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三章 斐迪南·拉萨尔 在《新莱茵报》上，时常提到一个出色地参加莱茵省的革命运动、后来更出色得多地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年轻人。那时他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已经得到了在当时的斗争中像战斗口号一样响亮的名声。 1825年4月11日，斐迪南·拉萨尔生于布勒斯劳。父亲是一个绸缎商人。他的家庭是东欧那些利用寄生的商业才使自己摆脱封建桎梏的犹太人家庭之一。1812年3月11日的敕令赋与旧普鲁士犹太人的所谓平权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老国王，这位仁慈的君主对于欺骗自己的犹太臣民也同欺骗自己的基督教德意志臣民一样感到兴趣。有一个商人因为名字叫斐迪南，所以老国王以为他是基督徒并任命他为宫中承办商，后来才弄清他是一个犹太人，于是就开始严格追究犹太人取“基督徒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继续干这种蠢事，因此不免受到世界主义守夜人[1]的嘲笑：
在犹太人最多的德国和波兰的边界线上，犹太人实际上是在中世纪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犹太人“有大权”的克罗托辛地区，犹太人可以向庄园买阉羊，但是他们只能买前腿而必须把后腿留给基督徒，必须按照科毕林城的价格计算羊皮、羊毛和肉的价格。克罗托辛的砖厂卖给他们砖的价钱比卖给基督徒的高。当犹太人被人杀害而凶手应该受到惩罚时，为了这种安慰，犹太人必须向领主纳税，定居的一人交一个金币，不定居的一人交半个金币。克罗托辛是这样，波兰—西里西亚地区也全是这样，拉萨尔就出生于这个地区，他的家庭在这里有许多社会关系。 拉萨尔不得不忍受“千年的家庭痛苦、从尼罗河谷带来的灾害以及古埃及的不健康的信仰”，其程度比马克思所经受的要严重得多。拉萨尔在马克思已经登上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高峰那样的年龄，在举行莱比锡博览会时期，却住在沼泽地带，在一群俄国和波兰犹太商人中间。即使以最有利的偏袒的眼光，也不能把这些商人算做人类的精华。当然拉萨尔的父亲已经熬过了最困苦的日子。他成了一个富人，他的资产阶级的品格是无可非难的，在犹太教堂里，他属于改革的犹太人集团。可是主张改革的犹太人毕竟还是犹太人。在每个十分激动的时刻，斐迪南·拉萨尔父母的资产阶级教育表现出只是一层敷在表面上的薄薄的油漆。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在他的日记中描写的家庭琐事决不是高雅的。他以显然的满足描绘他为了一点小事咒骂他姊姊的愤怒的叫声；然后他又以一个有经验的媒人的平静心情评论了她们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优点，以便考虑她们的求婚人可以索取多少嫁妆；他既做大买卖，也做小交易，他把从家里人和同学那里骗来的每一个钱都仔细地记在账上；甚至他说话也带着很重的犹太人语调。 他的犹太人习气还是很地道的。尽管他不把犹太人的礼法放在眼里，可是他相信耶和华，而且想做一个优秀的犹太人。他不害怕断头台，他希望使犹太人再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民族。他写道：“哦，当我醉心于我那些幼稚的梦想时，我心爱的理想始终是手执武器领导犹太人，使他们独立自主。”这的确是“幼稚的梦想”，这种戏剧式的马卡比家族[2]的作风实际上不过是容克阶级的懒散和轻浮的一种表现，由于有了这种表现，这个好幻想的孟浪的男孩无法再在布勒斯劳文科中学待下去了。他的父母想让他上大学，可是他克服了父母的阻力，在1840年春，他还只有十五岁的那年转学到莱比锡商业学校去。 这个决定是轻率的，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可喜的。商业学校按照技术的各种规律教给年轻的拉萨尔基督教的经商法，于是残留在拉萨尔身上的犹太商人的气质也随着消失了。一年之后，拉萨尔干脆离开了这个学校，那时校长席贝在学校的纪录撰上写道，对于拉萨尔退学，教师和学生都没有注意。忿怒的学校暴君认为这个评语是恰如其分的。拉萨尔认识到，当他了解到赚钱的秘密以后，他就会因赚钱而毁灭；他对于“在悲惨的布勒斯劳，把白洋布卖给波兰的小犹太人”威到畏惧，8月3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坚信，命运，或者更确切些说，神会把我从账房里拉出来，扔到我能够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信相运气，信赖我的坚强意志，我要多同谬斯[3]，少同商贩和流水账打交道，多同希腊和东方诸国，少同靛蓝和甜菜打交道，多同塔里阿[4]和她的教士，少同小商人和他们的伙计打交道，多关心自由，少关心货价，比咒骂使价格下降的竞争者更厉害地咒骂夺去人们首要财富的贵族的狗。但是不应该以咒骂为满足。” 拉萨尔在脱离商业的同时，也就摆脱了犹太人习气。当时犹太人在大马士革遭到的残酷迫害使他数次大发雷霆，但是他对被压迫者的怯懦的谴责已经比对压迫者的残酷的谴责更为猛烈了。想把神的选民导向胜利的幼稚的马卡比变为现代的革命者，这个革命者把受压迫的犹太人只看做是受压迫的人，把解放犹太人只看做是使他们摆脱犹太习气。勤勉地研究歌德、席勒和莱辛，伏尔泰和拜伦，白尔尼和海涅的作品，使年轻的拉萨尔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现代文化的精神财富。他的文学趣味还不稳定，他由于一些有偏向的语句而用夸大的言词赞扬像亨利希·劳贝这样的、甚至比他更不足道的浅薄的作家。可是，正因为他需要从深谷中向上爬，所以才更加促使他登上古典文学修养的高峰。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拉萨尔是由于个人的环境所迫而成长为革命者的。他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看席勒的《斐阿斯柯》的演出时，他骂自己是“利己主义者”，那时他清楚地感到，他虽然有革命的、民主的共和主义倾向，可是假如他处于拉瓦格那伯爵[5]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并要攫取王位，而不满足于做热那亚的第一个公民。“假如我生为王侯，我就要尽心尽力做一个贵族。可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的儿子，所以在他的时代，我将成为民主主义者。”在拉萨尔的辞典上，丝毫也没有记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青年时代不断追求的“对于当代的斗争和愿望的独立说明”。他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对他说来，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就确定了。他不是在事物中寻找它们的目的，而是使事物为他的目的服务。他从竞争和商品价格逃入一般的自由思想之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放弃一般的自由思想，因为他们从竞争和商品价格中认识了它的模糊性。 年轻的拉萨尔在他十六岁诞辰的那一天看清了自己的前途，看清了为争取人类最崇高的利益而斗争，即使自己毁灭也在所不惜的宣传家、演说家和作家的前途。1841年5月，他向他的父亲提出了最后通牒，他想研究历史；他拒绝了父亲让他学医或学法律的调和的建议，因为医生和律师也是拿他们的知识做生意，老拉萨尔引以为荣的是，他体会到儿子的高尚意志，因而顺从了他。1841年秋天，斐迪南·拉萨尔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关于他这以后几年的情况，我们除了若干无价值的日期而外什么也不知道。他用巨大的努力弥补过去在学校中没有学到的东西，不久他就取得了入大学就读的资格，他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主要是研究古代文化和黑格尔哲学。1846年1月3日，享利希·海涅给万哈根·冯·恩赛写了一封信，介绍拉萨尔，从这封信里我们才又清晰地看到拉萨尔的面貌。信中说：“拿这封信来见您的、我的朋友拉萨尔先生是一位有卓越天赋的年轻人，他有深奥的学问，广博的知识，我所见到的最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丰富的著述才能，同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意志力，一种使我惊异的行动能力。……拉萨尔先生正是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杰出的儿子，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用一种克制和谦让的态度或多或少伪善地虚度光阴和胡言乱语，而新时代却否定这种态度。新的一代要在看得见的东西中享受和得势；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看不见的东西面前卑屈地弯腰，追求虚幻的亲吻和兰花的香气，灰心和哭泣，但也许比那些骄傲地战死的坚决的斗士要幸运一些。”这封仓促写成的信字迹潦草，但是它既包含着整个海涅也包含着整个拉萨尔。它在每一个词上都打上了真实的印章，它在指出拉萨尔是个有才能的人的同时，也把一种半明半暗的光投在孤寂的凹凸不平的路上，拉萨尔为了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短短的三年之中必须走这条道路。[6] 在所有思想史上还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天才人物在十五岁时还很不成熟而到二十岁上却这样成熟了。对于拉萨尔一生中的这个时期了解得越少，就越不能低估自我解放的这几年对他的性格发生的影响。使他鼓舞的难以置信的自信心和使他痛苦的不倦的事业欲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解释，那就是这个“愚蠢的犹太青年”、这个“布店伙计”、这个“店员”一旦认识到自己有才能而且也注定要做比求财更好的事情，他就知道自己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没有受过伤的人嘲笑别人的伤疤，拉萨尔的缺点就是伤疤，它们证明他在作为革命战士出现在公开的比武场上以前，就必须在多么激烈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拉萨尔始终没有对犹太习气采取公正的态度。尽管他没有形成反犹太主义力量的那种庸俗性，可是一直到晚年，犹太习气仍然是他的不幸。任何人也不能从他一生中把最初的十五年截断，就好像这十五年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伤可能已经治好了，可是疤还存在。伤疤还抽动、难受、疼痛，尤其是暴风雨将要来临时更是这样。后来，拉萨尔“作为一个按年龄来说只有三十五岁，按经验来说已经有九十岁的成熟的人”向他一个心爱的姑娘坦白时一口气写道，他也许会同一个有三四百万塔勒嫁妆的女人结婚，不考虑她这个人如何，而只是为了这笔可以促使他的伟大目标实现的财产，但是他决不愿意利用他的精神劳动赚钱，也许他永远碰不到这种出卖灵魂的不幸。在这里，内在的不稳定的感情使他由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在这个革命者看来，自己出卖自己比穷人能为人类的精神进步而工作的希望还差强人意。莱辛和马克思在谈到“一种谋生劳动的强制的必要性”时，态度是多么公正啊！当然，在拉萨尔那里也只是感情的不稳定性作祟，事实上他从没有想到为了财产而结婚，并且斤斤计较他的主要科学著作的稿费的多寡。 另一方面，那种像呵气留在他革命自觉性的镜子上的内在的不稳定性表现在他的虚荣心和他接受奉承的程度上。在这一方面拉萨尔所能做出的事情多得令人惊异，但是这些弱点与其说是他性格上的缺陷，不如说是斗争中得到的伤疤，他在这个斗争中克服了一个几百年来受迫害、受虐待的民族的世代相传的负担。他的虚荣心同妒嫉心毫无关系；任何人也没有拉萨尔这样愿意承认别人的功绩，只要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他的功名欲从来也没有指向微不足道的目标，什么时候一种大功名欲是没有巨大的要求的呢？拉萨尔用一种天真的坦率态度接受别人对他的恭维，而不深究这种恭维的原因以及它的价值，这种坦率态度使他受到许多严厉的批评，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是加重了这个缺点，而是减轻了这个缺点。 总的说来，拉萨尔虽然有高深的修养，他的一切行动都经过思考，但他仍然保留着天真的本性。他有许多孩子气，有孩子的慷慨，也有孩子的自私。当他谈到他的力量的恶习，谈到他粗野的本能、可怕的愤怒、无限的激情、残酷无情的严酷性的时候有些夸大，在胡安先生[7]这个角色上也有些夸大，他只是扮演了这个角色，而不是体验这个角色。当他在柏林的沙龙里作为戴着蛋黄色的手套的豪华的富家子弟、在弱不禁风的资产阶级小姐面前周旋的时候，他却显得很不耐烦。可是当海尔维格夫人有一次顺便对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他善意地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这样。”他从来不想不顾死活地迷恋一个女人。对他说来，友谊高于爱情，这是一种古代的性格。他是良友的典范，忠实、可靠、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经常准备帮助别人，给人出主意，毫不吝惜地接济别人。谁要得到他的诺言，就可以像信赖岩石那样信赖他，他喜欢提到西蒙·达赫老人的朴实可信的格言：人的最大特点，最适意的事，就是他能够表示忠诚，坚持友谊。 拉萨尔想写一部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为了在巴黎图书馆里为这部著作做准备工作，他到了巴黎。由于常常把他称做“神童”的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法国学者，就是这个洪堡那时正阴谋把马克思赶出巴黎。那一次马克思和拉萨尔没有能够亲自会见；他们两个人都同海涅有紧密的联系，可能他们早就彼此听说过了。但是，即使他们当时见了面，他们也很难接近。在那个时候，他们走着恰恰相反的道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毁灭性的批判，以便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走向现实世界的道路，而拉萨尔却认为他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他的最高力量的最高认识。正如拉萨尔后来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说，他从1843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排斥下述说法，即他在滞留巴黎期间才更密切地接近社会主义，也就是接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党派开始集中在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周围的社会民主派。当拉萨尔通晓《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社会民主派思想界里的许多东西还牢固地附着在他的思想上，这种牢固性极容易用最初印象的新鲜的和深刻的作用来解释。 拉萨尔回到祖国以后，就开始写他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可是在他还没有把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同一个聪明、美丽而又不幸的妇女的偶然会见，把他投入实际斗争的激流之中，这股激流吞噬了他将近十年的宝贵光阴。拉萨尔本人满意地回顾“他一生中的这一胜利”，但是公正的旁观者很难同样满意地回顾拉萨尔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进行的斗争。不言而喻，关于这件事所散布的恶意的谰言只应受到极大的轻视，而老头儿和老太太似乎最感兴趣的问题——拉萨尔同比他大二十岁的伯爵夫人有没有发生过亲密的性的关系——同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价也毫无关系。拉萨尔在去世前不久有理由写信给胡贝尔说，同他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尽力最不沾边的就是轻佻行为，他在办理这一案件中政治的感情渐渐变成了宗教的感情，他在他最后一次辩护发言中更确切地把一种实际的侠义热情称做推动他干预哈茨费尔特案件的动因。 毫无疑问，拉萨尔的动机是纯洁的、无可指责的。在三月革命前的平静时代，他充满了火热的行动欲望，挺身卫护一个无力自卫的妇女，这个妇女受到应该保护她的人们——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她的阶级的迫害和出卖，基督教的专制王室最多不过对这个妇女说几句毫无帮助的安慰的话，却又对那种最卑鄙的侵害行为进行庇护。当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命运是统治三月革命前的普鲁士的阶级在其中进行种种卑劣行为的缩图。拉萨尔这样一个没有权力的犹太青年，在挺身反对国王、贵族和法庭都在其骄横的抗拒面前却步的罪人的同时，他就独力进行着一件叛逆活动。可能有人责备说，在他的革命的斗争热情中毕竟掺杂着一些浪漫主义骑士作风，那么他自己就用一种十分亲切的方式给这种责难解除了武装，他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说过，在任何时代，青年人都是而且永远是不怕牺牲的、热情的、大公无私的。 拉萨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道路既然交叉在一起，假如拉萨尔知道这个受虐待的妇女身受痛苦，却耸耸肩膀毫不关心地走开，那么他就不成其为拉萨尔了。他认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事件体现了一般的原则和观点；他心想，哈茨费尔特伯爵只是倚仗贵族和百万富翁的优越地位才敢几十年来对他的妻子做出这样的坏事。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拉萨尔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编辑部对革命联系有更为细致而深刻的认识，这个编辑部公开斥责它驻莱茵省的记者说，如果他想报道关于拉萨尔同哈茨费尔特伯爵斗争的消息，那么他可以去找卑劣的报纸。《新莱茵报》的看法却公正得多。它对这个案件并不感到很大兴趣，但是它还是详细地报道了1848年8月科伦陪审法庭为教唆盗窃文件匣事对拉萨尔进行的审判，同时它也把自己的各栏向他开放，作为他同哈茨费尔特伯爵进行斗争中的攻守阵地。可是，如果人们研究《新莱茵报》，在它的第一版上读一读马克思的伟大论文，然后在第四版上看到拉萨尔同受贿的宫廷侍从和叛卖的宫女，同娼妓和妓院老板以及其他各种下贱人进行斗争，那么仍然存在一个令人不快的疙瘩。拉萨尔越是卓越地处理这一案件，他越是无情地进行攻击，越是坚强地进行辩护，人们也就越难对于这一事实置之不顾，那就是恰恰在德国也终于为人类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时期，他卷入了这场纠纷之中。 看来，这个责任当然不能由拉萨尔来负。当他1846年承办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案件时，他不可能知道1848年在德国将爆发一次革命。假如他能知道这一点，那他一定估计，到那时候他早就帮助伯爵夫人争得她的权利了。事实上，倘若在这堂而皇之的普鲁士国家还有一点点正义和公正的活，拉萨尔同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斗争就只需要花不多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不会持续好几年。谴责拉萨尔是不公正的，因为普鲁士的腐朽力量经常给他制造新的障碍，直到他能把一种不可忍受的非法状态变成一种可以忍受的合法状态为止，责备他没有在得到圆满的结果以前放弃已经开始的斗争，也是不公正的。 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这种程度，以致大家都看到用合法的武器制约一个普鲁士封建主的无法无天的专横行为是不可能的，一直进行到普鲁士国家的无可救药的腐败在这一案件如此明显地表露出来，以致人民由此普遍地得到推翻这个国家的有力的动力，难道这还不能说是圆满的结果吗？对拉萨尔说来，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罗马诗人的只要想做大事就行了的话不是对他说的。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就是使得有权势的罪人屈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取过分的手段，这些手段超过了争取一般原则的斗争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保持的限度。 拉萨尔在选择武器方面始终胜过他的敌人一筹。他也只有利用一个有无穷的聪明手段的人的力量求得这种力量所能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他想打败哈茨费尔特伯爵本人，那么他有时就必须越过这个界限，他就一定会做人们（不对庸俗的判断作任何让步）希望他没有做的许多事情。但是，假如拉萨尔在伯爵完全失败以前脱离这一斗争，他决不会原谅自己。他就是这样，根据他的发展条件，他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他必须完成超乎常人的事情，然后在十分合乎人情的事情上走向灭亡。人们可能把下述事实称做悲剧性冲突的戏弄人的前兆，即当拉萨尔经过八九年的斗争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争得一笔很大的独立财产以后，这笔财产的很大一部分在1857年的商业危机中化为乌有了。 无论如何拉萨尔决没有忘记他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他被毫无根据地控告教唆盗窃文件匣，在科伦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他马上就以全副精力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在革命运动相当高涨的杜塞尔多夫，他是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他同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新莱茵报》发生了密切的联系。1848年，拉萨尔和马克思初次接近，显然，当时马克思对拉萨尔发生了很大影响。当然，拉萨尔没有盲目相信这位大师的话，甚至马克思的见解也没有使他的思想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拉萨尔决不是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的思想已经形成，不会再接受这种影响了。拉萨尔同马克思之同的谅解不可能越过一条一定的界线，虽然我们不能用原则的明确性划出这条界线，因为它是由两个人个人的根本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的发展过程形成的。马克思从自我阐明的过程中明确而完整地得出革命的结果，而拉萨尔却以革命的行动力抓住这个结果，但是他没有注意这个过程本身。《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巩固、澄清和扩大了他的革命观点。但是，我们在拉萨尔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从办《莱茵报》到写反对蒲鲁东的著作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的痕迹，最多只能找到很不明显的痕迹。 在1848年的十一月危机中，拉萨尔热烈响应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号召。他受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和杜塞尔多夫区后备军的委托，拟了一份致柏林议会的建议书，其中说：“消极抵抗已经到了尽头。我们恳求国民议会：请您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请您号召人们履行义务。”拉萨尔是康塔多尔的最得力的助手，康塔多尔是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他命令日夜制造枪弹，准备进行武装抵抗。拉萨尔也在杜塞尔多夫郊区积极进行鼓动，这时工人韦耶尔斯又是他的助手。拉萨尔鼓动农村居民做好兵员准备，并筹办弹药和武器。 可是议会没有发出人们所希望的号召。11月22日康塔多尔、拉萨尔和韦耶尔斯被捕了。从此就开始了一场诉讼，十一月的英雄们在这个案件中的种种违法行为是十分恶劣的。莱茵司法当局以不可遏止的憎恨对拉萨尔进行迫害，这当然表明，拉萨尔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案中代表了一般的原则，尤其是代表了把完全感染了瘟疫的司法赶出它在其中自得其乐的泥沼的卓越原则。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由于完全相同的行动被控唆使反抗军队和官员，根据法典，这不过是一项轻罪，不一定要审前羁押，最多也只会判处两三个月徒刑，可是拉萨尔却被控犯了唆使武装反对王权的重大罪行，需要审前羁押，在判决时拉萨尔的全部资产阶级生活受到威胁。为了使资产阶级的陪审员便于进行判决，同拉萨尔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而且影响更大的资产者康塔多尔被开脱了。可是，因为宣判无罪是可能的，所以这个可敬的法院却在它的拱门上挂着两根特殊的绞索。一根是，延长拉萨尔的审前羁押，其办法是国家检察官扣留所谓罪证的文件不给侦查法官，直到把案件交给即将开庭的陪审法庭已经太迟为止。第二根绞索是，如果陪审团宣判拉萨尔无罪，那么就控告他唆使武装反抗军队和官员，这种做法首先蔑视旧的法律原则，即不得因同一违法行为对一个人进行两次控告，其次这种做法是故意胡说八道：号召拒绝纳税和进行武装反抗根本不是政治罪行而是一般罪行，因此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由违警法庭审理。这是破坏法律的混乱状态，当时甚至在普鲁士司法界也很少见。 1849年5月3日，终于公开审理拉萨尔和韦耶尔斯的案件了。拉萨尔事先就准备了自己的辩护发言，并且把它付印。有几张印好的辩护发言传到了公众手里，拉萨尔对这件事并没有责任，可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会遭遇到什么事情的法院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新的迫害。它用社会秩序由于拉萨尔的辩护发言似乎受到威胁为借口禁止旁听。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放弃了发言，并要求陪审员在他得到辩护权以前不要进行判决。少数几个陪审员想答应他的要求，可是大多数陪审员决定立即宣判拉萨尔和韦耶尔斯无罪。 拉萨尔的辩护发言是印好的。这个发言同马克思在几个月前为反对类似的控告所做的发言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是对自己和陪审员说明历史情况，向陪审员分析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自己推论，政府在这个斗争中，叫他们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可是拉萨尔却投身于一个敌人的阵营，用锋利的宝剑在敌人最密集的地方砍杀。他承认自己是革命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但是他不愿在国家检察机关面前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立场上。他不想从革命者的立场驳斥检察机关，而想站在它自己的立场上羞辱它，证实它叛卖了自己的原则。拉萨尔的辩护发言同马克思的辩护发言不同，它不是历史研究而是被破坏的法律对它的破坏者的愤怒控诉。 拉萨尔对普鲁士政变的原则性看法同马克思基本相同。拉萨尔的发言中有许多点好像是《新莱茵报》的回声。但是在拉萨尔似乎同马克思完全趋于一致的时候，又产生了使他们一再分离的矛盾。拉萨尔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同马克思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意思，他说：“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法制基础是一种不好的立场，因为法律只是社会的表现和书面意志而不是社会的老师。社会意志和社会需要变了，旧法典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馆，现实的新的模写，新的肖像代替它的位置。”但是拉萨尔立即转而证明，政府通过反革命本身粉碎了它的法制基础，然后补充说：“现在法制基础属于我和我的朋友！从11月以来，我们就把它扣押下来了。革命从法制基础的立场出发变成了法律上的必然性。被杀害的法制基础的复仇女神现在与各族人民的需要竞相掌握武器。”就其内容和文体而言，这些句子都是马克思很少写过的。 但是这个不成功的比喻在拉萨尔的有许多确当比喻的发言中是相当少见的。拉萨尔的发言决不是空洞的。如果拉萨尔的观点的内在逻辑开始破裂，它的发言的庸俗之处往往也就显露出来，这与其说是一件坏事，还不如说是一件好事。它恰恰证明了形式和内容间的紧密联系，内容不妥当，形式也就不妥当。当拉萨尔站在坚固基础上的时候，他的发言也就很有味道，处处充满了革命力量。 的确，马克思是用剑对敌人作致命的一击，而拉萨尔在用剑斩下敌人的首级以前，先在太阳光下把剑挥舞一番。马克思说，消极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拒绝纳税派不愿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而没有走革命的道路，这样马克思已经说出了所有必要的话。但是，拉萨尔让同样的思想在眩目的光辉中嬉戏，也不是多余的。他说：“消极反抗是自我矛盾，是忍耐的反抗，是不反抗的反抗，这根本不是反抗……消极反抗只是内在的恶意而没有外表的行动。国王取消人民的自由，国民议会为了保护人民而表示恶意。最普通的逻辑怎么容许一个立法议会做出这种无比滑稽的事情，怎么容许这个议会不干脆公开屈服于国王的命令，假如这件事不是太可以理解的话，它会是不可理解的！消极反抗是上述两个因素的产物：明确意识到有责任进行反抗，以及个人胆怯，不愿冒生命的危险进行反抗，这两个动力可恶地结合在一起，在11月10日之夜生产了一个有病的孩子，即消极反抗这个患结核症的孩子。”这种风格与另一种风格同样是好的，两者各用其独特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 陪审法庭宣判拉萨尔无罪以后，法院就执行它那漂亮的计划，又一次把他因同样的行为送到拿薪俸的法官面前。违警法庭也确实沾上了强迫它接受的污点，判处拉萨尔六个月徒刑。等到拉萨尔终于离开监狱时，德国革命已经结束了。 [1] 指弗兰茨—丁盖尔施泰特（1814—1881），他在1841年匿名发表了一本题为《世界主义守夜人之歌》的诗集。——原编者 [2] 拯救叙利亚犹太人脱离希腊王暴政（公元前175—164）的犹太人家族。——译者 [3]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学术的女神。——译者 [4] 希腊神话中司喜剧的女神。——译者 [5] 即斐阿斯柯。——译者 [6] 亨利希·海涅后来对拉萨尔的评价很不好，他在1851年1月31日致古斯达夫·海涅的信中特别表明了这一点。——编者 [7] 西班牙封建时代传说中的人物，1600年以来在世界文学中成为诱骗妇女者的化身。——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