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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国际的衰微
（一）色当以前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人们已经谈过很多，虽然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谈的东西极少。他们不像莫尔特凯那样把战争看做上帝的常道，而是看做魔鬼的常道，看做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影不离的伴侣。
作为最卓越的历史家，他们当然不会从完全非历史的观点出发，认为战争就是战争，对任何战争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每一战争都有它特定的前提和后果，而工人阶级对这一战争的态度就是以这种前提和后果为转移的。拉萨尔的观点也是如此。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他就当时的战争的实际条件问题进行过争论。但是，对他们三个人说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个战争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
这种观点也决定了他们对1866年的战争的态度。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建立起国家的统一。此后，普鲁士政府就力图利用由于德国的经济发展而重新抬头的德国统一运动。正如老威廉皇帝所说的，它要建立的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一个扩大的普各士。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施韦泽、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致认为，作为德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预备阶段而为德国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德国统一，只有通过民族革命才能实现。因此，他们极其坚决地反对大普鲁士政策的一切王朝分立的倾向。但是在科尼格列茨之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们各依其对“现实形势”理解的不同而先后尝到了这个酸苹果的滋味。这时他们才明白，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和无产阶级的幼弱，民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靠“铁和血”结合起来的大普鲁士要比恢复捉襟见肘的德意志联邦议会（更不消说这种恢复是根本不可能的）更能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拉萨尔的后继者施韦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把北德联邦这个残废无力的组织当做一个事实来看待，尽管这个事实是并非所愿的，尤其是不令人高兴的，但它毕竟比可恶的联邦议会更能为德国的工人阶级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反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仍然坚持大德意志的革命观点，并且在1866年以后不断地致力于摧毁北德联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6年作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1870年战争的态度。关于引起这次战争的直接导因，关于俾斯麦针对着波拿巴而提出霍亨索伦亲王作为西班牙王位继承的候选人，关于波拿巴为对付俾斯麦而筹划的法意奥军事同盟，他们都从来没有直接发表过意见。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是无法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的。但是，由于波拿巴的军事政策是针对着德国的国家统一的，所以他们认为德国是处于防御地位的。
马克思在由他起草而为国际总委员会于7月23日发表的宣言中，详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他在宣言中把1870年的军事阴谋称为“1851年12月政变的修正版”。 但是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二帝国的丧钟；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丑剧。他写道，但是不应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波拿巴能够表演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达十八年之久。从德国方面说来，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但究竟是谁迫使德国处于防御地位呢？究竟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发动战争呢？普鲁士！在科尼格列茨战役之前，俾斯麦曾和这个波拿巴暗中勾结，而在这一战役之后，他不仅没有建立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反而在自己的旧制度所固有的妙处之外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狡猾伎俩，结果，波拿巴制度就在莱茵河两岸盛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战争，又能指望什么呢？“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所谓的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所遭到的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 宣言指出，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录威，使我们不必顾虑发生这种悲惨结局的危险。宣言还强调指出，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可以看出俄国的一副凶相。虽然德国人在反抗波拿巴进攻的防御战争中理应得到一切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者接受他们的援助，他们便会立刻失去这种同情。
这篇宣言发出前两天，即7月21日，北德议会通过了一亿二千万塔勒的军事预算。拉萨尔派的议员根据他们在1866年所采取的政策对预算投了赞成票。相反地，爱森纳赫派的议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弃权。他们如果投赞成票，那就等于对于以1866年的行动准备了观在这次战争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另一方面，如果投反对票，又会被解释为赞同波拿巴的卑鄙罪恶的政策。这就是他们采取上述做法的理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主要是从道义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的，这和后来李卜克内西在他关于埃姆斯急电的文章中，以及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表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同自己的一派、特别是它的领导机关不伦瑞克委员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实际上，放弃投票权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方面说来并不是一种实际的政策，而是一种道义性质的表白：不管这种表白本身如何正当，它却不符合当时形势的政治要求。对争论的双方说：你们都不正确，但我不干预你们的争论，——这在私生活中是完全可能的，有时甚至是足够的。但是在国家生活上这却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民要为国王间的争端付出代价。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莱比锡的《Volkstaat》（《人民国家报》）在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星期所采取的决非明确和彻底的立场，就表明了保持中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编辑部即李卜克内西和不伦瑞克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后者曾经向马克思请求帮助和征求意见。
在战争爆发之初，即在7月20日，因而也是在李卜克内。梅林指的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放弃投票权以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曾激烈地批判了法国的“共和沙文主义者”，并且写道：“法国人需要鞭挞。如果普鲁士人取得胜利，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是有用的。其次，德国人的优势将使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向德国。人们只要把两国从1866年起到今天的运动比较一下，就足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优于法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在世界舞台上对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将是我们的理论对蒲鲁东等等的理论的优势。” 当马克思接到不伦瑞克委员会征求意见的信时，他和往常遇见重要问题时一样，写信给恩格斯同他商量。恩格斯也和18 66年时一样详细拟定了他们共同的策略。
恩格斯在8月15日的回信里写道：
“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己被巴登格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倘若它被巴登格打败，那末，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力量，德国工人充其量也只能跟在法国工人后面跑。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寿终正寝，为建立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绷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在远非昔比的全国规模上组织起来，法国也无疑地会比在波拿巴统治下获得较为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不管在那里将出现什么样的政府。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都已经懂得，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马上就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德国政党要像威廉那样宣传全面的阻挠，并用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来代替主要的考虑，我认为都是不可能的。”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猛烈地谴责了深入法国社会一切阶层、直至共和主义分子当中的法国沙文主义。“如果没有法国人民群众的沙文主义，即资产者、小资产者、农民以及由波拿巴在大城市中所创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欧斯曼式的、出身于农民的建筑业无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巴登格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沙文主义不遭到打击，而且是彻底的打击，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就不可能。人们本来可以指望这一工作由无产阶级革命担负起来，但是战争既已开始，那末德国人就只好自己来做这一工作，并且立即做这一工作。” 恩格斯还谈到“次要的考虑“这就是，这场战争是在俾斯麦一伙人指挥下进行的，而成功的结局将使俾斯麦旅得哲时的荣誉。这种情况要归咎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当然是非常讨厌的，然而是毫无办法的。” 但是，因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同1866年一样，俾斯麦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做我们的一件工作，虽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广阔的活动场地。这样，我们就不再像1815年那样了。现在，南德意志人必然要参加帝国议会，从而就将产出一种普鲁士主义的对立物……总之，像李卜克内西那样，由于他不喜欢1866年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想取消这段历史，那是愚蠢的。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我们的典型的南德意志人。”
恩格斯在他的信中再一次谈到李卜克内西的政策。“威廉的下面这个说法是很有趣的：因为俾斯麦过去是巴登格的同谋者，所以正确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如果这是德国人的普遍意见，那末马上又会出现莱茵同盟，而高贵的威廉有二天会看到，他在这个同盟中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工人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老是受到拳打脚踢的人民，的确是负有实现社会革命的使命、而且是在李卜克内西所心爱的无数小邦中实现这个革命的真正人民……威廉显然希望波拿巴获得胜利，只要这样能使俾斯麦倒台。你记得他曾怎样经常用法国人来恐吓俾斯麦。你自然也站在威廉一方面！当然，最后这句话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因为马克思曾经同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军事预算间题上放弃投票权的做法，而李卜克内西也正是以这一点为依据的。
马克思承认他同意李卜克内西的“声明”。因为那正是死扣原则就是一种英勇行为的“时刻”。不过，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策略直到现在仍然是现实的，更不能得出结论说，德国无产阶级对这场已经变成民族战争的战争的态度，应该取决于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的反感。马克思以充分的论据谈到“声明”，而没有谈到弃权本身。拉萨尔派根本没有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就随声附和地跟着资产阶级多数派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说明”了他们弃权的“理由”。他们不但说明了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作为反对一切民族的一切压迫者并力求使一切被压迫者结成兄弟同盟的国际的会员”，还对这次战争以及一切王朝战争提出了原则性的抗议。他们希望，从目前的灾难性事变中取得了教训的欧洲各国人民，要大力争取自决权并消灭一切国家的和社会的灾难的根源——当前的依仗暴力的阶级统治。这篇“声明’第一次在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在欧洲的一个国家的议会中，堂堂正正地高举起国际的旗帜。这当然使马克思深感满意。
从马克思所用的字眼也可以看出，他的“同意”恰恰具有这样的涵义。弃权不是一种“死扣原则”的行动，而无宁是一种妥协。最初李卜克内西本想径直投票反对预算，只是后来由于听从了倍倍尔的劝告才放弃了投票。其次，正如《人民国家报》的每一期所实际表明的，二人的弃权不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最后，这种弃权也并不是一种“英勇行为”（就这一字眼本身所包含的褒美之意而言）。倘若马克思所指的就是这种意义的英勇，那末他应该更加赞美那个不顾帝国卫士的痛骂而在法国议会中激烈反对战争的勇敢的梯也尔，或者赞美法夫尔和格列维之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并没有在表决军事预算时弃权，而是干脆投了反对票，尽管巴黎的爱国主义喧嚣至少跟柏林同样危险。
恩格斯根据他对形势的看法而为德国工人的政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仅仅是保卫德国的（但这并不排斥在缔结和约以前基于情况所做的必要的进攻），同时，应当强阔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应当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一旦巴黎建立起一个共和主义的而不是沙文主义的政府，就力争缔结光荣的和平，应当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利益的一致，因为不是他们进行这次战争，反之，也们都谴责这次战争。马克思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并且把按照这个意思拟定的结论寄给了不伦瑞克委员会。
（二）色当以后
但是还在委员会按照来自伦敦的指示行动以前，情况就已经完全改变了。色当战役已经打响，波拿巴被俘，帝国崩溃，在巴黎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领导这个共和国的是法国首都的一些旧议员，他们自封为“国防政府”。
从德国人方面说，防御战争己经结束。普鲁士国王作为北德联邦的最高领导者曾一再庄严宣布，他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而是同法国皇帝的政府作战。另一方面，巴黎的新当权者们也宣布，他们准备尽其所能赔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但是俾斯麦却要求割让领土。他为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而继续进行战争，从而把德国的防御战争变成了嘲弄。
他在这方面也学着波拿巴的榜样，布置了一种全民投票来解除普鲁士国王的庄严诺言。还在色当战役的前夕，各色各样的“名流”就已向国王呈递“群众请愿书”，要求一种“有保障的疆界”。“德国人民的一致的愿望”对柏林的老国王发生了影响，以致他在9月6日写信回国说；“当轴的王公们如果违逆这种民情，就会使自己的宝座陷于危险。” 9月14日，半官方的报纸《Provinziaorrespondenz》（《外省通讯》）承认，如果以为北德联邦的元首会为自己公开而自愿地许的诺言所约束，那是“愚蠢的”。
为了使“德国人民的一致的愿望”能够十足地表现出来，一切反对意见都受到了暴力的压制。9月5日，不伦瑞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公开行动起来，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这篇宣言逐字逐句地照录了马克思给委员会的信的一些片断。9月9日，在宣言上签了名的人被军事当局逮捕，并带着镣铐被解往列特岑要塞。约翰·雅科比也作为国事犯被押解到那里，罪名是他曾在科尼斯堡的集会上反对并吞法国领土，并曾发表大逆不道的言论。他说：“儿天以前，我们还在进行防御战争，为我们亲爱的祖国进行神圣的斗争，而今天我们却在进行侵略战争，为日耳曼族在欧洲的霸权而斗争。”大规模的没收、禁止、搜查和逮捕补充了军事恐怖统治，而后者的目的则是要防止对“德国人民的一致的愿望”的任何怀疑。
就在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被捕的那一天，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也是由马克思在恩格斯部分参加下起草的第二篇宣言，目的是闻明新的形势。总委员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它关于当前的战争将成为第二帝国的丧钟的预言已经迅速地实现了。同时，它对于战争从德国方面说来是否能始终保持防御性质的怀疑也很快地证实了。普鲁士的军人奸党已经决心进行掠夺。但是他们如何才能使普鲁士国王解除他所做的进行防御战争的保证呢？“导演这出滑稽剧的人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无可佘何地顺从了德国人民不可抗拒的要求的，为此他们立刻给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它那班教授和资本家、议员和新闻记者们提示了台词。这个自由资产阶级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过空前的犹豫、软弱和怯懦，现在它看到自己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德国爱国主义猛狮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的。它重新戴上了公民独立自主的假面具，装出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执行什么？——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忏侮自己不该那样长期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路易·波拿巴的不犯错误，因此大吵大嚷地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分成碎块。”
宣言接着分析了“这些爱国主义骑士们”为了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所使用的那些“漂亮的论据”。他们当然不敢武断地说，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的怀抱。但是他们硬说，这两个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如果根据历史曾经有过的权利来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决不应忘记，先前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的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
但是最能迷惑“许多愚人”的，是那些“有心机的爱国分子”要求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当作防止法国进攻的“物质保证”。宣言用恩格斯所撰写的军事科学评论来证明，德国根本不需要加强它跟法国的边界。这次战争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最近这次战役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要更为容易。” 但是，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是荒唐透顶和悖逆时代精神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带，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带，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可能性，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没有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以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来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公允地最终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为新战争播下火种。”
宣言提起了拿破仑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所取得的那些“物质保证”。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声威就在德国人民面前一落千丈了。“但是，普鲁士现在野心勃勃地妄图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这一次，结果也会是同样不可收拾。”
但是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卫士们说，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德国人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实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并不是德国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摧毁18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现行的军役制度下，一切身强力壮的男子都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候补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是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尊长的，——这个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呀！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别处一样，当权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来毒化社会舆论。
这班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堡垒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他们目睹俄国在华沙，莫得林、伊万城等处布设的庞大工事网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的进攻面前吓得周身发抖，而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圈闻。”
因此，宣言论证说，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会把法兰西共和国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难道条顿爱国志士真正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好大喜功的心理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掠夺法国省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将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得不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经过短暂的喘息就不得不开始准备另一次‘防御’战争，但那时不是进行一场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系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德国工人阶级既然无法阻止这场战争，他们就坚决支持了这场战争，把它当作一场争取德国的独立、争取欧洲从第二帝国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德国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一起构成了英勇军队的骨干，虽然他们家里还留有半饥不饱的亲人。” 除了国外战场上的伤亡以外，他们还要在国内受到贫困的更大摧残。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保证，使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在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种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和“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宣言提到了不伦瑞克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并说，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指望德国工人马上获得成功。但是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的软骨头。他们定会完尽自己的天职。
接着，宣言分析了法国的新形势。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皇帝，而只是占据了皇帝留下的空位。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成果，而是作为一种国防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是臭名昭著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有一部分人又是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沽染了洗不清的污点的。这个政府的成员的职务分配，预示了不祥的前景。奥尔良党人盘踞了最有权势的位置——军队和警察，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弄到了一些专事空谈的职位。从这个政府的最初几桩举动中已经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它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片瓦砾场，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当敌人几乎已经向巴黎叩关欲进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不应当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传统所欺编那样，为1792年的民族传统所迷惑。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未来。但愿他们镇静地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更切实地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赫叩利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就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和智慧。”
这篇宣言得到了法国工人的热烈响应。他们放弃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履行了自己的公民职责。巴黎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如此。他们建立了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极其积极地参加了法国首都的英勇保卫工作，同时没有沉酒于1792年的民族回忆428 ，而是加紧致力于本阶级的组织工作。德国工人也同样未辱所命。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都不顾一切威吓和迫害，要求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平。当北德联邦议会在12月再度开会表决新的军事预算时，两派的议员都断然投了反对票。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烈火般的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气进行了这一斗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像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在7月放弃了投票权，这些日子的荣誉才首先同他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议会闭会以后，他们以叛国的罪名被捕。
马克思在这个冬天又被过度的工作累垮了。8月，医生劝他去洗海水浴，但在那里他又被重感冒弄得“焦头烂额”。直到8月底他才回到伦敦，而身体仍未完全复原。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把总委员会的全部国际通讯工作担当起来，因为总委员会的大部分国外通讯员都到巴黎去了。9月14日，他向友人库格曼诉苦说，他一直没有在夜里三时前入寝过。但是他希望工作能够有所减轻，至少是在将来，因为正在那时恩格斯长期迁居到伦敦来了。
毫无疑间，马克思是希望法兰西共和国在抵抗普鲁士侵略战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德国当时的情况使马克思深感痛心。这种情况甚至使汉诺威的教皇党领袖文德霍尔斯特极其辛辣地挖苦说，如果俾斯麦一定要吞并，那末最好去侵占开云：这是最适合于发挥他的治国经纶的地方。12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看来，德国不但已经俘掳了波拿巴以及他的将军和军队，而且已经使他和百孔千疮的整个帝国主义也为橡树和菩提树之国的风土所驯化。” 他在这封信中显然十分满意地指出，在战争刚一爆发时，英国的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公开同情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发制度，焚烧村庄，杀害游击队员，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的种种暴行——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当然，英国人在印度、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可是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更不是黑人，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天之骄子的英国人’！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他们的常备军被彻底消灭，那末如果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就是犯罪，这简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霍亨索伦王朝的观念。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中，就曾抱有这种观念。
马克思把俾斯麦炮轰巴黎的威吓称为“赤裸裸的阴谋诡计”。“根据或然性理论的种种规则来到断，炮轰是根本不可能对巴黎这个城市本身发生严重影响的。即使毁坏了几处外围防御工事，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在被围的人数超过了包围的人数的情况下，那又有什么用呢？“
使巴黎挨饿倒是唯一的上策。” 这里顺便描出了怎样一幅图画啊！ 马克思这个“没有祖国的人”本来否认自己有独立做出任何军事科学判断的权利，可是他在把俾斯麦炮轰巴黎的威吓称为“无聊的把戏”时所持的那些论据，却同德军的所有著名将领所持的论据不谋而合，这些将领——只有罗恩一人除外——在德军大本营幕后进行的数星期激烈争论中谴责了这种“只有初出茅庐的军官才会干出的蠢事”。而爱国的教授和俾斯麦的半官方刊物的撰稿人则对普鲁士王后和普鲁士女王储义愤填膺，大肆攻击她们出于悲天悯人的甚至是背叛国家的考虑而劝阻了她们的丈夫——这些英勇的“饭桶”们炮轰巴黎。
当俾斯麦进而夸夸其谈地谴责法国政府使人们不能通过报刊和议员自由发表意见时，马克思在1871年1月16日的《Daily News》（《每日新闻》）上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德国警探的狠撅，以此嘲弄这种“柏林式的玩笑”。他在做了这番描写之后写道：“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自身的民族独立而战，而且也是为德国和欧洲的自由而战” ，而它的事业幸而决不是没有希望的。这段话完全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色当以后法德之间的战争的态度。
（三）法兰西内战
1月28日巴黎投降了。在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所缔结的投降条约里，曾明文规定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可以保留自己的武器。
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各种反动的保皇派取得了多数，他们选老好巨猾的阴谋家梯也尔为共和国的总统。在国民议会接受了和约的先决条件——割让亚尔萨斯—洛林和赔款五十亿法郎——之后，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除巴黎的武装。因为对于这位货真价实的资产者和国民议会的容克地主们说来，武装的巴黎不是别的，正是革命。
3月18日，梯也尔想首先夺取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厚颇无耻地撒谎说这些大炮是国家的财产。实际上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在围城时期自己筹款置备的，甚至1月28日的投降条约中也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抵抗，而派去抢夺大炮的军队也转到国民自卫军方面。内战就这样爆发了。3月26日，巴黎选出了自己的公社。公社的历史满载着巴黎工人英勇斗争和备遭苦难的事迹，同样也充斥着凡尔赛秩序党的卑劣残暴行为和阴谋诡计。无庸赞言，马克思以何等热烈的同情注视了这些事变的发展。4月12日，他写信给库格曼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鲁士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过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巴黎人遭到失败，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在军队和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派退出战场以后，他们本来应该立刻进军凡尔赛。但是巴黎人由于心地过分善良而不愿意开始内战，仿佛凶狠的怪物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但是，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失败了，它仍然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气势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当马克思把巴黎的起义说成是“我们党”的事业的时候，这从两种意义上说来都是正确的：从一般意义上说来是因为巴黎工人阶级是运动的骨干，而从特殊意义上说来是因为国际的巴黎会员虽然在公社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却都是公社的最自觉和最英勇的战士。但是，国际已被认为是到处滋事的怪物，成了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一切事件的替罪羊，以致巴黎的起义也被说成是国际的邪恶煽动所引起的。一家巴黎警察的机关报竟然莫名其妙地出来替国际的“伟大领袖”开脱参加起义的罪名：这家报纸在3月19日发丧了一封伪造的信件，似乎马克思曾在这封信中斥责了巴黎各支部，说它们过多地关心政治问题而对社会问题重视不够。马克思立即在《Times》（《泰晤士报》）上揭露这封信是“无耻的伪造”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巴黎公社不是国际“一手制造的”。但是他始终认为，公社跟国际有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当然，这只是就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精神而言，因为按照纲领和章程的规定，一切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工人运动都是国际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公社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布朗基派，还是虽然属于国际却主要受蒲各东思想影响的少数派马克思都不能把他们算做自己的思想上的亲密同道。虽然如此，马克思在公社时期还是在当时条件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同这个少数派的人保持着密切的思想接触。但可惜有关他们之间的往来的文献保存下来的极少。
例如，社会工作部代表列奥·弗兰克尔在4月25日回复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时写道：“如果您答应帮我出些主意，那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是单枪匹马地负责进行我想在社会工作部中实行的一切改革。从您这次来信的短短几行中已经可以看出，您将竭尽所能地向全体人民、全体工人、特别是德国工人说明，巴黎公社根本不同于旧日的德国公社。无论如何，您这样做会是对我们的事业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对这封信的答复，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可能提供的意见，没有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弗兰克尔和瓦尔兰写给马克思的信也散失了，供而马克思于5月13日写的回信则保存下来。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已经同送信人见过面。
是不是应该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文件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有人从波尔多写信告诉我，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有四个‘国际’会员当选。各省都已经开始骚动。可惜它们的行动是地方性的和‘和平的’。
我已经为你们给世界上有我们的支部的各个地方写了几百封信。其实，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的。
甚至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对公社的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用走私的办法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袒护你们的文章。
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似乎太多了。显然，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补救已经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马克思在结尾的地方指示他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因为三天以前法德之间已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最后的和约，而俾斯麦现在也和梯也尔一样一心要想推翻公社，这尤其是因为五十亿法郎的赔款要从那时起才开始支付。
从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提的意见可以看出某种审慎持重的态度，而且他给公社社员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无疑地带有这种性质。马克思决不是害怕对公社的事业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在公社失败以后立即公开而认真地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深恶痛绝一切专横独断，并且认为对于那种在当地、在事变进行中更容易看到和考虑到的东西，不应该从远处发号施令。
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也倒下了，而两天以后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这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最辉煌的文件之一，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马克思又一次在这种极端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上，显示出了他善于透过表面上千头万绪的使人扑朔迷离的外壳，透过千百种一团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传闻，来眉目清楚地理出历史内核的惊人才能。在事实方面——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都是叙述事变的事实发展的——宣言也是完全忠实的，并且自那时以来还一直没有一个论断被驳倒过。
诚然，宣言没有提供关于公社的批判的历史，但这也不是宣言的任务。马克思的目的就是要反驳公社敌人的诽谤和诬蔑，使公社的荣誉和正义发扬光大。宣言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而不是历史的叙述。公社的一切谬误和过错自那时以来就经常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激烈的甚至是过于激烈的批判。而马克思则只限于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历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池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的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告白，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也扮演过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历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 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要摆脱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公社恰恰不曾有过这样一段时间。
宣言阐明巴黎公社的历史本质的第三部分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部分把巴黎公社的本质同表面上与它类似的过去历史上的各种组织——从中世纪的公社直到普鲁士的城市制度——的本质天才地区分开来。
“只有像俾斯麦那样把玩弄铁血阴谋以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从事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这一最适于他的智力的旧业的人，才会异想天开地以为巴黎公社实际打上是要仿效普鲁士城市制度（对1791年法国城市制度的笨拙可笑的模仿品），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的附属车轮的城市制度。” 宣言认为，人们对公社的各种不同解释以及公社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利益表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体在本质上都是带有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宣言没有能够用公社的明确的施政纲领来证明这个论点。这是由于公社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纲领，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宣言援引公社所推行的实际政策来进行证明，认为这种政策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消灭国家，而国家的最淫贱的形式如第二帝国，不过是社会躯体上消耗着它的精力和阻碍着它的自由发展的“寄生赞瘤”。公社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剥夺了一向作为政府工具的警察的一切政治职能，把它变为公社的负责机关。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些旧政府的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还摧毁了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公社颁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剥夺一切教会财产的命令。公社把一切学校向人民免费开放，并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和教会的任何干涉。公社下令一切公务人员，其中包括法官，都须由选举产生，宣布他们随时可以撤换，并且限制他们的俸给最高不得超过六千法郎，从而彻底铲除了国家的官僚制度。不管这些决定本身多么合理，它们终究跟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五年来所坚持的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式宣布过的那些观点有着某种矛盾。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结果，必然是称为国家的这一政治组织的消亡，但只是逐渐地消亡。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始终是用武力保障少数有产者从经济上压迫多数劳动者，随着独占一切财富的少数人的消失，武力压迫亦即国家政权的必要也将消失。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指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加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须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用它来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并重新组织社会。然而，总委员会宣言对巴黎公社一开始就用火与剑坚决摧寄生国家一事所表示的赞许，是和《共产党宣言》的这些观点不一致的。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识到这种矛盾：在1872年6月对公社记忆犹新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中，他们直接援引总委员会宣言做了修正。这个修正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后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时，又放弃了这个修正意见，完全重复了《共产党宣言》的旧观点。巴枯宁派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利用了总委员会的宣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巴枯宁本人嘲笑说，马克思的思想已被公社一古脑儿抛弃了，这迫使马克思违反一切逻辑在公社面前摘下帽子，并且同意了公社的纲领和目的。实际上，如果一次甚至未经准备而只是由于受到野蛮攻击才突然发动起来的起义，竟能用几道简单的法令废除整个国家机器，那岂不证实了巴枯宁所不厌其烦地宜扬过的东西吗？这是不管带着某种善意或者某种恶意都可以从总委员会宣言中读到的东西，因为宣言把只是作为可能性潜藏在公社本质中的东西描绘成了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东西。不管怎样，巴枯宁的活动所以在1871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就是因为巴黎公社给整个欧洲工人阶级造成了强烈的印象。
宣言在结尾处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中。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不管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无法使他们解脱。”宣言一发表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它已引起了一片慌乱，而我此刻则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请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物。这对于一个度过了二十年单调而枯燥的田园生活的人来说，的确大有好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周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由它去吧！反正对这帮匪徒我是毫不介意的！” 风波刚一起来之后，马克思立即声明他是宣言的作者。
在往后的几年中，马克思有时甚至受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指责，说他使国际为公社担负了完全不应由它担负的责任，从而使国际陷于危险。用他们的话来说，马克思可以保护公社，反驳那些不公正的攻击，但同时也应该极力避免跟公社的错误和失策发生干系。这就是自由派的“大政治家们”所特有的策略，但是马克思正因他是马克思，所以不能同意这种策略。他从来不自欺欺人地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减少目前威胁着他的危险，从而牺牲自己事业的未来。
（四）国际和公社
由于一古脑儿地接受了公社的全部遗产，国际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各国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诽谤攻击是最不值得重视的。相反地，国际甚至因此而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进行宣传的手段。总委员会由于公开反驳这些攻击而至少得到了在英国大报上发表言论的某种机会。
帮助公社的许多逃亡者成了总委员会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些逃亡者有一邹分逃往比利时，一部分逃往瑞士，但是大部分都逃往伦敦。在国际的经济状况照例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总委员会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了一笔必要的款项，而且不得不一连许多个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方面，以致妨害了它的正常事务，而由于几乎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大肆攻击国际，这种事务正是需要特别聚精会神地来进行的。
但是，各国政府所发动的进攻，还不算是国际的一个最大的麻烦。虽然开始时这种进攻在个别大陆国家中进行得相当卖力，但是各国政府联合起来一致迫害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企图还是暂时宣告失败了。法国政府早在1871年6月6日就在茹尔·法夫尔的一篇通告中第一个发动了这种进攻，但是这个文件是如此荒谬和虚伪，以致没有得到其他各国政府的响应，甚至没有得到一向赞助一切反动行动、特别是迫害工人阶级的行动的俾斯麦的响应，而且，俾斯麦由于德国社会民主派——不管是拉萨尔派还是爱森纳赫派——站在公社一边而从自己的夸大狂中惊醒过来。
不久以后，西斑牙政府也通过它的外交大臣的一篇通告，进行了联合欧洲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第二次尝试。这篇通告中说，一国政府单独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国际和镇压国际在本国的支部的活动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消除这个祸害。如果不是英国政府立即反对，这个号召一定会很快得到响应。格兰威尔勋爵声明，国际“在英国这里”的行动只限于就罢工问题提供意见，并且没有多少款子来支持这种罢工。至于沟成它的纲领的一部分的革命计划，与其说反映英国工人的观点，无宁说反映国际的外国会员的观点，因为英国工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工资问题。但是外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受法律的保障。如果他们违反这些法律，参加反对同英国友好的国家的军事行动，他们就将因此受到惩罚。而目前对于居住英国境内的外国人，是没有任何理由采取非常措施的。对于不合理的要求所做的这种合理的反驳，当然引起了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纸的一片抱怨，说什么只要英国国土成为一个用英国法律保障那种不断阴谋破坏其余一切欧洲国家的行为的避难所，对付国际的一切措施就实际上不会发生效力。
如果说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联合十字军征讨因此而没有组织成功，那未从另一方面说来，国际本身也未能摆出一个严整的阵势来对付大陆各国对国际支部所施加的迫害。这是最使国际伤脑筋的事，因为国际感到它的根基已在英法德三国发生了动摇，而它曾经认为，正是这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它的最有希望的支柱，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工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工人阶级又在不同程度上享有立法机关的选举权。这些国家对于国际的重要性，在下面这个事实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总委员会里有英国人二十人，法国人十五人，德国人七人，但瑞士人和匈牙利人总共各二人，波兰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意大利人各一人。
在德国，拉萨尔自始就把他的活动建立在本国的基础上。马克思曾为此对他大加斥责。不过，正如不久以后事实所表明的，德国工人政党因此而避免了社会主义发展在其余一切欧洲大陆国家所遭到的那种危机。但是战争毕竟引起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短时期的停滞：它的两个派别都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因而无暇顾及国际。此外，两派都曾反对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维护巴黎公社，而爱森纳赫派——总委员会只承认它是国际在德国的分枝——的勇往直前的行动，还曾使它比拉萨尔派更多地受到叛国罪名和其他罪名的威胁。据俾斯麦自己供认，正是由于倍倍尔在火热的议会演说中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法国公社社员，才第一次引起了他的疑心。而这种疑心现在爆发为一连串针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暴力行动。但是，爱森纳赫派对待国琢的态度中的一个远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是它自从组成为一国范围内的独立政党以后，就跟国际日益疏远了。
在法国，梯也尔和法夫尔在乡村贵族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对付国际的严酷的非常法。这项法律使本来已经为凡尔赛屠夫们的血腥恐怖弄得精疲力竭的工人阶级完全陷于瘫痪状态。那些保卫“秩序”的英雄们的复仇欲竟野蛮到这种程度，甚至要求瑞士和英国引渡公社的逃亡者，硬说他们是刑事罪犯。他们的这一着在瑞士几乎得手。总委员会因此而同法国断绝了一切联系。总委员会为了使自己的组织内有法国的代表，特地增聘了几位公社逃亡者，其中一部分是早就参加了国际的，一部分则是以革命毅力著称的人物。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公社的重视。但是，尽管这种考虑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措施却没有加强而只是削弱了总委员会。因为公社流亡者也遭到了一切流亡者所必然遭到的那种命运：他们因不断的内江而使自己陷入了绝境。马克思又不得不从法国流亡者那里吃到二十年前他从德国流亡者那里吃到的苦头。马克思从来不要别人对他自认为是尽自己本分的事情表示感谢。但是，法国流亡者的无休无止的争吵，终于使他在1871年11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这就是对于我为流亡者几乎奔走五个月并用《内战宜言》挽救了他们的荣誉的酬谢。”
最后，国际失去了英国工人这个支柱。破裂的表面化起始于这样一件事情：工联的两位著名领袖、从总委员会成立时起的两名委员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奥哲尔甚至是废除主席职位以前的主席），因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而声明退出总委员会。由此产生了一个谣传，说工联因不满国际站在公社一边而愤然脱离了国际。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不无一点道理，却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国际同工联的分裂是有它的更为深远的根源的。
国际和工联之间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桩利害打算的婚姻。双方都需要这种联盟，但是双方都不打算完全融为一体并分担对方的优患和欢乐。马克思独具匠心地在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为双方拟定了一个共同纲领。但是，工联虽然签署了这个纲领，却只是实际采用了其中合乎自己口味的部分。格兰威尔勋爵在他答复西班牙政府的电文中十分正确地描述了工联对国际的这种态度。工联的宗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改善劳动条件。为了达到和保证这个目的，工联也不拒绝政治斗争，但是在选择同盟者和斗争手段时，对于那些不牵涉它的直接目的的问题，它始终是完全不受任何原则性考虑的约束的。
马克思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工联的这种深深植根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和性格的刻板态度是不那么容易打破的。工联需要国际是为了旅得选举改革，而当这种改革已经实现，它就开始同自由党人勾勾搭搭，因为没有自由党人的帮助，它就不能指望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早在1868年马克思就曾痛骂这帮“阴谋家”，其中也提到了屡次提名自己为议员候选人的奥哲尔。另有一次，马克思在为总委员会内有宗派领袖布隆泰尔·奥勃莱恩的几名拥护者一事辩护时说：“奥勃莱恩的这些拥护者虽然愚蠢，却往往是总委员会中工联派的必不可少的对立面。他们更革命些，对土地间题的看法是激进的，并且较少民族偏见，不受资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收买。如果不是这样，那早就把他们推出门外了。” 而且马克思曾反对一再提出的关于为英国成立单独的联合委员会的提议。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论据主要就是他在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通告中所援用的那个论据。这就是：英国人缺乏概括的能力和革命的热情，因此这样的联合委员会可能成为激进的议员手中的工具。
英国的工人领袖退出总委员会以后，马克思极其激烈地指责了他们，说他们卖身投靠了自由党内阁。这种指责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说来也许是正确的，而对其他人说来就不正确了，即便把收买理解为现金交易以外的“其他形式”也是如此。阿普尔加斯作为工联领袖至少享有不下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威望，而且议会两院甚至认为他是工联主义的正式代表。早在巴塞尔大会之后，议会里的那些“好意的人们”就正式质问他对这次大会有关公有制的决议抱什么态度。但是阿普尔加斯并没有被这种几乎是公开的威胁所吓倒。18 70年，他被选为审议花柳病防治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成了工人当中第一个被英王称为“我的忠实的爱卿’的人。尽管如此，阿普尔加斯还是在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上签了字，并终生一贯忠于总委员会。
这个人在为人方面是无可非议的，他后来还曾拒绝担任商务主管部门的职务。但正是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工人领袖退出国际的原因。工联的最近任务就是争取对它的各个工会和财政的法律保护。1871年春天由于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它的这一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按照这项法令，只要工会的章程不违反刑法，每个工会就都有权进行合法登记并在财政方面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政府用这一只手给与的，立刻又用另一只手夺回去了。
这项法令的后半部取消了联合自由，因为为了对付罢工而设计出来的各种可以随意引伸的规定，如禁止“使用暴力”、“威胁”、“侗吓”、“要挟”' “妨害”等等，都不仅得到确认，而且甚至变本加厉了。这是一个道地的非常法：工联所采取的或者别人协助它达到目的的行动都有干犯刑律的危险，而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同样的行动则仍然可以完全不受惩罚。英国的工会史家们用一种委婉的语调说：“当刑法可以随意引伸扩大到工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通常采用的那些日常和平手段上去的时候，只是在法律上承认工会的存在，似乎是毫无用处的。” 工会第一次被宣布为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团体。但是同时，反对工会活动的法律规定也得到了确认甚至加强。
工联及其领袖当然拒绝了这种达耐人的赠礼。但是他们进行反抗的结果，只是使政府把法案分成两部分：一是承认工会合法的法律，一是以严重惩罚威胁一切工会活动的刑事补充法。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成功，而是诱骗工会运动领袖的圈套。这些领袖倒真的落进了圈套。他们把财政看得比他们的工会原则还重。他们所有的人，阿普尔加斯甚至比别人还早，都根据新法律为自己的工会进行了登记。1871年9月，由新工联运动的代表们（这些人过去曾经是国际和工联之间的桥梁）组成的工会联合会议，宣布自行解散。它提出了一个极其敷衍搪塞的理由：“会议成立之初所力求解决的那些任务己经完成了。”
工联领袖们差堪自慰的也许是，他们虽然已经逐渐资产阶级化，却仍然只是把罢工看成是工会运动的一种粗陋的形式。1867年，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在皇家委员会上宣称，罢工无论对工人或企业主说来都是金钱的绝对浪费。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阻挠1871年爆发的英国无产阶级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强大运动。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同他们的领导者一起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并且为刑事补充法所极度激怒。这个运动从4月11 通的散德兰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开始，迅速地扩展到各机器制造工业中心，并在纽卡斯尔罢工中达到了最高峰。纽卡斯尔罢工在五个月之后以工人的完全胜利结束。但是，机器制造工人的大联合会却对这次群众运动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直到十四个星期以后，属于这个联合会的罢工工人才得到比普通的失业补助金每周多五先令的罢工补助金。这个迅速波及很多其他行业的运动，几乎完全由九小时工作日同盟承担起来。同盟是为这次斗争而成立的，并且有一个极有才干的领导人——约翰·伯尔捏特。这个同盟受到国际总委员会的远为热烈的支持。总委员会派委员柯恩和埃卡留斯到丹麦和比利时去阻止当地的工人应英国厂主的代理人的召募。两人的这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马克思在同伯尔涅特谈判时忍不住感慨地说，可惜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在没有遭遇困难的时候就不靠近国际。假如它们能及时地求助于国际，那就可以不误时机地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看来，国际毕竟从群众本身取得了它因工联领袖的退出而失去的东西的充分补偿。国际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支部，现有支部的会员人数也日益增加。但是，为英国成立单独的联合委员会的要求也日益紧迫地向国际提出来。马克思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他长期来不肯做出的让步。因为自从公社失败以后，在最近的将来已经没有发生任何新的革命的希望，所以他大概已不再认为总委员会直接掌握最强有力的革命杠杆具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他原来的疑虑仍然得到了证实。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国际的影响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消失得更为迅速。
（五）巴枯宁主义的反对派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甚至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至于国际还完全没有站稳脚跟的那些国家，这种困难当然就更大得多。早在德法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瑞士的罗曼语区产生的不大的危机中心，已经扩展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巴枯宁派的路线一时大有压倒总委员会的路线之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不是由于巴枯宁扩大了他的鼓动活动，也不像总委员会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的阴谋。诚然，巴枯宁早在1871年年初就为了专心从事新的政治活动而中止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但是这种活动是和国际毫无关系的，并且严重地损害了巴枯宁的政治声誉。这指的就是臭名远扬的涅恰也夫事件。这个事件不能像巴枯宁的狂热拥护者们那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们硬说，巴枯宁的过错只是在于他“由于过分善良而过分信任了涅恰也夫”。
涅恰也夫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农奴出身，后来由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提掣得以进初等师范学校学习。他参加过当时俄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为自己东得了一定的地位。这并不是由于他的浅薄的学识或平庸的智力，而是由于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对沙皇专制的无限仇恨。但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情关系到他的事业的利益的时候，他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考虑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求，即使有所需要也极力克制自己。但是，他不惜采取任何行动方式，甚至最不能容许的行动方式，只要他认为这可以使他达到革命的目的。
1869年春，他带着双重的光荣身分出现于日内瓦——从彼得保罗监狱逃出的国事犯和据说是秘密准备全俄革命的全能委员会的代表。这两种身分都是捏造的：既没有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涅恰也夫本人也未曾坐过彼得保罗监狱。在他的几个亲密的朋友被捕以后他来到国外，据说是为了影响老一辈的流亡者，按照涅恰也夫的意见，老一辈的流亡者应该用自己的名声和著作来鼓舞俄国青年的士气。在巴枯宁那里，他几乎准以令人理解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涅恰也夫，这个“年轻的野人”、“小老虎”——如巴枯宁所称呼他的——受到了巴枯宁的敬重，被认为是将以自己的革命毅力摧毁旧俄国的新的一代的代表。巴枯宁无条件地相信那个委员会的存在，甚至保证毫无异议地服从这个“委员会”由涅恰也夫传达给他的命令，同时，他还立即同意跟涅恰也夫一起出版一系列具有其强烈的革命思想的著作，并把它们输入俄国。
毫无疑问，巴枯宁是应该和涅恰也夫一起对这些著作负责的，因此我们没有特别的兴趣去研究，究竟是谁写了那些最坏的小册子——是巴枯宁还是涅恰也夫。无论如何，那个要求俄国军官像巴枯宁自己一样保证无条件地服从“委员会”的呼吁书，那个把俄国盗匪理想化的小册子，那个充分表现出巴枯宁喜爱”可怕的”观念和字眼的过火倾向的革命手册，无疑都出自巴枯宁的手笔“但是还不能证明，巴枯宁是否参加过涅恰也夫的蛊惑活动，相反地，他自己就成了这种蛊惑活动的牺牲品，而直到很久以后才认清了这个“小老虎”并把他赶走。国际总委员会曾责备巴枯宁和涅恰也夫，说他们由于用必然会引起俄国警察注意的方式把书信、印刷品和电报寄给俄国的许多无辜的人，因而使这些人平白无故地丧了性命。巴枯宁按理是不应受到这种指责的。涅恰也夫在他被彻底揭穿以后亲自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他恬不知耻地承认他惯于卑鄙地陷害一切不完全附和他的人，他的目的就是或者毁灭他们，或者把他们完全拉入运动。运用这种方法，他迫使相信他的人在感情冲动的时候在有损他们声誉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偷窃这些人的密信，以便日后利用这些信进行各种讹诈。1869年秋天涅恰也夫回俄国的时候，巴枯宁还没有识破这种方法。涅恰也夫随身携带了巴枯宁所开的一份证件，里面证明他是“全权代表”——当然，既不是国际的代表，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而是欧洲革命同盟（这个同盟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处理俄国事务的某个支部而由巴枯宁的机智发明出来的）的代表。这个组织大概只是纸上的东西，但是巴枯宁的名字还是有足够的威信给涅恰也夫在青年学生中的鼓动增添某种声势。不过，涅恰也夫的活动仍然主要建立在那个骗人的“委员会”上。当他的一个新的信徒、大学生伊万诺夫怀疑这个秘密的最高机关是否存在的时候，他用阴险的谋杀办法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了这个碍事的怀疑者。伊万诺夫的尸体发现以后有许多人被捕，涅恰也夫却逃到国外躲藏起来了。
1870年1月初，他又出现在日内瓦，并且重新玩弄他那套老把戏。巴枯宁非常热情地出来替他辩护，说杀害伊万诺夫的行为是一种政治犯罪，而不是刑事犯罪，因此瑞士没有权利把涅恰也夫交给要求引渡的俄国政府。涅恰也夫本人则巧妙地躲藏起来，以致警察未能将他捕获。但是涅恰也夫却跟他自己的保护人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劝巴枯宁放弃《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宣传上面，并且答应由他出面跟出版人解决已经预支的稿费间题。当时生活极度窘困的巴枯宁，把这个许诺只能理解为涅恰也夫或者他的秘密的“委员会”将向出版人代为清还预支的三百卢布。涅恰也夫则用信件发出了“委员会”的“正式决议”，信上落有这个委员会的款，并有斧头、匕首和左轮手枪的花饰。这封信不是寄给出版人本人，而是寄给了出版人和巴枯宁之间的介绍人柳巴文。信中恐吓柳巴文不得要求巴枯宁偿还预支款项。否则便将置之死地。巴枯宁只是从柳巴文的一封辱骂他的信中才得知这一切。他立刻开出新的借据承认这笔债务，并保证只要办得到就立即偿还借款，同时他还发觉涅恰也夫计划袭击辛普朗邮局进行抢劫一类的罪恶勾当，因而同他一刀两断了。
巴枯宁生活中的这段冒险的插曲所暴露出来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轻信，对一个政治活动家说来是不可饶恕的，它给巴枯宁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后果。马克思早在1870年7月就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是从一个可靠的来源——正直的洛帕廷那里知道的。洛帕廷在他5月间居住日内瓦期间，曾经徒劳无益地想使巴枯宁相信，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委员会”，涅恰也失从来也没有坐过彼得保罗监狱，勒死伊万诺夫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谋杀，而他，洛帕廷，对这种情况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确实的。这就更加加深了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本来就有的恶劣印象。俄国政府在通过伊万诺夫被杀后的大规模逮捕了解到涅恰也夫的所做所为以后，充分利用了这种大好的机会。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俄国的革命者，俄国政府第一次把案件交付有陪审员参加的公开审判。1871年7月，在彼得堡开始审判所谓涅恰也夫案件。牵连到这个案件里来的被告有八十多人，主要是大学生。他们大多数被判处长期监禁，甚至被判处去西伯利亚矿山服苦役。
涅恰也夫本人则仍然逍遥法外，他辗转流徙在瑞士、伦敦和巴黎之间，而在围城和公社时期正居住在巴黎。直到1872年秋天他才在苏黎世被一个奸细出卖了。为了阻止瑞士政府以刑事杀人的罪名把涅恰也夫引渡给俄国，巴枯宁曾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苏黎世的沙贝利茨那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在涅恰也夫终于被引渡以后，巴枯宁写信给奥格辽夫（他也曾被涅恰也夫愚弄，甚至把赫尔岑死后由他主持的巴赫美齐也夫基金全部或一部交给了涅恰也夫）说．“一种内心的声音告诉我，已经无可挽回地毁灭并且无疑自知其毁灭的涅恰也夫，这次定将从自己的已经混乱、沽污然而远非卑劣的本质深处，重新唤起自己本来的全部毅力和勇489 气。他将英雄般地死去，这一次决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背叛任何人。“．在这一点上，巴枯宁也是无可厚非的。涅恰也夫在他度过的十年可怕的苦役生活中，一直到死都不曾辜负这种期望，他尽其所能地力求赎回以往的罪过，并且表现了钢铁般的毅力，甚至使狱卒也慑服于他的意志。
就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决裂的时候，德法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立即使巴枯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位老革命家现在希望，德军的入侵会成为法国的社会革命的信号。不能设想，法国工人会在贵族、君主和军阀的侵略面前毫无举动，因为这样做他们就不仅会出卖自己切身的事业，而且会出卖社会主义的事业。德国的胜利将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胜利。巴枯宁反对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国内革命会削弱人民对外敌的抵杭，并且正是援引法国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这是对的。但是他发动波拿巴派的具有反动情绪的农民去同城市工人一起进行革命的方案，却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不要给农民提出一些什么法令、共产主义方案或组织形式——这只会引起农民对城市的反叛，最好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革命精神。接下去的都是这一类不着边际的话。
帝国崩溃之后，吉约姆在《Solidorite》（《团结报》）上撰文号召从速组织武装义勇军援助法兰西共和国这是一种真正愚蠢的举动，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曾经狂热地反对国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人之口。吉约姆的号召实际上只是引起了人们的嘲笑。但是，不应当把9月26日巴枯宁想在里昂宣布成立革命公社一举与此等同看待“。巴枯宁把革命分子邀请到那里去。他们占领了市政厅，废除了“国家的行政统治机构”，并成立了“公社的革命联盟’来代替它。但是，克留塞勒将军的叛变和其他一些人的怯懦，使国民自卫军得以毫不费力地战胜了这个运动。巴枯宁曾经号召采取坚决的措施，首先是耍求逮捕政府的代表，但是没有结果。他本人被俘，但是又被志愿步兵队释放了。他在马赛又住了儿个星期，希望运动能够再起，当这个希望落空的时候，他就在10月末返回洛加诺。
应当让反动派去嘲笑这次失败的尝试。巴枯宁的一个反对者虽然对无政府主义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却并未因此而失去公正判断的能力。这个人非常中肯地写道：“遗憾的是，在社会民主报刊上也听到了嘲笑的声音，而老实说，巴枯宁的尝试是根本不应该受到这种嘲笑的。当然，不同意巴枯宁及其同道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他的毫无根据的希望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他当时的行动却是企图唤起法国无产阶级沉眠的毅力并动员这种毅力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英勇的尝试。半年以后，巴黎公社也曾试图做过大体上同样的事情，而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是受到马克思的热烈欢迎的。” 这种态度至少要比菜比锡的《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对巴枯宁在里昂发表的宣言的态度更加中肯而合理：《人民国家报》曾经趁机就巴枯宁的宣言老调重弹地说，连柏林的新闻局都想不出比这更投合俾斯麦口味的东西。
里昂的失败使巴枯宁深为沮丧。看来已经近在咫尺的革命，重新消失在遥远的远方，特别是在一度在他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巴黎公社掩灭以后。他对马克思所进行的那种革命宣传的憎恨日益加深，因为他越来越认为这种宣传是使无产阶级委靡不振的主要原因。此外，他的物质生活状况也是极其悲惨的，他的弟兄们已经不再帮助他，有时他的钱袋里只有五生丁，以致要喝一杯常喝的清茶都不可能。他的妻子担心他会精力耗竭、意气消沉，但是他自己这时却决心在他利用暇时零星撰写的著作中阐发自己对人类命运、哲学、宗教、国家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有意使这部著作成为自己的遗教。
但是这部著作没有完成，巴枯宁的不安的精神注定不能得到长期的休息：吴亭仍然在日内瓦挑拨是非，并且在1870年8月使巴枯宁和他的几个友人由于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而被开除出日内瓦中央支部。随后，吴亭又造谣说，同盟支部从来未被总委员会接受加入国际，从荣克和埃卡留斯收到的关于接受加入国际的文件完全是伪造的。这时罗班已迁往伦敦，并且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而他是曾经在《Egalite》（《平等》）周刊上猛烈地攻击过总委员会的。总委员会以此证明了自己的公正无私，因为罗班仍然是同盟的狂热的信徒。他在1871年3月14日就已提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日内瓦的纷争。虽然总委员会认为在公社前夜应该拒绝这个提议，但是在7月25日还是决定把日内瓦间题提交9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讨论。就在这次会议上，总委员会应罗班的要求，确认埃卡留斯和荣克通知接受巴枯宁同盟日内瓦支部加入国际的文件是真实的。
这封信刚刚寄到日内瓦，同盟支部就在8月6日自动解散了，并且立即将此事通知了总委员会。表面看来印象应该是非常好的，在支部得到总委员会反驳吴亭谎言的满意处理以后，它为了彻底的和解而牺牲了自己。但实际上，正如吉约姆后来所公开承认的，主要的原因并不在这里。当时支部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它在日内瓦的公社流亡者眼中不过是私人争吵的一具残骸罢了。而吉约姆正是把这些流亡者看做可以利用来在更广泛的基础卜对日内瓦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斗争的适当人物的。同盟支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解散的。果然，几个星期以后，同盟的残部就同公社社员们联合成立了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成立时它虽然也声明同意国际的一般原则，但是却保留了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容许它的充分行动自由。
这一切最初是跟巴枯宁毫无关系的。日内瓦支部在自己解散以前甚至没有向住在洛加诺的巴枯宁征求意见，这说明他作为同盟的所谓全权领袖的地位是空有其名的。巴枯宁在他的信件里面激烈地反对解散同盟支部，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而是因为他在当时的情况下认为支部的解散是一支卑鄙的暗箭。他写道：“我们不要在挽救国际的团结的借口下做出怯濡的行为。” 同时，他开始详细地论述日内瓦的纷争，来阐明在他看来曾经引起争论的那些原则，他想借此给他的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拥护者提供一个指针。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片断保存了下来，从好的方面来看，它是跟巴枯宁一年前和涅恰也夫一起用俄文撰写的那些小册子大不相同的。这些片断写得心平气和而且有条有理，只是个别地方措词激烈，不管对巴枯宁的特殊观点抱什么看法，他在这部著作中至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日内瓦纷争的根源要比一时的私人争吵更为深远，即使私人争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的责任是应由吴亭及其同伙来负的。
巴枯宁一刻也不曾否认过把他同马克思及其“国家共产主义”分开的那种观点上的深刻分歧，并且对待自己的对手也远不是温和的。但是，他毕竟没有把马克思说成是只追求自己的邪恶目的的卑劣人物。他在指出国际产生于群众之中井且是为忠于人民事业的有识之士所创立之后接着说道：“我们借此机会向德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首先是向公民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向过去曾经是我们的朋友而现在是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的公民菲·贝克尔，表示敬意。他们是国际的真正创造者，只要一般说来个别人物能够有所创造的话。唯因我们不久就将被迫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就尤其愿意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对他们的尊敬是纯洁而且深挚的·，但是这种尊敬不会流于偶像崇拜，也决不会使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虽然我们承认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国际的巨大功绩，我们仍然要对他们的错误的权威理论、独裁的作风、暗箭伤人的手法、卑鄙的阴谋、浅薄的人身攻击、肮脏的侮辱和下流的诽谤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手段几乎是德国人进行政治斗争时的普遍特点，现在不幸被他们搬到国际里面来了。”由当然，这些话是颇为粗鲁的，但是巴枯宁从来也没有发展到否认马克思作为国际的创立者和领导者的不朽功绩的地步。
巴枯宁的这部著作也始终没有完成。当马志尼在他于卢加诺出版的周刊上猛烈攻击公社和国际的时候，巴枯宁还在写这部著作。巴枯宁立即发表了《一个国际主义者对马志尼的答复》，而当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同他进行论战的时候，他又接连发表了另外一些具有同样旨趣的小册子。巴枯宁虽然遭受过一连串的失败，但是这一次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意大利一向势力非常薄弱的国际，现在它的影响一下子在那里迅速扩大起来。巴枯宁所以获得这种成功，当然并不是由于他的“阴谋”，而是由于他的热情而雄辩的语言，这种语言特别在向往巴黎公社的意大利青年中间激起了革命的情绪。在意大利，大工业还不大发达。新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只是在缓慢地觉醒，而且他们没有进行自卫和反抗的合法武器。半个世纪来为民族统一而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在各市民阶级中树立并培养起了一种革命的传统。争取统一的斗争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起义和密谋，但是终究还没有达到目的，而只落得一个不能不使一切革命分子感到沉痛绝望的结果：起初在法国武器后来又在德国武器的庇护下，亚平宁半岛的一个最反动的邦建立了意大利君主国。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使意大利的革命青年摆脱了这种消沉的状态。行将就木的马志尼面对着那激起他对社会主义的旧恨的新曙光，怅惘地背转身去，而曾经是意大利的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加里波第则由衷地歌颂了“未来的太阳”——国际。
巴枯宁清楚地知道他的拥护者来自人民的哪些阶层。他在1872年4月写道：“过去，意大利所缺少的不是本能，而是组织和思想。现在，就这二者的发展程度而言，意大利和西班牙或许都可以算是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有着其他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热情而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们完全脱离了常轨，没有飞黄腾达的前途，也看不到出路：他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在精神上和料力上都不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青年那样委靡不振。现在他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投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 这一段话是巴枯宁写给他的一位西班牙同志，给这人鼓舞士气的。巴枯宁没有亲自到西班牙活动过，而是通过他的几个朋友发生影响的。但是他认为他在西班牙获得的成功要比在意大利获得的成功更大。这完全不是凭空的幻想，而是对实际情况的清醒估计。
在工业发展方面，西班牙也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甚至在有现代无产阶级的地方，无产阶级也备遭压抑，毫无权利，只有武装起义才可以作为他们在困苦生活中进行自卫的唯一手段。西斑牙的最大工业城市巴塞罗纳，在历史上发生过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的街垒战斗。而且，长年的内战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一切革命分子都已陷于悲观绝望，因为在1868年秋天赶走了波旁王朝之后，他们落到了外国君主的统治之下，尽管这种统治是极不稳固的。因此，革命巴黎的烈焰所进发出来的火花，在西班牙也落到了一触即发的易燃物上。
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不同，比利时已经存在着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几乎只限于瓦龙人居住的地区。它的骨干是波利纳日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矿工。他们想用合法手段来改善自己阶级地位的愿望，由于罢工运动连年遭到血腥镇压而被迎头压制下去。但是，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一些蒲鲁东主义者，因此他们倾向于巴枯宁的观点。只要考察一下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主义反对派在国际内部的发展情况，就不能不承认，这个反对派只是借用了巴枯宁的名字，因为他们要从巴枯宁的观点中找到这个反对派实际上所由产生的那些社会矛盾和紧张状态的解决办法。
（六）伦敦第二次代表会议
总委员会决定9月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是用来代替例行的年度代表大会的。
1869年在巴塞尔曾经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但是，可尊敬的奥利维耶为了庆祝全民投票而对法国各支部进行的大逮捕，迫使总委员会在1870年7月行使赋予它的权限，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址改为美因兹。同时，总委员会向各国的联合委员会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从伦敦迁往其他国家，但是遭到了一致的拒绝。战争的爆发使美因兹代表大会也未能召开，于是各联合委员会授权总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日期。
但是，事件的发展使得代表大会不宜于在1871年秋天召开。可以预想，国际的会员在各国所受到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向大会派送足够数目的代表，而少数终于能够出席大会的国际会员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政府的报复。国际没有任何理由再增加自己的牺牲者的数目，因为，为了照顾巴黎公社的受难者，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已经造成极度的紧张了。
因此，总委员会决定像1865年那样先在伦敦召开一次非公开的代表会议，来代替公开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寥寥可数的代表证实了总委员会原来的担心。代表会议从9月17日开到9月23日，总共出席代表二十三人：比利时人六人、瑞士人二人、西斑牙人一人，总委员会委员十三人，其中六个委员只有发言权。
在这次代表会议的范围广泛而数日众多的决议中，例如，有一些涉及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工会的国际关系和农业无产阶级的状况的决议，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具有一种纯理论的意义。最重要的任务是武装国际来对付外部敌人的疯狂攻击和加强团结来清除从内部败坏国际的分子。这两个任务实质上是一致的。
代表会议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国际的政治活动的。这个决议首先援引国际的成立宣言、章程、洛桑大会决议和其他公开声明，说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跟它的社会解放分不开的。然后它指出，国际面对着猖狂的反动势力的反杭，这个反动势力正在丧尽天良地镇压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企图用暴力来永远保持阶级差别以及建立在这种差别之上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决议接着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与有产阶级的一切旧政党相对抗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抵抗有产阶级的整个暴力。建立独立的、工人的党这样一个政党，乃是社会革命取得胜利和达到它的终极目的——消灭阶级——的必备条件。最后，工人阶级还应该利用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的分散力量的联合，作为反对他们的剥削者的政治统治的杠杆。基于这一切理由，代表会议提醒国际的全体会员，在工人阶级当前所面临的斗争状况下，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是和它的政治活动不可分的。在组织问题方面，代表会议请求总委员会限制增聘新委员的人数，同时不要总是仅仅限于从同一个民族中遴选。总委员会这个名称仍然只限于总委员会使用，各国的联合委员会应冠以各该国的国名，而地方支部则应冠以所在地的地名；代表会议禁止使用一切派别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会议还决定，国际的每个会员照旧每年向总委员会缴纳一个便士的会费。
代表会议建议法国加强工厂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传播出版物；建议英国成立自己单独的联合委员会，而只要各地方组织和工会加以承认，它就会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其次，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另一方面，代表会议否认对所谓涅恰也夫的阴谋负有任何责任，并且委托吴亭根据俄国的资料起草一份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简要报告在日内瓦的《平等》周刊上发表，但发表前要呈报总委员会。
代表会议认为关于巴枯宁的同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自从禁止使用宗派性的和其他标示不同于国际共同目的的特殊任务的名称以后，日内瓦支部已经自动解散了。关于犹拉各支部，代表会议同意了1870年6月29日的总委员会决议，承认日内瓦联合委员会为瑞士罗曼语区的唯一具有全权的委员会。但是同时会议也号召发扬团结互谅的精神，说当国际正在遭受种种迫害的时候，工人尤其必须发扬这种精神。因此会议建议扰拉各支部的英勇的工人重新加入日内瓦联合委员会。同时会议决定，如果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那末分离出去的各支部可以自称为犹拉联合会。然后会议声明说，会议责成总委员会同国际的一切冒牌的机关报——如向资产阶级读者暴露国际内部问题的犹拉的《Progres》（《进步报》）和《Solidarite》（《团结报》）——断绝关系。
最后，会议授权总委员会视情况决定下次代表大会或能够代替它的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
总地说来，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不容否认的，代表会议向犹拉各支部提出的解决办法，即承认它们有权自称为犹拉联合会，是这些支部本身也已经考虑过的。只有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决议包含着某种个人摩擦的因素，而缺乏实事求是的观点。即使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有关涅恰也夫案件的消息来攻击国际，这也不过和当时每天都成打地加在国际头上的那些诽谤一样。国际向来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反驳这种诽诗，而只是像对待眼前的秽物一样把它轻蔑地一脚踢开。如果说国际一定要在这件事上打破惯例，那也不应该把调查案件的工作委托给一个恶毒的阴谋家，因为不能期望这个人会比资产阶级报刊对巴枯宁抱更多的善意。
吴亭一开始进行这件委托给他的工作，就编造了一篇他所拿手的关于谋杀未遂的耸人听闻的鬼话。在他准备进行这件工作的苏黎世（据他自己说，在那里他除了巴枯宁领导下的同盟的几个斯拉夫人以外没有其他敌人），据说有一天有八个操斯拉夫方言的人在运河附近的一个僻静地点袭击了他，他们打伤了他，使他跌倒在地，并且无疑地想杀死他，把他的尸体投进运河；幸亏有四个德国大学生路过那里，搭救了他那将来可以报效沙皇的宝贵生命。
撇开这个例外不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都无疑地为增进相互了解打下了适当的基础，特别是在工人运动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时候。但是早在10月20日，由巴枯宁的同盟留的残部和一些公社逃亡者在日内瓦组成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就向总委员会请求接受它参加国际。总委员会在征求了日内瓦联合委员会的意见之后回绝了这个请求。于是在马上代替已停刊的《团结报》而出版的《社会革命报》上，就对“俾斯麦所操纵的德国人委员会”——这家气势汹汹的报纸认为国际总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东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个出色的暗语马上得到了广泛的应和。马克思在给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时写道：“这和下面这个不可原谅的事实有关：我是德国人并且确实在总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思想影响。（委员会中的德国委员在人数上为英国委员的三分之二，比法国委员也少。因此，罪过就在于英国和法国的委员在理论方面处于德国委员的支配之下（生），并且认为这种支配，即德国的科学，是极其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11月12日犹拉各支部在桑维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发动了总攻击。当然，这次代表大会总共只有二十二个支部中的九个支部派了十六名代表出席，而且这少数代表还大部分患有百日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发言就更加大言不惭。他们对伦敦代表会议把一个名称强加给他们这一点深感屈辱，虽然这个名称是他们自己曾考虑采用的。但他们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往后称为犹拉联合会。为了报复这种“屈辱”，他们宣布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已经解散。这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在于起草并向国际各联合委员会散发了一篇通告，抗议伦敦代表会议，说它是非法的，并且呼吁在最近期间内务必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吉约姆所起草的这篇通告一开头就说国际正处在危亡的道路上。国际本来是作为“对一切权成的最大的抗议”而创立的，国际的章程保障了每一个支部或支部集团的独立性，而总委员会是作为拥有极其有限的权能的执行机关而设立的。但是，人们逐渐地习惯于对它盲目地信任，以致在巴塞尔甚至导致代表大会本身的自愿放弃权利，而使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以前有权接受、拒绝或解散个别支部。应该指出，巴塞尔大会的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在巴枯宁的积极支持和吉约姆的同意下通过的。
通告断言，从此以后，五年来成员和开会地点迄无变更的总委员会便以国际的“合法首脑”自居了。它把自己看成是某种类似政府的东西，因此它的委员们也就把自己的独特思想看成是国际内部的唯一具有存在权利的官方理论。其他集团中产生的不同观点，都被总委员会委员们简单地看成是异端邪说。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而以总委员会委员为代表的某种正统。按照吉约姆的意见，对他们的意图是无须加以遗责的，因为这些意图是符合他们的特殊学派的观点的，但是必须最坚决地反对这些观点的代表者，因为他们的无限权力必然要起腐蚀的作用。对自己的同辈保持这种权力的人，根本不可能仍然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通告接着说，伦敦代表会议继续了巴塞尔大会的工作，通过了一些使国际由各独立支部的自由联盟变为总委员会手中的一个专横的等级制组织的决议。为了完成这个建筑物，代表会议决议由总委员会决定下次代表大会或代替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这就使得总委员会能够随意用秘密的代表会议来代替国际的公开大会。因此，必须按照原定的职能来对总委员会加以限制，保留它的负责通信和统计的一般执行机关的任务，并且通过独立集团的自由联合来实现他们想通过独裁和集中来达到的统一。国际在这一方面应成为未来社会的范型。
尽管这样加意渲染，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加意渲染，犹拉各支部的通告并未达到它的目的：它关于尽速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甚至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没有得到响应。在西班牙，对总委员会的激烈攻击被看成是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翔的争风吃醋，在意大利，人们也跟不愿听命于伦敦一样不愿听命于犹拉。只有比利时公开主张修改章程，即宣布国际为完全独立的各联合委员会的联盟，而总委员会是“通信和情报的中心”。
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桑维耳耶通告却得到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热烈喝采，它们如获至宝地对它大加赞赏。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关于总委员会的“可怕的”统治所散布的一切谎言，现在得到了来自国际内部的文件的证实。代替当时已经迅速停刊的《社会革命报》而出版的《犹拉公报》，至少由于能够转载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幸灾乐祸的论文而聊以自慰。
桑维耳耶通告所引起的这一片喧嚷，促使总委员会也用一篇题为《所谓国际的分裂》的通告对它作了回答。
（七）国际分裂的根源
总委员会的这篇通告反驳了来自桑维耳耶和其他地方关于它逾越职权甚至伪造章程，以及关于它疯狂排斥异己等等的指责。就这一方面而言，它的论辩是理直气壮的。可惜的只是，它浪费了大部分笔墨去反驳一些毫无根据的责难。实际上，今天要想弄清楚这些琐碎的事情，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例如，在国际成立时，由于对波拿巴警察心怀戒惧，巴黎的会员在把章程译成法文时曾经从“一切政治运动必须作为手段服从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这句话中删去了“作为手段”这几个字。事情本来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但是人们却纠缠不休地、虚伪地指责总委员会，说“作为手段”这几个字是它后来弄虚做假地加进章程里去的。或者，对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德国工人在战争时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的声明吹毛求疵，企图诬蔑总委员会为“泛日耳曼主义”所支配。
通告彻底地粉碎了这些谣言。如果考虑到，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破坏风雨飘摇中的国际唯一可以用来对付反动势力进攻的集中制，那末也就可以理解通告的结语中为什么用那样激烈的语气径然指责同盟为国际警察效劳了。“同盟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宣扬无政府状态，说这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社会政治力量的最可靠手段。在这种借口下，它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扼杀国际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国际受到外敌的压迫越是严重，来自内部的攻击就越是显得无耻，何况这种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没有根据。
但是，通告对事情的这一方面的强调，减弱了它对其他方面的注意力。通告的标题本身就表明，它只承认国际内部有“所谓”分裂。正如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所做的那样，它把全部争论归结为“几个阴谋家“、特别是巴枯宁的阴谋。它重新提出了有关“把各个阶级混为一谈”、巴塞尔大会等过去曾经对巴枯宁提出过的指责，说巴枯宁同涅恰也夫一起把一些无辜的人出卖给了俄国等察，并且专用一节来叙述巴枯宁的两个拥护者被发现为波拿巴警察的奸细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对巴枯宁说来当然是极不愉快的，但是并不能损害他的名替，正像几个月后发现总委员会的两个拥护者是奸细也并不能损害总委员会本身的名誉一样。通告指责“年轻的吉约姆”企图把日内瓦的“厂工”说成是可憎的“资产者”，而完全忽略了“厂工”一词在日内瓦指的是工资优厚的奢侈品制造工人，而且他们在选举方面曾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了颇成问题的妥协。但是，通告的最薄弱方面是对强加给总委员会的关于“正统”的指责的辩护。它的论据是，伦敦代表会议曾经直截了当地禁止各支部使用任何派别名称。当然，就国际是一个工会协会和教育宣传团体的相当驳杂的混合体而言，这一措施是正确的。但是总委员会在通告中对这一决议所做的解释却大有争论的余地。
通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各种社会矛盾时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空想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能接受、宣传和实行这些办法。这些创始人所创立的宗派就其本性说是闭关自守的，即鄙弃一切现实活动、政治、罢工、工会——总之，鄙弃一切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大都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抱着摸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想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正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这些宗派在产生之初本来是运动的杠杆，但是当它们一旦为这个运动所超越，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各宗派，以及晚近的德国拉萨尔派，就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许多年来一直妨碍着无产阶级的组织，最后终于干脆变成了警察的工具。” 告在另一个地方还把拉萨尔派称为“俾斯麦派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在自己的警察机关报之外起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走狗的作用。
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马克思是这篇通告的作者。从通告的内容和文体来看，可以推想恩格斯曾经或多或少直接参加了起草工作。但是有关宗派的分析无论如何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从他同一时期和友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思想，而他在论蒲鲁东的论战著作中也已经第一次发挥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本身正确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宗派的历史意义，但是马克思把巴枯宁派、特别是拉萨尔派跟蒲普东派和欧文派混为一谈，那就错了。
不管我们怎样蔑视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不过是工人运动的一种疾病，但我们毕竟不能认为——特别是在有了半个世纪的经验的现在，―——这种疾病是由外部传染给工人运动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倾向是工人阶级本身所固有的，并且是在有利条件下、或者无宁说不利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甚至在1872年，也很难理解怎么会产生这种错误想法。巴枯宁决不是个胸有成竹的人，他也没有一套要求工人简单地接受和实行的现成体系。马克思本人不是也不厌其烦地一再说过，巴枯宁在理论方面等于零，他擅长的只是玩弄阴谋，他的纲领是个东拼西凑的、肤浅的大杂烩！
各宗派创始人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就是他们对一切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有两重涵义：一方面，他们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运动，另一方面，这种运动也根本不想理会他们。即使巴枯宁确曾仅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企图把国际搜为己有，这也只能证明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只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尽管巴枯宁同马克思的斗争十分激烈，他却始终承认马克思的不朽功绩，认为国际的创立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分歧，就在于对这种群众运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须遵循的策略抱着不同的见解。不管巴枯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多大错误，他的观点毕竟和玩弄宗派把戏毫无共同之点。
对拉萨尔派更可以这样说。诚然，1872年时拉萨尔派还未抓住社会主义原理的真髓，但是他们毕竟在理论认识和组织力方面超过了欧洲当时的其他一切工人政党，甚至对于仍然以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为主要精神食粮的爱森纳赫派说来也是如此。拉萨尔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广泛基础上开展他的运动的，这就根本杜绝了一切宗派活动的余地。他的后继者施韦泽一贯主张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不可分，因此被李卜克内西指资为“议会迷”。如果说在工会运动问题施韦泽不幸没有听从马克思的警告，那末现在他早已退出了运动，而正如柏林建筑工人罢工的胜利所表明的，拉萨尔派也已开始纠正这个错误。他们克服了战争所造成的、运动的暂时停顿，群众也日益团结在他们周围。
由于马克思一向对拉萨尔以及与拉萨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一切东西怀着不可抑制的厌憎，所以我们不必特别重视他对拉萨尔派的攻击。但是就这种攻击出现在总委员会的通告中的来龙去脉而言，这种攻击是有它的特别意义的。这种攻击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分裂的真正根源以及这个伟大的组织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而陷入的那种不可解决的矛盾。自从那时以来，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对国际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国际为了对抗这种进攻是必须把自己的一切分散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的。但是公社的失败也证明了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不大大削弱国际的联系是不能进行这种斗争的，因为政治斗争只能在各国的疆界内进行。
不参预政治这种要求，不管它怎样过火，究竟是从对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腐蚀影响的合理疑虑和厌憎出发的．李卜克内西早在1869年的著名演说中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疑虑。巴黎公社失败后儿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暴露出来的对总委员会的专断的不满，情况也正是如此；不管这种不满怎样过火，它却是从这样一种或多或少明确的认识出发的，即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的生存条件首先是同这个党所属的那个国家联系着的；正像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影子一样，工人政党也不能脱离这些条件，换句话说，它不能听从来自国外的号令。马克思虽然在国际的章程中就已经确认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不可分，但是他在实践上仍然始终以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国的工人所共通的社会要求为出发点。他所以谈到政治要求，例如通过立法程序缩短工作日的要求，也只是因为这些要求是从这种社会要求产生的。关于纯政治问题，即涉及国家制度并因国家而异的那些问题，马克思在工人阶级因受到国际的教育而具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以前是一直绝口不谈的。怪不得他要痛斥拉萨尔，说他按照一个国家的尺寸来剪裁自己的运动了。
有人推测，如果没有巴黎公社的失败和巴枯宁的鼓动的逼迫，马克思还会在很长时期内避而不谈涉及个别国家的纯粹政治问题。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定如此的。但是马克思照例接受了向他提出的挑战。他只是没有看到：他所面临的任务在国际当时的状况下是不能解决的，而国际越是紧密团结起来对付外敌，它就越是从内部陷于分裂。如果说国际总委员会的领袖竟错误到把一个在他看来是最发达的工人政党，而且是产生在他的祖国的党，称为卖身投靠的警察部队，那末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国际的历史的丧钟已经响了。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证明。凡是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工人政党的地方，国际都分裂了。李卜克内西为了施韦泽的所谓对国际的冷淡态度，曾经对他提出了何等尖锐的谴责啊！现在，当李卜克内西自己领导爱森纳赫派的时候，也不得不受到恩格斯的同祥指责，而他也仿效施韦泽的榜样，用德国的结社法令来回答这种指责：‘我不想在现在用我们自己的组织的生存去为此甘冒风险。，倘若不幸的施韦泽竟敢说出同样放肆的话（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末这位似乎务必要有一个“自己的党”的“裁缝大王”就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爱森纳赫派的成立给了日内瓦的“德语系支部”第一个打击。1871年瑞士工人党的成立又给了国际在大陆上的这个最老最强的组织以最后的打击。这一年的年末贝克尔就被迫停止了先驱的出版。
1872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认清事情的这种联系。然而他们却咎由自取地断言，国际本来可以在完成了它的伟大使命（这个使命后来超过了它所力能胜任的程度）之后堂堂正正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却由于个别蛊惑家的阴谋而垮台。实际上，我们不能不同意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以为像国际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组织会被一个极端阴险的人、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家”所破坏，那末，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要比那些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永远不会犯错误，而一听到有人稍微怀疑这一点就周身战栗的诚惶诚恐的信士更为正确。如果他们两人今天还能发表意见，他们一定会辛辣地嘲笑这样一种要求，即在他们手中永远是锋利武器的无情批判不可触及他们自己。他们的真正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们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在于他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从来不坚持错误。早在1874年恩格斯就承认国际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就必须像1849——1864年那样有一个工人运动的普遍低落。可是对于这一点来说，现在无产阶级世界已经变得太大、太广了。” 他引以自慰的是，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并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
1878年，马克思在一家英国杂志上驳斥了所谓国际已经失败和寿终正寝的说法。马克思写道：“实际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关国以多少是全国的规模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工人政党，都是一些国际性的团体，它们已经不是由站在外面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少数散在于各国的支部，而是由那些通过思想交流、互相帮助和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并经常积极地直接往来的工人群众本身形成的……
因此，国际并没有死亡，而只是从最初的萌芽期过渡到更高的时期，而它的本来的目标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了。它在自己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在它的历史的最后一章未能写定以前，是还会发生许多变迁的。”
这一段话再一次表现出马克思的真正的先见之明。在各国工人政党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在新的国际产生前十多年，他就预见到了它的历史本质。但是，他并没有预言国际的第二个形态会永世长存，他只是确信，总有一天，新的生命会在国际的废墟上开花结果。
（八）海牙代表大会
在3月5日的总委员会通告中，曾谈到要在9月初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决定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由伦敦迁往纽约。
关于这个提议的必要性和好处，以及关于提出建议的动机，曾经有过许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用头等的葬仪来埋葬国际，是马克思想用来掩饰国际的无可挽救这一事实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在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竭尽全力来支持它，使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还有人说，马克思对国际的工作已感到厌倦，想重新致力于他的科学著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时人关于完全撤销总委员会的提议，并且补充说：“我本人对这个提议丝毫也不反对，——我和马克思反正不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写作的时间，而这种情况是必须结束的。” 不过这是在发火的时候顺口说出的。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把他们重新选入总委员会，这也不足以成为总委员会必须迁出伦敦的理由。其次，马克思曾一再表示过，在国际牢牢站稳脚跟以前，他决不为了自己的科学著作而忽视国际的工作。当然，马克思就是现在也不会基于上述理由而在国际处于重大危机时抛弃国际。
马克思本人在7月29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做了比较真实的说明：“在国际代表大会上（9月2日在海牙召开），将涉及到国际的生死存亡问题，而在我退出之前，我至少要防止那些分裂分子破坏它。” 提议把总委员会迁出伦敦，也是防止“分裂分子’的办法之一，因为在那里总委员会己成为日益加剧的争吵的牺牲品。在总委员会里面根本没有巴枯宁主义倾向的代表，即或有，也是势力薄弱、不足为虑的，但是在总委员会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委员中间却吵成一团，以致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的小组委员会来解决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
甚至马克思同总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员，多年来曾经是他的能干而忠实的助手的埃卡留斯和荣克之间，关系也冷淡朗起来，而在1872年5月甚至发展到同埃卡留斯公开决裂的地步。埃卡留斯的生活极其困难。他声言要辞去他的国际总书记的职务。他自以为是个不可代替的人物，要求把每周十五先令的微薄薪资提高一倍。然而，英国人约翰·黑尔斯被遨请来接替了他的位置。埃卡留斯不公正地把这件事归罪于马克思，虽然马克思总是在英国人面前庇护他的。但是，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因为埃卡留斯在报刊上泄露国际的内部消息、特别是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秘密会议的消息而严厉责备埃卜留斯。另一方面，荣克则把马克思对他的疏远归罪于恩格斯，归罪于恩格斯的专横作风。这或许有一部分道理。很可能，自从马克思能够和恩格斯每日聚晤以来，他就——即使没有任何恶意——不再像从前那样跟埃卡留斯和荣克密切往来了。而“将军“（知友间对恩格斯的称呼）则喜欢使用一种军人的、多少带有发号施令味道的口吻。这一点甚至他的好友都是承认的。每当轮到他主持总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人们总是预料会有风暴般的场面出现
自从黑尔斯被任命为总书记，他和埃卡留斯之间就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仇恨，而国际的一部分英国会员是站在埃卡留斯一边的。马克思也没有得到新的总书记的支持。相反地，当根据伦敦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了英国的联合委员会，并且于7月21 和22日在诺定昂召开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二十一名代表参加）的时候，忠于巴枯宁的“联合委员会的自主权受到威胁”这一口号的黑尔斯，提议不通过总委员会而直接同其他联合委员会发生关系。其次，他还在全体大会上提议修改章程，来限制总委员会的职权。黑尔斯撤回了他的第二个提案，但是第一个提案被通过了。在纲领方面，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表现出巴枯宁主义的倾向，但是却倾向于英国的激进主义。例如，大会主张土地公有，但是决不赞成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黑尔斯也同意了这一点。黑尔斯公然策动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总委员会不得已在8月革除了他的职务。布朗基派在总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中占着优势．这个派别在引起争论的两个主要问题——政治活动问题和严格的集中制的必要性问题——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但是，由于对突然的革命变革的原则上的偏重，布朗基派在当时情况下对国际说来可能比其他派别更具危险性，因为欧洲反动派一直盼望有一个方便的机会来猛扑国际，用自己的压倒的优势力量把它摧毁。实际上，马克思正是由于担心布朗基主义者掌握了控制权，才想把总委员会的会址由伦敦迁往其他地方的。为此他选择了纽约。在纽约可以建立总委员会的国际性的组织并且保障总委员会的卷宗的安全，而后一点在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都是做不到的。
在从9月2日开到9月7日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由于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六十一名代表中占较大比重而掌握了可靠的多数。马克思的反对者攻击他人为地制造了这个多数。但是，就怀疑代表委托书的真实性这一点而论，这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代表大会花了几乎一半的时间来审查代表委托书。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委托书都被承认是有效的。诚然，马克思早在6月就向美国写信，请求把委托书发给德国人和法国人。有些代表不是代表本国的支部，而是代表别国的支部的。另外有些代表由于顾虑警察迫害而用了假名，或者由于同一理由而隐瞒了他们接受委托的支部的名称。因此，关于这次大会的各种报告所列举的各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是有出入的。
严格说来，德国各组织的代表只有八人：伯恩哈特·贝克尔（不伦瑞克）、库诺（斯图加特）、狄慈根（德勒斯顿）、库格曼（策累）、密尔凯（柏林）、里廷豪森（慕尼黑）、肖伊（符腾堡）和舒马赫（左林根）。其次，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主席，除了纽约以外还从莱比锡和美因兹得到委托书，而恩格斯则从布勒斯劳和纽约得到委托书。莱比锡的赫普纳的委托书是纽约的，柏林的弗里德兰德的委托书则是苏黎世的。另有两个取着德国姓的代表——瓦尔特尔和斯瓦姆——实际上是法国人，他们的真姓是赫德盖姆和丹特莱格。两个人都是十分可疑的家伙：赫德盖姆还在海牙就已充当波拿巴的暗探了。就法国代表而言——支持马克思的弗兰克尔和龙格，以及自称为布朗基派的兰维埃和瓦扬等人，——都是公社流亡者，他们用了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委托书的来源却一直弄不大清楚。总委员会的主席除了马克思外还有两个英国人（罗契和塞克斯）一个波兰人（弗罗勃列夫斯基）和三个法国人（赛拉叶、库尔涅和杜邦）。列斯纳代表伦敦的共产主义工人联合会。英国的联合委员会派了四名代表，其中有埃卡留斯和黑尔斯，他们两个人在海牙就同巴枯宁派勾搭起来了。
至于巴枯宁派，意大利人没有派一个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们还在8月的里米尼代表会议上就同总委员会断绝了任何关系。五位西班牙代表，除了拉法格一人以外，都是拥护巴枯宁派的，八位比利时代表和四位荷兰代表也是如此。犹拉联合会派了吉约姆和施维茨盖勃尔，而日内瓦则仍然派老贝克尔为代表。从美国来了四位代表：左尔格，他和贝克尔一样是马克思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其次是曾是公社社员的布朗基主义者德勒尔，第三个是巴枯宁主义者，而第四个就是那个委托书唯一被认为无效的人。丹麦、奥地利、匈牙利和澳大利亚各派了一名代表。
在审查委托书三天期间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拉法格的西班牙代表委托书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但是终于在少数人放弃投票权的情况下得到承认。在为芝加哥支部发给一个住在伦敦的会员的委托书而展开争论的时候，英国联合委员会的一位代表说这个会员不是工人运动的公认的领袖。马克思对此反驳说，不是英国的工人领袖无宁是一种荣誉，因为这些领袖大都向自由派卖身投靠了。委托书虽然被通过了，但是这段话却得罪了一些与会者，而在代表大会后就被黑尔斯及其一伙极力利用来反对马克思。作为一个一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马克思本人当然从来也没有为这段话感到后悔，也没有收回它们。代表委托书审查完毕以后，为了预先审核有关巴枯宁及其同盟的儿件声明而成立了一个五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是从那些与有关巴枯宁同盟的争论关系较少的会员中选出的。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人库诺，委员有法国人吕肯、维夏尔、瓦尔特尔即赫德盖姆和比利时人斯普林加尔。直到第四天大会才从宣读总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开始，进入正式的议程。马克思起草的这个报告由他本人用德语宜读，塞克斯顿用英语宣读，龙格用法语宣读，阿贝勒用法兰德斯语宣读。报告用激烈的措词列举了波拿巴的全民投票以来国际所遭受的种种暴行。它指出了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梯也尔和法夫尔的卑鄙行径，法国的小土地贵族的议会的丑行，以及德国的叛国案的审判。报告还猛烈地抨击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支部采取的恐怖行动和通过外交使节调查国际分支机构的行为。报告说，除了各国政府的迫害以外，在整个文明世界还展开了一个谎言和诽谤中伤的运动，这个运动散布关于国际的流言蜚语，刊登耸人听闻的电讯，甚至最卑鄙地伪造官方文件，例如那个最惊人的诽谤杰作，即硬说芝加哥大火是国际所为并且向全世界宣扬的电报。报告说，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把当时摧毁西印度的飓风归罪于国际的恶魔般的影响。总委员会用国际的不断的进展来反驳了上述这些荒诞卑鄙的捏造：国际已经进入荷兰、丹麦、葡萄牙、苏格兰和爱尔兰，并且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了发展。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根据比利时代表的提议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全体牺牲者表示了敬意和同情。
接着开始讨论关于总委员会的问题。拉法格和左尔格论证了为了阶级斗争的利益而保存总委员会的必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没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是不行的．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个总委员会，那末也应该创立一个总委员会。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吉约姆。他否认保存总委员会的必要，认为它至多只能作为一个主管通信和统计的中央办事处而存在，因而要求剥夺它的一切权力。他断言，国际不是哪一个想出了绝对正确的政治、社会理论的聪明人所发明的，而是从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的，按照犹拉支部的意见，这种情况足以保证工人阶级的目标的统一。
讨论直到大会的第五天才结束，而且是在秘密会议上结束的。顺便说说，关于委托书是否有效的讨论也是关着门进行的。马克思发表了长篇的演说，主张总委员会的职权不仅应当保留，甚至应当扩大。总委员会应当有权在下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仅停止个别支部的活动，甚至停止整个联合委员会的活动——当然要在一定的保证之下。总委员会虽然没有掌握警察和军队，但是它的权威不应受到限制，与其把它贬低到邮筒的地位，不如干脆把它撤销。大会以三十六票对六票和十五票弃权的多数采纳了马克思的意见。
然后，恩格斯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由伦敦迁往纽约。他所举的理由是，关于总委员会由伦敦迁往布鲁塞尔的问题已经讨论过几次，但是布普塞尔方面一直对此加以拒绝。在目前的情况下，决议已经不容再事拖延，必须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至少应该在一年内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的提议引起了普遍的惊愕，而对多数人说来甚至是极不愉快的。法国代表反对得特别激烈：经过他们的力争，决定进行分段投票，先表决是否需要迁移，然后表决新会址的具体地点。迁移的问题以二十六票对二十三票和九票弃权的微少多数解决，接着有三十人赞成迁往纽约。然后选出了新的总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他们被授权遴选七名新委员。
在同一次会议上开始讨论政治工作。瓦扬按照伦敦代表会议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的精神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起来，这个政党要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严格划清界限并与之相敌对。瓦扬以及龙格特别援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说巴黎公社就是由于没有一个政治纲领而失败的。有一位德国代表说，施韦泽就是因为放弃政治活动而变成了警察的走狗的。这个论据更加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同一个施韦泽早在三年前就因为他的“议会迷”而在巴塞尔大会上被德国代表怀疑为奸细了。吉约姆也根据自己的观点举出了瑞士的经验，说那里的工人跟随便什么人达成竞选协定——有时跟激进派，有时跟反动派。犹拉支部根本反对这种勾当。它的会员也是政治家，不过是否定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不是要夺取政权，而是要摧毁政权。
争论拖延到次日，即第六天，也就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一开头就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兰维埃、瓦扬和其他布朗基主义者因为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他们不久后印发的一个传单上写道：“正当人们要求国际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它却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它逃避革命，跑到大西洋彼岸去了。” 左尔格接替了兰维埃的主席职位。然后，瓦扬的提案以三十五票对六票和八票弃权通过。一部分代表已经走了，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留下了赞成这项提案的书面声明。
最后一天的最后儿小时为关于巴枯宁和同盟问题的五人委员会的报告所占去。报告以四票对比利时委员的一票通过。委员会认定：第一，证明确曾有过一个有着与国际的章程针锋相对的章程的秘密同盟，但是不能充分判明这个组织是否依然存在。第二，章程草案和巴枯宁的信件都证明，巴枯宁企图——而且可能已经做到了——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有着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与国际的章程截然不同的章程的秘密团体。第三，巴枯宁曾经企图用欺骗办法霸占别人的财产；为了逃脱所负的债务，他本人或他的代理人曾经使用恐吓手段。基于这些理由，委员会的多数人建议把巴枯宁、吉约姆以及两人的其他一些拥护者开除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人库诺没有提出物证：他只是声明，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在这个间题上达到了道义上的确信，并且请求代表大会投信任票。
在这以前就已拒绝出席委员会的吉约姆在主席邀请他答辩时声明说，他不做任何辩护，因为，用他自己的说法，他不愿参加这场喜剧。他断言，这个打击不是针对着个别人，而是针对着自由联合的倾向的。这种倾向的代表者，就还在出席大会的人而论，已经对此有所准备并且缔结了一项团结公约。接着由一位荷兰代表宣读了这个公约。公约有四名西班牙代表、五名比利时代表、两名犹拉代表、一名荷兰代表和一名美国代表签名。签名者们表示，为了避免国际的任何分裂，他们准备同总委员会保持行政事务上的联系，但是只要各联合委员会不违反国际的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就不得对它们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千涉。同时必须建议各联合委员会和支部为下次代表大会做好准备，以便促使自由联合的原则获得胜利。大会甚至没有讨论这个建议，而以二十七票对七票（八票弃权）决定开除巴枯宁，并以二十五票对九票（九票弃权）开除了吉约姆。委员会有关开除的其余建议都被否决了，但是大会委托委员会公布有关同盟的材料。
海牙代表大会的这场压轴戏确是和大会不相称的。委员会以多数通过的决议因为有一个暗探参加起草而失去任何意义。但是当时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的。此外，如果开除巴枯宁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甚至仅仅由于在道义上确信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捣乱分子”，那末纵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一切阴谋，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硬说巴枯宁在财产上不分“你我”，以此来侮辱巴枯宁，则是完全不可原谅的。遗憾的是，马克思对这件事是负有责任的。马克思设法弄到了那个莫须有的“革命委员会”的所谓决议，这个决议曾威胁柳巴文不得要求巴枯宁偿还出版人作为翻译《资本论》的预支稿费而由他转交给巴枯宁的那二百卢布。这个文件的文字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当柳巴文成为巴枯宁的死敌之后，他把这个文件寄给了马克思并且在信中写道：“当时我认为巴枯宁无疑地曾经参与策划这封信。但是应该说，今天当我把全部经过冷静地重新一一思考过以后，我觉得完全不能证明巴枯宁曾经参与这件事，因为信实际上可能是在背着巴枯宁的情况下由涅恰也夫寄出的。” 事实正是如此。然而人们却仅仅根据这封连收信人都不相信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信，就在海牙代表大会指责巴枯宁是骗子。虽然巴枯宁屡次承认预支稿费的事并且答应设法偿还这笔钱，但是由于他长期的穷困，大概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在这个悲惨的事件中，我们关于那个唯一的受害者即出版家本人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他想必以一种哲人的泰然态度接受了他的职业使他充分习惯了的那种命运。有多少作家，其中包括一些极著声名的作家，预支了出版家的稿费而始终还不起。这当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赞颂的事，但是还从来没有人因为这种事而把罪人送上绞架。
（九）余痛
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竭力想维持国际的生存，它的历史还是以海牙代表大会而告终了。他们两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纽约的新总委员会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新的总委员会始终未能在美国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子。美国的各个支部之间也有许多分歧，也同样缺乏经验和联系、智力和物力。新总委员会的灵魂是左尔格。他熟悉美国的情况，并且曾经反对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但是，在一度推辞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总书记的职务，因为他的善良和忠实的为人使他根本不能在面临重大困难时推卸责任。在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外交手腕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无理由地担心，他们想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计划会引起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曾尽量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以免过早地增加本来已经很多的导致冲突的口实。但是他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意外成功仍然造成了痛心的结果。原来预料的反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了。
比较说来，德国人的反抗要缓和得多。李卜克内西是反对总委员会迁移的，他后来也总是指责这一措施的错误。但是当时他正和倍倍尔一起被羁押在胡贝尔图斯堡的监狱里。如果说他对国际的兴趣已多少有些减弱，那末爱森纳赫派的大多数人就更是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代表从海牙代表大会所得到的印象。1873年5月3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这点时写道：“虽然德国人自己也跟拉萨尔派有嫌隙，他们却对海牙代表大会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和他们自己的争吵相反，他们希望能在这次大会上看到始终如一的友爱和一致……”这或许是国际的德国会员对于总委员会的迁移不那么关心的一个非常不令人愉快的原因。
布朗基派的退出要更加危险得多。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除了德国人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倚重布朗基派的，特别是在他们反对观点完全倾向于巴枯宁派的另一个法国派别——蒲鲁东派的时候。使布朗基派特别感到愤慨的是，他们完全正确地看到，总委员会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剥夺他们实现密谋策略的这个杠杆。当然，他们自己害了自己。由于他们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开展运动，他们在退出国际之后就陷入了流亡者的不幸命运。1874年9月12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法国流亡者己经落得一败涂地，他们由于纯属私人的事情，而且大部分是出于金钱问题而彼此争吵不休。我们已经和他们几乎完全脱离了关系……战争、公社和流亡时期的闲散生活使这些人的道德可怕地堕落了。只有穷困才能使这些游手好闲的法国人振作起来。” 但这仍然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总委员会的迁移对英国的运动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9月18日黑尔斯就在英国联合委员会内提议谴贵马克思，因为他公然说英国工人运动领袖已经卖身投靠。这个提议被通过了，只有一段补充文字由于投票结果赞否各半而被否决了，这段文字说：马克思本人并不相信这种责难，而只是由于个人目的才提出这种责难的。接着黑尔斯宣读了把马克思开除出国际的提案，而另一名会员则提议拒绝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时黑尔斯已经完全公开地同犹拉支部的会员们保持着他们在海牙已经秘密建立起来的联系；11月6日，他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他们说，旧总委员会的伪善已经被揭穿了。旧总委员会企图借口消灭它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其他秘密团体，而在国际内部建立秘密团体。但是黑尔斯同时强调说，英国人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是同犹拉各支部并不一致的。英国人确信积极进行政治活动是有益的，但是他们也承认其他联合委员会由于各国的不同条件而必须拥有的完全自主权。
埃卡留斯以及荣克都成了黑尔斯的热心的同盟者。荣克开始时还有些审慎，后来就比谁都猛烈地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了。他们两人当时犯了许多重大的过错，他们由于个人的动机而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先是由于对马克思更多地听信恩格斯而不重视他们的意见——至少表面看来如此——感到嫉妒和恼火，后来则是由于失去了他们作为总委员会的老委员而占据的显要地位。遗憾的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地位更加深了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他们都是作为马克思观点的最坚决和最透彻的说明者而闻名的。现在，当他们以犹拉各支部对这些观点的宽容来证明海牙决议的偏狭的时候，他们也就把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独裁作风的流言变成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了。
同时，他们所采取的破釜沉舟的作法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在英国、特别是在爱尔兰各支部中，以及在英国联合委员会内部，他们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于是，他们就玩弄了一场类似政变的把戏，向国际的全体会员和各支部发表了一篇宣言，声明英国联合委员会已由于内讧而分裂，不能够进行共同工作了。他们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来决定海牙的各项决议是否有效。宣言对这些决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埃卡留斯和荣克不反对海牙代表大会承认政治活动的必要性这一点，因为这是多数人所同意的。他们反对的是，总委员会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各联合委员会应在本国执行的政策。联合委员会的少数派立刻在一篇似乎由恩格斯起草的宣言中反驳了他们的谰言，并且反对建议召开的代表大会，认为它是非法的。但是这个代表大会还是在1873年1月26日召开了。大多数的支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并且只有这些支部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一开幕，黑尔斯就猛烈攻击旧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而埃卡留斯和荣克则热烈地支持他。大会一致反对海牙决议并且拒绝承认纽约的总委员会。大会还主张只要国际的多数联合委员会认为必要，就召开新的国际代表大会。英国联合委员会就这样分裂了。它的残存的两派都已无力积极参加1874年的选举，这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工联的行动而推翻了格莱斯顿内阁。工联曾经提出了很多候选人，并且第一次把两名会员选入议会.
根据纽约总委员会的决议于9月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成了所谓国际的死亡的见证。也在日内瓦召开的巴枯宁派的大会，仍然有英国代表二人（黑尔斯和埃卡留斯），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代表各五人，意大利代表四人，荷兰代表一人和犹拉代表六人出席。而出席马克思派的大会的代表却儿乎全是瑞士人，而且大部分居住在日内瓦。连总委员会都未能派出一名代表。同样地，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没有一人出席大会。出席的只有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奥地利人。老贝克尔夸口说，在不到三十人的大会代表中有十三人是他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为的是用到会人数来提高大会的威信并且为多数人保证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当然没有这样欺骗自己。他坦率承认大会的“失败”，并且劝告总委员会暂时把国际的形式上的组织放到次要地位，而致力于确保纽约的中心点，不使任何白痴和冒险家有机会攫取国际的领导权来败坏事业的声誉。事件的进程，事件的必然发展和错综关系，将使国际以新的面貌复兴起来。这是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做出的最英明和最妥善的决定。但遗憾的是，这一决定的影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想给予巴枯宁最后一次打击而被削弱了。海牙代表大会曾委托建议开除巴枯宁的“五人委员会”公布它的调查结果。但是委员会没有执行这一任务，这可能是由于委员们“散居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是由于它的威信已经极度动摇，因为有一个委员承认巴枯宁是无罪的，而另一个委员在这期间已被揭露是警察的奸细。于是海牙代表大会的文书委员会（杜邦、恩格斯、勒穆修、马克思和赛拉叶）代替原来的委员会担起了这一任务。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几个星期，委员会发丧了一个题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由恩格斯和拉法格起草的。马克思仅仅参加了最后几页的润饰工作，但是他所负的责任当然并不小于直接的起草人。要批判地分析这个一般简称为关于同盟的小册子的文件的各个细节正确与否，需要用和这个小册子同样的篇幅——十个印张。但是即使我们不去做这种分析，也不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斗争中双方总是互相猛烈攻击的，而巴枯宁派在进攻马克思主义者时也是不择手段的。因此即使有时人们对他们有些苛刻甚至不公平，他们也是没有权利抱怨的。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应该说这个小册子也是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其他一切著作的。这个小册子完全没有他们的其他论战著作中所有的那种独特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否定的批判表现出来的那种新观点的积极的一面。小册子没有片言只字谈到导致国际衰亡的内在原因。它只是《机密通知》和《所谓国际的分裂》这一通告的继续。它断言，正是巴枯宁及其同盟用阴谋诡计破坏了国际。这个小册子不是一个历史文件，而是一个单方面的起诉书，它的倾向性是在每一页上都历历在目的。德国的翻译者认为自己有义务用检察官的笔法对它加以润色，把它题名为《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
国际的衰亡根本不是由于秘密的同盟的存在，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同时，小册子也没有证明这个同盟的活动造成了哪些实际的结果．海牙代表大会的调查委员会在这方面只好使用“或许”和“可能”一类字眼来支吾其词。当然，不能不谴责巴枯宁醉心于想入非非的章程草案和热中于虚张声势的宣言的做法。但是，既然没有不利于他的任何确凿的罪证，那末就应该承认这一切主要是他的蓬勃的想像力在作怪。但是，小册子却用一半的篇幅来叙述“高尚的”吴亭所揭露的有关涅恰也夫案件以及巴枯宁的西伯利亚流放的种种材料，说什么巴枯宁在流放时期就已经显示出勒索者和小偷的本领了。小册子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把涅恰也夫的言谈行为都直接记在巴枯宁的账上。特别是关于西伯利亚的一章简直是一篇低级趣味的小说。据说巴枯宁流放时期的西伯利亚总督是他的什么亲戚。由于这种亲戚关系以及巴枯宁对沙皇政府的效忠，他成了西伯利亚的秘密统治者，并且滥用权力，“为了几个酒钱”而纵容资本主义企业主。当然，这种贪欲有时也为“巴枯宁对科学的仇恨”所抑制．例如，他曾破坏西伯利亚商人想在当地建立一所大学的计划，而建立大学是必须得到沙皇同意的。吴亭特别“天才地”渲染了巴枯宁向卡特科夫敲诈大笔钱财的故事。几年以前波克罕就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这是捏造的，但是没有为二人所相信。据波克罕说，巴枯宁是从西伯利亚写信给卡特科夫，请求寄几千卢布给他做逃亡费用的。而按照吴亭的说法则是，巴枯宁在逃跑成功之后才从伦敦写信向卡特科夫借钱。他受着良心的苛责，急于要退还他在西伯利亚流亡时期从一个火酒专卖包税人接受的贿赂。这毕竟可以算是一种悔过的标志吧，但使吴亭特别感到愤慨的是，甚至这样一种人类的感情，在巴枯宁那里也表现为向一个他明知是“告密者、文坛的恶霸和俄国政府的爪牙”的人乞讨金钱。吴亭的想像力达到了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并且还远未以此为满足。
1873年10月末，吴亭到伦敦来报告有关巴枯宁的“更加惊人得多的事情”。恩格斯在11月25日写信给左尔格说：“这个人〔 指巴枯宁。——梅林〕 在把他的革命手册热心地付诸实践．许多年来他和他的同盟就专靠敲诈勒索过活，并且有恃无恐地以为，只要这些勾当中有一件宣扬出去，就不免要把一些受人敬重的人物牵连进去。你简直想像不到这是一帮何等卑鄙的家伙。” 幸亏在吴亭来到伦敦以前，关于巴枯宁的同盟的小册子就在几个星期前发表了。因此，那些“更加惊人得多的事情”就始终在吴亭的热爱真理的胸怀中秘而未宣。此后不久，吴亭就痛悔前非地投向沙垒慈父的怀抱，靠贩卖火酒和供应军需品来大发其财了。
正是这本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在其中大显身手的论述俄国的这一部分，使小册子的政治效果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它甚至引起了那些同巴枯宁不睦的俄国革命家的反感。巴枯宁对70年代俄国的运动的影响并未缩小，而马克思却失去了他在俄国已经赢得的相当大一部分同情。而且正是由于小册子所获得的那唯一的成就，小册子在其余方面就成为泡影了。它迫使巴枯宁本人退出了斗争，但是它丝毫未能损害冠着巴枯宁的名字的运动。
巴枯宁先是用投寄给日内瓦报的一则声明傲了回答。这个声明证明了小册子的攻击所引起的沉痛心情。巴枯宁用海牙调查委员会中有两名奸细（实际上是一名）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些攻击是站不住脚的。然后他以自己已年达六十并且患有日益恶化的心脏病为由表示隐退。“让另一些更年轻的人去干吧．我自己已经没有必要的力量，或许也没有必要的信心来为反对到处高奏凯歌的反动势力而继续滚动息息法斯的石头了。因此我要退出斗争舞台，并且只向我的亲爱的同时代人请求一件事——忘却。从今以后，我不打搅任何人的安静，希望别人也不要打搅我的安静。” 他责备马克思把国际变成了私人报复的工具，但是仍然承认马克思是这个“伟大而卓越的协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巴枯宁给犹拉支部会员们的告别信虽然极其激烈地攻击了马克思，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比较平静的笔调写的。他在信中不仅把俾斯麦的外交，而且同样地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工人必须对之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的反动中心。他这一次也用年龄和疾病来说明他退出运动的理由，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斗争，与其说有所助益，无宁说将成为障碍。但是，他所以有理由隐退，无宁是因为日内瓦的两个大会证明了他的事业的胜利和他的对手的失败。
当然，巴枯宁拿“健康状况”做理由，曾被人嘲笑为无聊的把借口。但是他后来在极端困苦和病痛中度过的那几年，证明他的体力确实已经衰竭了。从巴枯宁给知友们的几封密信还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迅速胜利“或许”已经失去了信心。1876年了月1日巴枯宁死于伯尔尼。他理应死得更为快乐，他理应从工人阶级的许多人（即使不是工人阶级全体）那里受到更为光荣的怀念，因为他曾为工人阶级的利益那样英勇地斗争过并且受过那样多的痛苦。
尽管巴枯宁有过种种的错误和缺点，历史却保证他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中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虽然，只要地球上存在着庸人，这种光荣的地位总是要引起争论的，而不管这班人是用警察的夜帽遮起自己的长耳朵，还是用马克思的狮子皮来极力掩盖自己发抖的脚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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