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弗兰茨·梅林 ->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

一、世界的转掠点
二、德国的新生活
三、革命文学。海涅
四、哲学和无产阶级。魏特灵
五、在浪漫派国王的统治下
六、马克思和思格斯

一、世界的转折点

　　1815年以后，反动的气氛笼罩着欧洲；反动是如下的历史事实的合乎逻辑的后果：英国的贵族政府和欧洲大陆上的封建列强结成联盟，推翻了作为法国革命继承人的拿破仑的统治。但是，妄想重新恢复封建制度的一切企图，终究都必然会由于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创造的新兴的社会诸阶级的反抗而告失败，这也同样是合乎逻辑的。这些新兴的阶级不能容忍这种危及其切身利益的封建复辟。
　　在欧洲东部，新兴的阶级发展得非常迟缓，以致它们还站不住脚跟。更不用说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了，革命的冲击一遇到俄罗斯原始的野蛮制度，干脆就被它弹了回来，因此，梅特涅所代表的哈布斯堡王朝专制主义，就能用以下的办法来维持其统治：煽动多种语言的奥地利的境内各个大大小小民族互相对立，同时通过自己在联邦议会中的影响去镇压德国境内任何争取自由的运动。当时，霍亨索伦的专制国家就是他的甘心情愿的帮凶，霍亨索伦王朝由于自己祖传下来的偏狭愚笨，竟不知道这样就会大大地损伤自己。
　　西欧文明民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粉碎了由外国列强扶植起来的旧王国，法国人民一直感到这个王国就是伪装起来的异族统治，这个王国的贵族和僧侣统治还严重地激怒了举国人民。紧接着在1832年，英国实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没有流过一滴血，也没有打碎过一块玻璃，但仍然不失为革命的事实。英国政府比法国政府聪明，英国政府在十二小时后就向“外来的压力”让步。要争取到法国工人必须在街垒上流血牺牲才能获得的那种成果，英国工人只需采取威胁的态度就够了。
　　在英国，正如在法国一样，革命的胜利应归功于工人的铁拳，工人们支持了资产阶级——作为和他们一样的近代社会阶级——反对封建复辟企图的斗争。可是在英国也和在法国一样，资产阶级独自窃取了胜利果实，他们只想欺骗工人，而他们的胜利则首先应归功于工人。因而是他们自己惹起了无产阶级的反对。从1830年起，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
　　法国的工人们曾经以为已经把共和国争取到手了，但法国资产阶级并不去建立这样的共和国，而去建立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把旧王室的旁系亲属奥尔良公爵立为路易·菲力浦国王;让菲力浦登基的条件是：国王必须顺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新王国忠于其宗旨，开始用欺骗手段、无耻的特务统治以及人为的恐怖等方法来剥夺群众的政治权利，首先是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而工人们曾经以为七月革命已永远保证他们享有这些政治权利了。政治斗争的合法手段既被剥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好组织秘密团体，他们既不能发表演说，又不能出版书刊，就只好使用匕首和火枪。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进行合法活动，于是只好暗中从事非法活动，这是毛奇当少尉时的一句名言，以后在反社会主义者法施行期间，毛奇元帅又收回了这句话，这样做曾使他自感羞愧。
　　想用武器来推翻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统治的一切尝试，起先当然均告失败，这种统治是资产阶级强加给法兰西民族的。在进行这些斗争时，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仍然并肩作战。当时，资产阶级甚至头脑冲昏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怕在小资产阶级当中还流行着的雅各宾传统，而对“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简单的冲突”不大在意。1831年秋天，受饥挨饿的里昂丝织工人在“活着没有工作，不如战斗而死!”的口号下举行第一次无产阶级起义时，资产阶级甚至还是抱着那种观点来看待这次起义的。
　　这次起义是一次饥饿者的暴动，它缺乏明确的纲领，立即就被优势的政府军镇压下去。1834年春，里昂的丝织工人又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举行了另一次起义，但也同样没有成功。此后，在巴尔贝和布朗基的领导下组成了秘密的四季社^[1]，这个社有一定的纲领，也有一定的策略。可是他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毕竟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平等要求为基础的；关于只要有少数坚定不移的秘密活动者就足以夺取国家政权的设想，同样也是不正确的。1839年5月12日巴尔贝和布朗基又发动起义时，它只有短短几小时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接着就失败了。由于三次起义的失败，各革命行动党派的力量一蹶不振。从此，资产阶级的王国就得以免受武装的打击，尽管其代价则是王国内部更快的瓦解。
　　在英国和在法国一样，工人阶级也被胜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所欺骗。1832年选举制度的改革，仅仅确保了中产阶级进入议会资产阶级坚决拒绝扩大选举范国以有利于工人阶级。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英国的大工业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为法国所望尘莫及。
　　大工业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只要政府严禁结社，工人们就在秘密的政治活动中把自己组织起来并且用一切办法为自卫而拼命反抗。后来在1824年，政府许可结社自由，工人们获得了某些活动的余地，于是他们成立了大的工会;到三十年代初，这些大的工会又联合成强大的联合会。可是，由于他们过早地进行罢工而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如此，英国工人们仍一直支持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大地主的斗争，直到工人由于被排挤在工人们所争取到的选举制之外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为止。
　　1835年，工人联合会在伦敦举行会议，它拟出了一个作为联合会纲领的人民宪章，该宪章包括六条：凡不是精神病者或罪犯的男子一律享有普选权，议会选举每年举行一次，议员领取公薪，表决用无记名方式，选举区不分等级，选民都有被选举权。宪章运动^[2]就是近代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以便为自身的利益而行使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但是，它既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因为有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这一运动;同时它也不包括无产阶级的全部先进阶层，因为那些最近由于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失败而受挫折的工会没有参加进来。虽然如此，它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使英国无产阶级在精神上、道义上和生活上大为振作，甚至对统治阶级给以强大的反击。可是，和法国工人阶级最初几次的解放斗争相仿，宪章运动由于缺乏明确的最终目标而中途搁浅。
　　与此相反，十九世纪初期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社会主义，则由于不够了解工人运动的历史意义而没有获得什么成果。这种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些颇有见识的人物的事业：他们虽然身处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商经营的围中，可是很早就发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反面。在历史上，这种社会主义是走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前面的。资产阶级在能够夺取政权以前，必须先使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必须使广大群众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使居民中的一些阶层完全破产。
　　上述情况说明了近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别是由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他们看到，资产阶级愈发财，他们造成的无产阶级人数就愈多，但也使无产阶级愈来愈深地陷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贫困的深渊。因此他们说得很对：用群众日益贫困来换取社会财富的任何增殖，这种历史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全部文化的毁灭。可是他们认识不到：群众——尽管人数增多而力量却削弱——是能够自己教自己的；只要他们在正成长着的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不了独立自主的生命，他们就必然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此，这种社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都深恶痛绝，因为这种行动一定会激怒统治阶级，而关键问题据说是要劝说资产阶级相信有必要建立新的社会。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他们的脑子里设计出一套新社会的方案——作为天才的空想。他们是善于用令人饮佩的尖锐眼光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祸害的革命思想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用很多富于启发性的思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直接追随者，随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发展，愈来愈僵硬地坚持反动的宗派主义;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
　　从此以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空想社会主义就在英国和法国陷入错误的道路。革命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歧途，因为他们缺乏个能够根据可靠的观点制订进军计划并领导他们战斗的总参谋部;同时，空想社会主义在徒劳无益的思想游戏和无法实现的幻想中迷失方向，无所适从，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认识不到在近代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历史性的力量。

二丶德国的新生活

　　起先，法国的七月革命对德国只产生微弱的影响。资产阶级一般依然平静无事;菜茵省个别地区的工人破坏了机器和机器制造厂;工人的这种骚动足以说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还不成熟。
　　然而，在德国北部的个别中邦和小邦里，却发生了这样的骚动：尤其在萨克森王国，这种骚动引起了某些改革，在不伦瑞克公国，甚至赶走了世袭的小暴君^[3]。比较起来，在美因河彼岸，南德各邦（特别是莱茵法尔茨以及巴伐利亚在莱茵河左岸的省份）人民最为活跃。1832年5月27日的汉巴哈大会把几千人联合起来，举行争取自由的示威，少数大学生为反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警卫总部而举行了暴动，这两个事件——大会和暴动，并没有给德国各邦政府以多大的打击——因为这两次事件根本就表明了整个运动的无害性——反而给政府提供了它所欢迎的借口，好采取暴力措施去消灭政治上的反对派，那怕是反对派的最初一点萌芽。
　　最后一次革命的火焰是在黑森大公国里燃烧起来的，煽起这次革命火焰的是布茨巴哈的牧师威狄希和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格奥尔格·比希纳。说比希纳是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是斐迪南·拉萨尔的先驱，这是不恰当的。当社会主义在法国开始觉醒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去了解社会主义;可是他拥护并赞扬法国的大革命，在当时来说，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头脑很清醒的人。威狄希是一个诚实的、自有其聪达之处的人，可是根本上依然是一个热衷于皇帝与帝国的基督教日耳曼狂热分子。
　　在他们两人之间重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这种矛盾曾经使德国大学生协会陷于分裂，这种矛盾也表现在《黑森邮报》上，它是从黑森邦的这次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唯一的传单式革命报纸。比希纳在报上煽动农民暴动，象曾经引起了法国大革命的农民暴动一样，以摆脱封建压迫的枷锁。可是威狄希却用圣经语录恶毒地歪曲了比希纳雄辩的、象火一般炽烈的号召。因而这份报纸并没有得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受到威吓的农民把他们手里的报纸交给政府，于是政府立即去搜捕作者。过了十ニ个小时，比希纳饶幸逃脱，1837年2月他在苏黎世逝世，当时他的年龄还不满二十四岁。威狄希被捕后，在监狱里受尽一个有酗酒狂的预审法官的严刑拷打的折磨，以致他最后宁愿自杀，用玻璃片割破血管而死。
　　可是与此同时，德国各邦政府却在准备一次较大的变革，它竟比所有使政府知罪心虚因而吓得发抖的煽动家^[4]所可能发动的变革还要大。1834年，普鲁士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关税同盟包括八千平方英里面积的大地，拥有将近三千万居民。它规定在同盟内自由交通，它又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去和外国的商业劲敌相抗衡。关税同盟是在迫切需要之下产生的。当时德国境内小邦林立，遭受外国优势的竞争，无力抗衡。欧洲别的国家几乎都用关税来保护自己，而德国的国内市场却由于无数的关卡而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这样的情况终究是维持不下去的。早在1818年财政上的考虑就已迫使普鲁士邦撤除本邦境内的一切关卡，可是它在国境线上仍保留关卡以抵挡外国。同样，无情的财政困难也迫使中邦和小邦加入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尽管那些独霸一方而洋洋自得的小暴君们是非常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预料得完全正确：加入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统治德国的开始。
　　铁路的修筑也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发展，铁路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关税同盟的成立。由于全国缺乏方便的陆路和水道，较大的商业城市很快就对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感到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各邦政府又暴露出它们那种祖传的鼠目寸光的缺点，这些政府愚昧无知，常常阻碍铁路网的兴修。可是，归根到底，他们还是阻挡不了铁路事业的发展。铁路在小邦分治主义偏见的长城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它开发了德国地下煤铁矿藏的财富，因而大力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这时已开始突入小资产阶级的德国南方。
　　随着经济的发展，德国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高涨。浪漫主义派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士瓦本的诗人们曾追随浪漫主义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乌兰德，他们这时仍然保持其乡土特点，这和他们家乡的优美景色有密切关系，虽然这种特点性质还算比较健康，然而这种特点却使他们不去关心民族生活的重大利益。这同样也适用于他们最杰出的天才爱德华·莫立克，因为莫立克不参加任何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所以他被今天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推崇为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吹捧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仅次于歌德一人，甚至与歌德齐名。
　　正如士瓦本诗人们还处在浪漫主义派影响下一样，夏米索（1781—1838年）也出
　　身于浪漫主义派。他的原籍是法国，曾任普鲁士军官，他渐渐习惯于德意志气质，随后就完全被德意志气质所浸透了。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寻找题材，但他最美的诗篇却是那些描写愈来愈强烈地要求它应有权利的近代生活的作品。夏米索写过一些尖锐的战斗诗歌，针对着法国的耶稣会教士和普鲁士的贵族地主，他写出了更夫之歌：国王实行我们的意志，他的权威就高于一切。这位诗人也听到群众的苦难在叩击资产阶级社会的大门。在他的描写老洗衣妇人和乞丐之犬的诗歌里，他用激动人心的声调歌唱了穷人们的生活。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年）就是被夏米索引入徳国文坛的。在他初期的诗篇中，他也用富于想象力的眼光巡视最遥远和最陌生的地方，以绚丽的色彩描绘了从事世界贸易的地区：这是在1835年，那一年德国开始兴建铁路。这些最初的诗篇就已使人们获得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诗篇似乎打开了充满腐朽气氛的阴暗的病房中的窗户，因而在病人的眼前呈现出一个欢乐的宽广的世界。斐迪南后来说得不错，他创作的初期是狮子和荒原的诗歌创作时代，是一种革命性的反抗，反对驯服的社会。然而就足连他自己以及无数景仰他的人们，都还不了解他诗篇中的这个特性。他接受了普鲁士国王赐给他的为数不大的恩俸，因而他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在莱茵河景色宜人的河畔过着愉快的与世无争的诗人生活。
　　克里斯丁安·第特里希·格拉贝（1801—1836年）是威斯特伐利亚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更近的同乡。就他的禀赋而言，格拉贝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他在德国的不幸状态下愁闷而死。这样的天才的确为数甚多。当时有一种可鄙的庸人哲理：说凡是天才都善于应付外界的不利因素;这些天才的凄惨遭遇，就是对这种论调的沉痛抗议。弗莱里格拉特在哀悼他已故的同乡的一首诗中，认为诗人的灵感之火永远是诗人的灾害，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弗莱里格拉特本人虽然经历种种战斗，受过各种苦难，但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他是个幸运儿。格拉贝之所以早死的真正祸根，乃是国家的分崩离析，小邦小城林立的可悲状态，乃是他始终无法摆脱的当时社会环境的压力，乃是德国舞台的衰微使这位天生的戏剧家没有可能来从事有成果的创作。最后，格拉贝之所以早死，乃由于他对法国七月革命的召唤麻木不仁。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就受人奴役，非常穷困，很早就沉溺于狂饮，这样的生活最后使他极度衰弱，而终于早死。格拉贝写过很多剧本，每一部著作都显露了他的光辉才华，可是没有一部著作能获得民族的意义。
　　最后，格拉贝投靠了伊美尔曼（1796-1840年）。伊美尔曼是普鲁士邦法院的一个法官，他曾试图在杜塞尔多夫创办一个小型示范剧场。这个剧场一直停留在试验阶段，特别是因为当时伊美尔曼本人在他那很多早已被人遗忘了的戏剧中，仍然非常拘泥于浪漫主义。更重要的是伊美尔曼的小说，首先是《明希豪生奇遇记》^[5]，这部奇遇记一半是对当时的德国文学所进行尖刻的可是今天却不很被人了解的讽刺，而另外一半则表现在《奧勃霍夫》的乡村故事中，它描绘了伊美尔曼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村生活中所汲取的典型人物。他的另外一部小说《后裔》，描写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刚刚开始的阶级斗争，这部小说虽然不大出名，但在近代史上却有较高的价值。不过伊美尔曼在本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他的一生都是旧普鲁士式的生硬严格的官吏。

三、革命文学。海涅

　　当人们在这些诗人的身上很难看出革命的思潮或刚刚看出革命思想的幼苗时，在另外一些诗人的作品中，革命的思想却已灼然可见。由于在德国国内不可能发表他们的自由和勇敢的言论，于是他们只得——自愿的或被迫的——侨居国外。
　　奥古斯特·冯·普拉顿伯爵（1796-1835年）出身于贵族地主世家，这族世家在德国宫廷史上常常以不光彩的事迹而名闻遐迩。普拉顿本人的职业是巴伐利亚军官;他在世时一直获得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的恩宠。虽然如此，他仍在德国文学中给革命的政治抒情诗开辟了道路。他开始以文学的形式背叛当时极其腐朽的浪漫主义派，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从事政治上的反叛还是不可能的，正如普拉顿诗中所歌咏的那样，只有自由的人民才配得上产生阿里斯多芬那样的诗人，所以要背叛也只能采取文学的形式。
　　由于厌恶当时德国的现状，普拉顿在二十年代快终了时就来到了意大利，吸引他到意大利去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景和艺术的宝藏，同时也由于他愿意生活在这正在开始猛烈地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的人民之中。特别是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普拉顿毫无畏惧地挺身而出，反对欧洲的专制暴君。在他那具有战斗意味的诗篇中，他抨击彼得堡的皮鞭和柏林的军刀;在脍炙人口的关于旅途中的卢布的妙语警句中，他谴责了贪污腐化风气，沙皇专制国家当时正要用这种风气来污染整个西欧。普拉顿平生孤寂，死时也孤寂。他死于叙拉库斯，享年未及四十岁。几年之后，政治诗歌开始发展，这一派的代表诗人如弗莱里格拉特、海尔维格、普鲁茨、丁格尔施泰特等几乎都把他奉为他们的大师来加以悼念。
　　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年）虽然不是普拉顿那样的诗人，但也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他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街，年青的时候，曾经受过德国的犹太人所遭到的各种苦难，法国人来了之后，才改善了犹太人的地位。白尔尼一开始也进行文学上反叛，首先他以才华横溢的戏剧评论家的身份而峥嵘头角。然而，不久他就和故乡城市里的统治阶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那个城市虽然自称自由城，但是还有一半沉陷于中世纪庸人的泥沼之中，另一半却已变成了近代的金钱市场，它根本不关心市民在精神上的需要。为了逃避由于他的自由言论所招致的迫害，1822年他就逃往巴黎，在那里，他通过他的巴黎书简对德国暴君进行猛烈的斗争;白尔尼的讽刺愈加尖锐，对暴君的打击也就愈加深重。
　　不过，白尔尼的思想世界还是很有限的。他持有小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他的政治和社会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缺乏深刻的眼光来观察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另外有一位人物^[6]就远远超过了他，这人至今尚被诸侯、贵族地主和僧侣所切齿痛恨，仿佛他还活在人间一样。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年）不仅在德国文学上，而且在世界文学上都占有独一无二的无以伦比的地位。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协调地体现了在这一世纪内先后交替的三大世界观的色彩和形式，这三者非常和谐地统一在这位文学家的身上;没有一位近代的任何其他诗人能做到这一点。海涅自称浪漫主义派最后的幻想之王，但是他却又用响亮的声音嘲笑浪漫主义，使它在世界上无容身之处。海涅一直为资产阶级自由的理想而奋斗，然而他又极其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种种姑息折衷和纷争不休的缺点。海涅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共产主义，并且再预言，共产主义在未来必将无法阻挡地取得胜利，他颇以此感到自豪;然而他却从没有消除自己内心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正如白尔尼一样，海涅也出身于犹太人家庭。他们两人之所以很早就改宗基督教，并不是为了表面上的利益，而是象海涅很中肯地说过的那样，因为当时的洗礼证书能使他们进入欧洲的文化之林;想从当时在德国还处于中世纪野蛮状态下的犹太教里解放出来，除此以外则无其他的途径。与此相类似的是：海涅在青年时代崇拜过拿破仑;为此，他常常被斥为所谓无祖国观念。拿破仑从犹太人的肩上卸下了使他们玷污受辱的枷锁，给他们打开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门，假如他们不景仰拿破仑，而去景仰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国君主，那末他们真是傻瓜了。
　　海涅在二十年代里开始写游记，这是些大胆信手写下的随笔;在这些随笔中，他文思丰富、源源不绝，对德意志生活中的庸人积疾予以尽情讽刺，其间也写过一些诗歌，日后他把它编为《歌集》，在抒情的魅力和柔美方面，只有歌德青年时代的诗篇才能与之媲美。接着，法国的七月革命唤醒他去参加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于是他奔赴巴黎，并且在三十年代内致力于消除欧洲大陆上具有高度文化的两大民族之间的隔阂。专制君主们都把这种隔阂当作赖以保持其权力的最强大的堡垒，是不无道理的。
　　海涅向法国人揭示我国古典哲学的秘奧，并以此向他们阐明，我们德意志民族在思想发展上是可以和法国人媲美的。他在给奥格斯堡汇报写的书信中，根据法国在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方面对外国的影响，给德国人介绍法国的生活。在这些书信中，海涅反复地谈到作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他肯定无疑地作出这一预言，他也同样肯定地向法国人预言：继承我们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将是德国的手工业工人。
　　作为德、法文化交流媒介人的海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对于这一任务的文化意义，只有今天官方的爱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民族、政治和社会的偏见才有异议。他们用这样的诽谤对海涅进行报复，说海涅受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国王的收买，因而掩饰法国的腐化，而污蔑德国的贞洁。这种恶意的诋毁集中在这样一件事上：海涅正如欧洲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接受过法国基佐政府的年金，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用卑鄙的暴力手段查禁海涅、白尔尼以及所谓“青年德意志”派的全部著作，不仅查禁那些已经发表的著作，而且禁止尚待发表的著作出版，因而海涅就陷于无计糊口的境地。假如一个德国诗人依靠法国政府的年金为生是一种民族耻辱，那末，这种耻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他并没有承担这样的义务：为哈布斯堡和霍享索伦家族的荣誉而成为饿殍;那种耻辱也不落在对受到无耻迫害的人们加以保护的法国政府身上，而应归咎于作为德国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联邦议会。
　　在白尔尼和海涅的影响下，德国境内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一个由四、五个作家所组成的组织（卢道夫·维恩巴格、卡尔·古茨柯夫、亨利希·劳伯、泰奥多·蒙特）;在德国专制主义的压迫下，它只成为半个反对派，经过德意志联邦议会卑鄙的暴力打击之后，这个组织就完全垮了。从“青年德意志”派无力的手中落下的武器，现在由黑格尔哲学拿起来了。当德国一有新生转机的时候，这派哲学就开始显露它革命性的一面。

四丶哲学和无产阶级。魏特灵

　　当老一辈的黑格尔派学者继续在牵强附会地推敲这位大师的语句时，青年黑格尔派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在卢格领导下的《哈雷年鉴》;青年黑格尔派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内核不是体系，而是方法，不是静止，而是运动，不是停滞，而是发展。
　　但是当时德国的政治仍然处于荆棘丛生的境地，所以他们首先同宗教开始斗争，因为宗教是德国专制制度在思想上的伴随物，这本来就符合宗教的思想意向。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对福音书的批判，当时这一运动还没有获得最终的结果，而只是提出了问题。莱辛把问题按其含义总结如下：假如福音书是童话和传说，或者干脆是一些谎言，那末，象基督教这样的世界历史现象又怎么可能从这种沼泽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呢?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年）在他1835年发表的《耶稣传》中虽然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对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生平及教义的记述，予以科学而严格的批判，这种批判方法是在古典哲学派中日益成熟起来的。对于在福音书中他所发现的那些不足信和显然杜撰的部分，他不再说它们是欺骗，而认为这是初期的基督教会在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的，它们把犹太人民的一切救世愿望转加到耶稣头上。可是，这样一来，问题本身并未获得解决，甚至由于以下原因而变得更加模糊，以致到现在还有待于弄清楚：一个青年犹太法学教师，怀着博爱的思想，以并非永远无可指责的德行，以其在讲述动听的讽喻故事方面毕竞还是薄弱的才能——按照施特劳斯的批判，除了这些以外，关于耶稣再无其他可谈了——这样一个人，怎么居然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宗教呢?
　　施特劳斯已经不再承认福音书是圣书，而仅仅视之为世俗历史资料，而布鲁诺[b]·鲍威尔（1809-1882年）则比施特劳斯还进了一步，他根本不承认福音书有历史资料的价值，认为它仅仅只是它那一时代的精神产物。根据罗马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世俗史料，布鲁诺曾作过深入的考证，证明福音书中所有的思想和观念早在福音书写成之前很久，就在希腊、罗马及犹太的文学中有过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思想和观念并不是耶稣所首倡，借以用胜利者的权力来征服世界。布鲁诺·鲍威尔甚至认为从来不曾有过耶稣这个人。即使他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说得太过分了，可是这个问题比起他的批判的结论来，毕竟还是非常次要的。他的结论是：从来未曾有过从犹太教完整地脱胎而出，并以既定的教义和伦理来夺取过世界的基督教，基督教并未被强加于希腊罗马世界，毋宁说它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产物，这一产物采取了世界宗教的形式。
　　鲍威尔认为这样就排除了妨碍着探讨世界真实历史的最后障碍。虽然他的批判如此尖锐，可是他却仍然脱离不了黑格尔哲学的樊笼，这一哲学不是从现实中引取意识，而是从意识中引取现实，不是从事物中引取概念，而是从概念中引取事物。布鲁诺.鲍威尔误以为能用他的纯粹批判，象澄清宗教领域中的问题那样来澄清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因而他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问题从来没有认识清楚过。如果说，不仅污辱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施特劳斯始终是个半庸人，那末，布鲁诺·鲍威尔虽然没有堕落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爱国主义派，但是沿着他的政治社会的歧途，他终于投入了《十字架报》^[7]的怀抱。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则又比鲍威尔更进了一步，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本身，他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支柱，谁不放弃黑格尔哲学，谁也就无法放弃神学。黑格尔的学说——意识产生现实，概念产生事物——只不过是上帝创造世界在哲学上的表现而已。在论述基督教本质的文章中，费尔巴哈使真正的人又获得了其应有的权利。他说：从不依赖于一切哲学的现实当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人来说，是最高级的东西。除了人类和大自然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神灵只是人类幻想所创造出来的，只是人类本身在其幻想中的反映;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人类的最高法则不是上帝的仁慈，而是人类的博爱。
　　费尔巴哈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完全决裂，而宣布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但是，即使是他，也剩下最后一步没有走完，这一步是他无法完成的。按照他的哲学，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所以政府认为他非常可疑。他得不到任何大学的教席，他光明磊落，生活困苦，蛰居于偏僻的村庄;在那里，他和历史性的世界多多少少有些隔绝。他的唯物主义始终限于大自然界，他自已也感到这是一个缺陷，但又始终没有明确评价这样的事实：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里，而且生活在社会里，因而唯物主义不仅是自然科学，同时也是社会科学。
　　正当德国的哲学开始革命化时，德国无产阶级内部，在侨居国外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间，也开始了类似的发展，他们或者是在1830年以后被国内的反动派驱逐出境的，或者是流徙各地，卖艺求生而留居国外的。大约在1835年前后，巴黎和瑞士境内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儿乎同时组成了秘密的组织，巴黎的组织叫做“被剥夺法律保护者同盟”，瑞士境内的组织叫做“青年德意志”派;“青年德意志”派参加了意大利革命者玛志尼领导下的“青年欧罗巴”。在这两个秘密组织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居统治地位。开始时，“青年德意志”派在瑞士有着较自由的活动余地，但是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逼迫下，这个组织遭到了瑞士政府的迫害。在“被剥夺法律保护者同盟”内部，无产阶级的倾向日益取得优势;后来，这个同盟成为“正义者同盟”，它和“四季社”有密切关系，但是也就因而被卷入“四季社”的灾祸之中。此后，“正义者同盟”迁往伦敦，1840年2月7日，它的若干盟员在伦敦创立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在巴黎，成衣匠魏特灵聚集了留下来的盟员;他不久就到瑞士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
　　威廉·魏特灵（1808-1871年）是最先在德国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史中起过开路先锋作用的德国工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军官，在拿破仑侵俄战争中失踪;他的母亲是一个穷苦的女工，她怀着舍己的满腔母爱，想使正在成长的孩子少受无产者私生子的苦难，但是这种苦难魏特灵是无法幸免的。不过他的出身使他能摆脱普鲁士爱国主义，当他到服役年齡将被征召参加普鲁士军队时，他就卷起背囊，流浪到远方去了。
　　在维也纳，魏特灵找到了女衣裁缝这个足供温饱的职业，可是由于他渴望象他在“正义者同盟”里所遇见的那些同伴，所以不久之后，他又来到巴黎。法国社会主义中的丰富多采的生活给他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是他把无产阶级的音符写入了这个几部合唱的有时意义模糊的合奏曲。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可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只有有产阶级的远大眼光和慈善心意才能帮助劳动阶级。但是魏特灵坚决驳斥这种“该诅咒的谬论”，并且公开宣布，工人阶级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谋取自身的解放。魏特灵获得这样的认识比法国社会主义者卡贝、路易.勃朗及蒲鲁东更早，更明确，也更尖锐。这些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840年前后，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力图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成为温和的。
　　在回顾已往的里昂与曼彻斯特的饥饿起义时，魏特灵并不否认这种社会主义的存在。可是他使社会主义摆脱了一般人道的、局限于和平宣传的性质，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劳动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对立的基础上。这种对立是永远无法调和的，要消灭这种对立，只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在思想方面，魏特灵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从他们大家所陷入的死胡同中他却打开了一条出路。在那垛由各种社会主义体系所投射象魔术灯火的幻景那样时隐时现的墙上，他打开了一扇大门。
　　魏特灵在瑞士所进行的宣传工作简直轰动了整个欧洲。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种宣传鼓动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惊愕，正如自以为可以玩火的孩儿忽然手指被烧感到疼痛似的。对于这些阶级来说，和平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它表现得既漂亮，又价廉，兜卖慷慨的同情感，这种同情感对于温情的人们来说，根本不花分文。然而，现在有一位真正的无产者，他揭露了事物的根底，显示出美杜莎^[8]的真面目。这位无产者语言纯朴，气势磅礴，有着驰骋纵横的雄辩力，同时具有丰富而发人深省的思想，比起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干瘪无味的文章不知要高明多少。
　　然而，魏特灵还不是一个近代的无产者。当时在他所熟悉的国家一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瑞士——里，根本还没有大工业，或者大工业还正在萌芽。魏特灵仅仅是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的代言人。他不懂得，只有大工业才能创造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和可能性。他也不了解，大工业将把近代无产阶级组织并训练成一支能完成这种革命的大军;他从来未曾对此明确过：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将给自已配备用以谋取解放的武器和工具。
　　因此，革命之于魏特灵，正象解民于倒悬的国王或解囊济世的百万富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为了按照多多少少富于天才的计划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就必须以革命来推翻旧的社会。就这方面来讲，魏特灵仍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他能非常敏锐地提出了新社会的设计，可是即使是最敏锐的空想，依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标。
　　魏特灵在目标上和方法上都误入了歧途。因为他还不认识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而仅仅熟悉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所以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群众的日益贫困化上。他想使资本主义的混乱状况达到最高峰，使劳动阶级陷于无限的贫困。他认为，群众陷入绝望的境地，是掀起革命的最有效的杠杆，他甚至于指望游民无产阶级，因为他建议以盗窃的办法作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最后手段。即使当时欧洲各国的政府没有立即动员起来反对魏特灵，魏特灵的鼓动工作也必然会由于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失败。魏特灵未能成为近代工人运动的统帅，可是他却是工人运动的先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给他的这个称号是很恰当的。

五丶在浪漫派国王的统治下

　　从三十年代中期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时他们已开始提出政治上的要求。
　　贸易与交通愈发展，分裂割据的德国境内在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的不统一以及关卡重重，就愈来愈紧迫地使人相信民族统一的必要性，而联邦议会忽视交通事业，对外又不能代表德国的贸易和经济利益，也令人愈来愈觉得事态严重。
　　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第一次爆发在1840年普鲁士国王去世的时候。这位普鲁士王在他遭到困难的日子里，曾郑重宣布过关于实行立宪的诺言，事后他却极其无耻地违背了诺言，不过他又无法完全否认这个诺言，因为当时法国的统治者已把普鲁士王国挤到深渊的边缘，迫使国王不得不在1820年向他的债权人承诺，保证今后未经各邦共同参加担保不再举债。此时，国债的债权人也不象臣仆那样容易盲从受骗了。在老王的统治下，普鲁士拮据的财政尚能苟延残喘，可是现在由于军事和经济上的理由迫切需要扩建铁路网，就不能再拖延新债了。
　　在新王登基时，资产阶级曾希望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具有老王所不能相比的才智。人们知道，新王痛恨那套僵化了的官僚机构;根本无法使这种官僚机构了解资产阶级的需要。仅仅在这里就产生了悲喜剧式的误会。新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人物，虽然他也痛恨官僚制度，可是他痛恨它的原因并不是他认为官僚制度太反动了，而是太革命化了。他完全同情封建的贵族，他力图完全用中世纪方式来恢复贵族们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他拒绝履行先王所作的关于立宪的诺言，而资产阶级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迫使国王履行诺言。约翰.雅可比在他所印发的传单《一个东普鲁士人的四个问题》中吁请资产阶级要求获得请国王履行诺言的权利，可是他的传单仅仅得到资产阶级微弱的响应。
　　然而财政上的困难却不是开玩笑所能解决的。这种困难一年比一年严重，终于在1847年迫使普鲁士王不得不将八个省的由其先王所创建的在表面上仿佛代表各省而实则毫无意义的地方议会合并成联合邦议会，并且在柏林举行会议，据说是要履行关于立宪的诺言，实际上则企图制造一种“专制主义的摇钱树”。可是那时资产阶级却不再那么容易上当了。联合邦议会要求国王首先保证给予宪法上的权利，然后才同意新的债款，他们通过汉塞曼对国王的一切如意算盘作了答复：在银钱来往方面是不能再讲客气谦让的。这样，国王也就黔驴技穷了。
　　当时，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如形影不离一般伴随着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国王来说，是一个更危险的敌人。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德国的无产阶级开始壮大。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排挤手工业，开始摧毁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以前，城市居民一直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庸庸碌碌地过日子。而在广大的农村中，大封建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却不断地在资产阶级化，他们经营马铃薯酿酒业和甜菜制糖业。为了获得必要的劳动力，他们大量剥夺小农的土地;甚至官方报告都说，小农处境十分悲惨。正如农村的无产阶级一样，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和大工业的工人们也过着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而境况最坏的还是那些从事家庭工业的无产者，特别是当时西里西亚纺织工业的工人，他们的处境尤其凄惨。他们的双足还陷在封建制度的泥淖中，可是他们的身体已遭到资本主义竞争风暴的猛烈袭击而支撑不住了。
　　新兴的无产阶级缺乏任何斗争武器来拯救自己。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可以把无产者大批地开除出厂，工人的反抗行动——哪怕是仅仅采取最畏畏缩缩的罢工形式——每一次都遭到警察皮鞭的无情镇压。这个基督教日耳曼国家最主要的法定权利就是要让工人阶级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
　　新兴的无产阶级当时还没有觉醒，还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无产阶级内部，思想甚为复杂。犹如堕入深渊而跌昏了似的，无产者还认识不到他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人为地造成的，还不知道只有对统治阶级的这种利益进行斗争才能消除贫困。他们以酒浇愁，想在喝醉之后忘掉自己的似乎是注定了的悲惨命运。对于穷人来说，社会的新情况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价格低廉的马铃薯白酒。
　　但是，近代无产阶级是无法长期任人强行迫使他们过着非人生活的。当这种过程似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时候，就连最懦弱的人也会为对付折磨他的人而找到武器。四十年代中期，在多次暴动式的骚动中，已经显示出革命的预兆，1844年6月西里西亚的两个织工村镇（朗根皮劳和彼得斯华道）的织工暴动就是较大的暴动。这种暴动与英国和法国革命初期的暴动一样，都是饥饿者的暴动，既无计划，又无目标。这样的暴动只能导致反抗者自身的灾祸。不过他们的全面出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征兆，表明现在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考虑到他们作为人而应有的那种不可转让的权利。
　　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并不打算同专制制度决裂，而无产阶级又缺乏推翻这种制度的力量，因而这个任务又落到文学和哲学的身上。十八世纪的四十年代就成为政治抒情诗的极盛时期。1841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年）的《一个活人之诗》问世，这位诗人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其盛况是前所未有的，不仅空前，而且绝后。诗篇里燃烧着旺盛的战斗怒火;剑已出鞘，可是还不知道应该刺入谁的胸膛。也许某些习惯于实际的、认真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人，有时候对这些诗篇中模糊的激情感到好笑，可是在这些诗中有不止一首这样的诗：只有在德语消灭时，它们才会消灭;许多勇敢的自由战士在牺牲时口中还哼着海尔维格的诗歌。
　　可惜这位诗人的诗歌之春并不长久。当弗莱里格拉特深感人民身上的苦难日益严重而转向政治抒情诗时，海尔维格的歌曲就已唱完了。弗莱里格拉特是威斯特伐利亚人，仿佛是由坚实的树心木雕成的，只能在缓缓的火焰中燃烧，但是能烧得很久，照得很亮。尽管他不象海尔维格那样唱得悦耳动听，并且有时以粗豪奇峭的手法宛若讽刺画的画面，但他在革命的塑造力方面，却超过了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能更早地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的希望和前途落在德国工人阶级身上。弗莱里格拉特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位诗人，他把最有力的歌曲献给了德国无产阶级。
　　和弗莱里格拉特一样，格奥尔格[b]·维尔特也出生于台特摩尔德。在他的诗篇里，他庆贺社会革命，他宁愿为革命多斗争而少歌唱，因此他从未把他的歌曲汇集成册。他的有些歌曲也许还散落在今日已被人遗忘的杂志之中，然而那些留传下来的歌曲就足以使他和弗菜里格拉特媲美。
　　四十年代的其他一些政治抒情诗人（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丁格尔施泰特、贝克、普鲁茨）还没有进步到足以了解正在萌芽的工人运动的程度，他们的著作至今还留传的寥寥无几。而海涅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讽刺诗歌，他的仲夏夜之梦《阿塔·塔洛尔》，特别是《德国——冬天的童话》都是不朽的作品;单单《冬天的童话》这部诗歌创作，就足以使海涅在历代伟大诗人中永享盛名。
　　这些政治抒情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黑格尔哲学革命发展的影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完全决裂而转向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之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创立了也是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

六丶马克思与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是特里尔个律师的儿子。他幼年时受着父母谨慎细致的教育，他周围的气氛还不是革命的，这方面的情况对青年马克思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他同样也起了决定性影响的还有这情况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诞生地正是德国境内被法国革命之犁耕得最彻底的地区。
　　这位青年曾在莱茵河畔的波恩大学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学期，当时他已和一位少女较早地订了婚。这位少女正象他自己一样，会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见义勇为的朋友。这时，忧惧不安的父亲，一位德意志的、甚至是普鲁士的爱国者，把这位年轻气盛的儿子送往柏林，为的是使他变得更加规矩和理智一些。年轻的马克思热爱自己的阳光明媚的家乡，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到柏林去，黑格尔哲学尤其打动不了他的心，因为它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进入柏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圈子，当时这一派都团聚在布鲁诺.鲍威尔的周围。正当鲍威尔的划时代的关于批判福音书的思想开始成熟时，卡尔·马克思加入了这个学派，成为它最坚定的成员。
　　鲍威尔试图证明基督教是古代社会的精神产物，当然就必须首先对希腊、罗马各哲学学派作一透彻的研究，这些学派的学说对基督教信仰的形成有影响。从历史的观点来阐述这些学派，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大胆尝试的第一项科学工作。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这项科学工作的一小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还深陷在黑格尔玄学之中，可是他已卓越地掌握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毫无疑问，马克思在柏林青年黑格尔学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虽然如此，马克思毕生所攀登的途径，总是紧挨着危险的绝崖。虽然青年黑格尔派懂得在宗教领域内改造先师的学说，但是他们不懂得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改造他的学说。在这方面，特别是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企图以炫耀如下这一点来安慰自己：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地位都远远低于哲学的尊严地位。当时，柏林缺乏象莱茵地区那样有相当发达的工业能对资产阶级法律观念提供强有力的支柱。柏林是一个军事城市，又是首府，居民当中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敢偷偷地在衣服口袋里握紧拳头，最多也只是作出怒气冲冲的低声唠叨，出出气而已。时代的斗争真正一开始，柏林马上远远地落在科隆和莱比锡之后。在柏林，从天而降的哲学找不到赖以发育滋长的土壤，也找不到赖以摸索前进的实际兴趣。
　　因此，在柏林的暂时居留曾对青年马克思有过决定性的意义，而对他同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且立刻投入了那里的实际斗争，参加了《菜茵报》的工作。当时的《菜茵报》是由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康普豪生和汉塞曼所创办，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个报纸并非革命的机关报;假如普鲁士国家允许在经济进展之后再继之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那末这家报纸甚至愿意在普鲁士国家的旗帜下进行战斗。
　　然而柏林的普鲁士政府的目光过于短浅，不懂得它自已的真正利益所在。《莱茵报》愈想把政府推向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高峰，普鲁士政府就愈加坚持他们在易北河以东的那种落后性。这个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从而使报社里比较激进的编辑人员很快地掌握了该报的大权。马克思就是其中最年轻而又最有才干的一个。也由于他写过的很多稿件如此出色，从而使他在1842年10月成为该报在政治上的领导者。
　　马克思最初的几篇文章是论述新闻自由问题的，这些文章今天依然属于历来有关新闻自由问题最杰出的文章之列。同时，莱茵省议会关于反窃盗木材法案、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法案的讨论，把马克思的注意力引向物质利益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黑格尔哲学的思想观点是无法使他找到正确答案的。因此，他不顾别人的阻拦，去专心研究这些问题，从而和柏林的友人们分道扬镳了。
　　同时，他在《菜茵报》社里着手要彻底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菜茵河北岸引起微弱的反响。可是这个打算并未实现。《莱茵报》采取日益反对政府的态度，马克思又善于运用使新闻检查者毫无办法的巧妙策略，特别是由于《菜茵报》的专文报道了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的情况，因而与莱茵省省长发生激烈的冲突。《菜茵报》出色地进行了这场斗争，普鲁士政府于是下令在1843年4月1日封闭该报。在查封令开始生效之前数周，马克思已经离开了《菜茵报》，因为当时报社的股东们企图采取较温和的策略，希望政府收回查封的成命，而马克思却不愿为此种尝试担负责任。
　　这时，对马克思来说，要想在德国境内从事任何公开的活动，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他和阿尔诺德.卢格——一位在同时被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年鉴》里工作的编辑——相约一起移居到巴黎，为的是在一家新的杂志即《德法年鉴》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可是这份杂志仅仅出了一期，因为这两位出版者在原则上无法一致。卢格无法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偏见，而马克思却已经从这些偏见中逐渐解放出来了。
　　马克思是在巴黎度过1844年的，这一年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最有成就的一年。他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并且从根源上去研究法国大革命震撼世界的影响。根据法国的历史文献，他深刻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一直研究到中世纪时期。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丰富资料，同样也使马克思了解到无数各式各样的事实。法国的社会主义经过了卡贝、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活动，开始接近了工人运动。
　　在《德法年鉴》里，马克思驳斥了主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不应涉及政治的见解。为了向当代说明当代，他更愿参加当代的实际斗争。他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这句名言：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他发挥了费尔巴哈的论点并提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是国家，是社会。在哲学消除了真理的彼岸^[9]以后，历史的任务就在于建立此岸^[10]的真理。对天国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人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法律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针对当时德国的情势，马克思以令人伙佩的敏锐目光指出（这以后七十年的历史证实了他的论断），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将中途搁浅，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将获得愈来愈大的发展，或者象他以带有哲学意味的语言所表达的那样，在德国，政治上的解放已经不再可能了，只有人的解放还是可能的。假如人们认识到个人力量就是社会力量并加以组织，从而使社会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和人分开，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人的解放。
　　马克思告诉他的老朋友青年黑格尔派说：你们若不提高哲学，就无法实现哲学;可是他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东西，他并没有忘记，于是他告诉资产阶级说：你们若不实现哲学，就无法提高哲学。正如哲学会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到物质的武器那样，无产阶级也会在哲学中找到他们的思想武器。哲学是解放斗争的头脑，无产阶级则是解放斗争的心脏。如果不提高无产阶级，哲学就得不到实现，如果不实现哲学，无产阶级也就提高不了。
　　由于思想上的发展，马克思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开始分道扬镳，现在他却在《德法年鉴》的一位同事身上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偿;他就是弗里德里希[b]·恩格斯，从那时起，他就和恩格斯并肩战斗了四十年。恩格斯（1820-1895年）是厄尔倍菲尔德一个工厂主的儿子。和马克思一样，促使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的并非他本人的困苦生活，而是他的智慧。他从而就与他那非常保守的笃信宗教的家庭精神完全决裂，他早在幼年时代就放弃了仕途。他在厄尔倍菲尔德读完文科中学以后，决定从事经商的职业。后来他在巴尔门和不来梅实习了几年，又在柏林服了一年志愿兵役。
　　恩格斯的实际活动，并没有使他脱离对哲学的研究。费尔巴哈关于基督教本质的论点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在马克思离开柏林以后，恩格斯也和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有紧密的交往。虽然恩格斯在青年时代不象马克思那样在哲学上有如此严格的系统教育，可是他在实际生活的知识方面却超过马克思。
　　在兵役期届满以后，恩格斯来到了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一个工厂里当职员。在这里，他熟悉了大工业。他在哲学方面的造诣，使他能够认识到创造这种工业的近代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正如马克思从研究法国革命中认识到的那样，恩格斯从英国工业中认识到：经济的事实尽管迄今为止一直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但其实却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恩格斯在他为《德法年鉴》写的文章中批判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他揭露了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并得出结论：你们应有意识地作为人去进行生产，而不是作为分散的毫无人类意识的原子去生产，这样你们就超平一切人为的暂时存在的矛盾之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样一致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必然就显得更加可贵了。他们在哲学上的出发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从黑格尔、从布鲁诺·鲍威尔、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发的。他们都研究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而此时，对马克思来说，是法国革命，对恩格斯来说，是英国的工业，成为他们用以说明时代的斗争和时代的愿望的工具。这两次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依据这两次大变革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前离析，并一直追溯到它最终的根源。
　　1844年9月，恩格斯在返回德国的途中，在巴黎和马克思相处了十二天，他们两人极其细致地商谈了各种问题。他们共同草拟了驳斥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文章;这就是《神圣的家族》。在这篇论文里，他们清算了他们以往的哲学思想。但是，在这一篇绝大部分篇幅是由马克思撰写的论文尚未发表以前，马克思在普鲁士政府的催促下已被逐出巴黎，前往布鲁塞尔。在此后的三年内，马克思就住在布鲁塞尔并和恩格斯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致力于发展和加深这一新建立的世界观。恩格斯撰写了他那划时代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同时，马克思则在反对浦鲁东的论文^[11]里拟定了他的资本论的初步纲要。这时，他们还同当时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进行论战，不仅对当时已经冒头的政府社会主义，而且还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进行论战，这个流派把世界的一切祸害统统归咎于诸侯。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满足于从事理论著作，他们还设法进行实际的宣传工作。他们不仅能在当时作为欧洲流亡者的中心地——布鲁塞尔，而且还能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都争取到了拥护者。起先拥护者的人数并不很多，然而都是热情的和有觉悟的。正义者同盟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他们最大的成就。
　　正义者同盟的秘密学说，原先并没有超出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两者的混合物的范围。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给他们以很大的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是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并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这里指的不是要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是要自觉地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
　　1847年夏季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成为一个新的组织，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消除了残余的密谋活动的倾向，而成为一个建立在纯粹民主基础上的纯粹从事宣传工作的组织。后来，在这一年的年底，又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同盟的新纲领。在长达十天的会议中，代表们详细地讨论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纲领草案，大会在澄清了一切疑虑之后，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1848年2月，纲领公开发表，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材料来源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威康·沃尔夫全集（描述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和威廉·魏特灵：《和谐和自由的保证》。
　　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必须了解海涅、海尔维格和弗菜里格拉特的政治社会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的著作。

^[1] 四季社是一个有严格的军事编制、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秘密组织。这个秘密组织是按照下列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一个兵士就是一天，六个兵土组成一个星期，服从星期天的命令。四个星期组成一个月，听从七月的领导。三个月组成一个季，受春季的指挥。四个季构成一年，求属于革命代表的最高权威。整个秘密组织受首领布朗基的指挥。——原注

^[2] 宪章运动（缺）

^[3] 小暴君：指不伦瑞克公爵卡尔（1804-1873年）在1830年9月7日人民起义时被推翻。——原注

^[4] 煽动家分子，原意是古代希腊的人民领袖，现在该字带有谴责的意义：人民的骗子手。在德国三月革命期间，这个字表示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分子。——原注

^[5] 明希豪生（Munchhausen）;德国的漫游探险家，喜述夸大而令人不可思议的谐闻，关于他的故事，流传甚广。——中译本注

^[6] 指海涅。——中译本注

^[7] 全名为《新普鲁士十字架报》，1848年由保守派创办，该报反对革命：后来该报成为保守派右翼的机关报，是极端反动的报纸。——中译本注

^[8]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人面的魔女之一，这些魔女带着蛇发和翅膀，相貌狰狞，外形偃化。——原注

^[9] 指上天丶天国。——中译本注

^[10] 指现实世界。——中译本注

^[11] 指《哲学的贫困》。——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