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弗兰茨·梅林 ->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六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全德工人联合会
二、德国危机的开始
三、自上而下的革命
四、北德联邦
五、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六、皇帝和帝国

一丶全德工人联合会

　　在五十年代里，德国工人阶级一直保持平静，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也相应地壮大着。犹如钟楼里连在一起的两只大钟，如果无产阶级之钟不跟着也响起来，资产阶级之钟是无法敲响的。
　　德国大工业的工人们生活在如此骇人听闻的困境中：它无非总是英国大工业狂飙突进时代的传统而已。德国工人尤其难以从这种困境中解放出来，因为政治上的强制性的法律束缚着他们；在经济上，德国境内如此大量存在的封建社会残余处处妨碍着他们。正由于这个缘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可能结成真诚的联盟，这当然不是永久的联盟，可是它却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普鲁士贵族地主的、警察的和军事的国家具备资产阶级式的基础为止。背弃这个联盟的，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面前，正如在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面前一样，已证明是没有能力哪怕是大体上履行它的历史义务的。他们想把工人群众干脆当作一群毫无思想、毫无意志的乌合之众，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往前走，并且必须欺骗工人，使他们不知道有自己的阶级利益。
　　怀着这种意图，资产阶级劝工人们把“节约”和“自助”当作拯救他们摆脱苦难的唯一办法，或者成立工人教育协会，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给协会的会员。在这些协会里，盛行着五花八门的十分肤浅的夸夸其谈。或者，如果说这些协会的专业课和进修课真能对工人有所裨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资本主义剥削目的而培养一批有知识的工人而已。然而，这种办法是难以长期蒙蔽近代无产阶级的。一旦无产阶级开始觉醒，资产阶级就急急忙忙运用它那笨拙的伎俩：不是放慢而是加速与无产阶级脱离关系。
　　1862年，在柏林和莱比锡，已出现工人阶级的一些独立活动。这些活动起先仅仅是为了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并提出了一个对资产阶级完全无害的纲领，而进步党却对此猛烈反对。这当然定会引起工人们的猜疑，尤其因为他们已经坚决拒绝了俾斯麦早就实行的想用小恩小惠拉拢工人、然后把他们用作炮灰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图谋。同样，民族协会也证明是仇视工人的。民族协会不允许工人分期交纳全年会费，这样就无异开除了工人的会籍。当协会建议工人把自己看成是“名誉会员”时，工人必然会觉得这是刻薄的嘲弄。
　　1862年11月，他们又一次达成谅解，进步党表示同意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并答应支持这一大会，如果大会经过适当准备的话。但是进步党却对当时负责筹备这次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百般刁难，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弄得不知所措。因为委员们自已也还根本不明白近代工人运动的历史任务，他们于是就求助于拉萨尔。拉萨尔在做第一个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时，同时也在柏林的一个手工业者协会上做了另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工人们对拉萨尔的注意。正如拉萨尔在谈论宪法问题的报告中曾警告资产阶级不要重蹈1848年的覆辙那样，他想在这个谈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阶级思想的特殊关系”的报告中提醒工人们在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不能忘记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工人起初不大理解这个报告，后来还是渐渐理解它了，它还引起了莱比锡的中央委员会的重视。
　　拉萨尔是乐于受人重视的。他所需要的正是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活动。他和中央委员会的定，应由中央委员会询问他如何帮助工人阶级，他就用《公开复信》的形式来解答。《公开复信》于1863年3月中旬发表。它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生证。拉萨尔在其中指出，舒尔采德里奇想用以帮助工人的那种办法，不会发生任何效果。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工资铁律，尤其会使消费合作社必然失败，工资铁律把工人的平均工资限制在一国人民通常为勉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必要费用的水平。为了说明这个规律的正确性，拉萨尔振振有词地引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有权威理论。接着，他详细地论述道：虽然如此，结社的原则仍然能有助于工人阶级，但是只能采取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而这种国家资助必须获得保证：全体居民中生活在贫穷困苦状况下的百分之八十九到百分之九十六的人们都应组织在一个巨大的互助社里，这个互助社又要求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和直接的选举制度，以此作为行动的旗帜。
　　从今天德国的工人阶级所已掌握的科学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公开复信》含有某些片面性和缺点。拉萨尔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先例所说的“工资铁律”，被马克思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拉萨尔死后才发表）加以根本不同的阐述，根据这阐述，“工资铁律”即使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决不是更有利的。拉萨尔所主张的由国家给以贷款的生产合作社——他认为这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步骤——的谬误在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有可能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就取消商品生产的规律。拉萨尔还根据普鲁士的收入统计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他认为有可能在可预期的将来就把全国居民中一切贫穷困苦的人组织起来进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这时，他忽视了这一事实：在这些贫穷困苦的人中，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才属于近代无产阶级，只有他们才能理解拉萨尔的语言。
　　《公开复信》之所以有这些缺点，是由于拉萨尔还没有认识到已经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的充分作用。但因为在当时的德国，根本还不存在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拉萨尔的错误见解和他所提出的难以争辩的事实一样，起了强烈的影响。《公开复信》就象一颗炸弹爆炸似的，但是反对的呼声却远远超过赞成的呼声。莱比锡、汉堡以及莱茵地区的杜塞尔多夫、索林根、科隆和厄尔倍菲尔德等城市的工人大会，都表示赞成。而进步党人则鼓动受他支配的工人教育协会作出愤怒的决议，反对拉萨尔。在这些决议中，他们把拉萨尔谴责为反动派的一个有意的或至少是无意的工具，把他的《公开复信》谴责为毫无理性的作品。4月19日，柏林工人也举行大会，反对拉萨尔。这样一来，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似乎已被扼死在襁褓之中。
　　然而，就是在同一天，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却又重新缓过气来。已经专门组成了一个联合会的美因河地区工人教育协会，在鹿德海姆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根据幕后牵线人进步党人的意图，这个大会原定也要谴责拉萨尔。可是工人教育协会的几位主席，目光敏锐，不偏不倚，因而不愿未听拉萨尔申辩就定他的罪。他们的行动还被当时开始在德国西南部人民群众中开展着的反对进步党软弱政策的运动所支持。在德国西南部，巴登-法尔茨起义的传统一直对当地人民有影响。因此，在鹿德海姆的代表大会上，决定约请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参加即将于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舒尔采德里奇借口议会公务繁忙，拒绝了这一约请，而拉萨尔则应邀到会。拉萨尔在法兰克福以及接着在美因兹所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极其不利的处境下获得这些成功之后，斗志为之大振，于是他火速前往莱比锡。1863年5月23日，他在莱比锡的纪念堂里创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他在《公开复信》中就曾建议成立这样的无产阶级组织。
　　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十一个城市的代表：莱比锡、汉堡、哈尔堡、科隆、杜塞尔多夫、厄尔倍菲尔德、巴尔门、索林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美因兹和德累斯登。大会宣告，工人联合会的目的就是以和平与合法的宣传鼓动方式争取普选权。在这个组织的内部，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实际上等于实行主席独裁，拉萨尔当选为主席，任期五年。这样的集中大权并非出于拉萨尔个人的野心，而是由于当时工人还很不成熟，有必要由一个更有见识的人来一手领导宣传鼓动的工作。
　　这种宣传鼓动工作起先收效仍然很小。即使在近代无产阶级内，也只有很小一部分工人有阶级觉悟，而企业主则施加极大的压力来反对工人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三个月，会员总数只有一千人，这与拉萨尔的期望相距极远。这时，他寄希望于当年秋季他想要开展的广泛宣传鼓动上，尤其寄希望于新近发生的事件上：拉萨尔认为，新近发生的事件就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他确实也并没有看错。

二丶德国危机的开始

　　普鲁士宪法之争一直拖到1863年的头几个月里，毫无起色，死气沉沉，令人厌烦。正如拉萨尔所预料的，单单在议会里的发言，已证明是完全没有力量使违宪的内阁陷于瘫瘓的。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内政方面，俾斯麦都在为所欲为，他还在1863年5月把吵吵嚷嚷的议会干脆加以解散。
　　这时，进步党这个反对派组织了庆祝大会，他们在会上大言不惭，庆贺他们事实上并未获得的胜利，而这时的俾斯麦则在采取行动，不讲空话，他在6月1日颁布了违宪的新闻条例。条例授权各级行政官署：凡攻击政府的任何报纸，经两次警告后，即可勒令暂时或永久停刊。进步党甚至连这一打击都甘心忍受。进步党的报纸放弃了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他们希望在邦议会复会后，这个新闻条例就会被取消。
　　这时，奥地利政府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可以乘此把德国霸权的竞争者普鲁士排挤出去。1863年夏季，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德国诸侯代表大会，讨论如何改革德意志联邦，以便把普鲁士邦排挤出去，同时不让德意志民族选出任何直接的代表，以便永远不许德意志民族发言。俾斯麦对这一打击的对策是：不让普鲁士国王参加法兰克福的诸侯代表大会，理由是奥地利的改革建议是要实行王朝分治，不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利益；而只有在全民族直接参加下产生的真正的议会，才能符合民族的真正利益。
　　与此相反，德意志各邦进步党的议员们却做出了令人无法理解的蠢事，他们为了参加众议会会议也来到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们对奥地利所拟定的改革联邦的计划采取“不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且把他们的决议提交诸侯代表大会。他们乞助于王朝分治制度，而德国人民几十年来一直在诅咒这种制度；俾斯麦就是当着全欧洲的面，铲除了王朝分治制度的。这位普鲁士大臣于是就急忙解散了众议院，宣布同年秋季举行改选，以便选民能对企图扼杀普鲁士独立的行为表明态度。
　　1863年9月，拉萨尔在巴尔门、索林根和杜塞尔多夫等地的集会上对拥护他的人们所作的宣传演说中，阐明了当时的形势。拉萨尔在演说中谈到他的宣传鼓动的政治宗旨，他痛斥了资产阶级的昏聩糊涂；在进步党人所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在俾斯麦的新闻条例颁布后进步党报刊的屈服态度上，最后在法兰克福的众议院上，那种昏喷糊涂又多次表现出来。拉萨尔嘲笑进步党人为了吓唬俾斯麦，居然向诸侯频送秋波。他说，这是可怜虫的办法，但是还从来没有哪个老太婆能够用向别人卖弄风骚的办法使一个男人害怕过。俾斯麦于是用解散众议院来回敬进步党人。至于选举，拉萨尔建议工人们支持进步党的候选人，因为当时进步党是力量较弱的一方，而且工人们在大选问题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利害关系，但是很明显的策略上的利益是：使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势均力敌，两败俱伤。
　　不能说，拉萨尔这一策略上的转变，就意味着他否认以往的任何原则立场。然而拉萨尔的策略有它的阴暗面；拉萨尔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于：在进步党市长解散了索林根的群众大会以后，他居然打电报给俾斯麦，控告这位市长。拉萨尔既然愿意成为革命者并且已经是革命者，就不应该为了一次违反集会权利的事件，向一个经常以最不体面的手段践踏集会和结社权利的封建反动派的代表申诉，请求惩办，不管这次违法行为应该归罪于进步党人或其他什么人。当然，俾斯麦没有如其所请，受理该案，但进步党人则凭这一不幸的电报而抓住了书面的把柄，仿佛能用以证明他们不厌其烦要制造的骗局，即拉萨尔和俾斯麦是一丘之貉。事实上进步党人也达到了目的：他们借此使柏林的工人们对拉萨尔产生怀疑，以致拉萨尔从莱茵地区返回柏林后对柏林工人所作的演讲几乎没有发生作用。
　　在这期间，进步党在众议院改选中，尽管当局横加干涉，仍然获得了新的胜利，使俾斯麦在民族情绪上所进行的投机遭到失败，可是当时恰巧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使俾斯麦怀着更大的侥幸心再进行投机。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去世。三天后，丹麦宪法颁布了。这部宪法违反了欧洲的诸条约，规定正式兼并什列斯威公国。当时的什列斯威公国同霍尔斯坦公国一样，仅仅由于共戴一君的关系而与丹麦相结合。为了惩罚丹麦的违约行为，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讨伐丹麦这个小国。同时，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强大的运动，主张从根本上取消丹麦对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统治权。可惜由于资产阶级以及中邦和小邦的外交活动，这一运动陷入死胡同。这种外交活动力图建立一个由一位出名的王子来统治的新的中邦——什列斯威-霍尔斯坦邦。
　　针对这种情况，俾斯麦暗中在策划并吞什列斯威霍尔斯坦，俾斯麦和进步党之间就发生了新冲突。拉萨尔力图利用这场冲突来迫使俾斯麦同意由国王下诏实行普选制，而俾斯麦之所以和拉萨尔进行谈判，目的在于利用拉萨尔所要求的由国家给以贷款的生产合作社来实现各种反动勾当。
　　根据俾斯麦事后有关这次谈判所作的介绍，在谈判中以“可怜的魔鬼”姿态出现的是他本人，而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是拉萨尔。俾斯麦荒唐可笑地误以为拉萨尔由于怀有民族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思想而醉心于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这时，拉萨尔立刻就看透了俾斯麦的诡计，并且马上一再公开抗议政府想利用生产合作社进行试验的种种小动作。虽然，拉萨尔在思想上比参加谈判的这位普鲁士大臣要高明得多，尽管他有随时退兵之计并且没有对俾斯麦的反动政策作任何妥协性的让步，但他还是抱有一种幻想，误以为能靠他那出色的雄辩才能使俾斯麦狡猾的内阁政策获得革命的生气。拉萨尔看得很正确：俾斯麦如果要使整个德国都普鲁士化，必定要重新实行普选制，不过目前，时机还远未成熟。进步党人在进行宪法斗争时所采用的悠闲从容的方式，正合乎俾斯麦的心意，因而他虽有十分诱人的理由也不必提前试用普选制这一把既能伤人又能伤已的两面有刃的大斧。就这一点来说，拉萨尔这次同俾斯麦进行的谈判是一个错误，虽然拉萨尔自己认为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是他戏弄了俾斯麦，而不是俾斯麦戏弄了他。
　　在1863年和1864年之间的冬季，拉萨尔的精力主要用于许多诉讼案件以及撰写旨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主要经济理论著作，尤其用于为发展全德工人联合会而进行宣传。到1864年的秋季，他能使工人联合会会员几乎增加五倍，总数达到了四千六百人。可是这个数目仍然大大地落后于拉萨尔的期望，他时常抱怨运动进展得太慢，而当时一些不怀偏见的观察家就已经在说，工人联合会已证明是培养领导骨干的很出色的学校；在工人阶级内、特别是在莱茵地区的工人中，几乎再也找不到拥护进步党的人了。由于操劳过度，拉萨尔已精疲力竭；他的身心均已失调，于1864年5月离开柏林，想借此再一次检阅一下自己的队伍，然后使身体恢复健康。尤其在隆斯岛夫举行的工人联合会成立纪念大会上，工人们以无法形容的热情来欢迎拉萨尔，但他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演说，却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次。这次演说的缺点是过分夸张其词和策略上的失算。
　　随后，拉萨尔到瑞士的黎矶冷泉去进行乳清治疗，他那爱情的悲剧就发生在那里，并使他于1864年8月31日在决斗中未获善终而身死。

三丶自上而下的革命

　　大约和拉萨尔去世的同时，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加紧进行了。
　　早在1862年9月俾斯麦（1815——1898年）就任普鲁士首相时，俾斯麦就答应过反对派的自由派人士，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的统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统一。然而自由派人士并不相信俾斯麦，而或多或少地认为他是一个冒险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自由派人士的这种想法也不能过分责难。
　　俾斯麦本来的使命就是实行违反宪法的统治。他不承认议会的无可争辩的预算权，他钻了宪法上人为造成的“漏洞”的空子，这个“漏洞”就是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在国王和议会就预算案发生分歧时应如何处理。这种形式上的口实，却不能使众议院就此罢休。因为按照历史上的种种精神，即使按照普鲁士宪法的精神，预算权的含义是：凡议会所拒绝拨付的款项，政府均不得开支。
　　除此之外，自由资产阶级还有各种机会能察觉俾斯麦仍然是1848年的旧贵族地主。如俾斯麦曾对奥尔米茨谈判的失败感到欢欣鼓舞。靠这种溢于言表的强烈的反动思想，他就被任命为普鲁士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公使。在法兰克福这个豪华的金融市场里，他扩大了眼界，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完全不是封建世界所能比拟的；俾斯麦和罗特谢尔德家族^[1]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此后，这家银行驻柏林代表布莱希罗德曾对俾斯麦的拮据的经济情况给以诸多照应和提携。然而在俾斯麦的灵魂深处，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执政要求所怀有的仇恨情绪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少。他根本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历史关系，更不用谈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曾有过什么了解，他所了解的只不过是极其肤浅的庸人政治闲谈而已。
　　俾斯麦具有贵族地主肆无忌惮的为非作歹的闯劲，这一点远非自由资产阶级所能及，甚至在他的阶级弟兄中，他的那种闯劲都是他所独有的。毫无疑问，俾斯麦对实际情况有强烈的现实感。尽管俾斯麦对种种生意经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对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动力却依然完全看不见。对于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俾斯麦没有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世界历史上的斗争中的暂时插曲，而把它看成是近代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发展了资产阶级巨大的生产力）的典范形式，可以用铁拳来压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恩格斯写得很中肯：“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就是把法国的冒险谋取皇位的人改称为普鲁士的乡村贵族地主和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时的路易·拿破仑。”早在五十年代，俾斯麦就责骂他的阶级弟兄胆小拘谨，他们由于封建的或合法的考虑，拒绝和这位塞纳河畔的天才政治家一起从事有利可图的勾当。俾斯麦本人则没有这种疑虑；他对波拿巴主义的治国之道了解得愈深刻，他就愈加背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方法；哈布斯堡王朝自已总是摆脱不了财政困难，却竟还要求对普鲁士发号施令。对于哈布斯堡王朝这种飞扬跋扈态度体会得最深刻的，莫过于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这位公使，他同时也有最方便的机会来研究德国中邦和小邦的走投无路的处境，研究“德国诸侯的完全违反历史的、不信上帝的、无法无天的主权骗局”。
　　俾斯麦虽然享有国王和贵族地主所赋予的可以任意践踏本国宪法的全权，但是他毕竞没有可以按照个人意志或者根据自由资产阶级的意图来推行全德政策的全权。1863年，俾斯麦帮助沙皇俄国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这是俾斯麦对外的第一次行动一充当镇压起义的刽子手，这种做法使自由资产阶级十分惊疑。为了对抗法兰克福的诸侯会议，俾斯麦虽然打出了想要成立全德议会这一张牌，但在几个月后，在什列斯威霍尔斯坦问题上，俾斯麦又和奥地利联合起来，此举目的并不是为了推进民主运动，使易北河的这两个公国完全摆脱丹麦的统治，恰恰相反，其目的是要使民族运动陷于瘫瘓。他对丹麦的要求无非是要丹麦放弃直接兼并什列斯威公国的做法而已。这绝不是一种勇敢的或民族的政策。假如当时丹麦顺从了这个要求，那末丹麦就可以继续享有对什列斯威-霍尔斯坦的统治。但是，对俾斯麦来说，幸而丹麦政府的态度依然顽强执拗，于是只好诉诸武力，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因为战争能使一切条约均归无效，所以丹麦不得不在1864年10月根据维也纳和约，把什列斯威和霍尔斯坦公国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作为两国的共同领地。
　　从此以后，俾斯麦就有了更宽广的前程，俾斯麦即使不是全民族的政治家，但已证明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家，他借助外国的帮助，排除了奥地利的霸权，并且把奥地利从德国排挤出去。由于充当刽子手镇压波兰人民起义，他博得了沙皇的青睐；他又取得了波拿巴主义的好感，因为他虽不直接刺激他的那位高贵的榜样对德国领土的贪欲（在这方面，说法不一），但却始终使后者垂涎三尺，欲罢不能。俾斯麦和意大利结成了攻守同盟，以便给奥地利王朝“胸口一刀”。如果说旧普鲁士的政策是借助外国力量来吞噬德国这块肥肉的话，那末在德国国内以普选权作为诱饵，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波拿巴本人在1851年就是用这种手段来发动政变的。这两个狡猾之徒认识得很清楚，只要人民在政治上尚未觉醒，要欺骗人民群众，除了普选制之外，再没有更合适的手段了。当然这种手段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这一点俾斯麦知道得格外清楚。
　　面对这种狡猾的政策，自由资产阶级无法摆脱其完全孤立无援的处境。普鲁士分裂主义所用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各式各样天花乱坠的言词已经打动了某些人的心弦。他们宣称，普鲁士旗帜飘扬的地方就是民主主义心脏之所在，而其他一些人则在有气无力地抱怨：一触即发的战争会危及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普鲁士的众议院则继续沉醉于豪言壮语中，它们没有给俾斯麦造成丝毫困难，反而被俾斯麦巧妙地利用来巩固他的地位。普鲁士国王则和大部分贵族地主一样，害怕和奥地利决裂。俾斯麦之所以能使自己成为他们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使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跟着他走上他那条令人胆战心惊的外交政策的艰险小径，是由于俾斯麦的胆大妄为，他就是用这种胆大妄为来制服桀整不驯的众议院。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愈是竞相高喊喧嚣的口号，俾斯麦就愈容易用3月18日革命所留下的阴影来吓唬那胆小的国王，并且预言普鲁士国王将遭到与英王查理一世或法王路易十六^[2]同样的命运，如果那些看来无害的进步党人和自由贸易派一旦掌握政权的话。
　　自由资产阶级不敢采取对他们只会有利的革命手段，而俾斯麦则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就完全敢于采取革命手段。他破坏了德意志联邦，把联邦议会赶出法兰克福，他在上西里西亚建立了由革命将领克拉普卡和其他革命军官领导的匈牙利军团。这个军团的士兵都是匈牙利投诚者和战俘，他们是被用来对他们自己的合法的统帅作战的。在攻占波希米亚之后，俾斯麦发表了《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这个宣言也猛烈抨击了合法的传统。随后，俾斯麦又兵不血刃地夺得了三个合法的德意志加盟诸侯的全部领地和法兰克福自由市。这些诸侯也和普王一样都是“受上帝保佑”的，而把这些诸侯赶走这件事却并没有使俾斯麦的基督教天良和君主主义天良感到任何不安。
　　当时俾斯麦所采取的完全是革命手段，这样做本身确实并没有使俾斯麦蒙受耻辱。就一个人进行的革命所能做到的程度而言，俾斯麦所进行的革命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是半途而废的革命；这种革命在胜利的中途必然会发现，它是无法完成已经开始的事业的。1866年6月，普鲁士军队以迅猛的攻势，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和其他中邦、小邦的军队，这些中邦和小邦在关键时刻曾全都倒向哈布斯堡王朝那一边去。这时，轮到那些战败的政府——包括维也纳朝廷在内，但不包括卡尔斯卢埃朝廷——用以下的方式来表明它们的爱国主义了：它们一一都倒在波拿巴的怀抱里，恳求帮助。法国的抗议使节节胜利的普鲁士军队停止向前挺进。根据法国的建议，缔结了普奥和约。
　　自上而下的革命于是不得不中途停顿，它是被外国专制君主喝令止步的。

四丶北德联邦

　　在1866年战争中产生的新德国，从而就成了一个尚未完成统一任务的德国。
　　奥地利从此就放弃了对德国事务的任何干涉，但德国从此也就失去了奥地利的几个德意志省。美因河以北诸邦组成了北德联邦^[3]，这个所谓联邦国家的形式很古怪：普鲁士王朝的实力因并吞了什列斯威一霍尔斯坦、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而大大加强之后，就在北德联邦里以咄咄逼人的优势凌驾于许多附庸小国之上。但美因河以南诸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以及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一部分地区——则处身于局外；它们可以单独地或集体地以欧洲国家的姿态出现，也可以与北德联邦建立“民族联系”，这就完全随它们的便了。
　　从一开始，显然就能看出，这种局面无法持久；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种局面的持久性。当然，在任何可预见的期间内，奥地利的德意志诸省是丧失定了，而美因河的界线也不能使德国永远陷于分裂状态。在柯尼格勒兹战役中取胜的并不是“普鲁士教师”^[4]，也并不象那俏皮的瞥句所说的，是步枪撞针的胜利；真正取胜的乃是数十年来建立了一个大经济区的关税同盟。在这个大经济区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盘每天都在扩大；大经济区在经济上的需要是民族统运动赖以日益发展的真正基础。使这个经济区与奥地利发生联系的政治纽带，愈成为严重地妨碍这个经济区在经济上巩固起来的束缚，就愈容易被挣断，而这个经济地区本身的经济联系就愈不受国家法上的拘泥穿凿的影响而松弛。当时南德诸邦不能以欧洲国家的姿态出现，它们也不能成为法国的或奥地利的附庸国，除非这个经过三十年结合和成长的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发展阶段的大经济区被打得支离破碎，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俾斯麦了解这种形势，并且善于以令人无法否认的才能来使他的政策适应这种形势。比较起来说，北德联邦时期是俾斯麦生平最好的一段时间。他这时正执行着他的纲领，这就是他早在1864年就曾向俄国的枢密院顾问爱佛特阐述过，或据说曾阐述过的这个纲领：“我要收买一些人，威吓另一些人，打击其他一些人，然后，我将领导他们都去反对法国，从而最后把他们统统都争取过来。”俾斯麦说服普鲁士国王抑制了他那贪婪的欲望。过去要用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这位国王同意打仗，现在这位国王却要伸斯麦按照旧普鲁士方式并吞和他当时所拥有的土地和人口相等的大量土地和人口，否则就以免去其职务相威胁。南德诸邦也和奥地利本身一样，得到了条件很宽大的和约。作为宽大对待的交换条件，南德诸邦同俾斯麦结成了攻守同盟，这个攻守同盟起先是保守秘密的。在俾斯麦看来，这比几平方英里的巴伐利亚或士瓦本的土地更有价值。头脑简单的波拿巴想要得到可能的“赔偿”。对待他这样的人，俾斯麦的口号是：“对扯皮的人要加倍扯皮。”从此以后，俾斯麦就以德意志荣誉的严格的维护者姿态出现，他这样做并不是基于德意志思想一这种思想对于俾斯麦和普鲁士国王来说一向都是陌生的，而是基于人所共知的德意志政策的利益。他用“拖延"办法来对付波拿巴对德国领土的贪欲。在俾斯麦看来，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引诱狐狸入陷阱的食饵而已。
　　在波希米亚战场上，战败的不仅是奥地利，还有自由资产阶级。在战争爆发以前，俾斯麦把众议院解散了。7月3日，正是柯尼格勒兹战役进行决战的那一天，普鲁士众议院举行改选。在改选中，进步党多数派被摧毁了。迄今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政党反正已发生分裂。被俾斯麦的战绩弄得眼花撩乱的大部分进步党人组成了民族自由党。这个新政党放弃了原先还或多或少有一些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而安分守已地满足于资本家的利益。
　　在这方面，俾斯麦也尽量迎合资产阶级，尽管他还紧紧掌握着政治大权。因为他现在必须在外国人面前掩饰国内斗争的任何迹象，他就要请众议院免除政府在宪法之争期间的违宪统治的罪责，这当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与其承认政府不对，还不如肯定政府正确。政府根本不提供今后不再重犯类似违宪行为的任何保证。普鲁士国王甚至以天真的坦率向众议院的一个代表团表明：他今后在同样情况下还要完全按照老一套办事。俾斯麦在达到目的之后，虽然还不敢放弃普选权这张王牌，他却拒绝对议员支付公薪，想借此使人民群众无法利用普选制。另外，他还设法使北德联邦的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不是多于、而是还少于普鲁士宪法所规定的。
　　然而在关于资本家利益的政策方面，俾斯麦慷慨大方，很好说话；他正确地认识到，只要能保证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增加，资产阶级是很愿意放弃他们在政权方面的要求的。这就不仅是把北德的资产阶级拴在政府的凯旋战车上，而且还是引诱南德的资产阶级进入北德联邦这一牢笼的最可靠的手段，尽管这个牢笼在政治上束缚重重。
　　北德联邦的新宪法剥夺了各邦在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内的立法权，并且把处理如下问题的权力交给联邦：整个联邦地区内的共同公民权和迁徒权，户籍权，关于手工业、商业、关税、航运、货币、度量衡的立法权，铁路，水路，邮政和电报，专利权，银行，整个对外政策，领事馆，在国外的贸易保护等等。以上各项的大多数都被迅速处理并且大体上都规定得宽大温和。这样终于刮除了小邦分治最有害的毒瘤，这些毒瘤一方面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方面又妨碍了普鲁士的统治欲望。这种美味菜肴正适合资产阶级利润贪欲的胃口，并且使他们笑逐颜开，忘乎所以，以为即将进入千年盛世；他们感情激动，竭力颂扬这种立法，以致麻痹了自己的政治良知：这种立法对德国来说确实是历史上的进步，可是比起早在七十年前法国大革命就已完成的立法来说，这只是一种为时已晚、又不完全的模仿而已。
　　贵族地主带着几分怀疑对俾斯麦的“自由”政策冷眼旁观，可是他们并不想动员起来进行反对。他们中间一些较有见识的人士认识到，要使全德都普鲁士化，不对资本主义作一定的让步是不行的；此外，贵族地主由于经营谷物输出而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他们始终看得很清楚，政治上的统治权仍然掌握在他们这个阶级手里。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信赖俾斯麦；他们终于一定会以魔鬼的欢乐心情，听任自由党人锣鼓喧天地把俾斯麦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地主称赞为“本世纪的英雄”。
　　不只是民族自由党人陶醉在这种狂热气氛中，旧进步党的残余分子也愈来愈脱离了政治活动。在他们当中，只有约翰·雅可比一人连同几百名分散在德国各地的理论家仍然在坚持进行反对。雅可比把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称为非法的暴力行动；他宣称，人民要反对自由之敌的合法权利是永远不会丧失的。但是雅可比也基本上是一位清谈政治家，他并不深刻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尽管他的勇气值得赞扬，他的品格值得尊敬，可是只要他的政策仅仅满足于诅咒普鲁士的胜利，说普鲁士的胜利在德国境内造成了比起吉祥或不吉祥的联邦议会时期来还更糟糕的形势，那末，他的政策就一直不会有成果。
　　这样，资产阶级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就在这时候，在北德联邦时期，从工人阶级里成长出来一支新的力量：它能理解自上而下的革命在历史上的必要性，并且同样能明确认识到，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战胜自上而下的革命。

五丶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由于拉萨尔的突然去世，全德工人联合会失去了领袖，迄今为止，全德工人联合会一直是处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的。然而过了几个月，也即在1865年元旦，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刊物每周出三期。在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老社会主义者合作之下，约·巴·施韦泽主编这个刊物。这些老社会主义者中，在长期流亡生活期间与马克思保持过亲密关系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参加了编辑部工作。
　　可是，几个星期以后，该刊的编辑与主编之间发生了分裂。
　　施韦泽（1833——1875年）决不是盲目地继承拉萨尔的遗产，他总是力求消除拉萨尔在宣传工作上还存在的片面性和缺点。但他坚持使宣传工作紧紧适应普鲁士和德国的情况。他已能用历史观点来观察日常的政治问题，这种杰出的才能使他预见未来的发展。他决不否认民主的立场，而且经常强调指出，只有在德意志民族用革命来解救自己时，德国问题的解决才能符合德意志的利益。但他并不因而就忽视俾斯麦在如下方面获得的巨大成果：俾斯麦并不把实现德国统一看成是民族本身的最高目标，而把它当作替分治主义王朝服务的一种单纯的手段。施韦泽猛烈地押击进步党的德国问题政策，这种政策的错误在于：它既非普鲁士的政策，又非德意志的政策。进步党要求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领导的统一德国，而不懂得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建立统一的德国，而普鲁士的领导只能建立一个大普鲁士而已。
　　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把施韦泽的这种见解看成是对普鲁士反动势力的令人无法容忍的献媚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看法。他们一直怀疑拉萨尔有普鲁士倾向，这种怀疑从来没有减弱过，这时又重新加深了。这种怀疑之所以又重新加深，有一部分是由于施韦泽在描述普鲁士的力量时的措词仿佛与颂扬普鲁士制度相混淆，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猜想拉萨尔曾与俾斯麦结成“明确的联盟”，而施韦泽是知道内情的。早在1865年2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一个公开的声明中宣布和这个刊物脱离关系，接着李卜克内西以及几乎所有过去被人看作愿意参加该刊工作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都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可是施韦泽并未丧失勇气，他继续进行宣传工作，直到1865年11月政府由唯命是听的法官们对施韦泽判处十六个月徒刑为止。当时正是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享索伦王朝之间的关系开始剑拔弩张之时。在当时出现的混乱情况下，全德工人联合会已处在深渊的边缘。普选制起先也不能使它有新的生气。在1867年2月举行的北德联邦制宪国会的选举中，全德工人联合会虽然获得了为数毕竟相当可观的四万票，然而却得不到一个议席。工人联合会感到伤心失望，从而奋发振作起来，同年5月，它把享有专政全权的领导职务交给施韦泽，他曾证明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最有能力领导运动的人。施韦泽本人头脑清晰，因而不认为可以长期用个人专政的方法来领导无产阶级群众运动，而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恰恰是其中年纪最大又最忠实的，则很有见识，知道在当时各方面都很危急的情况下，暫时的专政还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事实上，这种领导方法一开始曾不断获得成果，其中包括厄尔倍菲尔德的工人于1867年秋选举施韦泽为国会议员以参加北德联邦第一次正式国会。可是在民族问题和议会问题上，施韦泽和李卜克内西此时又在国会里发生了分歧。1865年，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柏林，于是他移居到莱比锡，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倍倍尔（1840年出生）作为旋工，从一开始起就参加莱比锡的工人运动，但他起先在工人教育协会，接着在进步党人所创办的、旨在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分庭抗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中活动。早在1864年10月，倍倍尔就被选入联合会的领导委员会。在长期对拉萨尔派的激烈斗争中，他对社会主义有愈来愈深刻的了解，他成为使松松垮垮的联合会改变成工人阶级坚强有力的独立组织的推动力量，在1868年组伦堡代表大会上，联合会割断了与进步党监护人最后的联系，并且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大多数的工人协会赞成这一决定，它们主要是来自萨克森王国和符腾堡王国的，而少数的工人协会则退出了工人协会联合会，接着就永远从公开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它们主要是从德国北部来的。
　　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各工人协会内，都有反普鲁士霸权的强大力量。这种情况是与它们所来自的地区有关。1866年普鲁士胜利以后，萨克森境内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出色的参与之下建立了萨克森人民党；该党在资产阶级民主立场的可能范围内尽量提出了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是他们的纲领着重于对北德联邦表示毫不调和的反对。萨克森的人民党充满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符腾堡的德意志人民党尽管也有这样一个值得自豪的名称，事实上却是一个有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投机政党，这个党完全是靠着只会被敌人利用的对普鲁士的盲目仇恨而拼凑起来的。
　　李卜克内西作为萨克森人民党的代表，和施韦泽同时被选入北德联邦的国会，而倍倍尔则从国会的首届会议起就已参加国会了。李卜克内西利用了这第一次的有利机会宣称，历史将嘲笑北德联邦这一暴力的产物：它无非就是德国的分裂、削弱和奴役；他还指出，历史将吻笑北德联邦的国会：它只是专制制度遮羞布而已。对此，施韦泽答复道，虽然他和李卜克内西都一致反对北德联邦的内部情势，可是在要瓦解联邦本身这一努力方面，他与李卜克内西是不一致的。施韦泽的如下说法是不妥当的。他说，他不同意对于连敌对各国在1866年都深表景仰、备加赞扬的普鲁士特性过分挑剔；而李卜克内西也同样说得过分。他说，谁承认普鲁士“铁血政策”的成绩，谁就与社会民主主义隔了一条宽阔而无法逾越的鸿沟。施韦泽并没有忽视“铁血政策”的反动性质。他谆谆教诲工人：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施韦泽所说的，仅仅是要工人阶级甘心让全德都普鲁士化，甘心承认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既成事实，因为在这以前，事实上已经表明：资产阶级不再有进行革命反击的意志，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进行革命反击的力量。
　　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另一场争论是围绕这一问题的：议会活动对工人阶级有什么意义。李卜克内西完全不承认议会活动有任何意义，他认为，参加议会活动的本身，就包含着承认北德联邦，因此根本就是徒劳无益的。反之，施韦泽则想在北德联邦议会里，特别在讨论经济立法问题时，也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平日无能为力的议会此刻毕竟还能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因为资产阶级放弃了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要求而换得的代价，就是铲除当时还存在于德国境内的封建行会残渣。在北德联邦的国会里，施韦泽提出了第一个劳工保护法草案，并且象倍倍尔寻常所做的那样，积极地参加了关于新的工商业条例的讨论。倍倍尔认为，反对北德联邦的存在的斗争，比起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需要来，已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毫无疑问，这种议会活动也是符合马克思的看法的，马克思现在也承认施韦泽在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精力和才智”。
　　在这场关于议会问题的争论之后，自从萨克森人民党和纽伦堡工人协会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从新年起在莱比锡出版以来，就时断时续地总有关于议会问题的报刊论战。在由李卜克内西主编的该刊政治版上，主要是进行反对北德联邦的斗争，以便团结德国一切民主分子来进行这一斗争。只有在倍倍尔评论工人协会问题的那栏里，刊物才基本上带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李卜克内西把施韦泽看成是俾斯麦的代理人，他认为施韦泽的专政是阻碍德国工人团结致的主要障碍，而施韦泽则理直气壮地指责纽伦堡的工人协会与已经渗杂资产阶级分子的德国人民党这一虚假组织保持联系。虽然他表示愿意使两派友好地携手合作，然而如果超出了友好合作这个范围，他就要求纽伦堡的工人协会干脆就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具有原则性的团结和具有原则明确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如果施韦泽认为工人协会的迅速发展是他实行专政的成果，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1868年秋季，罢工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结社的禁令也行将废除。这些情况促使施韦泽把以往被拉萨尔完全忽视了的工会问题列入工人行动的纲领，这时，工人专政^[5]的既可伤人也可伤已的双刃性质起了作用。但是在他自己的工人协会里，他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只能用辞职的威胁来粉碎这种反对。在这件事上，他又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不顾马克思的紧急警告，模仿政治团体的严格的集中制来建立当时正在开始组织的工会。
　　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正在建立工会，他们避免了这种错误。在令人惋惜的工会运动发生分裂这件事上，组伦堡工人协会也不是完全没有过错的，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理由就拒绝派代表参加施韦泽为建立工会而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从此，争论就愈来愈尖锐。施韦泽受到不断的甚至没有获得证明的指控：说他是政府的代理人。在这种指控之下，他仍不愿放弃他的专政，即使那些拥护施韦泽的人们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这一事实表明了专政已经过时。对施韦泽来说，手段已变成目的，想对他的权限作一些本身微不足道的限制都会促使他用恶劣的横暴手段来恢复他的专政。尽管压倒多数的工人协会这时还是忠于他本人，但恰恰是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所组成的少数派却脱离出来了。1869年8月，后者与纽伦堡工人协会一起在爱森纳赫组成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对于工人运动分裂成两派（人们通常称之为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敌人们非常高兴，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场争吵发生在个人之间，但是其根源既不是由于个人的意见分歧，也不是由于原则上的意见分歧。争执的真正原因是民族问题：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这种状态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产阶级是无法一举而加以克服的），北德联邦的暂时性的局面，德国各地工人阶级发展程度的极不平衡。过了短短一年，造成工人阶级内部这种兄弟不睦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消除了。

六丶皇帝和帝国

　　自从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中途被波拿巴所制止并且随着北德联邦的成立而出现了一种无法持久的局势以来，俾斯麦和他在巴黎的榜样之间就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暗中的但是很激烈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他们起先使用外交武器；逼人大动干戈的并不是波拿巴。他知道，只要一次战役失利，他的皇位就永远垮台，可是他的处境中的内在困难却迫使他走向战争。为了消除这些困难，他必须在外交上取得某些成就，从而恢复他在欧洲的“威信”。1866年普鲁士在军事上的胜利已猛烈动摇了这种“威信”。波拿巴开始不远千里而与丹麦、意大利和奥地利进行谈判，以便为反对北德联邦而建立一个有压倒优势的进攻同盟。他希望最好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获得在土地和人口方面的某种“赔偿”。对此，俾斯麦既不能答应，也根本不愿意答应。
　　在俾斯麦看来，对法战争正是把南德各邦也普鲁士化的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机会。他自称是内心最酷爱和平的，他拒绝了巴登自愿加入北德联邦的要求，因为让巴登加入就会引起对法战争。然而他不怕一般的战争，而只怕这一场战争，因为它太正义了，太得人心了，因为如果波拿巴从而对德宣战，干涉德国的纯属内政的事务，那末这场战争就能在德国激起如此高度的民族情绪，以致最不符合普鲁士贵族地主的利益。俾斯麦想和法国打一场王朝之间的反革命战争，因为他纯粹是一个老牌外交家，所以他也是从早已过时的密室政策的废墟里造出一个陷阱，让塞纳河畔的那位老朋友掉进去。
　　俾斯麦暗中替霍享索伦的一个旁系亲王^[6]谋取在1866年革命中被推翻的西班牙王位。假如俾斯麦的劲敌听任他为所欲为，那末这种外交阴谋的后果对德国比对法国更为贻害无穷。但是波拿巴却中了他那拙劣的圈套而对普鲁士宣战，理由是法国的荣誉由于霍享索伦家族的亲王参加西班牙王位的竞争而遭到侮辱了。在这两个魔术师中，俾斯麦毕竞棋高一着，他设法使法国的宣战术中有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的特征：他以巧妙手法颠倒是非，歪曲埃姆斯电报^[7]内容，他大胆撒谎，令人吃惊，他抵赖曾参与霍亨索伦家族谋取西班牙王位之争。他还要了诸如此类的其他花招。
　　当资产阶级还在糊里糊涂追随德、法两地的这两个波拿巴时，莱茵河两岸的工人阶级对这种战争的王朝性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然而德、法的工人阶级在反对战争的宣言中和集会上所提出的原则性的抗议，却阻挡不了严酷无情的事态进程，也解决不了谁的胜利会给欧洲的文明带来更大的灾害这一实际问题。拿破仑的胜利，不仅会使法国的工大运动遭到重大挫折，而且还意味着波拿巴主义称霸全欧，意味着德国的完全分崩离析。因此，德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原则上谴责一切王朝之间的战争，但是对如下的说法抱着实际上的保留态度：在这一次战争中，波拿巴是和平的破坏者，而德国则不得不进行保卫战，把它当作无法避免的灾祸而加以忍受，除非法兰西民族能及时铲除这个侵略者。
　　根据这种观点，这次战争就变成颇得人心的了。受了外交上的种种障眼法的欺骗，群众只知道有必要抵御一切外来干涉以保卫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同时俾斯麦又千方百计把战争说成是单纯防御性质的战争，说成是只反对法国政府而不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虽然并没有被迷惑，在北德联邦国会讨论战争公债的期间，他们在表决时弃了权，可是他们却因此遭到了爱森纳赫派内部的猛烈反对。爱森纳赫派在不伦瑞克的领导委员会居然赞成拉萨尔派的意见，认为只要战争是抗击拿破仑侵略的保卫战争，那末这次战争就应该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
　　统治阶级的背叛政策，使年轻的工人运动内部这一新近出现的纷争很快就告结束。当法兰西帝国刚刚因色当战役而崩溃、从而刚刚有可能在欧洲大陆上两大文明民族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时候，俾斯麦就指使资产阶级向他提出了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从而就开始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社会民主党的两派都立即表示反对；爱森纳赫派在不伦瑞克的领导委员会这时发表了一项宣言，要求德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大会，反对吞并亚尔萨斯一洛林，并且主张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平体面的和约。接着，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被那个在战争期间被任命为北德滨海地区总督的福格尔·冯·法尔肯斯坦因将军以“叛国罪嫌疑”的罪名加以逮捕，他们带上镣铐，被押往俄、德边境的洛乘。此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大批党员遭到这种无法无天的暴政虐待，资产阶级对此喝采叫好。直到约翰·雅可比由于在哥尼斯堡人民集会上抗议并吞亚尔萨斯——洛林而同样成为法尔肯斯坦因手下的牺牲者时，资产阶级才表示软弱无力的反对。
　　德国的侵略战争引起了法兰西民族顽强不屈的抵抗。经过了半年的搏斗，两个民族都蒙受了无法估量的牺牲。到1871年2月26日，双方才在凡尔赛签订临时和约；根据这个和约，法国将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且赔款五十亿法郎。
　　这时，德国各邦政府就完成了德国统一，不管这种统一何等拙劣。过去是各朝廷之间的剑拔弩张，争吵不休。四十年来，真相愈暴露，也就愈显得丑态百出。北德联邦宪法中关于保障人民权利的规定，比普鲁士宪法还要少。最忠实的爱国者之一——米凯尔曾经指出，北德联邦的宪法充其量只不过是用来“勉强支撑短命的北德军人国家的临时应急手段而已”，而这个宪法竟变成了新的帝国宪法的基础，这只是每况愈下而已。没有一个邦的政府想到要扩大人民的权利，哪怕只扩大一点点。南德的各王朝也如此，特别是巴伐利亚王朝只关怀自身的分邦割据的反动利益，它也懂得如何牺牲德国统一来大大满足自己的利益。对于流过无数鲜血的人民群众来说，在诸侯的谈判中，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带着封建浪漫色采的称号“皇帝”和“帝国”，有时还要发生各种各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式的事件。普鲁士国王以恳切的姿态宣布：他只想要一个“延长了的普鲁士”而已。他扭扭捏捏了很久，不肯使用皇帝的称号。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国王却在武力的威胁下誊写并签署了一封由俾斯麦起草的信，他在信中建议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冠。
　　接着，同样在武力的威胁下，北德联邦的国会和南德各邦的议会必须就诸侯的协议作出决定：接受或者拒绝。哪怕是把协议中的一个小称号改变一下，德国的统一就会被拖延得遥遥无期了。巴伐利亚议会对这样的统一方案尚有某些反抗——当然是分治主义性质的反抗，而北德联邦的国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各党则几乎毫无反抗地都顺从了。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缔造的并不是自由王国，而是资产阶级王国；他们为了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再一次牺牲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以粗野的叫器来非难当时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他们两人坚决而勇敢地维护了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因而在1870年12月帝国国会的会议闭幕后，就以准备叛国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了。
　　1871年3月3日，在刚签订的和约令人印象犹新时，举行了首届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对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来说，这是所能设想的最不利的时刻，但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在这次选举中仍然获得了十万张选票，其中拉萨尔派得六万票强，爱森纳赫派得四万票弱。但在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中，却只有倍倍尔一人当选为国会议员。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均告落选。施韦泽在他的专政日益破产后，根本就脱离了德国的工人运动。
　　统治阶级曾喧器地预言：战争的风暴也卷走了令人伤脑筋的工人问题，革命的巴黎公社就使他们的预言立即破产了。德国各邦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到处都兴高采烈地为巴黎阶级弟兄的英勇起义而高声欢呼。无论是拉萨尔派还是爱森纳赫派，都一分钟也没有动摇。他们举行了许多次群众大会，宣布支持巴黎的社会革命。两派报纸都以同样的自豪感来嘲笑资产阶级报纸“天真的厚颜无耻”，因为后者曾经要求社会民主党不承认巴黎公社。同样，倍倍尔在国会中也支持了巴黎公社，认为它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后来俾斯麦承认，倍倍尔的这次演说是一道“光线”。在这道“光线”照耀下，他就看清楚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实质。从此以后，他就力图把这一运动当作大敌来加以反对和镇压，他认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都要处于紧急状态来反对这个大敌。这样的自白尤其令人可信，因为它决不是在吹嘘俾斯麦在政治上有卓识高见。事实上，俾斯麦此刻已着手向社会民主党进攻，在开始阶段的进攻是时断时续地进行的，后来他在为了保全自己的存在而作的孤注一掷的斗争中愈来愈拚命了，直到他本身极不光彩地垮台为止。

^[1] 罗特谢尔德家族是一家国际银行，由迈耶·安塞姆·罗特谢尔德（1743——1812年）所创设

^[2] 这两个国王都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中译本注

^[3] 北德联邦的组织受普鲁士领导，从1866年到8月18日存在到1870年12月13日。——原注

^[4] 柯尼格勒兹战役发生在1866年7月3日，“普鲁士教师在萨多瓦战役中胜利了。”这句脍炙人口的话是根据莱比锡佩谢尔教授于1866年7月17日在《外国》杂志上所发表的一句话改编而成的。佩谢尔写道：“假如普鲁士人打败了奥地利人，那就是普鲁士教师对奥地利教师的胜利”。原注
　　普鲁士教师意指普鲁士的训练制度较优。——中译本注

^[5] 指对工人的专政——原注

^[6] 指霍亨索伦家族的世袭亲王利奥波德。——原注

^[7] 为了加速对法作战，俾斯麦擅自篡改1870年7月13日普鲁士王威廉和法国公使贝内台第在埃姆斯会谈的结果，向报界发表。这一伪造后来才被证实。——原注

材料来源
拉萨尔：《政治论文集》。
恩格斯：《建立德意志帝国时的暴力和经济》，《新时代》141，第676页起。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及书中所附的国际工人联合会论及战争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