的邦委员会毁灭了，尤其是被领导邦委员会的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个左派议员布伦坦诺律师毁灭了。他坚决反对采取措施使这个小邦投入远远超过小资产阶级视界的战斗。正如福格特之流在法兰克福拒绝担任德国西南部起义的领导一样，布伦坦诺之流也拒绝向法兰克福进军。布伦坦诺本想通过革命运动当上大公的大臣，而现在他竟然坐在他赶走了的君主的座位上，却是大大违背他的愿望的。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似乎都在考虑，当他的合法的君主回来以后，他如何为这些事进行辩解，因此他就利用他那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彻底破坏巴登—普法尔茨革命。一些比较坚决的分子试图迫使布伦坦诺接受革命政策，可是由于布伦坦诺具有几乎无限的声望，这个企图失败了。当然，当布伦坦诺在即将开到的普鲁士军队面前逃之夭夭，使巴登小资产阶级落入报复成性的敌人之手的时候，这种声望就变成了同样程度的轻蔑。但是，这种感觉与另一种感觉——正是使布伦坦诺成为巴登小市民的宠儿的小资产阶级的狡猾性出卖了巴登革命——同样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这要看各人的认识而定。 巴登革命只停留于地方性起义一事一旦成为定局，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失去了。但是，即使在这种限制下，布伦坦诺也没有设法挽救革命。普法尔茨派人向他要钱、要大炮和枪支，他用空话把他们打发走了。他甚至不敢废除还使巴登农民痛苦呻吟的封建负担。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组织军队，而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他是有充分时间这样做的。除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转到起义者方面来的二万一千名常备军以外，参加起义的还有八千到一万名人民自卫团和一万三千名到一万五千名市民自卫团。这样一支值得重视的兵力，却喝酒消遣，无所事事。起义开始阶段担任巴登军总司令的济格尔少尉由于热情、勇敢而高人一筹，但在他伟大的青年时代没有获得必要的威望。负责陆军部的其他军官们什么也不干，甚至还不可靠。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布伦坦诺才下令把巴登—普法尔茨军的指挥权交拾了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梅洛斯拉夫斯基十分热情和干练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可是过去贻误的事情已经无法弥补了。他在6月13日的日令中提到巴登的莱茵军和尼喀军共有两万人，其中只有三分之二可以用于战斗，最多只有半数可以投入正规会战。此外还有普法尔茨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其全盛时期有五六千枝枪和一千至一千五百把大镰刀。它是由常备军和人民自卫团混合编成的，纪律很差。完成作战准备的差不多只有维利希所部七八百人和莱茵黑森的志愿军团，可惜这个军团的优秀战士却隶属于齐茨和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这两位善于逃跑不善于打仗的指挥官。 撇开布伦坦诺和他的邦委员会不谈，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参加起义的波兰军官大多是庸碌之辈，因为波兰流亡者中的最优秀的人物正在匈牙利战场上活动。普法尔茨策的指挥官施奈德将军原来是个毫无能耐的大享口福的人物，可是他却有一个能干的参谋长泰霍夫。泰霍夫因为参加袭击柏林军械库而被利处十五年要塞监禁，后来侥幸从马格德堡的地牢[10]里逃出来。除了泰霍夫以外，从前的普鲁士少尉维利希是一个能干而勇敢的志愿军团指挥官。其他军官的表现有好有坏，有许多人也没有什么表现。显得比他们都出色的是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梅洛斯拉夫斯基委任他为巴登人民自卫团的指挥官。自从汉巴哈大会时期以来，贝克尔越来越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他在瑞士民兵的汉纳毕辛学校里学习了军制学、战略和战术。 在资产阶级的行政机关中形成一种严重的追逐职位的风气，美其名曰“集中德国的一切民主力量”。同布伦坦诺和齐茨一样，阿尔诺德·卢格也暴露了法兰克福左派的弱点，因为他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顽固地追求巴登驻巴黎公使的职位。其他几个议员确实表现出，他们对于无休止的饶舌已经厌倦，能够做出较好的成绩。在普法尔茨，德斯特尔成了所有进行实际组织工作的人们的首脑。在曼海姆，特吕茨施勒尔担任了民政委员。在巴登军队中，老施略费尔是个活跃的军事委员，他的儿子也参加了军队。可惜有才能的“外国人”和“北德人”受到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偏狭精神的嫉视。 这时由普鲁士亲王统率的一支强大军队正为扑灭这个内部分裂的起义而日益逼近。通过一个迅速的冲击扑灭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反革命却采取了一种十分谨慎的举动，它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南德部队和莱茵后备军的士气不振。包围了德国西南部起义的策源地的有普鲁士的格吕本军团和希尔什菲尔德军团，由中小邦派遣的部队组成的波伊克尔邦联军团，巴伐利亚的托恩和塔克西斯预备军团，维尔腾堡在海耳布朗，奥地利在伏拉尔堡布置的两个监视军团还不计算在内。仅格吕本、希尔什菲尔德和波伊克尔这三个军团就有六万经过严格训练并有充分装备的士兵，同两三千武器缺乏、训练不足，而且在指挥上往往也有缺点的起义者相比，占有绝大优势。 起义的军队在战斗中通过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混乱的实例，证明它们缺乏军纪，但也通过一些无比英勇的实例，证明无论如何它们仍然具有革命精神。在这些部队中战斗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者始终表现为最勇敢的士兵。在瓦克豪伊塞尔附近的决战中起义者遭到光荣的失败，年轻的营长施略费尔阵亡。贝克尔率领他那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民自卫团如此巧妙而成功地掩护了从海德尔堡经过山区向卡尔斯卢厄和拉施塔特的艰难退却，甚至普鲁士军事报纸也对这一军事功绩加以赞扬。在拉施塔特城下，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最后还剩下一万三千人，他们在牟尔克河畔又坚持了两天战斗，而且表现得这样勇敢，以致兵力大六倍的敌人只有迂回经过中立的维尔腾堡地区才能击败他们。莫尔在这里头部中弹牺牲。在科伦的九月骚动以后，他逃到伦敦，为了在无产阶级中重新进行鼓动工作，他在同年冬天就又回到德国。他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也同平常一样，随时准备接受最危脸的任务；在战斗开始以前，他在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的炮队争取到几个炮手。牟尔克战线丢失以后，革命军的残部只剩下逃往瑞士这一条路。 反革命胜利了，但是它并没有得到荣誉。相反地它却靠它的旧行当——屠杀来振奋精神。同德累斯顿的情况一样，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兵士也枪杀了许多手无寸铁的俘虏。整个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在曼海姆、拉施塔特和夫赖堡设立了军事法庭。这个法庭对自己的野蛮任务并不完全了解，它没有判处革命战士死刑，而判他们长期的徒刑。于是从普鲁士亲王大本营传来一道设立新军事法庭的命令，这个新军事法庭的确懂得正确估价普鲁士反革命的文明。它判处二十八个革命者以死刑，其中有特吕茨施勒尔和小学教师霍弗尔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被判死刑的人全都英勇就义，壮丽地表现了高贵的人性，而普鲁士亲王在三月十八日以后逃跑时是完全丧失了这种高贵的人性的。军事法庭判处其他六十八名自由战士十年徒刑。诗人哥德弗利德·金克尔同莫尔一起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团里当一名普通战士，他在牟尔克河畔战斗中受伤被俘，军事法庭判他要塞监禁终身，后来普鲁士国王“开恩”改判普通监禁终身。这是一个刻毒的恶作剧，浪漫主义的国王由于“向上看”而对这种恶作剧非常热心。在拉施塔特的地牢里，无数的牺牲者无声无臭地死于饥饿、虐待和在潮湿、霉臭的洞穴中孳生的伤寒症。 此后，“炮弹亲王”的大名就在南德居民中间流传，正如在英国西部经过“血腥陪审法庭”事件后，杰弗雷斯的名宇永远流传民间一样。[11] 三 德国的流亡者1849年中期，德国革命结束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从曼海姆到默麦尔这一大片地区。白色恐怖使它的牺牲者在军法的枪弹下送掉性命或者在监狱里和罪犯教养所里受尽折磨。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秘密组织能在德国国内进行革命宣传。公开宣传只能从国外向国内进行。 只要能够进行革命宣传，就还不能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在法国，大局还没有决定，因此欧洲革命的命运也还没有最修决定。所以集中在英国尤其是瑞士的几千名德国流亡者希望在他们的祖国不久再爆发革命，并为此积极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革命的希望越是渺茫，他们所处的各方面都得不到安慰的状况必然更使他们的努力带有垂死挣扎的性质，当然也使他们的政治眼光更为阴暗。加之，德国流亡者集团十分混乱。凶暴的反革命势力甚至把最温和的反抗者也逐出国境；在德国流亡者之中，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从最怯懦的议员到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代表。 想把这一群人团结起来进行统一行动的任何尝试从来就没有成功希望。如果这样做，这种尝试就沦为华而不实的号召，在开始行动时就要发生最卑俗的争吵。在流亡者之中，决定革命进程的阶级斗争不是停止了，而是必然要进行。在逃亡的苦难为了不断消灭阶级斗争而不断制造的幻想中，阶级斗争常常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只要胜利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在良心谴责的大镜子中看到自己恐怖的互大阴影”，这种形式就会使反革命感到安慰而不是感到忧虑。 封建专制反动派继续迫害流亡者，它在瑞士也大获全胜。同这个世纪的过去和后来一切斗争中的情形一样，瑞士的避难权在需要它显示力量的场合就不起作用了。正如马克思常说的那样，瑞士处在一个有过伟大历史的小国的恶劣情况下。它的政治手段不足以实现它的历史要求。它只有把自己的避难权置于某个有关大国的控制之下，欧洲反动派才允许它国内的民主发展。1849年，这种情况有了一个具有特色的表现，那就是晋升为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部长的激进党人德律埃必须担任神圣同盟的捕吏的职务。这位魏特林的朋友把共产主义工人赶出瑞士。他迫使日内瓦的流亡者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在土耳其的半月旗面前把瑞士联邦的十字旗藏起来吧。在土耳其，如果捕捉流亡者的人去敲门，人们就抵抗而不是屈服。”德律埃在暴力压制下无力动弹，他呻吟着说，在政治中是没有正义可言的，他自己掏腰包给被他驱逐出境的流亡者路费和饭钱。 瑞士迫害流亡者的无益行动并没有因此得到重大改变。一年之内，瑞士驱逐了一万一千名定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大部分被迫移居美国，而压迫他们的君主正希望他们这样做。同往常一样，除了暴行还有诽谤。瑞士激进党人说被驱逐的流亡者的革命思想超过了一切理性界限，或者怀疑他们是密探。卡尔·福格特之流的德国议员甘心充当他们的帮手，痛骂比较正直和积极的难友来换取自己的避难权。 这种阴谋活动的最凶恶的一次是1850年2月警察以所谓“穆尔腾的革命日”为名演出的一出武戏。德国流亡者中的革命无产者成立了工人联合会或者把从青年德意志和共产主义鼓动时期保存下来的分散各处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残余重新组织起来。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温特图尔等地有二十四个这样的工人联合会；各联合会的会员人数不等，最少的六人，最多达一百十二人。显然，会员们彼此都有紧密联系。领导日内瓦工人联合会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特别积极地执行这个计划。 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是二十四岁。他出生于黑森的一个官吏兼学者的旧家庭，他以优异的成绩很快地读完中学，进了大学，结果认识到自己既不适合当德国官吏，也不适合做德国学者。1847年，当他正打算到美国去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瑞士教师，这次遇见促使他到了共和主义的瑞士，等待当时聚集在欧洲上空的阴云发出雷电。二月革命的风暴召唤他到了巴黎，只是由于患了重病他才没有参加海尔维格的义勇军。后来他又到了瑞士，并在巴登参加了司徒卢威领导的九月暴动，被捕后进了巴登监狱，直到五月革命把他解救出来为止。他进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指挥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是企图使布伦坦诺变得坚强起来的革命分子之一。为此布伦坦诺就让人把他扔进了拉施塔特的地牢。又一次获释后，李卜克内西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在日内瓦作为一个流亡者，他尽力使德国工人联合会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并在一个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就贪婪地阅读过圣西门的著作。革命的实际组织使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很快就有了充分了解。 他完全公开地为建立比较严密的德国工人联合会进行活动，并公开发出通知邀请这些联合会派代表出席1850年2月20日在穆尔腾举行的代表大会。可是，当十六个联合会的代表来出席这个代表大会时，他就被瑞士官厅以捏造的“计划武装入侵巴登”的罪名逮捕了。然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侦查，这次侦查的官方的“总结果”充分说明了这场风波的原因和目的。其中谈到的“有充分证据”的第一点是，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为了进行新的革命而组织起来，这个革命不仅要消灭王权，而且还要消灭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制度。第二点是说，把瑞士称为德国革命的策源地“在历史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侦查记载，革命宣传主要是外国人和外乡人搞的。但是第三点又说，工人联合会同流亡者有紧密联系，但愿这种现象将使那些认为把流亡者首领驱逐出境是不对的人们平静下来。瑞士联邦委员会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神圣同盟的工具，一方面又在责备它助长革命宣传的人和责备它迫害革命宣传的人面前推卸罪责。此外，它又根据这个贤明而公正的侦查，把派代表到穆尔腾参加会议的十六个工人联合会的会员，“除有瑞士国籍者外”，剩下的二百九十六个德国工人全部驱逐出境，并且通过外交途径把他们的名单交给德国各邦政府，而把其余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暂时置于警察监视之下”。 由于在瑞士的工人联合会受到破坏，德国流亡者唯一的、本来可以期望长期起作用的组织也就被破坏了。其他组织由于成分非常复杂，所以存在的时同很短暂。其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革命的集中”，在这个组织里各种各样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个盟员到南德民主派的温和分子。它是一个没有士兵的司令部，事实上它的核心似乎是由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军事领导人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济格尔、泰霍夫和其他一些人组成的。它派了两个特使到德国去，一个是大学生叔尔茨，他回来说，他发现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手里；另一个是什列斯维希人布龙，他是三十年代的一个老革命者，先参加过被逐者同盟，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又为了革命的集中想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支部和盟员拉过来。因此他被1850年根据原则拒绝了革命的集中提出的协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一个月以后当泰霍夫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进行商谈而到伦敦的时候，革命的集中已经瓦解了。 要使德国流亡者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力量干预德国命运的唯一认真的尝试，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亲密战友进行的。6月13日的失败以后，法国政府叫马克思采取抉择：要么退居布列塔尼[12]，要么就离开法国。于是马克思就迁居伦敦，流亡的最大痛苦在那里等待着他。但是这些痛苦同历史发展的可怕失望一样都不能使这个伟大天才发生动摇。马克思立即在他从1850年1月开始主编的月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分析批判他以战斗者的身分经历过的革命。他的忠实助手是不久就从瑞士到了伦敦的恩格斯，《评论》的头三期几乎全是马克思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和恩格斯写的关于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们彻底清除了一切幻想，而又不陷入无用的悲观主义或卖弄聪明的刻薄批判。他们有力地驱散了一切掩盖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迷雾，同时也密切注意能够燃起革命之火的每一个火星。他们还不相信革命的风暴已经完全平息。 在这几篇论文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当代历史的范围广泛的部分，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他们揭示了民主派的和反动的只提一般口号的政治空谈家所忽视的阶级斗争的明显的剧烈性。恩格斯根据德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程度指出，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为什么失败，而且必然要失败。他在无情的批判中使用了最尖锐的词句，但是他没有因为德国革命的可笑的缺陷而忘记了它的可悲的严酷性。他在结束这篇论文时写道：“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人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借以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只有六分之一。然而，这幕喜剧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却得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儒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13]德国人民，至少那个喜欢以“德国人民”自居的资产阶级决不能抱怨恩格斯对他们批评得太严厉了。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推举“卡尔斯卢厄和法兰克福的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为自己的领袖，它把那些枪杀资产阶级解放的勇敢的先锋战士的“大人先生”偶像化了。 马克思在法国革命中处理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历史题材。唯心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把法国革命看做，他们也必然把它看做是一堆解不开的乱麻；如果人们把事物的名称看做是事物本身，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十足的谜。马克思阐明了这些混乱的阶级斗争的图景，因为他是从这些斗争的内在出发点，即在这些斗争中互相冲突的经济矛盾出发来阐明这些斗争的。他在这些论文中往往用几句简洁的话就说明了当代最复杂的问题。法国资产阶级的最聪明的人物，甚至空谈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国民议会中用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劳动权的问题，而马克思只用几句话多么圆满地概括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和失去意义啊！马克思说：“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14]三十年后，当俾斯麦为了蛊惑人民企图把资本主义的济贫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权的时候，德国的博学之士不顾马克思的这个经典性说明，再一次重复了1848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全部混乱。1850年春天，马克思根据确实的理由，面对着巴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选举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策划的反对普选权的阴谋活动，期待再次爆发法国革命，因此那些德国的博学之士就异口同声叫嚷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空洞浅薄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文字宣传的同时，又恢复了实际宣传。他们成立流亡者委员会，改组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同盟的老盟员差不多全都聚集在伦敦。除了莫尔之外，只缺威廉·沃尔弗，那时他还住在瑞士，1851年才到了伦敦。新的力量——维利希、李卜克内西和康拉德·施拉姆弥补了这些缺口。关于施拉姆，马克思写道：“施拉姆性如烈火，胆量过人，从不受琐事束缚，而在这种性格中又融合着批判的能力、独特的思考力、讽刺的幽默和天真的温情。他是我们党内的烈性人佩西[15]。”[16]他们同宪章运动的最革命的一派，同法国的运动党和匈牙利流亡者接上了新旧关系。 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在大陆上受到残酷迫害，在比利时几乎全被掐死，在法国也已经完全瓦解了。艾韦贝克宣称，他的著述活动比共产主义宣传重要，因而脱离了实际鼓动工作。可是在德国还有一些盟员在活动，还没有被反革命用暴力消灭掉的工人联合会、农民联合会、雇农联合会和体育协会提供了吸收新盟员的极好的场所。亨利希·鲍威尔被中央委员会以特使的身分派到德国去，他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把已经变得死气沉沉的或者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的盟员，尤其是也把工人结义会的最有影响的领袖拉到积极的组织里来。又在汉堡成立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总区部；在施韦临成立了梅克伦堡的总区部；在布勒斯劳成立了西里西亚的总区部；在莱比锡成立了萨克森和柏林的总区部；在纽伦堡成立了巴伐利亚的总区部；在科伦成立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总区部。在哥丁根和斯图加特建立了几个直接同中央委员会发生联系的支部。年轻的米凯尔在哥丁根由于热心争取工人阶级专政而崭露头角，不过他并不经常三思而行，因为甚至耶稣会的钱他也来者不拒。 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德国盟员书是从下述观点出发的：“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17]一次新的革命已经迫近。正如三月革命引导资产阶级到胜利那样，新的革命将引导小资产阶级到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将又一次出卖工人阶级。告盟员书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总结为；“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18]告盟员书说，小资产者将利用一个对他来说已经胜利的革命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使自己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工人在这个社会里过得比较舒服一些，过得去一些。可是无产阶级决不满意这种做法。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希望实行了他们的有限要求后便赶快结束革命，而工人的任务和利益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9] 告同盟书警告德国工人不要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团结和协调所迷惑，而降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相反地他们应该尽量坚强地组织起来，以便在他们像过去一样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争取到革命胜利以后，逼迫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20]他们应该尽可能长期地支持直接革命的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21]在革命中，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该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要求和在必要时迫使小资产者给予无产阶级以各种保证。工人应当使新统治者负责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诺言，用这种办法使他们丧失威信。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独占共同胜利的政党。 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选举国民议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人都应当独立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也不例外。工人应当不顾民主派的词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向公众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场。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工人不能容忍，像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那样，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像法国农民一样经受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的痛苦。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为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手段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并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 中央委员会1850年6月的第二个告同盟书报道了同盟的情况，并提醒人们注意，尽量牢固地保持同盟对农民联合会和体育协会的影响，必要时把那些对革命有用的和忠实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但是，扩大同盟的工作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成果或者成果不大，因为引起同盟的新发展的时势给同盟内部带来一场灾难。 1850年夏季，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破灭了。在法国，普选权被废止，而无产阶级并没有起来反抗；现在只有僭位者路易·拿破仑和君主主义的反动国民议会一决胜负了。在德国，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什么也不干，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受了普鲁士政府的欺骗，而普鲁士政府则受了奥地利政府的欺骗，两者一起随着沙皇专制政权的口哨跳舞。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理解的了，革命的潮水越是不可遏止地退落，遭到压抑、迫害和在千百种苦难中生活的德国流亡者就越紧张地企图堵住革命的激流，其正的革命越衰退，他们就越想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这种情绪甚至掌握了一些优秀人物，不过更甚的是它不仅给幻想家、空谈家、狂人，而且也给投机分子、政治冒险家和骗子、警察密探和其他流氓大开方便之门。 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近卫军没有做这种情绪的俘虏。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咒骂反革命的胜利前进，而是研究这个原因。他们发现了从经济上解决政治之谜的办法。早在他们编的《评论》的二月号上，他们就指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是“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的”事件，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还要大。“在纬度三十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22]和美司代佐[23]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24]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展望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后来说过的一种认识：归根到底，二月革命失败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的发现上。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世界经济状况，他就越清楚地认识到，正如1847年世界商业危机是革命的母亲一样，逐渐恢复的、在1850年达到全盛时期的工业繁荣就是反革命的母亲。 当然这种认识就给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流亡者所喜欢的暴力革命的游戏下了判决。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者之中的处境就相当困难。他们对于唯心的谵语所做的无情批判早就激怒了感到自己被这种批判所击中的“感伤的欺骗者和民主派的空谈家”。这个批判不仅针对着像卡莱尔和基佐这样的三月革命前的大灯，而且也吹灭了像路德维希·西蒙和哥德弗利德·金克尔这样的民主派的小灯；前一种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同革命的阶级斗争接触时，就赶紧用木板把他们的精神世界钉死，后一种人则想作为反革命沼泽上的鬼火继续发出亮光。 使问题发展到严重地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认识到反革命已经暂时代替了革命而对流亡者的革命幻想采取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态度。这种对立一直扩展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同盟的老盟员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载勒尔、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沃尔弗都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边，只有沙佩尔一人例外；新盟员除李卜克内西和施拉姆外，全都被流亡者的一般潮流卷走，想把同盟卷入他们的没有希望的暴动之中。他们的联系是维利希，其次是沙佩尔。维利希是当时为数甚多的、理智往往受感情支配的感情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他是个老军人，为人正直，十分自觉，没有受过经济学和哲学的教育，总是喜欢拿着刀剑冲锋陷阵。恰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危机的那几天里，泰霍夫也证明了这些旧军官虽然勇敢、能干，但他们根本不能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在给革命的集中的朋友们写的一封密信中报道了他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施拉姆举行的一次会谈。十年后，卡尔·福格特事先不让写信人和收信人知道，而且也违背他们的意志发表了这封信。今天这封信有时还被人用来中伤马克思的人格。事实上，这封信只证明泰霍夫一点也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想做什么，也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他把会谈中的笑谈当做真话，而把会谈中的真话当做笑谈。 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立公开爆发了。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鲍威尔、普芬德、埃卡留斯这六个委员反对维利希、沙佩尔、弗伦克尔和列曼这四个委员。马克思用下面一段话确切地说明了这个分歧：“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唾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25]在这种对立之间没有调和可言。挽救同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多数派的决战：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委托科伦区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撤销以前的科伦区部，设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区部，两者直接同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编的《评论》的第五、六两期上广泛地论证了他们的观点。这是《评论》的最后一期合刊，其中首先有恩格斯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阶级斗争，给德国宗教改革史揭去唯心主义的面纱的论文。在这一期的政治展望[26]（写于1850年11月1日）中，把四十年代的经济史当做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史的实际基础首先加以论述。文章证明，随着1847年的危机时期而来的将是一个繁荣时期，这个繁荣时期在1850年还没有达到顶点。“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梅林在此加了“英国的”一词〕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在1849年就极其冷静地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个博览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验，使他们在这次考验中必须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许多臣下参加这次重大的考验。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勒琴士和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in partibus〔在异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27] 英国工业的繁荣又反过来影响了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28]后来在法国出现了这种繁荣的征兆，《评论》对此作了如下的概括：“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梅林引文中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29]1857年的大商业危机证实了这个预言，从这时起，欧洲的革命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评论》从经济基础出发判断了1850年秋季的政治形势。它谈到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似乎要爆发的战争：“……为了……以威胁手段迫使普鲁士重新参加联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已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大肆刊载各种有关军团的进军和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喧嚷正像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争吵一样，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作不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作主。反叛的普鲁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议会里，但是，它们互相之同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30]在很短时间内，除了布隆采耳的白马失去了“一滴血”[31]而外，这些预言全都应验了，奇怪的是，这滴血还没有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 这篇评论的最后一段话是针对一个空话连篇的宣言说的。这个宣言是由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和波兰人达拉什组成的一个欧洲中央委员会为了把全部流亡者集中在一面旗帜下而向他们发出的。它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庸人之见”，根据这种意见，似乎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若干人民导师抱有互相敌对的意见而造成的。关于这一点，《评论》说：“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的可悲结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认各个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暖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暖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这些先生不仅憎恶发展和斗争，而且憎恶思维，即冷酷的思维，——好像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像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人民毋须乎关心明天，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动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弃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骗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32]欧洲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宣言里引用了马志尼的战斗口号——神和人民。《评论》说，这个口号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可能有些意义，可是把德国假启蒙的最浅薄的肮脏人物约翰奈斯·隆格这种抄袭来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决时代之谜的口号，就未免太过分了。对卢格来说尤其是这样，这一次他为了使利奥大为高兴而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33]。 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革命游戏一样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德国革命的历史结束了，德国流亡者的历史也结束了。响亮的言词不能掩饰他们的内部分裂，越想掩饰，这种分裂就越琐碎地在私人的口角和冲突中表现出来。他们在美国报纸上又继续争吵了几年。 从1850年秋天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完全脱离了这一切争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宣传工作。 [1] 格留特利的誓言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相传这三个州的代表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会合，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译者 [2] 法语：再见。——译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页。 [4] 现名卡尔·马克思城。——译者 [5] 古代墨西哥人和阿茨蒂克人尊奉的太阳神和战神，用人作牺牲祭祀他。——译者 [6]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十字报》一文。——译者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9页。 [8] 同上书第603页。 [9] 参阅《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肚1960年版第342—343页。——译者 [10] 原来是要塞的炮兵掩蔽部，后来用做囚禁犯人的牢房。——译者 [11] 参阅本卷《人名索引》杰弗雷斯条。——译者 [12]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岛。——译者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3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15] 佩西指英国亨利·佩西爵士（Percy, Sir Henry. 1364—1403），他外号烈性人。——译者 [16] 参阅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 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0页。 [18] 同上书第291页。 [19] 同上书第29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4页。 [21] 同上。 [22] 南美的欧洲血统的土著后裔。——译者 [23]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译者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 [26]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评论》，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上改为《国际评论（一）》。——译者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2—50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0页。 [29] 同上书第513—51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4—535页。 [31] 布隆采耳是卡塞尔的一个村庄，1850年11月8日普鲁士军队同巴伐利亚—奥地利军队在此作战，据说这次战斗中只打死了一匹白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注298。——译者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7—538页。 [33] 这里是暗喻三十年代末利奥和卢格之间发生的争论。利奥曾指责卢格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相信无神论，指责他们看不见神和人之间的区别。——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