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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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一、企业创办热潮与文化斗争
二、工人政党的统一
三、反动的倒退
四、反社会主义者法
五、温和手段
六、俾斯麦的垮台

一丶企业创办热潮与文化斗争

　　正如自上而下的革命是由普鲁士军人国家和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来确保的那样，这两股势力也进行了对法国的战争并且一起瓜分战利品。
　　他们主张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主要理由是兼并能保障德国免受法国一切侵略贪欲之害，这种理由立即就被证明是一种迷惑人的骗局，事实也的确如此。与此恰恰相反，新帝国最受人推崇的军事巨人毛奇曾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我们化半年时间用武器取得的成果，要由我们化半个世纪时间用武器来保卫，才能使这些成果不再被人夺走。”这时，军国主义已发展到六十年代极度悲观主义的人士都无法想象的程度。
　　但是资产阶级甘愿容忍这种情况，因为德国军队已用枪托给他们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尽管亿万巨款主要由军人国家占了便宜，它用以偿还债务、支付捐赠和恤金、建造要塞和兵营、更新武器和军事装备，但是实有资本和流动资金的大量增加却使新兴的大工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工商业中的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资本集中。从1871年到1873年，股份公司的资金总额超过了十二亿塔勒尔，几乎相当于法国的全部战争赔款总额，各种形式的银行组合和工业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大量的钢铁厂和煤矿建立起来了，同时也设计了大批的铁路线。在这个疯狂的企业创办热潮中，资产阶级连最后一点政治立场的残余都丧失了。
　　资产阶级拜倒在这位“百年难逢的伟人”的膝下，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美景。俾斯麦本人也就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种过份的殷勤赞颂，但并不作回报。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依然用铁腕加以压制，假如有哪一位资产阶级讲演家敢于在国会里吞吞吐吐地唠叨一句有关“人民权利”的话，那末他就会被俾斯麦痛骂为讨厌的乞丐。可是在经济领域方面，他还让资产阶级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他继续在清除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俾斯麦的得力助手仍是大臣台尔布吕克。他发现了时代的秘密：切莫坐失一笔利息；他用当时风行一时的一句话来祝愿资本家的狂热：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愚人坐失发财良机。
　　在资产阶级内部，俾斯麦只把德国的小邦分治主义分子看做是真正的反对派，他们已经结成了议会里的一个大党。德国军队已间接推翻了教皇的世俗权力，从而使天主教一切可以战斗的力量都动员了起来。天主教派以“中央党”的名义参加了首届帝国国会。他们起初对俾斯麦还不怀任何敌意，因为俾斯麦迄今一直是耶稣会的经过考验的朋友。但是，自然而然，这个新党派会成为一切小邦分治主义分子的大本营。在德国的天主教地区——莱茵、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反普鲁士情绪始终是最强烈的；另外再加上波兰的天主教徒，嗣后还有亚尔萨斯的天主教徒。诚然，从一开始，中央党的小邦分治主义性质就远远超过了它的宗教性质，以致力图恢复旧日汉诺威王国的汉诺威正统新教派也参加了这个集团。
　　因此，一大群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见解五花八门的人——从持有小农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观点以至于封建浪漫派和行会狭隘观点的人——即由于其小邦分治主义而反对新帝国的一切势力，统统都聚集在教皇权威主义^[1]这面共同旗帜之下了。1871年春季，这个新党公布了纲领，纲领中首先强调这种小邦分治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邦自主和自决；它其次才强调宗教观点，主张保护宗教团体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因此，被选充当这一大帮派的乌合之众的首领的，并不是天主教的知名牧师，而是前汉诺威大臣温德豪斯特。他也是一个象俾斯麦那样的老牌外交家，所不同的只是他可以因自已比俾斯麦更早发迹而洋洋自得。
　　假如这个新帝国能象一个近代文明国家那样进行治理而不是依靠普鲁士军棍的话，那末这个反对派就没有多大意义，它后来必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分解为杂七杂八的总的说来在历史上落后的分子。但是，俾斯麦在1866年后曾在一定程度做到的某些建树，在1870年后却做不到了。他不善于用巧妙手段来利用当时的形势。别人对其无比天才的极口赞谀，使他看不清楚旧贵族地主眼界以外的任何远景。他用旧普鲁士的军棍打击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物；谁要是不肯顺从他的脾气和情绪，就会被宣布为“帝国的敌人”，受到帝国的迫害。
　　在这种冲昏头脑的情况下，俾斯麦完全看不到当时他有击溃中央党反对派的可能性。他未曾设法用近代立法来约束中央党，而本着旧普鲁士的警察精神用暴力手段来约束它，同时他把现象当作本质，他向一般的天主教教会寻衅挑战，利用各种非常法令并且令人讨厌地插手教会内部生活，对教会步步进逼，以致激怒了全国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使他们都起来反对俾斯麦。俾斯麦本人没有利用资产阶级自由这一武器，反而迫使中央党拿起了这个武器，从而使中央党在他那套反动的治国之道面前，显得理直气壮，无法制服，尽管俾斯麦曾大言不慚地夸口：他决不会屈服。
　　自由资产阶级则显得比俾斯麦本人还更愚蠢，他们追随他们所敬佩的英雄，亦步亦趋地踏上了这条道路，根本不能以他们是在封建思想薰陶中成长起来的为借口而减轻他们的罪责。世界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维尔科夫甚至认为，不妨用文化斗争这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来称呼这场历史上的悲喜剧。对于那些在民族自由党里作恶多端的狡猾的企业创办人之流来说，这场“文化斗争”当然只是一种更便于他们掠夺群众的烟幕而已。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认为，谁在国会里和报刊上叫嚷“反对罗马”最激昂慷慨，向乌尔利希·胡登^[2]的孤魂祷告得最虔诚，谁就是在企业创办时期得到最多不义之财的人。
　　俾斯麦和自由资产阶级就这样浪费了新帝国的宝贵时间。他们目光极其短浅，放过了无比良好的时机，在1874年1月举行下届国会选举时，他们就已得到了应得的教训。在这次选举中，除了进步党人的五十万票——据俾斯麦估计，其中一半选票是“拥护帝国”的，另一半是“敌视帝国”的——以外，竟有2,339,936票是绝对“敌视帝国”的，而绝对“拥护帝国”的则只有2,408,549票。这样，“帝国的拥护者”就只有68,613票的微弱多数，除非一厢情愿地假定全体“拥护帝国”的选民统统都真心诚意地投了票，但是这种假定是落空的。

二丶德国政党的统一

　　1874年的选举，使社会民主党两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决定性地促进了自从1871年以来就在慢慢准备着的两派统一工作。
　　一方面，从对法和約签订以来，关于民族问题的争吵已告平息，另一方面，历史发展本身也加速了互相对立的兄弟站到同一条战线上来这个过程。对无产阶级来说，从开始，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就证明是一个心肠冷酷的后母。帝国的官方当局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正派作风：把它在战争期间开始的对爱森纳赫派的可郁的迫害活动停止下来。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侥幸地逃脱了受过教育的法官们的追究，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却被莱比锡法院以极其荒唐可笑的理由判处了两年徒刑。的确，这种明目张胆地显失公允的审判却产生了一种出乎其主谋者意料之外的后果：莱比锡案件审讯成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事业的有力宣传。
　　资本家的巨额利润是无产阶级的灾难。它使货币贬值，工人阶级必要的生活用品日益昂贵；工人阶级如果想把他们的实际工资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就必须增加他们的货币工资。于是，罢工运动蓬勃发展；罢工虽然正当，却遭到资产阶级中原先同情工人的人士的恶意反对，各邦政府的反对就更不待言了。这些罢工并不能阻止工人生活的严重恶化。
　　资产阶级诸政党也以同样的仇恨情绪，力图扼杀从罢工中发展起来的工会运动萌芽。当时，这些政党还没有同意象俾斯麦早在1873年就曾向国会要求的用刑罚来惩办违反劳动契约行为的那种做法，以重新取消刚刚给予的结社自由，然而他们也毫不迟疑地竭尽一切力量来阻止工人开始建立工会组织。资产阶级报刊把每一次罢工和每一个工会组织都斥为“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斥为丧尽天良的煽动家人为地挑动工人。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当时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去煽动工人们罢工：他们倒是在不遗余力地教育工人：在采用罢工这个双刃利器之前，必须先建立健全的组织。资产阶级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当然照例也打击了资产阶级自己；它迫使工人群众认识到：在各政党中，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是经常可靠的朋友。
　　在政治方面，工人运动也得到了同样有力的推动。旧普鲁士的政府制度在北德联邦里还一成不变地保持着，这种旧制度使人们对皇帝和帝国的狂热很快就消沉下去。军事负担和赋税负担未见减轻，对于德国各地那些以前不习惯这种苛政的地区来说，这些负担令人加倍地不寒而栗。除了当兵和纳税以外，旧普鲁士荣誉中还有休谈国事的习惯也保持不变。俾斯麦要求国会通过出版法中的一个有弹性的新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凡危害家庭、财产以及义务兵役制之罪都要受到重刑的惩罚。正如经济方面的违反契约法一样，这个条款是俾斯麦在政治方面对付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非常法。对于国会中资产阶级议会多数派来说，这种条款目前也毕竟是太过分了。
　　在1874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总共获得351,670票，两派所得的票数大致相等。两派当然只能获得为数区区的九个议席。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共同行动，那末他们也许会多得几个议席。但实际上，两派分头进行竞选也证明是有很大好处的。两派得票几乎相等，这对双方的过分激动有冷却作用。拉萨尔派认识到，爱森纳赫派并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拥护者，而爱森纳赫派也知道，关于拉萨尔派亲近政府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在国会中的个人接触，也有助于减缓两派之间还存在的不和情绪，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周園全是敌人，资产阶级政党以傲慢的轻蔑态度把他们当作来宾对待：仿佛他们要得到主人的容忍就必须知趣些。而俾斯麦则立即又以两个非常法对他们步步进逼；他曾因这两个非常法而在上届国会中碰过钉子，在本届国会里起先当然也遭到拒绝。在历次表决时，社会民主党的议员都采取了统一的行动，他们之间还值得一提的唯一分歧在于组织问题：爱森纳赫派认为拉萨尔派的组织太严，而拉萨尔派则认为爱森纳赫派的组织太松。
　　这时，俾斯麦却戳破了阻隔着德国工人运动两派的最后一道堤堰。他把检察官泰森道夫召到柏林来，企图利用刑法典中的弹性条款来提起公诉，把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置于死地。这个唯利是图的野心家费尽心机来完成这件卑鄙的任务。由于他当时未能得逞，于是想出了这个好主意——破坏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因为在他那愚蠢而自负的官僚脑瓜里，他幻想只要剥掉公爵的大衣，公爵就当不成了。不久，他借助于唯命是听的法院，果然破坏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组织，当然是明目张胆地甚至连普鲁士结社法也违反了。反动派多多少少还尊重它自己的法律条文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自从资产阶级开始控制不住工人运动以来，他们宁愿放弃这种奢侈装饰品了。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两派的合并也已到了不会再拖延下去的时期，但俾斯麦和泰森道夫的天才策略毕竟是加速了这个令人欣慰的过程。
　　社会民主党两派的统一，于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所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确实完成了。在一切有关近代工人问题的重大问题上，都获得了可喜的一致意见，而取得了一致意见的问题怡恰就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都还没有达到科学认识高度的问题。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没有为统一而作出任何思想上或原则上的牺牲——尽管马克思甚至都为此担心。于是，统一已完全证明是正确的。

三丶反动的倒退

　　与此同时，在资产阶级诸政党内部开始了反动的倒退，经济危机严重，范围极广。危机的阴影早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时就已降临。新帝国在短暂的自我陶醉以后，不久就怀着万分悔恨的心情，尝到了在世界市场上以同等的实力进行竞争的滋味。
　　由于企业创办年代里盲目的生产过剩，德国大工业已陷入严重的销售危机。大工业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借以保持国内市场上的高昂价格，以便用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倾销的办法来更有利地排挤国外竞争者。他们不惜吸尽本国人民的脂膏，以便向外国以更加低廉的价格倾销过剩产品。以前热中于自由贸易的大地主们，也同样在开始叫嚷要实行保护关税，其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使交通事业获得迅猛发展，德国市场上肉类和谷物充斥，于是地租已开始下降。俾斯麦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工业家，因而他能深刻体会到这两个苦难重重的阶级所处的困境。然而，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还有他的特殊忧虑。五十亿战争赔款已经轻率地花费殆尽，财政困难正气势汹汹地猛敲着这个新帝国的大门。因此，政府不得不开辟新的税源：这种税源能使金钱源源涌来，同时又不会被帝国国会任意杜塞。这种税源就是向群众日用销费品征收间接税，财政关税以及大工商业和交通部门的国有化。
　　俾斯麦于是就实行了反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关税政策。但俾斯麦的时运不济：反动政党起初不肯与他通力合作，以贯彻这些政策。虽然贵族地主曾由于俾斯麦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而开始对他横加诽谤，但是正如人所共知的俗话所说的同类相济那样，俾斯麦又和贵族地主迅即言归于好。可是，对于本来可以合作的中央党，则由于闹得满城风雨的文化斗争，俾斯麦无法获得该党的支持。中央党既不肯立即原谅这位被他们称为“狄奥克莱提安式的基督教徒迫害者”^[3]的俾斯麦，而俾斯麦又不肯随随便便就认错赔罪；他是早就夸口决不屈服赔罪的。这种善良人物也会出现的时刻应该来到了，但是俾斯麦暂时还有种种机会来设法使那些为他牺牲了政治理想的自由派人士在他们的物质利益问题上和他一起商量办事。
　　毫无疑问，自由资产阶级已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大工业已与他们疏远了；原来跟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则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开始趋向反犹太主义——也就是“蠢人社会主义”，已脱离他们的掌握；不久才归顺他们的贵族地主，则特别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为不知悔改的罪人。正当关于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在企业创办热潮的废墟上彻底破产之际，要高举资产阶级自由这面大旗根本就是一种完全无望之举。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施展了种种解数，妄图用魔法驱走严重的经济危机，力图把万恶的企业创办热潮描绘成“最正当的生意”，而这些做法是最不适合于恢复其业已降低的威信的。
　　然而，资产阶级的这局牌还远远没有输。和俾斯麦反动的经济政策相比较，他们毕竟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指望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对资产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支持，是与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必对“社会主义空想”作任何承认，也根本不必和工人阶级结成策略上的同盟。工人阶级之起而反抗那种掠夺群众的反动计划，并非为了要讨资产阶级的欢心，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只要资产阶级不因对社会主义者的盲目仇恨而丧失了可以顺利反击俾斯麦反动倒退的唯一可能性，那就令人满意了。
　　社会民主党诚然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大的力量，但是它当时正处于飞跃发展之中。它在德国人民群众中已有足够大的影响，足以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反对贵族想欺骗愚弄他们的企图。在1877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虽然只获得十二个议席，可是所得的选票却将近五十万票。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人正在与日俱增。
　　这时乍看起来，好象自由资产阶级终于想就此止步了。国会又一次拒绝了一项弹性条款——这个条款原定要作为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列入刑法典的，尽管内务大臣奥林堡当时扬言要让“刀剑猛砍，步枪射击”，如果非常法不获通过的话。1877年选举时，民族自由党丧失了大约二十个议席，这些议席落到保守派手中。尽管如此，主张保护关税的议员在国会中仍然不能成为多数派。1877年的圣诞节，俾斯麦再一次和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冯·班尼逊进行谈判，但又毫无成果。在民族自由党人看来，俾斯麦答应给他们的东西太少了，而要求于他们的却太多了。民族自由党人可以派一个或几个人作为陪衬角色参加内阁，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意烟草专卖和许多种财政税收，但不要求“实行宪法的保证”，不要求关于因此严重受损的预算权的保证。民族自由党人可以表面上参与国家政权，但他们还握有的那一点实权却必须大部分放弃。这对于民族自由党人来说确是一种过于苛刻的要求。
　　当时更符合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不用暴力来压制工人阶级。但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俾斯麦，这就使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害怕，所以民族自由党人认为，疯狂攻击社会民主党就能加强自己。这种政策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蠢举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这方面，进步党人甚至比民族自由党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尼逊的所做所为，还没有象进步党领袖奥根·李希特那么恶劣。李希特曾宣布，反对俾斯麦反动经济政策的斗争是次要的，而反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则是主要的，同时他还运用今天的帝国协会^[4]这个武器来进行这种斗争。
　　这样一种自杀性的政策，其阴险之处在于自由资产阶级有理由深信工人阶级一定会反对反动的经济政策，但他们很错误地认为疯狂攻击“颠覆分子”就能讨得当权者的欢心而“晋升”。但是俾斯麦对付这种狡猾伎俩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俾斯麦自从和班尼逊的谈判失败以来，一直在窥伺时机企图仿效拿破仑三世的公民投票，发动一次突然袭击，造成某种恐怖。在人民大吃一惊和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他就能在国会里拼凑一个听任摆布的多数派。
　　俾斯麦获得了这样的机会：1878年5月11日，五金匠帮工赫德尔在皇帝出巡时于柏林营提树下街用手枪放了一枪。这支手枪与真正的杀人凶器大不相同，因为它有罕见的无害的特征：这一枪是打偏的。根据一位宫廷枪械技师的宣过暂的专门鉴定，在九步之内，枪弹射得偏高一尺，还偏左一尺。俾斯麦接到了这一偶发事件的电讯（报纸上刊登这条警务消息时只须用三行的篇幅就能将其历史意义说清楚），随即从腓特烈卢发出回电：制订非常法，取缔社会民主党。赫德尔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牺牲品，他想以出奇的一枪使公众注意到自已在思想、道义和肉体上的不幸。这毕竟总是一个悲惨事件；但自由资产阶级没有把俾斯麦的要求指明为种与这一悲惨事件毫不相干的笑话，而乐于把这种拙劣骗局的拙劣萌芽培植成为兴高采烈的发财高升的机会。
　　自由资产阶级的各报一半为皇帝“神奇的脱险”而欢欣鼓舞，一半热中于深刻论述赫德尔那支不中用的手枪几乎会引起“世界历史上又一次转折”。可是“神奇的”倒是他们用以努力使“世界历史”发生“转折”的那种自我否定精神，俾斯麦则用这种“转折”来使他们趋于毁灭。自由派人士知道得很清楚，这次所谓谋刺事件，正如班尼逊自已曾说过的那样，最坏也不过是“一个无用的青年百姓的轻举妄动”。他们完全明白，俾斯麦首先想利用这个案件来压制他们，他们却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办法来挣脱俾斯麦对他们的约束。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对赫德尔事件大事渲染，这必然就使俾斯麦实行其计划的时机得以成熟。把赫德尔描绘成一个不吉祥的魔鬼，这是准备一次新谋刺事件，并且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煽起如下这种情绪的最有把握的手段：一次新谋刺事件必然会把这种情绪煽动到完全疯狂。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内各自由派党团拒绝第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法这件事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更缺乏意义的是他们申述拒绝理由时所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的对公众危害性更大的反社会主义者法。班尼逊认为，现有的立法还没有把许可的范围充分利用到极度，如果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近代工人运动的历史意义至少还了解一点的话，那末奥根·李希特就比他坏得多了。李希特有这样一套一成不变的见解：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政府的“人为的产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存在，乃由于反动的新闻法和结社法运用不善，不足以对付他们所致。这种见解使这个可怜的魔鬼毕生都烦恼不安。不难理解，对付这样愚蠢的对手，对俾斯麦来说，确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俾斯麦甚至不必费神去派出密探到处活动，以便迅即巧妙地制造谋刺事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个资产阶级的希洛施特拉特^[5]——一个名叫卡尔·诺比林博士的人——果真企图刺杀皇帝，皇帝当场受了重伤。自由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所播下的种子此刻结了苦果，在他们自杀性的愚蠢行为所引起的大风暴中，自由派各政党都全线溃败了。
　　它们的许多领袖都郑重宣布愿意在今后同意一切非常法令；他们企图用牺牲最后一点自尊心来制止这场大风暴，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在政治上，俾斯麦毫无温情病，他抓紧时机，趁热打铁，解散了国会，据说是为了使选民能拯救由于国王被刺而受到威胁的祖国，实际上是为了在国会里制造一个多数派：这个多数派将愿意实现他的反动计划，使反对计划最剧烈的敌人——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发言机会。

四丶反社会主义法

　　俾斯麦利用了白色恐怖的种种手段来进行竞选：从无耻的伪造官方文件一直到制造不道德的侮辱皇帝案，通过这场竞选，俾斯麦达到了目的；他竭力排挤民族自由党人的势力，结果，他们的政治支柱的残余力量都瓦解了。自由派各党失去了大约四十个议席，保守派则赢得了约四十个议席。俾斯麦能够以保守派的一百十五个议席，按照他的心愿，结成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的多数派，或保守派和教皇权威主义分子的多数派。现在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尽管俾斯麦使用了最卑鄙龌齪的武器来镇压社会民主党，然而在第一次的袭击中，制服社会民主党的阴谋并未得逞。从社会民主党在一年半以前（即在1877年）的大选中所获得的十二个议席中，俾斯麦只夺得三个；从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五十万张选票中，他只夺得大约十分之一。这样的损失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尤其是在这次突然向社会民主党袭来的猛烈风暴中，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主动放弃了一切外围据点，集中全力坚守三十个左右与社会民主党关系最悠久的县区。他们在那里顺利地保存了不可摧毁的有生力量。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柏林市，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竟从31,522票增加到56,147票。
　　反抗的斗争是在这种可设想的极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资产阶级诸政党可以任意滥用的那些合法武器，对工人来说，则都被摧毁了或至少受到极大损坏；在帝国的广大地区内，工人根本没有集会权，在其他地方，集会权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的传单在毫无理由的借口下横遭没收；同样，工人的报纸也由于警察和检察机关的不断进行游击战式的袭击而陷于停顿；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至少有一半被捕入狱。甚至资产阶级报纸都承认，警察机关简直可以对社会民主党为所欲为。此外，还有一种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已持续五年之久：无数党员同志在经济上遭到了报复。另外，谋刺事件的所谓道义责任煽起了对社会民主党的仇恨和愤怒。
　　在谋刺事件之后举行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仍能保持其地位，这就足以证明，不再有任何外来的暴力能根除社会民主党了。但是俾斯麦并不懂得这教训，倘使他还懂得一些的话，那就是他并非毫无理由地假定：非常法如果不能消灭社会民主党，却能削弱各自由派政党的势力。1878年9月初，俾斯麦召集了新的国会，以便向国会提出旨在剥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非常法。国会对该提案的各项规定意见纷纭，滑稽剧式地讨论了六个星期之久。在资产阶级诸政党内，一百十五位保守派议员的态度最为简单和明朗，他们赞成和拥护旨在镇压无产阶级的一切提案。态度暧昧得多的是一百六十位资产阶级反对派——进步党和教皇权威派议员；他们根本不想讨论这提案，但却不反对对工人阶级施加更凶恶的压制；可是他们不想用非常法，而想用“普通法”来实行这种压制；进步党人和教皇权威派都声明愿意本着仇视工人的精神来弥补“普通法”的“缺陷”。他们真正的忧虑在于：俾斯麦所要求的无限制的警察权，不仅可以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也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旦进步党和教皇权威派的政客们对此不再有所忧虑时，他们就不再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了，尽管他们是有力量加以反对的。因此，他们在第一次讨论时所发表的滔滔不绝的响亮言词也就犹如烟囱里吹过的风一样，毫无价值可言了。
　　决定的关键掌握在民族自由党人的手里，他们起先犹如热铁板上的狗熊，暴跳如雷，乱蹦乱跳，可是俾斯麦泰然询问他们是否渴望把谋刺事件后的大选重新再举行一次，从而就制服了民族自由党人起先的反抗。此后，他们就在俾斯麦的皮鞭下乖乖地跳舞了。他们同意让警察任意胡作非为，但加上“法律上的保证”的字样作掩饰。自由派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抚慰自己在政治上的内疚心情的。俾斯麦装出一副老实的狐狸面孔，同意这一空洞无内容的发明。他答应愿意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人阶级一切正当活动，据说只有那些伤天害理的煽动者的颠覆计划才是镇压的对象。捕鸟人的哨音老是吹得这么和柔悦耳，直到鸟儿自投罗网为止。俾斯麦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他打开这个非常法的伊俄勒斯之袋^[6]，第一阵暴风就会把民族自由党人的空中楼阁吹得无影无踪。在民族自由党人对政府提案所补充的一切“减轻”规定中，只有关于非常法实施期限——先实施两年半——的规定，勉强尚有一提的价值。
　　这个法令在10月19日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九票通过后，政府就立即粗暴地违反了为“忠实行使”授予他们的警察全权而作的各式各样的诺言。政府这样做，看起来仿佛非常法只有这样一个条款：在遭到警察的种种暴行和暗害时，工人阶级完全不受法律保护。近代工人运动在出版报纸和书刊以及结社方而的权利，受到了肆无忌惮的践踏，宛如野蛮的游牧民族闯入了一个文明国家。不容置辩，这种突如其来的迫害曾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引起某些混乱。尽管他们根本不相信象俾斯麦这样的人的诺言，可是他们却没有料想到这位“本世纪的英雄”竟然如此无耻地违背自己的诺言。社会民主党党内的混乱情况，仅仅持续了几个星期。当俾斯麦对工人阶级的盲目仇恨也使他自己受害时，俾斯麦自己又建立了必要的秩序。
　　11月28日，在皇帝伤愈即将返抵柏林之前不久，俾斯麦宣布在柏林市及其郊区实行局部戒严；他认为这就是给工人政党最后一击的时机了。戒严令是反社会主义法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该条准许警察驱逐一切不受欢迎的人。翌日，有六十七个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几乎全是家长——被逐出柏林。这是俾斯麦背信弃义的行为中最卑鄙的一次。民族自由党人当初只同意在极紧急的情况下才实施反社会主义者法第二十八条，即当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扰乱了某一地区的社会秩序，以致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动时，始得援用该条规定，以免实行真正的戒严。此时，甚至资产阶级报刊都一致承认，当时的柏林并未具备实施第二十八条的确实的先决条件。

　　但是如果说俾斯麦安想用这种野蛮的袭击给社会民主党以致命打击，那末，其结果却适得其反。社会民主党这时已认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一场殊死斗争。在全国各地，一度曾意志消沉的党员又都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了。为那些被驱逐者及其家属所作的募捐，结成了一个新组织的初步纽带。被驱逐者本人及其正在挨饿的妻子和子女都成了宣传员，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所未曾有过的好宣传员。自从谋刺事件发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对社会民主党所强加的道义上的罪责现在也开始解除了。自由派的政治家们对被驱逐者救济基金捐助了大笔款项。1879年春季国会开会，当俾斯麦企图剥夺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发言权时，民族自由党人曾拒绝作出如此程度的自辱行为。当然，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敢于就政府滥用第二十八条提出哪怕是一纸空文的抗议，更不用说敢于提出有效的抗议了。
　　这时，在国会的这次会议上，还开始讨论了符合俾斯麦反动思想的“财政和经济的改革”。于是国会变成了俾斯麦和大工业家、大地主讨价还价的交易所。这三个高贵的盟友在这里瓜分从消费群众身上榨压出来的脂膏。经过了旷日持久和令人恶心的谈判后，大工业家分得钢铁和纺织业的收益，大地主分得谷物和牲畜业的收益，俾斯麦则获得财政上的税收。这笔交易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却是生活资料价格腾涨和一亿三千万马克的新税额。在政治上，当时各政党的阵营发生了大变化。陷于分崩离析的民族自由党，允许党员在一切经济问题上自由投票；一部分党员仍然和进步党人一起主张自由贸易，另一部分党员则转为保护关税论者。但是他们坚持要有“实行宪法的保证”；他们不愿意让国会对预算收入的批准权完全被剥夺。因而俾斯麦就不得不与教皇权威派结成同盟；后者对于“联邦的保证”，对于把所有税收余额转交给小邦颇感满意，并且还欣然接受了这样一笔外快：把那位负责进行文化斗争的文化大臣法尔克解除职务。这种做法是不会使俾斯麦那样的伟大人物感到羞愧的；只要有厚利可图，不仅认错赔罪，甚至向小邦分治主义者屈膝下跪，都是值得一干的。
　　这种转嫁给人民的新负担，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许多次补缺选举中，群众愈来愈踊跃地参加了选举活动。针对着反动派为了对群众进行新的掠夺而提出的欺骗性口号，创办一种能起教育和团结作用的党报就显得愈来愈迫切了，这种机关报当然只能在国外出版。此外，以前一直站在战斗最前列的个别党员，如莫斯特和哈塞尔曼等人，正在主张采取无政府主义暴力策略。尽管这种策略起先影响很小，可是当政府的暴力行动使群众的愤怒达到沸点时，这种策略毕竟是有危险性的。这个派别起先在伦敦、后来在瑞士出版的机关刊物《自由》周刊所散布的谋刺的言论，给政府的密探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机会。后来，普鲁士的大臣们就在国会里利用这种言论来证明社会民主党人的“犯罪计划”。有文件可以证明，每一期都在宣传谋刺诸侯国君的《自由》周刊，有时甚至是靠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津贴来维持其存在的。
　　从1879年10月起在苏黎世出版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份周刊。这个周刊从一开始就要办成全党机关刊物，它和德国境内的党员群众有紧紧密切联系，这就保证了这份周刊不致有成为流亡者刊物的危险。这份刊物不顾警察的种种侦察伎俩、数百次的搜查以及对邮寄信件进行施梯伯式^[7]检查，一周又一周地愈加深入到德国的党内生活中去。在这种游击战式的斗争中，那些在为支援被驱逐者而募集捐款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组织纽带，已经连结成一个组织网。正如一个检察官早在1880年起诉时所说的那样，这个组织网在个别环节上可能被解开，可是它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忍饥挨饿和受人蔑视的无产阶级，已证明是近代生产力和运输力的真正主人，无产阶级将运用近代生产力和运输力这个武器顺利地击败在历史上早已过了时的警察统治。
　　无产阶级以无与伦比的顺利和稳健的方式，获得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成果。一种被查禁的国外刊物每周从国外运入几千份，及时地分发到这个庞大国家最边远的地区，尽管官方以重刑来威胁其传播，并动用大批警察在各条通道上阻挠其传递。近代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创造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有一大批坚强有力、精明能干和绝对可靠的党员。想来他们一定知道，没有什么歌曲、没有什么英雄史诗会传颂他们如何认真负责地完成其党员义务，那末，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信念就更能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遭到了破坏，可是他们的经济组织是消灭不了的，除非近代文明毁灭，除非这种团结、教育和组织了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械结构被摧毁。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出现了千百种迅速沟通思想的方法，它不需要采取分成等级的秘密组织所采用的带有既能伤人又能伤己的两刃性质的危险方法。工业大车间内的每一个共同劳动日，一切形式的社交团体，每一个教育协会和读书协会，每一个香烟俱乐部和跳舞俱乐部，每一次星期日的田野和林间郊游，每一次下班后的散步，都能挫败警察机关妄图摧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努力。这种组织工作是秘密的，它是根据各地情况而采取多种多样方式来组织的，它善于适应各种方式的袭击而进行其战无不胜的抵抗；它不得不保持秘密，以保证无产阶级享有与其他居民阶层同等的权利。因此，正如它在经济上是无法摧毁的一样，它在道义上也是不可战胜的。
　　依靠这样的组织工作，社会民主党终于1880年8月20日到28日，即反社会主义者法颁布将近两年之后，又在瑞士的微登宫举行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把莫斯特和汉塞尔曼开除出党，并且扫除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在党内所引起的思想混乱的最后痕迹。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下一年的国会选举进行准备，这次选举必然会决定反社会主义者法究竟是不是枉费心机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俾斯麦也加强了选举的准备工作。他要求国会把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实施期间延长到1884年的秋季，这一要求得到了国会的同意，这时，教皇权威派的少数派已经倒向保守派即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接着，俾斯麦任命卡苏布的贵族地主^[8]冯·普特卡麦为反社会主义者法最高执行长官。普特卡麦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警察头子，既傲慢又无知，可是他深知保守主义的哲理：精选出来的流氓是王室和神坛最有力的支柱；他本人就是最卑鄙无耻的密探活动的保护者和提倡者。柏林地区的局部戒严年复一年地宣布延长。同样，1880年10月在汉堡，1881年6月在莱比锡也都宣布了局部戒严。接着就是这三个地区一批又一批地把人驱逐出境；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被没收，尽管传单的内容如此无害；工人的选举集会一律被禁止；选举前的几个星期里，完全非法的逮捕事件为数不下于六百起之多。此外，俾斯麦也少不了使用欺骗性的利诱伎俩。只要工人们愿意相信他的“社会主义”，他就答应工人实行烟草专卖，把它比作“无继承权者的传家宝”。那些热心奔走的教授们则很卖力地在全国传播这一神奇的福音。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工人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了反社会主义者法的严峻考验。在首轮投票时，工人们获得了312,000票，这个数字比谋刺事件后的那次选举时少130,000票，但没有一个反对党能以这个差数来自夸。资产阶级阵营内普遍的惊讶惶恐就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社会民主党是不可战胜的，它虽然三年以来一直遭受种种暴力手段的迫害、压迫和起诉，但仍然是一支拥有三十多万人的队伍。复选后，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了十二个议席，这个议席数与反社会主义者法颁布以前他们所拥有的议席数一模一样。

五丶温和手段

　　在其他方面，1881年的国会选举对俾斯麦也是不利的。他的基本队伍民族自由党在1880年发生分裂。“恼怒的自由贸易论者这一派以分离主义者的名义分裂出去了，他们在政治上依然萎靡不振，可是他们不赞成再次提高关税的税率。他们又向进步党靠拢，这两派总共拥有一百多个议席，因此，俾斯麦不仅失去了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人组成的多数派，而且也失去了保守派和教皇权威派组成的多数派。
　　俾斯麦装得象一个受尽委属的老实人：为了资产阶级的缘故，他颁布了使工人阶级对他怀恨不已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却和工人——资产阶级经济上的世仇——在进行共同的工作：资产阶级仍照旧力图使工人在经济方面的令人不快的要求无法实现，而反社会主义者法却阻碍工人赏识政府对他们所怀有的善意。这种形势只要还存在，就总对资产阶级有利。然而，政府如果满足了工人阶级正当的要求，就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健全的核心内容，这时，反社会主义者法就成为多余的了。
　　于是，“温和手段”的年代就开始了这种手段就是企图不再单纯用皮鞭，而是兼用蜜饵来驯服社会民主党，想用腐蚀来达到用暴力所无法达到的目的。1881年11月17日，新选出的国会以德皇诏书宣告开会；诏书中要求实行疾病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法，并且为了筹措上述两项法律实施时所需的资金，还要求实行烟草专卖。同时，还允许工人运动有比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头几年稍大的活动范围。诏书还容忍工会运动重新有初步的开展；对工人集会和工人报刊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加以禁止。应该让工人能讲话，哪怕仅仅是为了感谢政府的“德政”，咒骂工人的“诱惑者”，尤其要恐吓资产阶级。当然，瞥察滥用暴力的做法根本不会因此就停止，驱逐、禁令、暴动案、叛国案、侮辱君主案、煽动案和其他莫须有的案件依然层出不穷。“温和手段”的实质在于要工人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9]。俾斯麦并没有改弦更张，只是用另一种的警察专横统治。
　　面对这种新形势，社会民主党于1882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表明了它的原则态度和策略态度。如果说1881年11月的德皇诏书是在一定程度上询问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否愿意放弃他们在政治上的基本权利以换取改善了的贫困救济和对病伤工人的某些救济这种区区小惠，那末，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给予的是断然否定的答复。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争论而一致决定，代表大会根据有产阶级一向的特性，既不相信他们会有诚意，也不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能力；代表大会深信，所谓社会改革只不过被利用为一种策略手段，借以引诱工人离开正确道路。但是党及其议会代表的责任在于：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经济情况的建议，不论这些建议出于何种动机，都应尽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然同时一刻也不放弃总的社会主义要求。
　　根据这些决议，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参加了俾斯麦所提出的疾病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法草案的讨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并不把这些法案看成是社会改革——按这个词在历史上的含义来讲，而仅仅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要以改善其物质状况来使无产阶级放弃其历史任务的企图，但是他们仍将尽最大的努力，以明智的方式来改革贫困教济制度。他们要求，工伤保险应该完全由企业主负担，把它列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企业主不能因而向国库或向工人索取补偿；反之，他们主张疾病保险应该完全由工人自己负责，他们所要求的只是由工人自己独立管理疾病保险基金，而这对社会上其他各阶级来说，已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资产阶级的国会多数派对社会民主党这些微不足道而合理的要求竟置若罔闻。他们为了建立一套庞大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竟把疾病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十分荒唐地硬拉在一起。在这套机构里，工人没有发言权，而官吏和企业主却有很大的发言权。在这一点上，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当然有义务要投票反对，因而被俾斯麦及其智囊食客们诬为工人之敌，可是这种煽动花招并未在工人群众中产生过任何影响。
　　工人群众在其他方面也证明是完全不受“温和手段”在其行列中所散播的道德瘟疫和政治瘟疫的传染。这种喜怒无常的专横统治，比以前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制度还更加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因为后者虽然受人痛恨，但至少还是公开行事的。工人群众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俾斯麦的小恩小惠，我们要藐视；俾斯麦的皮鞭，我们要折断。
　　自由派的反对就根本不同了。他们反对烟草专卖，没有自由党人的支持，烟草专卖是无法实行的。但是在一切政治问题上，他们依然采取了异常软弱的政策。1884年春季，进步党人和分离主义者合并成自由党时所依据的纲领，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纲领。两党合并的倡议绝非来自选民群众，而是由两党议会党团的议员们在幕后策划的。尽人皆知，这次合并是对所谓“自由派”皇太子的献礼。由于老皇年迈，皇太子随时都可能继位登基。在进步党的选民中，对于纲领最近的削弱，曾经出现了窃窃私议的不满情绪。为了平息这种不满情绪，该党领袖们这样说过，新近结交的分离主义朋友们今后将会投票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从而推翻这个非常法：这些朋友们将会忠实于新纲领的要求：无论任何个人和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完全正确的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由于反社会主义者法毒化了公共生活的气氛，自由主义不可能不受到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深重得多的苦难。但俾斯麦也知道这种情况，尽管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限到1884年秋季才届满，可是伸斯麦已经在这一年春季在这个年轻的政党刚成立的头几天就来找它的麻烦。伸斯麦进行了威胁，扬言如果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实施期限不延长二年，就将再举行一次谋刺事件后的那种国会改选；他立即就开始运用半官方的选举机器。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对派就瓦解了，尽管他们本来是有取胜把握的。除了三十九名教皇权威派的议员之外，尚有二十七名自由党议员也临时改变立场。为了在表决时有较大的把握，奥根·李希特居然命令原先的分离主义者和原先的进步党员不参加表决。这件事有文件可以证明，虽然有人坚决否认，事实却是无法抹煞的。
　　这样，自由党还没有走第一步，就已折断了脊梁骨。但是俾斯麦是诡计多端的。他又提出了殖民政策，作为准备将在1884年秋季举行的国会改选的竞选花招；他以往一向是坚决反对殖民政策的。这一次，他故意避而不提烟草专卖以及类似的诱人的竞选口号。他大谈特谈社会改革和殖民政策，并反对背叛祖国的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企图使德意志民族无法取得这些丰功伟绩。俾斯麦就这样从自由党那里夺得了大约四十个议席，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自由党原有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三十多名议员倒向了保守党派，于是俾斯麦首先又拼凑了保守派和教皇权威派在一起的多数派，尽管他还不能拼凑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在一起的多数派。
　　在这次选举中，软弱无力和犹豫不决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反对派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无产阶级反对党在选举中所采取的始终如一和坚决勇敢的政策，则使无产阶级获得了应有的成果。社会民主党这次所获得的议席和选票超过了以前历次选举：二十四个议席和大约550,000票。他们在这次选举中所受的迫害并不完全象1878年和1881年那样的严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已伸入到尚未被大工业控制的领域：小资产阶层和小农阶层。这些阶层简直尝遍了资产阶级用以医治社会贫困的药物——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自由派的自由通商制度和反动的行会制度。而他们却在泥沼中愈陷愈深；他们当中思想最健全和办事最能干的人已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治本方针才能帮助他们。他们也许是终于看清楚了：被压迫者的一切苦难只能靠这个有明确原则并且忠于原则的政党来解决，不能依靠任何别人。自从这次选举以来，古老的农业邦巴伐利亚邦一帝国第二大邦，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坚固的基地了。
　　虽然如此，俾斯麦还没有放弃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悔改”所抱的希望。俾斯麦也正如一切统治者通常所做的那样，为了利已的目的而收买腐蚀新闻界，终于自己也相信了他们的御用文人的谎言。社会民主党的伸入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恰恰也可能引起了他的这一希望，误认为社会民主党这时是比较容易被说服的。当时，力量已强大到能在议会上提出自己提案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发生了某些策略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1885年夏季甚至由于比较次要的轮船补助金间题而在舆论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新选出的国会于1885年11月举行会议时，俾斯麦表示希望社会民主党除了现有的二十四个议席之外，还能多得十几个议席。俾斯麦把社会民主党称为“十分有用的因素”，并说，若没有这个因素，迄今所获得的某些不大的进步还都不会获得。这种废话可以休矣!甚至普特卡麦也对社会民主党装出一副尽量友善的脸孔。照他的说法，应该把社会民主党引入“不那么革命的轨道”。他还改变了腔调，硬说反社会主义者法的矛头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而仅仅针对着那些嗜杀成性的无政府主义派。
　　政府的行动却与这些高谈阔论大相径庭。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加强了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良心。除了自由党这个唯一的例外之外，各政党都提出了有关实行法定的劳工保护的或多或少较为详尽的提案。但是这些提案却都因而遭到了俾斯麦顽固执拗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在维护最固执的曼彻斯特立场①方面与他的所谓死敌奥根·李希特进行友好的竞赛。不是李希特，而是俾斯麦把培养百万富翁这个目标树立为一面旗帜，他把新国会第一次会议开成了又一次的象1879年那样的保护关税论者的狂欢会。因为这些豺狼已经有六年没有吃饱，所以它们饥饿万分地扑向消费群众。于是粮食税猛增两倍，木材税增加一倍，牲畜和烧酒的捐税也都提高了，另外，还有一大批工业的税收也都随之提高。这一次以所谓“社会改革”开始的会议，正如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所宣称的那样，以“对劳动人民大肆掠夺”告终。

　　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地反对掠夺群众，这也开始引起俾斯麦格外注意。此外，连社会民主党“右翼”也提出过的关于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结社自由不受限制、制定英国式的劳工保护法规等最低要求，在俾斯麦看来简直比关于使社会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的要求还更可恨得多，因为这些要求更直接涉及他那最心爱的利润。188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尖锐地揭发了臭名远扬的密探制度。他们检举了柏林警察总局的一名在编制内的官员，这个人化名混入了按照反社会主义者法可以合法存在的工人协会，企图煽动一个使用炸药的谋刺事件。于是“温和手段”终于受到了致命打击。
　　1886年春季的收买腐蚀的方法正如1881年非法暴力的方法一样地遭到了破产。

六丶俾斯麦的垮台

　　这时，俾斯麦—普特卡麦体制又企图用毫无限制的警察统治来保持自己的地位。
　　暴力打击的第一个对象是工会运动。1886年4月11日，普特卡麦颁布了罢工禁令，禁令借口每次罢工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条革命的九头蛇这一惯用的理由，完全取缔了结社自由。他们企图利用许多有关秘密团体的案件来扑灭士人的政治运动，唯命是从的司法机关在这些审讯案中起了真正的刽子手作用。除了这些主要的打击之外，他们还对工人阶级横加各式各样的无法预料的大肆滥用职权的行为。
　　甚至资产阶级的某些报纸都承认，对于警察横暴行为的无限扩大，国会也应在很大程度上负担共同的罪贵。国会既不敢对罢工禁令提出抗议，也不敢拒绝把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实施期限延长到1888年的秋季。可是它却拒绝了俾斯麦向国会提出的烧酒专卖^[10]的要求。贵族地主甚至也不敢投票赞成烧酒专卖，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对他们在烧酒业上的掠夺行为的怒火日益上升。在这方面，国会已象榨干了的柠檬那样无用，于是俾斯麦就企图有一个能捏在手里随意摆布的国会。为了对付那指日可待的皇位更换，俾斯麦也正需要这样一个国会。俾斯麦知道，皇位继承人很不喜欢他，甚至认为他有“自由派”倾向的嫌疑。
　　当时，烧酒专卖已不是有吸引力的竞选口号。这一次也无法滥用红色恐怖的说法，因为国会已证明是在有关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问题上都对政府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因此，俾斯麦就选用军事恐怖的办法来欺骗选民。1886年11月，他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大量增加军费预算，并且以七年为期。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进步党人和教皇权威派——虽然同意拨给俾斯麦所要求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文钱”，可是并不同意连续拨给七年，而仅仅同意三年。尽管国会最后很可能连这一点也会让步，可是俾斯麦却在二读会议第一次表决之后，立即解散了国会，并且把1887年的斋戒节定为国会改选日期。
　　由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软弱，竞选从一开始就陷入歧途。用“三年，还是七年?”这个次要问题，他们很难把广大选民群众发动起来。俾斯麦却找到了“战争还是和平?”问题这张更有效得多的王牌。为了抵销自由派各党的竞选宣传，他动用了整个政府机构。全部官方和半官方的报刊都尽力在传播谎言，说假如反对党获胜，随之而来的将是法国对目前已解除武装的德国宣战，这种谎言一直传播到全国最偏僻的乡村农舍。这种拙劣的骗局获得了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的支持，获得了大地产和大工业联盟支持，这两股势力已结合成卡特尔，这种组织在十年前就已把德国引入经济反动时期。
　　既不同意拨给一个人、又不同意拨付一文钱并且以高度的原则性坚决进行斗争的唯一的反对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它不得不在与1878年及1881年情况相似的困难情况下进行斗争。除了柏林、汉堡和莱比锡以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斯台丁等地也都宣布了局部戒严。他们的英勇态度是有成果的。尽管由于胆怯的自由党人在复选时倒向卡特尔阵营从而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当选，社会民主党当时只能夺得十一个议席，但他们赢得的选票却超过了七十五万张。
　　但是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还扎根不深，不能使群众免受伸斯麦所散布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斋戒节的选举中，俾斯麦赢得了卡特尔多数派，因而可以在三年期间内为所欲为。新国会不仅立即批准了他的军费提案，而且还批准把烧酒税每年提高一亿马克以上，把糖税每年提高约四千万马克。此外，还从纳税人身上榨取四千万马克给烧酒厂主，三千万马克给制糖商。
　　1887年10月，社会民主党在圣加伦召开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间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对俾斯麦一次新的沉重打击。俾斯麦的秘密团体审讯案的目的在于除了破坏党的机构之外，还要破坏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显示出党的队伍依然象过去那样不屈不挠、坚强巩固。假如说党内竟然有过一个“右翼”的话，那末现在则已经毫无痕迹了。俾斯麦对此采取了报复手段：一个月之后，他在卡特尔国会的第二次会议上，除了提出关于把面包税从三马克提高到五马克，并且将其立法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等其他反动法案之外，还提出了关于要求把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限再延长五年，并且还附有十分残暴的加重措施的提案。特别是其中规定可以把那些因参加秘密团体而被判罪的人以及参加在国外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人的国籍予以取消。
　　然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全面地揭露了俾斯麦一普特卡麦体制不仅毒化全德国，而且还毒化半个欧洲的腐蚀统治和密探统治，一举粉碎了这个“剥夺公权的法案”。在这空前的可耻事件的余波中，卡特尔多数派甚至也分裂了。民族自由党特别起劲地表示同意把现行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再延长两年。1888年2月18日，反社会主义者法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延长其实施期限，一直延长到1890年9月30日。
　　几星期后，老皇（威廉世）去世，其继承人（腓特烈三世）即位。当时腓特烈皇帝^[11]已经重病在身，虽然他对俾斯麦一普特卡麦体制并不满意，可是他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在腓特烈在位的百日期间内，俾斯麦又采取了一次新的强暴行动，他对瑞士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它把《社会民主党》这个刊物赶出瑞士国境。然而这一行动毫无效果。这个刊物转移到伦敦，在德国境内的发行工作则比以前更加顺利。腓特烈皇帝的唯一成就是解除普特卡麦的职务；当时皇帝已经病重垂危，普特卡麦被一脚踢开，确是罪有应得。
　　继腓特烈之后登基的是威廉二世，在威廉二世即位之初，俾斯麦又能任意行事。可是俾斯麦对于自已的狂妄是不知悔改的，他又开始飞扬跋扈起来，以致连他最亲信的追随者也都感到惶恐不安。不成体统的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与瑞士的争端，这甚至动摇了俾斯麦的外交威望。瑞士虽然屡屡让步，但终于还是把一个在瑞士境内刺探情报的普鲁士警官驱逐出境。卡特尔的鼠辈们开始在那艘显然已触礁搁浅的船上东奔西窜，焦急不安。教皇权威派的报纸发现了这么一句流行的妙语：事情再也没法办了。
　　俾斯麦把工人问题的“军事解决”——用血腥屠杀来镇压工人运动——看成是最后一个救命手段。尽管工人们已充分表示他们决不允许密探去破坏工人运动以使已破了产的制度复活，但俾斯麦却认为，假如他用强暴手段剥夺工人的普选权，工人就会走投无路，无所作为。他正在准备采取这种手段：1889年10月，他向卡特尔国会提出一个法案，其中要求把反社会主义者法永久化，规定要加强“司法上的保证”，并且规定一些可笑的放宽办法。俾斯麦知道民族自由党人不会同意这一法案，因为这个会使社会民主党力量日益壮大的“不幸的法律”在自由派人士中也受到了严厉的非难。尽管如此，他们的想法却很可笑：他们只要求删除第二十八条关于警察驱逐权的规定，然后才能同意这个法案的永久化。在非常法的各项带有既能伤人又能伤己的两刃性质的规定中，第二十八条已证明是最富于两刃性质的规定，甚至最愚蠢的警察头子都认为这条规定是臭名远扬的。当时，甚至贵族地主都准备同意这个“放宽了的”法律，皇帝也在枢密院会议里赞成接受这个法律。但是俾斯麦却反对这个法律，他并不是公开地和正式地宣布这个“放宽了的”法律无法接受，而是背地里用模棱两可之词怂恿贵族地主们投票反对这一法案，如果第二十八条有关警察驱逐权的规定被删除的话。因而当二读会议上出现上述情况时，保守派就在三读会议上投票反对这一法律，于是在1890年1月25日，这个法律宣告垮台，再也不能恢复了。
　　俾斯麦就这样设下了这样的阴谋诡计：从外表上看，是连国会也拒绝采用必要的武器来抵御社会民主党的颠覆计划，而政府则不负任何责任，这样就可以按照俾斯麦的心意，严重地损害普选制。然而俾斯麦在横暴行动计划的第一阶段就遭到德皇的反对，尽管德皇在其灵魂深处是仇恨社会民主党人的，可是他出于正确的要保存自身的本能，不愿在执政之初马上就扮演“炸弹亲王”的角色。俾斯麦的权臣气焰本来就早已引起了他的反感；皇帝已不受俾斯麦在劳工保护法等问题上的僵硬态度的影响，希望颁布两项敕令，以便对新国会的改选产生有利的影响，其中的一项就是答应使劳工保护立法日益改善，特别在限制劳动时间问题上；另一项则是答应召开国际劳工保护代表会议。
　　这一决定并不出于皇帝，也不出于帝国宰相，而是出于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在1890年2月20日获得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张选票。这一波涛汹涌的洪流，冲毁了俾斯麦的整个体制。儿星期后，这一体制的领导者极不光彩地下了台。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虽然十九世纪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过无数英雄业绩，但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在长达十二年的英明、坚决而勇敢的斗争中终于战胜了一个拥有巨大实力的大国，这还是第一次。

　　当然，工人阶级的政党必然会蒙受重大的牺牲。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间内，有一千三百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被查禁，有三百三十二个不同种类的工人组织被取缔。从戒严地区被驱逐的将近九百人中，其中要负责供养家庭的超过五百人。被法院判处徒刑的有一千五百人，刑期合计长达约一千年。
　　然而这样的牺牲并不是白费的。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间内，社会民主党的国会选票增加了一百万张，工会组织的会员从五万人增加到二十万人。德国的工人阶级已进入历史发展的重心，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再把它挤出这个重心了。工人阶级的命运变成了全民族的命运。自从德国有历史以来，德国的命运还从来没有掌握在比这更坚定不移、更忠实可靠的人们的手里。

琥珀录入及校对

^[1] 原文Utramontan，照字而解释是指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在政治用语上，它的意思就是拥护罗马教皇权威原则的人，他们力图使教皇对主教和国家享有无限的教会权力。——原注

^[2] 请参阅第一章第四节。——中译本注

^[3] 指公园243——313年的罗马皇帝狄奥克莱提安，在他统治下曾对基督教徒进行过残酷的迫害。——原注

^[4] 全名为“反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协会”，成立于1904年。——中译本注

^[5] 希洛施特拉特，希腊人，为了在身后留名，于公元前356年放火焚烧艾菲索斯的狄爱娜神庙，这里用以称那些为成名而犯罪或作惊人之举的人。——中译本注

^[6] 伊俄勒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原注

^[7] 指警察施梯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采用得到臭名昭著的侦察方法，施梯伯充当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驯服工具，收集工厂当人审判案的材料。——原注

^[8] 卡苏布贵族地主使西普鲁士的斯拉夫卡苏布族所在地的贵族地主。——原注

^[9] 一把系在一根马鬃上的宝剑，随时能置人于死命。——中译本注

^[10] 烧酒专卖的目的使充实国库和填满贵族地主的腰包，烧酒的生产并不由垄断组织一家经营，并且保证生产者——贵族地主——每公担的平均价格为三十五马克，而市场价格则仅为二十四马克。俾斯麦本人每月在他的庄园里生产九百公担的烧酒——原注

^[11] 腓特烈三世（1831——1888），在位仅九十九天，是俾斯麦的死对头。——中译本注

材料来源
《莱比锡叛国案》
奥爱尔《十年之后》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