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弗兰茨·梅林 ->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三章 法国革命及其后果


一、法国大革命
二、革命战争
三、德意志帝国的崩溃
四、普鲁士的改革和解放战争
五、德国的复旧
六、美学光辉的王国
七、歌德和席勒。浪漫主义派
八、费希特和黑格尔


一、法国大革命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由于它在欧洲所起的影响，曾使当时正在封建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国又获得了生活能力——按这个词在历史上的含义来讲。
　　在这次革命中，相互斗争着的诸阶级和政党，一开始就剥下了一切宗教外衣，公开宣布自己的世俗目标，以完全世俗的方式彼此进行搏斗。这样，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基督教，就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宗教已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前进着的阶级的思想旗帜，它愈来愈被统治阶级所独占。从此以后，不管统治阶级本身是否信仰宗教，凡得到人民信仰的宗教都被他们利用作为单纯的统治工具了。
　　在1648年到1789年这一时期内，当时德国还处于惊人的支离破碎状态，而法国的专制君主政体则已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形式。在这个制度中，国家权力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凌驾于诸阶级（在经济上讲）和诸政党（在政治上讲）之上独立地存在着，这些阶级和政党都不够强大，都不足以独自夺取统治权。专制制度使现有的各阶级互相钳制，使各阶级都处于暂时休战状态，使各阶级都为专制君主服务。
　　然而国家权力的独立存在毕竟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专制政体使封建诸阶级去反对近代诸阶级，同时又使近代诸阶级去反对封建诸阶级，它既依靠这些阶级，又依靠另一些阶级。它不敢让任何阶级过分强大，可是正由于这个原因又不敢让任何阶级一蹶不振。为了维持专制制度的行政机构和它的常备军，它就必须促进农业、商业和工业。充分促进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它也不敢和封建等级决裂，它要利用封建等级来对付资产阶级，以保持均势，特别是也由于专制君主往往就是该国最大的地主，因而和其他的大地主、和贵族与僧侣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在专制政体的身上几乎依附着两个灵魂：一个是已启蒙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依靠这个灵魂去专心致志于尽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另一个是封建的、中世纪的灵魂，要它一心一意地尽量压榨本国的民脂民膏，以便封建阶级能享用这些掠夺物。可是这两个灵魂不能长期地和平共处，专制制度如不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无法使贵族满意；相反地，随着历史向前发展，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会愈加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贵族，因而专制制度必然要愈加动荡不稳，因为专制政体正是建立在各统治阶级的这种均势的基础之上的。
　　对被统治的诸阶级来讲，这种专制的制度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城乡劳动人民在法国专制制度下，即使在它的全盛时代，就已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据资产阶级历史著作所述，专制制度居然是在它保护弱者反对强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不过，这只能被理解为专制君主制度对经济状况的干预。这种干预为的是促进所谓民族财富，也就是促进商品生产。这种干预对劳动阶级并无好处，而只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一部分是直接通过垄断、保护关税、财政上的支持来实现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通过废除或削弱农奴制度、改善学校及类似的措施来实现的。对于劳动阶级，专制制度是从来不关心的；如果说专制制度对劳动阶级显得还有某种兴趣的话，那末，它所关心的不是把奴隶变成人，而是把封建剥削对象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对象。
　　农民们辛勤一生仍不得一饱，他们不久就学会游手好闲。愈来愈多的田地荒芜，到1750年已经有四分之一的耕地无人耕种。城市工人的生活也同样凄惨困苦。全国手工业和商业都受到极严格的行会控制，连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业部门也都渐渐地被组织到手工业行会里去了。手工业的垄断化使无数的帮工无法升为师傅，他们走遍整个法国，找不到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定居下来，终于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警察的驱逐和迫害之下，偷偷地靠手艺糊口。最后，人们只得听任这种不合理而毫无意义的本国劳动组织破得百孔千疮，而且是以最明显的方式听任它落到这种地步的。正如债务人和罪犯能找到不受法律管辖的避难所那样，人们也满足于让那些无家可归的无权的劳动者找到避难所。这种避难所当时在巴黎有两处：唐普尔区和圣安托万郊区。特别在这个郊区，到革命爆发时，已聚居了七万名工人。每一个角落里都挤满了被排挤出来的人，因为他们在官方的社会场所里无法找到栖身之地。圣安托万郊区变成了真正的革命发源地，从这里冲出了攻陷巴士底狱的勇士，它也是挡住了反革命浪潮袭击的堤防。
　　假如城乡劳动者的这种境况能够充分暴露专制制度的所谓君王关怀的实质，那末，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认为这样的国家形式对他们愈来愈没有好处。农业生产日益凋敝，这阻碍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发展，而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则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愈来愈僵化的行会规章妨碍他们自由利用劳动力，而他们就是从劳动力中吸取剩余价值的。正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受到阻碍时，专制君主向他们提出的税收要求又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对当时的条件来说闻所未闻的地步。法国的几代国王越来越不懂得要去认识专制制度所依靠的资产阶级的那一面。他们完全被封建阶级即贵族和僧侣所左右，在宫廷里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这种生活把法国带到了破产的边缘。
　　为了避免国家破产，法兰西国王在1789年初召开了由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但是在这些代表当中，资产阶级占了很大的优势。以致他们能使这个封建等级会议迅速变成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而贵族和僧侣的内部分裂，当然又非常有利于资产阶级。一条老经验是：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的内部愈腐朽，它们在外表上也就愈分裂，因而往往就大大方便了革命政党的向前挺进。1789年8月4日夜间，国民议会扫清了封建的和行会的一切腐朽制度，废除了农奴制度，废除了领主法庭、什一税、法衣费以及官职出卖制度。
　　这一夜，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它对这种盛名当之无愧，因为它在短短的几小时内清除了一大堆在德国至少要六十年才能扫清的垃圾。反之，如果去宣扬特权阶级8月4日夜间所表现的“英勇牺牲精神”那是不正确的。他们只是放弃了1789年夏天在法国各地纷纷发生的千百次农民暴动所已经彻底摧毁了的那些东西。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至少能使自己获得索取补偿的权利。
　　当然，要保证资产阶级的胜利，单靠农民是不够的。农民太分散，太缺乏组织，离巴黎——当时政治运动的中心——又太远，不便于发动一场突然事变。因此，巴黎的近郊变成了革命的大本营，在那里，大量聚居着国内最大胆无畏和最有实干精神的人，他们都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却能得到一切的人，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另外还有具有十足的闯劲，能在革命洪流中猛冲猛打的游民无产阶级。
　　有人把这样的革命群众与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这是别有用心的。当时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完全荒唐的，因为，现代含义下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在当时是缺乏一切先决条件的。然而社会民主党不必因这样的比较而感到羞愧，当时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1]（以他们的无产阶级服装命名）或雅各宾党人[2]（以他们最强大的组织命名）虽然还不是现代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革命者。
　　他们粉碎了宫廷和封建阶级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当欧洲的列强对法国发动战争来扼杀革命时，他们拯救了法国。

二、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于1792年爆发，在二十年期间席卷了整个欧洲。
　　这次战争起源于1789年8月夜间的决议。通过这些决议，那些在阿尔萨斯拥有巨大产业的德意志帝国各邦君主、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的封建特权，一下子被打得精光，虽然那些受到损失的帝国诸侯可以力争：在法国兼并阿尔萨斯时，有国际协定保证他们的封建特权，但这也无济于事。
　　但法国国民议会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挑衅性的意图。它当然不会想到要给德国贵族地主和僧侣在阿尔萨斯保留那种从国内的法国贵族地主和僧侣那里剥夺的一切特权，特别是由于废除封建赋税、劳役和徭役，阿尔萨斯已真正和法国融合成一体。但国民议会宣布愿意支付任何赔偿费，因之，要消除这一国际冲突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如果这一冲突未能消除，那末这完全应该归咎于阿尔萨斯的德意志帝国各邦诸侯，因为他们坚持这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要恢复他们的封建特权。
　　他们得到德国小邦暴君们的热心支持，这些暴君正企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大挫法国革命的锋芒。特别是莱茵河畔的教会诸侯竟不顾任何国际公法，允许那些因害怕革命而从法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乌合之众，在德国土地上备战，以反对他们的驱逐者。尽管这些备战行动并不危险，然而却刺激着法国的民族感情。特别是当法国国王和法国王后——一位奥地利的公主——企图通过叛国阴谋唆使外国列强武装侵入法国的时候，法国民族感情所受的刺激就更加厉害了。1791年法国国王夫妇企图逃亡未逞，法国全国哗然，民情鼎沸。人们猜想，并且猜想得完全正确：国王企图带领外国军队返回法国，使专制君主政体复辟。这时，他就必须身受最难受的屈辱了。
　　这样一来，德国的一些巨头们就行动起来了。首先是德皇利奥波德二世——法国王后的兄弟；其次还有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他起先还曾向法国革命献过殷勤，甚至通过驻巴黎的公使与巴黎国民议会的民主党建立了亲密关系——他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目的的热情，而是对法国君主政体受到损失而幸灾乐祸，他企图借法国革命的烈火来煮霍亨索伦家族国内政治的鸡蛋。然而当他一发现这场烈火并非儿戏时，就立刻改弦更张，凶象毕露，装作是误入歧途的骑士，挺起锈痕斑驳的长枪冲向革命的巨龙。然而，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虽然挥舞军刀，颇为自得，但并不认真想大动干戈。这时，在1791年秋天新选出的巴黎国民议会中也出现了好战情绪，这届国民议会受吉隆特党人控制，吉隆特党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党，他们的主要地盘是法国西南部的几个商业城市，他们对巴黎雅各宾党人的权力日益增强很感不满。他们煽动由于德国诸侯的挑衅在法兰西民族内部引起的战争情绪，他们的目的和希望在于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有力的分子从革命热潮中赶到战争中去，以便除掉他们，于是他们强迫国王在1792年3月1日向德皇宣战
　　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担负这场战争的罪责。归根结蒂，革命战争的起因在于一个资产阶级的欧洲和一个封建的欧洲无法共存，两者迟早总会在这个或那个事件上发生冲突的。只要受威胁的是法国专制王国，其他一些专制王国，首先是普鲁士，就会带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坐视劲敌陷于困境。但后来彼此之间却拼凑了“反动集团”，因为这时法王为叛国阴谋所受的各种屈辱无异是一个信号，预示一种威胁着所有欧洲王座的危险。起先，封建列强这一边拥有极大的优势，但他们在历史上已经衰老腐朽，互相仇恨妒忌，尔虞我诈，不能团结起来向共同的敌人进攻。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胜利本身，而是能分到多少战利品。他们还没有把熊打死，就已经想分割熊皮。因此，当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792年7月1日开始扑向革命的法兰西的时候，它们就如两只互相猜忌的猛兽，相对低声咆哮，怒目而视。
　　当普鲁士军的统帅布伦瑞克公爵发布檄文扬言将把巴黎夷为平地的时候，这次封建的冒险行动就立刻暴露为一种可鄙之极的轻举妄动。这种无耻的恫吓使法兰西全民族群情激昂。在斯特拉斯堡，第一次响起了马赛曲的不朽歌声，它号召全体公民拿起武器。在普鲁士军到达法国边境之前，法兰西王国已在1792年8月10日被推翻，国王和王室全都被捕下狱。普鲁士军虽然后来突入法国境内，但当它在发尔密[3]附近和法国军队遭遇时，就慌忙折返德国，因为这支法军能够坚决抵抗，虽然普军兵力当时远较法军为优。由于这年秋季天气阴寒，香槟地区泥泞不堪，加上瘟疫流行，当这支普军七零八落地重返莱茵河畔时，兵力只剩下一半。
　　但在法国，王国一被推翻就选出了国民大会，它现在是全国唯一的主权者，以无比的毅力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用来镇压内部的卖国贼和击退外来的敌人。它审判了罪孽深重的国王，并在1793年1月21日处以死刑。它以红色恐怖来镇压一切封建反动分子，并发动群众，使敌军被困，无能为力，这些敌军几乎是从整个欧洲在1793年派来进攻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封建军队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被法国志愿军首创的新的作战方式所抵销。法国志愿军都是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不象雇佣军那样要用棍棒逼着打仗，挤在封闭的兵营里，从仓库里领取给养。他们进军神速，以散兵线作战，利用一切地形打击敌人。他们可直接从民间取得食粮，能自备给养。一切雇佣军的积弊，兵士的大批开小差，在他们那里是始终完全没有发生过的。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使法国革命能胜利地抵抗封建的欧洲。起先是普鲁士，由于兵源和财源枯竭，退出了这场苦战。当普鲁士于1795年4月5日在巴塞尔与法兰西共和国媾和时，普鲁士邦已完全分崩离析，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同样地破了产。
　　在这次和约中，普鲁士背叛了它的封建盟友，特别是它的盟邦奥地利。它放弃了已经被法军攻占的莱茵河左岸的领地，但它却设法在全面媾和时给自己弄到一笔补偿，也就是劫掠莱茵河右岸的各教会小邦，双方默认这是媾和的先决条件。在巴塞尔和约中，终于规定了一条所谓分界线，这条线包括德国北部和中部。法国答应，只要线内的各德意志邦严格恪守中立，它就一定尊重这条分界线。
　　在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封建大联合中，普鲁士首先力量不支。它退出了这一场大规模的国际纷争，以便在怯懦的中立的保护下苟延残喘，这遭到了普遍的痛恨和鄙视。它和革命力量交锋不久，就彻底地垮了台，无论在思想或道义方面，在财政或军事方面，都彻底地垮了台。其他一些封建列强则还能继续对革命作战一个时期。

三、德意志帝国的崩溃


　　还在巴塞尔和约之前，雅各宾党人在巴黎的统治就崩溃了。战争帮助他们取得政权，但他们根本不想为一个敌视他们的社会去作战。他们越是无情地扫除封建剥削，他们就越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压榨，资本主义剥削在封建制度被推翻后就越发厉害了。抑制资本主义剥削并消除这种剥削的基础，这就是巴黎革命者除了反击国外敌人之外的主要目标。
　　仅仅由于他们怀有这个目标，他们就大胆地想要解决这个在历史上还不可能解决的任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时还处在上升的发展时期，还没有任何可能用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它。因此雅各宾党人只能以暴力来干预经济生活，限定粮食价格的最高限额，把剥削者、交易所经纪人、投机商斩首。但他们把这条九头蛇的头砍掉得越多，新的头也长得越多。尽管雅各宾党人宣布革命永不休止，并不断加强原来为战争所迫而施行的红色恐怖，但都无济于事。这样一来，他们与国内其他各阶级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在对国外敌人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巩固以后，在红色恐怖已不再是拯救革命的必要措施时，红色恐怖已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阻碍而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各宾党人的失败已无法避免。1794年7月和1795年5月他们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再也不能重整旗鼓。但是他们曾拯救了革命，曾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彻底性扫除了封建王国，他们的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现在，法国资产阶级可以放手建立自己的统治，其方式是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由五人组成的执政内阁。然而现在再没有别人为他们火中取栗了，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这时，他们立刻暴露出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很有使封建列强重新取得优势的危险。内部和外部的迅速瓦解就成为这一资产阶级统治的特征。
　　因此，当1799年雾月18日（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将军（1769—1821年）发动政变，驱散了无能的督政府并自封为军事独裁者（起先是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到1804年则成为法国皇帝）时，全国都欣喜若狂地表示欢迎。有人以流行的自由主义方式，把雾月18日的政变简单地称为对自由的背叛，并且只在一个天才冒险家的野心中去寻求他的动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毋宁说，波拿巴是从法兰西革命的遗产中汲取了力量，又把这遗产从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消灭。虽然他的军事天才这么大，他还是能看清楚：他的军事征服在历史上的合法权利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在那里插上他的战绩辉煌的鹰旗，他就进行资产阶级改革。
　　1801年他首先成功地迫使德国皇帝弗兰茨一世求和。在这个1801年2月9日于洛林地区的小城吕纳维尔所缔结的和约中，德皇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放弃了莱茵河左岸的地区，正象当年普鲁士在巴塞尔和约中做过的那样。莱茵河从此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国界。一千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以及几乎四百万居民，将近德国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不再是德国的了。吕纳维尔和约又责成德皇牺牲德意志帝国迄今一直保持的体制；莱茵河左岸的世俗诸侯所受的损失将在帝国内部用教会诸邦来补偿。
　　这时，德意志诸侯就开始进行一种可耻的土地交易。拿特莱茨克的话来说，诸侯就象一群饿蝇那样一窝蜂地飞向祖国正在流着血的伤口。他们丧尽廉耻，竞相奔往巴黎，对法国大臣们行贿，为的是尽可能多分得几块土地。普鲁士也垂涎欲滴地参加了这一令人作呕的交易；而力图使教会诸邦少受损失的奥地利，也建议把德意志帝国各直辖城市[4]听由一批破了产的诸侯分配。这一建议受到了这批无赖诸侯喝彩欢迎，但他们对教会产业的贪欲却并不因此而稍减。
　　在波拿巴以一年多的时间观看了这场可厌的交易，而累根斯堡[5]德意志帝国国会又显得完全无能去管束这群你抢我夺的饿狼以后，波拿巴和俄国在重新安排德国事务的问题上取得了协议。遵照法、俄两国的授意，累根斯堡国会通过了所谓帝国代表权总纲（1803年2月23日），一举而消灭了不下一百十二个德意志邦；教会邦和帝国直辖城市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前者剩下三个，后者剩下六个。奥地利从战利品中所得仅仅和所失相抵，而普鲁士却得到较优厚的照顾，因为在奥地利的肉体中保留这根利刺是符合法、俄两国利益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三邦最走运，波拿巴想把他们变成对他俯首贴耳的附庸国，以便通过它们去统治南部德国。
　　就在1803年这一年，法军占领了北德的一部分土地，占领了汉诺威选侯国，汉诺威是由于共戴一君而和英国结成盟国的。英法战争在亚眠和约（1801年10月11日）取得短暂的休战后又重新爆发了。英、法两国正作为两个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在争夺世界市场的控制权。这种利害冲突是无法通过和约消除的，只有当两国中有一国取得胜利，冲突才能消除。法军占领汉诺威的用意在于封锁这块德国土地，不让它继续成为英国向欧洲大陆倾销商品的门户。这样一来，法国当然就破坏了巴塞尔和约中规定的分界线，而法国曾向普鲁士保证将尊重这条分界线。但柏林方面却没有勇气对这种公然肆意违约的行为认真提出抗议。
　　而英国政府却成功地挑动奥地利和俄国对法国进行新的战争。1805年4月，这个新联盟结成了，这次联盟和过去的几次联盟同样反动。但这三大国现已懂得要制服法国是多么困难，它们努力争取普鲁士作为第四个盟国。于是普鲁士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狼狈境地。它不愿得罪法国，也不愿得罪英、奥、俄三国联盟。和过去一样，它仍然不能执行明确的、前后一致的政策，于是只得采用可鄙的欺骗手法。
　　由于沙皇扬言要他的军队通过普鲁士国境，普鲁士政府便动员它的军队待命。但当拿破仑不先给柏林方面打招呼就径自作出沙皇所威胁要作的事情时，也就是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通过普鲁士国境时，普鲁士国王才答应给沙皇以援助。他派豪格维茨伯爵去见拿破仑，要以战争来进行威胁。但在这位使节到达目的地时，拿破仑已于1805年12月2日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给俄、奥联军以迎头痛击，于是这位普鲁士特使赶紧和拿破仑订立攻守同盟，盟约随即为普鲁士国王批准。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执行过比这更可鄙、更怯懦和更卑劣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奥地利不得不于1805年12月26日签订舒恩布仑和约。奥地利在和约中同意放弃面积一千一百四十平方英里、居民将近八十万的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又为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所得。此外，拿破仑还把王冠恩赐给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国，这些新攫取到的土地和过去得到的占领地的主权全都交付这两个邦和巴登选侯国。
　　这是莱茵联盟的开始，也是德意志帝国的末日。拿破仑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德国南部，以便在奥、普两国稍有异议时立即予以镇压。然后他便着手粉碎帝国代表权总纲所许可存在的帝国体制残余部分，并着手扫荡德国南部和西部直属帝国的小诸侯、伯爵、领主和骑士，此举对南德的中等国家带来了好处。这些中等国家永不可能成为法国的危险的敌手，却能成为法国的颇为有用的附庸国。德意志君主们于是又再次风尘仆仆地奔往巴黎乞求开恩，有几个小邦暴君还对法国大臣行贿，以保住自己。但是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处置。南部和西部残余的小邦只得听天由命。总共有五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包括近一百二十多万居民，分配给十六个德国诸侯，这些诸侯是1805年脱离帝国的，他们宣布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对他们均属无效，结成了莱茵联盟，并承认法国皇帝是这一联盟的保护人。这些国家以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一达姆斯特为首。这样，龙锺老迈的德意志帝国便寿终正寝了。1806年8月6日，德意志皇帝弗兰茨在宣布自己是奥地利皇帝的同时，宣布“帝国皇位”已不复存在。
　　在德意志帝国崩溃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旧普鲁士邦的崩溃。这个邦变得这样可鄙，以致各国都想踢它一脚，连它现在的盟友拿破仑也不例外。普鲁士国王在挨了一记特别响亮的耳光后，认为他只要作出穷兵黩武的姿态就能吓退那些折磨他的人，但这却不过是自取灭亡而已。在备战活动把普鲁士内部解体的惨淡情况暴露无遗之后，普鲁士于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和奥尔施达特附近同时进行的两场会战中遭到彻底溃败。
　　随后便是要塞一一可耻地相继投降。几乎所有的贵族地主司令官都暴露出同样怯懦的叛国念头，很少有例外。同那班武将一样，普鲁士的官僚机构也同样可耻地垮了台，连国王都接二连三地上书给拿破仑，在信里他象丧家之犬一样地向胜利者摇尾乞怜，请求开恩，可是这种哀求阻挡不了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法军。
　　不管德国北部的小诸侯如何乞求开恩，他们起先也只能听天由命。但他们的处境毕竟比当年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诸侯要好些。后来他们加入莱茵联盟。这样就几乎都能照旧存在下去。拿破仑一心筹划着征服世界，在对英国及俄国的连年征战中，他一直思量着实现他的宏图，因而很少关心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邦事务。后来他大概知道他在这些事情上第一次上了当。如果他当初知道立贝、罗伊斯、瓦尔德克等地的重要性的话，他就会把它们统统赶开。这样，他无疑会为统一德国多立一个功劳。
　　在这些北德诸侯中，口子过得最好的是萨克森国王，他由于及时脱离普鲁士而博得拿破仑的欢心，并被恩赐国王的称号。

四、普鲁土的改革和解放战争


　　普鲁士内部已腐朽透顶，自己无力进行改革，在法国占领者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不可救药。这样便完成了外国对德意志的统治，不过这种统治比费贝林战役[6]到色当战役[7]期间内普鲁士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更有效地医治了德国的沉疴积疾。它把德国引进了近代文明民族之列。
　　资产阶级史学家硬说，当普鲁士国王和贵族地主们看到他们几十年、几百年来的罪孽所酿成的可怕后果时，他们居然天良未灭，又羞又悔，主动地颁布所谓施泰因—哈登贝格法令作为改革之先声，据称这个法令还在法国大革命带来大刀阔斧的整顿之前就保持了一种和平的合法改革的一切优点，这是给普鲁士国王及贵族地主涂脂抹粉的欺人之谈。事实上，根本没有那种优点的任何痕迹。与此相反，一直逃到默麦尔方才站住脚的国王竟于1807年1月3日悍然无礼地把施泰因男爵免职，而施泰因是他手下早在耶拿会战前就力主实行内部改革并在后来的大溃败中表现得镇静与勇敢的唯一的大臣。
　　当时这位普鲁士暴君依靠俄国的帮助，这帮助也是沙皇答应给他的——尽管不是为了普鲁士国王，而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当法军乘胜追击普军直达俄国边境时，沙皇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担心。他在东普鲁士作战，完全是为了把普鲁士的这个边境省份变成一片荒漠，以遏止法军跨越俄国的国境线。另一方面，拿破仑在征服了整个德意志后已达到了他的胜利事业的最高峰。他已经胜利地踏遍古老的欧洲文化圈，正站在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境线上，这个国家的化外蛮风还未能被打破过。法国大革命的这个继承人面临着失足受罪的危险，他跨岀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性的一步，这—步从此就把他带向下坡路：1807年7月7日他和沙皇缔结了提尔西特和约，结成友好同盟，企图和这个亚洲专制主义的代表者分享世界霸权。
　　普鲁士国王不得不首先支付这一新的俄法友好关系的代价。他既受法国敌人的虐待，也为俄国盟友所出卖。在提尔西特和约中，他不得不割让他全部国土的一半，即过去是波兰的一片土地，拿破仑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华沙公国，交由当时的萨克森国王管辖，割让地中还有易北河西部的一些省份，这些省份构成了归拿破仑之弟日罗姆管辖的新成立的威斯待伐利亚王国的核心部分。这是征服者楔入旧普鲁士王国喘息未定的两肋中的两根锋利的踢马刺。在新成立的这两个国家中，都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废除了依附制和农奴制。为了进行改革，拿破仑命令普鲁士国王召回被悍然无礼免职的施泰因男爵，并把普鲁士事务的最高领导权委托给他。
　　施泰因（1757—1831年）只是在1807年10月到1808年11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期间内领导着普鲁士。他不是革命者，甚至连今天意义上的自由派都不是，根本上他不仅是个贵族，并且是亲贵族派。但他来自较文明的西部，多少见过一些世面。他的贵族自治的理想是从英国学来的，比易北河东部那些鼠目寸光的乡土气味的贵族地主当然高明得多。尽管他的改革范围有限，但他有足够的精力和毅力去反对国王的愚蠢无知和贵族地主的顽固的阶级利己主义，以贯彻这些改革。
　　改革内容主要有下列两项：新的城市条例和1807年10月9日的所谓十月敕令。城市条例在当时来讲，倒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它把城市的财政、济贫和教育事业交还给城市管理；它把城市行政的重心移到市议会，这些议员虽非经普遍投票选出，而是受一定的财产限制，但还是由市民行使平等无记名投票权选出的，国家监督权主要限于审查选举有无弊端方面。在这些对施泰因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措施中，他的城市条例甚至比今日的城市条例还要优越；一百年来，实际上是反而倒退了。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滥用监督权，百般刁难；另方面也由于：虽然城市自治颇有声誉，但市民始终没有争取到普遍投票权，投票弄虚作假，使平等无记名投票权有名无实。
　　十月敕令包括两项主要条款。第一，它容许贵族地主兼营手工业和商业，也允许市民和农民购买贵族地产，这样就废除了普鲁士邦按出身分等级的制度，但这不过是把等级国家变为各阶级以经济利益均等为基础的阶级国家而已。另外，十月敕令还废除了农奴对地主的世代依附关系，这与其说意味着把农奴从封建锁链中解放出来，还不如说是把农奴从封建剥削的对象变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法国革命的立法不仅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还保障了农民的财产自由，但十月敕令却仅限于保障其人身自由，更何况这种人身自由还大受恶名昭彰的今天居然仍旧存在的雇工条例[8]和继续为害的地主司法和地主警察的限制。而农民的财产却始终得负担一切物质上的重负——徭役、宫廷劳务、种种货币税及实物贡赋，简言之，贵族地主在几百年来以暴力和欺骗强加于农民阶级身上的封建腐朽制度的全部重负，依然压在农民身上。
　　从解放农奴的观点看来，十月敕令仅仅拙劣地模仿了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士、丹麦等国以及德国内部的奥地利、什列斯威—霍尔斯坦和巴登诸邦的法令而已。它尤其无法与大不相同的法国革命立法相比。这种缩手缩脚地开始的农民解放，对贵族地主来说，与其说不利，还不如说有利。近代的一位历史家说得不错，这一敕令把农民推入历来最危险的境地。农民不大行使他们的个人迁徙自由权，相反地，贵族地主现在倒可以把他们从他们所耕种的小块土地上赶走，把这块土地收回作骑士地产。这个敕令把依附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短工。
　　尽管如此，贵族地主由于自私成性而对这敕令怀恨在心，尤其当他们知道施泰因并不以此为满足的时候。施泰因非常反对没收农民土地[9]。他经常把易北河以东的不改善农民处境、反而没收农民土地的贵族们的宫殿比作虎狼之窟，这些虎狼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置身于墓穴一样死寂的环境中洋洋自得。有着这样危险思想的大臣是非清除不可的，那些贵族地主们果然把他清除掉了，他们采用的手段是卑鄙下流的，他们把施泰因吐露出反法思想的一封信交到法国警察手中。那个可鄙的国王现在有了掩护，不怕拿破仑震怒，国王笫二次解除了他和贵族地主们同样畏惧的大臣的官职。
　　这样一来，贵族地主们得意洋洋，如释重负，但毕竟不能螳臂当车。在施泰因第二次下台后组成的内阁里全是庸碌之辈，一年内就完全破了产。它征集不到要付给法国的军税，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则由于进行资产阶级改革而变成了普鲁士最危险的邻邦和争宠者。1810年6月，哈登贝格（1750—1822年）任内阁首相。和施泰因一样，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并且受过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教育；他甚至比施泰因更能算得上一个自由派人士（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讲）。在这时开始的资产阶级改革的第二个时期，他肤浅而虔诚地把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改革作为样板来生搬硬套。他的工商法、税收法、宪兵法令、解放犹太人的法令等都模仿威斯特伐利亚的法律，有时甚至模仿得相当古怪。那位“明日再来寻欢作乐”国王[10]成了这位普鲁士改革家的模范。但哈登贝格也是贵族地主们的眼中钉，他甚至不经审判就把贵族地主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关进史班道要塞。但他们却宁可容忍他，因为他的作风开明并且懂得如何处理他们的事务。
　　这可见于1811年9月14日颁布的“调整”敕令，据说这项敕令是要调整地主和农民间的关系。但敕令丝毫没有触及骑士庄园的政治特权，它虽然在处理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勉强向农民稍微作了一些诺言，但其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发动农民去抗击法国人。而一旦敌人已被赶出国境，立即在1816年5月29日以“公告”1811年的调整法令为名，颁布了一百二十一条，对农民的欺压更加变本加厉。根据这些条款，那些没有牛马供徭役的农民（也就是农民的大部分）都只能毫无权利和保障，听任贵族地主役使，而少数有牛马供徭役的农民可以在牺牲大量货币和大量耕地的条件下赎取他们的祖先作为自由人时所耕种过的一部分土地。因此，还有必要进行1844年的革命，以最终扫除一切封建特权。事实上，普鲁士的农民运动一直到1865年才结束，这一运动历经了两个世代，才争取到法国大革命在一夜之间就已经争取到的东西，区区成就，无法与法国相比。贵族地主靠1811年调整法令和1816年公告所获得的极其优厚的巨利就足以充分说明：他们对法令制定者的自由主义罪过为什么要抱某种程度的宽容态度。
　　耶拿会战以后，普鲁士的改革真是少得可怜，漏洞百出。尽管如此，较好的改革并没有一丝一毫是由国王和贵族地主自己发动的。他们迫于形势，只得咬紧牙关顺从一下。外国的暴力统治也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几乎窒息。普鲁士从1807年到1812年为止，付给法国十亿多军税，对于只有三百万人口的贫苦人民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大得出奇的巨款。他们越想摆脱外国统治，就越有必要实行军事改革，而军事改革又以资产阶级改革为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军事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沙恩豪斯特（1755—1813年）。他和施泰因及哈登贝格一样，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连贵族地主都不是。他倒是出身于汉诺威的农家，作为一个农民，他可说对近代的战争方式生来便很理解。贵族地主当然也反对他。沙恩豪斯特虽然一点不象哈登贝格那样恭顺，但比施泰因却更有耐心，他懂得怎样以下萨克森人的的坚韧来贯彻他的计划，并在难以言状的艰难情况下煞费苦心地按照法军的模式改组普鲁士军队。
　　莱茵联盟各邦所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比普鲁士彻底，而以直接受法国统治的莱茵河左岸各邦的各邦的改革最为彻底。但外国统治带来多少资产阶级改革，它在历史上的合法权利也就失去多少。拿破仑自从为了平分世界霸权而和俄国专制君主联盟以来，自己就轻易断送了自称为各族人民的解放者的权利。他们双方都扮演着受骗的骗子的角色。当他们终于彼此识破对方的骗局时，1812年的俄法战争就发生了，这一战争后来又导致多次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结成联盟的欧洲终于打倒了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拿破仑在1814年第一次被推翻，1815年第二次并且永远地被推翻了。法国不得不交出全部占领地，于是历时二十年的革命战争时代便以旧欧洲的胜利而告终。
　　当然，这个旧欧洲已经今非昔比了。革命的犁已经把直到俄国雪原为止的欧洲大地深翻了一遍，因为翻得太深，以致要恢复1789年前的欧洲的旧观已不可能了。最好的证明就是普鲁士和俄国暴君激励军队去征战时所用的关于自由的豪言壮语。在卡立施檄文[11]中，他们答应建立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德意志。普鲁士国王甚至答应他的百姓：只要能保住他的王位，可以制定一部真正的宪法。
　　这些王公贵族在取得了胜利以后，以最无赖的方式违背了他们的诺言，这当然就证明了解放战争的双重性质。如果说，各国人民打倒了异族暴君，那末，诸侯就打倒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人，尽管继之而来的不是旧欧洲的复原，但却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反动时期。

五、德国的复旧


　　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就其已达到的程度而言，应归功于打破了德国原状的异族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起来反抗他们的解放者，他们只有在为压迫他们的人效劳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件事。他们帮助反动派取得胜利，而胜利的果实却不容他们染指。
　　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在卡立施檄文中，原曾答应建立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德国，但现在它却变成了一个德意志联邦，这真是对德国统一的无情讥讽。德国仍然分裂为三十多个君主国家，其中最小的和最大的都一样是主权国家。建立由各邦诸侯派公使为代表参加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是为了使全德人民哑口无言，它执行的唯一的民族使命只是充当各国暴君镇压人民的共同刽子手，它不久便成为文明世界各国的笑柄。
　　但是资产阶级青年至少还试图进行英勇的抵抗，他们在德国大学里成立了大学生协会。但大学生协会一直是这样一个先锋队：它的周围并没有集合起任何军队，而且它也没有任何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大学座协会的内部，既有关于皇帝和帝国的中世纪式的幻想，又有雅各宾式的愤懑，思想错综复杂，后一派拔出了复仇者的利剑指向背信弃义的诸侯和他们的走狗。在这样一种思想不明确的状况下，大学生协会会员桑德刺杀了俄国奸细科采布，后者是沙皇的一个卑鄙的、但完全无足轻重的爪牙。这一在政治上毫无意义的举动，对君主反动派来说，却来得正好，他们老早就在窥伺时机了。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发动了一次对所谓“煽动分子”的大规模搜捕，这次搜捕把德意志境内一切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治生命全都扼杀了。
　　扼杀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动之所以如此猖獗，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得太差。德意志人口中住在各城市里的居民还不到三分之一，在这些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尽管衰微不振，但始终居支配地位。到1830年，城市手工业还停留在1800年的水平。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期，城市手工业仅能勉强治愈前半期连年兵燹所造成的创伤。手工业的操作方式和古代一样，生产品只能供当地消费，和—切技术进步毫无缘分，作坊规模小得可怜，以至于师傅的数目几乎又和帮工的数目相等，因此也就缺乏社会矛盾的紧张关系。
　　在手工业工人中间依然还有一种模糊不清的阶级意识。普鲁士用手工业法规来制止他们进行任何独立活动的残暴手段，使他们惴惴不安和深感不满。由于行会手工业工人被迫到处流动，使他们看到外国正在大踏步前进，反顾国内停滞腐朽的状况颇有感触。许多工人一直在国外逗留，有的则把较自由的观点带回本国。但是新的城市条例并不能使普鲁士的手工业师傅们马上从他们由于几百年来的压迫而陷入的昏睡中苏醒过来。他们已习惯于行会的剥削制度，因之他们把城市条例只看成一种补偿，以弥补工商业自由从他们那里所夺走的东西。他们掠夺城市财富以自肥。
　　南德的小资产阶级似乎比北德的小资产阶级活跃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并非实际情况。南德的中等邦国，只要不马上有亡国之祸，就一直效忠于它们的创建人拿破仑。在拿破仑被推翻后，这些邦想依靠立宪来保持它们那些匆忙拼凑起来的现已摇摇欲坠的王座。但尽管说得很响亮，南德的君主立宪并没有多少成果。诺言之后并无行动，也不可能有行动。君主立宪只是一种保证占便宜的把戏。南德的诸侯想以邦议会来和联邦议会中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两股势力相抗衡，同时，如果邦议会不听约束，他们就指望依靠联邦议会。这种装饰品在南德的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了一种分裂主义的地方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尽管作出各种民主姿态，但无法抹杀它实质上是反动的这一事实，因为这种政策竭力想把德国的发展拖出历史的洪流之外。
　　除了占压倒优势的手工业之外，德国当然不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尽管普遍贫困化，但在古老的贸易城市及通商港口还或多或少保留了数目可观的资本残余。当时还有专制政权对货币的永不满足的需要，它的日益提高的赋税和层层高筑的国债，以及它的垄断性的、特权的和保护主义的经济，同时不要忘记那些较大的暴君把他们本国的子弟大批贩卖到外国去充当战争炮灰而赚得的数不尽的、以千百万计的钱财——这一切都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杠杆。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对蓝色星期一制[12]的严加取缔，教会节日的大大缩短，这些又都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人力资源，以便把人的肌肉和神经变成不断生利的剩余价值。
　　但德国资本主义还远远落在法国，尤其是英国的后面。对于英、法的优势竞争，它在世界市场上只能以低到难供温饱的工资和生意中的一些小花招来应付。德国资本主义的广泛基础依然是家庭工业，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古老的也是最落后的形式。资本若不在行会的隙缝中安身，设法崩裂这一腐朽的建筑，使个别手工业者成为资本主义的代理商，而大多数手工业者则成为家庭工业的工资奴隶，那末，就只能去攫取农村地盘，那里它可以不受行会的排挤性的限制；去攫取被贵族地主弄到任人宰割地步的农奴；去攫取那些在土地贫瘠、地产的封建性十分浓厚的地区里惨淡经营的小农，他们已不能单单靠务农求得温饱，早就在设法从事纺织或雕刻一些多少带有艺术风味的家庭用具作为副业，尤其是在德国各山区和丘陵地带，都布满着这种可怜的家庭工业。
　　西里西亚省和萨克森王国构成了德国东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西里西亚的麻布纺织业就是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乡村家庭工业。无论是自由的或依附的织工，都必须向地主交纳织工税。但自由的织工只占少数，绝大多数织工都依附于地主，除织工税外，还得交纳其他封建租税，并担负其他封建劳役。他们在十八世纪就已不得不向英国和爱尔兰的竞争低头，而在十九世纪，这两国的竞争又威胁着要给西里西亚的织工以第二次重大打击：不再仅仅是自由的工人对不自由的工人的斗争，而且还有机器对手工的斗争。于是这样的时期逼近了：在这时期内，用一个官方报道员的话来说，西里西亚织工已成为“大概全欧洲最贫困的居民”。
　　萨克森王国也还深深闭锁在封建桎梏中。在萨克森各城市里连行会都还没有消灭。萨克森国王曾经作为拿破仑的自愿的盟友，知道怎样使他的国家免受法国占领所起的唤醒作用的影响，当他由于曾效忠法国而受到惩罚，不得不把土地的一半割让给普鲁士时，他和他的继承人都曾经费尽心机，但就是想不到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尽管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这个迫切要求了。莱比锡博览会首先成为法国的、后来又成为英国的纺织品在东欧最大的市场。纺织工业的各部门都蒸蒸日上。小的棉纺机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就输入了，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没有机械织布机。家庭工业占着优势，工资之低，远近无不加以痛骂；艾尔茨山区的家庭工人完全把土豆和菊苣汤当作食物。
　　如果说德国东部的这些工业中心还或多或少地陷在封建泥沼之中，那末，德国西部的工业中心几乎已达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普鲁士莱茵省的工业比西里西亚，甚至比萨克森都更为发达和多样化。莱茵省还在如下这一方面比西里西亚和萨克森优越：它自1795年以来已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解放性质的立法过程。莱茵河畔，各式各样的工业部门几乎应有尽有，它容纳了德国境内空前未有的稠密人口。莱茵地区的工业还有一个特点：制造业和机器工业很早就在这里发展起来，1783年，一个叫厄尔伯菲德的工厂主用水力开动了德国第一部机械棉纺机。
　　现代大工业给受它剥削的工人阶级带来的一切痛苦，特别是最可怕的杀婴事件，已开始沉重地压在人数迅速与日俱增的莱茵地区的无产阶级身上。但柏林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它只是费尽力量想把较发达的莱茵省重新压低到易北河以东各省的文化水平，因而还需要一次法国革命来唤醒德国的政治生活。

六、美学光辉的王国


　　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在革命战争时期达到了最高峰，然而又和革命战争尖锐地对立着。在歌德受不了德国那种狭隘生活的压抑逃往意大利又回到德国之后，那种狭隘愚钝的庸人习气又重新压抑着他，特别是当他和一个朝气勃勃、美貌而朴实的女工符尔披乌斯结成思想伴侣以后，宫廷社会对他发动了令人作呕的攻击。
　　不久便来了更深刻的冲突，这些冲突打进了他的内心深处。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外界的风暴就在歌德给自己所造成的与世隔离的美的世界周围怒吼着，但他却厌恶地转过身去背对着法国革命，对历史没有丝毫理解，还不如地位比他低微得多的许多同时代的德国人。歌德想用以嘲弄这场伟大革命的枯燥无味的俏皮话，甚至比他献给魏玛宫廷庆宴的化妆游行和言之无物的应酬诗在他的诗人名声上投下了更加深浓的阴影。
　　八十年代意大利之行对歌德所起的影响，无非也就是九十年代中他和席勒的友谊所起的那种影响。席勒在青年时期写过革命剧本之后，他的诗人生涯曾走入迷途，先专心攻研历史，从而担任耶拿大学副教授，每年束修仅区区二百塔勒尔[13]。处于这种贫困的地位，他娶了一位破落的贵族姑娘。由于他工作过度，积劳成疾，1791年完全失去了健康，如果没有外来的救济，他就完了。这笔救济金来自丹麦，奥古斯登堡亲王和大臣席默尔曼给他三年薪俸，每年为一千塔勒尔，唯一的条件是要席勒彻底恢复健康。
　　几个月以后，席勒又从国外获得一个消息：1792年8月，巴黎国民议会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名誉公民权——与华盛顿、佩斯塔洛茨、克洛普斯托克等人一起。[14]这事使魏玛公爵大为震怒，但席勒对这种震怒并不介意。然而，当雅各宾党人在巴黎的统治开始时，席勒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气息。他想为被捕的法王起草一份辩护书，这出于一种奇怪的妄想，以为他可以用此给那些“迷失方向”的人造成某些印象。但在他拟好这封辩护书之前，法王在断头台的利刀下已经罪有应得地身首异处了，这时席勒却说，这班穷苦的“刽子手”只有叫他厌恶。这位德国狂飙突进时期最勇敢的代表人物，当他真正碰到资产阶级革命时，就这样惶恐万状地把自己的头包裹起来。
　　席勒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因而就投入了革命的暗淡无光的映象——康德哲学——的怀抱。他不是康德的绝对崇拜者，他特别反对康德的伦理学，不过他把康德的哲学转入一个奇特的方向：正如康德认为艺术王国是连接自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一个环节那样，席勒也想经过美学文化的桥梁，走出封建专制的自然国家而进入资产阶级自由的国家。
　　特别在他论及人的美育的信件里，他才华横溢地阐述了他的这些思想，同时也十分尖锐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理性法律，谴责了暴力统治，指责那些甘愿忍受暴力统治的懦夫，说他们辱没人类。他也痛斥私有财产权的扩张使一部分人类只能饿死，并且开启了一个未来社会的远景。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的后代可以悠闲自在等待他们道德健康的来到，并且自由地繁殖。
　　但席勒无意去了解那些“下等的、人数多得多的阶级”用他们那种“粗鲁的、目无法纪的冲动”同那些道德败坏、其行为更不堪入目的“文明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他把人类的同一形式的文化看成唯一的可能性——培养出幸福的、完美无缺的人的唯一可能性，但当他企图找出从美学的美通向政治自由的道路时，他却陷入了无底深渊。他认为这一问题是无法用经验判断来解决的。他的思想丰富的探讨并没有达到政治国家，而仅停留在美学光辉的王国中。在这美学王国里，平等的理想才得到实现。这理想是这位幻想家很乐于见诸实现的，即使基本上实现也好。那末，什么地方有这个美学光辉的王国呢？对这问题席勒只能这样回答：正好象纯粹的教会和纯粹的共和国一样，它看来只能存在于少数几个特选的圈子里。即使根据席勒自己的话来看，这种美学—哲学的唯心主义也不过是一些特选的人物用以给他们的牢狱的阴森森的四壁镀金的一种把戏而已。
　　魏玛的大臣歌德和耶拿的教授席勒住在相邻的两地，并没有进一步接近，这种情况持续六年之后，他们还是在美学光辉的王国里会面了。两人的生活道路一直是从完全相反的两面延伸出来的，直到最后两者相遇会合。歌德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他对德国不幸状态所作的反叛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对那种愚钝的庸人习气所作的反叛。即使在他反叛时，他也并没有摇撼当时的社会状况。但席勒却是在和这种状况的斗争中成长为诗人的，当他一旦不再感觉到他过去曾对之一再起而反抗过的羞辱人格的枷锁时，他在诗人生涯中就彷徨迷惘，不知所从了。歌德始终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只能在艺术的气氛中生活和创作；席勒毕竞是资产阶级启蒙作家中的一个。这些启蒙作家在美学、史学、哲学和诗学等方面探索着打击封建世界观的锐利武器。有一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对这两个诗人有句很中肯的评语：歌德发现题材，席勒寻找题材。
　　这两人之间的第一次友谊接触是在1794年夏天，那时席勒正筹划出版一种大型月刊，想把德国第一流的文学人才都聚集在这刊物的周围，因此请歌德合力襄助。这期刊叫《时代女神》；当时的风尚是：举凡有关政治或宗教的文字一律不予刊登。刊物原以实现美学光辉的王国为己任，但人们立刻就发现这一王国的确只能限于几个特选的圈子里。虽然《时代女神》给自己争取到了第一流的文学人才，除歌德及席勒外，还争取到了费希特和海德尔等人，但它完全脱离广大的公众，因而在三年后不得不停刊。拉萨尔当年对德国资产阶级有过这样的评语，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大诗人和大思想家就象仙鹤一样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去了，这段话也适用于歌德和席勒创造他们杰作的时代。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了一场讽刺诗的斗争[15]，通过这场斗争，他们对德国文学的困境作了毁灭性的刑事审判。在这次大胆的冒险以后，正如歌德所说，他们只愿意创造大型的有价值的文艺作品；于是他们两人竞写歌谣，然后歌德写出了他的辉煌的史诗《赫尔曼和杜洛苔》，席勒写出了他的悲剧巨著《华伦斯坦》。
　　歌德的诗把古代的形式和现代的思想天衣无缝地融合成一体。诗人走进了几百年来毕竟构成了德意志生活重心的小资产阶级圈子的中央，他从这圈子里得到了质朴的、取之不尽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当时种种困难和迷乱中挽救了德国的声名，使它有伟大的前途。
　　但席勒的《华伦斯坦》是他所创造的戏剧杰作。他想借此脱离原有的轨道，跳出市民生活的狭隘圈子而走上一个更高级的舞台。人们可以争论：《华伦斯坦》是否确实比《阴谋与爱情》更高超；一个资产阶级戏剧，只要剧情的发展和复杂化合情合理，那是很容易胜过一切历史剧的。但席勒亲身体会到，德国是多么缺乏客观前提条件来把资产阶级戏剧提高到古典戏剧的高度。因为只是由于欧洲战争闯进了国界才使德国的生活更新，所以席勒把历史上的斗争搬上了舞台，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舞台就意味着世界。
　　常听到的一种意见是，席勒想在《华伦斯坦》中刻划拿破仑，事实并非如此。在他写作本剧时，波拿巴将军还默默无闻。要在题材里寻找他的剧本的效果，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违背他的初衷了。席勒越是疏远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戏剧，他的成年时期的戏剧也就越是失去天才的独创性，但艺术的造诣也就越深。恰好是在《华伦斯坦》一剧中，席勒想努力达到歌德的那种客观的文艺创作境界而摒弃他过去放在剧中人物身上的那种主观感受。他的这一作法成功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认为歌德是和席勒一同写作《华伦斯坦》的作者，而歌德自己也认为这部戏剧是如此伟大，没有别的戏剧能与之媲美。
　　席勒在四十岁时以《华伦斯坦》一剧达到他的创作的最高峰。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戏剧创作是他的最基本的职业，而当他一直为病魔折磨着他的身体，不能指望再活多久时，他就更加废寝忘食地从事戏剧创作。为了更加接近剧院，他在1799年末迁居魏玛。

七、歌德和席勒。浪漫主义派


　　这样，就开始了魏玛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文学史对这一时期真是竭尽歌颂之能事。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多少是有些夸张的。歌德和席勒这时毗邻而居了，而他们的共同工作也就消沉了下去，在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原来的矛盾，一个是天生的艺术家，他让诗里的人物形象按照时代的有利条件慢慢成熟，另一个是诗才风发的启蒙诗人，他以《华伦斯坦》一剧初试他的武器而获得了辉煌成就，这就唤醒了他对他的将才的意识，于是他就指挥诗艺向前猛冲。席勒埋怨歌德“逍遥慢步”，而歌德对席勒现在每年发表一部的戏剧创作采取了相当冷漠的态度。
　　这两人对海德尔的关系是很令人十分难堪的。尽管海德尔可能暴露出某些弱点，但这绝不象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所惯于描述的那样，应归咎于海德尔的个人虚荣和令人讨厌，歌德和席勒对待海德尔绝不是经常公正有理。海德尔以兼容并蓄的精神对歌德和席勒苦心经营的片面美学文化所表示的不快，就其实质来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海德尔在1803年就已经去世，两年之后，在1805年5月5日，席勒的载满声誉的多产作家的一生也告终了。他还发表了四部大的戏剧，但其中没有一部能再达到《华伦斯坦》的水平，《威廉·退尔》也不能，这部戏剧在湖畔牧场的那个壮丽场景中虽然让席勒的自由激情再一次燃烧起来，但其他各部分则仍有在美学和史实方面的某些缺陷。
　　席勒在死后成为全国景仰的诗人。资产阶级之所以尊崇他，与其说是为了席勒确曾描述或歌颂过的事物，还不如说是为了资产阶级对他的作品所强加的那种解释。席勒成了受资产阶级恩宠、符合他们思想倾向的自由派的、民族的理想诗人。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偏狭自由主义的是：席勒曾经反对过、甚至责骂过资产阶级革命，然后躲入美学的唯心主义中去，这种美学的唯心主义，按他自己的见解来说，仅仅只能是一小圈特选人物的秘密，但现在却完全被误解，成为德意志庸人的一切半心半意、动摇畏缩的依据。
　　这种美学唯心主义特别引起了怯懦的偏见：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天天与之周旋的那种偏见：唯心主义哲学，即不认为自然界是万物之母，而认为上帝是万物之母的世界观，相信道德目标；而唯物主义哲学，即不在上帝身上而在自然界中去寻找万物起源的世界观，只是饕餮狂饮、追求声色之娱和骄奢淫佚，因之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庸人，只要从席勒诗里啄取了片言只语，都自认为比达尔文、海克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等人还高明。这种唯心主义受到资产阶级文学的歪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当三月革命风暴的云朵开始聚集时曾大肆蔓延。马克思当时对此很反感，他写道，席勒之躲入唯心王国，只是用极端的贫困来替代人们共同的贫困而已。每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起席勒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明确无误的厌恶，就是从那些日子开始的。
　　有人说席勒的精神激励了1848年3月的斗争，这不是事实。只要对真理有最起码的爱好，就不会恳求席勒去作资产阶级革命的誓师人。席勒见到了法国大革命，但不理解它；革命的铁靴一开始大踏步前进时，对席勒来说，就变成了一种恐怖。今天的工人运动走的路是和席勒所走的路完全不同的。但它从席勒那里理应继承的东西将受到充分的尊重；席勒反抗暴君的呼声将永远在工人运动的队伍里得到回响，并且工人阶级将始终以激奋的心情看待席勒那辛勤的斗争的和困苦的一生；这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创作着，直到体力的最后一星火花熄灭为止。
　　歌德比席勒多活了二十七年，几乎多活了一个世代，他在这段时间内不断地工作着。他的最天才的巨著《浮士德》是于1808年，即在席勒去世后三年首次，全部发表的。歌德过去就已发表过这部陪他过了漫长一生的不朽巨著的片断；它们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但当现在这部巨著在德国处于最屈辱地位的日子里出版时，它立刻如火燎原；德国人民从这部巨著里所汲取的自信心，远比从异族统治迫使本国暴君所采取的零零星星的改革里所汲取的自信心更值得自豪得多。
　　从这时起，歌德在他整个晚年都一直孤独地超然于整个民族之上。甚至连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也不能使他动心；他对于反拿破仑的战争完全无动于衷，这事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同时也是公正的责难。说这种责难不公正，因为歌德书生气十足，以致根本不可能欣赏法国人的那种鲸吸狼吞的行径；说这种责难公正，是因为歌德在震撼世界的斗争的时期内却满足于局处于德国诸侯的一个小朝廷的狭窄小笼里。这位伟大的诗人这时太经常地幷且太深远地以一种小小的大臣身分埋没自己，正好象这位伟大的语言大师满足于那种庄严而言之无物的老人措词风格那样。
　　但歌德仍然是德意志生活中的一种力量，他是古典文学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代表人物。只要歌德还活着，德国古典文学就一直能成为德国人民的唯一的不容争辩的权利：有权享有近代文明民族的荣誉。德国和俄罗斯野蛮人结成联盟以后，曾进行过反对法国大革命继承人的所谓自由战争；在这战争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暗无天日的反动。但古典文学已为他自己创造了自身的价值，歌德也是用这观点驳斥了在封建的东方对资产阶级的西方所作的反击之下产生的浪漫诗派那种大言不惭的飞扬跋扈，歌德当时说的话是：古典是健康的，浪漫是病态的。
　　反对派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了，这一派以前曾推举出资产阶级中的还富有生命力的对前途乐观的分子来反对歌德。歌德逝世于1832年3月22日，也就是正当巴黎七月革命针对着欧洲反动的悲惨日子树立起一个目标，各国人民想起他们有权反对诸侯贵族的时候。开始具有政治思想和采取政治行动的德国青年，势必会对歌德采取反对和敌视的态度，因为他们只看见过老年的歌德，甚至在歌德青年时期的作品中也很少找到激动青年心弦的东西。这里不乏怨恨的、严厉的和不公正的评断；这只要回想一下甚至白尔尼和海涅在论及歌德时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但不应因此就随声附和，跟着为这种不公正而大声叫屈，说德意志民族不公正地对待了它最伟大的儿子。一个民族总比它最伟大的儿子还伟大得多；民族必然会把它的才能和力量施展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这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方面都大受限制的个人所做不到的。不管当年对歌德的评断如何严厉和不公正，这也是从历史的必然性中产生的。如果德意志人民要再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那末就必须打破歌德这一伟大名字那种一度能给人以活力而现在却使人僵化的魔力。
　　有人认为，要驳倒随着德国政治生活的发展而起来反对歌德的反对派，只要说他们把艺术和政治倾向混为一谈，从而毁灭了艺术就可以了。假如有人这样认为，那是最愚蠢不过的。这些人认为海涅、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政治诗都是美学上的废物，在高雅趣味的裁判员面前是不能成立的。说诗歌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说一首诗如不通过艺术手段来起作用，仅仅为迎合政治热情和政治倾向而进行投机，这类热情和倾向突出地代表政治利益，如维登布鲁赫的歌颂霍亨索伦族的戏剧那样，就是应被唾弃的倾向诗。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诗歌根本不能涉及政治问题和社会灾难。这样的要求已经由于它内在的不可能性而被否定了。诗人和艺术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并不腾云驾雾，在太空中遨游；他们还是生活在其人民的和时代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每个人从而都会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受到阶级斗争的启发和影响，但没有一个诗人和思想家能超越阶级斗争。
　　我国古典文学不是别的，而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初期的解放斗争。那种认为十八世纪后半期德国大地上之所以出现了一大批文学人才是由于幸运的偶然或神秘的天意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给了德国资产阶级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但由于这阶级毕竟还不够强大，不能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去夺取政权，因之他们就在文学中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境界。在克洛普斯托克和莱辛以及青年席勒身上，明白而尖锐地充分显露出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由于这种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找不到反响，因之，恰恰就在以歌德和席勒的友谊为特征的我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内，在革命战争使封建的欧洲自上而下都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内，这种思想只能满足于有一个美学光辉的王国，这一王国有意地局限于一小圈特选的人物，并且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和一切政治和社会倾向隔绝开来。
　　现在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中的政治和社会自我意识越是觉醒，这一美学光辉的王国必然也就越显得暗淡无光。歌德和席勒最高度的美学文化教育过去还是个进步，但一当出现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时，它就变成一种退步。过去形成这些最杰出的人才的理想的东西，如和谐的美和在美学光辉的王国里才能实现的止于至善的境界，已成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历史进步不愿过问的反动庸人的口号，成为和真正的艺术毫不相干的政治倾向诗的口号。在对待这种落后的论调时，应永远坚持这样的看法：在艺术上应加以反对的并不是诚实和坦率的、政治和社会的倾向性，而只是用拙劣的艺术手段来表现这种倾向性。特别是工人阶级应坚持这种看法，他们不然就会皈依这种荒谬的观点：以为那些构成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内容的一切，统统都不得成为诗歌或艺术表现的对象。
　　如果研究问题的另一面，则歌德由于他那纯美学的世界观的片面性，已陷入学究和庸人的手中而为他们所利用，这是哥特弗里德·凯勒曾直言不讳地说过的，凯勒也被人们不无理由地称为瑞士的歌德。在世界文学中，再没有任何其他人物象歌德那样被人误导到英雄崇拜的地步，谁若陷入歌德崇拜，他就会在当代社会中徘徊于迷途，厌世遁世。古典的例子便是维克托·黑恩论歌德的那本书，这本书包括了一些揭示歌德的最隐秘处的引人入胜的章节，但另方面，则对席勒、莱辛、比尔格、海涅以及一切具有最强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气质的德国文学巨人所作的论断却是最狭隘和最怀敌意的。这本书把三月革命谴责为一场政治上的儿戏，简言之，这本书暴露了黑恩对他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十足的愚昧无知。导致这种后果的是绝对的歌德崇拜；歌德崇拜，注定会导致在当代各重大问题上得不到任何成果，因为群众并不懂得歌德，或者不想去懂得歌德，歌德崇拜者就哀叹他们愚昧无知，这时，歌德崇拜不过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而已。
　　这只能有一个答案：人不能单单靠面包生活，但人也不能单单靠艺术生活；在他能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之前，他首先必须保证他的生活本身。今天的工人阶级至少还有一点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还缺少的；他们能够直接逼近敌人而毋须绕人为的弯路。这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它能够、因而也必须首先把斗争的力量集中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它只能把美学文化的要求放在第二位，即使它并不忽视这种要求。
　　照常还是那样居心不良和目光短浅的敌人们从这里面得出结论说，艺术是杰出的少数人的特权，他们甚至于为吹嘘自己而杜撰出这种狂妄的教条：说群众从来都受不了艺术的全部阳光，至多只受得了几丝淡淡的艺术阳光的照射。如上的教条还能迷惑群众，只要还有统治阶级，只要被压迫的群众不得不为最起码的生活而斗争，而且群众只有在最起码的生活有了保证之后才能想到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不过，如果以为统治阶级一垮台，艺术也就随之而没落，那就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愚蠢的了。它当然会没落的，但不是作为艺术本身，斋是作为一种特权而没落；它将抛掉使它变成丑恶畸形的躯壳，而变成按照它的本质应该成为的那种东西：人类原有的财富。那时，只有在那时，歌德才会受到最公正的对待；德意志民族获得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那一天，将成为他们这位最伟人的艺术家的庆祝日，因为那时艺术将成为全民的共同财富。
　　在歌德日渐衰老的日子里，浪漫诗派之花凋谢了，这个诗派已经开始衰落。浪漫诗派反映出异族统治在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间造成的矛盾。民族理想只能在中世纪找到，那时却存在着最露骨的贵族地主和僧侣的统治。于是浪漫派诗人便遁入“中世纪月色朦胧的迷人之夜”，但由于一次革命的风暴已经疾扫过欧洲大地，他们就无法再重新恢复中世纪的理想而使这理想毫不失真地保持它原有的壮观，于是他们就在从中世纪城堡和寺院的地窖里取出的封建的陈酒中掺上了几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清水。
　　因此，浪漫诗派并不是没有值得称道的功绩。它重新发现了中世纪诗歌的宝藏，其中不仅仅有宫廷和骑士诗人，并且还有《尼伯龙根之歌》，这是一部简直可以和荷马的史诗媲美的民族史诗。浪漫诗派首先把民间文艺的可贵的财宝收集整理，如格林兄弟的童话和阿尔尼姆及布伦塔诺共同搜集出版的古老的民歌集《儿童的神奇号角》。同时我们也感谢他们大大地扩大了诗创作的视野。因为他们感到资料还不够，于是他们就四出飘游，寻找各民族、各时代的艺术珍宝并且带回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如施雷格尔所译的莎士比亚著作的经典性译本。
　　但浪漫主义者本身的诗创作保留下来的当然并不太多，尤其是梯克的诗，他是浪漫派诗人的真正的主将，并且被这一派认为和歌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还超过歌德。现在还有人读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的这篇童话或那篇中篇小说，以及霍夫曼的一些鬼怪小说，特别是艾辛道尔夫的抒情诗，他常常精彩地表现岀民族的格调。在某种程度上讲，解放战争的歌手属于浪漫诗派，如带有天主教倾向的马克斯·冯·申肯道夫，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阿恩特之所以值得称道，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诗，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的极力反对君主政权的士兵教义问答；此外还有泰奥多·科尔纳，由于他在对拿破仑作战时英勇阵亡，使他的平庸的诗篇得到了比它们所能冀求的更大的声名。
　　浪漫派里最有天才的诗人是亨利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年），他出身于易北河东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按照这一家族世世代代的传统，他从小起就学做普鲁士军官，但军官生涯不久便使他感到厌恶，于是他在二十岁时摆脱了它。他从这时起的生活，是一部可怕的病魔缠身的历史。他对他的职业感到怀疑，身体和心灵受着疾病的摧残，他受着同时代人的不公平的冷遇，他自己的贵族地主的亲戚族友们与他为难，他受着异族统治的压力，他每天都得为衣食奔走担心，终于陷入最可怕的穷途末路而自杀——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
　　但在这痛苦中，克莱斯特创造了一系列戏剧，这些戏剧足以表明他具有莱辛和席勒都没有的一种塑造人物的能力：如喜剧《碎罐》在我国文学中就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同类作品；骑士剧《卡德琳·海尔布隆》虽还免不了浪漫主义的美化粉饰中世纪时期，但不管怎样，它已保留它旺盛的生命力达好几个世代；此外还有倾向剧《赫尔曼战役》，它实际上是为反对异族（法国）统治而作的，不过用艺术手段及扣人心弦的生活真实描写了古舍鲁斯克人反抗罗马侵略者的斗争和他们在条顿堡森林中的胜利；最后还有取材于普鲁士历史的《洪堡王子》，这是颂扬霍亨索伦家族的绝无仅有的诗篇，而这个家族给这位诗人的报酬是任其饿死。克莱斯特摆脱不开存在于他身上的易北河东岸贵族地主的气质，但他仍是浪漫诗人，不过贵族地主的偏执傲慢在他那里已提高为正义对世界上道德败坏现象的斗争，这在他最优秀的散文体短篇小说《米赫尔·戈尔哈斯》中尤其明显。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年）是另外一个在各方面几乎和亨利希·克莱斯特恰好相反的浪漫派诗人，他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有着生气。它出身于士瓦本地区的一个市民家庭，一辈子过着士瓦本小市民的宁静的生活。与大多数浪漫派诗人相比，他的特色是有严格的格律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诗才，但当年歌德就已经感到他缺乏热情，而且，他的诗人名声主要依据的歌谣，也不能和歌德及比尔格的歌谣相匹敌。虽然使政治诗复醒是他的功劳，但政治诗里由于浪漫主义所失去的东西，恰好抵销了他的功劳，因为他为之而斗争的那个“古老而美好的士瓦本法律”是封建的、在历史上已经陈腐过时的法律。

八、费希特和黑格尔


　　这里还需要追溯一下1789年到1830年间我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按照康德的认识论，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本体，而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感官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整个现象世界，即为我们的感官所感受的整个世界，一直到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而现象世界背后的事物的绝对本质，即自在之物，则是无法认识的。继康德认识论之后的是约翰·哥特利普·费希特（1763—1814年）。如果说康德把客观世界的存在溶解在人类意识的活动中而好象把客观世界粉碎了的话，那末费希特又把客观世界从意识中取出并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对费希特来说，自我（即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人类）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人类的自我意识对他来说，并不是事物的镜子，而是事物的创造者。
　　费希特这样说：“事物只是被我们的自我创造出来的；没有存在，而只有一种行动；道德意志是唯一的现实。”费希特认为，思维是个独立的过程，它是以内在的必然性来进行的。每一命题都有一个反命题，而我们的思想便是以更高级的统一来不断克服这种不断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这样，费希特就与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了。
　　我们毋需更详尽地论述费希特的哲学概念的游戏。费希特所作的关于“自我”和”非自我”的无数好好坏坏的妙语戏言，已被他自己的这句话驳倒了：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正如康德的哲学归根结蒂起源于他从来没有摆脱掉庸人意识这一事实：那末费希特，上劳西茨州一个赤贫的织带匠的儿子，他的哲学归根结蒂起源于这一事实：这个无产者的孩子从头到脚全是个革命者。费希特毫不掩饰地宣扬无神论和革命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为康德所否定的；他懂得民族思想，而这是康德一无所知的：他不象康德那样把人区分为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和只有一半权利的“庶民”，而声称德国人的天职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正义的国家，其基础是：只要是人，就一律平等。
　　正如康德精神是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滋养的那样，费希特精神是从历史科学中吸取滋养的。如果说，各族人民的历史生活对康德来说是一本盖着七道封印的书，那末，这本书对费希特来说却是打开了的。费希特也懂得怎样去把康德的被神学污染了的伦理学提高到历史的高度；对关于人性本恶的理论他给予一针见血的说法：人之恶性是与地位的升高成比例而增加的。康德在俄罗斯野蛮人占领哥尼斯堡时期向女沙皇申请提拔，而费希特，当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在柏林发号施令时，则在热情奔放的演说中号召德意志民族奋起摆脱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腐朽状态。
　　康德很早就否认他有这个学生，而费希特则反唇相讥，称他的老师为“只有四分之三个头脑”的人，不懂得怎样去继续他已经开始的事业。费希特反对歌德及席勒等人所倡导的片面美学文化，其猛烈之程度也不亚于对康德的反对。席勒斥责费希特“不懂美学”，并讥讽他为世界改造者，但费希特在他致德意志民族的几次演说中问道：一个没有政治独立性的民族的文学算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有理性的作家，除了干预普遍的公共生活以便把它按照自己的想象加以塑造外，还可能想做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这样做，那末他的全部言词只是使那些无所事事的耳朵听了快意的空空洞洞的声音罢了。
　　因此，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谈论一种费希特和席勒的唯心主义时，这种谈论完全是无稽之谈。费希特的哲学当然是唯心的，因为它使思维超越于存在之上；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却有别于席勒的唯心主义，正好象政治革命有别于美学文化一样。这两种唯心主义未必是彼此排斥的对立物，在当前的工人运动中尤其如此，但在它们之间果真有区别的地方，就不能在一个概括的口号下把它们拉扯在一起，如果不想引起不可救药的思想混乱的话。费希特恰好是在他和席勒的斗争中才成为历史性的人物，成为这样一个革命思想家：他胆大无比，居然要用费希特精神的力量来改造整个民族。
　　因此，费希特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有人曾想把他说成是社会主义者。这种要求主要根据他那本论闭关自守的贸易国的著作，但这本著作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干的。这本著作毋宁说是在描绘一个按照资产阶级理性的要求本该那样安排的旧普鲁士国家。在这本著作中，费希特甚至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都毫无了解。
　　紧接康德而起的是费希特；紧接在费希特之后，出现了我国第三个古典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1770—1831年）。他的哲学家语言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只要认识黑格尔哲学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够了。如果说康德通过他的宇宙理论第一个把发展论应用到自然界中去的话，那末，黑格尔就是第一个把发展论用到历史中去的人。费希特承受了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黑格尔把这方法看成是一切生命的源泉。随着“存在”的概念也就有“不存在”的概念，而从这两个概念的斗争中产生了更高的“变化”的概念。一切都存在着，但同时又都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改变中，都在不断变化和消逝中。
　　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改造中的、从低级升到高级的上升过程，并且他作了大量的思维工作，试图在历史科学的许多不同的科目中，透过各种表面的迷途和偶然性去探索这一过程的内在联系，它的渐进性。因为他把物当作概念的摹像，所以他任意构造历史，但像历史事实这样一类固执的事物是不容易受概念约束的，因而他就用天才的眼光去看人类历史的内在联条。
　　黑格尔比康德谦逊，或者因为他是仰慕康德的人，他并不要求作“永恒的思想家”对他来说，他的哲学只是他那包含在思想中的时间。从这里就产生了他的学说的杰出的历史性质。黑格尔以他的历史辩证法攻占了精神方面的无数领域，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把发展论的原则同历史科学结合起来：这种方式是康德哲学完全没有能力做到的。
　　从1815年到1831年黑格尔去世时，甚至超过了这段时期，他的哲学一直支配着德国的精神生活。因为这时正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反动时期，所以他的保守的一面占着优势；黑格尔在他的法律哲学中建立起来的法治国家的理想反映出1821年的普鲁士，正如费希特的“闭关自守的贸易国”曾反映出1801年的普鲁士一样，但有一个可理解的区别：黑格尔在卡尔巴德决议的压力下不能把他所憧憬的模范国家怎样理想化，而费希特则在法国大革命的振奋人心的影响下把他所憧憬的模范国家理想化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比二十年代的普鲁士邦略胜一筹，即它还要求实行司法公开和陪审法庭制度。
　　这样，这一法律哲学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宣称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因为普鲁士的治国原则并不懂得这种法律哲学中的辩证法的革命本质。但当法国的七月革命在德国唤醒了新的生命，并且第一次把近代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召唤到世界历史舞台上来的时候，黑格尔哲学就必然会阐明它的革命本质，这样，从他的哲学中就产生出科学共产主义的萌芽。

　　材料来源
　　布洛斯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通俗地描述了1789年的大革命。在对事实过程已有了解以后，去读考茨基著《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对立》，会有所裨益。库诺的著作《1789到1794年间法兰西的革命报纸》更深入地并且实际详尽无遗地探讨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只要深入地研究过这些著作，就可以阅读资产阶级作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
　　关于1806年的事变可以阅读梅林所著篇幅较短的《耶拿和提尔西特》及艾斯纳在《王国的终结》一书中较详细的论述。关于歌德及席勒，可读前面已提到的梅林所著的传记；关于费希特，可读拉萨尔专为这位革命思想家所写的两部作品；关于黑格尔，可读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 套裤指上层人物所穿的裤（包住膝盖，其下是袜子）。平民无权穿这种套裤，只能穿普通长裤或短裤。——中译本注

[2] 雅各宾党人：法国大革命时激进的俱乐部（政党），因俱乐部设在巴黎从前的一所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原注

[3] 发尔密，法国马恩省一村名。法、普两军于1792年9月20日在此遭遇。

[4] 帝国直辖城市，指那些从诸侯手中买得一切权利的城市，只受德国皇帝管辖。——中译本注

[5] 累根斯堡在中古时代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帝国国会所在地。——中译本注

[6] 费贝林战役发生于1675年6月28日；当时选侯腓特烈·威廉战胜了法国的盟国瑞典。——原注

[7] 色当战役发生于1870年9月2日，对德法战争的终结有决定性意义；拿破仑第三在色当被俘。一原注

[8] 雇工条例：关于佣仆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它加强了佣仆对雇主的隶属关系。此外还规定发给佣工证书。雇工条例到1919年才废止，但并未彻底废除。——原注

[9] 把农民土地并入骑士的庄园。——原注

[10] 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拿破仑之弟日罗姆的绰号，他经常举行欢宴，并以此语打发他的客人。——原注

[11] 卡立施檄文发布于1813年3月25日。——原注

[12] 蓝色星期一，行会手工业工人的一种习俗，在星期一大家不干活儿。——原注

[13] 塔勒尔：德国旧银币名。——中译本注

[14] 华盛顿是美国首任总统，佩斯塔洛茨是瑞士教育家，克洛普斯托克是德国诗人。——中译本注

[15] 指席勒和歌德发表在1797年的文艺年鉴中的讽刺诗。——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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