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弗兰茨·梅林 ->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绪论

一、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大约在公元刚开始时，才有关于日耳曼人的历史记载。当时日耳曼人还是野蛮人，分成二十几个族，居住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北方以北海为界，南方的界线从哈脑附近的美茵河开始，一直到萨雷河流入易北河的河口为止。这块土地有二千三百平方英里的面积，每族大约能分到一百平方英里。这块土地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沼泽和森林；居民从事少量农耕，他们主要靠干酪、牛奶和肉食为生。与生活资料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人口甚为稀少；每平方英里土地上住的人大约不超过二百五十人。日耳曼各族的人数至多在一百万左右，有时多些，有时少些。
　　在各族内部，全族群众大会行使最高的权力。这个地区的边境，由于会遭受敌人的袭击而无人居住，因此每一族所拥有的六千到一万个男子，就有可能走一天行程而从最边远的居住地点赶到设在中心地点的集会场所。每一族分成很多氏族，这种民主的制度就建立在氏族基层基础之上。氏族是血缘关系的结合，大约包括一百个家庭，所以又叫做百户氏族。每一氏族有一平方英里或几平方英里的土地，全氏族的人一起住在一个村庄里，村庄的房舍比较分散，间隔也较大。在农耕技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日耳曼人为了耕种新的较肥的土地，时常在区域内部更换住处。后来，德意志法还把房屋看作动产，而不看作不动产。即使在日耳曼人不再从事游牧时，他们仍然不紧紧依附于土地，这时的土地是共产主义财产，归整个氏族所有。
　　与此相适应，氏族的组织也是完全民主的，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他们有义务维护别的成员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血缘关系把他们连结成同胞之谊。氏族在和平时期选举族长，战争时期则推选首领，但族长和首领也只享有和别人一样的自由。只有纯自然状态的劳动分工，只有男女之间的分工。男人打仗，捕鱼，打猎，找食物原料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料理家务，准备衣食，烹饪和缝纫等工作。好几家（并且往往是很多家）合在一起，家务是共同的。
　　这时各族内部已经出现了最初的特权阶级的迹象，虽然在氏族内部还看不出这一点。这种迹象表现在各种官吏制度上，因为官职都发展成为世袭职位。在平时，特别是在战时，有突出表现的官吏的儿子，如有其他才能，往往有优先继承父职的特权。因此，在各族内部都崛起了一家或几家，超乎本族一般自由人之上，他们靠战利品分配、贡税和赠品等而获得了一宗在当时日耳曼人看来算是很大的财富；这就使他们能豢养一批随从，这些随从都是自由人，是一批为他们的主子誓死效忠、生活在主人周围并和他同屋居住的最英勇的战士。往往从这几家中选出“酋长”或“诸侯”，以便平时在族内举行审判，战时对全族发号施令。不过按照各族的惯例，他们对此并没有法定的权利，各族的最后决定权仍然属于全族群众大会。
　　可是，这些贵族以及他们的那些只有通过不断获得新战利品才能维系在一起的随从人员，都加剧了象所有蛮族一样的日耳曼人所固有的残暴性和掠夺性。由于他们多次侵犯罗马帝国行省，才使罗马人下决心要征服这块本来不值得羡慕的不毛之地。但是罗马人战败了，他们胜不过这些蛮人不可摧毁的自然力，日耳曼人有其战斗力的两个丰富源泉：一个是战士们个人的无比英勇，这种英勇精神是在艰苦的自然生活中经常与野兽和邻族进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另一个是战士们在作战时的团结，这种团结精神是由日耳曼人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由日耳曼人的氏族和邻居合一以及战友和经济伙伴合一这种特点中产生出来的。日耳曼人从来不知道罗马人的军事纪律，他们对军人服从这一概念也完全是陌生的。可是他们生活所在的自然单位，战斗时的方阵^[1]的内部联系，作为道义力量源泉的互相信赖，这些都证明是不可战胜的，就是对身经百战的罗马诸军团^[2]来说也是如此。公元9年9月的日子里，日耳曼人在舍罗斯克部落酋长阿尔明的领导下，在条顿堡森林里一场历时三天的可怕的战役中，全歼罗马总督昆提留斯·瓦鲁斯的军队。
　　罗马人为了洗雪条顿堡战役失败的耻辱，不顾一切地想征服各族日耳曼人，所以在以后几年还连续发动了三次战役^[3]，满以为依靠他们强大的军队，凭藉他们异常锐利的武器就能征服弱小的日耳曼人。事实上，在正规的战役中，日耳曼人抵挡不住罗马人，可是按照罗马历史家塔西佗中肯的说法，日耳曼人即使在各个战役中不再是常胜的，但在整个战争中还没有打过败仗。日耳曼人用小型战争削弱罗马人的军队，崎岖无路的荒野地形极其有效地帮助了他们，罗马人最后只好放弃进攻。日耳曼人依然是自由的，这不单由于罗马世界帝国绝对不可能最终征服日耳曼人，而且还由于当时称霸世界的罗马帝国不管外貌多么辉煌强大，其内部已处于腐朽崩溃状态，因而不敢再次从事这种牺牲代价极大的征服战争。
　　因为罗马国家自从征服了地中海周围各国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剥削机器，其国家制度和赋税使人民大众愈来愈穷困。它以对内维持秩序、对外抵御蛮族来保持其存在。但是其秩序比最糟的无秩序还要糟，被罗马帝国声称为保护其公民而加以抵御的蛮人，却被罗马公民盼望为救星。官吏们肆无忌惮的压榨，扼杀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商业和工业；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最后结果，造成了普遍的穷困，交通、商业和艺术的衰微，城市衰落凋敝，尤其是农业倒退到更低的发展阶段。
　　在古代，农业耕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方式。罗马帝国的农民阶级在无休止的征战中赢得了罗马帝国的世界霸权，他们也就在这些战争中沉沦消失了。在意大利，已经形成了由奴隶耕种的庞大农庄，即所谓大庄园：它们或者是供放牧的草原，在这种草原上牛羊代替了农业居民；或者是巨大的田庄，它们把产品送到城市的市场上去销售。随着民生凋敝，这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能赢利，而这种经济在当时却是大规模耕作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样，就不能不倒退到小型耕作方式。大农庄瓦解为小块土地，租给佃户耕种，他们须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并依附在土地上，而且可随土地一同出卖。他们虽然不是奴隶，但却没有自由，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身。
　　古代奴隶制度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基督教的缘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基督教都善于和奴隶制度和睦相处。古代奴隶制度之所以崩溃，还不如说是由于这种制度在经济上已不再能赢利。但它在灭亡之时留下了它的有毒之刺，因为它把一切生产劳动都看作是奴隶的事情，看作与自由农民的身分不相称的事情。古代文化在这样的死胡同里是没有出路的；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已不可救药，而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道义上又遭到歧视。于是罗马帝国终究由于奴隶制度而崩溃了。
　　对于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愈来愈没有办法，直到公元五世纪，人数较少的日耳曼军队征服了无数国家，罗马帝国也就在日耳曼军队的暴力之下全面崩溃，濒于死亡的文化因而恢复了青春。

二、日耳曼一罗马国家

　　日耳曼各族侵入了罗马世界帝国：东哥特人侵入意大利，西哥特人侵入西班牙，勃艮第人（后来是法兰克人）侵入高卢，汪达尔人侵入非洲。当时日耳曼各族面临的任务是，用他们氏族制度的简单手段去统治一个在生产方式上虽然处于腐朽阶段、但是却高级得多的社会。这个任务已证明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古日耳曼制度缺乏各种统治机构。
　　还不如说，日耳曼各族是从一种盛行公社自由、贵族制度刚刚萌芽的状态，跌入了原始公社瓦解的深渊。这一深渊吞噬了存在于共产主义氏族制度基础上的公社自由人阶级。攻城掠地的日耳曼人取得了全意大利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高卢和全西班牙三分之二的土地，他们首先完全按照一直在实行着的氏族制度来分配这些土地。他们非常习惯于共产主义经济，以致连日耳曼制度消失得最早的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在当时也不例外，那里的日耳曼征服者虽然把占有的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其余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都分配给罗马人，但只用作耕地，另方面却把森林、水源和草原留为与罗马人共有的财产。。然而由于征服者的人数较少，他们不得不分散居住在各省，因此全国还有大片土地无人占有。氏族的亲属性质一天比一天松弛，最后，作为处理一切共同事务的决定机构的自由人大会也就这样消失了。
　　上述情况变得更为有害，因为与此同时，为了抵挡外来的敌人，新兴国家迫切需要把群众大会上选举出来的军队首领变成拥有广泛权力的国王。新兴的国王把他的亲兵，把被征服人民中的贵族分子（这些人的财产和知识对他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以及宫廷内的奴隶和被释奴隶，都看成是他的统治机构。于是他把分配土地时尚未被人占有的大片土地分送给这些人。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脱离人民的贵族，他们以占有大片土地为基础，仰仗经济上的势力，很快就从国王仆从的地位成长为可以左右国王的权贵。这些贵族的地位升得愈高，农民群众的地位就降得愈低。由于连年不断的内战和掠夺战争，充当军队核心的农民破产了，情况和当年罗马的农民阶级完全一样，他们在国王那里得不到保护，于是很快就到大领主那儿去请求庇护。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领主，然后又在各种不同的、常常变更的方式下租回这些土地，但是经常的方式是交付地租和服劳役。农民从这种依附的境地进而渐渐地、大多很快地连人身自由都丧失了。
　　从五世纪到九世纪，情况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看起来，这四个世纪似乎是在屠杀和焚烧中、在大规模的破坏中完全不留痕迹地过去了，似乎九世纪的社会和五世纪的社会几乎完全一样，主要的阶级仍然是大地主和依附农。这些阶级外表上虽然照旧未变，而实际上，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却完全不同了。古代的奴隶制度消灭了，把劳动一概轻视为奴隶性质的自由的游民无产者也消失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没落文明的泥淖中，而是在新文化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社会的主人和奴仆，与罗马时代的前辈相比较，都是成年的一代。强大的领主和服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旧世界来说是没落的最后阶段，现在却变成了新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这四个世纪看起来没有什么进展，事实上它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产物：近代的民族，即为今后的历史把人类作了一次新的划分。
　　其次，日耳曼人用他们个人的英勇和勤快，用他们的自由精神和把一切公众事务视为己任的民主本能，使不可救药的奄奄一息的文明得到了新生。简言之，他们用一切罗马人所丧失的但只能赖以从罗马世界的泥淖中缔造新国家和新民族的那些特性，拯救了垂死的文明。他们改变了古代婚姻的形式，削弱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权，使妇女们获得了比希腊和罗马时代较高的地位。他们至少在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在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利用在封建国家中实行农村公社的办法，挽救了它们的一些古老制度，从而使农民这个被压迫阶级即使在中世纪受苦最深重的农奴制度下，也获得了地方性的联系，获得了古代奴隶未曾有过的一种反抗手段。
　　最后，中世纪的依附关系，甚至农奴制度，不仅本身就是比古代奴隶制度较为缓和的奴役形式，而且特别是由于这些奴仆或农奴已经构成一个阶级，从而就能够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越来越有成效的斗争，因此比古代奴隶制度要优越些。而古代奴隶暴动，没有一次不是以彻底失败告终。
　　这时，使罗马世界帝国变成一些日耳曼一罗马国家的主要杠杆就是基督教会。教会教导日耳曼人，指导他们掌握罗马人的生产方式；只有基督教会才有这样的能力。
　　基督教就其起源来说，既不象它的信徒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超乎尘世的启示，也不象资产阶级启蒙作家一再主张的那样是骗子手的骗局。实际上，它作为一种世界宗教，不如说是希腊一罗马世界的一种产物。基督教的教义几乎都可以在犹太作家斐洛的作品中找到，斐洛在他无数的著作中把犹太教的宗教传说和希腊的哲学融合为一；而基督教的伦理学几乎都可以在罗马哲学家塞内卡的言论中找到，塞内卡谆谆告诫，教人安于贫困、节制有度、多修德行，尽管他是当时臭名远扬的尼禄皇帝的心腹，身后还留下了来路不正的共值六千万马克的财产。人们可以从约翰的启示录中看出基督教最初的面貌；启示录是《新约全书》最古老的经文，充满着迷乱的狂热，苦行的劝化，预言和幻象。
　　由于这些思想流派产生在罗马世界帝国土崩瓦解时所普遍存在的颓废和绝望的情绪之中，因此它们反过来发生其影响，尤其影响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能或不愿以追求最起码的感官享受作为逃避手段，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因而寻求精神上的解救，以资替代，寻求意识中的一种安慰，以防止自己完全毁灭。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憧憬在受苦最深、沉沦落魄的社会阶层中间，也就是在奴隶中间，最为盛行。由于基督教不需要任何仪式，由于基督教把当时广泛流行的关于人之所以遭到普遍毁灭是咎由自取的心情，明确地说成是每个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宣扬教主的献身殉难，从而提供了一种到处都易于理解的、人人向往的内心解脱的形式来使人们摆脱万恶的世界，因此基督教表明它有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第一批基督教徒从现实的苦难中逃脱出来，躲入对未来的希望之中，期待着基督将要在地球上建立的千年盛世。他们完全用尘世感官的方式想象这个千年盛世；开头几个世纪的教父^[4]并不是不屑于描述将在这个千年盛世流行的博爱和饮酒的欢乐的。等到基督教不再是不幸者和被压迫者的信仰时，等到它变成豪富权贵们的信仰时，千年太平之说^[5]亦即对世上千年盛世的期待，才为正式的教会所摒弃。教会感到其中颇带有革命的意味，于是为了万全之计，就把这极乐世界干脆搬到云端去了。
　　虽然对于千年盛世的期望支配了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可是给基督教带来胜利的却并不是这些期望，而毋宁是它为了设法解除正在没落的帝国最大的社会灾难，即解除群众贫困的压力而作的努力。基督教的教区起初试图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是这样的企图失败了，因为耶稣以前的共产主义仅仅限于消费，而不包括生产；奴隶经济对生产劳动的轻视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最初一批教区对于生产漠不关心。如果说它们也想到了生产的话，那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当时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使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迅速告终，尽管较老的教父在说教时还经常十分激烈地反对财富和财产不均的现象。基督教虽然解决不了群众穷困的问题，消灭不了财产不均的现象，可是它在初期毕竟还是为限制群众贫困化作了许多实际工作，这在不小程度上保证它能获得它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但是，新的宗教既然由于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没落而证明它是无法克服当时存在的阶级对立的，那末，也就从它本身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阶级对立。第一批教区的权力和财富增长起来了，于是从这些教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自治机关中产生出了一个统治阶级——教士，他们渐渐变成了全教区成员的主宰。组成这些最初的教区的贫穷受苦的人们既无见识，也无力量来维护他们的民主权利；主教们愈来愈不受他们选民的约束，早在三世纪时，各地的教区就几乎仅仅享有批准教会官员的权利而已。
　　教士们组成了排他性的集团，集团内部互相提携，它们随心所欲地支配了教会的财产。
　　与此同时，原来完全独立自主的各教区现在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它们联合成为一个大的联合组织——总教会。相同的观点、相同的目标、相同的路线很早就使各个教区以派遣代表和互通书信的办法来彼此交往，到二世纪末期各省的教会已经组成了更为巩固的联合组织，其最高一级的组织就是代表大会，也就是主教们的教会高级会议，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帝国第一次教会高级会议。会议上掌握大权的是那些代表最强大、最富有的教区的主教；罗马的主教终于成为基督教的领导者。
　　在基督教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曾与国家政权发生过多次大斗争，国家政权当然不会允许出现国家里的新国家的；也曾有过各组织之间的、各组织内部的以及教士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教士往往取得胜利。但是在这些斗争中，教会却成了罗马帝国境内把古代社会所拥有的智慧和活力综合起来的组织。自从教会在政教斗争中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之后，教会就开始去征服政权。四世纪初，一位狡猾的觊觎王冠的主教认为，谁能讨上帝的欢心，换言之，就是谁能联合基督教的教士，胜利便属于谁；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就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境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从那时起，教会的财产才日益增多起来，教会真正成为巨富，教士们完全不依赖教徒群众。可是随着财富的激增，教士们却不再为穷人的利益经管教会财产了，他们糜费教产，过着豪华的生活。为了防止这些牧师挥霍教会的全部财产，五世纪时有了规定，必须至少把教会收入的四分之一留给穷人，在其余四分之三中，四分之一归主教，四分之一归教士，四分之一充作文化经费。
　　虽然如此，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教会产业仍应是穷人的财产；只要基督教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继续存在，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也就一直无法完全抹杀。

三、中世纪的教会

　　在日耳曼蛮族侵入罗马帝国，从而使群众贫困不再是普遍现象时，情况才有所改变。
　　中世纪虽然还存在着大量的群众贫困现象，但是这种贫困的原因在于战祸、歉收或瘟疫，而不是由于一无所有的赤贫。基督教教会善于适应这种新情况，它从慈善机关一变而为政治组织。教会的产业就不再是穷人的财产了。九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大胆伪造的教会法令汇编，名为以锡多教谕^[6]；根据这部法令汇编，罗马教皇有权要求获得世界霸权；法令汇编变成了教皇政策的根据。按照这部法令汇编，所谓穷人只能被理解为立过安贫誓言的教士，而教会产业就是这样一类穷人的财产。十二世纪时，这种理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教皇的如下要求：教会的一切财产都属于教皇，历届教皇均能按其心意处理这些财产。
　　这时，罗马教会就作为政治势力统治着整个中世纪。它作为把罗马帝国维系起来的组织、作为罗马帝国生产方式的代表来同入侵的蛮族相对抗；虽然蛮族在道德上和体力上比退化了的罗马人优越，虽然罗马的生产方式已经腐朽，但它还是比入侵者的生产方式优越。教会把较先进的农耕方法传授给日耳曼人，一直到中世纪后期，寺院始终是农业的模范机构。僧侣们把手工业和艺术教给日耳曼人。教会尽最大努力来促进商业。中世纪的全部知识都集中在教会里；教会提供医生、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因为只有教会有文化知识，所以新国王们所必不可少的自吏也由教会来提供。随着国王统治人民的权力的增长，教会驾驭国王的权力也跟着增长。国家权力的任何扩张都意味着教会势力的加强。主教辖区就是靠掠夺非基督教国家的土地而建立的。
　　当然，教会要索取高额的报酬，什一税^[7]——中世纪唯一的统一税收——的税款流入教会的金库。但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权力源泉是土地所有权，中世纪的教会设法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教会比国王和贵族更善于充分利用这种权力。教会的庄园种得最好，人口也最稠密，教会的城市最繁荣；教会从中取得的收入和权力也比拥有同样面积的领地的贵族或国王的都更大。他们不必象国王和贵族那样把收入的绝大部分耗费于战争目的；虽然中世纪的修道院长和主教也是彼此斗争不已，可是他们不象世俗诸侯那样依靠战争。所以他们不必异常凶残地剥削那些依附农和农奴。中世纪有句谚语：在曲柄杖（主教职位的象征）下。日子过得好。
　　即使到了以后，教会也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那些起初曾使教会壮大起来的传统。因为教会的收入绝大部分是实物，所以尽管僧侣们在生活上挥霍无度，但粮食却总是堆满仓。遇到某地发生战祸或灾荒时，教会就能用他们的余粮来赈济受灾者，教会也乐于进行赈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赈济穷人会使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多么大的势力。
　　因此。在中世纪的社会组织中，任何一个阶级对于保持教会都不会持有异议。当然在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国王和贵族，教会曾与他们发生过多次激烈争吵。然而他们虽想限制教会的权力，但他们不可能，也没有想要反对一般教会的存在；因为这样就会意味着对中世纪社会本身的打击。教会统治着中世纪的整个物质生活，从而也统治着整个精神生活；教会随着整个人民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直到经过了几个世纪，教会的思想方法已变成一种本能，人们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地盲目服从这种本能的支配，直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于家庭生活的一切表现统统都带有宗教形式。
　　那些在与罗马教会相对立的情况下企图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其国家的日耳曼部落，譬如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都衰亡了。但一开始就在与罗马教会相联合的情况下建立其国家的部落——法兰克人，却取得了西欧的霸权，尽管他们在基督教德行方面并无胜人一筹之处，而且是日耳曼部落中声名最狼藉的一个，特别是496年改宗基督教的国王克洛维，就是历史上闻名的暴君之一。这位法兰克国王与罗马教会的首脑（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联合起来，把西欧的基督教徒团结成为一种有世俗的和宗教的两个首脑的统一整体；这种统一整体对于抵御从四面八方入侵的敌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统一整体不久就导致了皇帝和教皇之间十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使整个中世纪永无宁日。虽然1077年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宫低声下气地向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认错赔罪——这已成为足以证明教权高于皇权的话柄——曾使皇帝获得了其实仅仅是暂时的成功。因为亨利四世对罗马教皇的宗教忏悔（按照中世纪的观点，这种忏悔根本不算耻辱）曾使教皇要与德意志诸侯结成联盟以推翻皇权从而统治世界的计划归于破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教斗争终究还是总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
　　教皇势力之所以能胜过皇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教皇在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中善于发展自已的势力，成为更强大的力量。因此，对于信奉基督教的各族人民来说，教皇比皇帝更必要得多。罗马帝国的崩溃不但使日耳曼人处于流动状态，并且也使所有毗邻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人的半定居或完全不定居的许多蛮族统统都处于流动状态。斯拉夫人向前挺进，渡过了易北河；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匈奴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野蛮的游牧民族一个接着一个蜂拥而至，他们的掠夺性的进军向前伸展，一直到莱茵河的对岸，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直达意大利北部。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来了勇敢的海盗民族诺曼人；他们控制了波罗的海，征服了俄罗斯；他们发现美洲要比哥伦布早得多；业已定居的日耳曼各族从八世纪末到十一世纪这一期间内积累起来的文化，都有被诺曼人摧毁之虞。但对日耳曼人来说，最危险的敌人还是来自东方的萨拉森人，他们受阿拉伯人的驱使，向西侵略，想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中夺取财富和强占住地。
　　十世纪时，教皇在反对那些几乎要进入基督教世界的大批敌人的斗争中，成了战绩辉煌的领袖；此后，教皇自然就获得了世界霸权。教皇用当年征服日耳曼人的那种力量来制服斯拉夫人，使斯拉夫人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也就不得不接受罗马的生产方式；教皇使斯拉夫人定居下来，他们就不能为害了。接着，罗马教皇和诺曼人结成了同盟，联合起来反对萨拉森人。诺曼人成为教皇的藩属，教皇就把他们已夺得的土地分封给他们；诺曼人还在教皇的帮助下征服了英国和南意大利。而在诺曼人的帮助下，教皇则发动了对萨拉森人的进攻，这些战争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开始于1095年。
　　尽管如此，诺曼人还是教皇管辖下不大听话的藩属，他们为领土欲所驱使，又来到了东方，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塞浦路斯建立了封建国家。当他们充当十字军的先锋部队时，队伍的兵员都是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再也忍受不了封建主压迫的农奴，以及没落的小贵族，其中有一个小贵族自称为穷光蛋的瓦尔特，他凭着教皇的强大无比的势力，也能招募到一些实在无可奈何才佩上了教皇远征军十字架标记的战士，来到了东方。德意志皇帝参加远征的，就不止一人。
　　随着十字军东征而登峰造极的教会专制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世俗专制主义的力量则相对地日益削弱。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村公社范围内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通常由一个或几个村庄组成一个农村公社；其森林、牧场和水源为共同财产。整个中世纪的生产过程都是在农村公社内进行的。农村公社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它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一切，完全自给自足，因而与外界几乎不发生任何经济上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中世纪所特有的小邦分治主义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极端松弛的。
　　国家虽然形成得很快，瓦解却也很快，民族共同语言也根本不能成为强有力的维系工具，因为农村公社成员在经济上的互相隔绝曾方便了地方方言的发展。与国家内部的联系松弛相适应，国家元首国王的权力也是很小的。国王权力的主要基础是：国王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但他并不因而就能超过其他大地主的联合势力，他至多是在他们中间居于首位而已；当封建贵族支配了愈来愈多的自由农民，从而势力日益强大时，国王的那种不很强大的地位也随之日益削弱了。
　　当然，国王可以从逐渐成长着的城市方面获得可靠的支持。中世纪城市的基础，同样也是农村公社。城市是依靠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即使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混乱不堪的时代，商业也从来没有完全停顿过。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广大农民群众当然不需要商业，但是国君、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却需要较为发展的工业产品、精美织物和装饰品等等，这一切只有通过贸易才能得到。作为一种为了防御盗匪袭击而用高墙围起来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就产生了；作为工业产品的市场，城市引起了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的发展。以前一直有依附身分的城市手工业者设法摆脱他们的依附义务，附近的有依附身分的手工业者也逃到城市里来，如果他们有希望获得城市保护的话。手工业者受到农村公社的、从而也受到城市当局的排斥，城市政权始终掌握在已变成专横跋扈的贵族的那些原先的农村公社成员后裔的手里。但是手工业者却按照农村公社的模式在行会中组织了起来，并且同旧氏族进行斗争，而且常能获得胜利。在这些反对贵族地主的斗争中，手工业者对于正在争取减轻封建负担的农民也寄以一定的同情。这两个阶级有时并肩进行斗争；在小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支民主力量，但这支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克服以往农村公社互相隔绝的状态反而把这种隔绝状态带到更大的范围里去，即带到行会及城市里去。
　　因此，除了农村公社之外，面积有大有小的城市就作为第二种经济单位而出现了。然而各个城市之间互相隔绝的情况依然存在；虽然城市起先是国君反对贵族时的一种支持，但城市愈繁荣，它就愈有变成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新因素的危险。然而在各城市内部，这时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它创造了近代民族和近代君主国家。

　　 材料来源
　　研究纪元初期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斗争，参阅：汉斯·台尔布吕克的《政治史中的战术史》第2卷的前几章；《新时代》增刊第4期刊登一篇评论文摘：梅林：《一部战术史》。
　　关于日耳曼—罗马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关德意志国家形成的一章中，作过极其宝贵的指示。其次，可参阅拉姆普勒希特的《德国史》，阅读该书的前几卷，特别是第1卷。这部历史巨著后几卷写得每况愈下，工人们去阅读它们简直是浪费时间。
　　关于基督教的起源和中世纪教会的统治，参阅考茨基的下列各种著作：《基督教的起源》这是一本基本的著作，当然与德国史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次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该书的第1卷第1章研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最后是《托玛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该书的第1章出色地讨论了怎样从封建的中世纪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写得极其简要，可是却比任何一本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都详尽得多。

^[1] 军事的四方队形，利用步兵纵深布阵的办法，在敌人骑兵进行侧面进攻时掩护步兵。这样的队形能把装备最好的军队放在最前列，并用密集冲击的方法补救其余战士的装备不足。——原注

^[2] 罗马军队的单位，定员为每军团约四千二百人。军团不是战术单位，而是管理单位。——原注

^[3] 公元14年、15年和16年在格曼尼库斯率领下发动的三次战役。——原注

^[4] 教父：指二至六世纪时古基督教的教师和作家，他们的著作被当作正统教义的范本。——原注

^[5] 千年太平之说：即关于世界末日以前一千年间耶稣再度治世的传说。——中译本注

^[6] 据台尔布吕克说，这是“一部关于基督教权利来源的最大胆和绝妙的贋造作品”传说由以锡多·麦克托所编。作品的原作者在何地与为何目的而编写此书，均无法査考。——原注

^[7] 什一税：按任何生产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交纳，原先是交纳实物，后来改交货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